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日前，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下应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除了国际数字税收问题，拥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国家，国内税收的研究应该适时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拥有大型科技平台、拥有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数字税收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数据税被频频提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虽然数字税引起热议，但它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 首先要弄清楚数字税是什么。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数字税包含两个含义，就国际层面而言，备受关注的是OECD经济数字化的税收解决方案，其关注点在于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需要国际间多方协调解决。而我国引起热议的数字税，是一种国内税的概念，是一种数字服务税，关注点在于对对拥有大型科技、数据、消费者流量平台的国家的针对性研究。 那么为什么各方对数字税越来越重视？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58402亿元，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36.2%。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7%。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已经逐步渗透在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数字税有利于消除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会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即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另一方面，是否征收数字税还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我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做出牺牲。 一方面科学的税收规则难以确定。首先税收基数就难以确定。数据流通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用户，因此用户理应享受平台创造的收益，利润的大头应该国家拿来全民共享。而要让用户能够享受这种收益，那么首先关于用户数据销售的收入就应纳税，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落实起来却略为困难，科学计算应纳税收入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监管、向谁征收、应该征多少税”都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数据税也无法发避免成本转嫁的问题。虽然目前数字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税收尚未明晰，但就其性质来说，更像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强势的一方总是可以转嫁税负，当前，数字化企业存在技术优势且竞争着较少，相对具有垄断性，垄断就具有定价权，这意味着这些数字化企业可以人为抬高定价以转移收入，最终承担税负的还是用户。 这几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猛，可以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税收政策、行政政策与环境上的宽松，发挥了重要的鼓励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已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如果在规则尚不成熟时，贸然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网等数字化企业在国内外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同时征收数字税可能难以在税收公平和支持创新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打压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到大规模征收数字税的阶段，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征收成本会比较高，征税难度会比较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探索数字税的落地，就维护国际市场而言，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数字经济的体量会很大，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税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关系到国内税制进化。 因此，现阶段数字税作为一项研究还是合适的，可以开始进行试点。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国情，加强研究，因地制宜，但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实际上还未完全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摸索。（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12月1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与一周前的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相比，对明年的国内外形势预判更谨慎，政策的指向更加积极明朗，任务部署更加全面和细致。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内需和强化科技这两大战略作为稳增长的支撑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一、政策不会急转弯，明年稳增长有保障 会议指出，“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这是对我国今年防疫和经济工作的肯定。我国最早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由于疫情防控封锁，经济活动趋于停滞，1季度GDP增速仅为-6.8%，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低。但也得益于有效的防控隔离措施，疫情快速得到控制，复产复工得以迅速推进，我国经济也随之持续修复，三季度增速已经达到4.9%，在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 会议同时强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虽然经济在持续修复，但驱动经济修复的主要动力在投资。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同比的拉动为-2.4%，处于历史低位，而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同比的拉动则达到3%。而固定资产投资中又属地产投资最为强劲，前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2.6%，房地产投资增速达到了6.8%。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来看，如果把地产对其他产业的拉动考虑在内，二季度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60%，三季度仍然接近50%。 消费对经济支持作用有限，经济持续上行的动能不足。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仅为2.4%，而疫情发生前增速均值在8%左右，这意味着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从融资结构来看，居民贷款增速也处在相对低位。居民收入下降，加杠杆动力不足，经济修复的持续性可能并不强。 政策缓退，坚持底线思维。在国内复苏动能放缓，同时“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的情况下，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因此，政策不会“急转弯”，而是会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同时也会确保不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 二、显性财政适度扩张，隐性负债监管仍严格 去年在介绍财政政策时指出，未提及关于总体支出强度、力度的相关表述，今年提到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反映财政支出大概率仍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不过随着财政收入端的逐渐修复，明年支出的扩张大概率也是顺其自然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债务会继续大幅增加。 今年的财政投放大幅增加是兼顾了疫情的冲击，随着经济逐渐修复，预计2021年这种“显性”的财政刺激会比今年有所收敛。不过考虑到地产政策环境偏紧、需求端恢复缓慢，预计经济“填坑”结束后，下行压力仍会较大，而且会议对于宏观政策相关表述上也提及，“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因此明年整体的政策支持力度估计也不会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我们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仍然会高于3%，新增专项债规模或在3万亿以上。 去年和今年两次会议都强调了“提质增效”，不过在财政支出结构上，今年会议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比如“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反映未来财政资金在科技、新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继续增大，新基建仍会保持一定的高增长，不过考虑到新基建目前规模仍远小于传统基建，对经济的支撑力度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会议提及在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后续可能会推出一些税制上的改革，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力度也可能会有所增加。 今年重提“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工作”(18年提及，19年未提及)，明年地方隐性负债的监管仍然会较为严格。 今年因为疫情冲击，上半年货币信用双宽松，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也是明显增加的。我们统计了2000多家城投平台的债务规模，今年上半年城投公司有息负债余额已经扩张至47万亿，相比去年年末增加了3万多亿。如果用平衡面板来测算的话，今年上半年城投公司的债务增速也上升到了14.8%。在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债终身问责制度下，明年地方隐性负债的监管政策可能会较严格。 显性刺激力度减弱+隐性负债严监管下，明年广义财政支出或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基建很难有高增长。 积极财政的发力空间在哪儿？中央加杠杆仍有空间。其实和全球比较来看，我国政府的显性债务风险仍是相对可控的，BIS统计的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其实处在全球中低水平，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也相对偏低。截至今年三季度，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只有19.1%，而地方有25.6%(考虑隐性负债则有70%)。往前看，未来可能会继续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用显性债务继续置换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降低地方融资成本；继续调动国有企业资源，弥补财政缺口。 三、货币政策重在结构，平衡稳增长防风险 会议提及货币政策时，从去年的“灵活适度”调整为今年的“灵活精准、基本适度”，“精准”一词意味着未来的货币政策仍然会更多地会注重结构，总量层面更多是基于基本面进行微调。结构方面，今年的会议中提及了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另外“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也会更多集中在中小银行层面，以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今年会议增加了对“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相关描述，预计明年的信用政策会更加克制，一方面是经济逐渐恢复，刺激的必要性在减弱；另一方面是出于防风险的需求，上半年信用大幅宽松后，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等资产领域，企业信用扩张的过程中资质下沉的现象也明显变多，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杠杆率也大幅攀升。不过随着经济逐渐恢复，宏观杠杆率趋稳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关注点更多在于风险的防范。 其实今年下半年来信用的投放其实也已经在收敛了。比如6月份以来银行信贷已经回归到正常增长通道，社融的短期高增长主要来自政府债券的大量发行，剔除政府债券后的社融增速也已经放缓了。 货币再宽松没那么快，需要等待基本面的回落。短期来看，货币收紧的概率不大，更多是信用投放节奏的调整。进一步的货币宽松，需要等待经济基本面的再度回落。从近期央行的表述来看，目前央行非常珍惜正常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所以后续的降息降准将是有所节制的。不过2021年信用没那么宽松、基本面可能又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仍需要警惕信用风险的冲击。 四、更加重视地产调控，租赁市场或成重点 会议将地产单列为重点工作，并在地产段落开篇指出“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而去年会议则是在关于民生的段落结尾提到地产调控政策。足见本次会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重视，明年地产调控或将成为重点工作之一。 回顾今年房地产市场，更多是核心城市销售火爆、房价上涨，和货币放水有较大的关系，中小城市上涨幅度相对较小。今年3月份以来，各地二手房价格走势出现持续分化，一线城市持续走强，二三线城市缓慢走弱。销售端也是类似，截至12月中旬，一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累计同比达到11%，而三线城市仅为-3.2%。 租赁市场或是明年调控的重点。对于调控方式，会议大篇幅对房屋租赁市场进行部署，方向上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方式上，首先，要推进租售同权，“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其次，要加大土地供应支持，“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最后，要“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而租赁市场的完善，可能也会对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有一定的平抑作用。 五、强化科技力量，缓解“卡脖子”问题 在科技发展方面，与去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不同的是，本次会议提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说明更加强调从需求角度加大力量，解决“卡脖子”难题。例如，在科研人员方面，中国与发达成员也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科研人员仅1307人，不及美日欧90年代水平。 此外，更加强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本次会议提出，“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今年以来，全球出口受疫情冲击较大，而我国出口一直超预期，很大程度上与海外供给受损，而我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有关。 但会议同时也强调，“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这是因为，我国处于产业链上游的行业多为初级商品，而多数科技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游，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未来需要加大这方面发展的力量。 六、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强化反垄断 本次会议再度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表述在12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首提。一方面，国家积极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增加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强调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尤其是对互联网科技等相关企业具有较大针对性。 这其实也是与国际接轨，例如，据路透社报道，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对谷歌发起最大规模反垄断诉讼，为2000年微软案以来全球最大的反垄断案件；11月10日，据欧盟委员会报道，历经一年多的反垄断调查，认定亚马逊违反了反垄断法，滥用“大数据”为自营产品牟利。 会议提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意味着继大量不合规的P2P被叫停之后，其他的借金融科技之名搞的各类“创新”也都要报批和纳入监管。 七、防范系统性信用风险：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本次会议提出，“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尽管对资本市场的表述不多，但不等于不重视，因为结合前几次会议的表述，仍是要做大做强资本市场。但这次会议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信用债市场的风险防范举措，这对于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有积极作用。 当前，某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较大、杠杆率较高，而且当地的部分传统国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周转压力。因此，投资者对于2021年的信用债市场心存疑虑，会议的此次表述，说明中央已经十分重视对已有信用风险的处置和新增信用风险的防范了。 八、需求侧管理与需求侧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本次会议再度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与12月1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注重需求侧改革”相呼应，本质均在于扩大内需。从短期来看，促进消费最根本的在于促进就业；长期来看，最根本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缩小收入差距。例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19年，我国中等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19%，而高收入组收入增长29%；此外，疫情之下，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在10倍以上。 此外，据麦肯锡的数据，截至201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88%来自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群体，其余主要来自家庭年收入介于10万至30万元之间的群体。12月16日，贝恩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显示，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萎缩23%，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将逆势上扬48%，达到3460亿元。 因此，会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些举措属于需求侧改革型的；此外，在扩内需方面，有一个新的提法是“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估计主要指某些供需基本平衡地区(如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 扩大消费的另一个举措则靠投资拉动，会议中提到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社会投资和数字化时代的新基建投资等，同时还告诫“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 本文作者：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1月25日，联合国发布最新一期旗舰报告《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复苏仍不稳定。2021年全球经济将反弹4.7%，但这一增长仅能勉强抵消2020年的损失。 报告警告，如不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加大投资，新冠肺炎疫情灾难的破坏性影响将持续数年，并进而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 报告强调，消除经济泡沫以及越来越严峻的不平等，对确保全球复苏韧性至关重要，应采取刺激投资、振兴全球贸易和防止过早紧缩的政策措施。 报告说，2020年全球经济下降4.3%，下降程度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5倍多。在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和旅游业大规模中断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收缩7.6%。此外，主要经济体之间持续的贸易紧张关系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限制了全球贸易。发达经济体经济收缩幅度高于发展中经济体，降幅达5.6%，预计在2021年将实现4%的产出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收缩幅度相对较小，降幅为2.5%，预计在2021年将反弹5.6%。 2020年，全球有1.31亿人陷入贫困，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来自边缘社区的人。疫情对妇女和女童的不利影响格外严重。妇女占高风险劳动和服务密集型部门劳动力的50%以上，如零售和旅游业，这些领域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 在疫情持续的形势下，全球复苏不仅取决于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以及疫苗的推出普及速度，还取决于这些措施的质量和效果。 报告指出，各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总计投入12.7万亿美元，防止了经济全面崩溃，避免了一场大萧条。然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两者走上不同的复苏轨道。发达国家人均刺激支出比最不发达国家高近580倍，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仅比最不发达国家高30倍。 此外，为这些刺激方案融资需要借入大大高于平时规模的资金，导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15%。如果不将公共债务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和可持续投资并刺激增长，那么大幅增加的债务将给子孙后代带来沉重负担。 报告还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优先考虑促进人类发展的投资，拥抱创新和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富有韧性的供应链，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报告对于刺激投资也有所关注。报告认为，虽然大多数刺激性支出既保护了就业又支撑了消费，但也助长了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泡沫。 联合国经济事务官员和专家指出，疫情危机预示着全球复苏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未来要加大复苏推进力度。具体来说，要实施更有韧性的长期投资，避免过早紧缩，重新规划债务的可持续性，实施普遍的社会保障计划，加速向绿色经济转型，推动国际贸易的复苏和增长，重视解决贫困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促进增长的包容性和公平，增强环境可持续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2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发言，世界正面临90年来最严重的卫生和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建设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需要明智的政策、有影响力的投资和以人为本理念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措施以及强大而有效的多边体系。”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当前疫情危机再次显示了重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它将有助于世界经济走上强劲、有韧性的复苏轨道。各方必须共同努力，使全球贸易具有抗冲击能力，以确保贸易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引擎。（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日内瓦记者 杨海泉）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1月金融统计数据来看，当前经济基本面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社会融资增速出现拐点；二是融资结构继续改善；三是经济复苏动力仍然强劲。 从总量来看，11月新增人民币1.43万亿元，同比多增456亿元，略高于10月；11月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8%，比10月末低0.1个百分点，较6月的年内高点已回落0.4个百分点。11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2.1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06亿元，同比增量为3月以来最低水平；社融存量同比增长13.6%，比10月末低0.1个百分点，年内首次出现回落。社融增速回落，表明4月以来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已由货币端传导至信用端。 从结构来看，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居民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5049亿元，同比多增360亿元，增幅下滑至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降温；企业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5887亿元，同比多增1681亿元，增幅较10月小幅回落，表明实体经济复苏环境下企业贷款需求仍然强劲。 新增社融中，贷款和政府债券仍然是主要支撑因素，但表外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均同比少增。11月三项表外融资合计减少2044亿元，同比多减981亿元，在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增强之后，监管对于非标融资的监管仍在收紧。企业债券净融资862亿元，创2018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比少增2468亿元，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低值。11月信用债违约事件冲击之下，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成为企业债融资大幅回落的主因。 从货币供应量来看，11月末M2同比增长10.7%，较10月末高0.2个百分点，财政支出速度加快和结构性存款压降临近尾声，共同推升了M2增速。M1同比增长10%，较10月末高0.9个百分点，创2018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存款活化程度继续提高，表明企业购买原材料、加大补库存以及扩大资本开支的意愿上升，预示着经济复苏动力仍然充沛。 这一点可以从其他数据得到佐证。据海关总署统计，11月出口同比增长14.9%，远超市场预期，达到年内最高水平。由于其他经济体仍然受困于疫情，生产尚未完全修复，只能加大从中国的进口力度，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全球金融海啸之前“中国生产，世界消费”的状态。而出口发动机加速之后，一方面将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速反弹，另一方面也将通过扩大就业进而拉动消费和服务，整个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将进一步增强并至少延续至明年上半年。 尽管11月CPI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主要受到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的扰动。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增长0.5%，保持稳健，PPI则在加速回归正增长区间，因此，物价并不存在持续通缩基础，不会成为货币政策的掣肘。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回归正常化。在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中，央行已经传达出政策将转向中性的信号。《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和“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强调，预示着明年的整体信用增长将会边际收敛。 因此，笔者预计11月社融增速见顶之后，后续将会继续回落。特别是在明年政府债券发行回归常态和高基数的联合作用下，明年上半年社融增速将会加速下滑，全年增速预计为10%左右，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吻合。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引导下，经济增速将逐渐向潜在产出增速回归。(王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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