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与苏宁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0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研讨会暨苏宁金融研究院五周年论坛”在南京举行。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聂振平，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新颜，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沈秋翔，紫金财产保险公司总裁陈加明，江苏信用再担保公司总裁孙宝成，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王弋，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江苏苏宁银行首席科学家郭毅可，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黄金老等百位大咖云集，共商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大计。在此次研讨会上，江苏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孙扬重磅发布了国内第一本集原创性、技术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本土金融科技实战案例作品《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与实践》。以下为演讲实录：非常感谢各位领导、金融家、专家莅临“2020江苏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研讨会”，很荣幸能够在此发布《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和实践》这本书。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银发[2019]209号）中给出了对金融科技的定义，阐述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意义。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的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的提质增效。金融科技的重要意义有四个，金融科技要成为推动金融升级的新引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这是我们江苏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引。描绘江苏金融科技宏伟画卷金融科技不是一股风潮，而是被实践验证的行业趋势。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金融科技发挥的是乘数效应，具有重塑金融业版图的力量。作为经济科技大省，江苏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了诸多创新及应用成果，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和实践》这本书就是江苏省内30多家金融科技企业创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本书第一部分是江苏金融科技发展概览，阐述了江苏的经济和金融特点、全面汇总了江苏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第二部分从大数据风控、区块链、金融AI、物联网金融、支付科技和RPA技术等方面对业界前沿技术进行了概要洞察，并在这几个方面对江苏金融科技的技术情况进行了案例化呈现。第三部分是金融科技应用，非常详细的剖析了金融机构在消费金融科技、小微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科技、农村金融科技、保险科技、证券科技等领域的全流程应用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的典型案例。第四部分是金融科技的人才和科研情况，一方面介绍了一些高校在金融科技相关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情况，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概括。第五部分是江苏金融科技政策，总结了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制定的金融科技产业规划政策、金融科技企业和人才的扶持政策。第六部分是从投融资热点、金融科技技术发展趋势等分析的基础上，对江苏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第七部分是对近几年来江苏金融科技的重要事件以时间为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可以说，《金融科技：江苏的创新与实践》一书，从技术创新与业态应用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江苏省在金融科技研发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演进及成果，对国内金融科技产业的迭代创新具有引领意义。江苏金融业紧密服务实体经济我们江苏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是十分紧密的，这是江苏金融科技发展的良好基础。2019年江苏第二产业增加值排名全国第一，2019年江苏省金融业集聚程度排名仅次于广东，江苏金融机构贷款的规模保持平稳高速增长，2019年末江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5135亿元，同比2018年末增长了18000亿元。金融科技在江苏的发展，有赖于江苏经济和金融的良好发展基础，金融科技发展好了会反哺金融业，增强江苏金融服务江苏实体经济的潜力。金融科技推动江苏普惠金融发展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江苏已经拥有一批高含金量、自主知识产权的金融科技产品，用于服务小微企业，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些产品包括：江苏银行的小微智能应用平台“黄金眼”、紫金保险的数字营销平台“数字紫金”、南京银行的大数据营销平台“筋斗云”、开鑫科技的供应链金融科技平台“X-LINE”、焦点小贷的小微用户画像系统“知著”、苏宁金科的小微企业风险预警平台“秋毫”、企业信用查询平台“企查查”、车300的汽车金融反欺诈系统“伽马风控”、南京可信区块链研究院服务小微企业的区块链技术平台“NewSpiral”等。上面展示的创新金融科技产品，支撑了下面所示的江苏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这些基于金融科技构建的普惠金融产品，具有大数据信用评估和线上化服务的特征，在今年的疫情期间非常有用，很好的通过线上化的服务渠道支撑了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有力的支撑了江苏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科技再造小微金融那么，金融科技到底是如何帮助小微金融产品创新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进行解读。下图是苏宁银行的小微金融全流程，包括营销获客、欺诈识别、风险审批、贷中监控、用信放款、贷后管理等环节。在传统的金融机构，这些环节大部分都要人工介入操作，效率很慢，风险识别不准。但是在每个环节都引入金融科技之后，可以极大的提升小微金融的线上化比率和审批效率。下面详细展示苏宁银行微商贷的小微金融科技应用案例。苏宁银行高度聚焦小微金融业务，通过开放银行平台，向各大合作场景平台输出小微金融拳头产品“微商贷”。苏宁银行将“微商贷”植入到场景中，客户可以在美团、狮桥、零售云等平台场景中完成开户、授信、提款、还款等基本操作，让“银行无处不在，但就是不在营业大厅”。苏宁银行微商贷对接的生态内外场景达几十个，如果用传统线下方式做风控和营销，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在打造微商贷产品初期，苏宁银行专门打造了深度应用到微商贷，覆盖贷前、贷中和贷后全流程的小微金融科技解决方案，支持场景化、线上化、批量化的小微金融获客和风控。在贷前环节，当“微商贷”对接场景平台流量时，“星象”客户画像系统通过3000维度的机器学习模型自动为导流进来的每个客户实时打上标签，为小微客户建立精准画像，为小微金融的电销和KYC做好基础。与此同时，基于生态内外数据，“苏宁微商分”为每个客户输出一个信用评估分数，用于后面的风险决策。CSI反欺诈引擎，会通过“设备、地址、身份、账户、行为、习惯”6个维度来识别进来的流量中的小微贷款中介、黑产机器、多头借贷人员等欺诈群体，并可以在100ms内采取措施。在贷中环节，“天衡”小微金融风险审批模型体系，从行业、场景、企业经营主、企业经营、增信等五个维度，对客户进行风险审批和评额。“秋毫”小微企业风险预警系统，会从工商、司法、舆情等500个数据维度，使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舆情分析等技术，监测小微企业的风险，向客户经理和风险部门发送预警信号，还能为业务人员自动生成小微企业尽调报告。在贷后环节，“捕逾”催收系统会基于催收失联修复模型、智能分案模型、概率推理等技术，自动化生成对于不同类别逾期人员的差异化催收方案，通过“千寻”催收机器人和人工团队进行智能化的催收。苏宁银行还有专门面向小微金融的企业数据中台——“浑天仪”。在“浑天仪”上，小微客户的获客、授信、放款流程一览无余，极大的提升了小微金融的业务经营和管理效率。正是基于以上全流程小微金融科技，2019年，苏宁银行微商贷的授信通过率在一些场景上可以达到70%以上，2019年微商贷同比增长470%，与此同时资产质量也控制得很好，苏宁银行2019年不良率仅为0.88%。金融科技发展指标除了如上所示，要做好金融科技在业务场景中的深度应用，还要有量化指标可以衡量金融科技的发展情况。如今，江苏的金融科技发展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引领规范。下图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年10月份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标》（JR/T 0201-2020）的指标框架，这个标准对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科技公司做金融科技有非常强、非常具体的引导作用。首先，评估金融机构有没有战略部署，要看这家金融机构有没有金融科技的详细战略规划文件，有没有金融科技的灵活组织如研究院和金融科技实验室等，有没有和高校进行产学研用的合作。其次，评估你的金融科技资源投入情况，要看你的机构的金融科技投入在营收中实际占比是多少，你的金融科技相关培训人次等。再次，评估你基于金融科技的服务能力，要看你的机构金融服务的渠道拓展、增效降本的情况，客户关系服务优化情况。另外还有风控能力、研发能力、应用能力的评估指标。江苏金融科技向何处去我们有了一批江苏金融科技的产品，也有一批小微金融的产品，这是我们的良好基础，江苏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将如何呢？物联网将让金融加速下沉产业链互联网。数字化风控从线上走向线下，盲目依赖线上数据的历史已经过去。手机传感器网络将助力线上小微金融反欺诈。物联网设备开始应用于小微金融线下尽调和预警。我们江苏可以结合南京芯片之城、无锡物联网金融中心战略，加大物联网技术助力金融渗透智能制造、零售供应链，提升物联网技术对于产业链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让行业数据服务金融，依然任重而道远。根据央行金融科技规划，未来金融机构加速融合司法、社保、工商、税务、海关、电力、电信等数据。场景数据才是真正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动力。没有数据，空谈普惠金融没有意义。这需要政府、相关征信机构积极帮助金融机构对接这些行业数据，一方面降低数据的使用门槛，另一方面降低数据的费用。数据费用现在在小微金融业务成本里面占比非常高，可能查询一次小微企业的一种数据，就需要两三百元，很多金融机构直呼“查不起”。降低数据费用，能显著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有助于降低普惠金融的贷款利率。RPA领域未来将重点在金融运营的场景中加深应用，如对公开户、场景平台自动化测试、抵押贷款房产查询、监管报送、贷后资金管理、洗黑钱监管、发票处理、税务处理等场景。未来江苏金融科技将从RPA（金融流程机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走向更高阶IPA（金融智能认知，Intelligent Process Automation），助力金融机构更深层次降本增效。在IPA阶段，金融运营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生成、认知智能体等等，实现自动预判场景，自动组装流程，完成业务所需功能，对人力的需求大大降低。江苏的区块链产业互联网已经开始结阵，不但有了苏宁金科的苏易链、可信区块链的NewSpiral等区块链服务平台，也有了区块链农业、区块链智造、区块链供应链三大政府主导的主流区块链应用场景平台。在技术上，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开始转向PoS(Proof of Stake，股权证明机制），PoS开始有利息的概念，这是和股票、银行存款类似的模式，对于区块链未来承载金融业务意义重大。跨链技术方面，Cosmos和Polkadot平台都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技术，如链间通信协议（IBC），对于实现区块链生态互联至关重要，但是依然处于类似于TCP/IP协议发展的早期。闪电网络通过“瞭望塔”和“多路支付”技术发展，提升了数字货币反欺诈能力，也让数字货币支付效率和成本可以媲美互联网支付。除了以上趋势，江苏的金融科技未来将加速小微风险决策系统、区块链云服务平台、金融RPA、金融数据中台、数字化营销平台、金融云等产品的产品化，提升普惠金融的线上能力，增强金融对产业互联网的覆盖深度，金融科技也将主动拥抱数字政务。江苏未来会通过区块链、AI技术等金融科技，将个人和政务服务、社保、公积金等服务链接起来。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金融科技和开放银行平台做大基于产业链互联网的普惠金融生态。最后，万分感谢参与本书编写的所有会员单位机构，它们是：紫金保险、东吴人寿、南京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利安人寿、华泰证券、南京证券、江苏银行、江苏省联社、苏州银行、江苏信保集团、焦点小贷、开鑫科技、苏宁金融科技、江苏省联合征信、企查查科技、苏州企业征信、车300、同城票据网、蜂泰科技、江苏有线网络科技、南京可信区块链研究院、华云、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迪普思、科沃斯、思必驰 、江苏苏宁银行。谨以此书，致敬江苏金融科技力量！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本报记者实探“通往千年梦想的铁路”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通车 智能化设计成最大亮点 京雄城际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全过程、全专业运用BIM技术设计的智能高铁，应用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智能化设计达70余项。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雄安到大兴机场最快19分钟，到北京西站最快50分钟。 12月27日上午，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京雄城际）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这标志着历经两年时间全力建设，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投入使用。 “京雄城际铁路是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新的标杆，也是中国铁路进入新时代的典范，更是通往千年梦想的铁路。”在京雄城际铁路开通之际，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康学东感慨地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据了解，京雄城际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全过程、全专业运用BIM技术设计的智能高铁，应用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智能化设计达70余项。 京雄城际铁路自北京西站引出，经过既有京九铁路至李营站，接入新建高速铁路线路，向南途经北京大兴区、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至雄安新区，线路全长91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已于2019年9月26日开通运营。此次开通的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长59公里，设大兴机场、固安东、霸州北、雄安4座车站。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通车和雄安站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区域铁路网布局，密切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等京津冀中心城市的联系，提高雄安新区的辐射能力，对便利京津冀地区群众往来、加快产业聚集和区域经济融合，推动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京雄城际铁路的一大亮点是广泛运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先进技术的装备，全面提升旅客乘坐体验和高铁运维水平。 在智能牵引供电系统方面，通过智能牵引供电设施、智能供电调度系统和智能运行检修管理系统，实现了将通信、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牵引供电系统基础设施的有机融合，使其具备了全息感知、多维融合、重构自愈、智慧运维的先进性能，提高了牵引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运行效率品质。 此外，京雄城际铁路推出旅客精准定位、路径规划、位置搜索等智能服务，将车站与城市空间紧密融合，高铁与航空、城轨等交通方式无缝衔接，让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同步投入使用的雄安站更是在视觉和体验上兼具智能、人性和中国文化情怀。 雄安站是京雄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也是雄安新区第一个开工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站场规模13台23线，总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采用站城一体化设计，有效融入城市肌体，做到枢纽区域与城市规划、产业开发有机融合；站房外观采用“青莲滴露”设计主题，呈水滴状椭圆造型，椭圆形屋盖轮廓如清泉源头，似一瓣青莲上的露珠。采用立体候车布局，能够实现旅客“进出分层、到发分离”，保证旅客进出畅通；在车场之间创新采用15米宽的“光谷”，提升了采光通风效果。 “雄安站总规模相当于6个北京站，智慧化建造技术应用是雄安站工程又好又快的保障。”中铁建工集团雄安站项目总工程师吴亚东说，建设中充分运用5G、边缘计算、BIM、高精度定位、高清视频通信等高科技手段，大大提高施工效率和精度。 走入雄安站一层候车大厅，一排排连接地面候车大厅和城市通廊梁柱的浅灰色柱子很是引人注目。 “雄安站是全国首座大规模运用清水混凝土柱的铁路站房。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是通过石子、沙子、水泥配比的不同，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呈现出自然的‘高级灰’。建成后的梁柱，表面基本不再进行修饰，且表面光滑不易落灰。曲线优美，横竖都是弧度，观感自然清新，结构挺拔俊美，我们管它叫‘开花柱’。”中铁十二局雄安站房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何锦辉告诉记者，192根“开花柱”在雄安站的大规模应用，是项目技术团队为了达到绿色、温馨、经济、艺术的综合效果，进行上百次试验，才最终呈现出的风采。 未来，雄安站将成为京港（台）高速铁路、京雄城际铁路、天津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速铁路的交会枢纽。京雄城际铁路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6对，初期最高运营时速300公里。 目前，12306官网及手机客户端已可以预定京雄城际铁路列车车票。据记者了解，从2020年12月28日开始至2021年1月19日，北京西站与雄安站间日常开行列车11对，大兴机场站与雄安站间每日开行列车5对。
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公告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公告显示，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收购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等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了调查，并于2020年12月14日依据《反垄断法》第48条、49条作出处罚决定，对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截止发稿，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官网已将上述公告删除。 据了解，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阿里巴巴投资先后三次合计收购银泰商业73.79%股权，成为银泰商业控股股东，2018年，阿里巴巴投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2018年8月，腾讯控股子公司阅文与新丽传媒等签署协议，收购新丽传媒100%股权；2020年5月，丰巢网络以换股方式取得中邮智递100%股权。 针对涉事企业，市场监管总局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互联网平台企业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根据《反垄断法》和《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应当事先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目前，我们收到一些投诉和举报，反映有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营业额达到申报标准，但在实施集中前，没有依法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收到举报后，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进行核实，并对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依法调查处理。 “通过公开上述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希望经营者认识到，《反垄断法》适用于所有主体，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目的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虽然平台经济领域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所有企业都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在下午开盘后，涉事企业股价有一波跳水。截止发稿，涉事企业阿里巴巴跌2.94%，腾讯跌2.64%，阅文集团跌1.97%，顺丰微涨0.8%。
【导语】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经国务院批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金控办法》）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开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金融控股公司形成和运行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更好地控制金融风险。经验表明，金融控股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管理结合得越紧密，其协同效率就会越高，但相互之间的风险传染程度也会越高。为此，金融控股公司需要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以达到协同效应和风险隔离之间的有效平衡。 完善母公司管理职能和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鉴于内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金融控股公司应构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两个主要的层面：即母公司治理结构和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结构。 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党委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机制与公司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分别进入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监事会。将党委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体制、工作规范。实现党委领导核心与公司治理、党委统领全局与董事会战略决策、党委推进深化改革与高管层全权经营的有机融合，打造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的章程中应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委的权责和工作方式具体化。 新规下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承担公司决策和管理职能，应在母公司层面增设与统筹管理职能相关的机构或部门。根据《金控办法》的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只从事股权投资和管理，不经营具体金融业务；主要承担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业务协同、风险管理、高管任命、考核激励、薪酬管理等决策和管理职能。与这些职能相匹配，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战略协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审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统筹管理上述职能。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重要职能，母公司层面应相应设立战略规划、人力资源，业务协同、预算财务、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后台业务、信息系统等业务部门，以保障母公司的重要职能能够顺畅推进和落到实处。为确保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和重大决策能在子公司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母公司的高管可以适当地在重要子公司进行交叉任职。 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大小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基本管理问题之一，而控制权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高低，通常有全资控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四种类型。从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目标、发挥协同效应和控制风险的角度看，母公司应尽可能选择对子公司的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50%以上）。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母公司能够全面、有效地贯彻其战略意图，有效避免各子公司独立行事和各自为政的倾向。而在股权较为分散的相对控股和参股的情形下（通常为上市公司），尽管母公司基本上可以控制子公司，但存在在二级市场上被收购控股的可能性。在后两种情形下，子公司往往游离在母公司战略布局之外，难以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有效控制风险。总之，除非是为了财务目的或其他目的，母公司应尽可能争取全资控股和绝对控股的方式，以达到基本控制子公司、达成战略目标的目的。 子公司是否分拆上市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子公司分拆上市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而言有诸多益处。如，可以为子公司开辟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增强控股公司的资本实力。然而，子公司分拆上市也存在风险和不利因素。即便在绝对控股情形下，也存在公开市场上被某些机构增持而失去控制权的可能性。子公司上市后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需要按照上市公司规定予以披露，且要确保定价公允，不能利益输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协同效应产生制约。而控股公司整体上市则有利于统一规划资本资源，从整体上安排财务资源，包括开展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和资金管理，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资源配置，以更好地实现对子公司的管理。 采取合理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协同效应 为了更好地达成增强协同效应、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采取合理的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从国际经验看，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大致分为几类：独立子公司、协同子公司和事业部制。 在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各子公司在业务运作上基本上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尽管控股公司有统一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经营目标，但母公司对子公司给予充分授权，基本不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子公司的董事层和总经理虽由母公司任命和考核，但却拥有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组织架构的安排，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架构以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控制、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主，而子公司则可能“五脏俱全”，拥有各自的前中后台部门。相比较而言，独立子公司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能力，协同效应则处在一般水平。 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子公司虽然也是独立经营的，但各经营单位即子公司之间更加注重实现良好的业务协同。母公司通常以两种方式来组织推动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一是搭建整体性的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的客户和项目信息，从而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整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业务营销和客户服务的协同性。二是在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母公司可以构建统一的业务处理和IT系统等后台支援系统对子公司提供相应的支持，同时，驱动母公司的人力资源、预算财务和风险控制部门为子公司之间的协同业务行为提供支持。三是母公司通过严格的考核来督促子公司加强业务协同，包括运用约束和激励两类手段。可见，在协同子公司体制机制下，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会明显好于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 事业部体制机制是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水平最高的制度安排。在该体制下，母公司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依照功能来划分事业部，如将各子公司的业务整合起来，分成企业金融、消费金融、金融市场以及财富管理等功能性事业部。每个事业部管辖若干业务单元或子公司。与前两种体制明显不同，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子公司并非是利润中心，各事业部才是利润中心。在这种体制下，子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而依照功能划分构成的事业部才是实体所在。很显然，在事业部体制机制下，控股公司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则为事业部体制机制的运行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建立的初衷来说，独立子公司体制机制的独立性偏强，不应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首选的内部体制机制。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应以协调子公司体制机制为主，少数有良好条件的母公司则可以探索运作事业部制。 从战略层面重视协同运营机制构建 为了有效发挥内部协同效应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控股公司除了要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外，还应构建相应的运作管理机制。协同效应方面包括战略协同、激励考核、后台共享等机制。 控股公司应从长远的整体利益出发，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联动，将提升业务联动功能作为控股公司的重要工作目标。通过各种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使各业务板块、子公司以及前中后台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业务联动的重要意义，摒弃本位主义。在细化目标市场的基础上，应强调跨地区、跨部门、跨子公司间的业务联动，持续提倡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将强化业务联动作为“必选项”写进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发展计划中，并建立联动情况的互评考核，将业务联动性作为各自公司的重要考核指标。 搭建客户信息共享平台是构建协同运营机制的重要举措。控股公司应建立面对全集团开放的客户信息管理平台，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都应将其客户的重要信息在平台上发布，在符合监管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控股公司客户信息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客户需求体现、业务发起、风险控制等各相关流程都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控股公司依托覆盖面较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引导和推动各子公司和业务部门之间开展联动合作，实现各经营单位共享客户信息资源，有效推动跨公司、跨地域、跨条线开展客户互介，扩大业务联动收入规模。 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加强子公司联动，推进综合金融服务较为有效的方式。项目团队可以包括不同子公司和业务部门的前中后台人员，尤其是中后台人员可以长期介入。通过建立内部专家库、内部人才市场以及自愿报名和审核把关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专业人员，搭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可由客户部门即前台部门牵头成立和负责运营，实行专项激励、专项考核和专项资源配置。项目团队制是控股公司内部资源协同和效应协同的有效方式。 统一的后台共享机制是发挥业务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预算财务、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等中后台部门应改变部门化的运作方式，提升协同化、条线化和专业化管理，为各子公司和前台业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一种协同水平较高的模式是向子公司派驻人力资源、风险管理和预算财务等人员，实行双线管理。控股公司应逐步构建统一的后台业务处理中心，实行集中化运作和管理。有条件的控股公司还可以尝试构建统一的IT系统，实现内部网络化运作，提高内部运行和管理效率。 激励考核机制是促进控股公司内部协同和业务联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办法。可以借鉴国际银行业的成功经验，将以业绩指标为主的考核体系，调整为“业绩+行为”评估的考核办法。既考核客户经理做了什么，又评价是怎么做的。从活动绩效、风险控制、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综合性地进行考核，引导客户经理着眼长远和全局，主动、积极地开展业务协作，培育业务联动的文化，确立相应的价值观。为鼓励各子公司之间开展交叉销售，控股公司可以制定促进交叉销售的激励考核体系，将交叉销售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控股公司应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推动和引导多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动和协作，充分利用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应建立全面、细化和完善的利润分成和影子记账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 建立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较为特殊，包括关联交易风险、交叉传染风险、资本重复计算风险和高杠杆风险，等等。为了达成协同效应，控股公司及其各子公司通常是统一客户、统一品牌、统一后台，很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在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容易蔓延。其具体传导的途径主要有声誉传染和流动性传染两种。当一家子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导致声誉受损时，其他子公司的声誉和形象也会下降或受损。当某家子公司出现严重流动性问题时，通常控股公司会动用资金或调集子公司的资金来拯救该子公司，从而可能带来整体性的流动性风险。 通常，控股公司各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着各类形式的关联交易，包括资金相互划拨、相互担保、关联贷款甚至转移利润。其中有不少出于业务的协同需要，是符合监管规范的。但也有部分关联交易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应加以防范和管理。有的控股公司股权结构复杂，有的还相互持股，从而就会存在母子公司重复使用同一资本的现象。这意味着控股公司整体的净偿付能力可能低于其总的、名义上的偿付能力之和。高杠杆风险往往与资本重复计算有关。由于控股导致同一资本来源在控股公司内部被同时用于多个法人投资，控股公司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潜在风险。 鉴于所面临风险的复杂性，控股公司需要从风险文化和偏好、风险管理架构和风险隔离机制三管齐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控股公司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构建“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风险文化，将控股公司整体的认识统一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上来，推动风险文化向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渗透，将稳健经营的理念有效融入政策、制度、系统、流程和工具之中。与业务实践紧密结合，使风险文化的愿景、核心价值观等成为所有员工共同的行为指引和自我约束。从基础理念、业务技能、专业管理等方面出发，对全体员工实行差异化、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培训，持续推进风险文化养成教育。合理制定与控股公司战略相适应的审慎风险偏好，将董事会的风险容忍度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分解传导至所有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应借鉴国际先进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建立起以垂直管理为主的、矩阵式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控股公司层面应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对控股公司整体进行风险管理，主要责任包括确定统一的风险偏好、建立统一风险管理政策、统一客户授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开发，等等。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也应分别建立针对性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自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各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管理人员首先要对母公司的风险部门负责，同时向本公司负责人、业务条线负责人负责。这种以垂直为主、横向为辅的矩阵式风险管理架构对母公司的风险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人员对子公司和业务条线的风险状况要有充分的了解，以防止风险管控过度阻碍业务发展。 为有效应对交叉传染和关联交易风险，控股公司需要打造一套健全的风险隔离机制。包括资金、业务、信息和人事等四个维度。资金隔离是对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运作和流动加以限制，以防止这类资金流动对客户利益带来伤害。除了股权投资以外，应严格禁止在母子公司之间随意调动资金，尤其要阻止银行资金不合规地输入证券和保险类子公司。业务隔离是对多子公司开展联合营销、交叉销售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加以适当限制，其主要举措包括：坚持商业原则和公平投标，防止利益输送以及实施总量限制等。信息隔离是对母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流动加以适当规范和限制。各子公司内的信息共享应仅限于服务客户所需的相关信息，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应禁止共享和流动。人事隔离是指对各子公司的人员相互兼职和流动加以规范和适当限制。除了母公司和各子公司的高管可以相互进入对方董事会外，其他人员应禁止相互交叉任职，这方面应严格遵守监管规定。风险隔离机制设立要注意把握好度。隔离过严会阻碍业务协同，降低经营效率；隔离过松则会带来风险隐患，不利于稳健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隔离机制首先应符合监管要求，不能突破监管红线。在此前提下，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子公司的行业特点来制定满足自身风险偏好和监管要求、推动内部协同的规范和原则，并适时进行调整。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督、检查、培训、评估等配套措施，确保风险隔离措施合理有效并落到实处。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0年第12期。
上周，腾讯云发布其数据库品牌TDSQL的全新战略升级计划及未来发展战略。同时，公司发布“国产数据库加速器产业联盟计划”，成立数据库合作生态扶持基金，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协力建设全面开放的国产数据库生态体系。 据介绍，腾讯云原有的TDSQL、Tbase、CynosDB三大产品线将统一升级为“腾讯云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TDSQL”。全新升级后的腾讯云TDSQL将涵盖分布式、分析型、云原生等多引擎融合的完整数据库产品体系。 随着云计算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库正朝着“云+数据库”的方向演进。今年11月发布的Gartner数据库魔力象限报告中，中国数据库厂商占据三席，标志着国内数据库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随着国内云厂商技术能力不断提升，数据库等核心技术的国产化也取得重大突破，对本土客户的需求将会有更好的适应和匹配，数据库国产化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 腾讯副总裁、腾讯云总裁邱跃鹏表示，未来，腾讯云还会在数据库赛道上持续加码，并整合腾讯在QQ、微信等服务十几亿C端用户的能力、经验、资源，为B端客户持续提供好用、易用、安全的数据库产品。 据透露，今年发布的TDSQL Serverless是国内首个Serverless架构数据库引擎，能为腾讯云上超过100万的企业和开发者提供一站式云数据库服务。 腾讯云副总裁李纲认为，国产数据库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此次升级后的“腾讯云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TDSQL”家族产品不仅符合国产化要求，还积极融入国产生态系统，可适配上下游一系列国产软硬件。 “国产数据库的发展一般会经过互联网企业、民生政务、传统行业应用、金融核心业务这几个阶段的打磨，其中金融行业对数据库要求最为苛刻，不仅数据容错度低，而且还要符合信息安全等级规范。”李纲介绍，目前腾讯云数据库已在金融行业大规模落地应用，包括平安银行信用卡A+新核心系统国产化、人保财险系统的数据库国产化、张家港农商行的核心系统数据库国产化落地等典型案例。此外，腾讯云数据库还支撑了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字广东等项目，后续将在各行业逐步落地，实现对全行业的应用覆盖。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事出有因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致命缺陷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风险无人识？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硬着陆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镜鉴未来“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