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确实如此，在2021年的初始，中长期的机会和短期的困难并存，只有充满信心、居安思危，才能克服困难，拥抱中长期的大增长趋势。2021年的第一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呈现了一种欢腾向上的态势，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都到达了这一轮行情的新高点，作为“核心资产”的沪深300指数更是突破了上一轮2015年牛市时的新高。有分析认为，这种大幅涵盖IT、消费、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的指数新高，体现的是新蓝筹的崛起，这种拥抱龙头的效应，预示着资本市场的变化，拥抱价值投资，拥抱中长线投资。与此同时，在极端的寒潮天气下，河北石家庄和邢台的新冠疫情又出现了令人担心的反复，河北省进入了一个战时状态，本地新发病例每日都在增长之中，不过，有了过去一年的武汉抗疫和全国若干个局部突发状态之后，抗疫经验和抗疫信心都不缺，河北尤其是石家庄和邢台，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管控防疫措施，相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面。经济晴雨表的向好，和疫情局部反复的胶着，正是2021年整个中国经济如何抓住机会，拥抱大幅增长的关键所在。2020年，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2021年的趋势又如何？1月5日，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中作出新的预测，2021年全球GDP将增长4%，低于去年6月时预测的4.2%，但是，世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7.9%，比去年6月时的预测上调了1个百分点。值得重视的是，世行的这一份预测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球防疫形势和疫苗接种情况的背景之下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2021年的整体表现，还是和防疫进展密切相关。世行的报告称，假设2021年大规模推广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那么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但是，如果决策者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和实施促投资的改革，复苏可能会缓慢乏力。新冠疫情防控的效果不同，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增长结果。在悲观情景下，感染率继续上升，疫苗延迟推出，可能将2021年的全球增长限制在1.6%。在乐观情景下，疫情得到控制，疫苗接种过程加快，全球增长则可能加速至近5%。好在，我们对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有着最强的信心，同时，我们又对市场参与者们抓住整体经济强力复苏反弹机会的能力抱有最强的信心。这就是，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新年第一周，央行2021工作会议召开，强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2021年财政将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包括加大教育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谈及2021年商务工作发力点，包括畅通汽车、家电、家具等大件商品消费链条，支持地方开展以旧换新、汽车下乡，鼓励企业运用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指出，要支持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发展共有产权住房，供应范围以面向户籍人口为主，逐步扩大到常住人口。2021年由于2020年的低基数，中国经济将是高速增长的一个难得机遇期，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一枝独秀，将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份额。有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已经指出，2021年将迎来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中国产品将向美国大量输出，意味着中国产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应该会带来中国产能价值的向上重估，而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也将推升人民币汇率。所以，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
扭住供给侧同时注重需求侧 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 政治局会议释放六大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关键时点，此次会议在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的基础上，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划出重点。 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表示，从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来看，包括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新提法，此外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房地产市场发展、风险化解和防范等方面也释放出重磅信号。 “此次政治局会议把发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一系列的困难挑战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谋划好发展这盘大棋对于第一个百年收好官、第二个百年开好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在他看来，会议强调要形成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从经济运行的系统、动态来谋划发展，是对发展认识的深化。从供给方面来看，要在深层次改革上取得重大进展，加快完善支持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从需求方面来看，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强大潜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此次政治局会议对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作出明确指示，即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即通过优化供给体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新需求创造的国内市场牵引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在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看来，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一是注重问题导向，二是更加突出系统性。需求侧改革的推进，将进一步夯实消费能力、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畅通，实现消费引领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当前消费增速还有待进一步恢复。2021年，在传统消费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畅通双循环的关键是创造新需求。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认为，2020年经济工作和“十三五”经济工作成就来之不易，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很不容易。对于明年经济工作而言，整体推进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改革提高制度效率，促进经济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进一步改善供给、创造需求，释放市场的力量。 会议还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支撑效应。其关键在于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项目、宏观上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科技，以及对产业“卡脖子”的技术进行突破。 在刘向东看来，此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主要在于在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时需要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在强化各种存量风险化解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形成泡沫，进一步提高对资本的约束力，使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要求。 对于会议中提出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认为，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期、社会转型叠加期、政策衔接过渡期，必须立足于全面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确保向乡村振兴接续推进。 此外，会议明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康俊亮表示，当前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十分紧迫。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需要降杠杆防风险；另一方面，改善供给，使房地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符合人民群众增长的居住生活需要。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持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要求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加强调控，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时鼓励和指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政策，重在“稳”。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还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对此，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从存量来看，当前金融风险已经明显下降，不过，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庞大，存量风险的总体规模也还是比较大的，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化解。从增量上看，也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遏制增量风险的增加，特别是针对中小金融机构，要加大不良处置，提升抵御风险能力。(孙韶华、班娟娟、王文博、钟源、梁倩、汪子旭)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状态描述。本文通过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1]，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2]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图片来源：微摄 世界银行1月5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基于新冠疫苗将广泛接种的预估，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较2020年6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2021年增长的预期，则上调1个百分点至7.9%。对此，国际舆论给予高度关注。 世行报告表示，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收缩幅度较小、中国经济复苏较预期更加强劲，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略低于此前预估，全年将萎缩4.3%。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预计分别萎缩5.4%和2.6%。其中，中国经济有望增长2%，这一数值较2020年6月份的预测上调了1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下调2021年全球增长预期而上调对中国的预期，主要是基于2020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疫情与中国疫情的分化、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复苏的分化进一步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晓光说，2020年四季度以来，欧美出现新一轮疫情高峰。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期再度延长，世界经济复苏节奏被再次推迟。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都是大考。2020年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和应对外部压力，统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率先控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预计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刘晓光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的确定性体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脱贫攻坚战的三重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经济的韧性。通过严格的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出台一揽子规模化宏观政策等举措，中国经济走上了稳定复苏的轨道，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样板。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前两个季度稳步复苏态势，内生性增长动力增强。 世行报告认为，预计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3.3%；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预计增长5.0%；如果不包括中国，增长速度将仅为3.4%。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亚太地区在2021年预计将有显著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指出，在全球疫情扩散蔓延态势还在持续，很多国家还难以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带来的“封锁悖论”，不仅实现了自身良性复苏，而且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之锚”。 “中国还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开放来迎接后疫情时代，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需求市场。”张茉楠说，由于疫情带来的封锁和产业链停摆，全球市场需求萎缩，很多国家借机实行更高程度和更大强度的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加快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扩大进口，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曙光。 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方积极考虑加入CPTPP，这一系列举措都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的决心。中国将通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受益于中国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受益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世行报告认为，与过去的严重危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预计将对全球活动造成长期不利影响。由于许多发达经济体投资不足、就业不足和劳动力下降，有可能导致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进一步加剧。 刘晓光分析，我国当前消费依然相对疲弱，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也不稳固，宏观政策不宜大幅度转向，而应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进行边际调整。张茉楠说，着眼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促进，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垄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1年，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投资策略研究中心于12月18日发布了《2021年全球资产配置白皮书》（以下简称《报告》），给出了“2021年全球大类资产配置顺序为商品、权益、黄金、债券。全球权益优先配置中国股市，超配中国 A 股、中国港股。标配美股，但需警惕美联储政策拐点冲击。”的配置建议。对于中国A股走势，《报告》预测将演绎“从复苏到复兴”行情并确认未来中国股市长期向好的趋势。 展望2021年，全球经济将在短周期内出现周期性上升，通胀压力逐渐显现。在当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价值板块与低估值板块有很大的重合。价值板块是被遗忘已久的、估值较低的传统和周期行业。因此，我们将继续倡导价值投资。同时，随着中美竞争趋向常态化，香港资本市场或将从中获益。尽管新经济股明年很难重复如同今年一般的市场表现，但金融、工业、能源、可选消费、大宗商品等此前被大家遗忘的老经济股将在2021年带来更多机会。价值板块将王者归来。 短周期性复苏仍在继续 短周期性复苏仍在继续。自6月以来，我们的专有经济周期指标一直预示着复苏。《报告》中提到，2021年中国经济将延续2020年的增长优势，稳步增加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们预计随着信贷与M2继续一起稳步增长，房地产投资在消化了“三条红线”政策后开始恢复，经济复苏应会继续。其他指标，如铜周期和黄金，以及中国央行的三年的货币政策周期，都预示着复苏的持续。随着消费者信心从历史低点反弹，终端需求改善，通胀压力也将逐渐上升。 在未来的12个月内，我们预测上证交易区间约为2,900-3,600点。虽然整体指数只有不到10%的上涨空间，但是更多的投资机会将体现在市场结构的变化，从成长到价值的轮动。这个轮动其实从今年6月至今已经如期发生。美元长周期已经见顶，预示着美国长期增长将放缓。美元进入贬值周期有利于中国市场和人民币计价资产；香港、新兴市场、黄金、大宗商品和比特币也将受益。 中美竞争常态化，香港资本市场或将从中获益 近期，美国对一系列中企实施制裁，市场反应剧烈。目前所谓的制裁均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执行，若未来拜登政府希望取消制裁，也较为容易，因为新的命令并不需要通过美国两会。当然我们并不寄希望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报告》认为，世界经贸秩序将陆续重构。拜登上台后，美国有望回归传统外交政策，重塑国际经贸秩序。但中美之间的博弈局势不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衡中国将一直是美国政府的目标之一。而事实上，这些制裁对美国投资者将造成更大伤害。未来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同时美国退休金债务高企的情况下，美国投资者将失去一个在快速增长的市场里投资的机会。香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离岸市场之一，如果美国对其进行制裁，亦会损害在港美企利益。 事实上，中美博弈将有利于香港发展。在全球宏观经济表现欠佳的背景下，香港新股市场表现亮眼，2020年一级市场融资额同比增加26%。若未来中美两国持续竞争，将促进众多中概股寻求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的首选。中概股回归浪潮将进一步推动港股结构优化，未来港股有望迎来更多中国新经济板块公司，包括 TMT、新消费、生物科技、先进制造业等，这些“新经济” 将驱动港股整体估值修复。同时，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香港亦不会对资金流动进行管制，在这些优势下，若国外投资者在美国无法参与投资中国企业，他们或将选择赴港投资。另外，随着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加强，A股的资金流入亦是大概率事件。 《报告》预计2021年海外资金将加大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力度，而香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桥头堡的作用将更加凸显。港股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估值洼地，有望成为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首选。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未来政治环境将更加稳定，经济有望重现繁荣；优质中概股回归港股，亦有利于引流全球资本通过香港市场配置中国优质资产，加之南下资金持续流入港股，港股的估值定价权终将回归。 价值板块将王者归来 随着疫情后全球市场回归经济共振复苏的基本面，作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望乘势而上，引领全球。中国资产整体将获得价值重估。《报告》通过估值、盈利、股票与资金供求、金融政策四个层面分析A股中期趋势，认为随着疫苗使用、疫情渐退与全球经济共振复苏， 2021上半年权益市场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疫苗的推出时间及量产情况值得重点关注。倘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可能比预期更高。此外，《报告》认为股票发行全面推行注册制后与国际规则接轨、资本市场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为全球资金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财富的再平衡势必重估中国资产。价值与周期有望回归。 更深入来看，我们预测价值板块将跑赢成长股。全球资本市场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多种风格数轮的轮动，动量、低波、规模、价值及成长等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均有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当下，随着价值和成长风格的分歧达到历史性的极端，同时价值风格跑输的趋势持续的时间历史最长，风格转换的拐点出现，价值板块的春天似乎就要到来。在当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价值板块是被遗忘已久的、估值较低的传统和周期行业。中国“十四五”强调工业和相关产业链的现代化和壮大实体经济，同时强调使经济发展成果最好地惠及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各阶层的民众。收紧网络借贷和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导方针的推出都是重要的风向标。“十四五”将提供有利于低估值的传统行业创造价值的环境。在当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估值和价值投资的范畴基本一致。“估值投资”现在就是价值投资。 可以预见，2021年将是价值板块王者归来的一年。从今年6月份开始，资金便开始轮动到价值板块，甚至出现了价值板块历史性的跑赢成长股的局面，这并非偶然事件。目前，大多投资者追捧新经济股，市场对于成长股的持仓高度集中，关注点多在于新能源汽车、科网股等。但随着新冠疫苗推出进程的加速，经济生活恢复正常之后，旧的经济板块将会开始有所表现。新经济股很难重复如同今年一般的市场表现，2021年相信有更多的机会来自金融、工业、能源、可选消费、大宗商品等此前被大家遗忘的老经济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明年要抓好八大重点任务，其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其中一条，会议提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价格升高的同时社会供给短缺，同时，垄断还造成进入市场的门槛提高，垄断厂商利用其优势地位阻碍其他厂商进入，削弱了市场竞争机制，抑制了市场创新热情。不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垄断的出现是种必然，并且与传统垄断影响有较大不同，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是一种基于技术和资本的垄断，一方面，头部互联网企业有着足够的技术储备和科研人才，科技创新能力强，无形中修筑起了企业护城河，另一方面，强大的资本实力能够让头部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获取潜在竞争者的技术，比如通过收购或控股。因此，现代企业的垄断实际上并没有阻碍技术的进步，同时因为技术在构成垄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垄断无形中甚至刺激了社会创新活力，并且，数字化的垄断也并没有致使资源配置低效。 那么是否反垄断就是多余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垄断没有降低市场技术创新的活力，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但其会导致社会福利分配的严重失衡，以“大数据杀熟”为例，正常来讲，大数据的能够有效赋能消费，既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让生产者赚取更多的收益，但如果遇到大数据杀熟，新创造的社会剩余中本该由消费者获取的那一部分被平台掠夺而去，相当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最终都被平台享受了。 垄断还可能掠夺生产者的社会福利，比如平台二选一，平台本来能够方便商家进行线上交易，但“二选一”的规则让很多商家少了曝光的机会，平台的刻意导流也是如此，被导流的商家所卖产品得不到曝光，导致同类商品因店铺不同点击率有明显的区别，这些都是垄断下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对社会福利的一种掠夺。如果这些不规范的行为不能被有效识别、监管以及纠正那么将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入明年的重点工作是规范市场运行的及时雨，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强心剂，同时，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入明年的重点工作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已经在开展，比如，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就在前些天，更是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涉嫌反垄断被罚款的事件发生，国家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动作只会越来越大，监管只会越来越严。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反垄断并不是一种打压互联网企业和平台经济发展的行为，国家总体还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包括数字基建等，更多是在规范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市场竞争，实现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平衡，保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福利能够全社会共享，监管的价值在于帮助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守护创新和发展活力。应该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疫情期间，正是这些“新东西”撑起了我国的消费市场，保证了国家在疫情时期没有出现严重消费萎缩，因此，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反垄断工作的部署不应简单理解为打压，而应看做是互联网企业进一步规范发展的新起点。 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趋势也渐渐开始显现，巨头的快速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反垄断其实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需求。特别的，反垄断通过重新平衡社会福利的分配可以强化市场消费信心，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助力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12月22日，名创优品旗下潮玩品牌TOP TOY发布官方微博称，12月18日，其全球首家旗舰店在广州正佳广场开业后，该店开业前3天（12月18日至20日）进店客流超3万人次，营业额超108万元，单日最高业绩42万元，平均客单价高达325元。 TOPTOY广州开业首店面积超400㎡，拥有超1200个SKU，汇集HelloKitty、漫威、迪士尼、DC、火影忍者等52个IP及潮玩品牌。此外，TOP TOY计划于2021年1月内，在深圳、重庆、西安等城市陆续开店。 资料显示，TOP TOY定位亚洲潮玩集合店，聚焦10至40岁的男女消费群体，商品线覆盖艺术潮玩、日漫手办、美漫手办、盲盒、娃娃模型、拼装模型、积木等七大潮玩核心品类，商品价格为39元至上万元不等。 TOP TO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元文表示，潮玩是一个年轻且极具发展空间的领域，占据着年青一代的孤独经济、桌面经济和家装经济。“潮玩”概念目前相对小众，通过多品类、多品牌、多IP的潮玩集合生态，TOP TOY以“店展结合+稀缺产品”的沉浸式潮玩体验，深度推广潮玩文化。 谈及当下大热的“盲盒经济”，孙元文曾表示，盲盒只是TOP TOY的一部分。TOP TOY旨在打通创作、挖掘、生产、销售、售后等全链条环节，打造包容和开放的潮玩生态，构建潮玩全产业链一体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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