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瞅着又是一年年底，这个即将过去的IPO大年，有多少人靠着打新赚得盆满钵满？ Wind数据显示，今年上市的375只新股中，已有立昂微、万泰生物、斯达半导喜提“十倍股”殊荣，截至目前的累计收益分别为15.67倍、14.43倍和13.44倍，另有53只新股也顺利实现股价翻倍。由此看来，A股的IPO造富神话似乎仍在继续。 27股上市首日即开板 12月22日，早盘开盘后几分钟，主板上市的新股森林包装就快速打开了涨停板，直到尾盘才再度被拉升封涨停，最终收报27.32元，上市首日涨幅44%。 森林包装并不是今年第一只上市首日就开板的非注册制新股。 若将时间适当拉长来看，则在181只非注册制新股中，共有90只新股在上市5天内就迅速打开涨停板，占比接近一半。尽管还有5只新股未开板且涨停天数不少于20天，但总的来看，非注册制新股的连板天数似乎并不如投资者意料中的那么可观。 若将范围放宽到今年上市的全部375只新股，可以看到，共有213只新股最新收盘价低于上市首日。这意味着，如果这些新股的中签投资者上市首日就落袋为安，会比持有到现在更划算，而这些“上市首日就要卖”的新股占比甚至高达56.8%。 事实上，未能及时变现不仅可能导致打新收益收窄，更可能会遭遇破发的尴尬。截至12月22日，在375只新股中，共有17只最新收盘价相对于发行价涨跌幅为负，这意味这些新股最新收盘价已然“破发”。 打新收益分化趋势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无脑”打新似乎已经不适合当前的A股环境，但万一好运打新抽中大肉签，同样会给投资收益增光添彩不少。 从上市首日的市场表现来看，今年8月上市的康泰医学就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大肉签，上市首日盘中一度涨近30倍，最终收盘也有超过10倍的涨幅，相当于中一签最高赚近15万。除康泰医学之外，上市首日涨幅超过500%的还有国盾量子、卡倍亿、龙腾光电等10只个股。 事实上，在年内375只新股中，共有143只上市首日股价翻倍。这意味着，即便是上市首日收盘即卖，打中一只新股也有38%的几率获得一倍收益。 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主板优质新股的表现似乎是更加强势。今年上市的375只新股中，股价累计上涨10倍的有立昂微、万泰生物、斯达半导3只新股，均在主板上市，截至目前的累计收益分别为15.67倍、14.43倍和13.44倍。与此同时，另有53只新股也顺利实现股价翻倍。 需要注意的是，能够分享打新盛宴的，不止有中签的幸运儿，更多的收益其实是被战略投资者收入囊中，其中就包括通过另类子公司参与科创板跟投业务的券商。 据山西证券研究所统计，今年券商的科创板跟投收益丰厚。截至12月10日，券商另类投资子公司科创板跟投项目127个，最新浮动盈利为90.04亿元，头部券商参与配售及浮盈贡献更多，其中海通创新投资跟投浮盈21.28亿元。山西证券对此分析称，项目质量和把控能力成为券商跟投获利的关键。
王彦杰12月16日，由克而瑞证券和中证科技DMI联合主办的“高思在云——地产美元债圆桌交流会”举行。来自佳源国际、正荣地产、花样年、联合评级国际的多位嘉宾参会，探讨单“B”中资地产高收益美元债甄选策略。 克而瑞证券首席分析师孙杨出席会议并就单B评级地产公司的偿债能力，安全性等问题做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债券投资的筛选给出了合理化建议。 就当前市场环境来看，单B评级的地产公司发债占比中资地产的发债总额近50%，是一个重要的市场。随着三道红线的出台，市场上对单B公司的安全性有了一些分歧。 市场对单B研究的偏少，BB的公司研究的机构会更多。加之行业波动也让投资人更加趋向于头部公司避险。孙杨指出，同大公司相比单B公司有自身的不足，但通过研究，有些公司风险可控，对应的投资收益也可观，随着BB公司的收益利差收窄，投资收益空间会逐渐降低，未来单B的投资价值会更加突显。 基于此，克而瑞证券从抗风险能力、一、二级市场表现、盈利能力、规模、经营及成长潜力5个维度将房企分为三大梯队，全面地考量房企的综合表现，以便在二级市场上寻求市场认知与公司基本面不匹配的投资机会。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中小房企存在各自的优势，并非都同规模呈正向关系，未来降杠杆以及降发债利率缓解融资压力是所有房企短期内的首要目标，一些表现优质的中小房企，依然有择机加杠杆的机会。他认为，中小房企在当今的市场调控下，提升规模同时提高盈利水平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此资本市场才可能提供进一步的支持。更多观点：佳源国际张翔：未来房企弯道超车的机会很少正荣地产：年内非银占比降至10%以下正荣地产：三条红线下对房企融资能力和债务管控提出更高要求叶蒨莹：花样年可以保持15%-20%的拿地增速联合国际孔令彦：3条红线或将加剧房地产商信用两极化
资管新规已经落地两年有余，整个资管行业正经历着转型的深刻变化。对于拥有庞大规模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而言，在资管新规的“督促”下，超过20万亿的银行理财市场，在整个2020年都在进行着一场由固定保本型向净值浮动型转变的变革。“存续余额下降、同业理财萎缩、非标资产持续退出——这是全年我国22.1万亿元银行理财的显著特点。事实上，银行理财市场上，保本型固定收益产品的发行规模相交去年，已经大大减少，而且收益在持续下降；而净值型产品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发行规模不大，但是年化收益率达到5.5%左右，客户认购的积极性也在增加。不过这种转变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虽然2021年底是大限，但是估计全行业不一定能全部完成转型。”12月28日，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一位资深理财产品经理于莉（化名）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岁末年初，银行之间的揽储大战已经悄然打响，但是相比往年热闹的景象，今年的市场上固定保本型产品已经大大减少，记者也从多家银行的手机APP上发现，当下推出的多是净值浮动型的产品。净值型产品高收益背后记者从市场上了解到，在2018年之前，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达到5%的比比皆是，但是在今年，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能达到4%的都几乎已经绝迹。诸如招商银行之类零售银行做的非常不错的股份制银行，其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也就3.8%左右，而国有大行的同类型产品则更低。但是从另外一面，股份制银行则从今年开始率先试水加大净值型产品的销售力度。“我在今年12月初认购了一家银行的净值型产品15万，每个月开放一次申赎，一年内赎回收取手续费，一年后赎回免收手续费。一周结算一次收益，这款产品这三周的年化收益是6.84%，要比我之前认购的保本型高很多。但是申购这类产品要经由银行理财产品经理的推荐，在银行手机APP上提前下单，还是比较抢手的。”12月29日，上海一名银行理财投资者肖芳（化名）对本报记者表示。而上海一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相关人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该行发行的“债项”混合类产品是其拳头系列，底层资产包括了非标和债券类资产。另外，在今年的市场行情下，也布局了一系列的含权产品，以优质非标资产和债券资产打底，同时配置一定比例的权益类资产，主要是20%以内或20%-40%的权益资产。今年市场波动很大，产生了很多机会，这些权益类产品表现很不错。记者查阅普益标准数据发现，截至目前，共有9家银行的理财子公司权益类产品数量合计100款（含移行产品）。2019年共发行47款，其中43款为母行迁移产品；2020年发行53款，仅有4款为母行迁移产品，另外49款均为理财子公司新发的权益类产品。新发权益产品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12倍。此外，根据中国理财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部银行机构（包括中外资、银行和理财子公司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行的存续权益类理财产品共有248款，其中由中资机构发行的有183款。而以10月份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投向情况为例，投资债券的产品有 3299只，占比47.57%；投资利率的产品有1335只，占比19.25%；投资股票的产品有192只，占比2.77%。“相比于银行理财的总规模，权益型理财产品占比仅为冰山一角。然而对于银行机构而言，迈出这一步转变实属不易。”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储蓄向投资转化不可挡无论如何，权益投资一定是未来资管行业重要的主题之一。近期，来自监管层的各种声音也在明确鼓励引导资金进入权益市场。就在近期，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加大权益类资管产品发行力度，支持理财子公司提高权益类产品比重，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从市场表现上看，2020年是典型的权益市场丰收年。公募基金大发展，特别是权益型基金在发行量、收益率表现上都令人振奋。而权益市场的丰收，对于转型中的银行理财而言，也是一大有利条件，为银行理财的标准化投资、权益投资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这一年，部分银行资管或者已经开业的理财子公司在权益产品和权益投资方面，都有了较大突破。”对此，交银理财一位负责人在12月28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记者也统计发现，在银行权益型理财产品，从业已公布净值的部分权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来看，截至目前，绝大部分产品的净值都在1以上，仅个别理财产品净值低于1，但也超过0.99。在这些公布了净值的产品中，净值最高的是工银理财的一款3年以上的理财产品，公布的净值为2.0550。“在今年的银行理财市场中，最受追捧的当属固收产品和固收+产品。今年4月份以来，市场流动性边际收紧，债市出现回调，纯固收净值型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固收+净值型产品由于采取多元的资产配置、优化的投资策略，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走势依然平稳，始终维持在4%以上。其中，6个月期限产品中，股份行‘固收+’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最高，达到5%以上。”于莉向本报记者指出。而在前述交银理财的负责人看来，不管是固收+产品还是权益型产品，都代表了银行理财真正意义上转型的表现。相比现金管理类产品，固收+、权益型产品在管理上有较高难度；相比于公募基金，银行理财最大的特点在于客户绝大部分是个人投资者，并且是风险偏好较低的普通投资者，因此对机构的投研能力、产品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决定了银行理财的权益投资与公募基金根本不同，更多追求的是绝对收益策略。
□ 2020年是风险偏好者的好年景，A股延续了震荡攀升的走势。不过，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来说，股市较大的震荡幅度让人望而生畏，债市低迷甚至“爆雷”，利率走低也让货币类产品的收益“裹足不前”。 投资者常常将补充了权益和债券资产之间空档的产品——“绝对收益”产品视为“稳稳的小确幸”。作为少数横跨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基金经理，中银基金权益投资总监、绝对收益团队负责人李建手里正握着“小确幸”的钥匙。拥有从业23年经验的他，任职期间所管理的10只产品大多实现了“年年正收益”。 稳中求胜 债券研究出身的李建十分重视收益的确定性，“保持相对稳定的收益，追求的是净值向上的曲线和比较好的夏普比率”，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管理的产品往往接近斜率15度的净值曲线证明了李建的投资能力。 债券基金收益弹性有限，如果出现个券违约将带来严重的回撤风险。对于风险偏好较低但仍有一定预期收益目标的投资者而言，如何做到“稳中求胜”才是关键。 李建领衔的中银绝对收益团队，通常会以年度预定的收益率目标为导向，基于公司大类资产配置研判，自上而下逐一分解投资范围内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推演各类资产的投资逻辑。具体到操作层面，通常是以高分红股票股息和高等级债券票息为基础收益，优先追求收益的确定性；在控制回撤的前提下精选、严选品种，遵守仓位控制的原则，同时严格执行止盈止损的纪律。除了权益与固收两块资产，中银绝对收益团队旗下的不少产品，也会参与网下打新或定增来增厚收益。 李建表示，绝对收益产品的债券投资，会因时因势调整久期，既保证票息又保证低的收益率波动；尽量不冒信用风险，以短久期超高等级信用债为基础配置；同时还要因时因势配置低估值可转债。 瞄准正收益 大多数老百姓投资理财的风险偏好并不高，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绝对回报，是无论牛熊市中均能获得正收益、回撤小、波动小的产品。于是，公募基金领域内追求绝对收益、严控回撤的一类混合型基金推出，恰逢其时。 李建很早就看到了中国理财转型的长期趋势，开始研究和管理追求绝对收益的产品。与追求相对收益的基金不同，李建不追求超越业绩基准和同类产品，而是瞄准正收益，尽可能避免亏损。 以持有人的体验出发，力争绝对收益，这样的投资价值取向在李建身上已经是潜移默化。在他的带领下，中银基金整个绝对收益团队形成了“稳中求进”的投资价值观：通过科学的大类资产配置降低组合风险，严控回撤和波动，以期实现“两全其美”：一方面强调产品业绩稳健，即使市场震荡再剧烈，也力争每年收益为正；另一方面还要力争取得超越纯债基金及货币基金的收益。
今年“固收+”市场大扩容，为该类产品提供增厚收益的打新策略也面临变局。 超额收益明显 打新策略对组合收益贡献度较高 基金公司持续布局“固收+”基金。数据显示，12月以来发售的“固收+”基金已有13只，占新发基金总数的近三成。其中包括博时双季鑫6个月持有、安信浩盈6个月持有、永赢鑫欣等偏债混合型基金，还有英大智享、平安双季增享6个月持有等二级债基。 多位投资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固收+”基金受到市场热捧，原因是产品净值稳健，持有体验较好，打新策略也为组合收益做出了较大贡献。 数据显示，截至12月9日，二级债基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为7.28%，偏债混合型基金平均净赚8.55%。这当中，打新对该类产品增厚收益效果相当显著。 北京一位银行系公募固收投资总监表示，“固收+”基金中偏债混合型基金可以打新增强。今年股市行情回暖，新股上市数量较多，上市后涨幅较大，打新的增厚回报相对较高，带来不错的超额收益。 北京一位绩优“固收+”基金经理表示，她管理的“固收+”基金一直在积极参与打新。新股上市后表现不错，虽然中签率和获配额度有限，对较大规模基金的贡献度不是特别高，但也是积累投资收益的一项有效策略，符合她“捡面包渣”的投资理念，未来还会继续打新，为投资者带来增厚回报。 据她介绍，他们的报价区间比较契合市场变化，中签新股数量较多， 部分最优规模基金近一年打新增厚回报大约为10%，超额收益较为明显。 据记者统计，截至12月8日，1434只参与打新的灵活配置型混合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今年以来平均收益率36.02%。其中，2-3亿元规模的产品打新超额回报最佳。 数据显示，三季报规模处于2-5亿元区间的317只基金，平均收益率为41.57%，增厚收益为5.5个百分点；同期规模位在2-3亿元最优规模的139只基金，平均收益率为42.41%，相比全市场高出6.4个百分点。 从新股上市后的涨幅数据看，截至12月9日，四季度以来有68只新股上市，科创板新股上市涨幅较大，具有可比数据的37只新股上市后20日平均涨幅高达4.86倍；前三季度新股上市后20日的平均涨幅为53.89%。 从IPO募资规模看，截至12月9日，2020年以来通过IPO融资的公司为357家，比去年全年增加154家；同期IPO融资规模为4386.42亿元，比去年全年多出1853.94亿元，增幅超过70%；近4400亿元的募资规模也创造了2011年以来的历年新高。 “打新对组合收益的贡献，取决于基金规模、新股发行数量、中签率、新股上市后涨幅等多种因素。从外部环境看，2020年是基金打新丰收的大年。”北京一位混合型基金经理说。 “固收+”规模大扩容 或导致打新收益被摊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报，偏债混合型基金、二级债基等“固收+”基金总规模为7941.8亿元，比去年大增4059.7亿元，几乎翻倍。而从新基金募资情况看，截至12月9日，今年新成立的211只“固收+”基金募资总规模达到3577.88亿元，成为规模增长的生力军。 不过，“固收+”基金越来越多，作为该类产品增厚收益来源的打新策略贡献度或在逐步下行。 上述银行系公募固收投资总监表示，未来打新策略对“固收+”基金的收益增强效果将逐渐减弱：“固收+”基金集中发行，大量追求稳健回报的产品涌上市场，可能会摊薄打新投资收益；另一方面，除了公募“固收+”之外，银行、券商资管等也发行了较多稳健类产品，参与打新的资金量越来越大，而打新策略市场容量有限。 “任何一种有效的市场策略，在市场足够饱和之后，都会面临失效的风险。”上述北京混合型基金经理也说，今年打新策略为不少基金的组合增加了超额收益，但从未来看，随着“固收+”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多，市场参与主体持续增长，打新中签率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同时，预计明年市场会面临经济复苏、流动性边际收紧的趋势，可能会导致市场风险偏好的下行，这都会导致新股上市后表现的降温，打新策略对组合的贡献度也趋于下降。 虽然打新资金扩容，新股市场表现或导致打新收益摊薄，但投资人士表示仍将积极参与打新，为组合贡献低风险投资收益。 上述北京混合型基金经理表示，“固收+”基金一般会通过股票、打新、转债、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多种策略增厚投资收益，打新策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以他管理的偏债混合型基金为例，基金配置的长端利率债对组合有4%-5%的风险收益，加上打新增强，可能会超过6%年化回报，对于稳健投资仍是较为可观的收益。 “目前打新策略还是国内相对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可以为组合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在投资中会作为重要补充，积极参与投资，只要可以继续为持有人创造正回报，并不会因为收益预期下降而放弃。”他说。
华晨汽车、永城煤电、紫光集团……今年一系列大型企业债券违约事件，令市场真正开始审视违约处置和投资人保护的重要性。 “违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国信用债的违约率其实低于国际市场，回归刚性兑付也是不可取的，但债券发行时能否设定合理保护投资人的条款、违约后是否有一套透明和成体系的处置流程，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富达国际基金经理成皓日前对表示。 不只是国企债券，随着外界对收益的要求越来越高，机构配置高收益债（俗称“垃圾债”）是必然趋势，但风险更高的高收益债一旦违约就意味着“血本无归”，投资人的参与度也将受影响而不断减弱。那么，国际市场在保护投资人、违约处置方面有什么经验？中国监管层此前多次提及的“发展高收益市场”如何才能实现？ 破产处置流程需完善 违约处置是近期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未来中国信用债市场国际化的关键。 “违约处置要有序，海外违约数量其实更多。‘踩雷’是不可避免的，但之所以国内管理人这么怕‘踩雷’，是因为担忧一旦违约就会‘血本无归’，这也主要源于破产处置流程还不清晰。”成皓表示，中国出现的近800个债券违约案例中，能明确查到违约后本金偿付率的仅10%。有机构研究显示，过去一年违约债券的回收率仅约17%。 相比而言，境外市场的违约处置更高效。“例如，兴业太阳能的债务重组一年就完成了，而且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有商有量。”他称。 一方面，国际市场更倾向于采用法庭内处置的方式，但在国内，早前更多企业（尤其是民企）则倾向于采取庭外和解的方式。相对于银行，广义基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不透明，从而使其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同时处置周期往往长达两三年。例如中民投、永泰能源等在违约后两年也没看到任何司法程序的进展。 另一方面，成皓表示，银行缺乏动力推动庭内处置，也是因为其和广义基金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银行在意的是贷款尽可能少被减计，并持续获得利息，但广义基金需要应对赎回和流动性需求，因此重视的是本金尽快到期偿付。” 银行是企业资金往来、投融资活动接触最多的金融中介。企业和银行通过存款、票据、贷款、授信等业务深度合作，且银行营业网点众多，可较为全面、超前监测到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但非银机构在上述方面能力较弱，因此在企业出现现金流压力或信用风险时，反应不如银行快。”天风证券副总裁、天风国际证券董事局主席翟晨曦此前对记者表示。 投资人保护条款需充实 即使是国际市场，上述利益诉求不一致的情况同样存在，但关键在于有没有特定的法律条款来对发行人的行为和违约处置进行约束，一般国际市场都有限制性条款来保护广义基金的权益。 成皓表示，海外的债券条款对投资人的保护程度较高，例如，消极担保（negative pledge），这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保证，在其偿清贷款前，不得在其财产上设定有利于其他债权人的法律形式。简单来说，消极担保就是保证企业不能拿名下资产再去做担保。 此外，他还提及，国际市场上，发债人还会有附属担保（subsidiary guarantee）条款，即子公司会对母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若母公司违约就会触发子公司的交叉违约，这意味着母公司的违约成本很高。其重要性在华晨汽车的违约案例上就可见一斑。 具体而言，华晨汽车对核心子公司——华晨宝马的控制力不强，而母公司自主品牌知名度较低，竞争力较弱，现金流产生能力较弱，债务结构以短债为主，结构不甚合理。到了2020年3月，华晨汽车信用恶化，因其销量下滑、现金流恶化、财务风险上升。直到同年8月，公司流动性紧张并成立债委会，二级市场债券价格大跌，并伴随多家子公司的股权划转，负面舆情增加，企业面临较大的再融资压力。最后在同年10月，公司发生公开债务违约。 “若华晨汽车存在附属担保，那么母公司的违约成本就会大大提高，但华晨汽车完全和子公司划清界限，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境内市场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成皓表示。他还认为，未来需要更加强调条款的重要性，永煤违约事件发生后，外界认为其存在违约前转移资产、逃废债的嫌疑，但在没有清晰法律条款的背景下就很难真的说是逃废债。 推动高收益债市场发展仍需打地基 值得一提的是，完善违约处置和强化投资者保护条款对于中国发展高收益债市场也至关重要。 “如果在境外市场发高收益债，条款就会附加很多条件，否则可能发不出来。当条款齐全时，一旦出现违反条款的事件，投资人就可及时行动，要求加速清偿。”成皓表示。但在境内，近期案例反映的情况则是，发行人被质疑在债券到期前转移资产，投资人却很难找到一个约束性条款去要求发行人提前还债。 由于境外高收益债市场十分成熟，而且投资群体壮大，高风险匹配了高收益，因此即使是B以下评级的债券也具备较高的流动性。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罗光此前对记者表示，鉴于各种监管约束，中国评级市场是“半谱系”的，即AA以下的评级少，因此发展高收益债市场至关重要。 此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表示，要推动高收益债市场建设，壮大私募基金等高风险偏好投资人，提高债市的包容性，同时健全信用评级和风险定价机制，将隐性发行成本显性化，降低债市违约的道德风险。 在成皓看来，近期的国企违约事件或成为推动未来高收益债市场发展的契机。“永煤违约真正令市场感觉到了违约处置的重要性，因为感到‘痛’的机构比较多，包括银行，否则光靠广义基金的力量很难推动改革，必须要有银行的参与。” 众多国际机构认为，目前中国境内的高收益债市场实际上在萎缩。如果未来能提高违约处置的透明度，更多采用庭内处置的方式，加强投资者保护条款，将增强国际投资人进入中国信用债市场的信心，从而带动中国高收益债市场的规模做大和流动性提升，这也意味着更多企业能够发债融资，真正促进直接融资。
我们在做投资理财，特别是股票投资时，是否应该遵循“分散配置”策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金融学理论告诉我们“分散配置”可以降低风险，但同时可能伴随着收益下降。 支持“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好好看好这个篮子”策略的观点喜欢拿巴菲特作为例子。巴菲特的一个公开策略就是“集中投资”。他曾说：“我们并不像大多数投资管理机构那么分散投资。与之相反，如果一项投资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我们可能将基金资产的40%投资于这一项目上：第一，评估决策依据的事实和推理的过程正确的概率非常高；第二，因各种因素变化导致投资内在价值大幅波动的概率非常低。” 偏好非充分分散的投资者其实并不少。耶鲁大学的James Choi教授于2020年最新发表的一项针对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少高净值人群在投资中并没有遵循充分分散配置的原则。该项研究对于1662位可控支配金融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者进行研究分析，其中有256位投资者在单一股票的配置超过了10%，占总受访者的15.4%。 那么，这部分高净值投资者为何不愿做到充分“分散配置”？这种策略行之有效的基础条件是什么？适合中国的普通投资者吗？ 探究超额配置单一股票背后的逻辑 对于中小股票投资者来说，如果不清楚配置股票的逻辑而盲目集中持有一支股票，这样的行为与赌博无异。因此，了解高净值投资者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 1．风险收益预期的匹配：收益足够高，风险足够低 并不是任何股票都可以超额配置。James Choi教授的研究发现，收益足够高、风险足够低是产生超额配置单一股票的首要原因。该项研究旨在探究256位投资者超额配置单一股票背后的原因。大多受访者表示，他们选择超额配置的原因是“我相信这支股票能比其他股票带来更高的收益（I believe this stock will give me higher returns on average than other stocks in the market）”以及“我相信投资这支股票比投资其他股票风险更低（I believe this stock will give me less risky returns than other stocks in the market）”。认同这两项观点的受访者占比分别达到了45.7%与32.2%。由此可见，集中配置单一股票的主要原因还是风险、收益预期的匹配。 2．对于被投资公司信息的深入理解 除去对于风险收益的预期，对于被投资公司信息全面深入的理解也是高净值投资者超额配置单一股票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源自经典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金融实验发现，与普通投资者相比，高净值投资者在信息获取、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根据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当市场处于“半有效市场” （即公司股票价格无法反映市场不知道的信息）或者“弱有效市场” （即公司股票价格只能反映历史信息）的状态时，信息优势往往可以带来超额收益。一系列的相关检验发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都仍处于“半有效市场”的状态，因此信息优势是可以转化成超额收益的。当高净值投资者可以深入了解并分析出有效的市场信息，自然会集中投资某支单一股票。这个投资策略对于普通者的启发在于，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优势，集中配置单一股票就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撑。 3．分散配置股票型基金的投资回报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专业股票投资机构的市场份额越来越高，但股票型基金在扣除管理费之后能否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仍然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话题。大量研究普遍发现，在扣除管理费之后，股票型基金最终能为客户提供的超额回报为负，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年的收益冠军在第二年往往收益排名靠后，基金热销往往预示其接近阶段性的高点。对于有信息优势的高净值投资者而言，如果资产管理机构提供的产品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不如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以及投资渠道在某些风险收益预期比较明确的股票上进行超额配置。 了解“非充分分散”投资的要点 普通投资者投入资本市场主要为了取得更好的回报，这样的初心无可厚非。但是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我们需要重点梳理以下两大超额配置单一股票的投资要点。 1． 市场信息 高净值投资者在拥有更多可供投资的金融资产的同时往往也雇佣了专业团队为其提供金融顾问服务，深度挖掘市场信息。相比之下，很多不愿意雇佣专业团队的普通投资者在这一点上往往处于劣势。若无法获取足够的市场信息，集中配置单一股票则无法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因此，普通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首先需要判断自己是否在某一领域拥有充分的研究或者相关的工作经历。若有，我们便可以该领域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深入挖掘市场信息；若没有，我们则需要认真考虑集中配置某支股票的策略是否理智。 2．投资时限 在针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大量调研中，投资时限始终是美国普通投资者最关注的因素之一。投资时限的背后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所衍生出的人生长期财务规划。如果没有合适的投资时限，即使能够选择出优秀的股票，投资者也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超额收益。从1926年至2007年，美国大市值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为12.3%，远高于美国3.1%的平均通胀率。但是在这90年间，这些大市值股票有数年出现负收益的情况，表现最差的一年甚至达到-40%。这说明我们在享受大市值股票超出市场表现的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承受价格波动的投资风险和时间成本。 以巴菲特投资入股的比亚迪为例，巴菲特旗下的MidAmerican在2008年以8港元的价格认购了2.25亿股的比亚迪H股，交易价格为18亿港元。到目前为止，这批股票的市值达到了346亿港元，该笔投资得到了19倍的回报，年复合回报率接近30%。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模仿巴菲特的集中投资策略，能够在2008年买入比亚迪并且一路持有到今天的又有多少呢？有时候，投资者不能长期持有某支股票并非是出于追涨杀跌的短期行为，而是为了应对生活中的的各类需求（例如偿还房贷车贷、应对突发疾病等）调动资金。因此，当我们想长期集中配置单一股票时，这笔投资所能提供相应回报的时限也非常重要。 普通投资者否应该尝试“非充分分散”的策略？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的风险偏好是否与“非充分分散”策略的内在逻辑相匹配？其次，我们是否具备采取这种策略的基本条件，即对投资标的具备深度研究的能力和资源？第三，我们是否具备长期持有某个标的的意愿和能力？ 截至目前，各项针对中国居民投资行为的研究均表明，中小投资者尚不具备上述的三大能力。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美国嘉信理财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中有两项有趣的发现： 第一，中国新富人群（基本等同于中产投资者）自认为其投资行为日趋谨慎，然而大部分新富人群的资产配置类型仍然较为激进，且在部分大类资产中的配置较为集中。换言之，新富人群对自身投资行为的认知与其实际采取的高风险投资行为相矛盾。这表明，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自身的风险偏好，在投资时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第二，当他们所持有的股票收益达到10%以后，67%的受访者会选择增持该股票。这说明投资者仍然存在追涨杀跌的行为，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择时的方式（即希望寻找到一个最低的买点买入股票，最高的卖点卖出股票）进行投资，在短期内获得投资回报。 上述两项发现中所展现的中国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均与“非充分分散”策略所需要的金融素养相违背。因此，中国居民在尝试“非充分分散”策略前首先应当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培养个人的信息优势和长周期投资的意愿，进一步夯实自己的金融投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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