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个月来，电视剧《三十而已》霸占了各大热搜榜，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尤其是对剧中的“完美女性”顾佳遭遇的不幸婚姻生活感到惋惜和不愤。顾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能“里”能“外”，操持家务，又帮助丈夫事业蒸蒸日上。丈夫却没能顶住外界诱惑，有了出轨行为，导致离婚。作为理性经济学家，我们认为一切事件背后都有其经济学含义。那么，顾佳的悲剧是必然还是偶然？难道真如一些评论说的那样，越优秀的女性越得不到幸福吗？ Hellerstein， Morrill， and Zou（以下简称HMZ）通过对大量家庭数据的分析发现离婚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婚姻有一定的顺经济周期性；其次，过早结婚、并且学历较低的女性是离婚的高危人群。由此可见，婚姻幸福总体上是和物质水平、个人优秀程度成正比的。电视剧中的情节只是个例，观众切记一叶障目。不负责任的妄加评论，影响家庭、社会和谐，也需要制止。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谢东平博士 数据 HMZ的数据来源是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SIPP），这是一个对近百万个美国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其中不但包含了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如年龄、学历、工资水平等，还包含了家庭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婚姻法律、劳动力市场等信息。 有别于文献中的大多数研究用州级的离婚率作为主要研究指标，SIPP的一大优点是数据的个体化。合计的统计指标（如离婚率和失业率等）只能展示宏观现象的普遍影响要素，而微观的数据（如家庭调查数据）能在家庭层面上或个人层面上添加控制变量，排除干扰项，揭示经济现象的核心影响要素。 实证模型 HMZ建立了一个线性概率回归模型——任意一对夫妻，生活在地区，在年离婚的概率为： 其中，和分别为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是失业率（作为经济周期的代理变量），包含了一组关于婚姻和个人的控制变量。 离婚的顺经济周期性 图1使用了整个数据样本的66万个家庭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列（2）表明当地方的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比如从6%上升到7%），则每1000个结婚女性中就会减少0.34个。因为，平均1000个结婚女性的离婚个数为18个，因此0.34个减少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接近2%）。并且，这种因果关系不随控制变量的增加而变化（比较（1）到（5））。因此，离婚有显著的顺经济周期性。 哪些女性更容易离婚？ 图2中列（1）显示女性的种族对于离婚概率的影响很小；列（2）说明经济周期的压力对于二婚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一婚；列（3）显示学历越高的女性，离婚的概率越低，有本科学历的女性的离婚概率比本科以下学历的女性低接近10%；列（4）显示了年龄对于婚姻结果的影响，16到19岁结婚的女性的离婚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结婚的女性。 结论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家庭不能独立于社会存在，因此家庭也会受大环境的影响。离婚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甚至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反之，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就是由千千万万的细胞构成的。近年来离婚率攀升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否是经济不景气或者体制缺陷引起的“经济现象危机”值得深思。 另外，从家庭角度而言，婚姻的幸福也取决于个人特征。不断进步、丰富自己的人生是保证婚姻圆满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1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2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给，显然会有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发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重要使命。尽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断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复苏进程要明显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更加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必要性。然而，尽管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和挑战：其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开始，便几乎没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达到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况，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其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给居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掣肘。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明显。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任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改造、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上述种种，也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我国内需市场指明了方向。3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激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于我国而言，尽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核心技术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况，这便容易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处于被动局面。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技术壁垒，在关键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标，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体系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第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快攻克具有关键性影响与贡献强的核心技术，逐步提升我国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品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第三，以积极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我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巩固并强化核心竞争优势，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4当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必还要搞国内国际双循环呢？只因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这一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理解便是如果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秉承“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能彼此共进。不仅如此，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贸易上也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人员的交流往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波折与坎坷，但融合毕竟是大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面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恐怕也是噩梦一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参考文献：1、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格局，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2、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3、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4、付一夫、马茹、曲直：《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市场化进程》，2017年。
8月4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创下历史性低点（0.52%）之后开始强劲反弹，截至8月11日收盘，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0.65%，较前期低点反弹约13bps。与此同时，美国实际利率在前期持续下行后也开始出现回升，10年期TIPS（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收益率从前期低点的-1.08%上升约6bps至-1.02%。由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计算得出的通胀预期继续向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回归。 近期美债收益率快速反弹的直接原因是上周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超出市场预期。美国7月季调后非农就业新增176.3万人，预期增160万人；7月失业率为10.2%，预期为10.5%，前值为11.1%。分行业来看，7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较多的行业主要有休闲和酒店业、零售业、教育和保健服务、专业和商业服务，这些前期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也最快恢复。除美国外，欧洲和全球经济也在快速回升，7月全球多数经济体的制造业PMI已连升3月，欧元区和英国表现尤为出色。 美国的疫情曲线出现边际好转，疫情控制为后续经济恢复奠定了条件。虽然每天仍有数万人的新增确诊病例，但已出现边际好转，日均新增确诊人数出现回落。参照中国、欧洲等经济体的先例，疫情曲线压平后经济恢复速度也十分迅速。此外，俄罗斯宣布成功研制出疫苗的消息，也刺激了市场对于疫情根除、经济恢复的预期。近期美债收益率的上涨，正是对这些预期的合理反映。 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同样对美国经济复苏有所反映，美元指数自8月6日的低点（92.5）反弹至当前的约93.8，COMEX黄金价格从8月7日的高点回落近10%。在正常时期（非危机状态下），美元指数走势更多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如前期欧洲经济恢复强于美国导致美元下跌，而近期美元指数回升亦反映美国经济开始回暖。而黄金价格更多受实际利率驱动，与实际利率负相关，黄金价格的回落背后正是实际利率回升、美国经济复苏的反映。 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同涨，通胀预期朝疫情前的正常水平趋近，短期内美国经济不存在滞胀担忧。本次美国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同时反弹，背后的驱动因素更多是经济基本面的恢复，而非宏观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从历史数据拟合来看，由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衍生出的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水平相关度较高，从通胀预期指标来看，当前仍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也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通胀水平。 近期市场有观点认为美联储第四轮QE带来的大幅扩表将导致美国后续通胀加剧。该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短期内不存在美国通胀数据抬头的迹象，美国的CPI、PCE等物价指数持续走低，更多反映受疫情冲击总需求的萎缩；其次，美国债券市场同样未为通胀定价，通胀预期仍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债市投资者并不认可通胀逻辑；再次，从美国前三轮QE的历史来看，起来的是资产价格而非实体经济价格水平，QE释放的货币更多在资产价格体系内流动，较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美债收益率反弹对国内债市有何影响？前期中国利率上升已对经济恢复充分反映，因此美债收益率上升对国内利率的推升作用较小，国内利率走势更多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立场。从7月政治局会议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立场来看，国内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信号明确，但尚不至于全面收紧。央行表态DR007围绕2.2%的政策利率波动、1年期同业存单围绕1年期MLF利率波动，我们认为短期内政策利率调升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短期内资金面会维持较为平稳的状态。事实上，8月以来地方债发行放量，央行也以频繁的公开市场投放进行配合，呵护流动性的意图明显。在短期资金面稳定的状态下，长端利率也难有大的波澜，我们仍然维持10年期国债收益率3.0%附近震荡的判断。
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况且，作为一名受党教育44年的老党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 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党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 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 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年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 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步全面恢复，经济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在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下取得这一系列成就难能可贵，再次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复苏基础扎实。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将大大提升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们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这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 二季度经济指标明显改善，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基本形成 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3.2%，环比增速达到11.5%，大大超过国内外市场预期。 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的作用下，供给侧指标回升迅猛。三大产业生产水平和产能利用率同步回升，特别是工业生产开始步入常态化水平。二季度3.9%的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增速、4.4%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9%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表明企业和各类商场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供给侧复苏态势已基本稳定。 内需逐步回暖。在助企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作用下，内需逐步回暖，降幅明显收窄。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在“两新一重”等投资项目的推动下出现了快速提升，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5.91%，为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奠定了良好基础。 外贸好于预期。在稳外贸、稳外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政策的作用下，外贸外资明显好于预期。二季度出口额连续3个月正增长、使用外资连续3个月正增长、外汇储备规模连续3个月上升。我国稳定住了外贸基本盘，抵御住了疫情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多重冲击，正在于变局之中开新局。 市场运行内生动力显现。在供求两端稳步回升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供需对接比较顺畅。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处于温和上涨区间，表明宏观经济供需对接较为顺畅，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循环的断点和堵点得到较好疏通。企业利润和收益率持续回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4月份同比下降4.3%转为增长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2%，比4月份提高1.1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说明，国内市场正步入良性循环，市场运行的内生动力开始全面复苏。 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在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同时，新动能保持强劲支撑作用，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一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无接触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全面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势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9%，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4.7%、4.0%和3.8%；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由负转正，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3%，而一季度为下降12.1%。 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提升 二季度的各类宏观经济指标说明我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复苏轨道，复苏基础扎实。下半年，虽然仍面临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将保持稳步复苏态势。 各类先行指标表明我国经济复苏态势将持续。一是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连续5个月位于50%的荣枯线之上，说明企业生产活动的扩张基础十分扎实。二是上半年挖掘机销量高达两位数增长，预示着下半年各类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迅速增长。三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外贸先行指数在6月份明显反弹，表明各国出台的超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开始产生效果，国际贸易可能会走出上半年深度下滑的困境。四是二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和经济学家信心指数都明显反弹，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改善将大大提升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 全面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将保证供需两端得到持续改善，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一是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力度足，将有效拉动下半年国内需求。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并确定新增减税降费2.5万亿元，有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困难群众之急。这不仅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奠定了财政基础，也对有效需求扩张给予最直接的财力物力支撑。二是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将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和金融市场稳定，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为经济稳步复苏创造条件。今年将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问题，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三是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将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撑。 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持续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上半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的实施效果，将在下半年陆续显现。这不仅能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提高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效率，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而且将激发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经济稳步复苏再次证明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当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步全面恢复，经济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在疫情严重冲击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影响下取得这一系列成就难能可贵，再次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根本保证。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赢得了抗击疫情的战略主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提供了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疫情、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果断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等8点要求；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这一系列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把握住了我国经济重启时机，确保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保障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保障复工复产快速顺利推进。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打通资金流、人流、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堵点与断点，成功实施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全面加速供应链复苏和供给侧恢复；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为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奠定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较高的宏观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水平为疫情防控和保持良好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二是健全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体系，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等，使我们有条件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保证了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稳”和“保”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就能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本文原发于人民日报
民粹主义为何抬头？凯恩斯主义为何诞生在1930年代，答案都在历史中： 了解历史知识对经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过去十年中，全球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所以被称为民粹主义，是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可以形容它，其本质上是极端政治。所有抵制全球化的论调和历史告诉我们：最后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以一场世界大战结束。我们现在所处的动乱有滑向大规模热战的危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该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上次误入歧途，那需要知道下次应该如何规避。 对于经济学的学生来说，知道自己所学理论的来源是尤为重要的。它何时来自哪个国家的什么地方？科学经济学在18世纪得以发展，为什么是在18世纪而不是14世纪？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要理解它，还必须具备一些那个时代的背景知识。比如为什么这些教义在这个时候被宣扬？凯恩斯主义经济体系也是如此，为什么它会在1930年代出现？如果不知道那时候大规模的失业持续了数年，有人就可能觉得凯恩斯体系很莫名其妙。学生必须知道这件事，这样他们才能辨别教授教给他们的东西是真是假。学习这些模型——它们是关于世界运作方式最新、最好的解释。此外，还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在100年前他们没有这种模型？为什么他们用的模型大不相同？为什么卡尔·马克思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工业革命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从这些原因来看，历史知识非常重要。 由于脱离历史，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至于经济思想史，学生们确实应该清楚，个中观点确实莫衷一是，从来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论断。我觉得直到近期，经济学界才基本统一在单一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上。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史，有各种各样的模型，那时其实还不叫模型，因为一旦被称为模型，理论研究基本就到头了。因为随着模型越来越偏离事实发展，经济学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除非它能自我更新。而它更新的是10年前出错的地方，因为这是冷战后时代最骇人的经济事件，而经济学家的传统模型并没有捕捉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们声称一切都已经解决了。每个人都意识到并非如此，但我们还是很容易放松警惕。 历史非常重要，可悲的是经济学界对历史的关注越来越少，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形式，但它们确实存在。 我们可以学习前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你必须还要具备很多其他的东西：你必须具有历史观，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环境；你必须给自己心理建设，摆脱经济学人的身份束缚“人形机器”；你还要掌握一些社会学知识，要知道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你也要对政治有所了解，了解政权和势力关系。因此，这不仅仅是历史，还涉及到一系列的学科，也许可以省去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因为很多技术只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品。 所以我呼吁：再平衡！重新平衡经济学家的教育，少一点技巧，多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历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让你置身于变化之中，瞬息万变的历史洪流裹挟着我们前进。我们要从这里到那里，但我们又到底在哪里？历史不会重演，但常常前后呼应。通过历史，我们可以开始意识到自身处境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 作者简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经济史学家、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他的作品《凯恩斯传》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莱昂内尔·盖尔伯奖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奖。1991年，他获得英国勋爵爵位， 1994 年成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劳动生产率通胀：正常经济增长为何总会伴随温和通胀？ 经济差不多年年有通胀，但货币不可能年年超发，经济有通胀是因为经济有增长，当经济不增长的时候，就没通胀了，这类通胀都属于“劳动生产率通胀”。劳动生产率通胀是指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引发的工资提高引起的通胀。 通货膨胀很大一个原因是由劳动者工资上涨造成的，当然劳动者工资上涨也是因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就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贵。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不停滞，必然会有通货膨胀，只有是正常的年份，都是通胀的，这种通胀称为劳动生产率通胀，是经济增长的自然通胀率，是内源性通胀的主要来源。 通货膨胀形成的逻辑链条如下： 经济增长→工资升高→用工成本升高→产品成本升高→物价升高。 在经济发展中，会不会出现工资和物价同比例增长呢，一般不会。一般都是工资的增长会高于物价的增长。那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缺口去了哪里呢？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节省的劳动。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很多产品所需的劳动在减少，所以这些产品成本会降低，价格会降低，比如如汽车、电子产品价格就上升得很少，甚至一直在降价。这部分产品并没有随着劳动力价格同步提升，引出统计物价时，物价指数就会没有劳动力价格增长的会。 这两类产品加权平均之后的物价增长就是通货膨胀率。因为后一种产品的存在，所以通货膨胀率永远低于工资增长率，所以社会不断进步，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这种经济平稳增长时期的通胀与供给需求没有关系，纯粹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确切地说是工资推动型的通胀，而工资增长又是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因此这种经济平稳时期的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增长造成的，与货币因素无关。根据经验数据，劳动生产率通胀的增长程度一般是正常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其实这是可以用数学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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