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在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中国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让世界瞩目的答卷。2021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要信号。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基调可能变化不大，不过执行过程中相机抉择进行边际调整不可避免。由于基数效应影响，明年的季度经济增速预计将出现“前高后低”现象，要重视这对政策形成的干扰。此外，从“需求侧管理”升级为“需求侧改革”，并成为刷屏关键词，意味着政策将在打通“内循环”的堵点下更大力气。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将会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边际调整不可避免 今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V形”反转。受疫情冲击，国内经济生活一度按下“暂停键”，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挫，同比下降6.8%。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显效，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并出台了一揽子超常规政策举措，二季度我国经济很快恢复到3.2%的正增长，三季度继续回升至4.9%。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长0.7%。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的一抹亮色，四季度当季如果达到6%，全年增速就可达到2.2%。实际上，根据近两月的经济数据，中国经济超预期表现还在延续。 但是，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诸多不确定性，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会议要求，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受基数效应影响，明年的经济增速会出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现象。那么经济怎样才算是恢复到常态，出现单季12%增长是否预示着过热，需要很清晰、理性的判断。我们预测明年全年经济增速会在8.1%左右。 民生银行(行情600016,诊股)（港股01988）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展望明年，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意味着保市场主体仍将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港股02611）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对记者表示，2020年到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求稳”的“收官之年”过渡到“积极有为”的“开局之年”。继续提“六稳”、“六保”，“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体现政策的延续性和对后续不确定性的警惕。2021年政策主要基调可能变化不大，不过执行过程中相机抉择进行边际调整不可避免。 要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持续多年的一条主线，但今年除了供给侧，还特别提到了需求侧。 事实上，年内多个重要会议均提到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相关内容。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温彬表示，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这是需求侧改革的最重要方面。 温彬认为，改善消费环境，推进消费需求由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需求为主，扩大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力度等都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要和供给侧改革相互平衡，相互促进。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将会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花长春表示，需要从“内循环”机制方面去理解中央将“需求管理”上升到“需求侧改革”。五个方面可能是着力点：一是坚持“房住不炒”，构建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三是“新基建”为代表的新型政府投资仍会是重要抓手；四是基于我国碳中和等的碳交易市场或逐步完善，绿色消费或兴起；五是人口生育政策或放开。 金融监管或呈“高压”态势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会议提出，要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互联网巨头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 中泰证券(行情600918,诊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巨头的市值突飞猛进，所拥有的用户数量也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多的。在数字化时代，对信息资源垄断的严重性不亚于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垄断，如果某些垄断企业凭借其资源的垄断优势，向各个行业投资渗透，获得超额利润，不仅会破坏市场规则，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从客观经济数据看，虽然过去几年网上购物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我国消费增速的回落幅度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 “说明网购模式并没有促进消费，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李迅雷说，近年来，网购占零售业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互联网零售企业的薪酬水平、股权回报率也远超线下零售业，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花长春表示，特别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意味着2021年中央将在市场行为、金融监管方面采取“高压”态势。 推荐阅读： 券商热议“需求侧改革”：核心是扩大内需 这些行业将受益！ 注重需求侧改革 加紧补上产业链突出短板 粤开证券：建议关注需求侧改革、产业链自主可控、新能源三条主线 开源证券赵伟：“需求侧改革” “改”在哪里？ 广发宏观郭磊：什么是需求侧改革 李奇霖：什么是需求侧改革？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青庐会 · 企业家跨年论坛】管清友：而今迈步从头越——新阶段与新格局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J_Article_Player", //Div容器的id width: 525, height: 430, playerWidth: 525, //宽 playerHeight: 430, //高 autoLoad: 1, //自动加载 autoPlay: AUTOPLAY, //自动播放 as: 0, //广告 pid: fPid, tjAD: 0, //显示擎天柱广告 tj: 0, //片尾推荐 continuePlayer: 1, //连续播放 casualPlay: 1, //任意拖动视频 head: 0, //播放片头动画 logo: 0, //显示logo share: 0, thumbUr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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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的责任与使命”。 吴晓求认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吴晓求看来，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吴晓求表示，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吴晓求进一步表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在吴晓求看来，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仍要大幅提高科学性。“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 以下为吴晓求发言实录： 一、 中国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之分，逻辑上说，经济学是一体化的，但在学科目录中把经济学区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的分类，不是说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割裂开来，也不是说应用经济学就没有理论逻辑。经济学还是要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学科，不能停留在象牙塔，既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学规范，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责任重大，要讨论和概括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要有中国的元素。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具有现代市场内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定有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实际上，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透了，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人口众多，产业链非常完整，同时又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还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它身上有非常多的需要研究的内容。中国过去40年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如何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包括应用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都要深度思考和研究的。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了一个全面小康、不断开放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其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困难和挑战。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实践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超过1万美元，这其间有大量的中国经验需要概括，包括宏观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和产业布局。“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宝贵的经验，发改委的宏观规划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国家宏观规划的作用，因为顶层设计站得高、看得远，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国民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经济功能显著，制订区域内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经验。 在中国，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的设立，到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东北经济圈等等，这些都构筑了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些理论逻辑和范畴。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周期的。如何降低经济周期的消极作用，减弱经济的波动幅度，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中，货币政策和金融的作用尤为突出。40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金融业态最多样化的国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推动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对金融学科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课题和研究对象。M2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增长，M2存量已经超过210万亿，中国经济GDP规模100万亿人民币，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经常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过去40多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只是在1990年前后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初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是货币之谜。在中国，如何推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换代，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同时又要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也获得相应的发展，中国的财税政策，特别是转移支付政策，对此都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在我们政策的设计中，产业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2011年，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4.0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中国经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世界。在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产业空心化，重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现象，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都要有很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改革一点弯路都没有走，但方向是既定的、正确的。我们在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情况下，完成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里面有丰富的思想需要研究。 2019年3月24日我与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理论的创立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人民大学有一次两小时的对话，专门就他的休克疗法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行了讨论。萨克斯教授高度评价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有大量的丰富内容，滋养着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应用经济学有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变化，这些已经确定的无论是目录内还是目录外的学科，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一方面可能要更换学科名称，另一方面，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内涵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带来的全面挑战，必须高度认识到科技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应用经济学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赋予应用经济学中这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以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与时俱进的，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在这10多个二级学科中，坦率的讲，有一些蓬勃发展，有一些过去很辉煌，今天似乎边缘化了。不是说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匮乏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拖时代的后腿，观念、思维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中、那种状态中。 中国社会浩浩荡荡，只会前行，不会后退，梦想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经济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时代潮流，未来只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赋予应用经济学巨大的内涵，丰富的养料。如果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应用经济学科还不能发展，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教授出了问题，院长出了问题，甚至校长出了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如此浩荡，你不研究它，还停留在过去的理论框架、思维方法中，还在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没有生命力的时代，那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给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无与伦比的丰富养料。 二、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经济 刚才我说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过去，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1978年-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了小康的战略目标，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 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要从一个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一点都不会比过去40年的目标轻松，可能会更复杂、更艰难。 在中国，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吃饭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过去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体制、观念的严重约束，体制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能解决的。但是，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目标。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学术上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十四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联合国和OECD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标准，人均GDP12400美元是一个基本门槛。如何跨越它？跨越之后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我们未来15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目标就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深度思考，但这的确必须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到启示和教训。关于这个话题，我今天就不展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除了制度作用外，十四五时期我们如何推动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科技创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为继。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我们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在未来，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还有诸如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如何面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应对，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防止产业的空心化，如何保持中国产业体系和价值链的完整，同时又要坚持开放，我们如何平衡好？我们不能搞封闭的经济体系。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发展，是创新驱动科技推动的开放的经济体系。这都是未来我们应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这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的协调，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财税政策，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的普惠性，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的效率等，这都是未来面临的重大课题。应用经济学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的统一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就成不了学科。应用经济学科必须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这是学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理性的精神，在当今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那不是科学。科学有时候是讲死理的。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是要讲死理的。什么是死理？就是心中的真理，就是那个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认知上的缺陷，有些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甚至违背常识，我们要用锐利的眼光看出问题，在这里，理性分析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理性、客观，在学术研究中特别重要，它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性的精神，离开了科学的思维，我们离学术就越来越远了，离谬误越来越近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应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同时我们又必须要接地气，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有一些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套一些中国数据，就想得出新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现象：唯模型论。唯模型论的研究方法走向了一个极端，甚至形成了新八股之风，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界。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我们不能沉迷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学术评价出了一些问题。我看过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不发表对问题进行理论逻辑或制度分析的论文，我很困惑。用大量篇幅论证人所共知的逻辑，不知道这种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多大作用。 当然，整体而言，对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来说，科学性仍要大幅提高，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我也相信应用经济学科在整个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会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共同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日前，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下应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除了国际数字税收问题，拥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国家，国内税收的研究应该适时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拥有大型科技平台、拥有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数字税收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数据税被频频提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虽然数字税引起热议，但它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 首先要弄清楚数字税是什么。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数字税包含两个含义，就国际层面而言，备受关注的是OECD经济数字化的税收解决方案，其关注点在于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需要国际间多方协调解决。而我国引起热议的数字税，是一种国内税的概念，是一种数字服务税，关注点在于对对拥有大型科技、数据、消费者流量平台的国家的针对性研究。 那么为什么各方对数字税越来越重视？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58402亿元，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36.2%。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7%。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已经逐步渗透在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数字税有利于消除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会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即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另一方面，是否征收数字税还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我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做出牺牲。 一方面科学的税收规则难以确定。首先税收基数就难以确定。数据流通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用户，因此用户理应享受平台创造的收益，利润的大头应该国家拿来全民共享。而要让用户能够享受这种收益，那么首先关于用户数据销售的收入就应纳税，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落实起来却略为困难，科学计算应纳税收入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监管、向谁征收、应该征多少税”都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数据税也无法发避免成本转嫁的问题。虽然目前数字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税收尚未明晰，但就其性质来说，更像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强势的一方总是可以转嫁税负，当前，数字化企业存在技术优势且竞争着较少，相对具有垄断性，垄断就具有定价权，这意味着这些数字化企业可以人为抬高定价以转移收入，最终承担税负的还是用户。 这几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猛，可以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税收政策、行政政策与环境上的宽松，发挥了重要的鼓励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已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如果在规则尚不成熟时，贸然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网等数字化企业在国内外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同时征收数字税可能难以在税收公平和支持创新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打压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到大规模征收数字税的阶段，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征收成本会比较高，征税难度会比较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探索数字税的落地，就维护国际市场而言，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数字经济的体量会很大，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税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关系到国内税制进化。 因此，现阶段数字税作为一项研究还是合适的，可以开始进行试点。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国情，加强研究，因地制宜，但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实际上还未完全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摸索。（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受英国“脱欧”和疫情双重拖累，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再次面临收缩风险。为应对危机，欧洲央行昨日宣布了一系列宽松政策，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也就欧盟长期预算方案达成一致。 业内受访人士认为，欧盟内部逐步走向统一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欧洲经济复苏，但考虑到英国“脱欧”或延期以及欧盟内部的固有问题，明年欧元区经济可能仍无法完全复苏，预计到2022年中期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疫情超预期反扑导致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受阻，当地时间10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增加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PEPP），购买规模5000亿欧元至1.85万亿欧元，并将这一计划下净资产购买期限延长至2022年3月底（此前为2021年6月）。此外，欧洲央行还进行了延长抵押品宽松措施期限等结构性宽松措施。 市场对于欧洲央行一系列决策早有预期。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资深经理张珂告诉记者，欧洲央行决策前提是预期全球经济持续复苏，需求将处于支配地位而供给处于次要地位，以及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本币有序贬值。 “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政策基调趋于一致，美联储表态不会在2022年年底前加息，预计欧洲央行未来几年也将维持当前政策立场。”张珂表示。 疫情反扑、经济封锁措施趋严，欧元区经济再次元气大伤。咨询公司IHS马基特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仅为41.3，是春季封锁结束以来最低点。此外，经季节调整，欧元区19国11月经济景气指数降至87.6，10月该指数为90.9。 富国银行经济学家布拉德表示，目前欧元区和英国经济形势都不太稳定，欧洲各国重新实施限制性措施，预计欧元区四季度GDP环比下降3%，英国四季度GDP环比下降2%。 欧洲央行10日将202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5%大幅下调至3.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欧元区2020年经济总结报告中也警告说，除非未来几个月欧洲疫情发生重大转变，否则欧元区经济增长将弱于此前预期。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呼吁，财政刺激对欧元区经济复苏至关重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0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已就总额为1.8万亿欧元（包含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的欧盟长期预算方案达成了共识。 市场人士认为，上述消息释放了积极信号。张珂评论称，这说明欧盟各国在统一货币政策之后向统一财政政策迈出了坚实一步。基于此，预计欧元区经济将进一步趋好。但由于欧盟内部固有矛盾如社会福利开支过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低位徘徊等因素制约，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 除疫情外，英国“脱欧”也是影响欧元区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0日表示，英国极有可能无法与欧盟达成“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的贸易协议。摩根大通认为，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已从早先的66%降至60%。 目前，外界预期英国无法按照预定日期在今年年底“脱欧”。张珂认为，欧盟和英国大概会将“脱欧”协议拖延至明年一季度末，因英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高，欧盟可能会利用无协议“脱欧”刺痛英国经济以换取有利的谈判条件，继而和英国签订“脱欧”协议。 瑞信认为，经历2020年的巨大冲击后，欧洲经济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持续有效的财政措施及欧元区政治一体化将成为该地区经济能否摆脱疫情影响、实现长期稳定复苏的关键。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因“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立案调查。此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整治影响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更好更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绝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可以走向垄断。垄断不是平台企业的基因和特权。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平台企业，都是在公平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都是从当年的小公司、小网站起家的。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平台经济才展现出蓬勃生机、无限潜力，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因此，各方面都很期待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能为后进入的小公司、小网站留有良性竞争的机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带头强化行业自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体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反垄断监管，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护。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但互联网企业也需要遵规守法。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虽然呈现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新特点，但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要义仍然适用，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完善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环境。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不约而同完善规制，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竞争的有效性，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纵观互联网经济发展史，反垄断为行业健康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欧美国家通过反垄断制约了微软、IBM等科技巨头，才促使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新锐诞生和成长，并为行业带来强劲活力。当前，我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利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厚植平台企业不断涌现、蓬勃生长的良好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广大互联网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行业监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将监管要求内化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起点，更好走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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