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站讯 2020年12月16日，由中国企业财务评价专家委员会为指导单位，中国CFO发展中心主办的2020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财务领袖年会暨中国国际财务领袖年度人物与中国十大资本运营TOPCFO颁奖盛典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国有企业总会计师、世界五百强企业CFO、我国知名上市公司财务总监、财政部全国会计名家等著名教授、国际国内著名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的资深专家，以及我国在财务智能化转型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业界名家汇(行情300506,诊股)聚一堂，围绕着“VUCA时代下的CFO智慧财务与经济未来”这一宏观主题展开深度解析，采取专家主题演讲、名家专题对话和热门话题辩论的形式，为大家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且鞭辟入里的思想盛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先生以“从两次疫情比较看中国经济走势”为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魏加宁先生将萨斯（2002年）和本次新冠（2020年）这两次疫情在政治周期、经济周期、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 魏加宁 魏加宁先生表示，“市场化、全球化，商品、资金、人员自由流动，唯独信息很难自由流动。危机就是暴露短板的过程。”对于如何克服危机，魏加宁先生指出，克服危机就是把短板补齐。 此外，他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数字化转型，包括购物数字化、金融数字化、教学数字化、会议数字化、社交数字化、企业数字化等。据一项针对全球2569家企业的调研发现，新冠疫情将全球的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7年。 此外，魏加宁先生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及政治形势，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大胆假设，包括在三种不同情境下中国未来的可能发展之路。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13日刊文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济，但中国经济却是个例外。中国是疫情期间第一个重启的国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文章指出，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3.5%。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的预测，美国的GDP将下降3.5%，欧洲的降幅会更大，预计达到7.2%。反观中国，摩根士丹利预计中国GDP将增长2.3%。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CEO兼中国CEO孙玮（Wei Sun Christianson）10日在《财富》杂志举办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China Most Powerful Women summit）上表示，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 文章写到，今年第二季度，当大多数国家仍在应对第一波新冠疫情的肆虐、采取封城举措的时候，中国的工厂已经开始复工复产，提振了经济。虽然中国GDP在首个季度较去年同期下降6.8%，但之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第二季度增幅重回3.2%，第三季度GDP增幅更是达到了4.9%。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疫情相关的产品出口，前6个月医疗器械的出口激增46%、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加32%、由远程办公和教学拉动的笔记本电脑出口也上涨了9.1%。 摩根士丹利预测中国明年的GDP增速将达到9%，并且在2022年时稳定在5.4%。明后两年，疫情期间的需求可能会出现下降，这意味着需要其他领域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孙玮指出，诸如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城市群及其对智慧城市科技的广泛应用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引擎。她还表示，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也将推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虽然2020年初在疫情影响下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复苏，外国直接投资水平正在回升。
核心观点： 1.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2.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3.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4.展望新年，我国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正文： 庚子终逝，瘟病未销。环顾四海，疫情再度肆虐，病毒变异屡见不鲜。至暗时刻，疫苗乍现，绝境处似现明光。翘盼辛丑，经济或坦途或波折，皆与疫情相关。我国快进快出，来年修复空间几何？政策收敛转弯，经济扩张还能持续多久？ 一、疫情恶化，但经济改善？ 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究其原因，各国封锁措施已更具针对性，需求刺激仍规模空前；此外，不少行业似较快适应线下办公向线上转变，供给韧性显著提升。 图1：经济已现“免疫”特征 数据来源：WIND，CEIC 二、缺口所在，即动能所在？ 疫情冲击引致了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来看，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尽管未来海外供给能力有望逐步修复，但微观证据表明，订单往往存在一定“粘性”，短期内不易迅速转移，我国出口仍能有所作为。 图2：填补海外供给缺口 数据来源：WIND，OECD 国内来看，疫情对民众某些消费习惯等影响或是永久性的，但参照历史上西班牙流感和亚洲流感等重大疫情的经历，整体服务消费回到疫情前可以期待。目前我国消费、服务业离常态仍有差距，该需求缺口或正是未来经济动能。 图3：修复国内需求缺口 数据来源：WIND 三、政策转向，则经济转向？ 前期持续的社融扩张与贷款利率下行都似已现转折，政策退潮大势所趋。但历史表明，前期社融收缩与经济增长拐点之间，往往存在6个月左右的时滞。政策转向，并不必然意味经济立即转向。 图4：经济扩张有“惯性” 数据来源：WIND 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也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及经济扩张惯性消退，房地产动能有望回落，赤字率降低后基建走弱。明年年中过后，整体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四、基本结论 一是与第一波疫情不同，世界经济似已呈“免疫”特征，即确诊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但经济波澜不惊。缘于人类多方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明显递减。疫情复发改变的或只是经济修复的斜率而非趋势，这构成预见经济最重要的假设前提。 二是疫情冲击引致诸多尚未弥合的缺口：海外需求回升但供给未能跟上，供给缺口明显；国内服务消费改善但离常态仍有差距，需求缺口犹存。我国率先修复的生产能力、还未完成的自发修复进程，恰能弥补上述供需缺口，从而继续支撑经济。 三是展望新年，我国还将继续填补海外供给缺口和国内需求缺口。叠加前期货币扩张和财政积极的滞后影响，经济或仍具备半年左右的扩张“惯性”。即使排除基数干扰，真实经济未必羸弱。不过随着政策收敛，明年年中过后经济动能或将趋缓。
核心观点 ➤ 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在低基数水平上展开复苏，但很难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疫情扩散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在疫苗广泛接种之前的“空窗期”，“局部封城措施”或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 2021年，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资产负债表压力可能有增无减。最终很可能还要依赖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通过流动性注入来防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美元超发很可能无法避免，美元汇率稳定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目前，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特别地，高收益企业债的违约风险值得关注。 ➤ 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常态化，中国经济将在2021年延续升势，实现7%以上的实际增长率。 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以及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基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科技、可持续金融等新兴领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 香港经济在2020年经历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衰退。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温和增长。若疫情持续蔓延，特区政府有必要推出新的财政纾困措施。 考虑到港股估值低、中资在美上市公司回港二次上市势头不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政策的落实，以及特区政府致力推动的各项增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举措，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有可能充满机遇。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海通国际研究分析师杨奕轩 2020年，新冠疫情把美国经济推入快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在低基数水平上展开复苏，但很难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疫情的发展仍将是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拜登上台给美国经济金融市场乃至地缘政治带来什么影响，也需拭目以待。 另外，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 由于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全面快速地实现了复产复工，中国经济复苏势头良好。2021年，中国经济将持续复苏，有望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与此同时，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基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科技、可持续金融等新兴领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香港经济在2020年经历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衰退。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温和增长。 考虑到港股估值低、中资在美上市公司回港二次上市势头不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政策的落实，以及特区政府致力推动的各项增强香港国际竞争力的举措，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有可能充满机遇。 美国：疫情仍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2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GDP环比下跌（图1）。3季度，受益于巨额财政纾困措施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政策，美国经济在低基数基础上强劲反弹。4季度，由于新一轮冬季疫情不断恶化，经济复苏势头受阻。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长率将下跌4.5%左右。 展望2021年，美国经济将温和增长，实际GDP增长率预计不超过3%。换句话说，至2021年底，美国经济仍然难以恢复至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疫情的扩散将是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阻力。面对疫情，美国的应对措施过于消极放任，未能有效阻止病毒扩散。近期，每日新增病例及新增住院病例屡创新高。 美国公众普遍寄望于疫苗，但通过疫苗来控制疫情发展，有远水不解近渴的风险；且在疫苗得以广泛接种之前，疫情已有失控迹象，更有部分地区的医疗系统已出现挤兑。 在完成广泛接种疫苗之前的“空窗期”，很多州、郡、市政府都可能不得不再度采取“局部封城措施”来控制疫情扩散，以降低当地医疗系统的压力。果真如此，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将明显上升。 国会两党在年底前达成了9000亿美元的新一轮财政纾困措施的妥协，有助于降低这一风险。但这笔开支是否足够、未来是否还需要额外的财政救助措施、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能否在增加财政纾困方面获得国会两院的支持，仍有很多未知数。 低迷的就业将是美国在2021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飙升至历史高位，每周新增失业人数一度高达数百万人。之后，尽管失业率大幅回落，但就业市场并未出现实质性好转，至2020年11月，失业率依然高达6.7%（图2）。 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高达3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措施（不含年底宣布的9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失业者得到了慷慨及时的救助，高失业对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及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未造成明显冲击。 随着经济逐步复苏，美国政府在2021年很难再次出台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措施。这意味着，在宏观经济改善、失业率下降的同时，许多失业人口的生活处境反而有可能比2020年更艰难，家庭资产负债表有可能恶化，影响其消费能力，甚至带来相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 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也面临类似困境。尽管美国经济在2021年将在低基数基础上复苏，但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难以超越2019年，尤其是那些受到疫情重创的行业（如航空、餐饮、酒店、娱乐等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企业通过裁员、重组、接受政府资助等手段度过了2020年的困境，但其业务收入在2021年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进入2021年下半年，随着财政纾困与宽松货币政策的减少甚至退出，这些企业获得的外部资助将大幅下降，许多企业反而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债务偿还、甚至破产倒闭的压力，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也形成更现实的威胁。 总之，2021年，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所面临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有可能有增无减。为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最终很可能还要依赖美联储的“无限量宽”政策，通过流动性注入来防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美元超发很可能无法避免，美元汇率稳定将面临持续压力。 美国在2021年下半年将面临通胀上涨的风险，有可能对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约束。2021年上半年，疫情的恶化将对美国的核心消费物价（CPI）通胀形成抑制；但进入下半年，由于房价和进口物价的抬升，通胀将面临上行压力。 历史数据显示，美国房价增速领先CPI通胀中的居住类因子大约一年，进口价格指数也领先商品通胀大约一年。目前，美国住宅需求持续走强，房屋库存较低，房价已开始加速上涨，而进口价格指数也因航运价格不断走高而持续攀升。我们预计，大约在2021年四季度，核心通胀有可能因此明显攀升，超过联储2%的通胀目标（图3）。届时市场有可能担心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 美股在经历大幅反弹之后，相比实体经济的复苏已严重超调，估值严重脱离基本面。目前，投资者乐观情绪弥漫，各类资产市场的交易都非常拥挤，一旦通胀、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经领域出现超预期的变化，有可能引发拥挤交易的转向，导致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 例如，拜登上台后，是否（以及何时）会逆转特朗普在任时推出的一些经济与福利政策（如大幅度减税等），需密切关注； 再如，美国高收益企业债与10年期国债之间的信用利差已收缩至疫情前的水平（图4），其收益率的绝对水平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在经济复苏及政策支持均充满不确定性、企业仍面临资产负债表恶化风险的背景下，若美国对新一轮疫情控制不当，导致经济复苏停滞、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资产负债表恶化，高收益企业债所面临的违约风险也值得关注； 另外，若明年下半年通胀上升，无风险利率有可能相应反弹，也会对股票和信用债市场形成压力。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 中国在防疫抗疫中采取了严厉而又果断的隔离措施，迅速切断了病毒传染的途径，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全面快速地实现了复产复工，经济复苏势头良好，全年实际GDP增长率可达2%左右，这在全球衰退的大背景下实属不易。 随着经济活动进一步常态化，中国经济将在2021年延续升势，实现7%以上的实际增长率。与此同时，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开始以及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落实等一系列新举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速，给投资者带来广泛的机遇。 2021年是 “十四五规划” 实施的第一年。“十四五规划” 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政府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将进一步增加，大量资本将进入“新基建”领域，这不但有利于“稳投资”，还将对中下游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很。尤其是5G电信网络的普及（图5），将进一步加速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的诞生与推广，引领新一轮“新经济”领域的投资热潮。 在产业升级方面，一些“旧经济”中的行业龙头将进一步整合那些落后、低效且高污染的产能，提升行业集中度，改善行业龙头的盈利能力；传统行业将进一步实现“互联网+”、“AI+”等技术升级，有利于提升行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020年底，中国政府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仍处于中高速经济成长阶段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要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艰巨，必须立即行动！ 为按时完成上述目标，预计2021年中国政府在绿色发展领域将推出更多监管政策及激励措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加强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措施，推动清洁能源、废物处理、节能降耗等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机遇。 当然，中国经济在2021年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不容忽视。 首先，鉴于疫情在海外尚在快速扩散，全球经济在2021年的复苏前景并不明朗，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难预测。 由于中国对疫情的控制较好，中国制造业快速复产复工，而大部分国家的生产和供应链却受到了疫情冲击，迫使很多出口订单从这些国家转移到中国，推动中国出口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强劲增长（图6）。 如果这些国家的疫情能在2021年得到控制，随着其生产和供应链逐渐修复，不排除这些订单从中国重新返回这些经济体的可能性。果真如此，2021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反倒有可能减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需整体也会加速恢复，减轻中国在订单转移方面的压力。 其次，虽然中国经济将于2021年出现强劲反弹，但在微观层面，许多企业（乃至金融机构）债务负担沉重，盈利前景并不乐观，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不见得明显改善。 如果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策过快退出，不排除某些行业或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的信用违约事件，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有可能打乱经济的复苏进程。因此，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2021年中国经济的平稳复苏至关重要。 第三，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明显缓和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虽然拜登的外交团队在国际关系、贸易等领域的立场都较为中间派，与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态度大相径庭，但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中美之间的中长期战略博弈、以及短期内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考虑，拜登政府应该不会急于逆转特朗普在任时推出的对中国的各项不利措施。 拜登上任后很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国内议题、以及恢复美国与WTO、巴黎气候协议以及CPTPP等组织/协议的关系，中美关系很可能排在其工作清单中较后的位置。 虽然中美在气候环境、疫情防控等领域有合作的机会，但拜登政府更关心“民主”“人权”等政治议题，有可能持续以香港等话题对中国施压。除非出现重大契机，美国很可能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继续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继续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如科技）对中国加以打压。 总之，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不能过早乐观。 香港：经济弱复苏，金融市场存在机遇 2019年下半年来，香港陷入了史上最深入、最持久的经济衰退之中（图7）。由于访港旅客数量持续下跌，使得依赖游客的零售业、酒店业、旅游业等服务业萎靡不振。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令这些行业雪上加霜，迫使企业大规模裁员。 为应对疫情冲击、缓解民生压力，特区政府已出台两轮大规模财政纾困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高达810亿港币的“保就业”计划：给企业发放工资补贴，要求领取补贴的雇主承诺在接受补贴期间不裁员。 然而，2020年11月“保就业”计划结束后，许多企业重新面临严峻的财务压力。在新一轮冬季疫情冲击下，他们有可能不得不诉诸于裁员来度过难关，届时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攀升，甚至创下历史新高（图8）。 2021年，香港经济有望在低基数基础上实现3%左右的增长。若疫情持续妨碍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各国的交流，香港本地服务业将有更多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甚至出现债务违约。香港本地银行也可能受到波及。同时，结业潮及失业率升高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在2021年推出新的财政纾困措施，帮助企业和家庭度过难关。 不过，香港的金融市场在2021年却有可能充满机遇。 首先，港股的估值无论横向（与美股、A股相比）还是纵向（与港股的历史估值）比较，都处于价值洼地（图9）。股价相对于经济与盈利基本面都显得过于悲观。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及投资者信心的改善，低估值的港股有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带来港股估值回升及港币汇率走强。 其次，中概股持续回流有可能给香港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2020年，一批中概股回香港二次上市，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些公司大部分在“新经济”领域，它们的回流将改善港股的行业结构，促进估值提升，促进交易活跃度，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香港市场。 另外，若美国推行更为严格的市场监管政策、加强对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监管，将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尤其是面临制裁风险的科技企业）带来一定压力。果真如此，更多中概股可能开启回港上市的浪潮，加速港股的行业结构改善。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整合给香港发展带来了新契机，特区政府及各界也在致力于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的绿色金融中心、ESG投资枢纽以及金融科技枢纽，给投资者在绿色债券、ESG投资、人民币跨境投资、人民币债券发行、以及金融科技领域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引言 各位领导上午好，我是赵伟，现在担任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很荣幸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我们的年度观点。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抱朴守真》，题目朴素的理解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今天汇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理一下政策思路，只有认清转型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当下政策内核；第二部分讨论下明年宏观运行的主逻辑，这块目前市场争议较多，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论证，提出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将是明年主逻辑；第三部分，对明年主要经济变量进行拆解和分析，从中寻找投资机遇。时间原因，我尽可能精简。 正文 一、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我国早期发展阶段，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基建和地产是常见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早些年经济“效率”高，根本上是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缺少有效约束。2017年之前，地方政府对债务负担的考虑较少，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背景下，各地有非常强的动力做大GDP，并带来杠杆的持续攀升、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地产链条对应的加杠杆行为，有点类似“货币化”的一个过程，早入场者都是受益的，压力堆给了后入场的年轻人。 以前杠杆较低、债务负担不大，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效率非常高。随着杠杆的不断抬升，债务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及经济行为空间形成明显压制。我们之前构建过一个指标叫融资付息率，用债务付息规模与新增融资之比，刻画资金利用效率的变化；这个指标随着杠杆不断抬升而抬高，2008年的时候约20%，而现在已经在60%-70%左右。指标抬升至40-50%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继续加杠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已经显著下降。近些年经常看到的，杠杆率持续抬升，而经济增速逐步回落。 从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看到债务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压制，尤其是传统行业。我们梳理今年前三个季度信用债发行的募资用途，发现，80%左右的资金用来“借新还旧”的，进一步印证，伴随存量债务的不断累积，企业现金流自由度越来越低，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认清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近几年的政策思路。2016年以来，政策重心始终在“调结构”上，阶段性的“稳增长”操作，更多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而不是重走老路。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不良习惯导致的慢性病放任发展下去，会影响生命，做手术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何解决？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旦有生命危险，立马缓一缓，恢复下状态；状态修复好了一些，就继续做手术。我在新书《转型之机》中用了足足一章的内容，专门讨论“去杠杆”、“调结构”与“新旧动能切换”三个概念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三个词放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是同一个意思。真正实现去杠杆，要靠“调结构”背景下加快新旧动能切换，而不是简单的收缩债务。 近些年政策思路一直一脉相承，政策操作上也有很强的逻辑性。尽管问题的根源在实体经济，首先解决的却是金融体系杠杆过高、资金空转等等问题，否则贸然在实体“拆雷”或导致“火烧连营”，进而加大经济运行成本，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我们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就是要梳理这些问题，通过持续抬高短端利率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随后通过资管新规相关的诸多细则约束金融机构行为。2018年，开始将去杠杆的重心从金融体系转向实体经济。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等原因共振，导致国内经济冲击较大，2019年“缓一缓”。如果不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出现，今年部分政策本应一定程度回归，比如资管新规到期带来的信用收缩，及对传统增长逻辑的冲击等。 疫情背景下的政府“加”杠杆行为，要客观理性的认识。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保护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所有经济体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破碎”重建的成本会非常之高。客观认识的第二层含义，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本轮稳增长政策中非常克制。用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来刻画刺激力度，中国显著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就更明显了。疫情初期，三四月份国内流动性环境极度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诱使出现资金空转、违规套利等问题。有一些企业发债融资之后，存入结构性存款套息差，从企业发债规模的异常程度跟踪来看，三四月两个月的套利资金估计可能有万亿规模。监管机构反应迅速，5月就开始打击违规套利行为，短端利率从极度宽松状态逐步回归正常水平，5月至10月结构性存款已压降超过3万亿元。 7月部分城市的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收紧，8月“三条红线”的调控政策出台，随后的一段时间，领导讲话时开始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政策正常化等。防风险，防的主要是旧增长模式下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稳”杠杆隐含的是结构性“去”杠杆。再比照海外，以美国为例，财政刺激规模占去年支出比重高达34.5%，远高于中国的10%左右；货币政策层面，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降息直接降利率降至0-0.25%，无限量的量宽，导致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在经济远未修复到位的时候，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局部政策就开始逐步退潮，这与传统周期大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放在转型框架下就很好理解了。近些年，政策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在“调结构”上，“调结构”的大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容忍度较传统周期要低很多。换句话讲，“稳增长”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如果影响到“调结构”就本末倒置了，这时候就需要政策适当“微调”以应对。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的节奏本就是错位的；再考虑到国内外政策在“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的差异，会使得2021年国内外经济的表现大相径庭。海外本来就处在周期复苏的起点上，加上今年的货币宽松加码，会使得外需修复的强度堪比2017年，甚至某些时段修复的强度可能比2017年还要强。政策退潮的背景下，内需则相对平淡，尤其与“加”杠杆相关的经济逻辑，在明年都会不同程度的衰减。 二、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这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我再简单展开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讨论下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逻辑是什么？最近在路演过程中，发现，很多机构内部对明年宏观形势展望时，分歧与争议都特别大。疫情影响下，经济活动的修复存在明显“错位”，疫苗推广的时点，政策“退潮”的节奏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研判，加大市场分析难度。有一个巧妙的视角，我们知道经济运行不是线性的，向上的动能很难量化；但是政策“退潮”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信用“收缩”是可以找到“锚”，辅助我们的判断。把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的脉络、力度梳理清楚了，明年宏观经济的主逻辑，相应的市场投资逻辑、机遇与风险，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我们先看下，今年信用环境的显著超预期，主要来自哪里？政府“加”杠杆行为起到了主要贡献。债券融资中，政府借债规模相比去年大幅提升，企业借债行为改善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基建链、地产链，贷款结构指向的方向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疫情背景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后延至明年底，使得非标收缩放缓，也是重要贡献，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为典型代表。 2021年，政策“退潮”过程中，从“加”杠杆到“稳”杠杆，自然会带来一定的信用“收缩”，我们可以简单做些测算。明年特别国债可能不会再有，赤字率也可能有所回落，使得国债净供给明显收缩。再看地方层面，财政部2015年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率100%警戒线，过去几年地方债务率基本都在80%以下，今年“加”杠杆下直接跳升至接近100%。对明年而言，假设地方债务率100%，即便把分母项尽可能给的高一点，地方债额度也很难超过4万亿元，比今年少近1万亿。“加”杠杆到“稳”杠杆过程中，仅政府借债行为可能就要有2-3万亿元的信用“收缩”。 企业债券融资在今年的明显放量，与今年特殊的政策环境紧密相关，明年也要大幅削减。3、4月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放量，主要用于套息差，明年不具备这样的货币流动性环境。从债券融资的分行业数据来看，发债放量最多的板块主要服务于基建和地产，政策“退潮”过程中，企业债券融资缩量中性情境下，可能要比今年少1万亿左右。 匡算下来，仅政策“退潮”带来的信用收缩的力度可能至少在3-4万亿元左右。明年还有一个影响信用环境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使得相关资管产品在资管新规实施之后逐步收缩，但今年明显放缓。明年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很多通道类业务不能做，可能带来多大的信用收缩影响，我们也相应做了测算。 截至今年年中，资金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这三个通道业务的规模约为13.5万亿元，假设自然到期而不是硬性压降的方式，通道业务压降到明年年底大概能压降70%-80%、对应通道业务规模收缩在10万亿元以上，相对应的信托和委托贷款的渠道算下来大概是在3-3.5万亿元左右。而这个地方还可能存在一定低估，通道业务收缩的过程中，信托、委托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也会随之压缩，进而影响到企业景气状况，相应企业发债或借贷融资的难度也会随之提升。此外，还有“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对信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现实世界中，经济行为与信用行为经常是互相支持、互相加强，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让模型预测的“锚”尽可能“牢靠”，我们在预测过程中，反复论证，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景。这个工作，从10月底之后到现在，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以地方债务为例，如果按照红线要求及逻辑推演，中性情景下，地方债规模也要比今年少2万亿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中性情境下给的假设是，地方一般债1万亿与今年相当，地方专项债3万亿、比今年仅少7500亿。 在这样一个中性偏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我们测算下来明年底社融增速要回落至10%左右。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很难接受，觉得有2018年的“前车之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2018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当问题出现时“打补丁”效率会更高，但“调结构”的方向从来没有变过，“加”杠杆到“稳杠杆”杠杆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杠杆继续加下去，融资付息率会更高、资金利用效率会更低。 三、从“错位”到“收敛” ，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时间原因，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再展开，简单做一个总述。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本身存在“错位”，政策“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会使得明年内需和外需形成鲜明对比。外需会非常强，本身是周期性的复苏，加上今年又投放了很多货币。内需来看，政策重心已逐步回到“调结构”，从“加”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自然会带来信用“收缩”，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与2018年会有本质不同。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而明年的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会格外明显。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 大类资产配置的结论，自然也就推演出来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风险是“阶段性”的、机会是“结构性”的。风险是“阶段性”的，是因为大家对于政策“退潮”存在明显的预期差，预期差收敛的过程中，市场会有较强的调整压力。但是，很快大家就会认识到，信用“收缩”或政策“退潮”过程中，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结构的分化会非常显著。 债券市场而言，从信用收缩开始的那刻起，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了。只是操作层面，有三个难点。第一，利率债属于典型对总量经济反映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的波动在变小，利率债的波动性也在变小，波段变短会倒逼交易者左侧思维；第二，左侧思维对择时的要求很高，但明年基本面格局让择时的难度大幅上升，内需短期无法证伪，外需还在加强，待内需能够证伪时，通胀预期又会有干扰；第三，信用收缩过程中，信用风险的暴露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的负债并不稳定，交易难度进一步抬升。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利率债的机会相对更好把握一些。 综合来看，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亦是一个非典型的经济阶段，用周期框架去套，哪个阶段都不太像。对资本市场而言，有机遇也有风险。 我今天就主要汇报以上这些内容，各位领导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陷入“短萧条”，中国经济率先恢复为正增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2021年，中国经济名义高增长背后，要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可持续性及潜在衍生风险。 一、2021年：透视同比增速背后的数据“假象” 2019年底时，面对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对于是否有必要出台强有力逆周期调节措施，将经济增速维系在6%以上，曾出现了一场争论：该不该保6%？能不能保6%？其中主张保6%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2020年经济增速低于6%就会出现失业和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2020年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既然2%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或社会不稳定问题，是不是证明当初保持6%的主张是错误的呢？甚至经济增速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每年增长2%就可以了呢？2020年的经济运行情况虽然可以证明6%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也不能说明经济增长保持一定速度没有必要。设想，如果2020年的经济增长是一季度2%、二季度2%、三季度2%、四季度2%，那一定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事实上，2020年的2%经济增速并非这样形成，而是2月份几乎全国经济停摆造成一季度增速-6.8%，然后二季度迅速恢复到3.2%的正增长，下半年基本恢复正常——这样平均而形成的2%，与全年经济匀速2%的含义是有本质不同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中国经济2021年的增速将达到8.2%，而从国内金融部门增速预测来看，整体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结果，普遍预测全年增长9%左右，一季度增长预测均值19%左右。 但2021年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数据假象”——这种数据假象不是人为制造的虚假数据，而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如果我们假设2020年经济增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6%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9%的GDP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4.89%。 因此，我们对2021年的高增长数据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仍然处在恢复性增长过程中，实际恢复水平不足5%，尤其是其结构性不平衡和增长动力可持续性及潜在风险仍须高度重视。 二、需求侧的增长动力不平衡 疫情的影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原有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平衡因素，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不平衡性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疲软成为突出短板，阶段性扭曲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服务业恢复速度慢于制造业和整体经济，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加剧。 2020年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是投资贡献31%，净出口贡献11%，消费贡献58%。整体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结构：投资方面，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结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不可能再持续；净出口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顺差就逐年减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2020年的疫情冲击，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出现扭曲：从前三季度的需求贡献来看，1-3季度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至-337.1%，投资贡献422.5%，而出口贡献14.6%。 首先来看消费方面。2020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5.0%，尚未恢复到去年同期8.0%的增速水平，预计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4%，20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消费负增长。 疫情过后，那么2021年消费情况会不会好转呢？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利率的函数。目前来看，这几个变量均不支持消费的快速复苏。首先，收入增长乏力，1-9月名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增长0.6%。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已经步入持续放缓的下行通道。 从居民存款的增长来看，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实际上也显示出收入预期变差，以及目前利率偏高，不利于将居民收入转化为消费。 从消费结构分析，新能源汽车增长稳步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将超过130万辆，增幅将近8%；化妆品、金银珠宝等可选消费品增长势头恢复良好，化妆品类11月零售额增长32.3%，增速较10月上升14个百分点；黄金珠宝类11月零售额增长24.8%，增速较10月上升8.1个百分点，其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房地产相关消费仍然低迷，显示人们对大额消费的支出仍然缺乏信心；而石油制品、餐饮、餐饮、演出、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恢复可能仍然较为缓慢。 因此，从居民收入、消费倾向、消费结构等角度分析， 2021年消费实际快速恢复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相对于2020年的低基数而言，2021年的消费同比增速有可能会掩盖真实状况。比如，当前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2021年中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这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假设2020年经济增长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8%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15%的GDP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2.22%。 从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未走出201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渐走平，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但距离去年同期10.2的增速还有相当差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幅只有1.0%，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0%，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2%，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逐步恢复，1—11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2%，1—10月份为下降0.7%；制造业投资下降3.5%，降幅收窄1.8个百分点。 展望2021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受到投资预期收益率、融资成本的影响，目前来看，如果2021年融资成本没有明显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延续2010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在收入难以迅速好转的情况下，居民的刚需购房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均难以出现明显复苏，2021年房地产投资的难以快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由于财政赤字不可能继续扩大，专项债发行在2021年退坡也是大概率事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有可能小幅回落；在出口和新供给部门需求增长的拉动下，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复苏， 但总体而言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难以继续增长。 有机构预测，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达到9.1%：假设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实现了6%的增长，则2021年增长9.1%的规模所对应的实际增速只有6%，仅仅是恢复常态增长。 从出口来看，出口增长超预期的动力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疫情期间“宅经济”和疫情防控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疫情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带动笔记本电脑、家电出口分别增长17.6%、17.3%；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8287.8亿元，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48.2%。二是填补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停工而出现的海外供给缺口，如大量的纺织品订单由印度等国转往中国。 由于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对中国工业品的依赖程度上升，出口与欧洲及美国经济高度正相关，展望2021年，预计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好的增速。一方面，目前欧美各国的主要应对疫情方式是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现金补助、贷款补助、工资补助等，这些方式都将直接转换为对相关产品的需求，继续支撑中国出口，同时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储蓄率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疫情期间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随着疫苗的逐步使用，疫情得到控制，欧美经济逐步复苏，供应链和供应网络的建立有一定的刚性，较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复苏后的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也将保持较为畅旺的态势。根据有关机构对2021年中国出口将实现6-7%的增长的预测，如果剔除疫情影响，2021年出口6%的增幅相当于3.7%的实际增速。 综上所述，在2021年的需求侧增长动力结构中，投资实际增长6%，出口实际增长3.7%左右都比较正常，而消费名义增速15%、实际增速2.22%实际上2021年经济增长的真正短板。从2019年情况看，消费增速8%，在GDP增长中57.8%；从长期看，中国若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新格局，消费占比要达到70%左右才算比较合理和可持续的增长结构。从需求端看，消费疲软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 三、供给侧的产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从供给和产业角度来看，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基本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保持了高速增长；制造业、房地产业在一、二季度受疫情影响后，三季度之后恢复较快；而餐饮住宿、租赁和商务服务等服务业的复苏则明显滞后。目前来看，这种扭曲在2021年难以很快扭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严重制约。 同时，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南北经济差距在进一步加大，南方省份在中国整体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存贷款余额的占比均达到60%以上，更加值得忧虑的是，在企业研发项目数、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上，南方省份已经占到全国的70%以上，预示着未来的新供给、新动力将更加呈现北轻南重的格局。经济规模排列前十位的大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据了9个，作为北方经济强省的山东省，2019年人口净流出近20万人，列全国第一；同时，新经济、新产业和人才、资金、技术要素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剧，三四线城市的产业、人口流出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出现并加剧的“铁锈地带”现象可能在中国重演，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酝酿。 四、2021的中国经济的潜在衍生风险 2021年中国经济又很多潜在风险，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为了应对疫情，2020年中国政府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到3.6%以上，安排一般预算赤字3.76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由此导致杠杆率明显提升。根据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中央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出现明显上升，三季度达到19.1%，接近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19.6%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处于较低水平，基本不存在违约风险，当前处在历史高位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压缩了今后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 根据中信证券测算，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在年末预计将达26 万亿。根据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今年地方综合财力大致估计为26.7 万亿，包括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5 万亿）+转移支付收入（8.4 万亿）+政府性基金收入（8.6 万亿）。以此推算，今年年底地方政府整体的债务率可能会上升到97%以上，已经接近警戒范围。 根据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已经达到25.6%的历史新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已经接近极限。 财政部数据显示，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489亿元，同比下降5.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8173亿元，同比下降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316亿元，同比下降1.7%。全国税收收入144227亿元，同比下降3.7%；非税收入25262亿元，同比下降13.7%。 在收入缩水的压力下，如果主动缩表，可能导致社融增速明显下降，引发信用收缩和经济增速下降；如果不加处理，在经济复苏进程较慢，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均不及往年的情况下，过高的杠杆率可能以违约的方式爆发，引发局部甚至系统性风险，2020年永城煤业信用债违约就是一个信号性事件。 其次是银行坏账风险。截止到2020年Q3，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创近十年新高。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上市银行的不良额和不良率也都出现上升，截至2020年9月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1.70万亿元，较2020年6月末和2019年年末分别增加约500亿元和2，200亿元。不良贷款率二、三季度均有所回升，截至9月末已达到1.50%，较6月末和2019年末分别上升了0.03和0.07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2020年年底前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并免收罚息。预计明年延长还本付息政策到期以后，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将出现明显上升。 第三是房地产行业的“灰犀牛”风险。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房价在高位运行已久，行业呈现出杠杆高企、需求下降、房价分化的格局和趋势，未来有可能出现局部行业风险。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201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负债率为80.4%，明显高于58.6%的工业资产负债率。需求方面，“房住不炒”的政策已经大幅压缩了投资需求，疫情对房地产需企业也带来新的打击，无论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商业用房，销售面积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办公后和商业用房降幅均超过15%。前三季度，时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但大部分头部房企的销售目标完成率只达到三分之二。价格方面，与此同时，房价呈现出一线城市上涨，二三线城市缓慢下跌的格局，三线以下城市由于人口流出，房价下跌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高杠杆、低需求的压力下，房企存在强烈资金需求，在融资政策和融资渠道不断收紧的情况下，房企，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的中小房地产商压缩库存、回笼现金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有可能引发低线城市房价率先出现雪崩。 五、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宏观上分析结构，目前中国经济恢复和后续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矛盾在于国内的消费需求潜力能否被充分激发出来，而激发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创造新需求。因此下一步中国经济无论是应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挑战，还是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都需要从扩大传统消费需求和创造新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切实破解需求不足的核心难题。 首先，从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来看，在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无法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合理化，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通过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降息适当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除了用以上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其次，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来看，在疫情影响下，服务业部门的恢复进度滞后于制造业部门，这与疫情防控需求和疫情对人们的社交心理、生活方式的影响高度相关。考虑到2019年服务业在GDP的占比中已经超过53%，为了加快服务业部门的恢复进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科学防疫的力度，加快重点人群接种疫苗的进度，管理好入境、冷链等高风险关口，尽量降低输入病例和本土偶发病例对消费行业的影响，尽快恢复传统服务行业的消费增长；另一方面要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理念出发，加快5G、人工智能、VR、机器人等新技术在服务行业的应用，在防止互联网企业滥用垄断地位和数据技术的同时，还是应当鼓励高科技企业用“硬技术”解决医疗、养老、健康、教育等消费痛点环节的“真问题”，激发服务业消费潜能，创造新需求。 第三，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来看，欠发达地区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出路，一方面在于从先进国家和地区承接转移的产业、产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发挥本地优势，创造新需求的新产业、新模式。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欠发达地区的自然景色、人文传统、当地特产等，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以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高端服务业等形式呈现和输出。最近四川甘孜地区理塘县通过藏族小伙丁真的形象宣传，打开了外界对理塘、甘孜和四川藏区的中心认知，前往当地旅游的机票、车票一时售罄，当地的青稞饼干等特产也成为网红产品，就是“创造新需求”的绝佳范例。考虑到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有可能造成周边地区“失血”，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优势，着力打造创新需求的特色产业。 第四，无论是资产负债表风险，还是银行坏账风险和房地产灰犀牛风险，都必须在持续发展中予以化解——而造成2010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结构老化：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递减，而新供给能创造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因此，如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关键就在于从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角度出发，激发中国消费潜力，引领中国经济尽快走上新供给扩张周期，才能在发展中化解上述风险。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破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从疫情考验中全面恢复的关键一年。增强经济可持续性，化解潜在风险的关键是激发消费潜力。一方面要为传统产品和服务增加更多软价值“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新树开新花”，只有不断提高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中国经济才能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2021年全球经济金融前景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线性周期性轨迹；二是新冠疫情对周期性趋势进行非线性扰动的程度；三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取向及溢出效应。在上述因素的迭加及交互作用下，全球经济大概率触底回升并将推进结构性调整进程，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巨额流动性，但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度，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率上升，经济金融背离程度可能趋于收敛。 以下为文章全文： 1 周期性轨迹的基本规律 全球经济周期性轨迹显示，2010年到2019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3.7%，1998年到2007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4.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全球实际GDP平均增速较危机前10年下滑了0.5个百分点。从其构成上看，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同步下滑，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的诱因是全球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但各主要经济体以超级宽松政策应对危机，强行扭转实体经济下滑势头，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市场无法出清，导致全球性潜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行。 从2020年的情况看，如果排除疫情因素的干扰，全球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3.5%上下。目前主流的预测是全球经济下滑4.4%，由此初步估算疫情直接导致全球经济收缩8%左右。 根据历史经验，疫情作为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具有短期性。2020年二、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经历冲击后，在三季度普遍有所恢复。同时，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再次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刺激措施，目前看有一定成效，但是同时导致各国总体债务的加速上升，将加大本轮周期结束后可能面对的风险。 2 新冠疫情的系统性影响超出传统经济范畴 2020年新冠疫情发展及其影响不断刷新现行分析和认知框架。从目前掌握信息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长远性。 疫情初期，学术界普遍以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外推。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医疗科技资源、防疫系统、行政管理、疫情爆发的地理位置、居民消费习惯、互联网技术等重要因素，以及宏观市场结构都较2003年有巨大的改变。非典经验对于判断新冠的最终经济影响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可预见性。 随后，研究分析转向西班牙流感，但是二者在全球经济环境方面的差异更加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公共健康危机，其对全球经济带来剧烈的外生冲击，导致GDP快速下行，但其并不一定会引发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 更为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带来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疫情应对及效果引发对不同制度优势的比较及关注，传染疾病冲击的大小取决于疫情传播情况、变异程度，以及扩散强度，也突显了不同政府的行政管制效率、医疗卫生管理水平、医药科研技术、民众卫生健康意识、互联网传播覆盖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及人口流动性等制度性因素的差异。 其二，疫情加速全球技术条件进步，推动数字化飞速发展。疫情加快了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行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人财物的无缝衔接，加速推动去中心化进程。在疫情不同发展阶段，全球医疗物资需求急速上升，促进了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的生产，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救治方面的研究与药物开发，推动相关制药行业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封锁和管控后，民众在家隔离带动网上消费提升，网上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学生以及大多较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更多集中于在线视频、音频以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产业需求上升将对实体需求下降有一定的对冲作用。显然，疫情之后，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将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其三，疫情期间，气候变化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集中展现在世人面前，引发全球范围内对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与气候和环境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思考，气候和环境变化相关议题引起了全球不同经济体和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关注，社会环保意识提升，一些国家开始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经济发展，相继推出强调绿色发展的经济复苏方案。中国则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强调绿色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步伐。在后疫情时代，绿色可持续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选择。 3 2021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三重效应 2021年，新冠疫情的发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疫苗能否应对最新出现的病毒变异，以及疫苗生产、分配和民众接种意愿等因素决定着全球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转。我们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K型分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可能继续加速复苏，美欧复苏进程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4%及5.2%，2020年美国GDP减少4.3%，欧元区GDP减少8.3%、日本GDP减少5.3%。 具体而言，2021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呈现以下三种效应。 其一，疫情作为外部冲击对全球经济具有短期效应。疫情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是经济范畴的外生冲击，疫情本身及控疫措施打断国际人流、物流、资金流，遏制贸易和投资活动，严重冲击各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运行，导致全球范围经济断崖型下行。疫情发展依赖疫苗有效性、产能充足性、各国认受性等诸多因素。如果疫苗能够带来疫情缓和以及解除大面积封锁政策，控疫措施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可能有所减轻，将明显提振经济。中国经验亦显示，疫情受控后，经济增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向潜在增速回归。因此，全球经济可望走出2020年的整体下行区间。 其二，实体经济反弹具有明显的基数效应。根据统计基数效应，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收缩，疫情消退也将带来经济爆发式的反弹，具体反弹幅度将取决于其在2020年偏离经济趋势增长率的程度。例如2020年中国经济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但其增幅仍然低于过去五年增长的平均增速，因此，预计2021年经济增速将很大可能超过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其三，疫情将带来再分配效应，推动全球经济板块加速再平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因此，能够率先控制疫情的经济体可以赢得复苏的时间窗口和经济增长的主动权。2020年大部分经济体陷入严重衰退，导致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停滞，疫情及控疫措施切断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持续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1%到13.4%，《全球贸易展望》预测全年国际贸易下降13%至32%。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直接投资（FDI）下降30%到40%，2021年再下跌5%到10%。贸易和投资的调整将加剧全球经济板块的变动。贸易和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过去20多年里，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平均关税水平由13.9%降至5.2%，近一半商品实现零关税，贸易额增长5倍，年均增速6.7%；双向投资增长12倍，年均增速超过10%。地区GDP年均增速3.9%，高于同期世界增长水平。 目前，亚太区完成了RCEP谈判，将逐步推动要素资源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跨境流动，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下行压力。RCEP形成稳定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可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提升福利的全球性改善。此外，“一带一路”打造全球互联互通物理基础和人文环境，亦将提升沿线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潜力。 2008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为44.7%，2018年该比例上升到59.2%。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板块再平衡将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扩大其整体影响力。 4 202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前景及外溢性决定全球经济复苏模式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020年，面对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各国普遍推出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主要货币利率接近零利率区间，各主要央行大幅减息并放宽借贷，美联储资产超过7.22万亿美元，欧央行资产达6.74万亿欧元，日本央行资产达690万亿日元，全部创出历史最高水平。美国、欧元区等亦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府债务急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2倍至3.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5.2%，是1945年以来的新高。 2021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将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直至经济恢复，并容忍通胀重返甚至超出目标。事实上，主要经济体推出这一轮宽松政策可谓驾轻就熟，一夜回到2008年。当时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高度依赖宏观政策刺激，出现了扩张性政策惯性，并进行了应对危机的政策实验和理论创新，为今天的大放水提供了舆论准备和理论支持。 总体而言，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提升本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并带动相关经济体的表现。疫情期间，美国通过政府增加杠杆维持企业和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稳定，避免总需求螺旋式收缩。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抗疫纾困法案推行的财政刺激力度令2020年美国实际GDP增速避免了4.7个百分点的收缩。除了疫情防控和部分基本保障相关救济以外，绝大部分政策即将在2020年末到期。两党能否达成共识推出新一轮刺激方案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期2021年美国将推出新的刺激计划，加大财政支出，支持受损的个人和企业继续抗疫。同时，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增加住房供应和购房支持、对高收入阶层和大公司加税、促进清洁能源、加大教育投入等总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政策。此外，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出任新的财政部长，她长期注重结构性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能力，通过颁布针对结构性失业的法案，改善就业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复苏的均衡性。 美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全球经济金融的风向标。2020年12月的议息会议结果显示，美联储将维持货币宽松政策，按目前规模继续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 在上述政策的影响下，2021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模式可能有别于2020年。IMF预测2020年美国GDP增长增长率为-4.3%，而全球为-4.4%，美国经济下滑幅度略好于全球平均，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3.1%，将低于全球经济5.2%。欧元区经济表现比美国要差，2020年三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4.3%，逊于美国的-2.9%。欧元区失业率在10月仍高达8.4%，而美国为6.9%，并在11月进一步下降至6.7%。欧元区的通胀率亦较美国低，10月核心CPI仅为0.2%，而美国核心PCE为1.4%。 5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 2021年，货币政策的溢出性将直接体现为在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导致债务积累上升，增加金融脆弱性，驱动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目前，全球流动性持续攀升，美元资产趋向零利率，欧元、日元负利率长期持续，债务积累增加金融脆弱性，改变全球资本配置模式。 在利率市场，美联储明确承诺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美国经济，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目前水平，2021年底10年期美债利率可能从目前的0.92%上升至1.25%左右，2年期国债或上升至0.25%左右。2年期/10年期美债息差将扩大约22个基点。 欧元区利率以德国国债为代表，仍将处于负利率区间。预计10年期德债利率将从目前的-0.64%升至2021年底的-0.25%。预计2年期德债利率从目前的-0.79%上涨至-0.65%，将导致2年期和10年期德债利差增加。 在外汇市场，美元汇率2020年有所贬值，但2021年其影响因素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其一，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越美国，如果这一趋势在2021年继续，对美元汇率有一定支持。如果民主党推出更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美元可能对欧元有所反弹。其二，总体上美元指数跟美国对全球GDP相对贡献成正比，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强于预期，将对美元指数形成支持。其三，相对美国，欧元区更大程度依赖货币宽松政策。2020年12月，欧洲央行决定将其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扩大至1.85万亿欧元，同时将终止日期延长至2022年3月。2020年美国政府债务对GDP比率为131%，欧元区为101%，2021年资本流动有可能转向政府债务更低的高收益货币。 兑美元仍有一定升值空间。由于G10货币之间的利差大幅地消失，日元在2020年3月份市场动荡期间出现贬值，下半年市场复苏后日元有所升值。鉴于日本与美国的贸易额不到20%，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在2020年下半年基本稳定。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提升日本出口，带动经济复苏。日本央行预计将在2021年维持其目前的货币政策，包括控制收益率曲线。预计2021年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仍将维持在零水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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