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生鲜电商获得了一波实打实的流量红利。来自易观的数据显示，生鲜电商行业2020年一季度活跃用户相较同期增加65.7%，日均活跃人数、人均单日启动次数、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等维度数据都实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2020年一季度生鲜电商行业日均活跃人数为658.1万，较去年同期增长104.8%。 疫情促使很多消费者改变了购物场景，生鲜电商得以扩张。但随着复工复产生活回到正轨，数据回落必不可免。 如何将增量用户转化为存量，成了当下生鲜电商们焦虑的痛点。 5月29日，盒马鲜生联手奈雪的茶推出端午节新品：可可、白巧两款“宝藏粽”。这并非盒马首次跨界炮制网红IP，今年3月份盒马曾联合喜茶推出网红青团，受到不少“后浪”青睐，网红IP成为盒马独特的文化品牌。 生鲜电商面临挑战 疫情期间，生鲜电商的订单量迎来暴增。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份中国生鲜电商平台月活排名中多点月活达1026.4万人，排名第一。盒马鲜生和每日优鲜排名二、三位，月活分别为892.7万人和735.7万人。 “疫情期间，生鲜电商遇到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与我国产业环境、城镇化发展方向相吻合，生鲜电商产业模式的基础、需求明确，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艾媒咨询集团创始人兼CEO张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生鲜电商爆发式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只是疫情加速了爆发的过程。 张毅认为，疫情过后，生鲜电商必然会出现用户活跃度下滑的情况，“不是因为所谓‘伪需求’，而是因为疫情期间市场增长过快，市场会逐渐回归合理。即使产生一定的回流，长期来看生鲜电商整体需求和方向不会改变，未来竞争淘汰将加速。”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整体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2019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1620.0亿元。预计2020年生鲜电商行业市场规模达到2638.4亿元。随着电商渗透率加强、用户习惯养成，及新冠疫情时期出现的需求激增，中国生鲜电商平台将成为新兴成长市场。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疫情对人们出行造成很大限制，因此对于生鲜电商的需求短时间提升，但这种需求提升是受到特殊原因的刺激，而且生鲜电商的价格和及时性等方面与商超或传统市场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因此疫情趋缓、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的消费需求变化影响，生鲜电商的增长可能下滑、并回归此前的常值。 盒马跨界花式造IP 在如何留客的命题上，盒马像迪士尼一样，在造IP方面下足了功夫。 端午节将近，粽子陆续在各大生鲜平台上线了。盒马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除了传统的白水粽、猪肉、蛋黄、豆沙粽外，今年盒马根据不同年龄层喜好，研发出高汤五花肉、猪脚、熔岩巧克力、非洲野辣等不同口味的粽子。与奈雪合作的“宝藏粽”是一次跨界创新，将奶茶口味融入到粽子中。 据了解，“宝藏粽”研发打破传统的粽子包裹形式，采用先“卷”后“包”的形式，让人一眼就能看见粽子里的层层叠叠的馅料，不仅还原了奈雪热卖款Miss可可宝藏茶的风味，还增加了蛋皮、紫米、麻薯、巧克力、珍珠多种食材的混合配比，口感更有层次。 盒马工坊项目负责人表示，与奈雪此次跨界合作，可以将双方优势展示在商品上，创意融入美食，一方面延绵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打造更符合当下消费趋势的时令单品，吸引不同圈层。 盒马造IP的能力获得不少品牌的青睐。喜茶通过与盒马“食”验室的合作，推出的联名款青团，未上线就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的抢购，每天预售1小时内就售罄。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所有的跨界都是为了实现品牌资源最大化、粉丝的资源最大化、营销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电商跨界有的做得不错，有的效果一般，从盒马几次战略、构思、创意来看，都不是仓促而行的，是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 从产业端结合消费端来看，盒马牵手奈雪是一次有针对性的精准跨界行为，因为盒马在中老年人人群中，已经有非常高的认可度，接下来该考虑如何抓住年轻群体的心。此前盒马与喜茶合作，完美收割了喜茶的粉丝，此次联手的奈雪属于喜茶的竞品方，盒马能够策略性的拓宽年轻用户群体，通过与新生代黏性不断加强，拓展其粉丝队伍，对于盒马未来在多城市布局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隔近两月，央行再度重启逆回购操作，规模100亿元，期限7天，利率与前期持平。不过，因规模低于市场预期，消息公布后，国债期货大幅跳水。在分析人士看来，央行开展小量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在稳增长、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既要释放一定流动性，也需要控制金融体系内部风险。此次逆回购投放100亿元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能起到重燃宽松预期、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预计未来降准、逆回购等操作仍可期。 重启逆回购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消息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单日净投放100亿元，利率方面与前期持平，仍为2.2%。此前，央行在3月30日、3月31日，分别进行了500亿元、20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利率均为2.2%。 连续37个交易日“空窗”影响下，市场资金利率小幅上行。数据显示，5月26日，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间同业拆放利率全线上行。其中，隔夜品种上行40.7基点报1.88%，7天期上行12.3基点报1.9080%，1个月期上行2.6基点报1.3420%，3个月期上行0.5个基点报1.4050%。 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指出，央行时隔37个工作日重启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出于维护市场流动性和预期稳定，政策稳健略偏松格局未变，流动性充裕、利率维持低位，叠加基本面回暖，利好市场。他进一步指出，由于37个工作日暂停开展逆回购操作，地方债供给增加等，对市场流动性构成一定扰动，为避免市场对央行政策边际收紧预期，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本次逆回购操作量小价稳，传递出央行稳的基调。 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同样称，前期央行在疫情期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使得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但也因很多资金仅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或者仅追求表面安全的金融资产，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市场的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因此有必要对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进行消化和回收，所以央行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空窗期。 程宇进一步指出，逆回购空窗期对削减市场风险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央行的货币政策需在防风险、稳增长、稳汇率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在控制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的同时，也有必要保持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合理充裕。所以，在风险压力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央行有必要再投入一定的流动性，使得金融体系对外输出的资金成本不至于过高，避免给实体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进一步压平利率曲线 值得关注的是，自央行宣布开展1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不变后，国债期货于当天应声下跌。数据显示，债市在央行公告发布后出现急跌，其中，10年期国债期货2009合约于9时45分由上涨转为急跌，最新跌幅为0.42%。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国债期货大幅跳水，主要是由于逆回购操作规模过小，且操作利率未变，低于市场预期所致。 不过，此次逆回购投放100亿元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能起到重燃宽松预期、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正如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所称，央行重启逆回购操作，表明央行仍会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后续货币政策仍需配合特别国债、地方债等发行，预计降准、逆回购等操作仍可期。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刘郭方进一步指出，“重启逆回购，可满足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不足，进一步压平利率曲线。5月25日-31日地方债券将迎来7701.05亿元的发行。在此冲击下，银行将面临流动性短缺的局面。为此，央行重启逆回购，补足短期资金。同时逆回购利率并没有下降，主要是压平利率曲线的需要”。 周茂华则认为，当前，货币政策整体延续稳健略偏松格局，力度与节奏保持灵活、适度，不会出现跟随外围开闸放水，倾向于通过结构性、创新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实体经济支持，提升政策质效。 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基于政策稳健略偏松格局。截至目前，全球疫情防控与经济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大，民营中小企业仍面临现金流、产供销链条中断压力，中小微企业仍需要政策呵护。 二是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不会出现大水漫灌。国内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并及时出台政策支持生产、生活有序恢复正常，3月以来国内金融数据、宏观数据超预期表现，显示经济活动正在加快回暖中，央行短期没有“下猛药”的迫切性；并且央行需要避免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金对汇率、房地产稳定构成干扰，避免导致资产泡沫与局部风险集聚。 三是国内需要提升政策质效。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国内货币政策既要提高逆周期调节效果，又要避免过度宽松货币政策负面影响，节省政策空间，这就需要进一步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精准性与针对性。 多种操作稳定流动性 5月26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定调，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展望后期货币政策，周茂华指出，接下来，央行将继续通过逆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稳定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工具降低银行（中小银行）融资成本，提升其支持实体经济能力与意愿；受结构性、周期性及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工业部门经营前景整体仍面临较大压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仍处于负值区域，不排除央行进一步调降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 前述资深人士指出，今年2月以来，央行曾先后推出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工具，并先后进行了1.8万亿元流动性投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都起到了较好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后期除了之前的定向货币政策工具，央行有可能创设更多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 程宇则认为，央行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根据阶段性的市场结构特点采取灵活性的措施，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始终围绕着稳增长、防风险、稳汇率的目标，从而保持灵活、平衡地前进，至于具体的货币政策工作，则要根据当时具体的货币环境和市场环境来决定。
近年来，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和推动下，国有控股A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19年年底，国有控股A股上市公司已公告了250个股权激励计划。 中银律师于强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谈道：“国有企业是一类特殊的民事主体，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国有企业有一套完整的国资管理法律法规体系，薪酬体系也有特殊的规定。股权激励的实施，既能激活管理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又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政策范围内有限度地实施股权激励，对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的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制造业股权激励 公告数领跑 据上海荣正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国有控股A股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的数量为53例，国资央企、地方国企分别为28例和25例，分别占2019年公告总量的53%和47%；首期公告股权激励的数量为47例，拔下历年头筹，其中国资央企、地方国企分别为23例和24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度上，2019年同一集团公司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案例频现，例如：“招商系”旗下4家（招商轮船、中国外运、招商公路、招商港口）、“航空工业集团”旗下3家（中航重机、中航资本、中航光电）、“上海电气（集团）”旗下2家（上海电气、海立股份）；多期股权激励也逐步常态化，例如光迅科技推出了其第4期股权激励计划，成为继海康威视之后的第二家实施股权激励期数最多的国企（目前国企最多实施4期股权激励计划）。在广度上，更多省份的省属国企实现股权激励“破冰”，如新疆第一家冠农股份、甘肃省第一家甘咨询、江西省第一家洪城水业。 此外，2019年共有19个省份以地区国企公告股权激励计划。其中上海、北京及广东国企合计公告26例（上海市10例、北京市9例、广东省7例）股权激励计划，占比49.06%。河北、江西、山东等省份仅为1例。 对此，郑培敏分析道：“这是由于北上广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身处于北上广的国企其人才竞争性大，故有更多国企进行股权激励，而对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区域，股权激励的概念并没深入人心。这也造成恶性循环，处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国企由于股权激励变得更有制度优势从而更具竞争力，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国企陷入更不利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国企公告股权激励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为26例，占比为49%。郑培敏表示：“制造业之所以成为公告股权激励热情最为高涨的行业，不仅仅是因为其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更是因为在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优秀人才对于企业来说十分的关键，所以股权激励需求更是日益攀升。” 政策驱动下 股权激励将提速 尽管2019年国企股权激励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和民营上市公司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截至2019年12月31日，民营上市公司共公告股权激励计划288个，占比85.46%，几乎占据整个A股市场；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仅公告49个，占比为14.54%。 从整体层面来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推进速度自2009年以来逐步加快。同时，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加速落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的数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9.94%。但相对于民营企业年均35.28%的增长率而言，国有企业的决策自主性受到一定限制，股权激励市场的整体增长速度仍略缓于民营上市公司。 郑培敏分析道：“国企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推进方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限制。一是业绩要求较高，能够通过审批并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必须是同行业或者同市场内，业绩水平稳定在均值以上甚至是行业龙头的公司。而业绩水平的评价体系，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必须是多指标、多维度的综合考评体系。这一点对于本身业绩状况不甚理想、但正在寻求企业转型或正在转型之路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二是国有企业在股权激励的实施过程中面临更多实际监管程序和审批环节。” 一位国有控股A股上市公司董秘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谈道：“公司目前之所以没有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主要是公司财务指标未达到相关要求。” 但是，伴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如国资委5月30日印发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于强伟表示，“国企股权激励政策正不断完善，在一系列政策的驱动下，相信国企实施股权激励将提速，实施效果也将提高”。 郑培敏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股权激励日益‘常态化’，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必备利器’，对国企来说也不例外。相信随着国企‘混改’的不断深入，相关监管和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企推出激励计划，企业将与员工打造利益共同体。”
5月26日，证券时报记者从银保监会获悉，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今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包括九大领域。今年，银保监会还将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防止乱象反弹回潮，推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等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银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九大领域包括：一是稳妥处置高风险机构，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做好协调、配合和政策指导。二是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三是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四是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五是对违法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做好资产清理，追赃挽损，改革重组。六是深入推进网络借贷专项整治，加大互联网保险规范力度。七是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八是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稳定市场预期。九是进一步弥补监管短板，加大监管科技运用，加快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有效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影子银行整顿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是过去几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要任务，所取得的进展较为显著。 在影子银行整顿方面，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重点领域风险由发散转向收敛，高风险影子银行资产大幅缩减。2017年以来，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 下一步，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影子银行监管，防范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加强现场检查，严纠违规行为。对2018年深化整治市场乱象工作自查和监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问责情况“回头看”。在前期乱象整治基础上，继续对重点领域重点风险开展深入整治。严肃查处理财业务、同业业务、表外和合作业务等领域违规问题。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保持高位运行，潜在风险较大。2020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2.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986亿元；不良贷款率1.91%，上升0.05个百分点。 该负责人表示，一季度，我国实体经济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存量明显增加，不良率快速反弹。近年来，商业银行通过核销、现金清收、市场化处置等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三年来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贷款4.4万亿元，其中，2019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2.3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4055亿元，同比多处置726亿元。其中，核销不良贷款1921亿元；处置收现1855亿元；综合运用以物抵债、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方式，合计处置不良279亿元。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推进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继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结合各类机构实际，合理确定差异化的全年处置目标。指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聚焦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发挥处置主渠道作用。支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大不良贷款收购处置力度。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口罩、消毒剂，这两大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需求陡增的产品，都成为丙酮的价格助涨剂。 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了解到，受多重因素影响，近两个月来国内丙酮市场价格从不足4000元/吨涨至逾9000元/吨，累计涨幅已超过150%。 丙酮价格近两月暴增 “近两个月，国内丙酮价格一直是持续拉涨的状态。就在6月1日，华北中石化丙酮价格又再度上调650元/吨，出厂执行价8900元/吨。”生意社分析师赵婷婷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介绍，据监测数据显示，以华东地区为例，4月1日丙酮市场报盘3700元/吨，而截至目前华东地区报盘在9250元/吨，涨幅已经达到150%。 赵婷婷指出，此前，丙酮海外进口量占市场供应比例的30%~40%，对市场影响还比较明显。目前，丙酮市场货源紧张，进口货量受海外疫情影响显著减少，港口货量只有六七千吨，以前平均货量要比目前高三倍。 “丙酮是易制毒的产品，属于危化品，生产企业都是石化企业，和苯酚一起出产。此前，多是苯酚的盈利情况更好一些，所以此前关注度一直不高。”对于丙酮近期超常的市场表现，赵婷婷称，近期丙酮价格暴涨，主要是由于下游异丙醇需求拉动。 不过，很多其他下游产品的生产企业都反映，由于丙酮价格过高，企业成本难以承担。其中，MIBK产品下游需求不旺，价格难以提振，原料又太贵，企业从5月中旬开始就全部停工了。 “但丙酮企业目前盈利情况较好，此前盈利最好的时候单吨能达四五千元，现在盈利也在1500元左右，上游和下游涨幅都没有丙酮涨幅大。现阶段，丙酮产能主要集中在国内十几家石化企业，超过60%的企业都在华东。” 卓创分析师宁利红也指出，近期国内丙酮市场现货偏紧，市场商谈重心不断攀升。在5月中旬，仅5个交易日，江苏地区丙酮涨幅9.4%；丙酮主流工厂涨幅10%。在成本助推下，丙酮下游产品“涨声一片”。其中MMA涨幅居首，超22%；MIBK、双酚A涨幅分别为9.52%、9.27%。 宁利红表示，5月中旬时，丙酮港口库存仅0.7万吨，创近年来新低，后续虽有到货，但下游工厂锁单较多，现货流通有限。国内部分工厂停车检修，亦有部分工厂无量发售，提货进入等待状态。主流持货商封盘惜售，中间商多背靠背销售，下游部分行业成本转嫁略显吃力，部分行业寻求其他替代品，以缓解成本压力。 受原料丙酮的直线上涨影响，下游MMA工厂亏损不断扩大，迫使多数工厂装置降负。随着近期斯尔邦、璐彩特装置的检修，目前国内装置整体开工率不足5成。 同时，国内MIBK市场整体需求虽然偏弱，但目前原料丙酮价格支撑强劲，MIBK工厂原料供应不充裕。5月中旬，吉林石化1.5万吨/年装置停工，镇江李长荣5月份暂无开工计划，截至发稿，国内MIBK工厂仅有万华1.5万吨装置开工，MIBK市场继续试探性推涨。 口罩、消毒剂助涨明显 2020年4月初，受口罩重要原材料熔喷布需求激增影响，国内丙烯市场价格曾一度出现疯狂拉升。 4月10日，丙烯监测的市场价格还不到6000元/吨，4月12日有工厂价格就报到12000元/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价格翻了一倍。 丙烯的短期疯狂，也成为丙酮价格拉升的利好因素之一。 “丙酮上游是纯苯、丙烯，再向上追溯原料就是原油，属于石化产品。4月初丙烯价格的暴涨，无疑会传导到丙酮，受消息面带动，彼时丙酮价格也一度上涨超过20%。不过，丙酮的需求在丙烯中占比只有1%~2%，所以实际对市场供需影响不大。”赵婷婷称，近期丙酮价格持续拉升，一方面是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对整个产业链都有价格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丙酮下游一个主要产品是异丙醇，是一种消毒剂，近期一直需求量旺盛。另外，下游就是双酚A、MIBK等添加剂等，药企也会用到一些。 生意社丙烯分析师缪琦敏表示，丙烯作为丙酮的上游产品，对下游产品价格拉动也较为明显。据检测，5月国内丙烯（山东）市场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月末又略有上扬，月初为月低价，5936元/吨；月末为6595元/吨，月涨幅为11.09%；月高价出现在5月21日至23日，为6979元/吨，月振幅为17.57%。 “目前，熔喷布的需求情况比较平稳，本月前期丙烯价格上涨，主要还是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的带动。此外，丙烯由于不易保存，所以本月库存量也一直处于低位。如果没有特殊行情，价格再出现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不太大。”缪琦敏如是表示。 除口罩概念对产业链带动影响外，丙酮近期价格上行，与另一种重要防疫物品消毒剂也关联紧密。 赵婷婷称，丙酮一个重要下游产品是异丙醇，异丙醇是醇类消毒剂，目前主要是满足海外市场需求。 乙醇虽然也是醇类消毒剂，但由于各个国家的要求限制不一样，所以出口量很小。相比之下，异丙醇是绝对可以出口的，需求量一直比较大，这个产品从3月份价格就开始涨，价格翻番，所以工厂对丙酮持续有需求量。 据企业反馈，异丙醇需求旺盛情况从订单表现就可见一斑，多数企业反映4月份时订单都已排到6月份。加上目前港口由于疫情，进口货源检测严格，卸船麻烦，疫情下港口的货还没到港就直接被企业订走了。因为订单比较多，很多其他企业也拿不到，市场流通量也相应减少。 此外，往年入春之后，丙酮厂家都会安排检修。今年检修期延后，据市场消息，进入6月份，丙酮工厂将进入停车检修期，从消息面就可以判断，丙酮未来供应量会非常少，价格就一下涨起来了。 价格或还有上升空间 作为化工商品的最终源头，原油价格近期持续回暖，对整个化工产业链价格带动明显。 5月份，国际原油价格累计飙升了约88%，截至上周五（5月29日），美国原油期货价格自3月份以来首次突破每桶35美元。 “化工品很大部分都是石化产品，原油价格上涨，拉动了整个石化市场。6月1日，部分丙酮工厂又继续补涨，感觉近期价格还会处于高位。”赵婷婷认为，后期如果工厂正常检修，市场供应还将是进一步紧张的状况。 此外，需要关注进口货源情况，近期一直没有新的丙酮到港信息。疫情下一些船到港时间出现显著延期，加上船到港后卸货也困难，港口其他产品也占据较大库存，多方面情况下市场供应会较为紧张。 赵婷婷认为，工厂的挂牌价有时是滞后于市场的，所以今日调涨是补上市场价格，也代表了企业对丙酮价格持续上涨的信心，短期内丙酮价格还有上升空间。 但目前丙酮下游产品中，也就异丙醇市场需求和盈利情况较好。丙酮另一重要下游产品双酚A生产也需要用到20%的丙酮，下游树脂产品需求不旺，此外相关企业也处于亏损状态。后期，如果下游MIBK等产品均出现停产状况，需求无法维持高位，丙酮价格也或将回调。 “相比前段时间最困难的时候，目前市场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谈及近期整个化工行业现状，山东地区一大型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表示，在3月底4月初的时候，由于石油价格下滑，对整个化工产品市场影响比较大。随着近期石油价格企稳，下游需求也有所好转，整体情况已经好转。 上述公司产品主要是乙二醇等，随着近期原料煤炭价格下滑，加之企业自身采取一系列措施，该公司基本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不过目前乙二醇价格还在低位，整个行业盈利情况仍不太理想。前段时间，乙二醇市场还存在大量停工停产情况，目前行业开工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意见领袖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今年两会上，总理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左右的资金是支撑居民收入的。”这个判断形成决策共识不容易，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客观认识消费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尽快改变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的老模式，让宏观调控应尽快转向以稳消费为主导的决策和行为模式。 推动疫后经济复苏，新基建概念大于实质 传统基建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铁公机、核高基这样的基本建设，已经搞了几十年；所谓新基建，从一提出来到现在始终是充满争议的：一来“新基建”中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并不多，在投资的拉动作用从规模上看也无法替代老基建；二来新基建不像铁路、公路、机场等老基建具有毫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是更多的商业属性，大部分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以最具有共识的新基建投资5G基站建设为例，5G基站建设虽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因为5G基站的运营主体应该是这些企业，而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年初三大运营商计划的5G基站投资约1800亿元，考虑到疫情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全年投资规模有可能达2000亿元以上。 新基建另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不论企业、个人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大部分都是租用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由谁来建设？在中国，除了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之外，阿里、腾讯等大企业都有自己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此外还有万国数据、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易华录等龙头公司的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对在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政策，包括建设用地优惠、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优惠等，即便有些国有出资，也是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参与建设，总体来说大数据建设作为新基金的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投资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传统的铁公基等老基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投资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据测算2020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新能源充电桩，有人比喻它有点像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还是强企业投资建设的？答案一目了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还是要更多地取决于其商业属性。从规模上看，新能源充电桩只有一、两百亿的投资规模，比前两者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小。 总体来看，5G基站、数据中心，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也就是不到7000亿的投资规模，而一季度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2.83万亿人民币，二季度也超过1万亿，即便按照“六稳”、“六保”的底线思维，稳增长也可能需要5万亿以上的扩大内需规模。这么大的需求缺口，单靠上述几千亿的新基建来对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新基建的理念、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农业时代有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今新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的确需要一些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概念归概念，实践归实践，对于真实的增长结构和各自的作用，还是要有比较现实的科学认知。 专项债项目难寻，投资拉动已过时 一部分打着新基建的旗号的所谓新基建，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比如有人把高铁、核电、特高压也叫作“新基建”，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基建了。在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启动稳增长，都是核电、高铁、特高压，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老基建的一部分，高铁、核电、特高压的投资空间和边际乘数效应也在递减。 那么，从今年扩大内需所需的几万亿投资规模而言，仍然以传统的老基建为主导行不行呢？ 首先，老基建中也确实有一部分适合当前来扩大内需，比如东部地区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饱和了，但地下管网建设、排水设施、环保等方面还是有空间的，公共卫生设施投资还是有空间的。西部地区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部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但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需求，在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建太密集的高速公路，其实很浪费。可以考虑开通一些民用通航可能更合适。那么民用通航我们能不能放开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了。 然而，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投资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9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年内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额比重只有31%，而消费在GDP占比已近60%。此时若再想通过扩大老基建，让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实践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总理才会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 总理还说，重视消费的拉松作用也并不意味这不重视投资。正因为如此，今年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6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前期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过快，已经出现了项目弄虚作假、申报粗制滥造、评审形式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短、项目储备不充分，根本上还是由于老基建大部分已经饱和、新基建项目不足，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这各级地方政府想拿钱、但专项债合适的项目难寻的问题，这也从微观上反映出再靠投资拉动已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特征。 何不向6亿月收入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消费券？ 既然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消费的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很多人曾期待以疫情结束后有报复性消费的来临，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开玩笑说“我不想报复性消费，我想报复性涨工资，可以吗？” 毫无疑问，消费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了，消费就会增长。那么我们有多少措施是真正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呢？如果长期收入增长不能靠政策刺激，那么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难道不是很好的短期刺激消费措施吗？既然我们知道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那么向这些公民发放1.2万亿消费券，所费还不及今年专项债规模的1/3，平均每人可得两千元，每个这样的家庭6000-10000元，刺激消费、稳增长、保民生的效果难道不比同样花费1.2万亿挖空心思去搞那些已经找不到项目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好吗？ 消费还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居民收入=储蓄+消费”，如果决策者向刺激消费，那就想办法降低储蓄率。如何降低储蓄呢？毫无疑问是降息。但是为什么欧美都大幅降息，而唯独中国货币决策者不降息呢？不降息不是鼓励储蓄吗？不是保护中高收入者利益吗？既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鼓励储蓄，还幻想什么消费报复性增长呢？ 最后，消费还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类似于十几年前的家电下乡，就曾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对该类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今老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提高、增长空间最大的莫过于两大新消费方向：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去年大概是3.7亿部，最高峰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出货数是4.65亿部。今年正值5G手机更新换代，若给一个比较大的补贴，比如一个手机补贴1000块钱，可新增一亿部以上手机消费，直接带动5000亿以上的新增消费，间接带动万亿以上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正值产业化的起点，若能给新能源汽车一个比较大的补贴，也可带来万亿规模的新消费增长。 总之，既然已经认识到消费在GDP增长中占了60%，且刺激消费受益的都是老百姓，就应该尽快调整决策机制，改变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设置，尽快逐步撤销各级审批投资项目的决策部门，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的执行部门，只要消费券主要发给中低收入者，消费补贴主要指向有增长弹性的新消费，让老消费稳步增长，新消费快速增长，以消费带动增长和就业，就能真正实现“六稳”和“六保”，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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