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郭树清主席在上海的演讲中忧心地表示“要警惕房地产成为最大的灰犀牛”。 上周五（12月18日），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出席腾讯和北京大学国发院的一次活动时，再次表达了对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化的担忧。他说，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新一轮上涨，有的甚至出现所谓的万人抢房、众筹打新、借票代持等现象让人不安，资产泡沫化是重要的金融风险信号。 于学军先生在江苏任职时，我们曾围绕热点问题有过多次深入的闭门长谈，并整理成文发表，这位学者型官员非常注重数量分析和逻辑分析。 看些宏观经济数据，比如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萎缩4.4%，预计全球贸易2020年萎缩10%以上。（在这个低基数上，2021年全球经济虽有望反弹增长5.2%，全球贸易年增长8%。）但今年前11个月，全球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6.8%，景气指数也明显上升，疫情推动下的别墅豪宅销售风景这边独好。而国内重点城市的房价一路高歌猛进。 上海、深圳的朋友告知，近来越贵的房子越好卖。深圳新盘的开盘价都在12~15万元/平方米。我2014年去深圳时均价才5万/平方米。 一位金融系统的朋友最近倾其30年积累的所有，追逐上海飞涨的一处地铁口的房子。15年前，这套房子才70多万，而现在这套价格过千万的小户型房子，光买家承担的税费就超过了70万。夫妻俩苦笑着说，没想到都快要退休了，为了孩子，我们又成了上海的房奴。 最近，对大城市高房价的关注和保障房建设的加大投入进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议程。 在经济的弱景气区间，任何国家如果由于货币异常升值和信贷推动资产价格异常上涨都是值得关注的风险讯号。 今年由于疫情控制有力，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枝独秀的景气，国际避险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资产市场，推动人民币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升值超过10%，并带动人民币资产的异常上涨。 花旗预期这种趋势到明年都不会停下来，甚至认为明年人民币会升破6，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高点。 随着疫苗大规模接种，全球经济陆续复苏，这种异常升值不但会对中国的出口型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会加大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无论是周小川警告的“资产泡沫会触发明斯基时刻”，还是郭树清担心的“房地产是最大的灰犀牛”都体现了决策者对市场内在规律的敬畏，也体现了常识理性。 随着房地产金融化和房地产重要性的上升，房地产抵押物成为金融的放大器，不动产抵押成为全球通行的融资模式。房地产抵押贷款增强了信贷供应、贷款需求和资产价格的正反馈。 美国在1999~2007年期间房价翻了一倍的同时，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增长了140%。欧债危机后，西班牙和爱尔兰也基本是这个比例。房地产抵押贷款使得银行信贷具有无限扩张的冲动。 由于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银行通过房地产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信贷所创造的基础货币MI，海量货币通过各种迂回曲折的途径进入资本市场，追逐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产品——各种影子银行产品和股票、债券及衍生品。货币大量进入各类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又导致对信贷、货币需求的加速器式的上升。 资产泡沫不断膨胀，银行信贷创造的过量货币一直在各类资产间游荡，它游到哪里价格的包就鼓起来，大量的信贷货币脱实向虚，并未进入到实体经济。全社会整体的通胀率可能并未因信贷和货币黏滞在资产领域而上升，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的中央银行往往对资产价格的异常上涨掉以轻心。 等通胀的洪水漫到大街上齐腰深了，再手忙脚乱拉下刹闸时，往往触发系统性危机。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提出要把资产价格列入通胀因子考察，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一个通胀指标，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误判和决策失误。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去曼谷、吉隆坡、雅加达采访，在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崛起的这些新兴城市，高楼林立、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市中心出现大量的烂尾楼，金融机构大量破产。经历过一场泡沫破灭，泰国华人首富的资产缩水了90%，破产跳楼烧炭自杀的不在少数。 几年前，一位地产大王、“首富”曾代表行业反省说，“如果没有4万亿救市，2008年不知有多少地产商要死掉了。”造化弄人，如今有地产商的负债已经直逼万亿元规模，俨然是“不救就死给你看”的架势。 这个市场长期为动物精神充斥，宗教般地虔诚并笃信房地产投资是“日不落”的最安全的投资，暴利驱使、热钱纷至，杠杆叠加，交易宕机、地王飞天、各种日光盘夜光盘爆棚往往使人们忘记了最不该忘记的“风险”二字，也忘记了人类近百年的金融危机史，几乎每一欠都栽倒在房地产上。 而历史的教训多次警示我们，货币超发、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往往极易诱发一轮大型通货膨胀，这是经济复苏的杀手。90年代初那场由海南、广西局部地区房地产过热并引发的泡沫风险，给经济全局和金融安全造成很大影响。 当前，我们房地产正处在一个敏感的十字路口上。今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弱复苏过程中，铜、钢材、水泥混凝土、玻璃等基础建材价格的一路飞涨，煤电油运供应趋紧，背后是新基建加老基建双轮驱动同向发力的结果。在复杂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面临一个如何适度调节的问题，这当中既有非常规的阶段性政策最终如何择机退出的考量，也有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如何动态平衡对冲风险的考量，还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诸多考量。 郭树清主席在不久前为《求是》杂志撰写的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金融能力”这个词，我理解货币和监管当局一个重要的金融能力是，当风起于青萍之末时，要有基本的风险识别和判断力。 郭主席在文章中是这么说的：“一些国家的崛起和衰弱往往同金融能力密切相关。”文章以荷兰、英国和西班牙兴衰史为镜鉴，意味深长。特别是当市场异象出现时，要分析判断可能的走向和可能的严重后果，要做沙盘推演和极端情况下的预案准备。 40多年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创新极大程度地扩张了信用规模，极大推高了资产价格，加速了债务规模的累积和杠杆率攀升。以有限土地进行无限的房地产融资，最终成为一个高度依赖房地产的“财富幻影国家”和“庞氏国家”。 而房地产泡沫沸腾时，经济决策者手足无措处于“麻痹状态”（“日元先生”、大藏大臣神原英资的原话），决策当局又手忙脚乱地荒唐地放纵日元升值，认为“日元强日本才强”，最终火上浇油，沸腾的资产泡沫把日本经济引向灾难。 日本房地产泡沫顶峰的1990年，东京都的土地价值突破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全国的地价，是美国同期GDP的63%，日本皇宫的地价相当于整个加州的地价，最直接效应是刺破房地产泡沫。 1991~2006年，日本6大中心城市的土地实际价格下跌了70%，一家家巨型金融机构迎来噩梦般的“审判日”。房地产这个以初始资产抵押和反复多次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复杂的多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 90年代后期，日本推出了以时任央行行长白川名字命名的关于日本金融危机全过程反思的著名报告，史称《白川报告》。报告称，信贷包治百病的时代最终会过去。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成也信贷，败也信贷”。日本资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损失高达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其经济鼎盛时期三年的GDP，这是二战后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惊天的财富毁灭。 所有在日元升值中被炒高的资产都经历了一次自由落体，商业地产价格和高档高尔夫球会员卡的价格跌掉了95%，经济好的时候日本人满世界收藏世界名画和艺术品，银行家、大地产商都有自己的艺术馆，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亿元买的梵高的《向日葵》泡沫破灭的时候500万都没人接盘。而这些烂账最终都由银行和全体国民买单。 我们也从日本的镜鉴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哪个国家是建立在钢筋混凝土上的。在转型国家中，比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创造能使财富不易毁灭的国家竞争力。 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规则体系、信用文化、法律制度、有效监管和商业文明才是。 有了这些才能避免“每一个可能出错的事情都竭力避免”，否则再多的纸面财富、杠杆财富也会被一场大危机消耗殆尽。 历史的教训绝非是自动产生并铭记的，总要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日本泡沫破灭史是惨痛的国家记忆，但人总是健忘的。进入新世纪，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人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得了200万亿美元的财富效应，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惊人的财富溢出期。 在科技股泡沫破灭后开启的房地产泡沫是一段漫长的流金岁月，格林斯潘“巫师和魔法师”般的金融创造，贪婪的资本主义力量和人性的动物精神相结合，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政府主导型的房地产泡沫周期”。 200万亿美元的财富贴现像给每个家庭都装了一台提款机，美国人不停地通过循环抵押贷款不停地换郊外的有大花园孩子能荡秋千的大别墅，无休止地换大排量汽车，周末拖着游艇到海边去冲浪，等到泡沫破灭的时候，1400多万有房贷的美国家庭成为“溺水者”——负资产者，很多人的郊外别墅被止赎，荒草凄凄成为流浪汉的栖身之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的教训。回望那些资产泡沫破灭时巨石陨落山呼海啸的壮烈往事，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审慎的宏观决策体系、警醒决策者树立强烈的信托责任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几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访问中国时说，房地产迷幻了一代美国人，诱惑了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美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在中国身上，没有谁能肯定地说中国是个特殊的例子。这都是善意的忠告和提醒。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勤劳的中国人民胼手砥足，创造了这个星球上有人类文明以来最多的物质财富。而数以百万亿元计的房地产市值已是中国百姓财富的重要载体和宿主，而这数以百万亿元计的财富，因其复杂的高杠杆属性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我们改革开放、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安全这个根本目标。 如何守护14亿人的财富，如何保护社会存量资产和杠杆率的相对稳定，防止社会财富过度涌入只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的高风险市场而酝酿踩踏风险，防止短时间过度泡沫化造成肥尾风险过大直接刺破泡沫，防止“债务—通缩”螺旋造成类似日本和美国当年惊人的财富毁灭，这都考验货币当局和整个决策体系的智慧和担当。 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绝对不能出大错。在一个高杠杆市场上，最大的风险不是在人人都恐惧时，而是在人人都打破头想进入时。 重要的不是寻找市场心理钟摆的中点，而是不知道终点何时反转； 重要的不是追求伟大的成功，而是避免重大的错误； 重要的不是波动性风险，而是高杠杆下永久损失的风险。 对历史风凌渡口的房地产调控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绝不能重蹈2015年夏天野蛮粗暴捅破资本市场泡沫那样的覆辙，那将万劫不复。未来我们在房地产问题上如果真能做好了，实现了软着陆，那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福份。天佑华夏，天佑吾邦！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各国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2020年底甚至到春节之前，全球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表示。 颜色预计，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见效、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明年各项政策要逐步回归正常化。但是政策如何回归正常、采取何种步骤，尚需要严谨精确评估并相机抉择，不会一步到位收紧。 “财政政策明年将回归，速度要快于货币政策”，他认为，“明年的财政支出会以稳为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持续投入财政资金。明年的赤字率或将回归到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或将稳中略降。” 01 黑天鹅事件下的宏观政策 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跟此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美国GDP的波动率，其实在更早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波动很大，但是从80年代末到2008年左右，其实是有一段岁月静好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平稳，风险也很低。主要受益于两点，一是冷战结束，二是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比较大的技术革命，如互联网革命等。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深入合作。所以，这段时间即使有一些冲击都没有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从全球来看，基本上过两年就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技术红利在收缩，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在下降，以及前期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导致风险加剧，使得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是高债务的陷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似乎进入了还没走出上一个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的循环。 宏观调控政策被迫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操作，似乎“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常规化”，导致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比如说美国这次宽松，疫情期间美股涨得很厉害，美国房债涨得很厉害，但同时也与商品通缩的情况并存。这种情况就导致以邻为壑，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如地缘政治领域风险也有所增加。 遇到危机，美国就采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目标利率迅速降到“零利率”（指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今年疫情期间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也降为“零利率”。事实上这次疫情期间，美联储的扩表比以前大得多。 以中国为例，其实我们的经济也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比如说，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经历了低迷和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乐观起来，到2017年经济非常好了，但是第一次去杠杆，我认为去杠杆有一些过度，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18年下半年开始政策有一些转变，又开始乐观起来，但是2019年又出现第二次黑天鹅事件，中美原计划在5月份的时候达成协议，结果没有达成。再之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到2020年1月中美签订了阶段协议，这应该是乐观的事情，但是遭遇了第三次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次冲击得太厉害了。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世界不确定性越来越上升。 02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说到疫情，千万不要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现在每天增加26万例。中国相对而言还比较好，当然防控疫情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秋冬季的时候，我们始终有零散案例出现，外防输入的压力非常大。疫苗进展现在比较顺利，但是始终无法保证强制接种。由于疫情的压力在明年持续存在，所有经济和政策的研判当中都不能过度乐观，要非常审慎。 我们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萎缩4.9%，发达国家冲击更大。但中国是一枝独秀，IMF预测中国经济将增长1.9%，我们认为可能要达到2.3%以上，因为我们四季度表现会非常好，一枝独秀地增长。 疫情的冲击如此之大，面对疫情，最快速的经济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财政政策要国会通过会非常缓慢，美国的第五次刺激计划主要是财政政策，拖了很久，可能要等到拜登上台以后才行。应对疫情的全球货币宽松可能至少持续到2023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会稳定在0.1%左右。 新冠疫情还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幅下降。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从数值上来看没有回到历史高位，但是美国从别的国家进口却有下降，所以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当中的所占比重又达到历史新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为全球的抗疫工作生产各种产品。 出口作为一个巨大的推动，导致今年经济很快要回升到正常的轨道。我们知道，一季度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比下降了6.8%。这是史无前例的下降，二季度迅速回升到3.2%，三季度到4.9%，四季度按现在了解的情况同比增速预计会超过6%，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升。其中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出口，出口又带动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回升，消费也在稳步回升，所以今年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 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回升？我认为货币政策承担了非常主要的维稳功能。今年1月底暴发疫情，到5月20号才开两会，期间财政的盘子定不下来，从2月份到5月底，有4个月是靠货币政策维稳为主。我们做的事情跟美国的工具都差不多，但是力度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把利率调到0~0.25%，我们从头到尾只降了30个基点的政策利率，我们非常审慎。事实上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是松，但没有太松，利率其实就降了30个基点。我们的特点是信贷和流动性非常宽松，量上宽松。央行通过逆回购、MLF、降准与再贷款再贴现向市场注入近6万亿元流动性，还有三次降准。 如果政策利率基本保持不变，市场流动性很足，会导致市场利率大幅降低，结果就是市场利率严重偏离政策性利率。金融机构不需要到银行拿钱，市场上钱便宜得多。2020年4月份的时候央行还是2.2%，市场利率只有1%左右了，可以看到市场的回购利率是严重偏离央行提供的7天回购利率，这个情况是非常失常的。 从6月份以后，因为“两会”开过了，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今年赤字率目标一下提升至3.6%以上，发行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专项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可以看到，今年的债券发行相较去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所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导致市场流动性相对偏紧，6月份以后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总体来说，虽然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到今年年底甚至春节之前，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 03 明年政策渐进回归 明年政策的关键词就是渐进回归。我们需要回归，今年这么宽松，疫情防控总体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比如宏观杠杆率，疫情期间实体经济，非金融部门，居民的杠杆率都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延续，肯定要回归。正如近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明年的政策是渐进回归。 为什么？一是疫情的压力依然存在；二是全球经济可能长期低迷，明年同比增速反弹了，但是由于基数效应，从总量来说要回到正常，起码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所以全球经济低迷，长远来说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影响的；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超预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西方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可能出现剧烈调整，因为业绩无法支持股价，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输入性冲击；四是汇率的问题，中美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0个基点，就是因为我们降息降得少，美国降息降得多。所以，我们的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导致大量资本内流，人民币汇率不停往上走，这对我们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 并不是人民币越升值越好，我们的出口压力非常大，今年的出口情况是产业很不平均，跟疫情相关的出口非常好，但有一些行业的出口依然存在压力。所以并不希望汇率持续升值，因为没必要过快的收紧政策。对于明年货币政策与市场核心的预测，我认为明年全年都不会加息，跟大家相关的LPR利率明年可能会全年保持不变。到二季度有一个自然收紧的信贷和流动性。什么是自然收紧？有一些优惠政策不再延续了，但是并不会特意收紧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常态化。 下半年可能经济增长压力会略有加大，可能会有宽松一点的流动性和信用。很多人认为明年社融见顶了，我认为明年全年社融规模增速依然会保持在12%以上。汇率可能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到明年一季度末，还会有一波升值，可能会升到6.2-6.3，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很难到6左右。再比如今年市场很关注永煤事件，过高的收益率不利于化解信用债的问题。我认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十年国债收益率或难以突破6.5%。总体上，虽然不会像今年的股市这么火，但是权益市场依然有很多的机会。
国务院新闻办1月15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等出席。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继续进行年度有关数据发布。非常高兴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先生，请他为大家介绍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女士，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先生。首先请陈雨露先生作介绍。陈雨露（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雨露：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2020年是极其特殊、极不平凡的一年，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严重冲击。面对国内外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金融委各项要求，通过深化全面的金融业综合统计，和全面跟踪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灵活把握货币政策调控力度、节奏和重点，为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等重点工作营造了稳健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今年1月12日，人民银行向社会发布了《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主要金融指标运行符合预期，金融体系运行平稳。 一是货币、信贷增长基本实现年度目标。2020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0.1%，比上年末高1.4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累计新增19.6万亿元，比上年多增2.8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3.3%，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从全年来看，人民银行通过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实体经济提供了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人民银行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确保了“货币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目标。 二是信贷结构优化，制造业企业、中小微企业贷款持续发力，金融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精准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5.2%，比上年高20.3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14个月上升。普惠小微贷款增长30.3%，比上年高7.2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逐步释放，房地产贷款余额增速已连续29个月回落。 三是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0年，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期顺利完成，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2020年末，全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比上年末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创2015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金融系统千方百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圆满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四是金融支持“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2020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P2P平台已全部“清零”，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有序处置，影子银行规模缩减，资管产品风险明显收敛，同业关联嵌套持续减少。同时，人民银行坚决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及产业精准扶贫贷款近5年累计发放超过6.5万亿元，惠及贫困人口超过9000万人次，助力贫困县全部摘帽。近年来，人民银行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目前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居世界第一位，绿色债券的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二位。 金融统计数据就是金融系统的“成绩单”。2020年，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风险冲击，金融战线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实现“十三五”主要目标任务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金融力量。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人民银行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抓住工作重点，守住风险底线，深化改革开放，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我先介绍到这，下面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寿小丽：谢谢陈雨露副行长的介绍，下面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记者朋友们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们知道，今年要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是否意味着今年货币投放量将会增多？今年M2的增速将会是什么样的？谢谢。 陈雨露：谢谢央视记者。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完善我国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也就是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略高或者略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以此体现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同时在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时期，比如说遭遇到类似当前重大疫情严重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速可能会大大偏离潜在的产出水平，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参照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来把握。 2020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人民银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采取量化宽松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基本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比较好地对冲了疫情以来宏观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金融运行保持基本平稳，与我国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也是基本匹配的。 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会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保持对经济恢复必要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会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以适度货币增长支持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2020年M1增速持续上升，11月甚至达到双位数，请问原因是什么？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会有哪些变化？谢谢。 陈雨露：除了广义货币M2的增速之外，大家也非常关心M1，同时对房地产市场大家也非常关心，从金融角度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这个问题请阮健弘司长和邹澜司长分别回答。阮健弘（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 阮健弘：我来回答关于M1数据的状况。2020年末，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8.6%，这个增速是比2019年高4.2个百分点，增幅还是上升比较多。单位活期存款是M1里的主体，占M1的比重九成，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根据人民银行建设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逐笔采集的单位存款情况来看，2020年M1增速上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显现。在稳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政策支持下，传统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稳定了企业现金流，推动了企业活期存款增加较快。11月末，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活期存款同比增速16.5%，新增额占全部单位活期存款的比重是30%。 第二，一些行业获得了比较多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项目还没有全部实施，所以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沉淀。从数据上看，公共管理、商务租赁等行业在新增的单位活期存款中的比重占比不低。这些行业有些项目的筹资和投资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出现了资金的暂时停留状况。 第三，存款产品的规范推动了活期存款的增加。2019年10月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持续对结构性存款等产品进行规范，部分资金流向了活期存款中的协定存款。 未来随着疫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投资项目逐步推进和开展，单位资金支出将有所加快，停留的单位活期存款也将有所减少。另外，由于规范存款产品带来的结构性产品向活期存款转化也会减少，所以我们预计未来M1的增长将会比较平稳。邹澜（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 邹澜：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我作简要回答。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管理，重点开展了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了房地产的金融调控。牵头金融部门加强对各类资金流入房地产的统计监测，引导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合理增长，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从2016年的44.8%下降到去年的28%。 第二，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一是落实长效机制，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二是按照规则化、透明化方向，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是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第三，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按照“租购并举”的方向，加快研究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近期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谢谢。 美国彭博社记者：请问央行怎么样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去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很明显的升值，我们是否担心这个趋势会对出口商、实体经济有一些负面影响？另外蚂蚁金服的增改进行的如何？是否会要求蚂蚁拆分一些业务？谢谢。 陈雨露：谢谢你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首先我想请货币政策司孙国峰司长回答关于汇率的问题。孙国峰（徐想 摄）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孙国峰：202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6.9%，波动幅度没有超过历史水平，比如2007年、2008年的波动幅度；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约4%，从历史上看年度的波动幅度也是处于中游。全年人民银行对美元汇率均值为6.90元，和2019年均值也是持平的。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基本面是相符的。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也较为适中。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汇率变动对出口和经济的正负影响基本相互抵消。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取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市场变化等因素。总的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既不会持续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谢谢。 陈雨露：关于刚才提到的蚂蚁集团规范整改的问题，目前在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蚂蚁集团已经成立了整改工作组，正在抓紧制定整改时间表，对标监管要求来进行整改。同时，也要保持业务的连续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确保对公众的金融服务质量。金融管理部门也在与蚂蚁集团保持着密切的监管沟通，有关工作进展将会及时向大家发布。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请问人民银行对今年的通胀形势如何判断？核心CPI是否仍将处于低位？有分析认为，由于CPI指标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动，导致当前的通胀水平是被低估的，人民银行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陈雨露：物价的稳定是货币政策核心的政策目标，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CPI数据，12月CPI同比由降转升，全年CPI同比上涨2.5%，国家统计局随即对这一指标作了解读。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受猪肉价格和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共同推动，2020年末CPI环比涨幅比较大。从中长期来看，2020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生猪产能也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所以CPI环比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是比较小的。同时，确实我们要关注核心CPI的变化。由于居民收入增速仍然在恢复过程中，再叠加局部地区疫情的反复，还有服务性消费仍然受到一定制约，所以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仍然处于低位。 下一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国内消费需求逐渐复苏释放，我们认为未来核心CPI有望继续回升。总体来看，2021年我国的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受上年同期基数的影响，预计全年CPI同比涨幅将会出现先升后稳的走势。 关于你刚才谈到的CPI指标是否应该纳入资产价格变动的问题，目前这还是属于学术界讨论的重要的前沿课题，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还没有将具体某类资产价格变动直接纳入CPI指标的做法。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在关注物价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密切关注重要领域的资产价格。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来防范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带来的宏观金融风险，以切实维护金融稳定。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有两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央行发布的社融数据中，贷款核销的数额与银保监会的数字有差别，请问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社融数据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票据融资这三项统计，在影子银行总量中大概占比率有多少？是否能提供一下影子银行总体量的统计？谢谢。 陈雨露：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您对我们发布的数据研究的非常细，对一些结构性的数据，请健弘司长作回答。 阮健弘：我先回答媒体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您提到社融里的7644亿元，是2020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里的贷款核销额，你提到的1.7万亿是2020年前三季度银保监会公布的贷款处置额。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核销只是贷款处置的一部分，贷款处置除了核销以外还包括转让、以物抵债、证券化等其他形式。所以这两个口径之间的数据是不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问题，你谈到社融里面是否有影子银行的业务，我们经常说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不全是影子银行业务，比如委托贷款当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就不是这方面的业务。当前，扣除5.4万亿元的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后，社融里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合计约是12万亿元。 由于没有受到类似银行一样的严格监管，某些非银行信用中介的部分业务有高风险的特征，那么这些业务往往就被通俗的称为“影子银行业务”，比如有一些私募基金，部分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还有理财产品当中投资的非标资产等等，这些业务剔除了重复之后，估计目前的存量大概有32万亿元左右，比上年末减少约2万亿元。谢谢。 香港紫荆杂志记者：2020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请问这个让利规模包含了哪些内容？2021年是否还有推动金融系统让利的政策出台？谢谢 陈雨露：请孙国峰司长回答这个问题。 孙国峰：2020年，人民银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一是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5900亿元。一年期LPR累计下行30个基点，带动2020年全年贷款利率较2019年下降0.5个百分点让利5600亿元，8月底顺利完成存量贷款基准转换，转换中直接降低利率和重定价后利率下降让利约280亿元。 二是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发放优惠利率贷款让利460亿元，人民银行分三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2020年末已经发放完毕，支持金融机构以优惠利率发放贷款。 三是债券利率下行向债券发行人让利1200亿元，2020年新发行国债、地方债、公司信用类债券利率较2019年低0.47个百分点。 四是两项直达工具让利3800亿元。去年全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通过减少企业孳息支出、过桥费用等方式为企业让利3580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为企业节约担保费用240亿元，此外，银保监会通过督促银行减少收费、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引导银行让利，这部分让利预计约4200亿元。上述各项数据合计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1.5万亿元目标已经顺利实现。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坚持稳中求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LPR改革潜力，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谢谢。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公布了涉及1.9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请问央行如何看待美国新一轮刺激方案对中国经济金融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表示短期内不会加息，央行是否担心外部长期的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会恶化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因为中国仍然是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谢谢。 陈雨露：这个问题是一个最新的变化，先请孙国峰司长从货币政策操作的角度来回答，然后我再作补充。 孙国峰：我们注意到美国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准备出台，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已经作出了反应。美国通胀预期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反弹，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升值，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有所贬值。应当看到，去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有所贬值。这些波动都是正常的，说明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成为常态，发挥了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作用，为央行根据我国经济形势自主实施正常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谢谢。 陈雨露：在前一段刚刚举行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当中特意提出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主要考虑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对实体经济的压力传导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叠加在一起，外部的风险需要警惕。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波动幅度在不断地加大。二是全球流动性高度宽松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方向易变、波动也在加大。三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前所未有，低收入国家债务风险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外部风险，我们重点还是要坚持国内优先的原则，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夯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另一方面，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持续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在G20等国际平台上与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来共同为全球经济未来的复苏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谢谢。 澎湃新闻记者：如何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如何看待下一步降准和利率下调的空间？谢谢。 陈雨露：请孙国峰司长回答。 孙国峰：我国经济向常态回归，内生动力增强，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好转，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因此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握好时度效，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 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中期信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 在结构方面，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一方面稳妥调整和接续特殊时期出台的应急政策，延续实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要创新和运用好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的金融支持。 在传导方面，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推动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深化LPR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关于这位记者朋友谈到的准备金率和利率的问题。关于利率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在观察利率水平的时候，应当更多关注实际发生利率的变化。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以改革方式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取得明显效果。 2020年12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1%，比2019年末下降0.5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降幅大于LPR同期降幅。此外，贷款利率下行引导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推动存款利率下行。2020年12月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3.67%和3.9%，分别较上年末下降5个基点和16个基点，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2020年人民银行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10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目前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9.4%，其中超过4000家的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6%，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都不高。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调节，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银行体系提供短期、中期、长期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谢谢。 红星新闻记者：2020年，我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受到疫情严重的影响和冲击，人民银行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上采取了哪些措施？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考虑？谢谢。 陈雨露：谢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重要的问题，支持小微企业的平稳发展是人民银行和金融系统工作当中的一个重中之重。正像你刚才提到的，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更加困难，它是我们稳企业、保就业的关键的市场主体。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相关部委及时出台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坚定的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和稳定发展。概括来说： 一是创新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去年6月份推出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还有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大工具，运用央行的资金激励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放。全年银行业累计对7.3万亿的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3.9万亿，同比增加了1.6万亿。 二是加大对重点领域小微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支持。牵头出台金融支持抗疫30条举措，设立3000亿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7600多家防疫保供重点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微企业。根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需要，追加了5000亿复工复产、1万亿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60多万家，绝大多数也是中小微企业。 三是提升商业银行自身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人民银行积极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对小微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权重提升到10%以上，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得以大幅增加，前11个月普惠小微新增的授信当中，首次授信户数占近40%。 四是发挥“几家抬”的政策合力。进一步完善货币、监管、财税等以及外部政策激励。更好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完善地方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综合施策，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同时也积极推动征信平台建设，促进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营的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全年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规模达到2万亿，超额完成全年8000亿元的目标任务。 总体来看，去年小微企业融资取得了“量增、价降、面扩”的显著效果，截至去年年底普惠小微企业余额15.1万亿，同比增长30%。12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利率是5.08%，比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2020年全年共支持3228万户的经营主体，比上年增加524万户。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保持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精准滴管的信贷政策，发挥好全国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平台的支持作用，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谢谢。 寿小丽：谢谢陈雨露副行长，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今天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12月11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四届新时代资本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主题为双循环下的资本市场创新与发展。来自监管系统、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经济学界的逾40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针对“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以及如何更好的服务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内外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给资本市场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尚福林指出，资本市场在这样的历史交汇期，应进一步发挥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作用，支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他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本形成功能；二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三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四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五是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吸引力。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在致辞时表示，“十四五”时期，从国家全局来讲，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资本市场制度也应当更趋成熟和定型，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金融市场、要素市场的枢纽作用。现在看来，还应当进一步健全市场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提高质量的长效机制，完善促进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制度水平，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有温度的、高效的监管体系。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从如何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角度发表了精彩演讲。他指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资本市场的要求，资本市场已有30年的历史，上市公司群体日渐成熟，要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也是上市公司自身的要求，上市公司应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 证券日报社社长陈剑夫在会上表示，证券日报只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滴露珠，但同样折射了时代的光辉，见证了资本市场的探索、改革、创新和沧桑巨变。作为资本市场的一分子，我们一直怀着与资本市场同呼吸、共命运的心愿，传递信息、连通上下、发现价值、分享经验，与市场共同成长。 中证金融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望军则围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要按照“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把支持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的体制机制安排，畅通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对接渠道，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同时，在上午的论坛中，全国股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永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刘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等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持续推进新三板改革创新助力提高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夯实投保工作对于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化和金融化带来的变革”“中国经济创造新需求”等题目进行了主题演讲。 下午召开的两场专题分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分论坛”和“上市公司领军者分论坛”，主要从构建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生态链、从“十四五”规划建议看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和改进金融生态以及上市公司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压力等方面进行多维度探讨。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等7位首席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全球经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相对于全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明年全球经济将处于全面复苏的回升阶段，但中国将是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明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9%左右。贝瑞基因(行情000710,诊股)董事长高杨等10位企业家则表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做精主业、提高公司的业绩和价值，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 下午的大会还举行了“科创领军者联盟”第三批会员入盟仪式。截至目前，“科创领军者联盟”已经有111家联盟成员，占到目前已上市的202家科创板企业的一半以上，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科创公司。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青庐会 · 企业家跨年论坛】管清友：而今迈步从头越——新阶段与新格局 向前 向后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 1 经济、政策和市场的总结与展望 1、经济维度：2021年上半年将保持较好的势态 2020年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较大，但恢复也比较快，整个经济运行呈现了一个前低后高的态势。很多企业受冲击很大，办公室出租率出现了新低，租金也逐渐地下调。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商、奢侈品、豪华车、医美等行业逆势崛起，疫情的冲击造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剧烈分化。 从出口维度看，中国整个经济的恢复还超出我们的预期，因为应对疫情得力，国外订单回流到中国，中国经济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至少一个季度。到第四季度，大家对于经济增长比较乐观，我保守估计2020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在7%以上。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202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会保持比较好的态势，但对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 2、政策维度：宏观政策基调保持较克制状态 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友好的。 从赤字率、货币政策等维度看，2020年宏观政策的总体基调保持着比较克制的状态。因为有过教训，比如日本在80年代末期出现过严重的宏观政策失误，其中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宽松过度，至于酿成了资产泡沫。 虽然这种克制态度会影响到产业、企业的融资、资产配置，但从节奏上看，一到五月份，整个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五月份后，货币政策边际上是收紧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在抬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一度突破了3.3%，融资环境在边际上是收紧的。 2021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估计2021年仍然会保持克制的基本态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很难再出现像2009年、2012年、2014年这样的大宽松政策。 3、市场维度：企业家和投资者抓住市场发展势头 2020年市场的表现大家已经看到了，资本市场一到五月份是典型的股债双牛态势，但是五月底后，由于货币政策边际上开始收紧，债券市场步入熊市；而股市在年初上班一次大跌后反弹，走牛一直延续到八月底。9、10月份股市其实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期，即风格转换期，从估值推升一种特点转换到了盈利的拉动。 由于大家对2021年，特别是上半年，整个经济预期比较好，所以2020年年底这两个月，股市里周期类、消费类的板块表现仍然比较强势。 从债券市场这个角度看，5月底后的熊市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加上四季度以后一些评级为三A的大型企业出现违约，整个债券市场比较恐慌。目前，2021年整个债券市场比较难抓住方向。所以建议大家，债券市场还是以安全稳健的投资为主，对于投资的具体公司，底层资产一定要了解清楚。 2020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大家在做房地产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同城市之间房价周期表现不一样。从北京市场来讲，2020年、2021年算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机会。 总体来说，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反倒出现了典型的资产大年，如果今年大家没有在股票、房地产、项目投资上出手的话，那就错过了这个机会。 2 企业家和投资者：抓住发展大势、要有紧迫感 从企业家和投资者这个角度，我们如何去看待未来？两点是值得大家关注，一是要把握住大环境的发展势头，二是要有紧迫感。 1、为何要抓住发展大势？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大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和焦虑。但拉长时间周期来看，中国的基本盘现在是稳的，机会是最多的。 我们讲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变局至少是个三百年的变局。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三百年过程中，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在价值观、生产制造能力、市场扩展能力等方面一直占据着主导性优势，是西方压倒东方的局面。 但今天中国正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快车道上，我们甚至很多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现今，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总量三分之二，在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所以这个发展大势已经形成了。 尽管中国会遇到很多具体的挑战，无论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还是我们自己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挑战很多。但中国的基本盘非常稳，潜力和发展空间很大。这几年，中国提到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等，都是为了释放中国已存在的巨大市场潜力。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所以投资者和企业家一定要认清楚、把握住这个大势，中国仍然处在一个上升的态势上。 2、要有紧迫感 未来十年，中国要实现所谓惊险的一跃，同时解决很多问题：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二要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端；三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四要真正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可以说，未来十年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敏感期，竞赛的最后一个赛道，我们需要在未来十年里头去理性、务实、巧妙地处理好诸多问题，所以我们要有紧迫感。站在企业家、投资者的角度，在中国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时，我们要敏锐地去规避风险、抓住机会。 在了解中国基本盘的基础之上，一些明确的赛道我们要看清楚，不用怀疑大消费、科技、医药健康、智能制造、国产替代、绿色中国等等这些领域的投资机会。 3、抓住新一轮中国市场繁荣中的机会 另外，中国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在未来五到十年里可能会经历一轮繁荣。这是由推力和拉力两个因素决定的。 在全球零利率负利率背景下，中国现在还是正利率环境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全球的一个所谓的资产高地，加上中国改革空间大，好的资产能够长期实现稳步的估值提升和增值，这个是推力。 而拉力在国内的资本市场改革。无论是发行制度、注册制的改革，还是退市制度加快推进都是机会。预计在未来三五年，我们会看到，注册制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在于可以买到性价比较高的资产。对于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环节的企业家来说，可以比较快速地实现企业的自动化，实现上市。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商业模式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快速地实现资本化，这是我们的机会。 另外，未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通过买到优质资产实现财富增值的机会，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趋势。 3 总结 从经济角度看，2020年整体经济前低后高，2021年整体经济前高后低，2021年的上半年经济复苏的状态较好。 从资产角度看，2020年是个资产大年，2021年投资方向没有2020年清晰。 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2020年还是2021年整个宏观政策仍然会保持一个克制、但比较友好的状态。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一定要抓住关键的发展大势，同时增强紧迫感，不要错过这轮资本和资产市场繁荣的机会。
专题：人类对市场认识的层层深入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是随着一个概念被提出来，一个个经济现象被归纳出来，一个个经济理论被总结出来逐渐深化的。 1、劣币驱逐良币 （1559年） 1559年，英国托马斯.格雷欣公元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他发现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良币）储藏起来，而把不足值的铸币（劣币）赶紧花出去。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后来人民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市场经济的逆淘汰经济现象。 2、幼稚产业保护论（1841年） 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初于18世纪后半期由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1841年，德国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批评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思想，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理论阐述，可见美国、德国等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幼稚产业保护阶段。 3、自然垄断（1848年） 1848 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自然垄断的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格林沃尔德(行情688028,诊股)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指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在自然垄断条件下无法形成竞争。 3、外部性（1920年）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 《福利经济学》，首次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 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4、社会成本（1920年） 庇古还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主张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社会成本是指全社会为某一项经济行为付出的成本。。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5、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1933年） 1933 年，英国 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与同年出版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并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 格理论的基础。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的，除完全竞争市场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垄断因素的市场都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它们是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 6、合成谬误（1948年）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如，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 7、.囚徒困境与非合作博弈均衡（1950年） 1950年，约翰·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又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同年，艾伯特·塔克以以囚徒方式阐述非合作博弈， 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在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处一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8、公共产品（1954年） 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私人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9、有限理性（1955年） 1955年，西蒙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能力，提出“理性有限论”的观点:“人类大脑阐释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现实中有客观上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主要是指所谓的“贝叶斯理性”，即决策者对具有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事件的“事前概率”的判断，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 10、市场失灵（1956年）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西斯 巴托在《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提出来“市场失灵”的概念，用来总结外部性、垄断、不完全消息等导致的市场无效。市场失灵不是一个专门的理论，而是对以前人们总结的各种市场无效现象的汇总式提法。 11、公共贫困（1958年）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出版《丰裕社会》，提出了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二元难题，即“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消费类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私人产品的丰富与公共产品的匮乏对应的社会不均衡。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方面相比，始终处于不乐观的局面。但在公共设施、城市公共住房、环境等公共领域，市场并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做法是以最低的成本为更多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就使得公共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12、交易成本（1960年）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属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13、搜寻理论（1961年）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于研究论文《信息经济学》提出搜寻概念，他指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货比三家”就是对信息搜寻行为的经典描述。但是信息搜寻也是有成本的，主要指搜寻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为找到一个能接受的工资水平，需要付出不可忽视的“搜寻成本”。 14、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1963年） 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15、公地悲剧（1968年） 1968年，英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首先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16、价格粘性与菜单成本（1985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有些机会成本也叫做菜单成本。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量。这样，总产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动，经济中就会出现大的波动。 17、动物精神（2009年） ”动物精神”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凯恩斯使用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来强调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动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在投资中，积极行动的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阿克洛夫和席勒出版《动物精神》一书将其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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