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前后浪相继，洪波向东流。”随着今年全国两会的临近，增速目标、就业目标、赤字率等短期政策焦点已经引发市场的热烈猜想。但是放眼长远，今年两会的重要看点并不局限于此。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今年两会既处在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也将面向全球疫情后剧变的新格局。内外历史节点的交叠之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料将是今年两会的核心主题之一。以此为起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三个方面率先奔涌。其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下阶段中国改革全局发挥基础性支持。其二，在维持金融开放“高速度”的同时，激活金融改革“加速度”。其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释放其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红利。我们预计，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并将揭示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成长性机遇的长期脉络。 历史节点之上，后浪涌起之时。着眼于历史坐标系，2020年全国两会立于多重历史节点，将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路径产生方向性影响。由此，在应对短期风险冲击、实现“六稳”“六保”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将是今年两会的应有之义。 从内部来看，2020年既是“十三五”与“十四五”的过渡期，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点。相较而言，在第一个百年目标收官之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阶段将更加突出两大发展重心。一是“民富”，即人民生活在总量上更为宽裕，在结构上水平差异收窄。二是“国强”，即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面向两大重心，未来要素市场料将成为改革深化的核心阵地。一方面，通过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传统要素的生产效率提升抵减边际投入收益的下滑，以要素间收入分配的优化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另一方面，通过数据、技术等新要素市场的发展，将“激励兼容”这一上轮改革的成功秘钥应用至最富活力的数字经济领域，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从外部来看，新冠疫情正在瓦解全球旧格局，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逐步到来。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在这一全球趋势下，中国经济亟待做好两方面的改革应对：一方面促进消费升级，以内需的稳步扩大克服全球总需求的长期失稳；另一方面加速产业升级，以科创能力的提升跨越全球化的退潮。基于此，中国有望从供应链单一中心成长为供应-需求链双枢纽，主动适应并参与重塑疫情后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 由远及近，当上述历史的长趋势发轫于2020年的短时点，新一轮改革后浪预计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率先奔涌。相关的方向性信号有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所展现，值得市场予以密切关注。 后浪之一：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财富之母”。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土地制度改革始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随着2020年新版《土地管理法》、《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推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已经提速，今年两会或将进一步聚焦“一点一面”两大关键。对于土地改革自身而言，建设用地改革将是下一阶段的关键“点”：在结构上，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桎梏、跨区域调配障碍，激活建设用地对农民增收、产业落地、城乡发展的多向支持作用；在效率上，加快完善建设用地的定价、配置和收益分享机制，进而脱离粗放式的土地宽供应，从存量土地中挖掘提效空间。对于中国改革全局而言，充分发挥土地改革的全“面”辐射作用，构筑多项关键性改革的正向循环，正是当务之急。其中，土地改革与户籍改革相互配合，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新型城镇化不仅在需求端培育更多层次的内需市场，在供给端亦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为中国制造业全体系升级提供坚实基础。 后浪之二：金融体系改革。十九大至今，中国金融开放在蹄疾步稳中不断取得成果，同时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形成了积极的“鲶鱼效应”。以今年全国两会为承接，在维持开放“高速度”的同时，下阶段发力重心或将转至改革“加速度”。我们预计，两会期间四方面的改革举措或将加码。第一，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将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尤其是加速资本与科创的结合，支持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发展。第二，以贯彻新证券法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大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维护效率、公平、韧性并存的市场生态。第三，以盘活资本存量、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为目标，进一步推动高流动性、高稳定性的金融工具创新，从而为经济短板领域拓展融资渠道。第四，以LPR为“利率锚”，加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打通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坚持通过改革方式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避免因短期经济压力而重拾旧模式。 后浪之三：数字经济发展。今年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标志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我们预测，在两会的新规划下，数字经济或将承担起短期稳定需求、长期推动转型的双重职责。从短期来看，新一轮消费促进政策预计将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一方面，在政策实施中用好数字化渠道，实现降低搜寻成本、精确化投放、差异化执行，从而提高消费券、社会救济等工具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把握疫情后数字经济模式固化为日常生活必需的历史机遇，从在线办公、教育、娱乐、医疗、餐饮等领域激活新一轮的消费红利。从长期来看，两会或将从“软”、“硬”两个方面发力，加速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在硬实力方面，新基建料将得到积极财政、资本市场工具创新的双重加持，加快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运行框架。在软实力方面，数据、技术两大要素市场的培育，以及DCEP与现实经济循环的融合，预计将成为下阶段的建设重点。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新华社5月18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行动指南。 新华社5月18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行动指南。 86次提“改革” 聚焦7大领域 《意见》全文超过1.1万字，共有86处提及“改革”，内容涉及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等7大关键领域。 “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是此文件的一大特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清醒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还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通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洪范向上证报表示：“《意见》的出台，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走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战略决心。” 马洪范认为，朝着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努力，用制度、法治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挖掘和释放自身的经济社会潜力，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回应当前新冠疫情冲击、逆全球化等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难题的最佳答案。 专家指出，《意见》着力推进对制度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改革环节，在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配置、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型开放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举措，以关键环节制度创新突破带动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推进。 突出市场化 推进国企混改 在7大关键领域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这一章被置于《意见》首位强调。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认为，《意见》有多处亮点，明确了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 《意见》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对于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就是国有参股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机制，也就意味着更大程度地落实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对于企业的董事会决策机制、利润分配机制、薪酬激励机制等，能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机制。”周丽莎说。 《意见》明确，要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争性环节电价，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深化铁路行业改革，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完善烟草专卖专营体制。 《意见》强调，要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 周丽莎分析称：“2016年提出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此次在垄断类企业重点强调了电力、油气、铁路、邮政、烟草，将会大力推动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 《意见》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在全国范围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诸多挑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但只要全社会尤其是改革部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国范围扎实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与配套体系建设，必将形成世界领先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建设经验，进一步彰显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模式的优越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员郭丽岩说。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在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意见》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记者了解到，《意见》出台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抓紧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落实分工方案，明确落实时间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加强对各项改革举措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开展改革效果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及时调整改革政策。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礼辉 对于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应对疫情冲击，稳定经济，目前应已大致达成共识。财政部领导近日明确提出，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内生动力，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期冲击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不过，对于是否可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近期引起了争论。这里从理论争议、法律依据和经济实践三个层次，做一些分析。 一、理论争议：是货币数量论还是现代货币理论 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认为，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其理论依据来自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最简单的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PY。式中 M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V表示由支付制度和市场主体行为偏好等因素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Y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量。由于V和Y在短周期中相对稳定，可视为不变的常量，因而货币的供给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并决定物价的变动，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先影响经济产出后影响市场价格；如果超发货币，往往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且导致市场利率无节制上升，拖累实体经济。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则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的机理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货币数量论过时了，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不宜把宏观杠杆率（货币存量/GDP）的上升视为宏观风险上升的标记，货币数量指标不能准确衡量市场的流动性，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区别于传统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创造货币，税收回收货币，财政支出先于财政收入，税收驱动货币，主权政府不需要为了支出而借入本国货币；而且，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相当于非政府部门的财务盈余，财政的盈余或赤字以及财政的自身平衡均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可以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由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等同于投放基础货币，可以减轻利率上行的压力；而如果面向市场发行国债，由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购买国债，就会产生挤出效应，驱使市场利率上行。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与现代货币理论孰是孰非，可以留待财政货币理论专家去深入探讨。我们比较容易分辨的，是这两种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实际。 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主要是：市场经济发达，资本市场完善，经济主体产权边界清晰且行为独立。而现代货币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有无限的能力用本国货币偿还任何债务，并且保持币值的稳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持经济平稳；强制性税收可以抽走过剩的购买力，通过调整税率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显然，货币数量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市场机制是否成熟、市场这只“手”是否足够强壮和灵巧；而现代货币理论的假设更多注目于国家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政府这只“手”是否有能力干预和调节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特色。 如果让我选择，我倾向于让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我认为，疫情过后的经济重启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需要时间，在3-5年的周期内，必须适当降低税率，并进一步拉动内需；而实行超高税率只会影响经济重启，并且抑制市场购买力，显然不具有可行性。我还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并不具备类似美元那样的全球性货币霸权地位，如果超发货币，就无法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二、法律依据：是硬约束还是软约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并非一步到位。1995年以前，中国允许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透支。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财政透支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增发货币，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1988年，中国开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88年、1989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高达18.81%和18.25%。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储蓄存款利率，形成存款负利率。为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并稳定银行存款，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1988年9月10日起开办3年期、5年期和8年期的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业务，如果当月物价涨幅超过规定幅度，国家财政对于差额给予补贴。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中国于1991年12月1日起停止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 保值储蓄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性措施，法律才是阻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防波堤。199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并不允许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应该是法律层面的硬约束。 可能有人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法》制定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25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上述条款，应该考虑予以修订，以便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留下余地。对此我不敢苟同。一是法律应保持必要的刚性。法律条款的延展性、补充性修订尚需仔细研究、层层把关，而如果取消或放宽对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约束，属于颠覆性的改变，必须慎之又慎，严上加严，切不可因一时之急而转变长远之计。二是法律应符合国情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根本性进步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恰恰就是货币数量论设定的前提。而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央的重大决策，这恰恰未能满足现代货币理论设定的前提条件。 三、经济实践：交由市场选择还是实行行政摊派 上述关于货币理论的探讨多少有些拗口，而关于法律约束的分析则不可避免地显得生硬。其实，回到经济实践的层面，我们只需要明确2个问题。 第一，可以承受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需要发行的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规模。 赤字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2019年以前，中国的赤字率一般不超过3%。2019年中国的GDP为99.09万亿元，受疫情冲击，2020年1季度中国GDP增长-6.8%，但4月份已回归正增长，预计GDP全年可增长3%，达到102万亿元。考虑到应对疫情冲击必然增加财政支出并减少财政收入，建议2020年的赤字率控制在4%以下，财政赤字扩大到4万亿元左右，发行的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以4万亿元为上限。 第二，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否具有发行市场，是否需要行政摊派并由中央银行认购。 中国具有体制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产业链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内需市场优势，完全可以成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全面重启经济，并且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平稳持续发展。中国发行的特别国债以及由中央财政担保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属于高信用等级的无风险资产，只要设定适当的利率，无需行政摊派，就可以形成容量足够的发行市场。 例如，中国商业银行不仅有认购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能力，并且有通过认购特别国债优化资产配置的需求。2019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约为230万亿元，其中贷款占比超过50%，债券投资占比不到20%；总负债约为210万亿元。2020年，中央银行几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我预计，具有资产配置需求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成为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市场的认购主体，部分企业和个人也将参与认购。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建议，特别国债可以设定零利率，由中央银行全数认购。我个人认为，由中央银行零利率全部认购特别国债，固然可以节省中央财政的利息支出，但却要付出冲破法律约束的代价，并且承担解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的后果，可能得不偿失，实在没有必要。 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专家提出，发达国家多年来多次实施货币宽松QE政策，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2008年以来货币存量规模及其与GDP的比率前所未有地扩大，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反而是出现连年通缩。这些判断值得商榷。我对2001-2019年中美两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做了比较，在这19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较高的是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4.82%和5.93%，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2.85%和3.84%。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2009年，两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为负增长，中国的幅度为-0.73%，美国的幅度为-0.36%。这是19年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唯一一年负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是近20年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总体来看是成功的，我们并未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仍然能够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幅度，并且有效控制住通货紧缩的周期，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QE政策并不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西方国家过去多次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有兴趣的学者可以进一步做具体的定量分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正在实施的史上最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举措，将会产生的效应，特别是会不会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还有待观察，目前不宜急于定性定论。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5月1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全文逾万字，囊括了九大部分：总体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举措有效实施。 其中，《意见》明确，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 此外，《意见》明确，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 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政策 全面完善产权制度。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 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营造有利于化解民营企业之间债务问题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 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 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科技成果、专利等资产评估服务，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 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等 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 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健全破产制度 推动个人破产立法 完善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相关法律制度，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健全破产制度，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推动个人破产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修订反垄断法，推动社会信用法律建设，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推进油气管网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 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 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争性环节电价，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推进油气管网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健全竞争性油气流通市场。深化铁路行业改革，促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张岸元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在各方推动下，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次危机以来，在新货币理论指导下，美联储货币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是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 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初步进展 ——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略有提升。目前全球已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根据IMF数据，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占全部93.73%，其中，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的61.55%，欧元占20.07%，日元占5.62%，英镑占4.5%。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96.19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2.01%，仅次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居第5位。这是IMF自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支付金额占比低位徘徊。在经历了2015、2016两年低迷后，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恢复增长。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3%。其中，收款10万亿元，同比增长25%，付款9.7万亿元，同比增长23.6%，收付比为1∶0.97，净流入约3000亿元。2018年为净流入1544亿元。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二大对外支付结算货币。 根据SWIFT数据，十年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35名，金额比重不足0.3%。截至2020年3月末，人民币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85%，较2019年同期1.89%小幅回落，排名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离岸市场75%的收付发生在香港地区，这一状况已持续多年。 ——人民币定价艰难破冰。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国际化的终极标志。多年来，人民币在此方面着力很多，但除了境内市场具有绝对定价权的小众商品外，原油、黄金等的人民币报价，国际影响甚微。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等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市场运行报价的基本原理，是参照国际市场美元价格乘以汇率给出人民币报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毕竟一价定律要求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除非存在壁垒和交易费用，否则国际套利会迅速将不同市场之间价差抹平。近日有报道称，我国进口铁矿石将人民币报价结算。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细节，如属实，这将是人民币定价新的重要进展。 二、国际化面临的直接制约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是宏大命题，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我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一言难尽。本文在此仅从市场角度谈国际化迟滞的直接制约因素。 笔者多年前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可以总结为：“管制前置、政府主导、离岸平台、升值驱动”十六个字。这一策略一度推进较快。但随着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汇率预期反转，监管对人民币流出入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香港等离岸平台发展存在的这样那样问题，也需要有相应政策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然因此受到影响。 ——升值预期消失使得套利基础不复存在。过去十多年，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具体组织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起步较为容易，国际化更为直接，便于主管部门推动。不足之处：一是以跨境结算为主，未能将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转换为中方对国际企业的影响力控制力；二是大量资金沉积在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途径缺乏，助长投机；三是部分人民币热衷回流套利，外汇管理压力长期存在。 金融机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利可图。过去十多年，跨境套利是收益的主要来源。所谓跨境套利，是指内地企业设法从香港借入人民币，将其输送回内地市场，从而赚取不菲的利差。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先借入美元，再转为人民币，还可以赚取利差和升值双重收益。2015年“811”汇改前，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预期，香港离岸市场迅速发展，套利业务空间很大。而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预期由持续升值转为贬值、继而转为相对平稳，境内外利差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国内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持续推进，此类跨境套利活动不可避免地大幅萎缩。通常用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几项指标，必然增长放缓甚至下降。 ——香港离岸市场发展面临新局面。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跨境套利活动，一度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进口端，人民币流出加速，香港等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规模上升，体现为国际化进程加快。而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出口端，人民币流出减速，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存款规模下降，体现为国际化进程放缓。 这一机制使得2014年之前，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迅速扩大，至2014年12月，达万亿水平，而此后，随着贬值预期出现，市场规模迅速萎缩至6000亿元左右。上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汇率变动与存款规模变动之间的反向关系。 ——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多年来，依托离岸人民币，香港发展了多种人民币金融市场，其中，对内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远期非交割（NDF）、期货等，品种比内地还要丰富。由于香港与内地面临的监管环境、干预政策完全不同，两地汇率存在明显价差。人民币在市场化条件下，出现了计划经济典型的“复汇率”情况。 一价定律在汇率领域的基本要求，是一个货币只能有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定价权只能是在境内，对此，各方必须理解接受。两地汇差过大必然招致当局干预。贬值预期下，维护离岸市场汇率稳定的典型手法是抛出外币，回收人民币流动性（近年来更多采取的措施，是直接发行央票回收离岸流动性）。这一做法会体现为人民币在香港短端利率出现异常变化（做空人民币持有成本上升）。从香港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异常波动判断，2015年“811”汇改以来，内地干预香港人民币外汇市场至少进行了三次（见上图）。 内地在香港回收人民币流动性的操作，与国际化需要引导本币流出的要求是相背的；从指标意义上讲，这是逆国际化过程。 三、美联储货币政策空前扩张 ——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差异很大。疫情以来，美联储除了降息政策外，还开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截至5月6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6.72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大规模爆发前2月26日的4.16万亿美元，增加了2.56万亿美元，增长约62%。其中，持有证券增加了1.7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增加了1.55亿美元），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增加了0.44万亿美元。 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规模变化不大，甚至还由于降准导致准备金存款减少等原因，小幅缩表。截至2020年3月末央行总资产36.54万亿元，相比2020年1月末的37.35万亿元减少0.81万亿元，缩减约2%。 3月中美货币供应量均大幅增加，美国增速更快。2020年3月美国M2季调环比增速达到3.82%，相比2月的0.61%增加了3.21个百分点；我国M2同比增速达到10.1%，相比2月的8.8%增加了1.3个百分点。 ——美联储推动央行间国际合作有新的动作。3月19日，美联储同时与丹麦、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请注意，以上均为中小经济体，大经济体央行都不在此货币互换安排之列。4月，美联储向各央行提供美债回购窗口。截至5月6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规模已迅速攀升至约4449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为5831亿美元）。 ——人民币货币互换实际使用规模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多个经济体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框架总规模超过3万亿人民币。由于人民币资金成本较高、境外接受程度有限、使用条件及模式局限等原因，我国仅对十几家境外央行动用过货币互换协议下资金，如韩国、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香港金融管理局、马来西亚央行、阿根廷等。具体执行规模有限。 如，2014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使用中韩本币互换协议下4亿韩元（约合24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企业贸易融资，是人民银行首次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动用对方货币。2011年中蒙本币互换框架建立以来蒙央行曾多次发起动用互换协议项下人民币资金，截至2016年8月曾累计动用662.7亿元，目前中蒙互换框架规模150亿元。 ——美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对称缩表。美联储史无前例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超出现有理论分析框架。货币数量论或许只在经济正常运行情况下正确。从短期看，新货币理论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大逆周期调节作用，否则全社会信用链条断裂的后果不堪设想。经济理论都是增长理论，“经济萎缩”、“经济休克”没有被系统阐述过。试想：正常运行时，巨大的财政和货币供应仅能支撑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动辄两位数经济萎缩，需要的财政及货币投放对冲是何等量级。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失血的同时输血续命，所需输入量取决于损失量，并不取决于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的血液量。 赤字和货币供给被用于填补当期产出缺口，就未必导致下一步商品和资产价格飞涨，未必就会导致美元和美债崩溃。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此次疫情冲击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末日不会到来。再进而言之，经受住了此轮流动性空前投放冲击的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其地位会获得市场新的加持。 如果不能够实现大体对冲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控制——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则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本文在疫情之下急于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出发点。 四、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新的抓手 笔者认为中美脱钩是一些人的情结和愿景，未必就会变成事实。至于金融脱钩的场景，则更加难以推演。当前，中美方方面面需要和平竞赛。竞赛要在同一场地，而不是两个平行市场中展开。 美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着眼国内，似乎没有考虑其国际影响，也没有考虑刻意挤压其他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地位。“美元是他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要考虑“经济长期低迷、产业逐步脱钩、缩表不对称”场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这种各行其是，本身并无恶意。 由于此前模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困难和复杂影响，管理当局态度非常审慎，这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长期命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发达经济体普遍负利率背景下，全球资金普遍希望人民币计价资产能为其提供正收益。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国际储备、国际投资功能，面临新的契机。这一点与此前升值预期在推动国际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若下一步仰赖利差推进国际化，我相信结果也将类似：一旦升值结束（正利差消失），则国际化迟滞。回顾各主要货币国际化历程，正利差也未必是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人民币利率政策主要着眼于国内经济基本面。我们不可能、不应该为了货币国际化，以向外提供收益率的方式，“赔本赚吆喝”去推动本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力负担如此之高的利率，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之间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 因此，相关领域的政策重点应是尽快完善国内债券市场功能。如，建立做市商制度，增加短期限国债发行量，完善利率结构曲线，增进债券市场流动性等。此外，还需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逐渐解决国内企业和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的政策障碍。产品创新也必不可少，包括发展人民币资产支持债券、熊猫债、木兰债等产品。 ——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战后美元地位的确认，基础是战争期间作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大量提供物资，各国渴求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而此次抗疫中，我国相关物资供给并没有达到天量水平，也没有考虑让人民币支付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鉴于疫情可能出现的长期化趋势，在抗疫物资国际贸易领域，不妨有新的做法。如，扩大中央银行间货币互换，向外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同时按较市场汇率优惠的价格结算等。 ——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笔者多年来一直反对一带一路美元融资，因为这一做法增加了沿线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密切了相关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强化了美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估计我国目前对B&R经济体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已经提出了债务展期乃至减免要求。近日，外交部宣布同意有关国家年内停止还本付息。现在的问题是，债务展期之后怎么办。 未来如果出现不利局面，应考虑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优先将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计价转换应置于债务打折之前。因为远期汇率不确定，具有灵活性；通过汇率方式降低债务国压力，总好过直接打折（对此，我们有专门论述）。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或许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技术总是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目前确定的我国数字货币完全以人民币为价值基础，其功能主要是在境内现有丰富的移动支付手段之外，提供新的移动支付手段。感觉受到压力的首先微信、支付宝。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没有被广泛讨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难以与发达经济体货币竞争；在技术水平类似的情形下，我们不能期望“数字化的人民币”能够在与“数字化的全球主要货币”竞争中胜出。 笔者此前曾专门撰文建议，DCEP有必要在其锚的设定上，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大胆、更富想象力的方案。如，仿照此前Libra锚定一篮子储备资产的特点，以及SDR的定值方法，确定DCEP的价值锚。如，以50%人民币和50%美元为权重，以当期汇率（如1 USD = 7 CNY）折算，确定货币篮，即：1DCEP =1CNY=0.5CNY+1/14USD。 DCEP中的美元来自官方外汇储备。美元储备的规模为DCEP的发行确定了上限（大体测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储备略超过1.5万亿美元）。即便将全部的M0兑换为DCEP，也仅约消耗三分之二的美元储备（145378.5亿个DCEP，锚定72689.25亿人民币和10384.18亿美元）。如此，DCEP有100%的兑付保障，有充足的信用基础。 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不全是人民币”，而是权重各半的“人民币+美元”复合币。这将使得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之外，第二个提供美元支付手段的中央银行。他要脱钩，我不脱钩，人民币借船出海。这个思路不妨考虑。 数据整理：陈巧巧、方才、宋进朝，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研究员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
文丨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报告要点 近期美国芝商所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突破100，市场对于美联储实施负利率的预期逐渐升温。上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中指出，美联储对于负利率的看法没有改变，负利率并不是美联储正在考虑的事情。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市场形成负利率预期的原因，美联储对于负利率政策的抵触又是出于哪些方面因素的考虑呢？本文将从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的角度讨论美联储负利率的三大制约。 负利率预期的形成原因：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隐含的利率预期来看，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或将施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有所升温，多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从原因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产生负利率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同时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推出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表现出了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的担心。 如何看待负利率的政策效果：从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经验上来看，我们认为负利率政策或将压缩银行利差，抑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主观意愿，加之存款零下限的约束，使得负利率到信贷市场的传导并不顺畅。由于负利率政策往往与QE一同推出，两者实际效果难以区分，但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UMP）效果已逐渐钝化，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负利率刺激和QE的效力可能已经减弱。 美联储负利率政策的三大制约：对于美联储后续是否会采用负利率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制约。首先，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负利率的实施将使得货币市场收益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难度大幅增加，同时大量的现金类基金赎回或将再度引发美元流动性紧缺。其次，负利率或将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最后，本次危机的一项特殊性在于其并非经济自发性的，从美联储的思路来看，在当前背景下其更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使用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预计后续美联储或将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同时推动已启用工具如PMCCF和SMCCF等尽快落地。 债市综述：近期由于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担忧加剧，这也推升了对于美联储推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对此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三方面的制约。美联储表示暂未考虑负利率，而短期来看在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避险情绪下，美元指数或将维持强势，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节奏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国内债市，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正文 负利率预期的形成原因 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隐含的利率预期来看，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或将施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有所升温，多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3月份美联储先后两次紧急降息，连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100BP，美联储正式进入“零利率”阶段。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影响的不断加深，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调降基准利率的预期有所升温，市场预期美联储或将采取负利率政策。从美国芝商所（CME）公布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最新报价来看，截至5月18日，多份2021年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这也意味着这部分期货合约隐含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进入负区间。 从原因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产生负利率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同时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推出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表现出了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的担心。从产生负利率预期的原因上来看，我们认为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表现急转直下对于负利率预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4月份美国零售销售同比大幅下滑21.2%，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居民外出消费减少，零售业遭到重创。就业数据同样表现不佳，4月美国非农就业大幅下滑2050万人，失业率大幅攀升至14.7%的纪录最高值。基本面情况表现不佳，经济不确定性大幅加深，市场期待美联储推出更多措施来对经济给予支持，而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启用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空间产生了担忧，因此形成了美联储或将推出负利率政策的预期。 如何看待负利率的政策效果 市场存在对于美联储负利率的预期，那么负利率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刺激经济？从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经验上来看，我们认为负利率政策或将压缩银行利差，抑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主观意愿，加之存款零下限的约束，使得负利率到信贷市场的传导并不顺畅。在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日本、欧元区等国，我们观测到负的政策利率容易传导到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但负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最终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存款竞争使零下限的约束广泛存在，央行对于银行准备金的罚息相当于变相缩窄银行的息差，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保持了一定的黏性，政策利率降至负值后，对银行信贷的边际刺激逐渐减弱。极端情况下，若银行上调贷款利率以对冲负利率政策的成本，则会加剧信贷紧缩，进一步抬升融资成本，与央行的目标背道而驰。以日本和欧元区为例，我们看到负利率对信贷的刺激作用已经明显减弱。 由于负利率政策往往与QE一同推出，两者实际效果难以区分，但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UMP）效果已逐渐钝化，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日欧央行相继打出QE和负利率的组合拳。央行通过直接购买金融资产向金融机构或市场注入流动性，如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扭曲操作，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等。由于QE选择购买的资产标的多为长期限、高风险的信贷资产及长期国债，以此拉动长端利率的下行，因而很难将负利率政策对于长端利率下行的溢出效应与QE政策相隔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负利率刺激和QE的效力可能已经减弱。欧元区的信贷增速在2017年初后再次步入长期的下行趋势，2016年日本将政策目标利率转为负值也未能阻止信贷增速再次趋于零的一路下行。负利率和QE的效果呈递减趋势，但尽管效果有限，欧央行和日本在经济疲软和政策工具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寄希望于UMP发挥作用，2019年9月12日欧央行宣布重启QE。 美联储负利率政策的三大制约 对于美联储后续是否会采用负利率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制约： 首先，从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负利率的实施将使得货币市场收益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难度大幅增加，同时大量的现金类基金赎回或将再度引发美元流动性紧缺。从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当前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截至去年年底，货币市场基金金融资产总额已达到3.63万亿美元。而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进一步下调，采取负利率政策，货币市场收益将被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的难度将会大幅增加。同时负利率或使得投资者将资金从现金类基金当中赎回，而大量的赎回需求或将再度引发美元的流动性紧缺。 其次，负利率或将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对于美联储实施负利率的第二项制约来自美元。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产品的主要计价货币，同时也是多国的主要外汇储备币种，其具有世界货币的重要地位。而负利率政策的推行将对现有的美元体系形成冲击，美元的强势地位主要缘于各国对于美元资产的信赖程度，而负利率将降低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同时加快部分国家美元去化的进程，这将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 最后，本次危机的一项特殊性在于其并非经济自发性的，从美联储的思路来看，在当前背景下其更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使用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从本次危机的特殊性来看，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大规模冲击并非来自于经济自发性的，而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隔离影响，而在这种背景之下，美联储对于经济救助的思路是在当前尽力为企业提供帮助维持其正常运转，同时想要确保在疫情度过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回升。因此在采用“零利率+无限量QE之后”，从近期美联储推出的货币政策工具上我们也能看出其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三的讲话过程中表示美联储对于负利率的看法没有改变，负利率并不是美联储正在考虑的事情。预计后续美联储或将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同时推动已启用工具如PMCCF和SMCCF等尽快落地。 结论：近期由于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担忧加剧，这也推升了对于美联储推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对此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三方面的制约。美联储表示暂未考虑负利率，而短期来看在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避险情绪下，美元指数或将维持强势，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节奏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国内债市，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资金面市场回顾 2020年5月18日，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大体上行，隔夜、7天、14天、21天和1个月分别变动5.74bps、-20.48bps、1.71bps、1.40bps和5.67bps至0.91%、1.29%、1.24%、1.28%和1.37%。国债到期收益率大体上行，1年、3年、5年、10年分别变动7.89bps、1.20bps、-6.23bps、-1.78bps至1.33%、1.62%、1.99%、2.70%。上证综指上涨0.24%至2875.42，深证成指下跌0.40%至10921.15，创业板指下跌0.44%至2114.86。 央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2020年5月18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流动性动态监测】我们对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跟踪，观测2017年开年来至今流动性的“投与收”。增量方面，我们根据逆回购、SLF、MLF等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定存等规模计算总投放量；减量方面，我们根据2020年5月对比2016年12月M0累计增加14,718.3亿元，外汇占款累计下降7,346.2亿元、财政存款累计增加2,404.3亿元，粗略估计通过居民取现、外占下降和税收流失的流动性，并考虑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计算每日流动性减少总量。同时，我们对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进行监控。 市场回顾及观点 可转债市场回顾 5月18日转债市场，平价指数收于86.75点，下跌0.12%，转债指数收于113.73点，下跌0.75%。252支上市可交易转债，除辉丰转债停牌外，30支上涨，221支下跌。其中，新莱转债（10.67%）、久吾转债（6.37%）和天康转债（4.80%）领涨，泰晶转债（-7.01%）、特发转债（-6.69%）和深南转债（-6.21%）领跌。250支可转债正股，除森特股份(行情603098,诊股)、川投能源(行情600674,诊股)、中国核电(行情601985,诊股)、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凯龙股份(行情002783,诊股)、中化岩土(行情002542,诊股)、江阴银行(行情002807,诊股)、凯发电气(行情300407,诊股)、海印股份(行情000861,诊股)、内蒙华电(行情600863,诊股)和凌钢股份(行情600231,诊股)横盘外，95支上涨，144支下跌。其中众兴菌业(行情002772,诊股)（10.04%）、久吾高科(行情300631,诊股)（10.02%）和新莱应材(行情300260,诊股)（10.01%）领涨，深南电路(行情002916,诊股)（-7.35%）、长信科技(行情300088,诊股)（-6.70%）和聚飞光电(行情300303,诊股)（-6.40%）领跌。 可转债市场周观点 近一周以来转债市场遭遇了较大的挑战，总体表现较差。一方面正股市场表现疲软，转债相关行业并不属于近期市场表现较好的板块，另一方面，转债溢价率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压缩，股性估值再次回归到20%阈值以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周绝对价格较低的标的变现明显弱于高价标的，我们用绝对价格105/110/115元三档阈值来区分高价与低价个券（同时控制规模），均发现低价标的的表现更差。低价标的作为债性个券的代表，其短期承压可能与近期的无风险利率回升有关。但从本源来讲，如此明显的回撤与投资者情绪关联可能更大。除去市场利率，低价标的估值的支撑主要来自波动率的预期以及条款博弈，其中波动率占据主要位置。而近期转债市场炒作已经明显降温，同时风险资产上行压力明显，投资者情绪开始退坡，成为此次低价券调整的导火索。资金流出可能并非低价标的回撤的主因，转债市场4月惊喜过后获利了结应该主要存在于高价标的之中而非低价标的。 从策略上，我们一直以来并不推崇低价策略，单纯的博弈波动难以把握，也不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长远看正股表现才是转债盈利的核心源头，把握好正股与转债的效率区别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重点。特别的是多数低价标的溢价率水平同样高企，我们一直强调转债策略要看重效率，估值太高是效率不足的典型。总而言之低价券策略更适合短期博弈，而非长期价值。 从低价券的调整衍生到近期转债市场的策略，在惊喜与效率两大关键词的框架下，总体思路上我们建议投资者更关注市场的价值因子而非博弈策略。短期市场情绪偏弱，但是随着市场的回落，也拉开了诸多标的未来获利的空间，策略层面可以随着价格回落在价值标的中间更有可为。 总体结构上依旧从顺周期与逆周期的两大视角着手。顺周期板块正处于收获的时间段，逆周期板块则正是参与的机会窗口。顺周期中建议以优质消费白马为底仓，更关注硬科技相关的方向，逆周期思路下我们仍旧关注需求侧中估值较低的基建方向，潜在供给扰动的上游周期方向，以及疫情冲击较重的服务领域。 高弹性组合建议重点关注东财转2、裕同转债、聚飞转债、福特转债、乐普转债、博特转债、希望转债、顾家转债、中天转债、至纯转债。 稳健弹性组合建议关注顺丰转债、海大转债、天铁转债、新泉转债、博威转债、深南转债、高能转债、利德转债、仙鹤转债、索发转债。 风险因素 市场流动性大幅波动，宏观经济增速不如预期，无风险利率大幅波动，正股股价超预期波动。 股票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天谌 美联储的一系列空前调整措施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2020年3月3日，美国新冠病例确诊不足100人，标普500股指比一年前上涨8%，美联储突然宣布紧急降息50基点，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并坚持表示美国经济保持“强劲”。12天后，美联储不等3天后正式例会召开，出乎市场意料地宣布再次降息100基点至零点，随后推出了包括“无上限”量化宽松在内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资产负债表在2个月内扩张2.5万亿美元，扩张速度为08年危机期间的2倍。 美联储本次政策调整的速度、范围和力度都是历史空前，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首先，美联储政策调整只是推高了美国股市债市，对于实体经济刺激效用有限。这在笔者的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已有论述。因此，美联储政策调整无法阻止美国经济继续滑坡，而实体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在5月18日表示，复苏时间可能要拉长至明年年底。全球经济也将陷入泥潭。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将会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大幅降低进口需求，从而抑制全球其他国家的消费品出口需求，抑制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抑制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来源。而新兴市场经济实力较弱，对外需依赖度较高，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将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历年来美联储政策的放松或者收紧往往会导致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美联储政策放松，通过降息压低短期利率或者通过QE压低长期利率，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会感受压力跟随降息。但因为考虑本国通胀等原因，其力度往往小于美联储，因而增大了两国利差。美联储的宽松政策降低了美元的借贷成本，美国资本会借美元投资到相对利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回报。 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通常会形成美元贬值压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一定时间内会升值，给美国资本带来更高收益，除非严重危机下美元能够作为避险货币保持坚挺。 另外，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强美国资本风险投资的底气，更敢于投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联储的宽松（紧缩）政策往往导致大批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 这些资金流动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不良影响。当资金涌入时，往往造成债台高筑，泡沫滋生，经济虚假繁荣。当资金流出时，往往造成流动性枯竭，债台崩溃，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危机。 1990年代中期，美联储的低息政策，造成资金大量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公司大举借取低息美元贷款；1997年，美联储升息导致资金流出，公司美元贷款难以续借，造成流动性困难，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联储研究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紧缩会增加依赖美国资金的国家爆发银行危机的风险。 再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美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陷入困境之时，大肆做空其货币和股市，引发货币和股票市场崩盘，美国资本空头获取暴利。随后，美联储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为由迅速降息，美国资本廉价借入美元，换取这些国家大幅贬值的货币，抄底他们的低价优质资产。例如韩国在国内“改革派”的推动下，答应开放国内市场换取美国把持的IMF的“援助”，使美国资本得以廉价收购包括三星在内的战略性企业。 历史在2008年再次重复，美联储同样通过空前宽松政策为美国资本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信心，在全球进行抄底。 一贯过于乐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宣布，本次危机程度历史罕见，将出现上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在本次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新兴经济体本身基本面更为脆弱，在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将遭遇更加猛烈的冲击： 首先，股市债市可能面临大幅下跌，幅度甚至大于美国。由下图可见，在2008年危机和本次危机中，新兴市场遭遇的打击都要甚于美国，股市波动幅度远大于美国市场。 新兴市场ETF（蓝色）和美国标普500指数（粉色）走势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 其次，本地货币或将大幅贬值。随着危机深化，资本将逃离新兴市场倾向于持有美元这一避险货币，造成新兴市场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第三，银行危机风险加剧。在严重危机打击下，那些银行体系资本薄弱，监管较为稀松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爆发银行危机。 IMF近来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包括低收入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如今是受到本次疫情影响和经济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 随着经济形势逐步恶化，美国向外转移矛盾的需求将更加迫切。美联储将持续大幅增加QE力度，所印出的大量美元将赋予美国资本充足资金。在雄厚的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元霸权下，试图无成本抄底新兴经济体的优质资产，这是新兴市场目前需要警惕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AICPA/CFA持证候选人，曾供职于毕马威资产管理部，纽约对冲基金宏观分析师。毕业于维克森林大学会计、历史系双学位，经济系辅修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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