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报告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好于6月预计的萎缩5.2%。此次修正主要反映出第二季度世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且第三季度出现更为强劲的复苏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5.2%，比6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1.9%，在2021年将达到8.2%，与6月的预测值持平。发达国家中，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萎缩4.3%，明年有望增长3.1%；欧元区经济今年将萎缩8.3%，明年可望增长5.2%。(记者 周武英)
题：金融“活水”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谭谟晓、李延霞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业保持稳健发展，抵御风险能力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资金结构流向更趋合理，成为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升 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许先中没想到，在一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投放座谈会上，企业现场获得了农行5000万元贷款授信。 该公司在黄冈建有总投资202亿元的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规划年产30万台新能源智能汽车。“农行的支持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充足的现金流有助于公司降低疫情影响，加快推进5G智能新能源汽车项目。”许先中说。 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精准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两新一重”项目建设。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银行业各项贷款增加15.2万亿元，同比多增3万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其中，制造业贷款增加1.8万亿元，增量较过去4年总和还多1092亿元。 保险业充分发挥其固有的风险管理、资金配置等优势，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截至2019年年末，保险业支持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资金规模分别超过6000亿元和2500亿元。截至今年8月底，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投资计划1530只，合计备案（注册）规模33842.36亿元，保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实体经济。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时期，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进一步提升。 金融创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人才也能成为贷款依据，仅2个工作日我们就收到了1000万元的‘人才贷’。”济南磐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抵押物少，无法满足传统贷款产品要求，银行了解到我们的需求后，第一时间为我们制定了专属融资方案。 济南农商银行推出的“人才贷”，是专门针对研发型、高科技企业设计的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解决了缺少有效抵押物的企业扩大经营的资金难题。 金融创新让许多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引导银行机构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和融资需要，创新贷款模式，不断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8万亿元，是2017年末的1.26倍；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62万户，是2018年末的1.43倍。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当前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力足，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推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平衡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前8个月，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约7万亿元，有力保障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以及企业债券融资。 坚守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定位的新三板，改革创新稳步推进，直接融资功能不断提升。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三板市场融资106.29亿元，环比上升17.43%。截至7月20日，新三板合格投资者数量已超过151万户。 金融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旨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这是近年来我国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完善金融调控、防控金融风险的一个缩影。“十三五”即将收官，金融领域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果。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必须以自身的稳健运行为前提。当前，我国金融业运行平稳有序，风险整体可控，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前8个月，银行业加大拨备计提力度，新提取拨备1.4万亿元，同比多提取2615亿元，目前拨备余额达6.5万亿元，拨备覆盖率176.5%，具备较强的信用风险抵御能力。 截至二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2.6%，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0.4%，均保持在合理区间较高位运行。 专家表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在推动经济茁壮成长的同时，也会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有效防控风险，确保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新起点上，金融各行各业将持续向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力、聚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十三五”经济新跨越 高质量发展谋新篇 五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五年跨越，巨变谱华章。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五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预计“十三五”期末，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万亿元，实现新的里程碑式跨越。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速，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新兴服务业近四年年均增速高达19.4%，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创造”背后，既得益于五年来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也得益于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GDP将破百万亿大关 位于陕西铜川新区的零售云店日前刚刚落地一场小镇购物节活动，这是田老板开的第三家零售云门店。“活动首日销售超过41万元，国庆开门红两天内销售突破50万元，门店销售较2019年增长了五倍有余。”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国内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此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多项经济指标年内首次转正。在疫情阴霾未散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交出的成绩单，既彰显中国经济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具备充足的韧性与活力。 放在更广阔的视野，回望“十三五”，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内外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下，中国经济巨轮始终无畏风雨、破浪前行，并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 数据显示，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比重达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预计“十三五”期末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标志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水平又迈出坚实一步。 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五年间，驾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三驾马车”动力十足。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超大规模市场释放的巨大潜力，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合理扩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2019年末，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里程三分之二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不断缔造。 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3.95万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58万亿美元，连续三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连续11年保持第一出口大国地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6542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78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增长极蓄势崛起 在传化化学的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去油灵生产车间，几千平方米的面积，只能看到20几个工人在操作运营。在这个智能化的厂区里，大宗原料通过空中管廊输送，每年可以减少四万吨半成品出料，节约500万元的包装物成本；通过空中AGV小车输送成品，解除了20万吨成品的地面叉车输送压力。 “十三五”期间，我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培育新动能，为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力。从产业数字化到数字产业化，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实现华丽变身。 用户只需轻点手机端，自主选择颜色、印花等个性化定制方案，相关数据即刻传输到工厂并启动快速制造程序。厂区内搭建“棋盘式吊挂”的智能导航模式，多台AGV以及智能机械手臂高效作业，一块块智能系统显示屏上，工人生产效率百分数、商家的订单完成数直观可见……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新制造平台犀牛智造工厂正以数字化引领传统服装业变革。 “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9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为14.4%，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3.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近四年年均增速高达19.4%。 危机中蕴藏新机，挑战中孕育动力。面对疫情大考，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网上办公、在线教育、远程问诊等行业加快扩张，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等新模式加速普及。“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离不开创新驱动。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2.2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6.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我国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尤为迫切，未来要向科技创新要产量、要质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表示。 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无论是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升，都离不开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 今年年底前，全国各地要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四个工作日以内。而在“十三五”以前，企业开办平均时间为33天。 “十三五”期间，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2亿户，比2015年底增加5453.1万户，增幅70%。2020年我国有133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比2016年增加23家，跃居世界首位。 五年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放管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仍是深化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说。 站在“十四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依然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动能转换，重塑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记者 班娟娟)
美联储“着急”全球央行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眼看着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迟迟不出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有点“着急”，并敦促美国应该在财政刺激上发力。这时，美联储如期公布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也将焦点放在财政支持之上。 美联储公布的9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将受到威胁。美国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的财政援助，但由于国会和白宫之间迟迟未能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达成一致，这种经济复苏势头将受到威胁。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白宫与国会就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进行的谈判，很多国会议员和市场人士担心，美国经济复苏将遭遇困难。鲍威尔呼吁继续加强财政政策支持，并表示只有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继续同时提供支持直至经济明显摆脱困境，经济才能强劲复苏。在鲍威尔看来，美国经济前景目前面临两大下行风险：一是疫情可能复发至严重限制经济活动的水平；二是经济复苏可能比预期更长、更缓慢，这将引发“疲软导致疲软”的恶性循环。 鲍威尔表示，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可持续，但在当前形势下，不应当优先担忧预算赤字问题，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支持政策“做过头的风险反而较小”。 其实，美联储不是唯一呼吁加强财政刺激的央行。摩根大通指出，全球央行几乎都在拥抱财政刺激。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此前表示，过早撤回财政援助所产生的“悬崖效应”是她现在最大的担忧。尽管欧洲经济在春末夏初有所恢复，但现在担心的是防疫措施将继续对经济产生影响。摩根大通指出，虽然全球央行已经采取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复苏，但央行决策者们现在担心，财政刺激不足可能会削弱目前的经济复苏势头。 此外，各国央行对于加大财政支持的呼吁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IMF在其财政监测报告表示，对于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投资增加GDP的1%，将直接创造700万个就业机会，考虑到间接的宏观经济影响，则将创造2000万至3300万个就业机会。 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金融稳定部门副主管Michael T. Kiley在论文中表示，在赤字货币化方面，美联储需要购买相当于美国GDP30%的债券，即6.5万亿美元，才能抵消基准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影响。自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购买了创记录的3万亿美元的债券。根据Michael T. Kiley的观点，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还需要进行3.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摘要：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 2019年初，我的老家莱芜一不小心登上了头条，这个山东最小的地级市正式被省会济南“并购”。大家知道，在中国调整行政区划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区划调整的传言，有的是说要升直辖市，有的是说要合并，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一个成为现实。原因很简单，任何行政区划调整都是一个浩大的系统性工程，光是把所有机构的门牌更换就是一个不小的“菜单成本”。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次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无非是觉得这么干的收益超过了所付出的成本。过去有很多小城市被独立设市，是因为那时要鼓励工业发展，独立决策更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比如1992年莱芜从泰安独立出来就是为了支持钢铁行业发展。但现在，随着地方资源的消耗，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些功能型城市已经越来越难支撑一个城市的责任，独立设市不如向大城市靠拢。而对于像济南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也必须把自己做大做强，否则也会在抢人大战中被淘汰。 中国的城市格局也许正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过去是主动分散的中小城镇化，未来可能是被动集中的大城市化。从客观来看，城镇化的思路不得不变，一边是大城市怎么限都限不住的房价，京沪深房价几乎全球最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一边是部分小城市怎么托都托不住的需求，莱芜被并购绝不是个案，鹤岗房价出现白菜价也不是偶然，城市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主观来看，发改委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文件已经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在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对中小城市，第一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对大城市，第一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城市格局。 1 现实骨感 从26个收缩型城市看城市收缩四大症结 收缩型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目前还没有官方认定的定义，国内研究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3年及3年以上的城市认为是收缩型城市。我们根据2014-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各城市人口数量（以294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共有26个城市出现连续3年的人口净流出。从这些城市的分布上来看，四川有巴中、内江和广元市三个城市，内蒙古有通辽一个城市，陕西有安康一个城市，其余的21个城市都集中在东三省，其中，黑龙江8个，吉林7个，辽宁6个。当然还有一些城市虽然不是每年都出现人口流失，但总体上来看人口仍然成净流出趋势，比如大庆、佳木斯、乌兰察布、克拉玛依、玉门、大同、吕梁等等。 图1：近3年人口持续流出的收缩型城市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17，WIND，如是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人口流失率=近3年流出人口/2014年基期人口数量，部分城市未公布2018年GDP数据，因此统一采用2017年GDP总量及增速。 人口收缩必然导致经济收缩。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规模超过2000亿以上的只有吉林市1个，规模在1000亿以上的有绥化、齐齐哈尔、松原、锦州、鞍山、通辽6个，其余19个城市经济总量都在1000亿以下。从经济增速上来看，除了巴中、广元、内江、安康、鹤岗（基数低）以外，其余城市的实际GDP增速均低于全国GDP增速水平，通化市甚至出现实质上的负增长。 从城市收缩的原因来看，巴中、广元地处川北秦巴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因而经济发展落后。安康位于陕南地区，处在秦巴山区北侧，由于山区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在陕西排名倒数第四。内江比较特殊，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是由于产业发展定位反复（从发展糖业到轻工业，再到发展建设建材、仪表工业，最后又回到发展糖业）、战略地位模糊（地处成都重庆中间，定位不清晰，成渝辐射范围又较小），导致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东北地区的城市衰落反映了传统老工业基地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变迁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口流出的困局。具体来说，收缩性城市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资源枯竭型城市 对于东北大部分资源型城市来说，资源枯竭对经济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的枯竭导致传统支柱型产业无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净流出严重，房地产需求不振。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伊春、大庆、阜新等城市都属于典型的资源枯竭型收缩城市。在东北以外，也有像甘肃玉门、山西吕梁这样的城市，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现在都面临着资源枯竭后城市发展之困。 鹤岗：煤都的陨落。鹤岗曾是国家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鹤岗矿区曾是年产千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产区，自1949年以来带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就业。但90年代以来，鹤岗的煤炭几乎宣告枯竭。鹤岗唯一的大型企业龙煤鹤岗矿业公司，2014年的煤炭产量只有龙头企业神华集团的10%，负债累累。低迷的房价是当地经济衰退的反映。2017年鹤岗实现GDP282.9亿元，即使在东北也排名倒数第四。人口大规模流出，城市老龄化严重，甚至出现给警察“送房送车”留住年轻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举措。2017年鹤岗人口100.9万人，与十年前相比人口净流出率达到4.7%，再加上出生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收缩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除鹤岗外，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四大国有煤矿都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况。现存33个主要矿井已有16个枯竭，被国家批准破产。由于富矿数量日益减少，矿井越钻越深入，煤矿开采成本也在不断升高。鹤岗煤炭开采成本约125元/吨，阜新煤炭开采成本达到118元/吨。鸡西这座“百年煤城”，2013-2015年GDP持续负增长，2016-2017年GDP增速也没有超过1%，经济发展堪忧。还有辽宁阜新，“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4个能源项目在阜新，但从1991年开始，阜新的矿产资源枯竭变的严重，到2000年，地表沉陷问题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超过15亿元。2001年开始，东梁矿、海州矿等重点煤矿相继破产，2014-2016年出现GDP连续3年负增长的断崖式下跌。 伊春：林业基地的发展之困。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是我国森林工业的长子，也是我国重要的国有林区和开发最早的森林工业基地，素有“红松故乡”之称。1948年起，伊春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60年来为国家提供优质木材2.4亿立方米，贡献税金和育林基金等300余亿元。在木材开发的繁荣期，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目前可采林木资源已近枯竭，森工企业危困。2013年，伊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砍伐，着力产业转型，但也造成人口、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收缩现象。2017年伊春实现GDP267亿元，在黑龙江省垫底。人口约110万人，与2000年相比，15年间减少了10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0%，城市收缩情况愈发严重。 图2：黑龙江伊春的街道冷清 *图片来源：龙瀛《中国城市进入急速收缩的时代，一些注定将走向破败》/陈荣辉摄 玉门：石油基地的衰败。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的石油重镇，玉门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市的产业体系也紧紧围绕着油田展开。1959年，玉门油田的年原油总产量超140万吨，约占到了全国油气产量的近5成，在最繁荣的时候，居民都以在石油管理局上班为荣，常住人口在20世纪末达到18.5万人。但是，资源城市的弊端也在玉门身上显现出来，曾经年产上百万吨的玉门油田，逐渐下降到了仅有40万吨，石油储量已经渐渐消耗完毕。玉门政府搬迁到新城区后，老城区的人口由原来的13万人到最后只剩下2万人，俨然已成为空城。到2017年，玉门常住人口也只剩下16.6万人，流失了10%左右，城市收缩十分明显。58同城数据显示，现在玉门有78平的房子只需13万元，单价低至1700元左右。也有新闻称曾经老玉门只需2000元就可买下一套70平的房子。除玉门外，大庆、克拉玛依等石油资源型城市也都在面临发展后半场的转型之困。 （二）产业变迁型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曾经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之后，传统制造业发展趋势出现逆转，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制造业从业人数也从2012年开始呈现常态化下降。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面临的产业结构性弊端开始凸显，一些以重化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再加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体制转换有迟滞且成本较高，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鞍山：不能承受的钢铁之重。鞍山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被誉为“钢都”。“新中国钢铁工业从这里开始”，是对鞍钢最好的诠释。上世纪50年代，鞍钢正值意气风发的时代，仅复工四年累计年产量就达到全国64%。1978年，鞍山GDP还在全国前20名以内。但很快，由于生产结构过于单一，世界钢铁竞争越发激烈，钢铁工业的没落导致了鞍山经济的衰退。2015年以来，因为钢铁产业整体业绩不佳，鞍钢在岗工人工资也开始连年下滑，据新闻报道，普通员工工资甚至缩水了50%以上。2016年鞍钢员工减少了近千人，却只招聘了18名应届生。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回到家乡或南下创业，鞍山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36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359万人，GDP排名也掉到了全国100名开外，成为了一座收缩型城市。 本溪也是以钢铁、化学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在1949年初，鞍山、本溪、抚顺甚至成为全国9个直辖市之一，虽然很快被取消，但足见当时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分量。本溪钢铁公司始建于1905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工业企业之一。但由于一家独大，同样面临钢铁产业衰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城市第三产业结构也很单一，加工型企业，物流仓储型企业，信息产业方面都非常薄弱。2016年，本溪GDP同比断崖式下跌了34%，经济体量下降到不足千万，在辽宁省排名倒数第五，十年人口流失率超过5%。 （三）地理偏远型城市 地理区位对城市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靠近港口、运河、铁路的城市便于对外往来互通；位于大城市群的城市受益于区域协同发展效应；资源丰富的城市可依托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等等。但也有一些城市既不是交通枢纽，又远离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对人口的吸引力最弱。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城市，四川的巴中和广元上榜也是因为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导致的。以前巴中坐汽车去成都要12个小时，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和动车会方便一些，但走成巴高速也要4个多小时。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先坐2个小时车程的汽车到阆中站，再坐动车到成都也要3个小时，如果坐普通火车总共需要6-7个小时。 图3：从巴中到成都至少需要中转1次汽车、1次火车 *图片来源：百度地图，如是金融研究院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西部，北纬45至48度，从地图上看接近中国的最北角。东临大庆市和绥化市，南接吉林省白城市，西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北与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接壤。可以发现，齐齐哈尔与周边临近城市都属于收缩城市，当地所处的城市群整体实力弱，再加上冬季寒冷漫长，在铁路网的完善程度上也不及位于黑龙江中部的哈尔滨方便。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坐动车最快要1小时40分钟，如果坐普通列车的话要4个小时左右。从2010年开始，齐齐哈尔就出现明显的人口净流出，截止2017年已经累计流失38万人口。 在临近齐齐哈尔的呼伦贝尔市，有一个县级市根河，地处北纬50度至52度，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河市是中国最冷的城市之一，年平均气温-5.3℃，历史极端低温-58℃，年封冻期210天以上，有“中国冷极”之称。如果去哈尔滨的话，至少需要中转2次火车，时间需要13-14小时。由于地处偏远，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也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收缩城市。从2014-2017年人口流失率达到8%。 图4：从地图上看根河和齐齐哈尔比较接近中国最北角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如是金融研究院 （四）被动虹吸型城市 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使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比如北京周边的高碑店，2008年的时候人口还有近60万人，到现在只剩下54万人左右，流出率达到10%。北京的虹吸效应强大源于与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城市群协同效应不强，长三角、珠三角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随着都市圈和大城市群建设的不断推进，大城市周边城市将同时承接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有望向周边中小城市溢出，位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来说，也许并不需要过于担心，但承接中心城市的人口迁出和产业转移能力是发展的关键。 图5：中国城市群空间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 人口流出的同时，收缩城市面积持续扩张导致城市资源错配。过去城市的发展思路基本都是扩张再扩张，没有认识到“小而美”的重要性。导致的一个现象是部分城市人口在下降，面积却在扩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比如大庆，与90年代相比，2015年的人口密度下降了32%左右。再比如吉林市，2010-2017年户籍人口减少了19万，建成区面积却增加了23平方公里，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了4.3%。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人少了，但城市建设的设施相对更多，一定程度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公共服务本来就无法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现在利用率更加低下。当下中国城市需要步入、也正在步入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需要更加紧凑，这也是提出中小城市容许收缩，瘦身强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历史经验 全球六个典型的“收缩型城市” 收缩城市不仅发生在中国，实际上，国际上收缩城市的概念由来已久。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一些老工业城市，像利物浦、谢菲尔德就已经出现了人口收缩的苗头。二战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加入了收缩的行列。有研究表明，2000-2012年的时候全球有20%属于收缩城市，美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法国、英国和中国，2013-2017年，世纪收缩城市数量排名变为：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巴西、日本、南非。这说明，收缩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快速增加的问题必须正视。 （一）德国莱比锡：政治变革引发的巨变 莱比锡位于德国中部，从工业化开始，以印刷业为主导产业快速发展，人口也进入快速增长期。1933年人口达到71.3万的历史最高水平，并成为德国第四大城市。莱比锡的人口转折点从1938年开始，“水晶之夜”不仅是犹太人的噩梦，也使莱比锡丧失了大量知识分子。1949年德国分裂，作为民主德国的一部分，莱比锡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全国性的银行总部和政府机构迁移到联邦德国。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莱比锡人口持续流失，迁移西德的人口源源不断，即使是柏林墙限制了人口的外迁，然而1951年到1989年，莱比锡的迁出人口达到5.8万。1990年德国统一，莱比锡却因此遭了殃，被限制迁移的德国人口开始持续地向西部迁移，从1989年至1998年，莱比锡人口减少总计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0%。 （二）英国利物浦：最大港口城市的没落 利物浦不止以足球队闻名，也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初期，贸易额占据世界贸易总量的40%，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英国地第二大城市。利物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爱尔兰人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城市的大量移民，1931年，利物浦的人口达到85.6万人的历史巅峰。人口的转折点开始于上世纪中期，起因是淤积的泥沙堵塞了航道，清除泥沙的成本又非常高，相当于再建一个新港，新兴的大规模远洋运输业务就转移到了英格兰南部的其他城市。再加上集装箱技术的发展，使利物浦的船坞和传统制造业急剧衰落，失业率开始上升。去工业化彻底动摇了利物浦的港口经济的工业基础，许多制造业关闭或者迁移，人口开始向外围迁出。截至2008年底，与1931年的历史人口峰值相比，现在利物浦人口数量为43.5万人。人口减少幅度达49%， （三）日本函馆市：去工业化时代的衰退 上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同样席卷了日本。和利物浦类似的，日本的一个港口城市函馆也没有幸免于难。函馆市位于北海道南部，主要产业为航运业、渔业等，后来发展成很重要的运输和贸易港口。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喷气式飞机、陆运等交通方式发展，函馆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行的去工业化经济转型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函馆的船业失去了经济竞争力，西部沿海地区开始流失大量人口。1977年，根据国际公约，渔业用地被缩减了200海里，进一步抑制了渔业的发展。造船和渔业的衰落导致经济的衰退，十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原本发达的西部地区出现大量的荒地、空地。自1980年以来，函馆的总人口流失了20%，但是老年人的比例翻了三倍。到2030年，预计老龄化率将达到33%。 （四）美国底特律：从“汽车之都”到“破产城市” 底特律在2013年的破产令人唏嘘，这座闻名世界的“汽车之都”就此陨落。在鼎盛时期，底特律一年的汽车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90%，福特、通用等大型汽车工厂总部都聚集在此。到1950年，底特律人口达到180万人，跻身为美国第四大城市。然而1970年代以后，美国汽车工业受到其他国家汽车行业冲击和石油危机的重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三大汽车公司逐渐落后于日本、欧洲厂商乃至新兴韩国厂商，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败。支柱产业的衰落导致精英人口外流，税基萎缩，服务业受创，暴力犯罪频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陷于瘫痪，城市一片衰败。2010年底特律的人口仅有70万左右，比1950年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超过60%。最终2013年，经历了痛苦的衰退之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 图6：在底特律随处可见大量的空置房屋 *图片来源：人民网 （五）美国匹兹堡：一代“刚都”的落幕 如鞍山之于中国，匹兹堡是美国的“刚都”。19世纪80年代时，匹兹堡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其钢铁产值占美国当时钢铁产值的近2/3。二战给匹兹堡带来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也聚集了大量人口，1969年人口最高峰时期超过276万。但197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萧条斩杀了匹兹堡的钢铁产业，1978年，拥有100余年历史的琼斯劳克林钢铁公司在匹兹堡的工厂倒闭，1.75万名工人失业。此后5年间，匹兹堡钢铁工业岗位消失了超过10万个。大规模发展钢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偿还。经济水平和宜居程度的下降使得匹兹堡开始了持续20年的人口流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市区居民较1950年减少了55%，人口与历史最高水平相差近30万。 （六）芬兰列克萨：森林业衰落后的收缩 位于芬兰东部的列克萨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从19世纪开始就对树木进行采伐、加工和出口，发展相关产业，成为芬兰有名的林业城市。在20世纪初，森林业曾为列克萨提供了近9000个就业岗位，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一。人口也持续增长，并于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但是随着树木的减少，对森林资源进行粗加工的单一利用方式的弊端愈加凸显，林业作为列克萨的支柱产业受到冲击，产值大幅下降。到2006年，林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不到1000个，还不如服务业和制造业。列克萨的人口开始明显的流出，在1959-2010年间，列克萨的人口收缩了52.6%。 图7：列克萨支柱产业森林业产值下滑造成提供岗位迅速减少 *图片来源：《Changing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eansto Counter Decline in aPeripheral City in Finland》 图8：列克萨风景优美但人烟稀少 *图片来源：公开资料 总体上，国际上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全球经济变迁所伴随的去工业化、产业转型的过程，原有的老工业基地难以在国际竞争中找回失去的地位，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的现象，由此造成人口流失。二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一旦资源枯竭会造成城市整体经济衰退。三是政治变化、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口流失，比如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等其他影响因素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造成经济结构巨变。四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城市收缩。 3 未来突围 一个城市避免收缩的四种出路 中小城市人口总量小并不代表没有发展空间，因为判断一个城市综合实力最终还是看人均GDP，人口少也不见得是劣势。我们发现，综合实力较强的中小城市城市往往拥有自己的经济特色，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也能够摆脱城市收缩的命运。这说明对于广大中小城市来说，“小而美”比盲目追求扩张更有可能避免走向消亡。 即将收缩的城市应该如何应对？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方向是寻找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城市形象。比如德国莱比锡，通过引进宝马、保时捷建立工厂，德国邮政、亚马逊建立物流集散中心，以求向新兴工业转型。并重新将城市定义为贸易、展会和文化之城，通过各类音乐节增加城市吸引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美国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大力推动交通工程、滨道工程的建设，同时政府对增长相关的项目进行刺激性投资，在中心城区复兴高端零售业、商务办公、建立高档社区。另一个方向是接受城市收缩的现状，尽力让城市各部分健康协调运行。比如美国杨斯敦，通过将大量荒置土地转化为绿地空间，将原有工厂改造成工业艺术中心等措施，在收缩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环境的治理，打造具有活力的城市中心；日本的富山市则致力于发展紧凑型城市，重建以“富山轻轨”为重点的公共交通网，将城市整体划分为14各地区生活圈并激活中心市区的产业和商业，方便市民生活。 中国也有不少中小城市逆袭的成功案例： 以生态环境为特色，例如三亚。国内拥有海湾、沙滩类似景观资源的海滨城市也不少，但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最优越的。大连冬季寒冷，宜居海岸线较短，三亚作为“东方夏威夷”，全年无冬，海岸线蜿蜒漫长；北海城市配套十分落后且交通不便，居住舒适度差。三亚各种高级酒店林立，拥有国际机场，是海南接待国际游客数量最多的城市；厦门的海滨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相比之下三亚蓝天碧海、椰风沙滩的热带风情更加独特。在海南岛内来看，三亚是旅游资源也是最优越的城市，旅游收入都远高于岛内其他城市。三亚现在常住人口在76万人左右，十年间增加了11万人，增长了38%。GDP增速连续四年超过省会海口。立足于特色旅游业发展，三亚的目标是下一个迈阿密，城市未来发展仍充满活力。 以科技创新为特色，例如昆山。昆山最早被人熟知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聚集地。作为江苏距离上海最近的城市，昆山成为吸引外资的前沿，也是最早拥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大陆城市。而在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两次跨越后，昆山选择了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之路，从创办“出口开发区”，到打造产业科创中心，2018年昆山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4.1%，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211家，居于江苏省首位。并于2018年入选首批52个国家创新型县（市）。从人口上来看，2000-2010十年间，昆山人口增加了88.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此后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昆山以超强的经济实力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排名第一，各项细化指标都遥遥领先，更是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2018年昆山实现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省GDP3705亿元。城市发展前景广阔。 以产业优化为特色，例如张家港。在苏州各区县中，张家港所能接受到上海的辐射其实是最弱的。但它的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40年来，张家港平均经济增速达到18.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9%，GDP总量由1978年的3.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720亿元，在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排名中，张家港排名第三，仅次于昆山和江阴。从一个“穷二代”到苏南前三强，张家港实力的积累源于其选择发展特色港口经济。当时，市委书记秦振华只用了160天时间，就把长江的一片芦苇滩变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码头，9个月就建成了国家级保税区。此后，张家港大力实施“以港兴市”的战略，通过港口物流发展外向型经济。至今，口岸货物吞吐量达到2.9亿吨，居全国首位。外贸运量6254万吨，成为长江沿线最大的外贸商港，进出口总额达2180亿元。在此基础上，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成就了本地产业转型升级。与2010年相比，人口也增长了3.8%左右，城市规模一直在稳步上行。 以人文品牌为特色，例如浙江乌镇。乌镇的开发模式一直是全国古镇保护开发中成功运作的典范，因为其证明文化古镇的运营不只是依托景观打造纯粹的观光型景区，而是重在景观与居民市井文化相融合，突出历史文化传承，打造人文品牌。乌镇受到世人瞩目从别具心裁的创设了乌镇戏剧节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两大人文品牌活动开始。乌镇戏剧节的举办注入了区别于其他古镇的新文化元素，也成为乌镇文化产业的孵化器。中国龙头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每年聚集于此，一张名为乌镇最重要饭局的照片成为这个古镇新的标签。创客经济在此生根发芽，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定居。2017年，乌镇景区全年实现营收16.5亿元，同比增长21%。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一千万人次。乌镇的总人口也在增长，从2012年的5.6万人上升到2017年的8.7万人。 总体来说，未来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各能级城市发展分化将成为常态。避免城市的收缩比实现城市的扩张更加困难，对于那些即将收缩的城市，凸显鲜明的城市特色、培育突出的优势产业是摆脱消亡宿命的制胜法宝。
现代货币理论（MMT）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在2018年4月的CF40年会上我的发言提示关注现代货币理论对当前的参考意义，新冠疫情冲击下，相关的讨论更多了。作为一个市场研究人士，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动态无效的阶段，即储蓄过剩、利率低于经济增长，这个时候，财政赤字的增加可以降低过剩储蓄、提高利率，是动态有效的，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由此也不用很担心政府的债务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货币理论和当前现实可以结合的重要依据。 但在现实操作中，宏观政策与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是紧密结合的。所以今天我想讲一讲怎么理解现代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我们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洞见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对我们思考当前的宏观政策是有帮助的。 适当增加对财政的依赖 利于解决当前主要矛盾 现代货币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凯恩斯的国家货币学说。国家货币学说和商品货币学说有两个重要的差异，对我们理解MMT有帮助。商品货币学说强调货币中性，货币发多了只影响物价，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另一重要的含义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一样面临财务约束。商品货币是要面临竞争的，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可能使其货币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因此商品货币学说强调平衡财政。 国家货币学说则强调货币非中性，货币可以通过金融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影响实体经济。由于国家货币在该国境内不会面临竞争，因此政府无需面临财务约束，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功能财政，即财政的目标是以宏观经济平衡为目标，而非追求自身的平衡。所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解释大萧条时强调货币非中性，并引申到功能财政。之后的明斯基是对凯恩斯思想的延伸，进一步阐述金融的不稳定性和财政可以发挥的作用。MMT则将这一思想推向极致，财政可以通过赤字货币化影响实体经济。 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货币的投放方式。依照国家货币学说，货币有两种投放方式，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也就是信贷。这两种投放方式对经济的影响非常不同。首先，信贷投放货币带来资产泡沫，人们拿着贷款很少会去消费，而是将其大部分用于投资，如购买土地、上市公司股票、比特币、黄金等。因此，信贷投放货币太多体现出的不一定是通胀，更多的是资产泡沫。其次，信贷投放货币可能带来债务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表面上看现在的现金流多了，但同时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负担也增加了，未来存在隐患。第三，信贷投放货币加大贫富差距，因为银行大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财政投放货币则不一样。财政支出是货币投放，税收是货币回笼。财政支出比如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实体经济需求的作用。因此财政投放货币更大可能带来通胀，一般来讲对资产价格的刺激作用相对较小。财政投放货币也不会带来因私人部门债务不可持续导致的金融危机，因为它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改善私人部门的财务状况。财政还有天然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 但是这并不代表财政就是完美的。它的问题一个是通胀，一个是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信贷与财政投放货币两种方式、两个极端都不好。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我们处于信贷投放货币的极端，由此带来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两个货币投放方式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适当地增加对于财政的依赖，有助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从经济周期波动的角度来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 美国通胀风险被低估 中国需关注债务可持续问题 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波动有两个内生的驱动力。一个是通胀，通胀高了政策紧缩，政策紧缩带来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导致货币政策放松，需求复苏，然后通胀再回来。通胀驱动的经济周期一般是几年一个轮回。另一个驱动机制是金融周期，信贷与房地产相互促进，房地产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它的顺周期性很强，它的一个周期不是几年的问题，可能是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问题。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驱动机制就是信贷投放货币。 看过去上百年的历史，战后三十年主要是财政投放货币，因此战后几十年经济短周期波动的特征很明显，每几年来一次，而且很明显是由通胀和相应的政策应对驱动的。过去四十年则越来越多体现为金融周期波动，像美国过去这四十年，其实就是两个金融周期导致经济波动。一个是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之后经济复苏，即使本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破裂也没有对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直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之后、今年疫情之前，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似乎是没有结尾的，本轮是去杠杆后美国处在新的金融周期的上行阶段，导致这一次经济复苏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复苏。疫情冲击是一个外在的力量，暂时打断了金融和实体经济周期的联系。 结合当前的经济周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宏观政策的操作？我认为美国现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货币理论的现实应用，但后面结果怎么样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简单从中国和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上看，美国今年似乎没有任何危机与经济衰退的迹象，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是过去二十年最高的。中国则是符合经济下行的规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降。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看美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美国广义货币的增长超过20%，而且这次的货币增长主要来自财政政策。我们把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合并为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负债端是M2，资产端分为对政府的债权和对私人部门的债权。我们看到，美国今年M2的扩张主要是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投放的基础货币，这是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见仁见智，我认为这起码是现代货币理论精神的一个实验。 中国的M2增长今年是温和上升，而且主要是信贷扩张，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大幅上升。按照历史的经验，这种信贷的扩张将延长金融周期，所以明年的金融周期可能进一步延伸，调整的压力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历史经验显示，每一次信贷扩张后的4-6个季度对实体经济是起支持作用的，资金将从银行体系流向实体经济。但4-6个季度之后，还本付息的负担相对新增信贷增加，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回银行。这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就会发生，因为按照政策，贷款展期明年一季度就结束了，我们需要关注债务的可持续问题。 这就要回到MMT对我们的启示。我自己的体会，第一个启示，政府的债务就是私人部门的资产。国债是由投资机构、家庭部门和企业持有的，政府发的债越多，理论上讲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就越多。第二个启示，财政赤字对应私人部门的盈余。经济如果是封闭的、平衡的，政府的赤字对应的就是私人部门的盈余。所以一个每年都盈余的政府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政府，因为你的盈余就代表着私人部门的赤字。第三个启示，有财政投放货币的渠道，一般来讲政府债务不存在违约问题。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央行扩表还是商业银行扩表。从对GDP的比例来讲，过去10多年中央银行一直在缩表，这就是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金融体系的问题。央行一直在缩表，而整个经济需要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提供货币，这就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在扩张。2017年以后是有所调整的，但今年信贷扩张又回来了，而且加大了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增加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在金融层面央行要扩表，不能过度依靠商业银行扩表。 回到美国M2大幅扩张的后果问题。上一次M2增速超过20%是1941-42年，这么高的货币增长，会不会带来通胀，现在市场普遍不担心这个问题，但如果不带来通胀，怎么解释？今年美国通过财政发行大量货币的做法，完全符合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我认为，现在市场对于美国的通胀压力和风险都严重低估了。 现在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消费也比较强，但和M2的增速相比还是不够强，这是因为在疫情限制和社交隔离下，人们被迫储蓄。如果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美国的消费会出现一波强劲的反弹，通胀也会起来。再结合美联储最近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如果真的严格执行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将加大未来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动力。所以我的观点是，今年的财政投放货币大幅增加了未来2-3年的通胀风险，未来不一定会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永远都维持在一个低通胀的状态。 小结 总结来讲，这次疫情打断了经济内生的周期波动，使得实体经济波动和金融包括资产价格脱节，这种脱节是暂时的，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消退，两者的联系将回归常态。 未来演变的路径可能不同，这和中美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操作的差异有关，中国主要依靠信贷，美国主要靠财政，两者都加大未来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波动，但传导载体不同，美国更多的是通胀风险，中国更多的是非政府部门尤其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其调整和后续的政策应对在美国更多的可能是对股市更不利，在中国更多的可能是对房地产不利，中国金融周期的调整任重道远。 现代货币理论在美国的实验能否削弱金融的顺周期性，未来的经济周期是否更多体现为通胀的波动，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对其他国家有参考意义，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为作者近期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2020上海货币论坛上发言的记录整理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中我国即将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即2021-2025时期。为此政府和各个行业都在思考与准备“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考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战略导向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继续以发展为先还是转为以稳定为先；这将决定“十四五”规划的本质，进而下一个五年及其后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向，不可谓不关键。 发展与稳定是一对范畴，对立而统一，对任何一个事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兼顾的。但兼顾不是没有先后，对不同事物与在一个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应该先后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发展为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总设计师“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坚定地以经济发展作为全国各项事业的中心，所以创造了过去40年经济年均增长9.4%这样的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过去我国发展为先的态势是显然的，且因其成效之大对其的正面评价也是基本上没有异议的。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有人认为， 经过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风险及泡沫，所以下一个阶段应以控制风险及泡沫为主，即以市场稳定为先， 而将经济发展推后为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发展来求稳定。 这样一种观点不失为一种思路，得到不少人的赞同。控制风险及泡沫以求市场稳定的确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势在必行并不意味着要优先顺序最高；还有更势在必行的可以在此之上。笔者认为，下一阶段， 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比市场稳定更有必要， 更加势在必行，因而应该继续排序第一。 这就是说，“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应仍以发展为先，或引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语言，仍以发展为“硬道理”。 为何应该如此？ 首先应对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发展是数量问题而稳定是质量问题，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也听似老成。但要知道，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其实同时没有数量也没有质量。质量必须体现在一定的数量之中，比如说苹果很甜，即有质量，那必须起码有1个苹果存在才能这么说。 因而不能笼统地讲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很多时候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虽然盲目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可取， 但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质量。这就是为何世界各国都以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表现和人民福祉的首个衡量指标，也是为何我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制定GDP增长目标，而且还有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番这样的数量目标。其实，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 发展与稳定哪个更为重要， 取决于此经济体所处阶段发展的需要、条件和时机。 关键在于，对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而言，无论是从需要、条件还是时机角度， 发展仍然更加重要。第一，从需要角度， 以发展为先，才能确保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年均5%左右）， 从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过12700美元），并在本世纪中以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40000美元左右） 的战略目标。对此， 有人会说确保这些GDP目标有必要吗 ？如果我们认可世界各国都以GDP或人均GDP作为衡量人民福祉的优先指标的话， 就是有必要的。我们奋斗的目的不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吗？设立目标以检验奋斗的成效并激励奋斗精神以提高成效， 为何没有必要呢 ？ 第二， 从条件角度，以发展为先，下一个阶段我国能够取得中高速增长。很多人问我国经济还有发展或增长潜力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笔者曾多次撰文论证我国经济今后20年中高速增长， 即GDP增长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 后10年4-5%的潜力。这一论证涵盖以下的推断：1）当前我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因而大有追赶的空间；2）“入世有为”精神驱动国人在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之前将不断追赶；3）在成本与质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我国劳动力素质是追赶的根本性优势；4）我国经济正在形成的四大势头，即科技跃进、产业升级、城市群崛起和改革开放深化将为追赶提供强劲动力。此时有人会说， 没有稳定，即风险及泡沫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 还能够发展吗？这有道理，但问题是目前我国风险及泡沫已到了必然导致危机的地步吗？ 笔者认为没有。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在控制风险及泡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风险及泡沫仍在，但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近年来除疫情期间外企业杠杆率已有所下降；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这几年都比较平稳；大部分的A股与美股比起来还算贵吗？稳定的确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同时发展又确实是稳定的坚实基础， 很多风险是可以并只能在发展过程中缓解的。比如，企业的债务和不良资产，如果企业盈利增长则可逐步降低， 反而如果企业盈利停滞则债务不得不违约，不良资产必转成坏账。 第三，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时机角度，以发展为先， 才能及时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第4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在这一革命中领先则将取得新的增长动力并将引领世界，否则反之。截止目前我国已经领先， 但道阻路险， 竞争惨烈，不抓紧时机进一步奋斗则可能转为落后；一旦落后则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而抓紧时机，就需要继续以发展为先。过早地以稳定为先而将发展推后，就有可能丢失这一机遇；一旦丢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想抓也抓不到了，则此后我国经济增长将过早地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负面时机来看，新的外部挑战迫使我们要坚持发展为先。今后最大的外部挑战是中美脱钩，而美国要与我国脱钩就是要遏制我国的崛起势头，也的确将会削弱我国的崛起势头。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不坚持发展为先，则崛起势头真有可能被遏制住。只有继续以发展为先，通过加速内循环加快内需增长以弥补外需增长放缓，才能打破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企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 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并应该跳出传统框架而具新的思维，即，以前瞻性预测发掘发展机遇。此话怎讲？这源于笔者受美国苹果公司不断推出新版智能手机的启发。众所周知，苹果公司自2007年以来每年更新智能手机版本，从 iPhone1至最新的iPhone11，每一新版本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相应地提升销售价格，都很热销。问题是，那些新功能都是客户提前要求的吗？实际上，大部分不是，而是苹果公司的管理、研发及销售人员前瞻性地预测出来的，他们预计这些当时没有且没人想到但将会为消费者所接受并喜欢的功能，然后付诸于设计、生产与销售。而消费者果然被这些功能所吸引，从而接受，进而喜欢。这样，供、需双方一拍即合，造就了每年新版苹果智能手机的热销，同时促进了苹果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和消费者通讯消费的跃进式升级。这就是前瞻性预测创造发展机遇的新模式，与传统的需求推动供给进而增长的旧模式相比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可以想到，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可以并应该以前瞻性的预测来发掘。当然，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找到能为消费者和企业接受并喜欢的前瞻性需求。苹果公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信息革命时代，只要用心去找， 就不难找到。苹果公司以其对智慧型社会初级形态准确的前瞻性预测不断地推出新版智能手机而找到了新发展机遇，成就了公司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及小米等公司也是如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将其推而广之以前瞻性预测来发掘国家“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呢？这一前瞻性预测就是今后智慧型社会的全面形成，因而经济将不断地向智慧型社会的高级形态升级从而全面转型。此全面转型必将催生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试想，全面地向智慧型社会转型，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供给端， 意味着物联网的全面铺开，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全面应用和智慧工厂及农场的全面涌现，这将创造出多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需求端，将是智能住宅、智能家电家具、智能交通、智能通讯和智能购物的全面普及，这将是多么飞跃式的消费升级。如此这般，还愁没有发展机遇吗？ 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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