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网站5月1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15日召开2020年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电视会议。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指出，应对当前形势，务必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与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关系；二是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风险、调结构的关系；三是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 郭树清强调，必须非常谨慎地把握金融调控的节奏和力度，更有创造性地实施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地落实好非常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各项措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在稳企业保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总结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作了讲话，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易纲主持会议。外汇局党组书记潘功胜、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分别就做好外汇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全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作了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同志到会指导，审计署金融审计一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郭树清指出，人民银行新的党委成立以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全系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一是坚持人民银行首先是政治机关的定位，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三是不断完善党内制度建设和金融法制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管党规范化、法治化达到新水平。四是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和纪律制度。五是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六是旗帜鲜明支持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各级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履职。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民银行党委坚持把支持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全力以赴做好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大、针对性强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有力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此期间，人民银行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履职尽责，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辛勤努力、扎实工作，在风险和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高高飘扬，充分展现了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郭树清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将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这个承前启后、机遇挑战并存的历史坐标下，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必胜信心。
先行用地、开工必保：湖北为急需开工重点项目开“绿灯”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邹清平13日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湖北对符合条件的急需开工重点项目实行先行用地、开工必保。 邹清平表示，先行用地、开工必保是解决重点项目急需开工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政策措施。湖北对疫情防控项目允许直接先行用地；对省级重点项目，在不压占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先行用地。全省重点项目新增用地计划指标全部由省统筹解决，不因用地计划指标影响项目落地。同时，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对乡村产业项目实施用地“点供”，对生猪养殖等设施农业用地确实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少量永久基本农田。 据介绍，疫情期间，湖北解决了一批疫情防控用地的急事难事，如办理火神山医院等33个防疫项目先行用地3187亩。同时，湖北省自然资源厅还专门在“湖北省自然资源政务云平台”中开通了“企业复工复产先行用地审批系统”。 邹清平说，为支持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湖北继续支持疫情防控项目、省级重点项目中的单独选址类项目、控制性单体工程以及因工期紧或施工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建设的项目申请先行用地。 推进开工必保方面，湖北对所有单独选址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类建设项目，只要今年开工建设，并完成征地手续的，用地计划指标全部由省级兜底保障。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15日电 15日早间，央行公告称，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期限1年，中标利率维持2.95%不变。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来源：央行网站 央行还称，从4月15日开始，对农村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今日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二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上一交易(5月14日)，2000亿元MLF到期，但央行并未展开续作，超出预期，公开市场净回笼2000亿元。彼时，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月内就不会再有MLF操作，更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江海证券分析表示，MLF到期不续，根本原因在于流动性的充裕。从资金利率的角度看，本周以来隔夜资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以下，表明前期的降准和再贷款资金释放后，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过剩。当流动性整体已经十分充足的背景下，MLF确实没有操作的必要。 央行当日发布的公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央行14日在公告中表示，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截至当天，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已停摆一个半月，时间之长为近年来罕见。 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常会上，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对冲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货币、社保、就业等政策合力，围绕“六保”“六稳”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 对于后续货币政策，中金固收指出，仍比较大概率会继续放松来配合国债和地方债供给的增加。 山西证券(行情002500,诊股)表示，不同于国内疫情初期货币政策的超前布局，未来超预期的货币政策空间更多是加强储备以应对风险。考虑到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大，货币政策依然有必要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聚焦于短中长期的各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依然大概率运用，中期内低利率环境有望延续。(中新经纬APP)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邓志超 未来需要平衡好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总量和结构。当前的态势是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比偏低，于是确实有必要对外资开放的大门快速、大幅打开。而如果快速进入的外资短期内集中于某一市场或产品投资，就有可能造成过热；尤其是资管存在短板的领域可能会形成风险，这是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步子明显加大，中国金融正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2018年以来开放金融主要侧重于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行业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开放程度大幅提升。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下称《规定》），放松了较为敏感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下称“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限制。由此，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明显提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进一步改善，金融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迈出金融开放新的大步 《规定》调整并简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其要点在于： 落实取消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境外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 实施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允许境外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币种和时机；大幅简化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取消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 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允许单家境外合格投资者委托多家境内托管人，并实施主报告人制度；完善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风险及投资风险管理要求，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自QFII推出以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持续完善。2002年11月，我国推出QFII并设置单个机构投资额度上限；2009年9月提高额度上限；2011年12月推出RQFII；2019年1月将QFII额度提高至3000亿美元，并合并QFII和RQFII制度；2019年9月外管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可以看出，本次《规定》部分内容是对2019年9月决定的落实。在此之前，对于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额度的调整都是在量上做放松，《规定》则取消了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可以说由量变到了质变。 按照《规定》，本外币一体化管理相较于之前的QFII与RQFII区别化管理进一步融合，便利了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之前，QFII与RQFII账户区别在于QFII的人民币专用账户包括证券交易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而RQFII则细分为交易所证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专户和衍生品交易专户。《规定》统一了两者的人民币专用账户为证券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专户，简化了RQFII项下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程序。实现了已有QFII和RQFII账户开立间的“互认”，即之前拥有QFII和RQFII资格之一的投资者就可默认为两者资格都拥有。在QFII汇入本币需要开立本币账户和RQFII汇入外币需要开立外币账户时，无需重复申请新的产品或业务编码。由此打通了两者之间的资格相互认证，拓宽了QFII和RQFII主体的投资资格。 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限制涉及到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直是外资关注的要点。之前，QFII和RQFII涉及到收益汇出和本金回流，需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增加了外资流动的成本，从而使得外资在进入之初就可能心存顾虑。《规定》取消了收益汇出的这点限制，改以完税承诺函替代，使得外资在将收益汇出之时不用增加额外成本，且手续便捷明了。 综合上述三点来看，《规定》所涉及的政策调整是一次有力度、有深度的变革，在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下，使证券期货投资的开放度达到较高水平，可以说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里程碑式的节点，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国际化意义深远 取消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其影响首先在于对外资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管理“重质放量”。QFII和RQFII是境外资本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通道。国际上，合格投资者是一国在货币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一般通过在质上对合格投资者认定审核和在量上对投资额度限制来进行管理。与大多数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监管和控制的力度有较大不同，我国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主体范围的认定比较宽泛，而且赋予了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更多的自主权，对投资额度设置上限。《规定》实施之后，管理手段简化为合格投资者资格审核一项，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而有关境外机构注册资金、财务状况、经营期限等质量指标也可能更为优化。 《规定》实施之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将趋上升，资本流动更加便捷。取消投资额度管理，改为登记管理，类似于对合格投资者的资本流动行为采用“备案制”，使之前需要花较大精力准备审核材料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又提升了外资投资的便利性，QFII可以直接汇入人民币进行投资或RQFII可以直接汇入外币进行投资。再加之大幅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外资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本降低，便利程度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意愿可能增强。 伴随着《规定》落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将会提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币已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经过之后的20多年，大部分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得到了较高程度开放，只有少数涉及个人项下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彻底开放。此次《规定》取消了境外合格投资者的投资额度，意味着同时放开了相应规模的可兑换，而QFII和RQFII的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也明确了相关交易的可兑换，可见此举是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迈出的又一大步。随着资本流动更便捷，大量外资进出带动的人民币汇兑需求可能逐步上升，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规定》的付诸实施将给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带来新的动力。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程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靠人民币贸易结算来发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的。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平稳和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变化，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需求逐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依靠经常项和资本项的同时使用来取得进一步发展。《规定》一方面通过规模放开带来更多的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需求，另一方面对合格投资者的本外币账户一体化管理，使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能够更便捷地使用人民币、参与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中来，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的发展步伐将会加快。 资本市场短期难有立竿见影效果 有观点认为，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境外资金可能大举流入中国金融市场，推动股市、债市走牛。假设A股市场的外资持有占比将达到10%，那么应该还需要大约8400亿美元流入，这还不包括投资于债券等其他市场的资金。对此，我们认为需要理性看待。 长期来看，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后，未来外资流入肯定会增加，理由如下： 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即便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了强有力的韧性，外资会持续看好中国。 二是正在大力推动的新基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可能为将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新的重要基础，投资收益预期较好。 三是在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支撑下，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基本稳定，有助于消除外资对汇率风险方面的担忧。 四是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大概率率先走出影响，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投资预期。 未来，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者可能逐步增多。《规定》实施之后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资本长期流入趋势较为确定。 然而，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大环境下来分析，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尚不大可能在资本市场形成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确定性有待加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疫情后中国经济能否很快出现预期中的大幅反弹，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定论。尤其是美国疫情发展以来，其国内外甩锅中国的荒谬言论和荒诞行为此起彼伏，也对国际投资者产生了不良的心理暗示和投资决策压力。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复苏的确定性加强，那么外资就可能通过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通道增加投资国内市场。 疫情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悬念，国际资本风险偏好降低。当前疫情发展的态势，总体上呈现中国一枝独秀、欧盟国家刚刚进入基本控制阶段、美国和大批发展中国家疫情肆虐的局面。在较大的不确定下，国际资本的风险偏好较低，资金主体流动方向是回流而非对外投资，所以短期内很难会出现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情况。如果全球疫情好转，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风险偏好提升，中国市场可能会吸引大量外来的投资。但就目前来看，还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境内市场更大程度开放了，资本就会立即大规模流入。 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美国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元回流态势依然存在。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度对冲之下，虽然美国再次走入大萧条的概率较低，但前期美国金融市场“虚火过旺”，疫情冲击叠加能源价格暴跌，使得美国金融风险敞口扩大，信用债市场雷点逐步显现。这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救援”的情况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短缺。在此情况下，就很难期待国际资本会大规模地快速流入中国。疫情过后，随着美国经济恢复和金融市场稳定，投资风险偏好才有可能开始提升，此时中国金融市场和人民币资产可能成为较好的投资选择。 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审慎性和前瞻性 《规定》落地之后，外资长期流入的趋势会逐步清晰起来。随着资本流入量的累积，相应风险也会上升。一方面风险可能来自短期资本套利扰乱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入可能会将某些国家市场波动的外溢效应“输入”境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可能在扩大开放和风险管控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决策需要高度的审慎性和前瞻性。有必要考虑如何将金融开放效益直接和间接地匹配于金融稳定，发挥好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深化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健性，丰富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和措施。 未来需要平衡好外资进入金融市场的总量和结构。当前的态势是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比偏低，于是确实有必要对外资开放的大门快速、大幅打开。而如果快速进入的外资短期内集中于某一市场或产品投资，就有可能造成过热；尤其是资管存在短板的领域可能会形成风险，这是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 未来应结合外资的金融市场比例，持续优化监管政策。截至4月底，QFII投资使用额度为1146.59亿美元，RQFII为7130.92亿元，两者合计约为1.5万亿元，约为A股总市值的2.55%，属于一个较低水平，管理相对容易。而随着外资占比的逐渐扩大，管理难度会相应扩大。对此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储备。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第10期《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文章《用好金融支持政策 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下为全文：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服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叠加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部署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牵头金融部门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也是一次冲击、一次大考。面对异常严峻复杂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的要求，果断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社会预期，坚定不移支持金融市场在2020年2月3日如期开市，释放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胜信念和强烈信号。一是总量上，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在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基础上，2月3日金融市场开市当天和2月4日累计开展1.7万亿元逆回购操作，3月、4月两次定向降准分别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4000亿元，同时还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二是价格上，有序引导货币、信贷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今年以来，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各下行30个基点，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下行30个基点。4月末，10年期国债利率为2.5%，较上年高点下降0.9个百分点；1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1.1%左右，处历史低位。 目前看，前期采取的一系列逆周期货币政策调节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较快增长，企业融资成本下降。2020年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8万亿元，同比多增1.97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4.19万亿元，同比多增3.91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在春节因素叠加疫情对经济增速有较大影响情况下，体现了强化逆周期调节。2020年2月至4月，在低成本专项再贷款政策、财政贴息、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等因素作用下，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特别是，一季度五家大型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4.4%，较2019年全年平均值下降0.3个百分点。二是金融市场如期开市，股市、汇市等都经受住了考验。股市在2月3日开市当天下跌后企稳回升，极大地增强了市场信心。2月下旬以来，全球主要股指大幅波动，恐慌情绪蔓延，我国A股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下跌，但总体稳健运行，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从年初到5月10日，累计贬值不到2%，市场预期稳定。此外，货币、债券、票据、黄金等各金融市场也都如期开市，运行总体平稳。 在严峻复杂形势下，我们顶住市场压力，坚持金融市场如期开市，体现了党中央坚定维护市场规则的决心，也表明中国金融市场日益走向成熟，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充分肯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积极评价。 二、为疫情防控紧急提供特殊高效金融服务 围绕疫情防控大局，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开通各类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确保基础金融服务不间断，全力支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生产。2月1日，联合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出台5个方面、30条金融支持措施，着力做好对疫情防控生产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企业和居民提供差异化的优惠金融政策。 ——为重要医用、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满足“保供”企业资金需求。 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协同发力，中国人民银行提供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对重点保障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财政给予贴息，审计部门全程监督，确保专项再贷款资金使用到抗击疫情最需要的企业。同时，各商业银行主动对接名单内企业，加快信贷投放进度，争取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贷款利率为最新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100个基点。截至5月9日，9家全国性银行和10省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7151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2727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2.5%，财政给予50%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仅约为1.25%，大幅低于5%左右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水平，有效满足了“保供”企业资金需求。 ——开设疫情防控资金汇划“绿色通道”，保障资金汇划不受影响。 为保障疫情防控应急货款、境内外社会各界捐赠物资的大额资金汇划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在节假日期间开通“绿色通道”。1月24日至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累计受理湖北省防疫工作的1000万元以上的专项支付8153笔，金额5494亿元；累计通过“绿色通道”开立抗击疫情相关单位银行账户14632户。及时启动疫情防控应对预案，确保商业银行小额支付及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业务持续稳定。引导清算机构、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减免手续费，15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对抗击疫情捐赠款业务一律免收手续费。 ——及时办理疫情防控国库资金紧急拨款，保障防控资金需要。 拨付国库资金是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法定职责，在抗击疫情非常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国库系统进一步提高政府资金拨付效率，与疫情“赛跑”。截至5月10日，国库部门累计为各级财政部门办理疫情防控资金拨款141042笔、金额1148亿元；其中，2200笔、447.7亿元为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抗击疫情的专项补助资金，有力保障了各地卫生健康委、定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建设施工单位等方面资金需要。 ——建立外汇业务“绿色通道”，保障疫情防控物资贸易。 疫情发生后，医护治疗、隔离防疫、消毒杀菌等物资贸易增加，对提升外汇服务便捷性提出了迫切需求。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外汇管理局对疫情防控物资进口简化购付汇业务流程，组织银行开辟相关业务“绿色通道”，对国际捐款简化入账结汇手续，允许银行直接办理资金入账结汇。对企业办理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业务，由银行对资金使用真实性进行事后检查，企业无需向银行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料。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借用更多外债的企业，取消限额要求，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做好疫情期间征信服务，切实保障公众征信权益。 对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人员“四类人群”，要求金融机构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疫情防控期间个人贷款、信用卡透支发生逾期的，不视为违约，不进入违约客户名单；对疫情期间因企业不便还款发生逾期的，不纳入征信失信记录。 ——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为使企业发债融资不受疫情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债券发行“绿色通道”，延长债券额度的有效期，合理调整信息披露时间限制，及时调整政策，支持线上办理业务。对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较重地区企业发行的公司信用类债券，降低服务收费标准；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发行人企业会员2020年前3个月的会费减半收取。截至2020年4月底，已累计支持发行疫情防控专项债券388只、3993亿元。 三、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全力落实“六保”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全面做好金融支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特别是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保”任务，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重点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金融支持措施。 我国约有2000万个小微企业法人，占市场法人主体的90%以上。此外，还有8000万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解决好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中面临的融资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金融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就业和民生问题。2月25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努力实现2020年小微企业融资“增量、降价、提质、扩面”的总体目标。 一是提供再贷款再贴现支持1.8万亿元。除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防疫保供外，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发放优惠利率贷款；面向中小银行增加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以优惠利率向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预计将覆盖200多万户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由2.75%下调至2.5%，商业银行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不高于4.55%。截至5月7日，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共7052亿元。 二是支持政策性银行增加3500亿元民营小微企业专项信贷额度，6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调增政策性银行全年信贷计划6000亿元。3家政策性银行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实际发放的贷款利率应有明显下降。 三是引导金融机构增加3000亿元低息贷款，定向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个体工商户。鼓励国有大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力争上半年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不低于30%，利率比2019年有明显下降。 四是加大债券融资支持力度。建立特殊时期发债“绿色通道”，1至4月，公司信用类债券共发行4.6万亿元，同比增长46%；民营企业发债约2700亿元，发行量创近年新高。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全年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全年发行3000亿元小微金融债券。 五是推动核心企业和国有大行等与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对接。2020年一季度，中小微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平台融资1568亿元，力争全年促进中小微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 此外，还配合银保监会等部门，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申请，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符合条件、流动性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本金和利息给予临时性延期偿还安排。对于本金，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还本日期最长延至2020年6月30日；对于利息，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需支付的，最长也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计收，并免收罚息。截至4月15日，银行机构已对超过1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还款。其中，延期贷款本金还款60.4万户、9637.1亿元，延期贷款利息偿付51.9万户、481.5亿元。 ——积极稳妥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债务偿还、资金周转和扩大融资等迫切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推动金融机构为防疫重点地区单列信贷规模，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提供专项信贷额度；督促金融机构加大企业贷款展期、续贷力度并大幅简化手续，适当减免贷款利息，适度扩大纯信用贷款发放范围，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要求商业银行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加大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从长远看，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影响的关键在于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和结构性调整。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大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组织银行机构通过调整区域融资政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方式，加大对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重点企业的金融投放，特别是对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以及脱贫攻坚、民生就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落实落细各种优惠政策，畅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组织银行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制造业、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引导更多优质资源流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四、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扩大开放 用好金融支持政策，既要顾眼前，还要惠长远。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同时，使金融改革的步伐越迈越快，把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19年推出由商业银行报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以来，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目前，90%以上新发放贷款已将LPR作为定价基准。2020年3月1日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后，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引导利率下行，减轻企业和居民利息负担。2020年3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2%，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个百分点。 ——推进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 2020年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和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提出了30条具体措施，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改革开放排头兵，并为探索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金融开放模式做好准备。5月7日，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等，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 ——持续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一方面，稳妥有序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处置；另一方面，继续加快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3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统一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支持试点商业银行和部分保险机构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交易，进一步满足银行保险机构风险管理需求，丰富市场投资者结构。 ——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场合主动发声，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沟通，及时回应国际关注。3月2日，协调“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发布《支持中国等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倡议》，充分肯定我国抗击疫情的巨大努力和有力措施。在3月4日和4月16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电话视频会议、3月8日和5月5日国际清算银行（BIS）电话视频会议以及3月23日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重要场合，中国人民银行向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介绍我国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情况，以及稳定中国及全球供应链的有关工作和成效，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但是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并对世界经济金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经济规模大、韧性足、回旋空间较大，保持经济金融平稳发展大局具有很多有利条件。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部署，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为稳企业保就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完）
5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已非常清晰，基础制度改革将不断深化。随着注册制改革向存量市场推进，资本市场生态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新证券法实施，监管部门持续从严监管，将进一步强化投资者保护。 推动基础制度改革 业内人士认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以及再融资、减持、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指出，正在创业板试点存量市场的注册制改革，稳步在全市场分阶段实现注册制改革目标。 此外，再融资制度已进行多次优化调整；减持制度分阶段改革方案已形成；包括强制退、重组退、主动退等在内的多元化退出渠道逐步畅通，去年共18家公司实现平稳退出，创历史新高。 退市方面，业内人士建议，厘清退市改革脉络，坚持问题导向。一是进一步完善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财务类和市场交易类退市指标的设置，推动市场估值体系合理化，引导加强主动退市；二是可考虑从营业收入、净利润、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准确甄别僵尸企业、空壳公司，打消风险公司的市场炒作预期；三是提高退市效率和平稳实施相结合。 投资者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强化从严监管、提升惩罚力度、增强中介市场自律。 专家认为，新证券法夯实了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新证券法除增设‘投资者保护’专章规定外，对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信息保密、使用非公开信息交易损害投资者利益、市场操纵，以及对域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管辖等问题予以关注，使投资者保护的依据更明确、措施更充分、效果更到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克玉认为。 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夏芸表示，新证券法明确规定了投资者“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推动该制度下的普适性规则的建立，以最高法出台相应的审理指南等形式，对全国范围内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运作进行指引并作出细化规定，使投资者参与诉讼的条件能够更为简化优化，真正落实投保机构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制约上市公司，确保投资者维权有路，回报有门。
来源：海通国际宏观研究 孙明春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一旦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原文于2020年5月13日首发于界面新闻。 ---------------- 今年年初，一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巨额的财政纾困政策，各国央行也出台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极力控制疫情的扩散，确保民众健康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这些措施属于灾难救助措施，而非经济刺激政策，只要存在真实需要，无论规模多大，都无可厚非，不必拘泥于常规情况下对财政赤字率或货币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各国政府和央行都要齐心协力度过当前的困难时期，先求生存，等疫情结束后再设法解决这些“非常规措施”（unconventional policies）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然而，作为研究者和市场参与者，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下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央行“无限量宽”政策的边界及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负担都已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前（图1）。例如，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65%上升到2018年的104%；“欧猪五国”（PIIGS）的国债与GDP的比率则分别上升了30-80多个百分点；只有德国出现了国债与GDP比率下降的现象。 显然，无论是英美日、还是“欧猪五国”，在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7-10年里，虽然经济早已步入复苏期，但财政政策并没有从“非常规政策”中退出来。至少从数据上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阐述的在经济复苏后通过实现财政盈余为经济衰退期间的财政赤字“买单”的现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虽然理论上讲，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公共债务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举措，但在现实实践中，对政治家而言，却永远找不到削减赤字（更不要说实现财政盈余）的合适时机。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政府债务会越积越多，直到出现高通胀或债务违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193个经济体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措施。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已推出数轮财政纾困计划，总额已达2.8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白宫和国会尚在研究出台更多的财政纾困与经济刺激计划，全年下来大概率不止3万亿美元。考虑到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超过1万亿美元，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0%左右。笔者判断，明年、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依然疲弱，每年财政赤字估计都在GDP的10%左右。这意味着，到202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就将达到150%。鉴于欧洲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在今后2-3年里也会大幅度上升，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令人堪忧。 根据当前全球发展的格局及各国竞争力的变化来判断，在未来5-1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实现经济高增长来恢复财政盈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等方法来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大幅度减少赤字的可能性也不大（政治上不允许）。因此，除非出现高通胀，否则其公共债务负担会愈益沉重。这是否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呢？ 笔者认为，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国债都是以本币发行，鉴于其中央银行现在都采取或接近采取“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只要央行兜底，相关政府的所有借贷需求都可以被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央行出于某些原因不出手救助，否则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背负金额巨大的外币债务，一旦出现偿付困难，本国央行即便愿意无限兜底，也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帮助本国政府度过这一难关。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实际上，在本轮全球危机的初始阶段，黎巴嫩和阿根廷政府都先后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就是例证。 “无限量宽”的边界 各大央行的“无限量宽”政策虽然大大降低了发达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却把压力转移到中央银行和货币体系上。 在上一轮危机（全球金融海啸）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图2）。面对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五年时间里（2009-14），通过三轮“量化宽松”，将资产负债表扩张到4.5万亿美元左右。理论上讲，当经济与金融体系恢复常态后，联储应该收回（或至少部分地收回）非常规时期释放的流动性，也就是实施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但“量化紧缩”仅仅开展了不到两年（2018-19），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只下降了7000亿美元，到2019年9月就停止了。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又回到了4.2万亿美元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联储来说，也是“放水”容易、回收难啊！ 在新冠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之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并支持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措施，美联储在过去两个月里又把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2万亿美元，达到6.1万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与刺激计划尚在执行和规划之中，今后2-3年还会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其中相当大部分可能不得不由联储“买单”；同时，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数年都可能面临巨大挑战，美联储将不得不通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陷入萧条、防止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之中。因此，美联储仍将在今后2-3里继续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估计在2023年前后就会扩大到10万亿美元了。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地位（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际清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联储似乎可以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但笔者认为，也不能高估了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央行）的能力。货币宽松也有极限。毋庸置疑，一旦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 例如，上一轮金融海啸之时诞生的比特币，很可能就是市场对央行缺乏货币纪律而释放的第一个警告。这样一个毫无内在价值、凭空而生的数字货币，诞生后不但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而且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或数字资产。尽管今天这些数字货币的体量仍然很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足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实质性威胁，但它们已成为很多中长期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保值工具。这是市场准备“用脚投票”的一个早期迹象。 另外，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图3）；由于欧洲、日本的长期国债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而美国长期国债仍有1.5%以上的正收益，私人部门还在净买入美国长期国债。但是，如果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加总起来，实际上过去5年海外投资者整体还是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累计净卖出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现象皆发生在此轮危机之前，其背后的逻辑和意义都值得深思。新冠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幅度扩表。虽然短期内，市场非常欢迎美联储的“无限量宽”，因为它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但尘埃落定之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美联储无底线的“放水”呢？在本轮危机中，黄金和比特币价格虽然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但整体表现比较坚挺，是否是投资者因担忧高通胀重返或当前“纯信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突变”而采取的对冲操作呢？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自1945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的地位都不可动摇。即便1971年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一个纯粹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显然，这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已出现更多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而且也可能是稳定均衡。然而，从一个稳定均衡过渡到另一个稳定均衡却不是件易事，往往需要有外部冲击才能促成。 一种潜在的均衡就是前述的由黄金、比特币、或其他一些非信用货币取代现有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概率很小。也许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的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例如，根据中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等因素分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图4）。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包括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不需要中高速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当前形势看，相对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来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储蓄率、经常账户、财政状况、经济的成长性、外汇储备的充足性等）都更健康。得益于过去几年“降杠杆、防风险”的努力，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次全球危机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更大。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应该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果真如此，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这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取决于今后几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目前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稳度过。因此，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要低估了困难；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同时，要平衡好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地位的削弱势必伴随着美元汇率的贬值，损害严重依赖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届时这一“跃迁”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有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对此，我们必须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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