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周四,A股市场出现震荡走势,钢铁板块震荡走强,光刻胶板块上涨幅度较大,前期涨势强劲的医疗器械、国防军工、生物疫苗板块则处于跌幅榜前列,市场成交量一般,分化依然明显。 最近A股市场逐步震荡回升,目标是收复3000点失地,美股则不断走出反弹走势,隔夜道指结束了三连涨出现一定回落,但跌幅不大,纳指则连续第4个交易日收高,这说明科技股依然是美国最具有较优势的方向,受到各类资金追捧,传统的银行、航空、能源等周期性股票则出现集体下跌,尤其是油轮股受到疫情冲击大幅下挫。投资者主要关注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及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弹迹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敦促国会不要太快取消财政支持,并重申美联储将直接购买公司债券,包括公司债ETF等,这将是美联储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最新举措,逐渐从购买ETF转向直接购买公司债券,将以更大力度支持经济复苏。美联储在3月底宣布将启动两项工具,PMCCF与SMCCF,已进入9.6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市场,前者直接从发行者手中购买债券或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一些跟踪所有等级债券指数的ETF,当然这一举措也受到了例如投机垃圾站等质疑。鲍威尔表示,市场正在发挥作用,购买公司债将更好地提振市场信心。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5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7.7%,增速达到经济学家预期的两倍,为史上最大环比增幅,这组数据表明在经历了4月份创记录的下降后,美国消费者支出正迅速恢复,这对股票市场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5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大幅增长,主要由于很多州封的锁隔离措施逐步解除,经济活动开始复苏,复苏速度超过了很多机构的预期,如5月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但美国新冠疫情仍在快速扩散之中,专家预计第二波高峰可能正在到来,这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还会造成较大困扰。人口密集一些州例如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州的新增确诊人数还在创新高,美国各地举行游行示威也无疑加重了疫情扩散。目前新冠病毒药物研究在治疗方面、医疗方面均取得了一定进展,新冠病毒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共同敌人,各国都在积极应对,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因此全球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疫。我国已表态,一旦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所有国家开放,这体现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在贸易方面,6月14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4月份增至297亿美元,较3月份增长了43%,再次超过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额,但中美月度贸易仍远低于2018年10月创下6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中国可能成为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希望美国公司能从中受益。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是今年唯一可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世界经济体,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随着复产复工及商业活动的逐步开展,我国经济复苏力度较大。 欧洲方面,受到经济逐步复苏与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的刺激,欧洲三大股指近期全线上涨。 英国发布了好于预期的就业数据,截至4月份的三个月失业率意外持平3.9%,许多企业得益于政府救助,保持了员工雇佣状态。此前受到市场关注较高的德国汉莎航空正与工人代表协商一份削减22,000个全职岗位的裁员计划,并寻求在6月22日前达成协议,加上政府救助,德国汉莎航空将有望避免破产的命运,股价也出现了较好回升。 原油方面,国际能源署上调石油需求预测,国际油价周二收涨。2020年国际原油需求将有所回升,相对前几个月,下半年石油需求回升力度较大。美国WTI轻质原油期货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均已上涨超过3%。国际金价方面,近期出现了微涨,由于对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担忧,市场避险需求得以维持,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小幅收涨,每盎司1,736.5美元。 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巨震已到第二阶段末期,第三阶段即将来临。我在三月全球资产暴跌时提出全球金融市场确认完成需经过三个阶段,现已确认完成流动性枯竭、所有资产泥沙俱下的阶段,进入全球央行放水、流动性过剩,推高欧美股市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阶段,美股更是大幅回升,几乎收复了今年的失地。A股市场虽然没有美股涨幅大,但A股市场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收复3000点只是时间问题。尽管现在北京地区出现了局部疫情,但我国已有半年的疫情防控经验,通过及时采取隔离措施能够防止疫情扩散,对经济面的影响也较小,不必过度担忧。经济方面,5月份我国经济数据与4月相比有了普遍回升,这是经济刺激计划加上疫情度过后经济自然回升的结果。虽然复苏力度不是V型反转,但回升力度已经很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市场信心。 现在价值投资已成为A股市场最主流的投资理念,从市场表现来看,与个人投资股票相比,投资基金具有更大胜算,从2015年6月12日5178点到现在正好五周年,在过去五年中虽然指数下跌了40%,但仍有一批基金出现了较理想的收益。根据媒体统计,前海开源基金在过去五年成功实现两次逃顶、三次抄底,夺得了五年来股票型基金与混合类基金的第一名,其中前海开源再融资股票基金以107.78%的收益排名普通股票型基金的第一名,前海开源国家较优势混合以132.78%的收益排名混合类基金第一名。从5178点到现在,前海开源基金能获得普通股票型混合基金双料冠军,再次说明坚持价值投资,做好公司的股东,同时通过对市场大势的判断来抓住市场的方向性机会,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未来A股市场的走势依然是分化的走势,建议投资者还是以价值投资作为最主要的投资理念。
导语: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在经济不平等未得解决的前提下,试图解决种族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 距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有余,美国的抗议示威还没有平息的迹象。 蔓延美国数十个大城小镇的抗议游行集会仍在进行,6月12日亚特兰大白人警察又枪杀了一位黑人男性,再度激起民愤;多个地区群众销毁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各个白人领袖雕像,西雅图市民甚至自行建立了“国会山自治区”,警察已从该区域撤退;即将到来的本周五6月19日恰逢美国解放黑奴纪念日“六月节”,各地群众都已表示将在当天发起盛大的抗议活动,包括Twitter等大公司都宣布将当天定为节假日。 这已经是继1968年以来,美国爆发的覆盖范围最广、群众参与度最高、冲突形势也最严峻的种族动乱。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 图片来源:PABLO MONSALVE/VIEWPRESS VIA GETTY) 种族矛盾在美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渊源。本次弗洛伊德引发的大型动乱事件也表明,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种族不平等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除了抗议游行、解除警力这些正当诉求,还有一些令众人匪夷所思的事正在发生:经典影片《乱世佳人》被HBO下架,知名美剧《老友记》的主创对当年选择的主角中无一黑人演员表示致歉,世界一流学府伯克利音乐学院因为允许波士顿警察使用其校园内的卫生间而道歉,谷歌Chrome浏览器团队表示可能将替换代码中“黑名单(Blacklist)、白名单(Whitelist)”的引用,将其改为中性词汇……此类事件近来层出不穷。 近年来,美国政治正确“矫枉过正”的现象一直引发争议。百老汇知名音乐剧《哈密尔顿》大量启用黑人等有色族裔演员,与历史事实完全不同;JK罗琳的新作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中的赫敏也由黑人演员扮演,突破观众的惯有认知;各大公司都设立首席多元文化官(ChiefDiversityOfficer)这一角色,往往由高管层中的唯一一位黑人担任…… 这些举动引发了许多少数族裔和白人的广泛不满,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通过挑拨种族仇恨获得大批白人底层群众支持,最终入主白宫的部分原因。在这个节骨眼上,特朗普更是打起了种族分化这张牌,宣布6月19日将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重启竞选集会,塔尔萨城在1921年曾爆发残酷的种族屠杀事件。特朗普此举意图在刺激黑人,稳固白人极右翼的支持。 可见,形式主义的解决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成为利益集团挑逗群众情绪的工具。造成种族不平等的根源问题却少有人触碰。 也许存在少部分极端分子故意制造事端、趁火打劫。然而,大批群众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游行聚集,平价超市Target遭到洗劫,背后的愤怒情绪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美国社会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50年前,在民众的激烈反抗下,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法。然而种族不平等问题却没有显著改善。绝大多数黑人在经济上处于社会底层。研究表明,以目前状况,美国的黑人家庭将需要努力至少200多年才能达到白人家庭今天的财富水平。在过去30年内,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增长了84%,是黑人的3倍和拉丁裔的1.2倍。目前白人家庭财富是黑人和拉丁族裔的10倍。25%的黑人家庭只有少于5美元的存款,并有四成6岁以下的黑人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而白人儿童仅为一成。 需要注意的是,处于美国中下层的工薪阶层难以翻身,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由于历史渊源等因素,大多数生产资料被白人资产阶级所占领,广大民众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奴隶制的最大受害者黑奴更是无法逃脱被严酷剥削的命运。 因此,绝大部分黑人及少数族裔有很大比例处于经济底层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体制问题,而不是出于许多舆论所宣称的“黑人智商低”、“黑人不努力”等这类污名化黑人群体的借口。不仅是黑人族裔面对着难以翻身、贫富分化的问题,社会底层其他的少数族裔和白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首先,美国工薪阶层收入长期停滞,富人阶层收入高速增长。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库的数据,在1990至2019年期间,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含中层管理人员和非自营律师、医生等高收入人群)平均每年的工资增长率仅为4.6%,略微跑赢通胀3.4%,实际增长率为1.2%左右。 (来源: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 这一数据与富人阶级财富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过去35年中,最富有的1%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加了200%,平均每年增长率超过5%,是位于社会中间阶层(60%的人口)的5倍。过去10年里,在美联储和全球其他主要央行超级宽松“放水”政策的支持下,以股票、债券等为主要资产的富人财富更是水涨船高。 桥水创始人达利欧曾反复强调,今天的美国面临的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差距,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和最贫穷的90%人口的财富几乎一样多。调查显示,美国有70%的人是“月光族”,46%的成年人甚至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支出,截至2015年有超过20%的美国儿童仍生活在贫困中。巨大的贫富差距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也会造成政治上左派和右派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极度撕裂,横亘美国社会10年的30年代大萧条就是明证。 其二,工薪阶层赋税沉重,富有阶层逃税合法。美国富人们各种避税和规划的方式,使得富人的实际税率比工薪阶层还低。美国税法规定,家庭年收入达到$18,000的贫困家庭已经需要支付15%以上的收入税,然而亿万富翁们的实际税率却和贫困家庭一样在15%左右。例如2012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罗姆尼,年收入为1370万美元,在2011年的个人实际税率仅为14%,而“股神”巴菲特的个人实际税率比他公司的普通员工还要低。 其三,贫富差距还体现在了教育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收入前40%的群体平均花在子女教育上的费用是收入在后60%群体的5倍。这一点加剧了中下阶层经济状况下行的恶性循环——一个地区的学校通常由当地税收支持,意味着穷人区的公立学校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教育质量不高,造成了教育质量的进一步不平等,再度扩大了贫富差距。 其四,底层群众无法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对待。表面上大家都可以请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但普通人往往无法负担巨额律师费。老百姓与政府、富人或者大型公司打官司,胜算微乎其微。在社会上获得不公平对待时,普通人想要寻求法律途径大概率是申诉无门。 事实上,不仅是黑人身陷囹圄,美国中年白人底层民众的日子同样不好过。这部分人群的死亡率自2000年以来显著升高,被诺贝尔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称为“美国式绝望”,指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相信美国梦,因而在无法实现时难以承受”,更多地走上了酗酒、吸毒甚至自杀的绝路。这种绝望被特朗普所利用,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把经济困境归咎于其他民族,赢得了曾经屠杀有色人种的白人种族主义“三K”党的热烈支持,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撕裂,老百姓则将承担最大的苦果。 本次抗议事件爆发以来,包括苹果、星巴克等各大巨头公司纷纷表态,以捐赠、制作BLM运动周边产品等方式支持黑人运动。然而,其中大多数公司的应对措施浮于表面,并没有解决本质问题。苹果、微软等公司甚至把大笔款项捐到了一个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基金会”的组织,然而该组织的主要使命却是促进社区和警察组织的联系,与BLM运动中完全解除警局编制的诉求完全相反。 光明的一面是,本次参与示威的群众诉求逐渐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的基础上增加了“打倒富人(EattheRich)”的口号。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在经济不平等未得解决的前提下,试图解决种族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发展至今,社会变革需求已十分迫切。2020年的美国经历了新冠疫情、经济衰退、种族动乱并即将迎来新一届总统大选,这场大考才刚刚开始。
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既通过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为经济稳定运行和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在动态调整中实现优化;又通过实现质的稳步提升,让中国经济凤凰涅槃,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就一定能让中国号巨轮驶得更稳、行得更远。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没有量的增长,就不能为经济运行提供托底;没有质的提升,就不能让经济发展更有效率。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为我们把握好“量”与“质”的辩证法指明了方向。 从历史大势看,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体现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全新阶段与全新高度,经济总体量跻身世界第二,人均GDP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环境、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承载力面临极大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生产效率、创新能力的提升遭遇瓶颈,传统的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走集约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需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亟须补齐经济发展短板,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才能真正稳得住、可持续,国家发展才能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高质量发展,不是说量的扩张不重要,而是要继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一万美元,必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才能巩固发展成果。鉴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我国需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应该认识到,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有利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只有把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才能在当前形势下守住经济稳定运行的底线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可以说,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量的扩张,而是要更有效率、更高水平的量的增长。 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脚在经济发展“质的稳步提升”上。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本、人口等生产要素投入最终都会遭遇瓶颈,唯有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各类要素投入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我国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效率提升获得更多产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波动,高质量发展都是最终的归宿和方向,我们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既通过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为经济稳定运行和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在动态调整中实现优化;又通过实现质的稳步提升,让中国经济凤凰涅槃,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就一定能让中国号巨轮驶得更稳、行得更远。
摘要 【李迅雷: 当经济持续下行——通胀渐成奢望】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近来对于通胀或通缩的争议颇大,甚至有观点认为将面临滞胀。虽然我不太认可会出现通胀,但也没有断然否定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因为未来经济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出现通胀或通缩,无非就是一个概率判断问题。但从全球各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速低的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刺激下发生通胀的概率却很低,也就是说,通胀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并不仅仅是货币(供给)现象,更是一种经济(需求)现象。基于以往经验,我提出的一些猜想供讨论,未作实证分析。 通胀并不是货币超发的唯一表现方式 通胀直观理解为物价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体中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超过需求将引发通胀,故弗里德曼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疫情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在大肆投放货币,中国的M2增速也超过了11%,由此来推理,通胀必将出现。 但是,就国内而言,5月份PPI为-3.1%,CPI则从2月份的5.4%降低到了2.4%。对此,有人认为通胀将在今后会出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货币超发效应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那么,如果经济迟迟不复苏呢?因此,通胀发生还是有前提的。 如我之前文章的观点,货币超发不仅影响物价,还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根据费雪方程式,MV=PQ,扩展为MV=P1Q1+P2Q2+…+F1Q1+F2Q2+…其中P为某种商品价格,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之后,4月份CPI环比负增长,但股市却出现了技术性牛市。 因此,影响物价的因素很多,货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2018年我们专门写了一篇报告《通胀如何看,通胀影响谁》,认为影响通胀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工业原料价格:根据细分产业链的成本驱动因素,影响通胀的上游原料主要有:原油、煤炭、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原油的影响力与领先性最强,钢铁和有色的可一定程度相互替代。 2、农业供给:受季节性影响,若猪肉和蔬菜在淡旺季的价格环比明显异于往年同期水平,往往是价格拐点的信号。 3、政策影响:受环保限产及供给侧改革影响,2015年后PPI波动较大,如需求面好转,则对价格上升有更强的弹性。 4、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较高时,M2增长/GDP增长应保持在一定水平附近,若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货币超发,PPI随之上升,反之亦然。 5、产出缺口: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则带来紧缩压力。 可见,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远不止货币流量这一种因素。如日本长期以来的货币扩张规模都很大,且实行负利率,但通胀率却始终很低,在日本,通胀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货币流向或可解释通胀率较低的原因 这轮疫情实际上是让经济停摆,它不同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毕竟次贷危机只是金融危机,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不受影响,只要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但疫情导致人们日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受阻,即便美联储释放无限量流动性,美国财政部大幅度补贴企业和居民部门,都不能让实体经济恢复活力。 4月份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上升至33%,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高位,储蓄率的飙升,源于政府的一次性现金补助和失业救济金发放,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幅度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抵消并超过原有的工薪收入,同时,由于服务业遭受疫情打击最大,相应消费的减少,使得储蓄相应增加。 那么因消费减少而增加的收入又去哪里了呢?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在由于冠状病毒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美国股市三月份暴跌,三大股指跌幅超过30%,进入所谓技术性熊市,四月份大幅反弹,涨幅超过40%,进入所谓技术性牛市,属于很典型的资金驱动型市场。 再看看中国股市,我国今年前五月A股市场的新开户个数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为644万个。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户数还能与行情较好的去年上半年几乎持平,说明个人投资意愿还是比较强。此外,前5个月公募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超过5500亿元。 因此,在这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次贷危机的疫情,中国及欧美股市的跌幅却远小于次贷危机时股市的跌幅,纳指还创了历史新高。 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看,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创历史新高,而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增速则出现了下降。如今年前5个月新增住户贷款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4%,1-4月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18.6%。当然,房地产的销售额的下降,与疫情关联度比较大,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自2016年达到最高额后,这些年一直没有再创新高,也说明房地产的周期已经从上行趋势转为下行趋势了。 而且,住户部门的短期贷款增速也在回落,说明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下降,与消费增速下滑一致。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奢侈品消费增速大幅上升。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央行大放水,但货币的流向却没有大比例地流到实体或中低端的消费品领域,却大比例地流向了资本市场,或者流向高端消费品领域。从居民收入分层结构看,流向高收入组的规模要明显超过中低收入组的规模,即水往“高处”流。 因此,资金流向的结构可以表明,推动PPI和CPI各项权重上行的资金比重并不高,故通胀的概率就会比较低,甚至不排除出现通缩的可能,如果经济难以复苏的话。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减速趋势,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难道仅仅通过刺激政策就可以抵消疫情的影响,甚至扭转经济颓势? 从货币流向的长期趋势看,也不支持通胀率上升的逻辑。例如,2016-2019年,我国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中等收入组累计增长19%,而CPI主要反映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去几年明显放缓,这次疫情将更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通胀从何谈起? 发达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 是否都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过往的数据看,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很少出现高通胀的案例,甚至还面临通缩的压力。例如,美国在过去50年里,除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现过高通胀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的CPI都在3%以下。 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CPI也都很低,而且都非常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非常稳定的原因,如果这些国家的CPI很不稳定,且差距较大,那么,彼此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了。 发达经济体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相对平稳,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利用自身国际化货币的地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移民政策来平抑物价和服务价格。例如,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通过扩大进口来保持国内商品价格的稳定,它甚至还指责中国输出通缩,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总需求不足。货币代表供给,经济代表需求,货币的供给存在扭曲,导致欧美中产阶级数量减少。从需求角度看,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当产出缺口为负值时,代表需求小于长期供给,带来紧缩压力。文献研究表明,欧美的产出缺口对通胀有较好的领先性。 第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除了贫富差距扩大之外,还有长期和平格局使得全球产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需求不足。应该说,如今是人类历史上产能最大的时代,也是人类寿命最长的时代,由此也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 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经过过去4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不是强国,全球十大工业强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高通胀。制造业大国或强国都具有巨大产能和核心技术优势,本币的国际化也是一种竞争优势,两者似乎都支持不会出现高通胀的逻辑。 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虽然也有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但制造业的体量还是太小,而且巴西、俄罗斯都属于资源大国,资源价格的波动大会导致其经济波动大,故出现高通胀的频率就相对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汇率贬值幅度也很大。 我猜想,GDP增速、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存在一定相关性,如中国在2010年之前十年,这三项指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010年之后十年;而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更大于2000年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随之下降。 如今,疫情还是全球肆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为帮扶涉及近2亿人就业的外贸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国内的商品供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需求则不增反降(就业和开工不足压力下居民收入减少)。 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两天中印边境的问题牵动了各方的视线,但并没让人忘记印度国内疫情和经济的糟糕现状,因为实在是难以忽视。 根据印度卫生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月17日上午8时(北京时间10点30分),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至354065例,位列全球第4,累计死亡11903例。 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10974例,单日新增病例已经连续6天保持在1万例以上。同时其单日新增死亡2003例,这也是印度自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突破2000例,创下最高增幅纪录。 地区分布上,印度疫情的集中程度相比其他大国较高,马哈施拉特邦疫情最为严重,累计确诊达到110744例,其他地区程度相对较轻,其中仅泰米尔纳德邦和德里两地确诊超过4万例。 据CNBC报道,花旗集团6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疫情传播的地理集中程度正在下降。5月中旬,印度新增病例数排名全国前5的5个邦新增病例总数约占全国的80%,报告发表时的比例是68%。 这与印度的防控措施有一定关系。3月25日印度开始实行严格的封锁令,期间多次延长,最终决定自6月8日起分阶段开放各地公共区域,高风险地区解封时间将延长到6月30日。但从其每日新增人数上来看,长达两个多月的严格封锁措施并未很好的遏制印度感染人数的增长,而随着防控的放开,印度疫情或将迎来真正的高峰。 虽然封锁措施没能很好地阻止疫情的扩散,但是却“成功”地给了经济狠狠一击。 据官方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1%,创下8年来最低水平,彼时印度疫情才初步爆发。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处于疫情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的印度,还遭受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期间热浪、洪水、台风也对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外界组织多数都预测印度第二季度甚至第三季度将会迎来更大的经济跌幅。 评级机构ICRA预测,本财年第一季度(4到6月)和第二季度(7到9月)印度的GDP将呈现25%和2.1%的负增长。高盛近日也预计印度二季度GDP将环比萎缩45%,萎缩幅度远超其此前预测的20%。 近几年印度年均GDP增速达到7.3%,但从众多机构的预测来看,印度经济“增长神话”恐怕要宣告结束了。世界银行在近期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至2021财年,印度经济将萎缩3.2%,较今年预测值下滑了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报告中预测,如果印度暴发二次疫情,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进一步降至-7.3%。 有机构预测,按照目前形势发展,印度经济要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可能至少需要3年。 与此同时,印度的失业率急速飞涨。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6月1日发布的数据,印度5月份失业率为23.48%,较4月份的23.52%基本相当,仍处于历史高位。另据印度媒体《外交政策》6月4日报道,尽管非正式劳工与日薪劳工的数据很难获得,但有推测显示超过1亿印度人陷入失业。 此外,印度4、5月份的制造业PMI也录得2005年3月该数据开展调查以来的历史性低位。4月份这一数据为27.4%,由于在5月中下旬,印度放松了疫情轻微地区的活动限制,所以5月份有所回升,但也只有30.8%。 至此,经济停摆近两个月后占印度2019年GDP总量23%的工业和制造业,下跌50%,严重衰退;而占GDP总量62%的服务业,已经出现完全停滞的状态;5月份的国际贸易也近乎腰斩,进口同比下降51.05%,出口同比下降36.47%。 为此,印度不但在国内实施了大额的经济复苏计划,还在国际上“招商引资”。5月12日推出20万亿卢比(相当于印度GDP的10%)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后,又在6月2日印度电子及资讯科技部启动一项价值66.5亿美元的计划,向全球5家智能手机制造商招手,鼓励他们兴建或扩大在印度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而作为印度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的中国,近期却被印度“重点照顾”了。 6月15日印度商工部宣布,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苯胺作出反倾销初裁。这意味着,印度将对中国这一商品收取更多费用,这是今年以来印度第七次对中国商品收取额外费用。 本月印度工商部在本月成立了一个名为EGOS的工作组,重点审查外国直接投资,其设立的新规拟加强审查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新外国证券投资者。 此外,印度还发起了抵制中国千亿商品的活动,占据印度智能手机市场65%以上的中国软件厂商也遭到超过500万印度民众的抵制,还研发出了一款APP能够一键删除手机里的所有中国APP。 与此同时,印度还不忘四处“搞事”。除中印边境冲突外,过去一个月中,印度与尼泊尔、巴基斯坦分别都爆发了不小的冲突,甚至引发印巴双方在边境上交火。 印度这一套操作下来,很多人都懵了。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甚至直接喊话印度政府应该将重点放在解决其国内问题上,而不是“表现得像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四处引发边境争端。
>>钢铁股缘何集体躁动? 沉寂已久的钢铁板块近两日猛然拉升。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上市钢企纷纷拓展数字化业务,有望使钢铁股估值得到提升;另一方面,目前钢材价格较为坚挺,且下半年国内用钢需求预期较为乐观,市场看好钢铁行业表现。 >>强动能补短板 “两新一重”投资全面提速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以“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列出方案、计划、清单,抓紧推进和储备重大投资项目。 >>多地文旅消费复苏点亮“夜经济” 随着我国多地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天气转暖,各地“夜经济”复苏。更多文旅主体及特色活动加入,让各地“夜经济”“热”起来。 >>多重红利释放618消费活力 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如期上演。记者获悉,除线上电商补贴外,多地正在放大招出台刺激政策,培育壮大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互联网+”消费。 >>零信任成为网络安全新理念新架构 备受关注的“零信任十周年峰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由国际云安全联盟(CSA)组织发起,以“十年磨一剑,零信任出鞘”为主题,包括华为、阿里云、腾讯云、奇安信、360、云深互联和山石网科等在内的行业巨擘均现身承办或协办单位之列。
当前经济状态大致是病人手术后的康复阶段,经济持续见好,但还没到正常状态,基础脆弱,不排除再次恶化的风险。接下来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对出口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显现,企业前期资产负债表的显著恶化会遏制企业投资,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 经济恢复到常态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政策重点是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融资利率,进而间接推动融资成本下行,通过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区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期北京新增本地案例多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 图/人民网 经济持续恢复 最新数据显示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都在改善。工业生产恢复速度最快,其次是投资,消费恢复的速度相对缓慢。5月份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均值62.7万吨,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钢铁、纺织、轮胎等多个行业进入5月以来的开工率都基本回到历年平均水平,螺纹钢的周产量一度超过391万吨,创历史新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降幅较前几个月明显收窄。投资当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恢复力度最强,房地产投资次之,制造业投资恢复最弱。社会零售品销售整体恢复情况偏弱,汽车销售内部分化明显,乘用汽车销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而商用车销售4月同比增速超过30%。商品房销售也在持续改善,同比增速在持续回升当中。 经济恢复主要受益于两方面,供给约束解除和总需求的延时效应。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各省陆续下调响应等级。此前各种阻碍企业正常生产的约束条件基本消失,供给端恢复更快。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影响,部分原本应该在一季度实现的居民消费、出口和企业支出被推后。比较典型的包括:汽车、房屋销售、出口企业的生产订单,以及新房开工。当前看到的总需求实际上是两部分的叠加。一部分是当季的新增需求,一部分是疫情高峰期没能实现的部分需求。两方面力量共同推动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复苏。 还没到正常状态 经济活动的水平值恢复到了趋势值,可认为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目前来看,仍有相当部分的经济活动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 城镇调查失业率依然保持高位,就业4月调查失业率为6%,远高于5%左右的历史均值水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80%以上,但是一些企业在营业过程中仍面临顾客不敢消费、不放心消费、客流量少、收入偏低等困难。生活中也能明显察觉到,很多餐馆和出租车生意大不如前。 投资和消费同比增速还没有恢复到正增长,与常态则有着显著距离。即便是在恢复情况较好的工业部门,也未恢复到常态。4月份工业企业营收当月同比增长0.4%,利润总额当月同比增速-7.25%。工业部门内部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化。在39个工业子行业中,有18个行业营收当月增速仍然为负,有19个行业利润当月增速依然为负,这些行业里中上游行业偏多。预计5月份情况更好一些。 复苏基础脆弱 经济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除了疫情防护措施和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的残留影响,还存在着外需和内需不足的掣肘。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超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也不会例外。4月份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3.5%,5月份是 -3.3%。国外疫情从3月份开始暴发迄今也未得到真正控制,外需下降和人财物的流动限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还在发酵当中,尚未充分显现。接下来出口局面更加严峻。 内需的情况也不乐观,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边际变化可以看出端倪。 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大幅恶化,将持续压制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企业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形式分别是其在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如果用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在意银行的贷存差考察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边际变化,过去十年中,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在银行的贷款减去存款有明显的周期性,一般在-4万亿到2万亿人民币之间波动,本轮贷款减去存款的差自2018年以来持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经降到近10年来的低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再次大幅下挫至-12万亿人民币。企业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下企业收入大幅减少,为了维护运行举债上升,而企业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开支减少则有限。相较而言,居民部门在疫情期间总体支出大幅下降,且远大于收入下降幅度,居民部门净资产在增加。不仅中国如此,国外疫情期间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也存在类似的机制。 企业在银行的贷存差放大给企业带来了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会压制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从历史上数据看,企业的贷存差有明显的周期性,且与工业企业的营收、利润和投资的周期规律基本一致。2011-2015年,企业部门的贷存差持续扩大,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亦持续回落。2016年工业部门盈利水平大幅好转,贷存差快速收敛,但投资依然保持低迷,并没有随之增加。直到2016年底,贷存差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后,制造业投资才开始稳步提升。 政府部门,一方面是1994年以来最高的政府举债规模,另一方面是1994年以来最低的公共财政支出增速。根据两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政府新增债务达到8.5万亿。无论是赤字规模还是赤字率来看,都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些债务很大程度上是弥补疫情带来的政府收入损失(2020年1-4月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6.2万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万亿),维持正常开支。根据最新发布的财政预算报告,2020年中国的公共财政支出是247850亿元,同比增速3.8%。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考虑4.1%的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速,这将很难成为今年名义GDP增速的拉动力量。把地方政府专项债考虑进去以后广义政府支出的增速会更高一些,同比能达到9.6%,这个增速也低于2019年,是近年来的低位,但是会对名义GDP增速起到正面拉动。 居民部门净资产增加。疫情期间居民部门支出下降大于收入下降,居民在银行的贷款减去存款大幅上升,一季度居民部门在银行的存贷差达到历史新高,单季度增加了5.3万亿。这为居民支出快速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尽管居民部门总体资产负债表在被动强化,居民部门内部也有显著差异。城市中产阶级是在工资收入稳定的情况下被动增加储蓄,而农民工群体则承担了较大的收入损失,储蓄很可能会下降,相应的资产负债表是在恶化而非改善。 目前,大量雇佣农民工的重点行业建筑业景气程度较好,建筑业的总体PMI和就业分项快速回升,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这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的现金流压力。如果赶工结束后,新的需求没能补上来,建筑业的景气程度会快速回落,农民工群体会还会面临失业压力。 恢复常态仍需宽松政策环境 综合外部环境和内部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情况来看,接下来消费会有相对缓慢回升,出口仍有巨大压力,企业投资不景气,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目前状况尚可,但改善的持续性取决于未来的政策环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保持5%左右的常态失业率,和2-3%左右的合意通胀水平(反映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GDP缩减因子或者核心CPI)有不少距离。此外还要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疫情反复和外部环境的超预期恶化。这样的环境下,宽松的政策环境是经济恢复不可或缺的保障。“两会”过后,公共财政政策大局已定,接下来保持有利于经济复苏政策环境的重点内容是货币政策和改革举措。 货币政策需要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利率进而间接推动融资成本下行。疫情初期,中国央行及时做出反应,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上投放了超过1万亿的流动性。存款性金融机构的银行间市场互换利率DR007中枢从2.5%快速下行至1.5%,并两次下调LPR利率,这带动整个收益率曲线向下移动。这些措施不仅稳定了金融市场的预期,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部门面临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帮助企业补上了因收入骤降带来的流动性缺口,保住了企业生存。 利率水平相对疫情之前已经显著降低,但远没有到可以考虑退出的时候。5月中旬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让市场开始怀疑政策有收紧的意图。DR007的波动率显著提高,且中枢逐渐回到了2%的水平,较4月份提高了0.5%。高波动率加中枢不断上行的DR007,让市场一度找不到利率锚在哪里。失去利率锚之后,担忧情绪就会引发系列的赎回和抛售,抬升长端利率。 6月初,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几乎全部回到了3月初的水平,而这几乎是本轮货币政策宽松的起点。如果DR007依然保持当前的波动率和中枢水平,债券利率大概率会继续回升,那很可能会对冲掉一部分下调LPR带来的贷款利率下行。此外,债券利率回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发债行为,5月份企业每日发行的中票规模比前两个月显著下降。考虑到当前通胀处于较低水平且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货币政策远未到收紧时刻,保持较低且稳定的银行间市场利率是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最重要依托。 中国仍有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巨大空间,可通过改革试验区的方式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改革试验区的方式推进改革饱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智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中国接下来的发展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对未来发展的认识也存在众多分歧,以改革试验区推进改革仍然是避免激化矛盾、试错成本低的有效改革模式。 海南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有其特定的定位和实验功能。除此以外,还可考虑不同的城市分别设立不同定位和功能的改革试验区,每个试验区初期可以侧重某一方面的改革。在房价压力突出的城市,可以试点土地政策尤其是住宅用地政策的相关改革,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相关改革,有效提高新增住宅供应和存量住宅使用价值。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可侧重解决为外来流入人口安居的改革举措,特别是对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设置包括住房、公共服务、失业保险等一系列的政策保障。还可以在一些城市试点教育、健康、体育文娱等行业的改革,这些行业有着巨大发展潜力,是未来居民部门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容,目前情况并不令人满意,需要探索未来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