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权益产品即将迎来开放日。从这些权益产品的净值来看，银行系资金更加看重安全性与收益的平衡，产品表现低于业绩基准。而具有银行传统优势、采用股债等混合模式的理财产品往往能取得不错的业绩表现。同时，面对近期市场波动，银行理财资金在加码配置股市之时，也更多考虑用丰富手段对冲市场风险。 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主打权益配置的主要是光大理财的“阳光红”系列产品，分别是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和阳光红300红利增强。这两只产品在下周都将迎来产品开放日。 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成立于5月26日，其业绩平均基准为：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15%+活期存款利率×5%，首次开放日为8月26日，之后每一个交易所工作日为本产品开放日。从该基金净值表现看，低于与中证800指数相匹配的收益。成立以来，该产品累计净值在1.0268元，收益率三个月来不足3%，而同期中证800指数涨幅22%。 阳光红300红利增强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上证红利指数收益率×90%+中证国债指数收益率×10%。该产品7月24日成立，8月17日产品累计净值为1.0176元，近一个月涨幅不足2%。首次开放日为8月25日。 “从表现看，这两款产品更像是传统的银行理财产品，更加注重绝对收益。”一位机构人士表示。 而通过混合债券和股权以及其他产品，银行资金可以实现不错的收益，也有利于发挥银行传统优势。 多家银行推出了打新科创板的理财产品，从披露最为翔实的光大阳光橙优选科创产品看，表现稳健，最近一年实现了近14%的收益。 该产品负责人认为，科创板和创业板新股依然是市场稀缺资源，参与打新能让偏债的混合产品增厚收益。 股债“混搭风”是银行理财主基调，无论是交银理财的“博享系列”还是平安银行的“卓越成长系列”，都是通过在纯债基础上，搭配不同资产实现稳定收益，比如遵循“固收+权益”的组合投资思路。 在业内人士看来，无论从产品表现还是客户分层的特殊性考虑，银行系资金布局股市都较为小心谨慎，必须有效控制市场波动。 “客户分层决定了银行理财目前以绝对收益为核心，入市必须有足够的风控手段。今年5月债市短暂回调时就曾经引发一些投资者不安。如今我们也已经做好应对市场波动的准备。”一家国有大行银行理财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对于银行而言，投资者教育是个漫长过程，客户属性决定了面对大盘高位震荡，银行理财应尽量控制回撤幅度。 这也代表了银行理财资金追逐安全稳健收益的一贯态度。交银理财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近期股市回撤的可能性，交银理财正在加大衍生产品策略的开发，以期获取稳定收益，也更好应对市场预期波动。其中，采用较多的是期权对冲策略。此前在应对债市下跌时，交银理财还启用了国债期货进行风险对冲。
先说结论：不要投资黄金。 什么是投资？很简单，投资就是为了获得收益。而几乎任何一种投资品种都有风险，因此，稍微完整的表述就是，投资是用风险交换收益的过程。比如，投资企业债就是分享部分企业创造的利润同时部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交易。投资股票更是如此，只不过是承担的风险更大一些，获得的收益也更多一些。 黄金不管是否是货币，都兼具货币和商品两种特性。也因此，黄金基本上可以视为没有通胀的货币，没有通胀正是因为它同时是一种商品。但是，不管是它的货币特征或商品特征，都不具备产生收益的能力。100年前买的一吨黄金，在交付了巨额的100年的保管费和保险费之后，可它在100年后还是岿然不动的一吨黄金，毫无收益可言。如果不持有100年的话，你还要承担其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果你100年前买了多家公司的股票，100年来这些公司的利润以及公司的巨大成长就会成为你的收益，这是简单浅显的硬道理。 你或许会说，黄金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上涨不也是收益吗？空说无凭，我们统计了100年来黄金、十年期美债、道琼斯工业指数数据发现，黄金在扣除保管费和保险费情况下仅剩少许收益，远不如美国国债，相较于道琼斯指数，那就差距更远了。 可是，黄金不也有快速上涨的时候吗？是的！那叫波动，有上涨，有下跌，叠加之后所剩无几。所以黄金，特别是黄金期货市场，除了防通胀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博弈和赌博的市场。 最近一两年，黄金不是涨了很多吗？在黄金的牛市里不就可以投资黄金吗？牛市只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市场，说的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同样，我们来看数据，以伦敦现货黄金为例，从1970年至今，每年的金价与前一年价格相关性仅为0.297。换言之，黄金价格变化的过去和未来关系并不大。 所以，更精确的结论是，只有当你愿意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并支付保管和保险费来获得保值的功能时才有理由买黄金。总体上讲，黄金基本上不是投资的选项。
按语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实践积累，中国的五年规划体制越来越成熟，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提升五年期规划在制定和评估等阶段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的要求日益紧迫。鉴于此，本部分以“十三五”规划为例，在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政府收支、人民生活、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基础上，同样运用异度均衡的思想，结合社会效益-成本理论，构建了“十三五”规划前三年国家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比值模型，利用该模型来评估“十三五”规划目前取得的绩效。希望借此为国家制定及评估五年规划的指标及成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损耗及总收益的核算范围 在进行“十三五”期间国家的总收益总损耗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规划期间国家收益和损耗的基本内容及核算范围。本文认为，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是指整个国家在规划期内创造的财富及经济增长，而国家总损耗是国家在规划期内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执政目标、必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的管理和投入及政府自身正常运转所耗费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对国家及社会所造成额外负担和损失。两者的具体核算范围如下： （1）“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的核算 本文将“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其中隐性收益又包含了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显性收益表示国家的直接财富收入，用国家在规划期内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国家经济的进步，用国家在规划期内GDP的增长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隐性收益包含了当前和未来的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表示“十三五”期间国家的直接财富收入，用此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期间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社会经济的进步，用此期间的经济活动带来的GDP增量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活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会为社会创造收益，因此本文将隐性收益分为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其中当期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规划期内的经济活动给该规划期带来的GDP的增量，未来隐性收益表示“十三五”规划期内的经济活动给未来各年带来的GDP增量的总和。 （2）“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损耗的核算 国家总损耗分为显性损耗和隐性损耗，而隐性损耗又包含当期隐性损耗以及未来隐性损耗。显性损耗表示国家消耗的直接损耗，用政府在规划期内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来衡量。当期隐性损耗则包含了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损耗和社会民生损耗。 在资源损耗的核算上，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土地资源损失的损耗以及矿产资源的损耗进行计算，土地资源损耗主要核算规划期内为城区或工业建设等消耗的土地量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本身的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和经济作物价值。矿产资源损耗主要核算规划期内各类矿产资源消耗的总量以及单位矿产资源的价值。 在对生态环境损耗的核算上，主要对“十三五”规划期内广义的环境经济内容进行计算，即对生态环境的各部分损失进行计算。但由于数据、核算方法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重点放在环境损失的核算中。对环境损失的核算，只核算环境污染，对环境污染的核算采用虚拟治理损耗的计算方法。虚拟治理损耗是指规划期内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两者综合的核算。本文采用治理损耗法核算虚拟治理损耗，这一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损耗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在核算数据方面，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的数据，选取污染物的治理损耗作为环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数据，即假设对所有排放的污染均给予治理。 在对社会民生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规划期内居民的生活损耗总的增加量，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及住房损耗等。 在对卫生医疗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规划期内由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政府卫生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规划内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所消耗的各类资源的价值。 未来隐性损耗主要指国家在当前规划期内的行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由于未来的损耗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前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未来每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前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 2.模型构建 基于异度均衡的思想，可以构建“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数学模型，具体如下： 本文将隐性损耗分为当期隐性损耗和未来隐性损耗，因此根据上式可以构建如下等式： 上式中表示“十三五”规划期间产生的未来隐性损耗，假设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为，结合任期决策模型中关于社会贴现的假定可得“十三五”规划期间的未来T年的隐性损耗为： 将上式代入的表达式可得： 若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在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且是满足期望值为的随机变量，于是有 本文采用的主要符号及说明如下： 表示“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家总收益与总损耗的比值；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显性收益；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隐性收益；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的国家的显性损耗；表示规划期间第i年当年的隐性损耗；t表示“十三五”规划的前t年，T表示未来隐性损耗考虑至T年，则表示未来T年内总的隐性损耗；为未来T年内总的隐性损耗对当前损耗的折现，由于模型中是对T年内的总损耗折现，未来方便模型计算，同样将折现的年限定位T/2年。随机变量可以假定其符合某种分布，或者可以用历史模拟法来确定其分布情况。 3.计算结果分析 参考前文任期公平问题中的模型及核算方法，可得“十三五”规划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隐性收益条件下国家的总收益情况，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 1 “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的国家总收益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同样地，也可以得到考虑不同未来年限隐性损耗的国家总损耗情况，具体如下表2所示： 表 2 “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的国家总损耗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基于上表，通过国家总收益比总损耗可得“十三五”期间考虑不同未来年限下的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情况。 表3 “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和总损耗比值情况 根据上表3可得如下所示的可视化柱形图： 图一 考虑不同未来风险的“十三五”期间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 由于本文认为未来每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前规划期内年平均隐性损耗的基础上波动。为了进一步探讨未来隐性损耗的波动性以及在波动范围内损耗发生的概率，本文假定未来平均每年的隐性损耗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其期望值为当期隐性损耗，标准差位5%的期望值。于是可以得到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家未来总损耗的置信区间以及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置信区间，具体如下表4所示： 表 4 95%置信水平下，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置信区间 上表中，时间T表示考虑的未来隐性损耗的年数，当T=0时表示不考虑未来隐性损耗，总损耗和比值的置信区间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家总损耗以及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波动范围。以T=1为例，根据上表考虑未来1年的隐性损耗时，国家总损耗的值落在区间[691634.714, 815605.197]内的概率为95%，相应地，国家总收益总损耗比值落在区间[0.895,1.055]内的概率也为95%，说明即使在损耗波动的情况下，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也以极大的概率落在区间[0.895,1.055]内。 根据图1可以得出，随着考虑的未来年数逐渐增加，“十三五”期内国家的总收益和总损耗的比值呈现先增后减的情况，说明在短期的未来，“十三五”期间国家的经济活动带来的隐性收益的增长幅度是大于隐性损耗的，而在长期的未来，隐性收益的增长幅度会逐渐小于隐性损耗的，因此国家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也会逐渐下降，慢慢出现小于1的情况。但从“十三五”总体来看，直至T=10时，国家总收益总损耗的比值才开始出现小于1的情况，说明即便是考虑了未来10年左右的隐性收益和损耗，国家的总收益总损耗比也只是略小于1，比较接近1，说明国家在“十三五”期间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贴合异度均衡状态的。总的来看，“十三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保持了经济理性，兼顾了当前和未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尽管如此，但根据文章的结论和相关数据可以发现，一旦将长期效应（考虑未来10年甚至是更长远的隐性收益损耗）纳入到异度均衡评估中，国家总收益逐渐会无法覆盖总损耗。说明“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了各种“红利”，如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以及资源红利等，把当期的风险某种程度上后移到了更长远的未来。国家在制定及实施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时仍然存在重视当前经济发展，而在核心技术投入、教育投资、环境保护、民生等影响比较长远的方面则投入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地方发展中，GDP热潮等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从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未来国家的发展规划应该更多地考虑异度均衡，尤其是需要将未来风险纳入到规划中来。 本文撰写说明：本论文由朱小黄博士主笔，构建了整个论文的学术逻辑和写作内容以及基本观点。杨军博士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并参与了论文的修改完善及建模的讨论，王丹研究员参与了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论文文本整理及数据的收集检验。孙伟研究员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并对本文所涉及的数学模型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蔡鑫博士在算法及模型支持上及场景的具体计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除此之外，在异度均衡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林嵩教授、张光利博士、谭庆华博士有不少贡献。张微林博士和谢东平博士也提供了帮助。
借着资管新规过渡期延后一年的“喘息”机会，银行正在加快压降存量理财产品规模。但“新老划断”原则好立，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记者获悉，近期有银行开启了未到期“老”理财产品的强退模式。对于这种提前终止的做法，除了因资管新规要求外，有股份行资管人士向记者表示，还有可能是因为部分“老产品”成本收益倒挂，部分存量规模较大的银行，成本上有些吃不消。 近日，一位理财用户向记者表示，他在一家大行购买的一只理财产品尚未到期便被强制赎回，原因是该产品不符合资管新规要求。 上述资管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成本收益出现倒挂所致。“部分‘老’理财产品保本保息，收益也高，客户并不愿意主动赎回。但在现在这样的利率环境下，资金成本太高，收益可能出现倒挂，存量规模大的银行会很有压力。”他说。 由于银行“老”理财产品属于隐性刚兑，一般收益率都比较高，超过5%的也不在少数。但今年市场流动性充裕，理财收益率一路下跌，已经跌破过3%的收益率水平。 “特别是过去发行的一些所谓阶梯式理财产品，用户可以一直持有，没有截至期限。持有期限越长，收益越高，现在还有超过5%的收益率。现在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高收益率的产品，所以客户根本不愿意赎回。”该资管人士说。 他预计，此后强退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也是通常做法。“银行一般会先对客户进行引导赎回，进而购买净值型产品。客户实在不愿意赎回，就发公告关停产品，正常清算。”他说。 记者注意到，在2019年其实就有股份行和大行要求用户提前赎回部分理财产品，也就是提前终止产品。 自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以来，银行积极按监管要求采取多种手段逐步压降存量理财产品，比如，发行新产品承接、二级市场出售、部分回标等，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东方金诚一份统计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存续银行理财产品数量为48503只，其中净值型产品占比仅为24.91%。 原因分别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部分产品的资产端期限较长，有些长达两年，尚未到期。非标资产处理起来也较难；二是存量规模如果压降太快，可能出现本息不能覆盖的麻烦；三是如何有序打破固有的刚兑预期，让客户能接受波动型收益率，存在较大难度。 当然，也有不少银行相比同行动作更快，保本理财余额已经清零。比如，交通银行、邮储银行、青岛银行的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在2019年末就已压降清零。但仍有不少银行存量规模不小，如浦发银行截至2020年7月末的理财产品总规模接近1.5万亿元，其中净值型产品近9000亿元。 考虑到转型过渡期的种种问题，近期监管部门已经明确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至2021年底，市场认为，这可以推动资管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进行，缓解金融机构整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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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任期公平是重要的经济观念，实现任期公平的研究从来没有提升到理论的层面。而异度均衡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可操作的方法。那就是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仅要考虑任期内显性的社会收益和损耗，更要考虑隐性的社会收益损耗以及长远未来的社会收益损耗。异度均衡理论通过衡量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来对任期内政府的绩效进行评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政府的任期公平问题。 1.任期公平 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和激励呢？异度均衡填补了关于任期公平思考的空缺。企业、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无论何种治理结构下，任期制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充满不公平的鸿沟。 “任期公平”是一个道德选择的困局，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学的理论问题。如何实现任期公平，使任用者的施政或管理行为受到适当的约束呢？对于不同的社会主体而言，到底多久的任期是和合理的，这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而这种深入研究只有建立在异度均衡理论基础上，才会具有可行的通道。 任期的长短不仅影响着领导层的工作状态和稳定性，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效益和成本的影响。无论企业高管或政府高官，在任期内采取激进的经营和执政方式十分常见，其实质就是将当期的风险损耗后移或平移，将未来的收益提前兑现（如提前收税现象）。“短期行为”带来的收益虽是正面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具有长期性。而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许多负面的影响也接踵而至。例如在经济方面：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大量低效高污染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等。 因此，政府在任期内配置和使用实际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的行为都应当建立在异度均衡的基础上，不能只考虑任期内的社会总收益，同样要兼顾社会的总损耗。 2.社会总损耗及总收益的核算范围 在进行社会总收益总损耗分析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的基本内容及核算范围。本文认为，社会总收益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地方创造的财富及经济进步，以及本时期的经济活动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社会总损耗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其职责、实现其执政目标、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进行的管理和投入及政府自身正常运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所造成额外负担和损失。两者的具体核算范围如下： （1）社会总收益的核算 本文将社会总收益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其中隐性收益又包含了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 显性收益表示社会的直接财富收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衡量。隐性收益表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即社会经济的进步，用本年度的经济活动带来的GDP增量来衡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活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会为社会创造收益，因此本文将隐性收益分为当期隐性收益和未来隐性收益，其中当期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本期带来的GDP的增量，未来隐性收益表示当期的经济活动给未来各年带来的GDP增量的总和。 （2）社会总损耗的核算 社会总损耗同样分为显性损耗和隐性损耗。隐性损耗包括当期隐性损耗和未来隐性损耗。显性损耗表示社会消耗的直接成本，用政府的财政支出来衡量。当期隐性损耗则包含了资源损耗、生态环境损耗和社会民生损耗，在资源损耗的核算上，只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损耗成本进行计算。 在对生态环境损耗的核算上，主要对广义的环境经济内容进行计算，即对生态环境的各部分损失进行计算。但由于数据、核算方法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对生态环境成本核算只能进行简化，本文分别在核算项目和数据结构上进行了简化。而把重点放在环境损失的核算中。对环境损失的核算，只核算环境污染，而未考虑生态破坏的成本。对环境污染的核算采用虚拟治理成本的计算方法。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包括对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以及两者综合的核算。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这一方法的具体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下限核算。在核算数据方面，选取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的数据，选取污染物的治理成本作为环境污染价值量的核算数据，即假设对所有排放的污染均给予治理。 在对社会民生损耗的核算上，主要计算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总的增加量，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及住房成本等。 未来隐性损耗主要指政府的当期行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由于未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下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假定未来第t年的隐性损耗会在当期隐性损耗的基础上进行波动。 3.模型构建 基于异度均衡的思想，可以构建任期决策问题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的数学模型，具体如下： 上式中，社会总收益和总损耗主要受到任期内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无论政府的财政支出决策偏向工业、基建等方面还是偏向民生、保障等，其产生的社会隐性成本都会比较大。因此，根据异度均衡理论，任期内政府应该合理制定支出决策，保证社会总收益比总损耗在均衡点1附近。 图1 社会总损耗随投资支出比例的变化示意图 4.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损耗对比情况，可得X市各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X市近年社会总收益/社会总损耗比值情况统计 根据上表可得如下所示的可视化趋势图。 图2考虑不同未来风险的X市近年的社会总收益-总损耗比值 分析上面的图可以得出，整体上看，随着考虑的未来隐性收益和损耗的年限延长，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的值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先是大于1，然后小于1。这是因为从短期来看，X市的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要大于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但从长期来看，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幅度是逐渐放缓的，而社会总损耗的增加幅度逐渐加大的，因此随着考虑的未来越长远，社会总损耗会慢慢地超过总损耗，总收益社损耗的比值就会逐渐小于1。对比各年份可以发现，2013年X市的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5年的情况下就小于1了，而最近的2017和2018年，社会收益损耗比在考虑未来10年的情况下才出现小于1的情况，这也与近几年国家调整投资结构，提倡可持续发展有关。 虽然上述分析是基于某一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即公共决策的短期激进问题，忽略了当前的决策带给未来的风险（损耗），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任期公平失衡。 由于中国并未采用严格的任期制度，官员随时可能被调整职务。处于随时考核的压力下，官员一旦接任新职，便得逐渐加码创造政绩，而且不会轻言放弃，由于缺乏任期保障，造成官员决策多以当前的政绩为导向，透支未来收益，后移当期风险，而忽视了地方社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上图可以看出，若只考虑未来2-4年的社会隐性收益和损耗，X市的社会总收益比社会总损耗是大于1的，基本能达到异度均衡的要求，但若考虑的未来年限稍微延长，收益损耗比就逐渐小于1了，不满足异度均衡的要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地方官员的决策视野基本在3年左右，与当前中国地方官员平均三年左右任期大致吻合，普遍存在损耗后移的现象。
全球负利率资产已高达16万亿美元。当前全球实行的激进货币政策并非没有成本，只是将成本后置，发达国家的风险也可能持续外溢转移到新兴市场。究竟在这一环境下，居民如何进行更为理性的资产配置以获得稳定收益？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讲堂”上，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新行长刘珺首度在公开场合谈当前形势下居民的资产配置问题。“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从过去的60个基点（BP）扩大到当前的200BP。这意味着国内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或将逐步上升，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显著增强。”对于当前我国居民资产配置，刘珺提出三条建议：第一，量入为出，理财宜早不宜晚；第二，不要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第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关注投资的“七二定律” 资产配置领域有一个重要判断，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到一定程度，其国民或机构对房地产的投资就会降低，人均GDP一万美元通常就是这道分水岭。刘珺称，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这意味着国内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或将逐步上升。从房产投资的角度看，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房住不炒的调控引导，房地产市场将逐渐回归理性。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以及房价涨幅均在逐渐放缓。相对于其他投资，不动产投资的变现能力相对较弱，同时对地点的要求相对较高。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利率长期呈现下行状态，而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呈现出震荡走低的趋势。刘珺认为，未来中长期利率的下行或许是一种常态，而长期下行的利率会使收益率增长更加缓慢。 刘珺特别提出，对于居民而言，投资上有一个“七二定律”尤其值得关注。即本金增值1倍，所需要的时间等于72除以年收益率，利率下行和通胀将对投资收益造成侵蚀，实际投资回报的增长将更加缓慢。 具体而言，在“七二定律”下，当年化收益率为6%时，以复利计算，12年可以让名义投资回报翻倍；而当年化收益率降为5%时，名义投资回报翻倍则需约15年；当年化收益率继续降为4%，名义投资回报翻倍需约18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若加上通胀，即使是1%或2%的通胀，也会使投资收益翻倍所需的时间提升1倍。例如，若计入2%的通胀，当年化收益率为5%时，让名义投资回报率翻倍的时间则从18年变成了36年。 资产配置多元化是“唯一免费午餐”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才能扩大投资收益？刘珺认为，资产配置多元化才是“唯一免费的午餐”。 原因之一在于，投资者很难捕捉到“常胜将军”的投资品。从2011年以来各类资产的表现来看，没有任何单一资产可在不同年度持续上涨，资产价格出现“涨跌轮动”和“均值回归”的特点。同时，单一资产的投资波动剧烈，即使长期累计收益不错的资产，投资过程中波动也很大，投资者要承受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美股，过去10年累计回报表现最佳，但也有年度负收益，单一美股投资波动很大。 因此，控制风险是第一要务。尤其是当市场下跌后，往往需要更多的涨幅才能收回成本。刘珺举例称，以4%的平均年化收益率进行测算，下跌后想要收回成本，所需的时间也相当惊人。例如，市场下跌10%，收回成本所需涨幅为11%，所需时间为3年；下跌30%，收回成本所需涨幅为43%，所需时间为9年；下跌70%，收回成本所需涨幅为200%，所需时间则长达28年。 另一方面，“很多投资人认为自己能有效地择时进出市场，但数据证明，贪婪和恐惧始终是人性的弱点，追涨杀跌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刘珺说，所谓“爆款魔咒”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基金申购热潮通常对应着市场的阶段性高点。人性总是会引导投资者在恐慌的时候“割肉”、在疯狂的时候涌入。 与此同时，行业轮动和交易费用也让个股投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假设A股佣金为0.5%，印花税为千分之一，1万元买卖一次的佣金为10元，一共是20元。如果每月交易3次，一年按照交易36次计算，全年盈利要达7.2%才能有净收益；如果一周交易一次，一年按照交易50次计算，全年交易费用为1000元，也就是投资收益要达10%以上才能真正盈利。 相反，分散配置、组合投资可以让收益波动明显降低，因此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是投资“唯一的免费午餐”。刘珺说，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越弱，分散风险的效果也就越好，持续加入低相关资产（例如商品），还能继续拓展有效边界，获得更高的夏普比率，即性价比更高 投资的三大建议 针对当前形势下的中国居民资产配置，刘珺从三方面给出建议。 一是量入为出，理财宜早不宜晚，有闲钱才做投资理财。投资者要认识到做好财务安排的重要性，有些理财产品不能马上变现，所以要在日常使用和未来应急之需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财。同时，理财应尽量早，越早存钱，复利效果越惊人。 例如，以5%年化收益率计算复利，如果从39岁开始存3000元，到60岁时，本息和可达255万元；但如果到40岁才开始存钱（晚十年），哪怕每月存6000元（本金翻倍），到60岁也才只有257万元，每月投入双倍的本金，才勉强追平前者。 二是做任何投资决策前，都需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要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追求高收益的同时，承担的风险通常也会增加。 三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资产配置对专业性要求很高，从市场研判到制定配置方案，再到执行配置方案，如果是非专业团队或缺少专业经验，就很难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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