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深入分析了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内容整理。 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来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侯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1、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2、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3、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4、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侯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侯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侯，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侯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以要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的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1978年以来，每一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到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而实现的。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等经济增长速度的三次下行，是由80年代初联产承包等改革、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倒逼改革等扭转为上行的。每一次经济增长改革推动上行后，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赋能都是边际递减的。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周期的视角看，如果21世纪前10年后期经济增长下行时，不是以4万亿元计划经济方式刺激，而是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扭转，而是当时就放开计划生育， 2011到2020年间，国民经济仍然会保持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很可能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2011到2020年，我们进入了计划与市场彼此消长和转轨胶着的阶段。在这1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先高后低。2009年进行了4万亿元的扩张政策刺激，2010和2011两年，增长速度冲高到10.6%和9.5%，但是2012年很快下降到7.9%。前2011到2015五年为7.88%，后2016到2020五年，其中2020是极为特殊的新冠疫情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66%。整个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77%。 2013年到2020年，党中央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在世界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的情况下，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永无止境，即“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他强调，经济体制转轨，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明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由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行业认真执行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在国内外诸多不利客观因素的影响中，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2013到2019年国民经济还是保持了一个平均6.9%中偏高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第二的经济体，实现了2%的正增长。 当然，并不是这10年中央、地方和全国人民不努力。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有效的工作。中国2013年以来影响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其人口下行变动的客观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城镇一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和农村家庭只准生一个半孩子，这种力度过大和时间36年太长的政策，使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行较快，形成低生育文化，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问题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还要严峻，其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有着重要的因果影响。人口结构的老年化，青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高，老年人的收入消费率相对较低；人口增长忽高忽低，会使国民经济在周期中，一是造成经济的景气和萧条波动，二是由于人口生命期内各阶段的消费内容有所差别，造成国民经济产品和产业结构此起彼伏的波动；而如果人口生育率偏离2.1代际平衡水平越远，人口结构就会成为倒五星结构，或者纺锤型结构，严重老龄化和和少子化，使得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增长阶段。 第二个经济增长下行的客观原因是，21世纪第2个10年后期，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已经基本结束。进入这一个阶段，国际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意愿和制造业回归势头较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竞争和替代加剧，中美贸易关系恶化。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标准趋于严格，低价竞争优势减弱，致使一些外资和本土制造业向外转移。从劳动力要素看，现在农民工工资虽然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和制造业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农村大量的人口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也从2006年最高的36.2%下降到2019年的17.4%。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加上美国政府对中美间经济合作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相对收缩，还会进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 人口继续收缩和老龄化也必定会对未来实现初步现代化发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笔者从回归外推和索洛内生模型等不同的方法估算，由于前期生育管制政策的影响， 2021到2035年间，由于前期人口增长放缓和未来可用劳动力年均减少1%，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对冲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可能会下降到2.84%水平上。未来到2035年实现GD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情况下，年均至少需要4.73%。如果按年2.84%速度增长，测算得到的中国人均GDP曲线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之间呈现出平行特征。若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或者改革没有落实，凭由国民经济自然增长，据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很可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尤其特别关键的是开启和深化土地要素资产化和市场化改革，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再一次上行的动力。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先后来看，前两个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深入推进，基本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描述了土地体制改革的框架性方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但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由于有的学者吓唬，有关部门梗阻和一些地方的拖延，至今还没有破题。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虽不尽人意，但也已经基本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成为最后的攻坚改革。但是由于有关部门权力利益和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利益，对党中央十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执行打了折扣，并没有按照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具体予以落实，甚至有关部门和个别地方逆势而上，以各种方式强化了土地要素的计划配置。 有关部门2013以来至今对土地的资源的分配，实行的仍然是计划配置体制。首先，从中国土地管理部门的观念和意识中，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计划配置思想。部门有关人士先后认为和主张：土地不是商品，只有商品的外壳；土地资源不能市场配置，只能计划配置。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表态，不能过于强调土地的私权利和过分夸大市场力量，土地产权和用途管制须要平衡，市场在土地利用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还须超越所有权实行全面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些学者也对此推波助澜。直到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中，仍然坚持以规划确定每块土地用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改，不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土地管理法》中还要把成片开发征收列入征地范围，用来建设开发区和新区新城。这样的规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很难予以推动。 其次，从体制上看，国务院对计划年度内新增建设用地量、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量和耕地保有量具体安排，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下达各省市自治区执行。省级以下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则会将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予以分解后一次性下达给所属市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实行指令性管理，不得突破。特别是2019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全文有100处提到“规划”，17处提到“行政”，31处提到“管理”，17处提到“计划”， 唯独没有1处提到“市场”，更谈不上“市场配置资源”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继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后，由于土地管理部门的阻挠，使土地要素市场化这一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未能得到理想地推进，甚至发生了逆转。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外，土地改革不能接替前二者要素改革给经济增长以新的活力，这不能不是2014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找不到新动能，造成其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 目前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土地要素用以创业就业，农民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而收入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被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所转移和挤出，国内消费严重不足，房地产挤压制造业，城镇和乡镇住宅超高层化和人居景观生态严重恶化，城乡土地既短缺又闲置和低利用，债务和货币稳定没有可交易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资产保证等等，诸多国民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指向就是目前土地的计划配置和管理体制。土地改革已经晚了十年，今天已经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2013年11月16日。 周天勇：《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周天勇：《中国：理想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格致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郑振源：“切实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建议”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蔡继明：“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两大目标 ——城乡土地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PPT，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新时期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论坛发言，2020年12月12月。
这篇报告是根据本人在2020年年末上海财经大学校友群里的演讲内容修改整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不会急转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政策究竟是不转弯或者缓慢转弯？诸多的改革、开放和创新举措，将对2021年中国经济带来怎样影响，资本市场在持续繁荣两年之后，会有怎样的格局变化和投资机会？ 我认为，2021年资本市场将依然保持繁荣，在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开放力度加大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长线资金会进一步增加，外资将继续流入，A股与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因此，在港股的估值水平相对低的情况下，2021年或存在估值提升机会。而A股的结构性牛市始于2017年，起初主要靠估值驱动，因为机构投资者比重提升，尤其是外资给了头部企业“确定性”溢价，给了尾部企业“不确定性”折价。2019年之后，新经济带来“成长驱动”，当然，估值驱动和新经济驱动下的这轮结构牛市，也已隐现结构性泡沫。2021年，面临从“抱团”到“散伙”的风险。不过，大消费和高科技始终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两大驱动力，真金不怕火炼，存真去伪之后，资本市场的结构性牛市仍将延续。 由于本次演讲时间是2020年的12月27日，故文中出现的“今年”是指2020年，“明年”是指2021年。 各位校友、各位领导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做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2021年政策和投资机会的分享。上周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了，与上上周的政治局会议相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预判更加谨慎，政策的指向也更加积极和明朗，任务的部署也更加全面和细致。进一步明确了将扩大内需和强化科技这两大战略作为稳增长的支撑点，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我简单归纳一下，大概有八个方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 （一）政策慢转弯还是不转弯？ 第一，会议强调了政策不会急转弯。明年稳增长应该是有保障了，因为明年其实也是非常不平常的一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这几年其实都是不平常的，今年是实现2020全面奔小康之年，明年是建党100周年，2022年要迎接党的20大。故这几年中国经济求稳、求安全和求发展应该是主基调，为此，我们对中国经济可以充满信心。 但如果明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话，政策会不会就要收回去了？以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是前者为后者来定调的，一旦定调之后，后面就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跟上一周的政治会议之间还是有个细微的变化，就是更加明确、更加明朗，尤其是这句政策不会急转弯，消除了大家的疑虑。 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还是能够保持正增长，GDP增速估计是在2%左右。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提法，在GDP 1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中，也就是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说明中国在这场抗疫中非常了不起。主要还是要归结于我们这次疫情控制的非常好，所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有一个同样的表述就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令世人瞩目，可以载入载入史册的答卷。对于我们这次疫情的管控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从今年稳增长的贡献来看，主要靠两个：出口和房地产。（1）出口：今年的出口量非常大，外贸顺差达到了新高，中国外贸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也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是事先没想到的，这对于GDP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这个贡献大概是在三个百分点左右； （2）房地产：过去房地产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基本上在20%左右。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超预期，而且，二、三季度对GDP增长贡献都是超过50%以上、接近60%，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政策上明确了三条红线，估计明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肯定会下降。今年消费比较差，消费是三驾马车里面唯一负增长的，投资能够保持正增长，主要就是房地产；出口超预期，那明年靠什么？这点是值得关注的。 政策出台往往具有滞后性，与股市恰好相反，股市总是超前反应。明年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政策就立刻收回去了。因为经济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比如说欧美经济会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欧美的疫情还在延续当中，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是带来不确定性，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也都还是不确定，“六稳”和“六保”仍是目前政策的着力点。建议大家记住政策的两个大前提，一个是稳中求进，一个是底线思维。这是非常明显明确、非常有特色的两点。 对于宏观政策，我研究的立足点其实就是两条：一个叫稳中求进，这是一个治国理政的总原则；第二条就是底线思维，就是任何情况下底线不能突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线思维下的政策保障，每次由于各种情绪因素、外部因素导致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其实就是买入机会所在。这条底线思维在今后几年依然还是会守住，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有守住底线的信念。 （二）货币政策先稳，财政政策观望 明年的政策从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来看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我觉得这些年来都没有发生变化。 1.货币政策：不会急于加息 中文的词汇很丰富，往往一词多义，比如稳健，可以非常稳健，也可以适度稳健，还有一个就是保守型的稳健，所以政策的跨度还是会比较大的。总体看，明年的货币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就是常态化管理。这一点前段时间易纲行长也反复强调，货币政策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回归常态。 由此，我的判断就是明年年初应该不会加息，当然更不会降息，也不大会降准，就是尽可能的维持货币政策稳定。因为明年年初通胀压力不大，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加息。估计明年随着经济复苏加快，构成一定的通胀压力，全年通胀水平应该是在2%以上的，PPI估计会由负转正，也在2%以上。同时，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息的话，又会促进人民币升值，显然对出口不利。 所以明年货币政策维持稳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但同时，社融和M2增速的拐点估计会出现，不会像今年一样大放水。今年由于受到上半年疫情影响放水力度较大，导致了宏观杠杠率上升，明年杠杆率还是会趋于稳定。 2.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情况，三月份再定 财政政策会稍微收紧，今年放的比较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发行特别国债；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大幅的增加；第三个就是财政赤字率由2019年的2.8%上升到了3.6%。我估计明年这种显性财政政策不会收，还是要维持下去。 隐性财政就是所谓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如城投债等，像这类加杠杆肯定要把它显性化，要对它有一个更大的约束，故财政可能会收一些，但你如果收的多了的话，肯定还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总体来讲，财政政策恐怕还是会继续保持积极。当然，压力会比今年轻一些，因为今年由于上半年经济的负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明年两会在三月份开，将会根据那个时候的经济形势再确定财政预算，估计财政赤字率可能还会高于3%，因为隐性债务会转为显性债务。 针对隐性财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了一句话，就要扎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工作，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没有提，是今年增加的。这就表明了对地方政府的隐性风险，对地方国企的债务风险问题都要加强监管，抵制逃避债务。 前段时间以来，由于3A级的永煤债违约，信用债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相关省份的企业发债规模大幅减少，大家也比较担心明年的信用风险，估计明年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要有举措。因为风险一旦发酵，就是系统性风险，会导致企业信用债市场利率明显上升，企业发债困难，就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风险，故明年财政肯定要留有余地，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今年上半年城投公司的有息负债余额已经扩张到了四十七万亿元，相比去年年末增加了三万亿元，所以在地方的终身问责制度下面，明年的地方隐性债务的监管政策应该会比较严格，包括对明年的基建投资也会带来影响。因为明年在三条红线下，估计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不会太乐观，房地产的销量也不会太乐观，那么政府土地财政这块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会减少，那么肯定还是要有地方去弥补这个缺口。 在过去三年中，卖方对于基建投资的增速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但实际结果总是低于预期，而对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是偏悲观，但实际结果总是高于预期。同样，明年对于基建投资也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它还是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率水平的约束，这也就是中央反复强调要求在基建投资上提高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要精准投资。 （三）宏观杠杆率稳住难度不大 明年在宏观政策方面，除了财政、货币政策表述为积极和稳健之外，还要求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今年由于疫情原因GDP基本上没怎么增长，债务又大幅增加，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目标背道而驰。 要保持宏观杠杆率水平基本稳定，就不要再上去了。现在杠杆率水平是270%左右，这杠杆水平跟发达国家来讲是不算低的了，也是有点偏高的。所谓的宏观杠杆率就是包括了企业杠杆率加上居民杠杆率，再加上政府杠杆率，三个加起来是270%。 我国政府是强政府、大政府，不像美国、日本是小政府、弱政府，故我国政府的信誉度好，政府拥有巨额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国有制企业资源，还有行政性资产。应该说我国政府的举债空间还是较大，不同于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已经到了240%左右。我国政府杠杆率，国家财政披露的显性的再加上隐性的，算起来的话也就70%左右，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未来举债虽然有空间，但国家还是非常审慎，尤其对杠杆率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明年估计GDP增速是在8-9%，在这种情况下杠杆率的增速不会特别快。也就是说，稳杠杆基本上是不存在太大问题。，因为明年GDP增长预期9%，名义GDP估计会增长11%-12%，那么全年的债务增长即便为10%左右的话，杠杆率水平还是没有上升，故稳杠杆压力应该是不大的。 （四）房地产政策从严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用了一定的篇幅来强调房地产政策，更加重视房地产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同时要发展租赁市场。 跟以往比这次篇幅还是有点多，主要还是担心明年的房价恐怕又刹不住了。这种房价刹不住，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好事情，今年要是没有房价上涨的话，估计地方财政会更加吃紧。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房价会不涨、甚至下跌，地卖不出去，地方财政就会捉襟见肘，房地产公司日子就不好过，银行日子更难过。而中央肯定非常不希望房价继续上涨，或者房地产继续火爆，一定要降温，坚持房住不炒，通过发展租赁市场，为此无房者提供保障。 比如说土地供给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要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自由闲置土地来建设租赁住房，还要整顿租赁市场的秩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的调控，这些话都讲得非常具体，说明明年对房地产的控制应该还是会比较严格。 （五）发展科技战略 今年还提出来要发展科技战略，要强化科技力量。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是也是作为一个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会议提出的稳增长的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发展科技，一个是扩大内需。今年这两大主题在我们的股市里面也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科技股、食品饮料、家电、医药表现都非常强。 明年的投资机会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要针对产业的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我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处在全球中低端的水平，当然中国在亚洲已经是成为亚洲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了，基本上替代了日本。全球三大产业链供应链，分别是中国、德国和美国，其中，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全球最大的，因为中国也是全球的出口第一大国。 （六）扩大内需：核心是增加居民收入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战略和扩内需这两大战略来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扩内需方面着力比较多。过去一直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个前提就是需求的问题并不大，主要还是供给结构有问题，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提出了需求侧改革。今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是正增长，消费是负增长，这也是高层领导对消费较为关注原因。拉动消费需要扩内需，扩内需要增加居民收入，要增加居民收入，就要进行收入结构的改革，这或许是需求侧改革的提出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又没有提需求侧改革，而是提需求侧管理。 从专业角度来讲，供给侧改革提法比较顺，需求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不属于改革范畴，主要是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等。所以它更多是一种刺激政策，那么如果单纯提需求侧改革，可能会与供给侧改革的很多改革内容相重叠，这可能是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需求侧改革的原因吧。 为什么中国经济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消费来拉动？就因为消费跟居民收入相关的，居民收入增长如果慢了，消费自然也起不来，这些年消费的增速从过去的14、15%，已经降到2019年的8%左右。明年消费会大幅反弹，这主要是今年挖了个深坑，明年从深坑的底部往上爬，我估计明年消费名义增速会在16%左右。 今年的消费分化很明显，高端消费、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非常突出，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都在10%以上，但整体白酒的销量增速下降了10%。同时，豪华车的销量今年大概维持20%增长，而普通的乘用车的销量是负增长。从奢侈品来看，今年中国的奢侈品在全球表现非常抢眼，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估计要接近40%，这是非常惊人的，这种消费分化的背后其实就是收入的分化。 （七）缩小收入差距 由此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需要改善居民收入结构？ 因为今年是全面奔小康，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的收官之年，是比较特殊的年份。那么下一个五年或者下一个十五年我们目标是什么？会议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话就需要进行经济转型，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同时也提出了要走向共同富裕，要在2035年走向共同富裕上面取得显著进展，显著提高中产的比重。手段是什么？十四五规划报告中提出要继续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要提高转移支付的比例，增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举措以前都提过，以前没有讲过的是推进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就是发展慈善事业、提倡社会捐助。 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应该是在去年四中全会上面首先提出来的，这次又再次提出、再次强调，应该还是有比较深刻的含义的。就是针对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今年疫情之下，新经济部分的影响比较小，甚至还是有一定利好影响，传统经济中有些行业成为重灾区，传统经济中的不少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中低薪为主，新经济从业人员多是高薪为主。于是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有理由相信，今后我国将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重心，因为2020年的目标是全面奔小康，也就意味着消灭绝对贫困。那么对2035年的目标来讲，既然绝对贫困都已经消灭了，那么就应该要逐步消灭相对贫困。所谓消灭相对贫困就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后续会有一些举措，如提醒社会富裕阶层也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如上个月重要领导来上海参加了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发表讲话之后马上去了南通，参观民族资本家张謇的纪念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他作为民族资本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能够兴办各种实业、兴办银行来解决那些中小企业资金问题，他有比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的责任感。 （八）反垄断：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就业，缩小收入差距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在12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反垄断，还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举例说，网络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用户数量突飞猛进，都是亿级的客户在手里，那么客户的隐私保护问题，利用客户信息的占有优势，进行跨行业的扩张问题该如何来评价？这类问题其实在美国同样也存在，美国政府也对于美国互联网企业进行了限制，否则亚马逊也早就搞金融了，所以，美国这些搞网购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还是在它的领域里面。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金融领域里面涉足还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我们的微信系统、支付宝系统都是涉及到金融的，而且参与的规模也是巨大。 虽然这些企业大肆扩大带来新经济份额的提升，新经济就业规模提升。但是当前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日益明显，存量经济变化更多体现在切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如果是切蛋糕的话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互联网企业由于业务创新，可以提供一千人的新增就业，但同时这种业务创新又挤占了其他实体店的生意。 今年好多实体店到现在为止还是经营不下去关了店铺，现在上海店铺的租金率是在大幅的下降，可能导致更多人失业。实际上中国就业与GDP的关系存在这样一个结果，就是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约200万人的新增就业，但GDP如果下行一个百分点，它可能会带来约300万人的失业。因为现在的新增就业统计不是指净就业，所谓净就业就是指新增就业再减去新增失业，但是实际上新增数据是只包含了新增就业，却没有包含新增失业，故这个数据还是值得商榷。 五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或者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其实都是要解决大系统下的同一个问题——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做太大了，所以要防止你扩张；或者要走向共同富裕，就要让你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家要树立系统观念，就是要有全局意识。假设要搞二次分配，即税制改革，但直接税不好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提任何一个税就会引发社会极大的反弹，反弹最多的倒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他们首先会考虑新税种对自己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房产税很难征，因为中国老百姓配置最多的资产就是房地产。资本利得税是针对股市的，那更动不得；遗产税也是一个比较难实施、比较后期的税种。 既然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在近期难以实施，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缩小收入差距？好多人对于这方面还是觉得可能性并不大，认为第三次分配社会，靠捐助效果可能不理想，但在大数据时代，还是有推进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向大家汇报了自己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考。 二、2021年经济走势：前高后低 明年的经济走势以及潜在的投资机会可能有哪些，以下难免带有很多主观的色彩，也仅供大家参考。 大部分人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好像都是共同的说法，一致预期就是明年的GDP增速在8%以上，这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因为今年是挖了个坑，明年从这个坑的地步往上走，走8%、9%，假设是2%加上9%的话也就是11%，11%除二的话是5.5%，也就是在2019年的GDP增速是在6.1%的基础上，今明两年的GDP增速只有5.5%，也就下了半个台阶了。就GDP增速的走势而言，明年估计是个前高后低的走势，也就一季度是最高，然后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都往下走。明年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归到常态，就是5%左右这样一种增速。 分析经济基本面主要看三驾马车。 1.消费 第一驾马车——消费，明年肯定大增长，因为基数比较低，再加上疫情在逐步好转之后，或会有报复性消费。估计明年居民的储蓄率应该也会下降，因为今年该要花掉钱没花掉，可能会拖到明年继续花，花的程度还是取决于疫情的好转情况。当然，消费的分化还会延续，今年消费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明年一方面消费升级，另外一方面高端消费依然还是火爆，这主要因为都出不了国，在国内买奢侈品的成本大幅提高，所以高端消费占比还是会比较可观的。 2.投资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明年固定投资增速应该会回升，估计增速在6、7%左右，因为今年的基数同样比较低，所以明年投资这块还能起来。我前面也讲到了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三驾马车，指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三块，基建投资增速应该会比今年好，估计7-8%的增速，房地产投资在三条红线下，增速会低于今年四季度，制造业投资应该会大幅反弹至两位数，因为今年是负增长。 3.出口 第三驾马车就是出口，我估计明年出口的增速大概维持在10%左右，肯定比今年四季度弱一些，但是也不会太弱。因为目前来看，中国的产业供应链是保持完好的，在目前全球疫情还在蔓延情况下面，其他经济体的产业供应要完全恢复正常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乐观估计整个疫情在明年年中可以得到控制。 三、2021年投资机会 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讲，我的观点，还是要多配置金融资产。从今年来看，虽然房地产的走势也比较强，但这和货币政策有关。明年M2增速肯定要回落，今年在10%以上了；社融增速估计也会出现拐点，但资金往金融领域转的趋势已经呈现出来了，最近看到几个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配置房地产的意愿明显下降。 今年机构投资者的收益率都很高，偏股型、混合型的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大概在40%左右，在2019年35%的基础上又增长了40%，这是非常罕见、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如果说这两年都是走的这么牛，那么明年会不会回落，甚至是负的？ 2021年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不可能继续高增长了，但估计明年机构投资者业绩不会太差。不会太差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目前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股市都是炒成长、炒概念，就是讲故事、编故事，但市场的估值理念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转折点？ 2017年，中国的结构性牛市是从2017年开始，2018年由于大环境不佳，股市出现大幅调整，2019、20年依然还是符合机构投资者价值理念和投资套路的结构性牛市。这个估值体系调整的结构性牛市估计今后还会持续下去。这跟美国的市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市场越来越呈现二八现象，就是20%股票在上涨，80%股票在下跌，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特征。 1.估值驱动型牛市 对于中国的资本来讲的话，2017年以来机构投资者比重显著上升，北上资金流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度在提升，这是这轮结构性牛市的根本原因，即估值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驱动的牛市。过去的股市给未来盈利确定性较高的大企业一个比较低的估值，给予那些不确定性较高、会讲故事的中小企业比较高的估值，但随着越来越多海外机构资金进入到A股市场之后，由于他们是用DCF模型来进行估值的，所以一看就发现A股的大蓝筹估值明显偏低。这几年来这类公司的估值水平持续提升，估值驱动的行情在今后几年还是会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动力，来自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来自于科技进步、互联网大平台整合资源、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提升下的大消费。因为中国经济慢慢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随着人口老龄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升级也是必然的，因此大消费板块的表现依然还是会比较强的，今后也还是会持续下去。 美国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食品饮料医药、电动车等大消费板块、高科技板块、互联网板块这几年一直走得很强。而美国、欧洲、日本同样也都是这些板块走得比较强，如大消费中像医药板块走势也比较强，是跟人口老龄化还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当然就今年而言，这些板块的整体估值已经不便宜了，好赛道的估值偏高，但是好赛道上的好公司，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充裕的现金流。 那么除了像食品、饮料、家电、新能源汽车、医药，休闲娱乐等之外，也就是在消费板块之外的另外一端就是高科技了，这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从十四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已经多次强调要在卡脖子工程上加大研发投入。 与此相关提出来要发展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产业，属于新兴战略性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注重基础研究，要注重原始创新，瞄准了八个领域的一些基础研究和研发投入，主要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间科技、深地深海这八个领域。 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比重还会提升，今后机构的话语权还会增加，故未来的主要机会也就集中在20%左右的股票上，因为整体经济在分化，经济分化也就是向头部集中。目前我国的各个行业集中度并不算高，今后的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所以还是要配置那些头部企业。如果把目前A股市场4000多个公司进行划分的话，前2000家和后2000家的占比会发生一个严重的分化。 估计今后流通市值前20%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比从现在的75%可能上升到80%，流通市值后50%公司的市值恐怕会从现在的百分之十几降到7%以下。美国这个数据就更低了，美国后50%的股票的市值占比大概只有3%左右，所以这个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进行资产配置，总体上还是要抓大放小。 2.顺周期行业有短线机会 明年随着经济复苏，顺周期的产业可能也会有个相对短线的机会，是所谓的周期性行业。因为现在全球库存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所以今年下半年以后大宗商品的价格明显走强，主要还是有一个补库存的需求，还有复工、复产的需求明显增加，顺周期应该会有一轮的短线机会。像欧盟也好，美国也好，虽然经济还是负增长，疫情还是在蔓延当中，但是他们的制造业的PMI都已经在持续走强了。 中国明年的经济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升，所以这个周期性行业可能在明年会有一个短线反弹的机会，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三季度，但四季度估计会回落，要慢慢的回归到常态当中。因此从大宗商品的价格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3.港股：H股与A股的折价率有望缩小 2012年10月， 61家A+H的上市公司中，A股对H股折价的有17家，只占总数的28%，折价最高的约为30%，而折价的股票均为大市值股票，所属行业多为银行、保险和建材等传统大行业；A对H股溢价的占比为72%。而目前，所有的A+H股票中，A股对H股100%溢价，已经没有折价的股票了。其中有7个股票的溢价率超过80%。这段时间以来，H股对A股的折价率已经有所回落。 在开放力度加大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长线资金会进一步增加，更需要配置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股票，而A股与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将来不管是港股A股化还是A股港股化，A+H的溢价率要缩小是大趋势，H股折价50%这类现象不可思议。因此，在港股的估值水平相对低的情况下，2021年或存在估值提升机会。 4.汇率 明年人民币依然还是有升值的空间，当然升值的幅度不大，因为我们汇率毕竟还是管控的。今年升至6.5左右，明年可能会破6.5。因为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一般都是15年一个轮回周期，这一次美元指数下跌到现在为止才持续了三年时间，按照历史上一个技术的走势来看，美元指数回落见底的时间还不够，故人民币在明年应该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强的走势。 上一轮美元指数的高点是2017年1月，再上一轮的高点是2002年。上一轮美元指数的低点是2008年，再上一轮低点是在1995年。那么，这一轮的低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不知道，但至少见底的时间还会持续一年以上。 5.黄金 黄金作为避险工具，也作为一个投资品，在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涨幅是比较大了，今年以美元计，也涨了25%。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虽然目前是复苏，但是应该是个弱复苏，长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从长期来看，黄金既是一个避险工具，也是一个投资品，因为明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难以收紧，经济还需要继续复苏。一方面由于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另外一方面，是由于未来的经济衰退是个大概率事件，因此黄金作为一个避险属性应该还是可以继续配置，当然，涨幅不可能像今年或者去年那么大了，估计在5-10%之间。 上述是我对上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粗浅解读和明年经济走势的预判，并简要的表达了我对明年资本市场大类资产配置的大致观点。以上内容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近期，中国经济版图中的“红人新经济板块”表现持续抢眼。 微观层面，“B站（哔哩哔哩，BILI.US）、完美日记（逸仙电商，YSG.US）、天下秀（600556.SH）”被视为红人新经济生态的三个头部样本，在资本市场掀起波澜，引发市场持续关注。其中，作为自媒体视频社区平台代表，B站持续破圈，今年8月用户逾2亿，且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年初至今总市值涨超三倍（数据来源WIND）；坐拥“百万红人”的红人大数据赋能平台天下秀于8月成功登陆A股主板，市值一度超越50亿美元；作为新经济环境下受益的新消费品牌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11月成功赴美上市，在“2000万中国女孩”热拥下，市值达百亿美元之上。 中观层面，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日前发布公告，将天下秀、澜起科技等新经济公司纳入上证380指数样本，该指数的样本标的主要为成长性新兴蓝筹股，而天下秀的入选显示出“红人新经济”获主流资本市场认可。 宏观层面，颇具权威性的中国生产力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线上经济与杂交水稻、高速铁路、特高压技术、青蒿素、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载人航天工程、完整工业体系、脱贫攻坚，被共同列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十大标志性成就”。 线上经济包括移动支付、移动电商、红人新经济、AI智能推荐等，眼下颇受关注的红人新经济已经从一个个垂直行业，开始对传统消费市场进行改造融合。其中，获得“生产力发展优秀企业”荣誉的天下秀便是红人新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赋能者。 所谓“红人”泛指KOL、网红大V、自媒体、名人明星等通过内容创作等方式在互联网上拥有忠实粉丝的群体，是现代流行文化中的主要被关注的对象，也是商业信息的绝佳载体。 目前，政策层面已经将“红人”当作新经济时代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要素，地方政府甚至出台优惠措施，着力推进市场孵化，力促红人新经济向广域、向纵深进化发展。 红人新经济生态版图格局 透过上述样本，看当前国内整个红人新经济生态链，已逐步形成由不同层次、多方角色融合共进的生态体系： 1）以“新内容”为起点 什么是“新内容”？以B站为例，原本无人问津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但在以弹幕及良好社区分享文化为主的B站上迅速走红。 “新内容”未必是前所未见的内容形式，B站见长之处，在于洞察到20岁上下的年轻用户内心存在着强烈的探索和好奇心。B站本身没有对内容进行创新，但深知年轻用户群体的审美观，在“旧内容”基础上，通过红人UP主的加工与分享，创造出更多的话题，并结合弹幕的实时互动氛围，为用户营造出更具互动交流的观看体验服务。 经常看B站的人会发现，B站那些火爆的电视剧，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老剧，比如《新白娘子传奇》、《三国演义》这些旧时的经典，剧情本身想必已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而是红人UP主的二次创作以及实时滚动的弹幕。 另外，以PUGC为主导生产模式的B站，也是“去中心化”内容创作平台的代表。不像电影、动漫等传统影视剧作品，需要依赖优秀的导演、演员及制作团队，内容制作成本高、耗时长。B站将其内容进行分区，目前以游戏和生活居多，只要懂生活、懂情趣，使用移动设备（手机）就能实现高质量内容创作，去年红极一时的李子柒、华农兄弟、美食作家王刚等都是生活区的超人气Up主。B站PUGC模式的优势在于，实现高质量内容持续输出的同时，大幅降低产出成本，并且个性鲜明的红人层出不群，也最大化地丰富其内容品类。 2）以“新品牌”为导向 红人创作内容、内容凝聚粉丝、粉丝贡献流量（关注）、流量导向消费品牌，成为当前“新消费品牌”的催化路径，其核心在于“红人传播矩阵”。 以国产美妆新势力完美日记为例，其在2018年起主打平价高品质的国产化妆品品牌，并逐步覆盖B站、微博、小红书等各大主流社区平台，毫不夸张地说，十个美妆博主有五个在用。凭借高性价比，““小完子””迅速走红网络，并在两年后成功登陆纽交所。截至发稿日，其市值已突破百亿美元。据其招股书中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合作KOL近1.5万名，其中粉丝数超百万的KOL超过800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完美日记就是一个承接KOL流量势能的新消费品牌。 完美日记在推动“素人崛起”的同时，一直在想方设法从天猫、腾讯、小红书等大量渠道平台获取更多的曝光度，并通过后续持续引导、吸引、沉淀到其微信公众平台，形成所谓的私域流量。 3）以“新赋能模式”为精进 传统的互联网平台，不论是在电商、社交还是在搜索领域，平台基本是双向（广告主、内容创作者）收费的商业模式。 以Google和Facebook为例，Statista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其共瓜分全球互联网广告收入62%。在YouTube被Google收购后，2017年贡献了Google整个集团广告收入的6%，内容创作者（红人和意见领袖）贡献流量过半，但收入水平相比平台而言，几乎可忽略不计。 对此，天下秀作为新势力代表，一直在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作为“企业与红人”之间的桥梁，帮助有营销需求的企业与各类红人，基于大数据和AI等关键技术，实现精准匹配和对接。 天下秀率先于行业启动“从0到1”的探索，基于算法及长达10年的数据积累优势，帮助广大的内容创作者（包括红人/KOL），实现流量与商业精准对接，并以此构造由四大业务（包括红人广告大数据云投放平台WEIQ、新媒体及粉丝经济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品牌SMART、红人价值排行及版权管理机构TOPKLOUT克劳锐和红人创业加速孵化品牌IMsocial）协同增长的赋能体系。 简单来说，红人广告大数据云投放平台（WEIQ）为例，其一边连接红人，一边网尽大中小客户，以帮助红人实现商业变现；而红人价值排行及版权管理机构克劳锐（TOPKLOUT），则是为红人的商业价值提供市场“定价依据”；红人孵化品牌（IMsocial），为行业源源不断输入红人生力军；SMART更多侧重为大型品牌客户提供服务。可见，天下秀以“红人+企业”所构建的业务体系，基本涵盖了红人成长全生命周期服务。 在天下秀CEO李檬看来，上述四大业务构成一个“红人生态”，但该生态并不是硬造的，而是基于行业发展所需而创意产生的。 从新内容、“新品牌”到“新供给” 不可否认，红人新经济火热的发展势头，也为品牌化发展创造了新契机，在中国产品向品牌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凭借红人等具有影响力的标签对消费品牌的人格化，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 近年来可以看到元気森林、完美日记、花西子等新国货品牌，借助红人营销方式，实现迅速崛起，甚至在主流电商平台上人气赶超国际大牌。 在当前创新驱动的新经济世代，越来越多嗅觉敏锐的企业家发现：红人已不仅是一种营销资源，更成为一种品牌发展必要的生产要素。如何理解？这其中有三层含义： 1）品牌塑造 红人和KOL，往往通过在微博、抖音、快手、B站这些平台上积攒自己的“粉丝”，立足生活化场景，比如着装及搭配、烹饪、旅游及家居装饰指南等个人生活话题，输出有趣、有料的内容，吸引“粉丝”参与、分享及互动。比如红人发起话题以带动“粉丝”参与，同时品牌植入话题，致使消费品牌在红人与“粉丝”共同催化下获得群体认同。 2）驱动营销 当前凡论及新消费、品牌营销，“红人带货”几乎一定是话题中心。而“红人带货”真正的商业价值究竟在哪？ 直播电商当前被很多品牌方视作电视购物的变种，红人主播甚至直接被视作导购，这样的表观理解自然特别浅显。进一步来考虑，红人经济模式否决定消费品牌必需依赖外部的红人主播。实际上，一些聪明的品牌方就已开始内部孵化红人主播，因为品牌方最清楚自身品牌调性及所面向的主要受众特点，在此基础上搭建起自身的红人传播矩阵，更具有效、灵活以及持续性。 3）升级供应链 近几年，红人经济发展之所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可归结为其对于传统供应链模式的颠覆，极大地提升了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 目前，企业界已经普遍意识到，自带流量的红人们可以影响并且引导“粉丝”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趋势，通过该流量节点，品牌方可与“粉丝”直接交流、高频互动，进而建立起极强的用户黏性。 更重要的是，红人经济模式令过去逐步割裂的产品、市场、渠道和生产部门，实现了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红人主播凭借商家提供的样品，通过直播场景与粉丝实现互动，引导粉丝在直播链接上下单购买，商家按订单生产，并提供新样品给主播，如此形成循环往复的运作流程，由此形成全新的业务模式，并可将原本割裂的职能部门有机融合为一体。 从“流量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新环境下企业如何实现长期主义？ 若复盘三家的崛起之路，不难发现背后的关键因素都不尽相同。 B站的崛起，始于2009年之后的移动终端设备的迅速普及，主要的增量用户集中于1987年到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该群体年少时正好经历了日本动漫风靡国内的特殊阶段，对于二次元文化偏好度颇高，ACG恰是B站重点经营板块，与这批年轻人的审美调性高度契合，成为B站流量的原始基本盘。 完美日记的创始人黄锦峰，深知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心理。起初便锚定大学生与职场新人，产品则从大牌效应相对薄弱的“眼影”和“口红”品类切入。针对在校或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完美主打性价比，并抓住新一轮媒体营销趋势，通过B站、小红书、抖音、淘宝等平台直接获取大规模流量，并进一步引导、沉淀、转化。 天下秀的创始人李檬，更多是赢在韧性。2012年与2013年，天下秀彼时所服务的客户主要是中粮集团、王老吉、海尔这类大品牌。尽管大客户营销预算高，也能增加品牌背书，但账期较长，对技术研发投入大，现金流压力也非常大。李檬在见过接近100个投资人之后，拿到了新一轮的融资，才实现“破圈”，将客户版图拓展到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市场。 如果说因为坚韧、判断或者运气，成就了各家原始根基及快速崛起。那么，未来要想走得更远，更多要靠什么？答案是，大数据。 如今，从“流量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趋势已愈发明显，业务模式都越来越有可标准化，平台也越来越懂用户，品牌方也对于数据服务的需求也愈发强烈。 以B站为例，其以前的算法特别简单，主要根据关注红人、KOL或账号，自动按推出的时间先后来排序。现在则主要优先推荐打开率高、用户反馈好的内容，用户兴趣不大的内容将自动消音。B站首页默认是推荐模块，即便用户订阅列表里所有红人全停止更新，也不影响消费者（粉丝）获取源源不断感兴趣的内容。红人创作出内容，通过算法再分发给用户，用户不会在乎所创作的红人，而只在乎自己的口味。这可能就是数据和算法带给B站的改变。 而完美日记成功引爆“小完子”这个IP，并且实现全渠道布局，背后基于大数据的精细运营更是可见一斑。根据招股书数据，截至2020年9月30日，完美日记在中国电商和社交平台上拥有和运营的各种官方账户累计超过4800万粉丝。仅微信上的1500万粉丝和小红书的200万粉丝，再加上800多个百万粉丝大V的联合推荐，这放在任何一个市场都是不可小觑的。 但这都仅是表象，完美日记其实早已开始基于“数据驱动”的深度运营，比如通过数据统计用户行为、深度了解用户，并实现精准营销、根据用户偏好定制化内容等，而这些都是外界看不见的“功课”。 而天下秀原本就是红人大数据赋能平台，连接百万红人，赋能万千消费品牌。因为长期的大数据思维，其深知每个爆款都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选择对红人主播、消费场景也并非依靠运气，而是在数据的持续积累及发掘中实现快速迭代，提升认知准度和深度，实现品牌与红人的高效、精准对接。 进一步来看，以B站为代表的“新内容”平台，不断“破圈”，并产出大量优质内容，从中塑造出数十万计的红人，吸纳了亿万粉丝，这个庞大生态让不少新消费品牌打破常规，以相对便宜的方式获得更多更高质的流量，大大缩减了品牌进化的周期。而完美日记作为新经济环境下受益的新消费品牌，连续两年“双11”GMV超越巴黎欧莱雅、雅诗兰黛等国际大牌。而天下秀基于多年的红人数据沉淀及算法优势，帮助消费品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景，搭配合适的红人，通过大数据平台的高效赋能，实现红人、品牌的精准匹配，在数据驱动商业主流导向下，天下秀无疑是是领先者之一。 始于内容，成于品牌，精于数据。在“新平台”的赋能下，“新品牌”借势“新内容”实现了广域覆盖的营销传播，不论身在何处，中国7亿粉丝用户都在互动、分享、情感表达中，透过红人UP主、红人博主、红人主播，随时随地实现品牌与粉丝的高效沟通。但红人经济远未见顶。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只是一种初期表象，“新内容+新品牌+新赋能平台”的全新模式，正透射出这种全新格局的无限可能性。拉长到未来十年看，现今的红人经济或许才刚起步，一个由万千红人构成的新经济生态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在此背景下，国内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思考，红人流量在生产力的跃升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作为全球具备最完整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导致新国货品牌诞生的难度大大降低了。若想要开创一个新国货品牌，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物流、营销等环节，都会出现专业化的服务商。以最为常见的快递为例，现今1美金的平均快递成本就可以通运全国，品牌也可随时随地触达8亿网购用户。在当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背景下，红人经济正显示出非同寻常的运营效率。品牌方则只需要专注洞察、连接及服务好用户，将用户或者消费者变成粉丝。 即便几年之后，如今领先的红人会被淘汰，但其所带来的创新思考及启发，很可能已成为新商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主流的竞争方式产生了改变、并成为了必要的生产要素。
01 今年7月，德国抗疫取得相对不错的成效，在欧洲创造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比例最低、感染者死亡率最低、疫情封锁措施时间最短、对经济负面影响最小等多项纪录。 然而，欧洲人民心中的抗疫“模范生”，却从10月份开始越发处于失控状态，令人大跌眼镜。看疫情地图，至少超过一般的国土处于深红色的恐怖状态。 （来源：Wind） 德国新冠疫情每日新增人数从几百、上千，逐步发力到单日新增5000、8000、10000、20000、25000。在12月11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更是高达29875例、585人死亡，突破疫情爆发以来的国内最高记录。 （来源：Wind） 并且，这还是在11月2日到11月底进行了“锁国”努力下的结果。如果不升级防疫，新冠爆发力更加超出人们的想象。即便这样的努力，也引发了包括柏林、莱比锡、汉诺威等在内的城市民众的示威游行反对。 时间辗转到12月，德国新冠疫情告急。 9日，默克尔在一次演讲中，饱含热泪，双手合十呼吁民众：“如果我们现在在圣诞节前夕有太多接触，而最后却成了我们和祖父母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么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 （来源：海客新闻） 紧接着，德国新一轮更为严苛的“锁国”防疫措施又来了！ 据新闻报道，德国将从下周三（12月16日）开始进入硬性封锁，关闭非必要的商店，敦促雇主关闭工作场所，并鼓励学生留在家中。包括在新年期间禁止聚会等更为严格的限制将至少持续到1月10日。 一轮又一轮“锁国”，新冠疯狂肆掠下的德国，将何去何从？ 02 在新冠爆发之前，德国经济就处于衰退的边缘。2019年四季度，德国经济增长为0，低于三季度的0.2%。 疫情笼罩，将原本脆弱的德国经济陷入了危机。 一季度，GDP下滑1.9%。二季度更是大幅下滑9.8%，创下自1970年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以来环比最大降幅。 （德国GDP增速，来源：经济网） 三季度，GDP环比增速为8.2%，但同比仍然大幅下滑4.3%。这还是德国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财政援助刺激计划之下而取得的结果，包括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大规模的减税举措。 要知道，德国自从2014年到2019年连续6年财政无新增负债，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下降到60%以下。但预计今年德国政府债务规模大幅上升至创记录的2185亿欧元，一反此前秉承的零赤字预算平衡政策。 并且，德国在2021年还会更为激进，联邦政策预算支出高达4986亿欧元，另有619亿欧元的投资额度。 很明显， 德国也在开始负债经济，试图将划入深渊的经济拉回来，但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找到一份2014年的数据：当年，德国消费占经济结构的比例为55.2%，投资占18.9%，政府支出19.4%，净出口6.4%。最近几年，德国经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德国经济结构，来源：机构） 消费马车是德国经济的引擎，但在疫情的肆掠之下，遭遇了严重冲击，并不容易从泥沼中爬出来。 年初，德国失业率仅为3%，后遭遇新冠疫情肆掠，不断走高，当前已经快速攀升到4.5%，已经回到了2016年的高位水平。并且疫情失控，接下来还可能将继续攀升。 （德国失业率快速攀升，来源：经济网） 失业率是贫困率的B面。当前，16%的德国人（约132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不到中位数的2/3），达到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成年人中，1/3属于贫困人群，其中雇员的比例高达33%。 今年4月，德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度快速下滑至冰点，为-23.1，但在政府的刺激政策以及疫情的好转而有所反弹修复。但10月之后，消费者信心再度被重创，11月底为-6.7。 （消费者信心指数，来源：经济网） 投资大类中，制造业是一个重要的细分领域。我们观察到，制造业PMI从10月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拐点，与10月疫情开始再度爆发密切相关。 （制造业PMI，来源：经济网） 进出口与政府支出细分项，按下不表。从以上分析可知，新冠疫情是德国经济复苏的拦路虎。一旦持续失控，是有可能导致经济再度探底，爆发更为严重的危机。 03 即便德国在新一轮“锁国”以及新冠疫苗加持之下，能够暂时稳住或控制住疫情，经济仍然会挣扎在危机的边缘。 按照2019年的数据，德国经济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中日，是绝对的欧洲经济火车头。不过，德国面积小，人口8000多万人，仅凭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起现在的经济体量。 德国是工业制造强国，过去多年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大于45%，远高于其他国家，成为全球自由化贸易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其中，出口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法国、中国。 但从2018年开始，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断对中国、欧洲开炮，把全球贸易搅得鸡犬不宁。并且，今年新冠大爆发，当前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席卷各地，因为颇为残忍的存量竞争会愈演愈烈。就连中国也是审时度势，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明显重点在于国内大循环。 如此背景下，德国出口自然而然会受到波及，影响面一定不小。要知道德国汽车生产商出口汽车数量达到了国内汽车产量的77%，这一数据占到了整个欧盟在2019年出口汽车数量的60%。 在疫情爆发之前，来自中国的需求已经开始下滑，美国威胁新增关税的举措，同样也使得整个行业笼罩在阴霾之下。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对德国汽车的出口产生重大冲击。今年4月，出口几乎完全停滞。 并且，德国传统汽车业遭遇了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车的巨大挑战。据EVSalesBlog发布的10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中，特斯拉Model 3单月销售2.2万辆，前10月累计销售26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另外，Model Y前10月累计销量5.2万辆，占比2%。 （来源：EVSalesBlog） 另外，中国新能源车企也呈现一定的超车现象。其中，五菱宏光 Mini EV拿下全球第三，占比全球份额的2%。另外，广汽、比亚迪热卖车型占上第8、第10。 然而，汽车工业强大的德国，唯有Audi e-Tron(奥迪)、VW e-Golf(大众)分列第6位和第9位，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 并且在德国本土，特斯拉10月销量1680辆，同比增长37.2%，成为德国汽车市场上唯一一家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公司。而德国的汽车企业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与危机。 群狼环伺，德国汽车业遭遇严峻的挑战与冲击。如果德企没能够抓住新能源汽车这波大浪潮的话，德国经济会就可想而知了。 04 自从3月19日算起，德国DAX指数大幅反弹超过56%，离2月历史最高点还有不足2%的距离。 （来源：Wind） 但很明显，股市大幅暴涨的主要推手不是宏观基本面的改善，而是欧洲央行大规模的放水。德国股市呈现了较为明显的估值泡沫。今年3月，DAX指数PE仅为15.5倍，而当下已经快速飙升至65倍绝对高位。另外，受疫情和货币泛滥影响，德国大都市城郊房价快速上涨。 （来源：Wind） 股市为首的金融资产价格的高企，对制造业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德国并不是一件好事，无疑会削弱市场主体对于实体经济的投入，转而继续加大金融投机。并且史诗级泡沫的美股一旦崩盘，一样会对德国股市产生重大冲击，进而波及到经济的复苏。 最为紧要的是，德国疫情还在不断肆掠恶化，实体经济不断被揉虐，是有一定概率二次探底，进入二战以来的至暗时刻。
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二、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前段时间所热议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四、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本文转载自《金融科技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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