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5月至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5%上行30BP至2.8%附近。 背后的原因现在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充分，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央行再宽松的预期落空。在4月份央行调低IOER至0.35%的位置后，市场便产生了隔夜资金利率将向0.35%前进的宽松预期，两会提出“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的表述后，市场也产生了再宽松的预期。 但这两个时段的宽松预期，最后都分别随着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和央行100亿逆回购利率不变而破灭。 6月1日，央行提出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直接指向宽信用的手段后，市场对货币政策重心转向宽信用，宽货币进程暂缓的预期又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恶化。 第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在超预期转好。生产端，六大发电集团的耗煤量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大幅改善；需求端，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和土地成交也在继续回暖。 第三，债券供给压力大。这一项利空主要集中在5月份，在地方专项债再提前下发1万亿的贡献下，债券市场5月份的国债+地方债的供给达到了1.5万亿。 这一因素如果是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对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这一供给冲击随之也被放大。 但从6月供给压力大幅减弱，债券收益率仍然继续大幅调整来看，这一因素显然不是市场定价的主要矛盾，更关键的还是央行的态度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现在大家疑惑的是，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延续了两年牛市的债市已经反转，步入熊市？ 在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达到2.8%左右的点位后，是否已经有抄底做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以利率最低点过去为债牛结束的标志，那么债牛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在2020年前四个月份，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之所以会在3%的点位上再出现50BP的下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它带来了央行快速且持续的宽松，也带来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回落，更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深坑。 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过去。 国内各行各业（除影视之类的特殊行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原状，经济在快速反弹，央行继续采取救急模式，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减弱。 像工业企业生产、营收等数据从1-2月份的深坑中恢复，大致回升至疫情前水平这一类的信息都能说明这一点。 海外疫情，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已经越过了爆发的高峰，多国复工的进程在加快。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虽然出现高峰，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了疫情中心，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利弊参半。 尽管这会影响部分外需，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国内部分行业的生产，但有一个利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因为疫情生产受限，那么已经控制了疫情爆发的中国可以正好借此获得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弥补前面所述的外需损失。 从这一点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对债券市场算不上是多大的利好，反而会容易让投资者对出口的判断产生预期差，使债券市场出现调整。 如果我们认可疫情这一定价市场利率的主要矛盾已经过去，央行最宽松的时点过去，经济最差的时期过去，那么10年国债利率从底部回升也是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已经过了最低点，牛市结束是合理的。 但疫情的影响结束并不意味着，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就会回到疫情前3.0%的水平。相反，我们认为3.0%会成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难以突破的上限，10年国债将在2.7%-3.0%的区间内震荡。 如果我们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简单分解为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期限利差来看，会发现如今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与疫情前相比，有个最大的区别是，政策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调。 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以7天逆回购来代表，现在2.2%的点位，较疫情前已经调低了30BP，虽然如今央行由于多种原因（比如防范套利与金融加杠杆、救急模式退出）暂时没有进一步下调的打算，但很明显也没有加息上调的打算。 短端利率之前由于救急的需要，被压到了远低于政策利率的位置。现在救急模式退出后，短端利率回升是确定的，但即使回升，其中枢水平最高也就是回升到2.2%的政策利率附近，不会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与疫情前相比，至少政策利率（短端利率）这一端对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拉是正向贡献，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比疫情前低30BP这一事实应该要体现在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上。 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期限利差。 如果短端利率稳定后，经济基本面持续超预期，那么期限利差有可能会继续大幅走阔，从而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让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超过3%。 但这一点，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好转，实际是经济从深坑中恢复带来的修复动能所致，无法持续。 疫情爆发时，因为防疫需要，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停滞，经济增速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现在疫情结束，原本不敢出门买房、消费的群体，现在重新出门看房买房消费了；原本停下来的生产线，可以复工重新生产了。这个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修复，体现的是环比数据的明显改善。 建筑、房地产等项目，受竣工日期的约束，也要加快赶工，还有之前因为疫情积压的订单现在也要加快生产赶工期，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反弹。 但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持续。当企业复工复产达到100%，完全恢复常态，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恢复正常，赶工的效应减弱，经济能否继续向上走，就完全要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色和基建投资扩张的对冲效果了。 我们认为到那时，经济将重新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将从现在的环比改善，转向同比增速的反弹乏力。 1）疫情对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 比如收入下降、更重视未来预防性需求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更重储蓄）会制约消费改善的持续性，制约经济反弹的弹性。 2）即使有更多市场份额的加成，也无法改变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偏弱的事实，出口的预期差得到修正后，依然会萎靡。 另一方面，通胀的回落是现在最具一致性的宏观预期之一。现在仍然偏高的CPI，基本就是靠猪价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撑着，等到7月份后，猪肉价格基数起来，CPI可能会出现快速的回落，在年末有可能跌至零附近。 所以，综上所述，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更低+经济难以持续走强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中枢将难以突破疫情前3%的关键点位，但又会比此前经济最差、货币最宽松时2.5%-2.6%的位置更高，大多数时候会在2.7%-3.0%之间震荡。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我们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明朗：2.8%左右的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并不算超调，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博弈价值。 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博弈左侧的机会。 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可以等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的修正，悲观情绪释放结束后，市场重新进入稳态，寻找新的定价锚的阶段，那时，做多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但不管风险偏好如何，在震荡市下，要赚久期的钱难度是非常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将重点转向挖掘票息收益，以短久期高票息策略为主，有较好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去博弈波段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资本之于企业，如同水之于生命。只有一个兼具广度和深度，层次分明、丰富立体的资本市场，才能支撑不同业态、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共同发展，构造起高质量、高效率的市场生态体系。 今年以来，年轻的科创板稳步运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顺利破题，新三板综合改革渐次落地，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整体发展思路逐渐清晰，联通不同市场层次的转板制度也已出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壮丽“协奏曲”渐入佳境。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完善始终围绕一个初衷：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全国两会期间，“六稳”“六保”成为关键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成为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话题。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向深入，无疑是焕发企业微观生命力、提升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核心课题。 让直接融资成为企业发展的“及时雨” 拥抱资本市场，对一家企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行情300041,诊股)董事长章锋对此颇有感触。“回天新材自上市以来，利用资本市场进行了三次直接融资，所募资金用于新建生产线、投入研发、补充流动资金等。公司由此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研发水平和产能，改善了财务状况，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也进一步提高。”章锋表示。 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客观而言，资本市场服务的企业覆盖范围、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都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也正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分步骤实施的注册制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不断丰富资本市场的层次体系，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有机联通的市场格局，扩大资本市场的外延和广度，引导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 另一方面，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发行人在符合发行条件的基础上，确保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投资者依据信息自主作出价值判断，真正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如此“双管齐下”，直接融资才能够成为帮助广大企业成长、激发优质企业微观活力的“及时雨”。 为了让企业切实享受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成果，各地证监局正在积极行动。全国人大代表、辽宁证监局局长柳磊介绍，去年以来，辽宁证监局统筹推进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精选层改革措施在辽宁落实落地，积极引导辖区企业进一步认识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了解资本市场不同板块的差异化定位，支持企业选择合适的板块登陆资本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告诉记者，创业板改革作为存量市场注册制改革试点启动以来，北京证监局正有序推动相关工作，密切关注创业板改革进程和相关制度规则的出台，联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创业板改革相关培训，推进和引导证券公司技术系统调整，帮助辖区企业抓住创业板改革和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 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不仅仅局限于建设发展交易所市场。全国人大代表、迈科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金碧建议，应当做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协同和联动发展，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宽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他认为，应当进一步丰富场外市场的形式，更好为那些没有实现连续盈利、营收额不高甚至持续亏损，却有发展前途的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 层次分明错位发展 携手服务实体经济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词之一是层次分明。这意味着主板、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乃至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市场层次，应当明晰各自的定位，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错位发展、适度竞争的格局。 科创板是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自去年7月开市至今，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100家，一批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科创企业在此聚集。今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以试点注册制为核心的创业板改革宣告落地实施。 作为资本市场全面深改、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在当前阶段提纲挈领的重要工作，“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创业板改革将注册制由增量市场延伸至存量市场，其改革实践，也将为下一步分步骤推开注册制积累经验。可以预期，随着创业板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主体的活力必将得到更好激发，发展新动能也将由此集聚。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接受采访表示，推进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激发资本市场活力、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功能。他认为，创业板改革有助于化解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难题，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创新领域。 与此同时，以设立精选层、推出转板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板综合深改也正在推进当中。贾文勤表示，新三板市场主要定位于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推出新三板综合改革，有利于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中小企业营造更好的融资环境，也有利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间的有机联系，打通中小企业上升通道，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不同市场层次虽有不同定位、不同分工，其发展目标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提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结构较为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这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是有利的。下一步，还需要继续激发多层次市场的建设活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以此带动市场基础制度完善和深入发展。 昨日晚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金融委统一部署，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委成员单位，将于近期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这11条改革措施中，就着重提到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和新三板综合改革。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预期，分步骤推进注册制改革，深度、广度并举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质量和效率，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协奏曲”必将演奏出更加动人的乐章。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洪灝 最近几年，尤其是2016年以来，全球市场里价值投资日渐式微，就连巴菲特也不能跑赢市场。每年去参加巴菲特年会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巴菲特的年会没有了习惯拜神封神的中国粉丝，估计观众会少了一半。看看价值因子对于投资回报的贡献，真是应验了A股的那句话：看基本面，你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假如我们把股票投资回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现在所知决定（基本面），剩下的部分由未来预期决定（投机面）。在市场周期的不同阶段里，这两个股票回报的决定因素互相作用。当现在所知因素在决定投资回报所起的作用下降的时候，投资者对于未来的预期，也就是投机性因素，对于决定回报所起的作用也就随之上升—一如当下投机情绪浓厚的市场。 奇怪的是，当下在A股这样一个被投机情绪驱动的市场，它整体的估值却并不是非常高，并处于历史的较低水平。假如我们把市场内所有的股票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以现在所知的基本面驱动，另一类主要以预期的投机面驱动。直觉是，以基本面驱动的股票的估值将低于以预期驱动的股票估值。当下这种整体市场估值偏低的局面，暗示着以基本面驱动的股票被严重低估，价值因子产生投资回报的能力被极度压抑。我们的量化分析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市场里估值最低的股票组合极度跑输了估值最高的组合。换句话说，在一个以投机为主导的市场里，我们看到的却是类似以基本面为主导的估值。这样的市场里，那些以投机驱动的股票，它们的估值肯定已经极端化。我们在美股市场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当然，指标并非运行到极端之后就一定要均值回归。或者说，市场浓厚的投机或者并非不无道理。要知道，投机面决定的估值的占比，由股票的长期增长率和整体的市场利率水平决定——增长率越高，利率水平越低，则投机面估值占比越大。在新冠疫情后经济里，很难想象长期增长率将会很高。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在不断地下降。疫情进一步削弱了全球长期增长的潜力。市场利率水平的不断走低，其实是增长潜力不断下降的反应。显然，那些以投机面为主导的股票估值，在长期利率不断走低的，但增长率并不发生太大改变的基础上，不断地趋向极端。市场共识仅仅预期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受挫，就是最好的佐证。 历史上，A股的夏普率非常低，尤其相对于美股和其它新兴市场。也就是说，A股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很低。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因为A股的波动性非常大。而造成这种过度波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A股的预期面决定的回报占比过大：我们的分析显示，A股预期面回报占了近90%，而美国则在70%左右。一个以预期驱动的市场，往往是一个波动性大的市场。这是因为市场价格对于预期的变化非常敏感。新冠疫情后的情况，是市场利率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将持续走低。只要利率下行的速度快于增长放缓的速度，那么预期面驱动的回报可以更高，并不均值回归。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可能性，也就是在低利率的环境里，市场变得越来越投机。最后，在投机行为真正走到极端，价值因子回归的时候，也是市场波动率飙升，下一个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时，只有低估值才能给予投资者安全的避风港。 图表：A股低估值与高估值组合的相对估值指标，并非运行到极端之后就一定要均值回归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 “T+0”交易制度对于A股市场并不陌生，其实早在A股成立之初就实施过，其中，上交所实施的时间段在1992年5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深交所在1993年11月22日至1994年底也实行过。但是当时监管部门认为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太强，为了抑制过度投机和股价的剧烈波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监管部门最终决定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T+1”交易制度，虽然历史上对于打破“T+1”交易制度的争论较多，但是该交易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曾经“T+1”交易制度在我国A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基于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散户投资者数量较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叠加当时上市公司数量有限，质量也是稂莠不齐，散户投资者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和基本的投资常识，导致早期股票市场暴涨暴跌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在“T+1”交易制度下，有效限制了普通投资者投机行为，逐步培养了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减缓了投机热潮和盲目跟风等现象，但是随着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量化交易以及融资融券等交易制度的引入，“T+1”交易制度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T+1”交易制度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度和使用效率，也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产生低流动性折价现象，不利于股票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无形中，由于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不能卖出，可能会错失更好的投资机会，増加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 二是“T+1”交易制度限制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尤其是面对错误下单、系统故障等突发问题时，投资者难以采取补救措施来规避风险，类似2013年“光大乌龙指”等突发事件之后，由于缺乏及时地纠错措施导致市场风险增加。对于机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股指期货、ETF基金套利、融资融券反向操作等办法弥补损失；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只能被动接受损失。 三是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目前我国可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以及曾经的权证市场均采取“T+0”交易，而我国股票现货市场采取的是“T+1”交易。由于不同市场流动性存在溢出效应，如果转债市场已经出现暴跌，由于中小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现货难以卖出，只能忍受当日的损失，寄希望于股票现货未来价格上涨降低损失，这样导致中小投资者只有做多的投资策略，从而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 四是在量化交易和多重市场套利机会背景下，“T+1”交易制度导致散户成为机构投资者收割对象。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工具较为丰富，尤其是通过量化交易等方式，从而在形式上已经打破了传统“T+1”交易制度对其约束。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不同市场的流动性差异以及资产价格上的变化，对散户等单一市场投资者进行降维打击。 目前我国A股市场长期投资者数量不断增加，理性投资者规模显著增长，参考国际资本市场大多实行“T+0”交易结算制度：一是显著降低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市场的流动性将会显著增加；“T+0”交易制度将会实现一笔资金多次交易，交易规模将会显著增长，也会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 二是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丰富了投资者策略，尤其是在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之后发现选股有误，可以及时止损，避免风险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三是丰富投资者策略。“T+0”交易模式可以实现股票市场、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无缝对接，从而降低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普通投资者通过资产配置实现不同市场之间的套期保值，以规避一定范围的市场风险，也有助于量化交易模式在A股市场上的推广。 四是“T+0”交易将会降低交易风险，增加券商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佣金收入，利好券商股。由于投资者可以在“T+0”交易可以在一个交易日买入或卖出股票，将会显著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从而增加券商传统佣金收入，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广下，也会增加信用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扩大，为市场提供更多做市商资金和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也有助于引导海外资金流入，培养理性投资者，降低市场的交易风险。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T+0和T+1只是交易制度本身，其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资本市场不同发展阶段需求不同，采取的交易制度也会不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T+1”交易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抑制投机炒作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要看到随着A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融资融券制度和注册制逐步落地背景下，“T+1“交易制度在融资融券制度下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尤其是在市场单边下跌的背景下，将会导致市场丧失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风险。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同时，在科创板在试点“T+0”交易制度成功后，将会逐步向创业板和主板市场推广，这样将会显著增加券商的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信用业务收入水平，在保持A股市场平稳有序的背景下，实现A股市场逐步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交易风险，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5月至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5%上行30BP至2.8%附近。 背后的原因现在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充分，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央行再宽松的预期落空。在4月份央行调低IOER至0.35%的位置后，市场便产生了隔夜资金利率将向0.35%前进的宽松预期，两会提出“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的表述后，市场也产生了再宽松的预期。 但这两个时段的宽松预期，最后都分别随着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和央行100亿逆回购利率不变而破灭。 6月1日，央行提出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直接指向宽信用的手段后，市场对货币政策重心转向宽信用，宽货币进程暂缓的预期又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恶化。 第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在超预期转好。生产端，六大发电集团的耗煤量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大幅改善；需求端，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和土地成交也在继续回暖。 第三，债券供给压力大。这一项利空主要集中在5月份，在地方专项债再提前下发1万亿的贡献下，债券市场5月份的国债+地方债的供给达到了1.5万亿。 这一因素如果是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对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这一供给冲击随之也被放大。 但从6月供给压力大幅减弱，债券收益率仍然继续大幅调整来看，这一因素显然不是市场定价的主要矛盾，更关键的还是央行的态度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现在大家疑惑的是，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延续了两年牛市的债市已经反转，步入熊市？ 在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达到2.8%左右的点位后，是否已经有抄底做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以利率最低点过去为债牛结束的标志，那么债牛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在2020年前四个月份，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之所以会在3%的点位上再出现50BP的下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它带来了央行快速且持续的宽松，也带来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回落，更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深坑。 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过去。 国内各行各业（除影视之类的特殊行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原状，经济在快速反弹，央行继续采取救急模式，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减弱。 像工业企业生产、营收等数据从1-2月份的深坑中恢复，大致回升至疫情前水平这一类的信息都能说明这一点。 海外疫情，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已经越过了爆发的高峰，多国复工的进程在加快。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虽然出现高峰，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了疫情中心，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利弊参半。 尽管这会影响部分外需，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国内部分行业的生产，但有一个利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因为疫情生产受限，那么已经控制了疫情爆发的中国可以正好借此获得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弥补前面所述的外需损失。 从这一点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对债券市场算不上是多大的利好，反而会容易让投资者对出口的判断产生预期差，使债券市场出现调整。 如果我们认可疫情这一定价市场利率的主要矛盾已经过去，央行最宽松的时点过去，经济最差的时期过去，那么10年国债利率从底部回升也是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已经过了最低点，牛市结束是合理的。 但疫情的影响结束并不意味着，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就会回到疫情前3.0%的水平。相反，我们认为3.0%会成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难以突破的上限，10年国债将在2.7%-3.0%的区间内震荡。 如果我们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简单分解为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期限利差来看，会发现如今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与疫情前相比，有个最大的区别是，政策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调。 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以7天逆回购来代表，现在2.2%的点位，较疫情前已经调低了30BP，虽然如今央行由于多种原因（比如防范套利与金融加杠杆、救急模式退出）暂时没有进一步下调的打算，但很明显也没有加息上调的打算。 短端利率之前由于救急的需要，被压到了远低于政策利率的位置。现在救急模式退出后，短端利率回升是确定的，但即使回升，其中枢水平最高也就是回升到2.2%的政策利率附近，不会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与疫情前相比，至少政策利率（短端利率）这一端对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拉是正向贡献，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比疫情前低30BP这一事实应该要体现在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上。 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期限利差。 如果短端利率稳定后，经济基本面持续超预期，那么期限利差有可能会继续大幅走阔，从而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让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超过3%。 但这一点，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好转，实际是经济从深坑中恢复带来的修复动能所致，无法持续。 疫情爆发时，因为防疫需要，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停滞，经济增速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现在疫情结束，原本不敢出门买房、消费的群体，现在重新出门看房买房消费了；原本停下来的生产线，可以复工重新生产了。这个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修复，体现的是环比数据的明显改善。 建筑、房地产等项目，受竣工日期的约束，也要加快赶工，还有之前因为疫情积压的订单现在也要加快生产赶工期，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反弹。 但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持续。当企业复工复产达到100%，完全恢复常态，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恢复正常，赶工的效应减弱，经济能否继续向上走，就完全要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色和基建投资扩张的对冲效果了。 我们认为到那时，经济将重新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将从现在的环比改善，转向同比增速的反弹乏力。 1）疫情对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 比如收入下降、更重视未来预防性需求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更重储蓄）会制约消费改善的持续性，制约经济反弹的弹性。 2）即使有更多市场份额的加成，也无法改变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偏弱的事实，出口的预期差得到修正后，依然会萎靡。 另一方面，通胀的回落是现在最具一致性的宏观预期之一。现在仍然偏高的CPI，基本就是靠猪价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撑着，等到7月份后，猪肉价格基数起来，CPI可能会出现快速的回落，在年末有可能跌至零附近。 所以，综上所述，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更低+经济难以持续走强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中枢将难以突破疫情前3%的关键点位，但又会比此前经济最差、货币最宽松时2.5%-2.6%的位置更高，大多数时候会在2.7%-3.0%之间震荡。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我们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明朗：2.8%左右的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并不算超调，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博弈价值。 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博弈左侧的机会。 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可以等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的修正，悲观情绪释放结束后，市场重新进入稳态，寻找新的定价锚的阶段，那时，做多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但不管风险偏好如何，在震荡市下，要赚久期的钱难度是非常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将重点转向挖掘票息收益，以短久期高票息策略为主，有较好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去博弈波段的机会。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 “T+0”交易制度对于A股市场并不陌生，其实早在A股成立之初就实施过，其中，上交所实施的时间段在1992年5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期间；深交所在1993年11月22日至1994年底也实行过。但是当时监管部门认为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太强，为了抑制过度投机和股价的剧烈波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监管部门最终决定于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T+1”交易制度，虽然历史上对于打破“T+1”交易制度的争论较多，但是该交易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曾经“T+1”交易制度在我国A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基于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散户投资者数量较多，盲目跟风现象严重，叠加当时上市公司数量有限，质量也是稂莠不齐，散户投资者缺乏独立判断能力和基本的投资常识，导致早期股票市场暴涨暴跌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在“T+1”交易制度下，有效限制了普通投资者投机行为，逐步培养了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减缓了投机热潮和盲目跟风等现象，但是随着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量化交易以及融资融券等交易制度的引入，“T+1”交易制度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 一是“T+1”交易制度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度和使用效率，也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产生低流动性折价现象，不利于股票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提升。无形中，由于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不能卖出，可能会错失更好的投资机会，増加了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 二是“T+1”交易制度限制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尤其是面对错误下单、系统故障等突发问题时，投资者难以采取补救措施来规避风险，类似2013年“光大乌龙指”等突发事件之后，由于缺乏及时地纠错措施导致市场风险增加。对于机构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股指期货、ETF基金套利、融资融券反向操作等办法弥补损失；但是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只能被动接受损失。 三是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目前我国可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以及曾经的权证市场均采取“T+0”交易，而我国股票现货市场采取的是“T+1”交易。由于不同市场流动性存在溢出效应，如果转债市场已经出现暴跌，由于中小投资者当日买入股票现货难以卖出，只能忍受当日的损失，寄希望于股票现货未来价格上涨降低损失，这样导致中小投资者只有做多的投资策略，从而显著增加中小投资者风险。 四是在量化交易和多重市场套利机会背景下，“T+1”交易制度导致散户成为机构投资者收割对象。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工具较为丰富，尤其是通过量化交易等方式，从而在形式上已经打破了传统“T+1”交易制度对其约束。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不同市场的流动性差异以及资产价格上的变化，对散户等单一市场投资者进行降维打击。 目前我国A股市场长期投资者数量不断增加，理性投资者规模显著增长，参考国际资本市场大多实行“T+0”交易结算制度：一是显著降低普通投资者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市场的流动性将会显著增加；“T+0”交易制度将会实现一笔资金多次交易，交易规模将会显著增长，也会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 二是提高了普通投资者的纠错能力，丰富了投资者策略，尤其是在普通投资者当日买入之后发现选股有误，可以及时止损，避免风险和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三是丰富投资者策略。“T+0”交易模式可以实现股票市场、转债市场、股指期货市场无缝对接，从而降低不同市场的溢出效应。普通投资者通过资产配置实现不同市场之间的套期保值，以规避一定范围的市场风险，也有助于量化交易模式在A股市场上的推广。 四是“T+0”交易将会降低交易风险，增加券商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佣金收入，利好券商股。由于投资者可以在“T+0”交易可以在一个交易日买入或卖出股票，将会显著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从而增加券商传统佣金收入，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广下，也会增加信用收入水平，从而实现证券公司资产规模扩大，为市场提供更多做市商资金和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数量，也有助于引导海外资金流入，培养理性投资者，降低市场的交易风险。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T+0和T+1只是交易制度本身，其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资本市场不同发展阶段需求不同，采取的交易制度也会不同。因此我们既要看到“T+1”交易制度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抑制投机炒作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要看到随着A股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融资融券制度和注册制逐步落地背景下，“T+1“交易制度在融资融券制度下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尤其是在市场单边下跌的背景下，将会导致市场丧失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市场风险。 因此，在科创板开市将满一年之际，上交所在“制度供给”方面，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科创板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正常实现。同时，在科创板在试点“T+0”交易制度成功后，将会逐步向创业板和主板市场推广，这样将会显著增加券商的传统经纪业务收入和信用业务收入水平，在保持A股市场平稳有序的背景下，实现A股市场逐步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交易风险，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原发于网易
5月26日晚间，宇晶股份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年报问询函，称公司在手订单充足，截至2020年3月末，公司在手订单（含税）共计2.8亿元，业务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公司已采取积极复工复产、加强成本控制、挖掘新客户潜力、深化老客户合作、全面提升拳头产品技术水平等多种措施以实现增强盈利能力的目的。 日前，董事长杨宇红接受采访时，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行业内情况：“目前我国已成为研磨抛光机及多线切割机的主要市场。瑞士、美国、日本的厂商凭借技术的先发优势，占据了国内高端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近年来，国内研磨抛光机和多线切割机设备等相关行业发展迅速，但是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去年，由于宏观经济整体下行、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汽车行业需求不振、终端消费电子产品出货下滑，带给我们不小的挑战，但是我们有信心回应市场挑战，积极寻找稳妥的生长路径。” 杨宇红表示：“2020年，我们会继续加强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协会、展会、技术交流会等各种平台，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及产品领域。今年也是我们的信息化建设大年，将集中各部门优势力量，对OA、ERP、PDM、MES等主要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并努力实现各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此外，我们也会考虑项目并购的方式做大做强。今年，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这个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的竞争能力，我们一直很关注有潜力的并购项目。”（编辑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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