6月1日，远东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远东发展”）宣布与恒安国际有限公司（“恒安国际”）向中国香港部分中小学师生、仁济医院及深水埗区的弱势社群共捐赠一百万个口罩，这其中的五十万个口罩捐赠给了中小学，强化教师和学生的防护，为学校复课做好防疫储备。 远东发展主席兼行政总裁丹斯里拿督邱达昌表示：“远东发展一直致力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热心公益，心系小区。此次远东发展很高兴能与恒安国际携手，透过仁济医院及不同机构支持香港的有需要的人士及为中小学复课提供充足的防疫储备，为香港出一份力。” 恒安国际副总裁许清池表示：“恒安国际通过实际行动，承担应有社会责任，追求企业与社会共同成长，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编辑 田冬）
京东与快手达成了战略合作，且“长期有效”。在业内看来，这是一场恰合时宜的握手，也将是艰难权衡的长跑。 那么，短视频卖货受困于供应链薄弱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吗？流量与变现的天平如何不失偏颇？商业与娱乐结合的限度几何？细节决定了这场看似水到渠成的合作，能否真的皆大欢喜。 首例长期联姻 短视频平台与电商企业间的高墙终于要真正拆除了吗？ 5月26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内部人士处确认，京东与快手的确达成了战略合作，且“长期有效”。这场合作不但为“6·18”加了佐料，还让视频平台与电商的联合从草莽转向正规化。 这则合作消息惊扰得四方不安，不仅是因为这场合作发生在流量高光时间段的“6·18”，还因为是短视频与电商企业将长期并肩同行的首个案例。 据了解，京东和快手达成战略合作后，消费者将可以通过快手购买京东自营商品，且无需跳转。对于此事，京东方面一直没有给出公开回应。 “合作本身不意外，长期合作倒有些可玩味的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内容电商经营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她认为，快手、抖音、映客(港股03700)这类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本身就是握有价值流量的渠道；京东、淘宝、天猫、拼多多等电商，也是捏着流量的渠道，又有供应链基础。虽然前者苦于内容变现之路崎岖不平，后者陷入新流量不知从何而来的尴尬窘境，但想要双方赤诚相待地长期合作，“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真的太难了”。 上述人士解释称，短视频平台因内容才会聚集流量，一旦以带货为目的的内容占比过多，会降低可读性和娱乐性，且主播带货频出瑕疵，反而会导致流量流失。 电商巨头早期经历了内容导购APP的“倒戈”，起初内容导购App的确向前者导流，后期逐渐将用户截流形成了有消费者也有商家的电商，算是挖了电商巨头的墙脚。“有了前车之鉴，电商巨头也就有了防备。” 此外，对于跳转至第三方电商的商户，部分短视频平台的抽佣比例接近45%，“如此高的抽佣，如果短视频企业又不能给电商提供足够的流量，电商就做了一笔亏损的买卖”。该经营者给出了诸多理由。 事实上，去年“6·18”前夕，快手与拼多多也有过暂时合作，当时拼多多商家接入快手主播资源做商品直播推广；斗鱼与天猫的合作也仅限于几场。求索内容变现的短视频平台、渴求海量且新鲜流量的电商平台，两者从未站在对立面，但也从未深度合作，似乎若即若离且彼此试探着。 利益各取所需 商业联姻背后，必然是一场围绕利益进行的谈判。 直播、短视频平台希望将流量变现；品牌商与店铺掌握商品、货源，希望借助直播增加销售渠道；电商企业则希望充分调动公域流量、撬动私域流量，且借此寻求着站外的流量，最终目的仍是提升交易额。 各取所需显然是促成主播、品牌商和电商平台合作的主要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者表示，“快手的流量终于找到一个承接，内容变现的渠道更为正规了。快手可专注于内容、积攒流量；京东也能更好地卖货。大家都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从快手与京东目前的合作来看，先期进驻快手的为京东自营商品，售后与物流由京东承担，此举将促使双方合力解决直播带货普遍存在的品控、售后、发货不可控的问题。当下，短视频平台想要直播带货成功，需要更为可靠的供应链，如今却深陷品控售后难以把控的雷区。 目前，散、乱、小的供应链难以撑起直播带货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MCN机构或短视频平台自身搭建供应链，时间漫长、阻碍颇多且成本高昂，完全摆脱电商另起炉灶并不现实。一位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短视频平台的商品供应和质量难有稳定保障，白牌为主，缺乏品牌商品。想要确保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完善、物流配送可控，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就需要能满足其上述需求的电商企业。 有观点认为，京东搭上快手，可以加速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布局，并在直播电商新场景上获得增益。从京东角度来看，快手拥有3亿日活用户，且主要分布在下沉市场，京东接入快手，再加上拥有微信一级入口以及京喜，能实现对下沉市场的基本覆盖。 或许，京东与快手的合作，让双方心愿达成时，也能为视频平台与电商的联合从草莽转向正规化打下基础。 考验耐力的长跑 “新婚”总是甜蜜，但日久也难免红脸。这句话，或许也能用来描述京东与快手的合作。 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专家、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健分析认为，电商找短视频平台合作，前者为流量，后者为变现，这场你来我往的交易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只能是对电商平台中心经营的一种补充，或许不适合长久合作。” “双方合作越久，产生的难点、困惑就越多，最终会呈现‘分裂’状态。”王健解释道。 快手与京东在脱离下沉市场衡量用户群时，就会隐现出“不适配”的担忧。不过，双方的合作从现阶段来看，是一场恰合时宜的握手。王健分析认为，电商平台都在尝试突破传统的交易模式，希望借助各种服务延伸来触达消费者。当下，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直播，内容的娱乐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基于聚合效应，促成了京东与快手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快手购买京东商品无需跳转页面的设定，会改良购物体验，这点打破了诸多隔阂。王健表示，此举有利于消费者更快下单付款，但需要双方在技术层面实现无缝衔接。实际上，如果在视频内容与网购商品链接中需跳转页面，将广告推销的意味表现得更加明显，容易引起部分用户的反感。 不过，商业与娱乐的结合要有限度。王健强调，从视频到商品没有“跳转”，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王健解释称，商业关系与娱乐性是应该进行区分的，两者的结合可能会让用户对人际、娱乐产生疲劳感。就如同微商在朋友圈对熟人进行长期的信息轰炸后，用户的信任度会逐渐下降。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 关于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前景，我分享三个方面的观察。 一、要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主要支持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重点是防止发生系统性崩盘。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力度同样非常大，包括很快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几乎不限量的流动性支持，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于，上次重点支持的机构是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这次的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当然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也有类似的反映。这次中国各部门和机构都遭到大冲击，其中，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最大，过去几个月我也一直呼吁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因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非常多，也很重要，贡献了60%以上的 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率，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问题。 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左右，即每年约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一起倒闭，造成大量员工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如果这三者之间再共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所以，如今看我国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并不是关注每一家企业会怎么样，更多是关注系统性的问题。 疫情之初，我们对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在全国大范围施行隔离政策。期间很多中小微企业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但开支却没有停止，对现金流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主要是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如今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导致的不仅是资不抵债，还有流动性现金流断裂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因为它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中国城镇就业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社会稳定。 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也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流动性方面的力度相比欧美要节制，其他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和很多发达国家对比，也有差异。其他国家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比如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保证不解雇工人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第二是提供失业救济；第三是直接支付现金。这三大政策既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是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 中国的所有政策目标也是如此。在财政方面主要是三大类政策措施，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减税，三是提供公共卫生开支，还包括减免租金、减缓缴纳社保基金，以及财政部对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等补贴，都非常重要。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措施，因为先要让他们活下去。 帮助中小微企业、老百姓先活下去，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当疫情控制住开始复工复产，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经济复苏才有条件。如果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也没有消费需求。如果企业都已经倒闭，工人都被解雇，再谈经济复苏会很困难。 二、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会有新变化 这一次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相对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二十年我们也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和就业，而且两次都比较成功。 这次冲击与以往相比不同，这次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次危机也有新基建、都市圈的提议。 个人判断，下一轮经济复苏会有一些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这次出口恢复更困难，不像以前经济一复苏出口就恢复。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目的是希望制造业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这就是如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得最糟糕的国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并恢复经济。 二是这次即便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也不可能像之前四万亿那样大。如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相比十几年前有很大变化。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退出太慢的问题？这些是否导致经济复苏更加缓慢一些，目前不好确定。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底子也厚了。面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也有不同的亮点。 亮点一，消费也许会成为下一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状况决定国际市场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经济周期发展，即十年、二十年没有经济衰退。 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消费可能就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不过短期看，消费也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很多缺乏良好社会保障的普通老百姓，几个月收入明显下降，即便疫情控制住了，消费复苏也会比较困难。 亮点二，这次危机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受疫情影响，封城后很多活动都被迫停下来，但是线上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在线会议、线上教学。很多餐馆在疫情期间开始做外卖，很多制造公司的线下店关门后把业务转到线上。没有数字技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数字经济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至少减缓了部分冲击，这在数字金融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期间依然线上进行，而实体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关门。经过这次疫情，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的实施，投资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三、疫情后两大风险预测 疫情过后，个人猜测，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每个企业、每个人关注。 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 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口罩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在这次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就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的局部脱钩。我现在仍然认为是局部脱钩，但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脱钩程度更高？尽管这并不属于经济问题，更多是出于风险管理甚至政治需要，但是对于这类风险要足够重视。 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美国、日本、欧洲都采取了几乎是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疫情过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从105%上升到122%。 个人认为，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厚非，因为要防范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政策很难。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没有退出，经济也没有明显复苏。 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因为紧缩一般不太受欢迎。所以，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要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场的压力，总归是有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对此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做充分估计，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6月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证券日报》申报的《年终专稿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展望2020》、《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报道》和《5·19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融媒体系列报道》系列作品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此次评选活动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11家单位共同主办，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承办。 据证券业协会介绍，自2019年底开始，评选活动共收到66家媒体单位及个人的351件作品申报。经专家评审，共评出71件优秀作品。其中，特等奖6件、科创板报道特别奖5件、一等奖12件、二等奖17件、三等奖21件、新媒体传播奖10件。本次评出的71件优秀作品紧紧围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四大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传递好声音，集中展示了广大资本市场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坚守初心使命、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主办方表示，新闻舆论工作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旨在引导新闻媒体积极报道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推进取得的成果，提升资本市场新闻宣传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主办方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当前更需要依靠奋战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传播第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引导作用。希望新闻媒体继续坚持客观报道和正面宣传，塑造引导稳定市场预期，讲好资本市场故事，让资本市场新闻报道更专、更深、更实，新闻作品更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大攻坚战收官之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业内高度关注的法定数字货币，预计何时能正式发行？对于下一步货币政策，又将有何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5月26日，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就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涉众金融风险全面治理 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 易纲介绍，总体上，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具体来看，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 不过，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易纲指出，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下一步，央行将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近年来金融监管的重点工作，由点及面地化解存量、遏制增量，在影子银行、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等领域实现了平稳有序处置，重点需关注这些业态的关联领域是否受到影响，还需关注处置工作的后续进展等。”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如是评价。 苏筱芮建议道，针对进一步化解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一是可针对处置成效不明显、违法事实确凿的情形，加快立案进度；二是部分针对涉众金融的底层真实项目，要督促和协助追赃挽损，加大对恶意逃废债人员和企业的惩治力度，切实回应受害群体呼吁；三是可通过制度、流程上的改善，引进监管科技等最新技术来提升监管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从而尽量减缓案件积压情形。 数字人民币未落地发行 对于广受关注的数字货币问题，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在谈及数字货币最新进展时，易纲指出，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早在2014年，央行便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央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变革与管理学院区块链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刘峰指出，推行法定数字货币，一方面是顺应数字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我国数字经济的一个大战略。因为法定数字货币涉及到国家的金融稳定，因此长期及多个阶段的封闭式测试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一资深人士同样称，数字货币具体什么时候落地要多方位考量。尽管已经内测，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正式推出时间表，一方面是因为内测后还要公测，时间周期比较长，此外，目前全球没有一个落地非常完美的法定数字货币案例，对于数字货币真正落地后的社会价值还未能确定，因此央行会非常谨慎来推行。 持续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 针对下一步货币政策，易纲也进行了回应。易纲明确，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易纲指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下一步仍将继续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易纲介绍，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政策。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 “近期，央行进入了政策观察期。从官员表态上看，一方面是对货币政策仍需加码的引导，但另一方面，近期政策制定层也在对货币政策边际收缩释放信号，这些都是对于前期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所带来边际效益减弱的关注，而这些声音在5月以前是很少听到的。” 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认为，究其原因，很可能是两会为财政“输血”力度较大，后期财政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增加，央行需要观察财政政策效果，进而作出能够形成“合力”的货币政策决策。 王全月进一步称，5月以来，银行间市场主要品种价格回暖明显，流动性过剩的情况明显改善，伴随地方债发行速度提升，市场流动性需要逆回购进行补充。同时，央行也需要通过MLF利率的下调引导LPR进一步下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则指出，今年，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和节奏都将较之前更加强化，尤其是提出了关于货币供应量和社融的新目标，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不过，相对于今年以来近5个月的情况，未来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力度和节奏，不会明显扩张。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可能需要有所降温，继续像一季度那样较大力度的货币宽松可能性较小。
时隔3年，徐翔离婚案终于有了新的进展。近日，徐翔妻子应莹公开发文称：青岛中院承办法官已告知，资产甄别已“进入尾声”。 《证券日报》记者据此采访了多位券商人士和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君致（深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陈栋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徐翔本人已明确同意离婚，意味着离婚判决是肯定的，而后的财产分割将顺理成章。但是，能够分割多少财产或能否获得上市公司股权分配，还不能够完全确定。 应莹的选择 或接手上市公司股权 应莹在公开发文中称，初步考虑分割的财产可能会是现金或上市公司股权。应莹还表示，“会做好股权激励。” 应莹在文中称，日前与律师合计三人，受青岛中院徐翔案承办法官邀请，到青岛双方进行了当面交流。承办法官告知，资产甄别已“进入尾声”，但本人还是悲喜交加，“悲”的是涉案资产应在徐翔案判决前就甄别清楚，合法资产予以返还，但因各种原因周期长达三年，导致被冻结资产严重缩水；“喜”的是目前告知“进入尾声”。 陈栋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徐翔的刑事案件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应莹则是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其离婚案与财产处理。徐翔被宣判刑事责任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尚未对其判处的罚金和违法所得追缴进行执行案件的立案，根据应莹本人以及青岛中院的说法是：因为财产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甄别工作，根据司法“先刑后民”的原则，上海黄埔法院对应莹、徐翔离婚案中涉及的合法财产分割，势必要引用和参考青岛中院的甄别结果。在徐翔案件中，目前青岛法院仅仅是“甄别进入尾声”，连执行程序都未进入。因此，上海黄浦法院不会在青岛法院执行完毕之前轻易做出判决，否则可能会导致“相互矛盾的司法处理结果”，这才是案件周期长的原因之一。 应莹在发文中称，“被冻结股权影响到了上市公司大恒科技、宁波中百等再融资业务，除了公司前景有所影响，还涉及到数万员工和数十万投资人的利益。” 应莹还表示，“青岛中院承办法官明确罚金仅针对徐翔本人，确认与徐翔父母等合法资产的所有权，会依法分割后返还。” 能分多少股权？ 要看青岛法院甄别结果 陈栋强认为，应莹的离婚案已经开庭，虽然还未做出最终审判，但徐翔本人明确表示同意离婚，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离婚是可以肯定的，双方的合法财产分割也可能变得顺理成章。但能分得的财产有多少，目前很难判断，至少在资产甄别结果出来前很难判断。 “应莹此前曾强调，被青岛中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资产至少有120亿元是合法资产；她本人应当在离婚后分得一半，也就是60亿元。”但陈栋强向记者透露，在最新发文中应莹模糊了具体的财产数字。依照应莹的说法，由于“甄别周期过长，股权资产已经大大缩水。”这意味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被查封扣押的资产最终是全部拍卖兑换成现金，还是直接以原始资产形式分割到她手中。 陈栋强同时指出，应莹提出分割资产只是自己的愿望而已，能否分得价值几十亿元的资金或资产，还要等待青岛法院的甄别结果。 深圳某券商投行部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从应莹发文内容来看，她已经考虑会接受上市公司股权分配。“徐翔案比较复杂，分割上市公司股权涉及实控人的变动问题，此前发生的上市公司董监高离婚案金额作为借鉴，一般周期都比较长。” 这位券商投行部负责人同时表示，罚金以外的财产应当是合法财产，对应的是可分割多少股票，就可行使多少股东权利。至于是否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能够控股上市公司，还要看法院最终怎么判，能够分配多少股权给她。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2020年6月1日，央行联合其他四部委，发布了《信用贷款支持通知》，宣布人民银行将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 对此，我们的评论如下。 1、直接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手段，更像是新型的“降准”，与再贷款有较大不同。与再贷款相比，直接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有两大好处（差异）： 一是更具主动性，再贷款是一个被动的政策工具，传统的支小再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余额监控”，由银行发起，将合格抵押品质押给央行，央行再回应，释放流动性给银行。 如果银行不需要，那么央行设立的再贷款额度将无法发挥支持实体的作用。但现在，央行是主动下场购买贷款，主动运用再贷款额度。 二是直接购买，对银行来说，能获得没有任何成本的资金。传统的再贷款，本质上是一个信用贷款或抵押贷款，银行需要支付给央行利息，银行赚取资产端的收益率和再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 而直接购买这个过程，按照已有的信息来看，银行按原金额还给央行，无需给央行支付利息，本质上是一个“无偿使用”的流动性支持，类似于一种新型的“降准”工具。 但与降准不同的点在于，降准是先给银行流动性，然后鼓励银行支持实体，有可能央行降准释放了100亿的资金，但银行最终只放了20亿给实体，有80亿进入了金融市场。 但购买小微贷款，是银行先给小微企业投放贷款，形成存量贷款资产后，央行再投放免费的流动性。如果银行放了400亿，有100亿的贷款符合央行要求，那么央行就投放100亿。 这个过程，一具有激励效应，之前再贷款，银行赚取的是小微企业贷款与再贷款之间的利差，而现在银行不用支付任何成本，能完全获得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益更高。 换言之，直接购买小微贷款既能帮助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补充银行流动性，也能激励银行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促进宽信用。 二能有效防范脱虚向实，释放多少流动性，实体就获得了多少流动性支持，比单纯的降准更能支持实体经济，是纯粹的宽信用工具。 2、央行的安排，与海外央行创造的货币政策工具相比，要更加合理，央行基本不承担风险。 按理而言，央行下场购买贷款资产，贷款资产的所有权应该是转移给了央行（央行是通过SPV的模式，通过持有SPV来间接持有），央行应该自负盈亏，获得贷款收益权的同时，承担贷款资产的损失。 但根据现有的安排，央行让渡了贷款资产收益的所有权，同时也将贷款资产损失的可能性转移给了商业银行，央行既没有收益，也不会发生亏损。 这个过程，就有点像：你从地摊买了苹果，然后你把苹果给了地摊摊主，告诉他，我把吃苹果的权利让给你，苹果如果是坏的，那是你的责任。 如果按这样理解，央行创造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全就是给银行红利，根本不像再贷款，更像是“新型的降准工具”：银行先贷款，央行再降准。 3、该工具的出现，是央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也是宽信用的要求。 按照我们前面对该手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直接购买小微企业贷款实际是一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过程，这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创造直接支持实体经济工具”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看做是央行对政府工作报告这一要求的落实。 同时，这也是央行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所使用的手段。 在今年1-4月份，央行曾经利用宽货币，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达到宽信用的目的。 这种手段从效果来说，是不错的。最直观的，债券融资在3月、4月连续两个月的增量都超过了9000亿，社融增速也从2019年年底的10.7%大幅抬升至12%。 但这个过程有比较明显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加杠杆过于盛行。 虽然传统上，金融机构利用借隔夜资金，来购买更高收益债券，加杠杆获得套息收益的行为是正常的策略选择，但这个策略对流动性和资金面宽松要求很高。 一旦宏观经济环境要求央行宽松的幅度变弱，减少流动性供给，资金面就有可能因为流动性供给的减少而出现明显的收紧，过去借隔夜加杠杆的投资者因为加杠杆难度上涨，收益下降，会主动平掉头寸。 这时债券市场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动荡。这是央行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央行的希望是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充分发挥对实体的支持。 因此，对央行来说，利用投放流动性、压低货币市场利率来宽信用的手段，存在弊端，需要时不时的扰动资金面，加大资金面的波动，来打击债券市场加杠杆的风气。 现在，利用创新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不经过金融市场，则可以规避这一弊端，在实现宽信用的目标的同时，还不会让金融市场加杠杆的策略过于盛行。 4、该工具对债偏利空。 直观来看，这一手段至少给银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是一个释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这对债市看似是利好。 但与过去“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方式不同，这一手段是先宽信用再宽货币的过程，其产生的激励效应会提振社融和M2增速，尤其是提高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 债市能从这个流动性投放过程中受益多少可能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这一直接跳过宽货币，而实现宽信用目的的货币政策工具创设，其实标志着央行的货币政策重心已经明显转移至宽信用这一端。 虽然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降准降息还会有，宽松的货币环境还没有终结。但对债市而言，最好的货币环境已经过去。 货币政策在1-4月份是明显的救急模式，实体需要流动性来挽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直接放水是最好最及时的选择、 而现在，国内大部分行业基本恢复正常的经营，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减弱，继续保持“投放流动性”救急的模式，不可取。 配合财政，刺激需求，宽信用才是央行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这种诉求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模式可能已经回归2019年的相机抉择。 由于单纯的宽货币已经结束，债市单边下行的过程也已经结束。在宽信用和宽货币的组合下，债市将是震荡市，螺蛳壳里做道场将是投资者接下来获取收益的常态。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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