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北京——延迟近三月后，2020全国两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在近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社会经济有序恢复的背景下，两会代表共商如何建设后疫情时代，意义格外重大。 继去年提出“以效率红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今年围绕如何稳经济、推动中国制造实现“产业跃迁”，带来大力推动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慧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稳定全球供应链；大力推动信息产品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等“三位一体”的六项建议。 稳经济需要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近期，统筹防疫与经济发展成为“新常态”。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策。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各部门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工作”时，特别强调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 杨元庆代表认为，稳经济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核心议题。这既是疫情之下保障民生、恢复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产业跃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他提出，稳住经济基本盘，首先要巩固好前期疫情防控成果，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杨元庆代表建议，加快建设覆盖家庭、社区、医院、科研机构的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全面提升我国的医疗健康水平。 稳住经济基本盘，还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在供给侧，我们要大力发展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慧经济；巩固中国制造优势，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实现“产业跃迁”。在需求侧，应当继续大力促进信息产品消费，强力拉动内需，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这三点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 供给侧：以智慧经济促进“产业跃迁” 何谓“产业跃迁”？“跃迁”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当处于低能级轨道的电子吸收一定的能量后，就能“跃迁”到高能级轨道上，在新轨道上，一切都将重新排序。清华大学朱恒源教授指出，产业变革的范式也是同理：传统产业体系在创新技术的赋能之下，将跃升到更加先进的轨道上运行。在新轨道上，原先的领跑者未必依旧领先，抢先“跃迁”者有机会重新卡位，这就是“产业跃迁”。 杨元庆代表表示，过去我们谈产业升级的路径主要是“渐次升级”和“弯道超车”。渐次升级往往受制于原有不均衡的产业基础水平，而集中力量发展高精尖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又只能顾及少数行业。因此，立足于中国制造的优势，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机遇下，整体“跃迁”是中国实现本轮产业升级的最佳路径。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产业配套最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中国制造实现“产业跃迁”提供了新的跳板。在引领本次产业革命的物联网、边缘计算、云计算、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跟其它国家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还具有比较优势。一旦这个全新的端-边-云-网-智的技术架构跟制造业相结合，将释放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效率红利。因此，中国应当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跃迁”，重新“卡位”全球价值链，在后疫情时代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产业跃迁”，关键在于吸收足够的“能量”。“能量”从哪里来？“我认为，智慧经济就是赋能者。”杨元庆代表表示。以端-边-云-网-智为基础的数据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化变革，使企业的决策结果更精准、业务流程更高效，重塑商业模式，促进创新增长，释放效率红利，这就是“智慧经济”。 杨元庆代表指出，大力发展智慧经济，首先要加快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新基建”既是先进的智能科技，又是赋能智慧经济的基础设施。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企业市场。短期内，在抗击疫情方面，无论是病毒基因测序还是疫苗研发，智能科技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经济方面，化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依赖于“新基建”支撑起的“在线经济”形态；长期内，5G等新型基础设施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化转型，将为中国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数字动力，带来深刻的产业变革。 大力发展智慧经济，还要积极推动智能科技跟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相结合，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的步伐。创新技术发明以后，往往需要大规模市场需求的培养和孵化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化，实现社会普及。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层次最丰富的消费市场，将为智能科技的产业化提供最丰厚的培育土壤。 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是自动出现的。杨元庆代表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5G+工业互联网+智能化”融合应用能力，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第一，要加大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各地工业互联网、5G、智慧城市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第二，加强市场政策引导，运用产业基金等多种市场化手段，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第三，加快构建应用生态，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应用，助力企业创新发展；第四，加速培育复合型人才，加强新学科建设，适当增加相关专业招生名额，同时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实现产业人才集聚。此外，还要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有效利用，推动智慧经济快速发展。 疫情危机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也倒逼中国制造必须加快“产业跃迁”。中国“世界工厂”的优势和地位无可取代，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杨元庆代表认为，当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强，我们必须加速智能制造转型，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建立自主品牌，尽早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增强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需求侧：大力促进信息消费发挥“多重功效” 打赢全球防疫战任重道远，全球经济复苏的时间表仍未明确。在此情况下，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消费不断升级，内需市场应成为未来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杨元庆代表认为，信息产品作为智慧经济“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对于促消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多重“功效”。 杨元庆代表认为，个人电脑等信息产品不仅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力工具。在抗击疫情中，无论是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还是在线零售，都离不开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居家生产力”设备。未来，随着中国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对智能设备的需求量还会更大。 当下，智能设备在我国的渗透率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PC渗透率差距仍较大，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差50个百分点。因此，他建议，有必要综合采取多种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鼓励、支持企业和家庭的信息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升级换代步伐。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支撑远程办公、在线学习等智慧经济形态，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对于保卫中国制造、促进出口以及提升教育水平、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020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有着基础性和持久性的作用。因此，杨元庆代表建议，着眼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必须继续加强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强化教育信息化的大规模供给能力，提升教育信息化智能水平，以此进一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让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能享受到科技的福利，获得优质教学资源，看到更远的世界。 2018年杨元庆首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十年履职政协委员。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杨元庆提出了一系列涉及产业、经济、社会民生问题的议案和提案，受到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德龙（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5月22日，总理做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经济不再设GDP数字目标、减税降费力度、房地产政策超预期，特别国债低于预期，货币政策表态符合预期。 不再设经济增长数字目标，政策目标从拉动经济转向稳定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前，市场对今年设不设具体经济增长目标有过讨论，大部分认为应该设立目标，有利于地方政府保持“奋进”、有努力方向；但今年我国首次不再设经济增长具体目标，原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到“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今年将主要工作重点放到就业上，要求新增就业900万，并提高了调查失业率（6%）和登记失业率（5.5%）。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29万人，在一季度GDP增速转负的情况下，依旧保持了200多万的就业，今年保就业（900万）的任务大概率是能够达成的。今年对进出口的表述是“促稳提质”，跟前几年的表述主要不同是“促稳”，稳定进出口对于外贸行业的稳就业至关重要；由于二季度外需压力依然较大，预计出口企业相关就业压力将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从3月失业率来看，3月失业人数大概为1500多万（6*261=1566万人），外贸占全部就业比为23%，可得外贸失业人数为360万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外贸相关失业人数为460万人左右。 广义财政赤字总规模高于去年3.9万亿；今年财政中央转移地方力度加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为3.6%（赤字规模为3.6万亿），发行特别国债1万亿（市场普遍预期为1.5万亿），减税2.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3.75万亿，总计10.85万亿，比去年增加3.9万亿，关于杠杆率的表述也取消了去年的“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其中，赤字率设定为3.6%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今年地方财政预计减收8000亿到9000亿元（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两会上表示），根据计算3.6%赤字率所对应的赤字规模大于去年8400亿元左右（假定今年名义GDP增速为5.5%），正好弥补了这部分减少。今年财政中央转移地方力度加大，除了赤字规模的8000多亿外，还有特别国债也将全部转移至地方政府；而中央层面支出中的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则要压减超过50%，政府要过“紧日子”。 货币政策将服务于实体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预计M2增速应该在10%以上，社融新增量不会低于26万亿（存量同比增速11%以上）。同时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并且要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这里所说的“利率”是指贷款利率，不仅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同时也会进一步降低LPR，预计将会采取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政策。 深化改革，提高民企参与度；房地产政策小幅放松迹象。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是为了避免2009年4万亿之后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房地产政策有小幅放松迹象，相对于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因城施策”的表述；另外，老旧小区改造规模从2019年的1.9万个，增加到3.9万个。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王轶君 等 内容摘要 事件：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阐述了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 政策更加专注国内。相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背景中指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对经济环境有清醒认识（“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外部风险体现出明显的定力。 经济工作整体定调：不设GDP增长目标、集中精力抓“六稳、六保”。从2019年“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到今年“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在本次报告中，“民生”出现了21次（2019年出现了10次），“就业”出现了39次（2019年出现了25次）。在房地产政策层面，继续强调“房住不炒”。 财政政策：政府定力强于市场预期。此前债市普遍预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超过1万亿，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规模为1万亿之后，市场对国债供给扩张的担忧下降，今日上午，十年国债期货近期价格涨幅扩大至约0.4%。 企业信用风险：市场担忧情绪小幅缓解。在经济面临疫情等挑战的情况下，今日信用债债价格小幅上涨，虽然没有国债表现抢眼，但也显示市场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避免企业违约风险大幅上升。整体来看，政策仍然延续货币、信贷层面对实体部门，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仍将延续较长时间，并指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意味着如果今年社融增速达到12%，则意味着今年新增社融可能将达到30万亿以上。 市场对“走老路”的预期回落。从A股市场来看，今日上午三大指数均下跌1%以上，显示市场此前对政策刺激的预期落空。但板块表现来看，依赖于政策刺激的有色、家电、建材等行业跌幅居前，而商贸零售、农林牧渔等内需消费类板块表现更好，显示市场对“走老路”的预期回落。 展望：后期来看，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节奏和具体举措至关重要。今年政策“不走老路”的基调，有助于避免强刺激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但也意味着中期经济的前景，更依赖于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近期包括要素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文件，提升了市场对中长期改革红利释放的期盼。而相关改革的具体落实举措、推进节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信心的走势。 风险提示：短期经济下行风险；通胀扰动风险，中美经贸摩擦不确定性。 团队成员：王涵、贾潇君、王连庆、卢燕津、王轶君、段超、卓泓、王笑笑、陈嘉媛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连平、邓志超、马泓、张秉文、许珂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2019年和今年以来政府的工作进行全面回顾，肯定了以往的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新冠疫情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冲击。《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对就业和民生的预期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字里行间渗透着政府对于疫情冲击下“六稳”、“六保”工作的高度重视。《报告》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扩大财政支出，同时还强调中央政府带头、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可谓诚意满满。植信投资研究院根据《报告》，整理如下要点点评，供参考。 一、实事求是，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各项不确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虽然中国较早走出疫情，生产、需求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但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依然较大，这使得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可能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局面。今年要努力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最终的达成可能与预期之间会有一段距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今年可以基本达成目标的可能，关键还是要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体现了政府对总体目标考量上的审慎，使得后续政策可以相机抉择。而另一方面，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也为疫情后缓解、恢复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腾出了更多的空间。《报告》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二、财政赤字留有空间，大力度支持地方财政 《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从总量上来看，似乎低于市场预期。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特殊时期做了特殊安排。中央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的国债融资全部发放至地方基层，此举印证了日前市场一直在讨论的“中央财政加杠杆”的应对疫情冲击的方案。同时，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正在积极努力盘活已有的财政资源，特别是中央带头承诺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并压减50%以上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费用，以此要求各级财政大力提质增效，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而从赤字率安排上来看，“3.6%以上”给出的是赤字率的下限，此举应该是为后续的财政支出留有空间。如果全球疫情失控，未来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的负面冲击，那么还需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报告》对财政赤字率给出了下限，因为还需要保存“弹药”，以备非常有可能的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再考虑到中央特别转移支付的2万亿，今年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三、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积极配合国债发行 《报告》对货币政策的指示基本符合植信投资研究院4月月报的预测。此前，市场一度认为，货币政策刺激空间已经不大，央行很有可能就此“踩刹车”。而从《报告》的表述来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说明货币政策仍将继续逆向调节，货币政策还没有到踩刹车的时候。当前，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为9.5%，银行业的综合加权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0.4%。存款准备金率每普降一个百分点，约可释放长期资金约2万亿。考虑到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都需要商业银行来购买，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增加银行可用资金，支持财政发债。同时，《报告》对于利率的要求也非常明确，要推动利率继续下行。现阶段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主要是要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货币政策会在商业银行的负债端降低成本上下功夫。未来，央行可能继续下调MLF、逆回购、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工具利率，引导LPR等融资利率下行。必要时，也不能排除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以缓解商业银行成本压力的可能。 四、新老基建同步发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今年将扩大内需，重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快信息现代化建设。从去年的培育、发展市场到今年投资落到实处，新基建将为托底经济提供新动能。 《报告》提出要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与去年相比，增加了城镇旧区改造的要求，明确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向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建设迈进。传统基建重大工程方面并为如去年般设置具体投资额，但增加了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额度。总体而言，2020年基建将提速。 从《报告》来看，房地产市场调控基调依旧是“房住不炒”，但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将助力房地产行业向健康发展道路前行。《报告》在2020年工作任务部分中，新增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该内容也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此举乃增量改革，也是首次在政府报告中提及，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将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预计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更多的土地配置指标，因城施策政策意图逐步体现，对应房地产行业占当地GDP的比重可能上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五、以“六稳”和“六保”为主线，发挥消费的主要拉动作用 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更多。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 面对困难，下一阶段我国将加大“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工作力度，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消费回升，同时提高投资的有效性，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我国在2019年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方面取得的成绩，其中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上一年度的“进一步增强”到今年的“主要拉动作用”，作用和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72260亿元，增长9.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消费部分特别强调了“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保就业方面，不仅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电价、宽带等生产经营成本，同时也强调了要加强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对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的特别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将通过脱贫攻坚行动、上调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等举措，提升重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品，让更多人有能力、有信心消费，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提升消费需求的同时，国家也将通过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等方式，培育新的消费领域。报告指出，国家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债券3.75万亿元，重点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等新性基础设施，激发新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新型城镇的服务性功能，让偏远地区的居民更多到城镇消费，也能让产品通过新型城镇作为中转。通过新型物流产业传递到更多的农村地区，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依斯瓦尔·普拉萨德（康奈尔大学戴森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院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伊森·吴（康乃尔大学学生） 世界经济正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边缘。经济活动、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信心都发生了暴跌。如果国际合作无法有所进展，我们还会看到更加严重的崩溃。 诚然，当前的剧烈衰退可能相对短暂，等到COVID-19传染曲线平缓下来，经济活动也会恢复此前的水平。但有理由担心世界经济正在迈向深度长期衰退。许多事情将取决于疫情的轨迹以及决策者的应对措施是否既能够遏制伤害，又可以重塑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迅速复苏希望不大。需求被破坏，制造业供应链遭受重创，金融危机也在酝酿。和2008-09年的崩溃是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而COVID-19危机是根本性的偿债能力问题，其影响到的企业和行业远远不止于金融业。 此外，此次冲击是全球同时性的。2008年危机期间及以后，一些新兴市场仍能够保持强劲增长，从而带动了世界其他经济体。但这一次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免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领导出口推动型复苏。今天的崩溃增加了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和金融风险，也给了大宗商品出口国沉重一击。首当其冲的石油价格迅速暴跌，因为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大量增产。 美国经济已经几乎停止，服务业大部分关门，工业活动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红火不再，几周之内，失业潮纷至沓来。美国的应对措施的反常规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这有助于缓解危机的直接影响。但后续需要定向刺激来缓解长期影响，特别是保护经济弱势家庭和小企业。 欧洲和日本在疫情爆发前便已面临经济压力，它们都有可能出现产出大幅下降和失业大幅增加。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相对美国而言）能够减轻危机对经济弱势群体的影响，但复苏之路阻且长。 中国经济已经部分恢复正常，尽管政府尚未采取货币和财政应对政策。1月和2月工业产出、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大幅萎缩，但似乎已经见底。从某些角度看，中国的指令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适合抵御这类重大冲击，因为国家调动国际资源的程度要高于传统红果经济工具，为企业和银行提供直接支持。但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境。随着事业的上升，国内和国外需求可能一直疲软，而疫情二次爆发也始终是一个威胁。 其他新兴经济体也进入了危险时期。许多新兴经济体卫生体系孱弱，城市人口拥挤，贫困率高企，这意味着在控制疫情和避免经济灾难之间的施展空间很小。更糟糕的是，其中一些国家还必须面对资本流逆转，货币贬值和出口需求暴跌。其他国家则面临着雨来越难以融资的可怕的债务负担。 印度政府此前便面临着严重的增长减速，现在采取了封锁政策，但仍将急需面临健康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巴西政府拒绝承认疫情可能在短期能够维持经济活动，但巴西金融市场和货币已经崩溃，表明最终仍很有可能采取封锁。 总而言之，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大屠杀将给全球经济留下深深的永久性疤痕。 至少中央银行正在迎难而上。美联储采取了反常规措施，通过资产购买支撑金融市场，并为许多外国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类似地，欧洲央行宣布将大规模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和其他资产，说“我们对欧元的承诺没有限度。”英格兰银行准备为政府支出直接提供融资。印度储备银行等新兴市场央行也在考虑量化宽松，以免金融市场被冻结。 但不能光靠中央银行抵御消费需求的下降和刺激投资。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财政决策者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精准定向的财政措施能够缓解消费者和企业受到的冲击——特别是中小企业，它们的财务缓冲垫往往最弱——从而有助于维持就业和需求。在这一绝望时刻，所有受益于低借贷成本的国家都应该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即使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很高。 此外，卫生体系不够充分的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包括特许债务纾困。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世界都无法形成统一战线，这证明国际合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正在进一步摧毁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必须有所改变。世界急需信息共享，同时还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大规模刺激以减轻经济冲击，并在安全的时候谨慎地重启经济活动。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2020年是经济关键之年。 这一年，既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意外事件的冲击，让2020年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形势。 越是重要关头，权威定调就越重要。 经济目标有多高？内需、外贸如何稳定？大水漫灌是否重新上演？楼市调控会否松绑？房地产税何时落地…… 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个人。 01 六保优先，未提GDP增速目标 2020年，罕见地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目标。 这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正如报告所说： 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六稳说的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可见，相比经济增速，稳就业和保民生是第一位的，这是底线思维的体现。 无论“六稳”还是“六保”，都关乎经济基本盘，这是关键中的关键，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是简单刺激经济就能轻易达成的。 02 抗疫特别国债、降准降息 财政、货币政策将如何发力？ 根据报告：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可见，财政赤字、抗疫特别国债、降准降息均被提上日程。财政要扩张，货币要宽松，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有别于往年的“松紧适度”。 M2增速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为8.7%，而2020年4月已经攀升到11.1%。 这说明，货币政策仍有扩张空间，降准降息仍有可能。 03 再提房住不炒，未提房地产税 这一次，报告再提“房住不炒”。 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里的重点有三： 其一，今年以来，“房住不炒”频频出场，先后现身于权威会议、央行报告和两会报告，足以说明楼市调控的底线仍在。 其二，因城施策的说法，和去年一致。这意味着，对于楼市调控，地方政府有了一定自主权，全国不再一盘棋、一刀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地可以随意松绑调控，毕竟“房住不炒”是大原则，“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是基本要求。 在此之前，全国已有10多个城市楼市松绑政策遭遇“N日游”的尴尬，就足以说明问题。 其三，未提房地产税。 前不久，《中央文件再提房地产税》，指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这说明房地产税一定会来，但“稳妥”之说，则意味着短期不会那么快落地。 04 棚改退潮，旧改接力 旧改，正在接力棚改。 报告指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根据政策精神，老旧小区改造，主要以2000年底建成的老旧住宅区为主，这正是人们俗称的“老破小”，一般集中于各大城市的老城区。 旧改加速，明显有利于老破小估值的提升。 然而，正如《中央再提老旧小区改造，影响有多大》所分析的，棚改是大拆大建，旧改是小修小补。棚改有央行定向放水作为支撑，而旧改只有部分财政补贴。 旧改没有央妈的底部背书，就会失去杠杠放大效应，不会产生如同棚改一般的巨大能量。 05 政策市：该关注什么？ 中国楼市是典型的政策市，没有一层不变的楼市调控，也没有只涨不跌的楼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楼市调控时松时紧，政策定调时宽时严，这正是经济环境和楼市环境变化的结果。 所以，要理解中国楼市政策，必须明白当下所处的经济环境，明白政策到底在哪些目标之下进行抉择和权衡。 回顾历史，2017年关键词是" 去库存 "、"因城施策 " 和 " 棚改货币化"，2018年关键词变成了 " 房住不炒 "、"房地产税 "、" 租售并举 "，楼市完成从松到紧的转变。 到了2019年，关键词变成了 " 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 房地产税 "。从这一年开始，楼市调控的主基调变成了“稳”，既要遏制大涨，又要防范大跌。 2020年，这一年的经济环境完全不同于以往，GDP出现了4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楼市仍旧强调“房住不炒”，足以说明，在宽松背景下，严防炒房的重要性和决心。 毕竟，财政在扩张，货币在宽松，降准降息在继续，楼市面临的环境早已不像年初那么紧张，部分核心城市有望企稳向上。 所以，房住不炒，是定调，也是未雨绸缪，更是大原则。 毕竟，稳就业和保民生是第一位的，内需、基建、实体经济优先，房地产的重要性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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