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危机。 美国，这一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处于这一危机漩涡的中央，难以轻易脱身。 在疫情风暴肆虐的大半年里，受创颇深的它迎来了史诗级别的破产潮。 截止到8月，美国目前已超过400家成规模的企业破产，其中157家负债规模在5亿美元以上的公司申请破产，且已有45家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申请破产，创出自2010年以来的新高。 数据来源：推特 甭管你是不是百年老店，还是行业翘楚，又或新时代探路者，都得折服于疫情带来的黑天鹅效应。 要知道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申请破产的大企业也不过38家，本次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锤挑战可谓是十分严峻。 “我们处于这个破产周期的第一阶段。随着危机加深，破产将传播到各行各业。这将是一个坎坷时期。”——美国新一代研究公司首席运营官本·施拉夫曼 美国企业破产率创下10年新高 数据来源：S&P 三大行业首当其冲 在这一来势汹汹且避无可避的破产潮之下，消费、能源、旅游为首的行业可以说是深受其害。 首先来看消费这一领域，作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0%），在疫情的打击之下其表现十分疲软，毕竟人们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生产，消费信心严重不足，消费能力也力不从心，今年二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已下滑了34.6%。 “截至7月，全美已有超过26000家餐馆停业，其中60%是永久性关闭；共有20000多家零售企业停业，其中超50%的企业是永久性关闭，有24家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零售企业申请破产，同比增长了3倍。——公开数据 根据美国经济咨商会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走下坡路，降至84.8，创出6年来的新低；同时，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1.9%，大幅低于6月数据（6.2%）。 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咨商会 而伴随着消费信心陷入低迷，再加上疫情防控的必要性促使出入境受限，失去需求的旅游行业（占美国经济的7.8%）也进入了大萧条阶段。 “到2020年，美国旅游业总收入将减少5190亿美元，整体损失将达1.2万亿美元。”——牛津经济研究院 其中，最受影响的莫过于是航空板块，毕竟随着市场需求的骤减，航线无法正常运转使得公司无法正常经营（7月全球航空运输量按年下跌79.8%，其中国际运输下跌92%），那么，用裁员来削减成本乃是家常便饭。 美联航曾发出警告，称或会推出36000人的裁员计划； 美国航空称如果政府再不提供资金支持，10月或将至少裁员1.9万人； 达美航空表示，超1.7万名员工主动离职，接近该公司员工总数的1/5。同时，已向1.4万名飞行员中的2500多人发出潜在的非自愿离职警告； 可以发现，这一板块的裁员潮还在继续，反映了疫情对该行业的创伤或是永久性的，这也就是巴菲特忍痛割爱航空股的重要原因。 美国国内航班机票销售的下降情况 数据来源：DDS 除去上述两大领域，占据美国GDP的8%的能源行业也备受冲击。 在疫情阴云的笼罩之下，市场对能源的需求明显受到压制，国际油价的暴跌便迎面而来，而在低油价的背景之下，入局企业的经营不堪重负，负债率进一步被拔高，无法维持生计，被迫关门大吉的大有人在。 “上个月又有16家美国能源公司申请债权人保护...自3月份油价暴跌以来，已有50多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申请破产，其中以勘探和生产公司为首，有29家申请破产。”——美国律师事务所Haynes and Boone 疫情催化经济危机 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正在不断失速中，失去正向作用的动能。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这场新冠大流行。 基于美国对疫情的认知不够清醒，疫情的爆发反弹频现，不断重创并阻碍美国复苏经济的脚步，继续引发失业潮，而失去收入来源的人们自己无法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企业承压严重，破产潮也接踵而来，这便进一步加重美国经济的危机，陷入不可名状的恶性循环之中。 但疫情并不是根本原因，只是加速了这一危机的进程。毕竟美国经济本就有其存来已久的痛点，即随着金融业的过度繁荣使得实体经济受到明显压制，美国制造业已逐步走入衰退期，再加上债务高企，社会阶级矛盾积怨已久，使得在疫情时期，美国所面临的较大压力的结构性危机和政治风险更为凸显。 “在即将于9月底结束的2020财年，预计美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将升至98%，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2020财年，美国的联邦赤字预计将达到约3.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同样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而这一实体经济的脆弱性与美股此前的“走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为在疫情时期力挽狂澜，美联储打开水龙头实行宽松性政策，市场流动性过于充裕，叠加市场投资者对美联储寄予厚望，使得美股经历了一段普遍看涨时期，重要核心标的频创新高，但这一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 毕竟当受乐观驱动而无限膨胀的泡沫积压过度之时，此前频频被看好的股市容易遭受逆转，上演跌宕起伏的过山车行情，上周五美股继续收跌便是个例子。 图片来源：FactSet 在刚过去的8月份，有1042名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公司董事进行了内幕交易，创下了201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成交额。其中，出于估值过高的缘由，出售股票的高管总数达到了201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数据来源：Smart Insider 显然，基于高估值的泡沫，这些所谓的商业人才也并不轻易相信此前美股歌舞生平的安和景象，而视其为是一场泡沫狂欢并不为过。 “资产价格可能正处在陡峭崩溃的危险边缘，即所谓的“明斯基时刻”，并可能重新触及3月份的低位。”——RW Advisory创始人兼市场策略师罗恩-威廉 美股的下跌正好也印证了这一所谓的牛市背后的泡沫之多，以及市场避险情绪继续激荡不已，美国实体经济的脆弱性也便一览无余。 不确定性仍在发酵 此情此景之下，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可能还得再缓缓了。 市场的不确定性，应该说疫情带来的风险依旧不容小觑。 目前美国依旧是疫情的“重灾区”，疫情的触手依旧伸向这一国度的各个角落，确诊人数已越过640万的大关。 GDP二季度创纪录萎缩了32.9%的美国经济在这一无法轻易减轻的病症里继续沉溺于苦痛之中，随着近期美国在出台刺激性财政政策问题上停滞不前，行业提供就业岗位的动能在不断被弱化，就业结构上出现永久性的创伤预期强烈，消费者支出能力底气不足，消费者信心继续低迷，进一步制约美国经济的回暖。 “8月当月美国新增就业人口137万人，低于市场预期（140万人）。”——美国劳工部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持续性发放就业补助金，但消费并没有显著提升的原因，比起消费，人们在这一“乱世”之中更倾向于安定性的储蓄。 根据全美商业经济协会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超6成受访者预测，2022年之前，美国经济将持续低于2019年的水平；近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至少要到2022年下半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 数据来源：NABE survey 再加上如今美国大选临近，总统竞选争斗激化，特朗普为赢得民心在近期不断试探敏感问题的界限，加剧与我国的贸易摩擦，直接使得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将为其经济复苏“作茧自缚”。 “尽管美国8月失业数据是正面的，但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利率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位。”——鲍威尔 结语 受疫情黑天鹅影响，由于抗疫不力，美国的裁员潮不断，破产潮还在继续，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是行走在迷雾里。 这是一个由疫情作为直接导火索所引爆的必然结果，尤其在美股受“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影响看似“高高在上”，实则已与美国实体经济基本面严重脱节，沉浸于泡沫里，这使得实体经济的处境显得更为窘迫。 而随着此前的股市下跌慢慢戳破泡沫，其风险或将在后期回调盘整中不断提醒市场投资者泡沫背后的潜在性利空，毕竟在新冠疫苗还未真正出世之前，在美股回归理性之时，在美国疫情真正拐点出现之际，属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明灯尚未被点亮。 在这一非理性的宏观环境中，当不确定性成为最大变数，乱花渐欲迷人眼，清醒一点，美国经济复苏依旧道阻且艰。
苏拉特（Surat）位于孟买北部250公里，西距坎贝湾23公里，位于塔普蒂河口右岸，是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港口城市，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 （图源：《纽约时报》） 如果你在此时此刻来到苏拉特的工业区，会看见纺织厂只能生产出往年十分之一的纺丝、各家各户负责缝绣Saris（当地民族服装）的居民因为无活可干，重新种起了蔬菜、街道上理发店、电话商店空无一人、曾经工厂标志性冒着烟的烟囱现在哑然熄火。 （图源：网络） 一切都是因为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苏拉特所在的古吉拉特邦最新确诊人数是10.42万人，在印度各邦中甚至还不算多——与古吉拉特邦接壤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确诊人数已达到90.72万人。 全国范围内，印度新冠肺炎患病人数已上升到428万人（死亡人数7.3万人），超过巴西，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图源：Worldmeters） 更可怕的是，印度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还在持续增加。昨日全国新增病例9.08万人，创单日历史新高。 （图源：谷歌） 一边是经济整体停滞不前，另一边是还在恶化的疫情。这个有着13.24亿人口的国家陷入了两难。 今年之前，印度正在脱贫、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壮大中产阶级规模三条轨道上发力狂奔。 一场疫情，却让飞速前进的印度政府来了个急刹车，甚至可能出现倒退。按照现在趋势，印度将可能超越美国，成为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经济上，印度二季度GDP断崖式下滑23.9%，创下199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抗疫、经济建设双难的印度号列车，或许已走到了本世纪最艰难的分岔口。 1 抗疫失守：医保体系缺陷酿下苦果 印度国内医疗系统分为三级，由私立医院及公立医院两部分组成。私立医院主要分布在城市， 提供二级及三级医疗服务。公立医院分布比较广泛，覆盖农村地区，但农村地区公立医院也只能提供非常基本医疗服务。 （图源：《Health systems in India》） 如公立医疗系统中的Sub-centers（SC，次健康中心）主要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服务，该医疗站只需要至少一名女助产员/卫生员及一名男卫生员即足够。 高一级的Primary health centers（初级健康中心，PHC）相对更专业，须至少有一名专职医生及14名医疗助理人员；再高一级的Community health centers（CHC，社区健康中心）则需要配备至少四名医疗专家（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师、一名妇科医生及一名儿科医生）及至少21名医疗助理人员。 但即便是去到CHC级别的公立医院，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仍有限。按照规定，CHC建在人口12万左右地区或8万人左右的山区/部落聚居区。8万人对应不到30人上下的医疗团队，印度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相当紧张。 公立医院虽然覆盖人口众多，但所拥有的医疗设备数目远不及私立医院。根据统计，印度公立医院所拥有病床只占全国总病床数的三分之一，呼吸机只有20%，但这次却收治了全国超过90%的新冠重症病人。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医疗挤兑。面对数量众多的病人，这次新冠疫情中印度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PPE）、检测设施及呼吸机都显得抓襟见肘。 为什么印度民众都抢着去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的公立医院，都不选择医疗配置更完善的私立医院呢？ 原因很简单，私立医院的收费比较贵。一般私立医院平均收费是公立医院近七倍之多。 而且，和美国一样，印度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人。 印度医保分两种，一种是中央/邦政府缴费的公立医保，另一种是自己买的私人医保。 两者覆盖人数都有限。中央政府医保对象是政府雇员，该部分人数只占印度人口的7%。邦雇员医保则只投保全国17%的人口。 而面向贫困人口的政府医保计划——Pradhan Mantri Jana Arogya Yojana （PMJAY）也只是覆盖了贫困线下约40%人口。 （图源：网络） 私人医保则主要覆盖社会上层或中层人士，这部分人占全国总人口约25%。 因此，昂贵的私立医院只有部分已投保的人可以承担得起来（主要为投保私人医保的中上阶层），普通人或贫困人口只有两个选择，自愈或到公立医院就诊。 这次新冠疫情，在各个层面放大了印度医疗系统的既有问题： 首先，印度有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现时，该国农村人口还有约9亿人。农村地区聚居和城市贫民窟高密度空间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其次，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稀缺，很多人会因为没有医保覆盖而不到私立医院检测（公立医院缺少检测设备），不就医、不隔离的病毒携带者更利于疾病传播； 最后，公立医院的医疗挤兑加速疫情传播。现在甚至有媒体怀疑，印度新冠死亡率绝不止现在约3%那么低。很多地区患者因为没有确诊便逝世，被划入了其他原因死亡。 据印度研究机构在7月20日到8月17日对其国内某地区进行调查抽取的1664个样本结果显示，其样本血清阳性率为从36.1%到65.4%不等，平均血清阳性率高达51.5%。 印度抗疫失守，前期可以说是天灾，后期离不开医保体系既有缺陷的“人祸”因素。 2 GDP大滑坡，印度经济重启难 今年3月份，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从25日开始全国封锁。 封锁措施的实施，直接造成了第二季（自然年第二季，下图为财季）印度GDP大滑坡23.9%。其中，政府支出、个人消费下降四分之一；投资腰斩近半。 （图源：网络） 这是印度在1980年以来首个季度录得负增长。 经济活动封锁期间，印度有超过1000万人失业。在经历长达两个月的封锁后，印度从6月份开始缓慢重启。 然而，“缓慢”重启后，印度的经济恢复之路仍任重道远。 （图源：网络） 其一，部分经济活动仍受限，如行业规模近1.2万亿卢比的学校接送服务；特殊节假日及家庭聚会所需民族服装需求仍将受到抑制；牛奶消费有五分之一是在户外产生；建筑公司的户外经济活动亦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据业内人士分析，八月份印度国内仍有9%的GDP受到有关法规及情绪原因限制。 其二，封锁期间大量公司倒闭。消费者及投资者出于对印度未来经济预期，更不愿意消费/投资，无法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 Jawaharlal Nehru大学发展经济学家Jayati Ghosh认为，现在的印度正经历独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国内民众缺少消费力，形成不了足够庞大的消费市场，投资人也不愿意投资，大部分产品成本上升。 简而言之，当前的印度正经历滞胀。 其三，即使只是缓慢重启，疫情仍在加快传播。近两日连续两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9万，令政府不敢完全放开经济生产。 故总体而言，印度虽然已逐步恢复经济活动，但是7月份以来反弹的速度却在放缓。要收复第二季的经济大滑坡，还要在“经济”和“人民健康”做出合理取舍，是印度所要解决非常棘手的问题。 3 再借边境冲突转移舆论 9月7日，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两国再度在边界发生冲突。 今年6月月底，两国发生冲突之后，印度政府信息技术部便宣布，以“有损印度主权和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封杀59款中国APP。 在笔者看来，印度政府不断制造矛盾，除了可以为国内APP创造空间，解围当前“滞胀”局面，更大的目标可能在于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就如美国特朗普封杀在美中国公司的操作一致。 但舆论再如何转移，也还是无法改变印度疫情感染人数即将赶超美国的现实，以及背后其医保体系的漏洞，还有因为疫情印度因产品供应链受影响而产生的滞胀，大量的失业人口等等问题。 这些，恐怕才是它国内的民众所关心的。 按目前趋势来看，印度已经成为疫情的下一个震中，它的经济复苏也越来越曲折漫长。 如此多问题缠身，印度该怎么办呢？ 参考文章： 《An Expert Explains: Decoding GDP contraction》 《Coronavirus Crisis Shatters India’s Big Dreams》 《Commentary: India’s fragmented healthcare system is its Achilles’ heel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上周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呈现91点和93点反差走势明显行情，最终基本稳定在92.80点附近收官。伴随市场复杂局面与经济数据变化，美元走势下行受阻与上升节制态势清晰可见。由此形成主要篮子货币震荡加剧，尤其是欧元兑美元汇率跳跃幅度达到1.20-1.17美元的宽幅震荡，这也是美元主导迎合股市调节和欧元限制美元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它主要货币变化不大，偏升值到贬值走势明朗，如加元上升至1.30加元，澳元、英镑、纽元、瑞郎基本维持平衡水平，日元偏贬值倾向清晰。我国人民币明显随从美元反弹而贬值，但政策初衷导向贬值意向存在。 综合一周市场焦点与行情态势，不难看出技术纠结与倾向之间焦灼，焦点数据与事态的引导方向较为明朗，经济态势起落的水平难以确认方向和趋势前景。 首先是美股暴跌行情牵制美元贬值，也存在两者配合性运作。周四美股暴跌较为瞩目，其中道指瞬间跌幅达1000点，收官水平下跌800点，从上日29000点跌回28000点，防范性振幅与技术回调技术性发挥游刃有余，调节不伤信心、暴跌不变趋势，高级化水平运作凸显市场掌控节奏与能力。但这却对美元指数具有影响，贬值被牵制态势显著，美元迂回91点低位和93点高位比较清晰焦灼。观察历史周期与事件焦点时期美元美股配置走势，期间多是偏向一上一下节奏配合为常态，这也是美元技术和政策娴熟乃基本宗旨的控制与调节。尤其前期美股高涨十分抢眼，其中纳指暴涨行情持续性是必然回调下跌行情必然。美股周五收跌，全周三大指标表现为道指跌1.8%，标普500指数跌2.3%。纳指跌3.2%，这是3月美股闪崩以来最大单周跌幅，并与8月行情比较反差较大。加之美国成熟与明确的操作与舆论手法，基本偏激负面信息数据的煽情是顺应和刺激事态的主观偏激，进而外围环境造成可以紧张心理随从较为明显。美股暴跌与VIX恐慌指标上升并行，美元指数顺行反弹有限，美国综合应对水平实在高超与超强驾驭。 其次是美元基本面利好主动向上，结构与舆论导向难有改变。周内美国经济数据向良好运行清晰。尤其美国一直煽情的就业指标向好明朗，美元不得已反弹应对有度。如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7万好于预期，失业率降至8.4%。劳工部周五宣布，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增加137.1万，这是这一指标连续第4个月呈现增量指向，虽然疫情以来美国就业岗位减少1000万个之多，市场预期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5万；8月失业率降至8.4%，也是连续第4个月下滑，更是3月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比较预期9.8%和前值10.2%是一个改善指标。美国就业数据对美联储未来政策预期影响较大，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9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0%区间的概率为0%；11月维持利率在0%-0.25%区间的概率为100%，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0%。预计本月中旬美联储例会将保持现有政策基调不变，但会上将对经济预期有所调整，预期与政策措辞将是市场关注重点。美联储6月预期今年底的失业率为9.3%，目前8.4%的失业率水平是否会影响美联储修正预期值得关注。 最后就是欧元走势与经济态势较复杂，不良与对比差异难预料。周内欧元汇率跃上1.20美元超乎寻常，这无论对欧央行政策把握预警严重，干预尺度的参考意义很大，并且对未来欧元区经济更是不祥之兆，刚刚恢复的欧元区经济面临挑战压力不可低估，甚至欧元政策执行与协调机制难度更大。周四欧洲央行密切关注的欧元区通胀指标为-0.2%，大大低于7月的0.4%，通缩风险与经济恢复不良比较异常；核心通胀指标两者差异从1.2%下至0.4%，这是自欧元2001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最低水平。欧央行面对经济复杂形态的操作难上难。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失业率从6月7.7%升至7.9%，欧盟失业率从7.1%升至7.2%。其中西班牙为15.8%，其次是意大利为9.7%，青年失业问题依然突出，欧元区青年失业率为17.3%，高于6月17.2%。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环比萎缩12.1%，目前欧元反弹凶多吉少。美元保经济偏贬值，欧元难协调被动升值，竞争前景与战略战术显而易见标的与目的意图长远含义。 经过当前事态分析，预计本周外汇市场汇率趋势处于敏感而竞争焦点时期，政策初衷与事态时机比较难以推进是关键，美元贬值意图技术修正和受阻时段必然存在修复可能。而事件复杂性和技术明朗性矛盾重重，最终比拼是战术发挥和时空错位博弈之功力。预计美元不想反弹、难以贬值是重点，反弹是大概率可能，其它货币随从时间概念比较吻合，市场观察审慎评估待观察。
因预期疫情形势好转后新兴市场经济弹性和复苏前景较发达国家更好，外资机构近期纷纷增配新兴市场股票，尤其看好新兴市场消费领域的前景。 “在中国经济复苏带动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比发达国家更快、更强劲，目前新兴市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重回50以上扩张区域，工业生产也回升至疫情前水平。”瑞士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帕里尼（Luca Paolini）在给记者的邮件中表示，预计新兴市场股票表现优于大多数发达市场股票，近期该机构将新兴市场股票提升至“超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6月时的预测，2020年全球产出预计将收缩4.9%，其中，发达经济体将收缩8%，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收缩3%。 当前，全球利率水平和能源价格都维持在低位，很大可能将吸引资本流向非美资产，这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增长潜力。尤其是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叠加美元持续走弱，将有助于缓解新兴市场长期面临的债务压力。 景顺新兴市场股票团队的高级组合经理贾斯汀·莱弗伦茨（Justin Leverenz）近期表示，尽管现在市场并不认为新兴市场牛市即将到来，但考虑到美元走弱、中国经济稳定复苏，以及新兴市场出现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公司，未来10年新兴市场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提振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信心。富兰克林邓普顿旗下的西方资产管理交易员及投资组合分析师傅云杰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写道，中国经济复苏为全球市场带来信心，目前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仍然稳健。下半年，预计中国继续主动推出财政政策，以保持经济复苏。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表示，中国在防控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经济增长在二季度实现V 形复苏，明显好于预期。展望下半年，服务业将逐步恢复，助企纾困和经济刺激政策的积极效果将会进一步显现，经济同比增速将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多家外资机构近期表示看好新兴市场发展潜力。研究机构锐联资产管理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创始人阿诺特（Rob Arnott）表示，现在是将资金转移到价值股票和美国以外新兴市场的好时机，目前美科技股股价较高，长远来看，新兴市场股市表现有望更好。 电商、消费领域获得外资机构一致看好。美国金瑞基金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受益于新兴市场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新兴市场是全球消费量增长最快市场之一。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到2030年，新兴市场中产阶级的消费量可能达到全球总消费量的50%。 富兰克林邓普顿认为，新兴市场在发展移动通信、电子商务及支付等领域占有优势，这种商业模式非常适合新兴市场的结构，并受益于中国等国家以极低成本提供的优质数据覆盖。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成为搅动全球经济的最大黑天鹅，多国政府采取包括宵禁、出行限制、关闭边境以及“居家令”等严格的公共卫生防御举措，不仅导致各行各业停工停产，全球经济陷入“供需两弱”的局面；还造成原材料、商品等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序配置，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在此背景下，预计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FDI）规模将大幅萎缩。本文基于FDI视角，首先探讨近年来全球FDI的流动情况，然后分析新冠疫情暴发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最后讨论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经济结构以及外债负担方面的影响。 一、近年来全球FDI的流动情况 1.1990年以来全球FDI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的下行期 FDI是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投资人通过权益资本（Equity capital）、利润再投资（Reinvestment of earnings）以及公司内部贷款（Intracompany debt）等方式经营和投资海外公司，主要形式包括绿地投资（Green field，即创建新公司）以及企业并购（M&A）。FDI是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目前全球约80%的贸易进出口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另一方面，FDI推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雁阵模式产业转移，将技术和管理优势输出到具有资源禀赋或人口红利的国家。因此，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经济结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趋稳有助于全球FDI的发展。1979-1981年，全球FDI大量涌入石油输出国进行石油投资开发，年均增长率接近30%；1987-1990年，全球FDI大规模流入欧美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达到17%。经过前期积淀，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的发展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主要经历如下三个阶段（见图1）： 一是1990-2000年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带动全球FDI迅猛增长。本阶段以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为背景，全球FDI流量[1]增长近4.6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逾2.8个百分点。之后，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以及多个跨国公司缩减跨国并购规模，2000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回落。 二是2003-2007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增强，发达经济体加速海外布局步伐。在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的背景下，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增长约2.8倍，占全球GDP的比重上升约2.1个百分点。之后，受美国次债危机暴发影响，2008年后全球FDI流动规模大幅收缩。 三是2014-2015年全球并购潮兴起，带动全球FDI短暂性复苏。受益于发达经济体并购潮的兴起，本阶段全球FDI流量小幅增长35.3%，占全球GDP的比重小幅上升0.8个百分点，由于本阶段没有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做支撑，从上升幅度到持续时间均弱于前两次表现。目前全球正处于第三阶段的下行期，自2017年后，由于全球从政治层面开启去全球化思潮，美墨边境墙、英国退欧、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等事件使全球贸易和FDI的发展进入收缩期。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下降至5，000亿美元以下，较2016年的阶段高点大幅下降约45%，导致全球FDI规模较阶段高点大幅降低约24%至1.4万亿美元。 2．欧美发达经济体一直是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近年来超越欧美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区 从FDI流出区域看（见图2），由于欧美国家较早完成资本积累并借助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因此欧美发达经济体一直是FDI流出的主力。近10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占全球的平均比重超过68%，其中欧洲和美洲发达经济体份额较大，分别约为37%和28%；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的份额稳定在 28%左右，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最高（约25%），其余地区的FDI流出规模极少。 2018年，受美国税改政策以及欧洲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等因素的影响，美洲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出规模下降至-407.8亿美元，为1970年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相反，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加速区域内合作和投资，FDI流出规模逆势攀升至4，067.4亿美元，流出规模占全球流出总量的比重高达41.2%，较上年大幅增长15.2个百分点。2019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削弱以及投资者风险偏好逐步回升，美洲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回升至2014.6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出规模的比重较上年大幅回升约20个百分点，成为仅次于欧洲发达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亚洲发达经济体的FDI主要输出地区。 从FDI流入区域看（见图3），欧洲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FDI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近10年二者FDI流入规模占全球的比重分别高达约36.5%和25.3%，合计占比超过60%。具体来看，欧洲发达经济体凭借自身完善的法律制度、先进的技术优势以及良好的社会保障，成为FDI的主要流入地区。2019年，欧洲发达经济体FDI流入规模占全球的份额高达27.9%。另一方面，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凭借自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并借助美日欧产业转移的机会，引进外部资源和要素以促进自身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2019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区，占全球的份额高达30.8%。 3．日本FDI流出规模连续两年稳居世界第一，香港FDI流出和流入规模排名均有所下降 从FDI流出国家或地区看（见图4），2019年全球FDI流出规模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美国、荷兰、中国、德国、加拿大、香港以及法国。日本方面，近两年日本的通信、金融、零售等行业企业积极进军海外市场，FDI呈现迅速增长之势。2019年，日本武田制药成功收购爱尔兰制药巨头希尔制药集团，使日本FDI流出规模进一步上升至2，200亿美元以上，占全球份额的17.3%，连续两年稳居世界第一。美国方面，由于美国政府在2017年底取消跨国公司的分红税，促使海外分支机构的留存收益大规模回流本国，2018年美国FDI流出规模下降至-907.4亿美元；随着税改红利逐步削弱以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明显回升，2019年美国FDI流出规模转负为正，并上升至1，249.1亿美元，排名回升至世界第二。 中国方面[2]，中国FDI流出领域不断升级，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制造、批发零售等四大行业投资占比超70%。2018年中国FDI流出规模达到1，430.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2019年欧美试图通过经贸摩擦、竞争中性、国家安全审查等新手段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导致中国FDI流出规模下降至1，171.3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约18%，排名下滑2名至全球第四。香港方面，社会暴力事件升级对香港的金融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使香港的资金流动和对外投资受到一定阻碍，2019年香港FDI流出规模下降至593.2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近28%，全球排名下滑3名至全球第七。 从FDI流入国家或地区看（见图5），2019年全球FDI流入规模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中国、新加坡、荷兰、巴西、香港、英国以及印度。美国方面，在政府大规模减税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利好下，吸引了大量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领域资金流入美国。2019年，美国FDI流入规模达到2，462.1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高达约16%，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方面，受益于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政府不断开放金融市场以及营商环境得到明显优化，2019年中国FDI流入规模上升至1，412.3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高达约9%，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小型开放经济体，经济增长严重依赖FDI的流入。近十年，香港和新加坡的FDI流入规模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高达约33%和20%，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显示出香港和新加坡极易受到国际经贸波动的影响，外部风险敞口很大。2019年，香港FDI流入规模下降至683.9亿美元，较上年减少约34%，主要受政治事件削弱社会稳定性及营商环境优势影响；香港FDI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减少2个百分点至4%左右，世界排名下降2名至全球第六。由于新加坡和香港较为临近且具有一定替代性，此前流入香港的部分FDI开始转入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FDI流入规模上升至920.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16%；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重增加0.7个百分点至6%左右，世界排名上升2名至全球第三。 [1]全球FDI流量为全球FDI流出规模与流入规模的平均值，以下同。 [2]为中国内地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以下同。 二、新冠疫情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成为搅动全球经济的最大黑天鹅，由于疫情传染性极强，已经蔓延至全球约200个国家或地区，截至9月1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555万例，其中美国确诊病例已经突破621万，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紧随其后（见图6）。全球新冠疫情发展经历了东亚地区第一阶段（中国、韩国、日本等）的疫情暴发，以及欧美地区第二阶段（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的疫情暴发。目前，新冠疫情正处于以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为代表的第三阶段，欧美疫情出现触顶迹象但新兴市场仍在快速蔓延，目前多国疫情二次暴发，全球疫情拐点仍不明朗。 FDI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进行空间布局，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则对FDI流动产生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FDI全球价值链[3]（Global Chain， GVC）的冲击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FDI全球价值链使产品生产更加扁平化，发达经济体输出技术或管理，然后发展中经济体承接生产，最后再将成品销往全球市场，FDI全球价值将全球经济体联动在一个闭环之中，其中德国、美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很高（见图7）。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均采取限制国际人员和物品流动的隔离举措，阻碍了原材料、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品等各个环节的供应，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营活动，从企业倒闭潮、员工失业的微观层面逐步传导至经济衰退以及政治关系紧张的宏观层面。因此，以下从政治、经济以及贸易等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FDI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1．新冠疫情下民粹主义兴起，导致政治风险大幅攀升，削弱了FDI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世界有所复兴，政治极端化趋势不断加强。从英国退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和法国崛起、意大利右翼势力五星运动政党上台、特朗普政府推崇“美国优先”等事件来看，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开始逐步重归大众视野。从KOF全球化指数[4]来看，2017年全球化指数为62.1，较上年小幅上涨0.4%，远低于2000年以来的平均增速（1.1%）；其中政治全球化指数涨幅较小，较上年仅上涨0.3%，低于全球经济化指数增速（0.5%），说明全球政治逆全球化现象更为明显（见图8）。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刺激经济复苏的施政能力上表现良莠不齐，为巩固各国内部统治和重塑经济增长点，点燃了部分国家自我保护以及风险转嫁的排他主义情绪。比如，美国通过退出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方式强势主导并重塑国际规则，导致全球政治协作机制有所削弱；此外，在美国即将大选之际打出“中美脱钩”的口号，美国遣返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人员、对华为以及Tik Tok等中国企业进行制裁或封杀、要求在华美企将供应链从中国转出等，导致中美政治关系跌入冰点。大国之间的政治风险大幅攀升，降低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风险偏好，削弱了FDI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2．新冠疫情使欧美经济陷入衰退，削弱FDI主要流出国的投资能力 在感染人数上升以及公共医疗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全球疫情防控工作依旧举步维艰，全球经济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压力。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至-4.9%，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率将跌至-8.0%，美国及欧元区分别下降至-8.0%及-10.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期增长率为-3.0%，其中，中国（1.0%）将是全球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国家（见图9）。一方面，新冠疫情在美国大暴发导致各州颁布“居家令”，使美国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加速了美国企业的破产潮和居民失业，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至-31.7%；另一方面，欧元区多国受疫情影响严重，因采取严格的公共卫生防御措施，欧元区经济供需两端活动量锐减，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20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同比下降14.4%和15%，为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由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为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二者经济陷入衰退直接削弱全球FDI流出的投资能力，造成FDI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不足，相应对中、下小游的中间投入和最终产出环节产生冲击，而最终风险会由医疗设备健全的发达经济体转移至卫生系统薄弱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小型开放经济。 整体看，新冠疫情拖累欧美经济发展，相应欧美跨国公司的活动量也会锐减。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球FDI规模下降至1.9万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逾50%，全球FDI陷入低谷。欧美跨国公司的对外输出能力削弱，直接影响东道国中下游的企业经营和人员就业，比如苹果公司准备将iPhone的部分生产线由中国转至印度、波音公司全球裁撤1.6万名员工、可口可乐公司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裁员并减少相关业务部门的数量等。 3．新冠疫情下贸易保护继续加码，对FDI全球价值链造成一定阻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贸易秩序，包括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欲对中国、日本、欧盟的钢铝、汽车、农产品等行业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升级严重拖累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比如欧洲经济高度依赖工业加工和贸易出口，全球贸易摩擦严重削弱了欧洲的新增订单数量，导致欧洲经济持续走弱。新冠疫情后，美国继续加码全球贸易保护步伐，8月6日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10%的关税，随后加拿大做出反制举措，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含铝产品征收价值36亿加元关税；8月12日美国宣布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美方对进口欧盟大型民用飞机的加征关税由之前的10%上调至15%。2020年一季度，欧元区、美国以及中国的贸易总量分别下降至1.7万亿美元、1.3万亿美元以及1.1万亿美元，分别同比下滑2.7%、4.0%以及8.5%，贸易总量均出现明显萎缩（见图10）。目前，全球约80%的贸易进出口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来实现，贸易进出口规模的萎缩对全球FDI全球价值链形成严重阻碍。 4．新冠疫情促使部分国家产业转移，阻断或缩短全球供应链链条 供应链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配置全球资源，将成本流向更低的地区而利润流向更高的地区，享受价值链顶端的高额收益，很多本国市场狭小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多依赖产业转移，也因此导致国内制造业存在一定空心化问题。在新冠疫情蔓延以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暴露出产业链全球布局的不足。比如，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口罩等战略物资稀缺，但由于生产厂家多在东亚或东南亚地区，在人员和物品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重要物资供应链断裂的问题，直接对本国的商品供求市场产生冲击。因此，新冠疫情加速了各国核心产业回归或转移的计划。 日本方面，政府4月公布了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约20亿美元用于帮助公司将生产转回日本，加紧了供应链企业回归本土的趋势。美国方面，美国发布《保护战略矿产品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以及《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等报告，意在降低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程度；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实施细则，以扩大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并修改审查程序。欧洲方面，欧盟颁布《外资审查条例》，该条例明确了欧盟成员国可以合法阻止外资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原材料和敏感信息的收购交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严密的审查。 [3]全球价值链包括产品从设计、生产、组装、营销、售后服务等整个生命周期中所创造价值的全部活动。 [4] KOF全球化指数由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研发，包含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三、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 FDI主要通过资本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项目和经常账户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收益项目四个途径进入东道国。本文选取25个[5]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样本，涵盖亚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主要从经常账户途径来分析FDI全球价值链的削弱对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贸易、经济结构以及债务负担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一）FDI对发展中经济体国际贸易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处于FDI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地位，需要经历由“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贸易阶段的转型 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在FDI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下游地位，从高度依赖FDI到高度吸引FDI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由“出口导向”向“进口替代”贸易阶段的转型。 在出口导向阶段，发展中经济体多处于工业化起步初期，需要依赖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来吸引FDI以弥补国内资金短缺；此外，还需要凭借人口和资源红利来生产和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和先进技术来支持经济发展。越南正处于出口导向阶段，由于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较高，越南可以承接部分中国的产业转移，凭借自身更加低廉的人口红利优势，把握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会，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发展加工制造业，成功吸引了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制鞋等行业的外商建厂投资，使“越南制造”在全球迅速发展。2019年越南FDI流入规模达到161.2亿美元，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高达6.1%，远高于样本平均水平（3.4%），说明高度依赖FDI的流入。 在进口替代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得到一定积累以及国内市场逐步扩大，东道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口替代型转变，同时伴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出口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也由依赖FDI流入上升为吸引FDI流入。巴西正处于进口替代阶段，巴西吸引FDI的能力很强，主要是因为巴西政府凭借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断，并对电信、电力业实行私营化，对外资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2019年FDI流入规模达到719.9亿美元，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为4.0%，高于样本平均水平（3.4%）。 2.FDI与国际贸易长期具有互补效应，发展中经济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且存在小幅贸易赤字问题 FDI对国际贸易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而长期看存在互补效应。从长期看，FDI每增加1%，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将分别增加0.7%和0.6%，因此FDI流动对东道国的贸易表现产生明显影响[6]。从FDI流入情况看（见图12），2019年样本国家合计吸引FDI流入4，599.6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9.9%；中国（1412.3亿美元）、巴西（719.9亿美元）、印度（505.5亿美元）、墨西哥（329.2亿美元）以及俄罗斯（317.4亿美元）位居前五；蒙古、柬埔寨、格鲁吉亚以及越南对FDI的依赖程度较高，FDI流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高达18.0%、13.8%、7.3%以及6.1%，多为小型开放经济体。 从贸易表现看，2019年样本国家贸易总量达到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5.5%；样本国家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高达84.2%，说明样本国家对外贸易依赖性较高，其中越南（207.4%）、柬埔寨（174.3%）、格鲁吉亚（129.7%）、蒙古（129.6%）、马来西亚（128.1%）等国的对外依存度超过100%，外部风险敞口较大；样本国家净出口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0.52%，说明样本国贸易略有赤字，其中柬埔寨（-16.6%）、格鲁吉亚（-9.8%）、巴基斯坦（-9.1%）、乌克兰（-8.4%）以及埃及（-8.4%）等国贸易赤字严重（见图13）。 3．新冠疫情阻碍FDI全球价值链，导致发展中经济体贸易规模大幅萎缩且贸易逆差明显走扩 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多重影响，全球FDI规模下降超过50%，全球FDI陷入低谷。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见图14），社交隔离以及边检升级对FDI全球价值链造成一定阻碍，导致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削弱。2020年一季度，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进出口总量下降至1，355.6亿美元，同比下降3.8%，整体贸易规模有所萎缩；平均净出口下降至136.6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95%，说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大幅缩减。 从具体样本来看，2020年一季度，进出口贸易总量收缩最为严重的国家有蒙古、俄罗斯以及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降幅分别高达21.5%、7.8%以及5.8%。蒙古方面，由于自身为内陆国家且地理区位优势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一旦主要投资国国内经济形势或投资方向发生变化，蒙古将不可避免的面临外资撤离的风险，使得蒙古经济结构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此外，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为中国，一季度中国受疫情影响严重，相应蒙古的贸易规模大幅萎缩。一季度蒙古净出口下降至-5.8亿美元，贸易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方面，由于俄罗斯经济依赖石油等天然气的出口，但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波动、疫情防控措施升级等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大幅削弱，俄罗斯一季度净出口下降至252.3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8.4%，贸易盈余大幅削弱。中国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暴发较早，政府在一季度已经采取隔离举措，受到全国停工停产以及国际贸易阻断的双重影响，中国一季度的净出口由正转负，并大幅下降至-239.5亿美元，创历史新低。 （二）FDI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储蓄和投资双缺口，需要依赖外资补充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稳定性较差 由于发达经济体多处于FDI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体现在FDI流出规模的削减以及部分产业链条的转移上；由于自身经济体量庞大且经济结构多元，整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而发展中经济体多处于FDI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自主权较小且产品附加值较低；由于自身多存在结构性问题，如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储蓄和投资的双缺口以及本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整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新冠疫情带来的最终风险会由发达经济体转移至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 从经济结构看，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储蓄和投资的双缺口问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但受到本国经济落后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经常会出现国内储蓄无法满足投资扩张的需求，进而构成了储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东道国经济实力有限，投资所必需的技术、熟练劳动力、优秀企业家以及投资过程中其他投入物的匮乏，进而构成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2019年，样本国家的总储蓄率与总投资率的平均差额为-2.1%，说明样本国家迫切地需要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和完善经济结构（见图15）。 从具体样本来看，泰国是曾经的“亚洲五小虎”之一，在经历粗放式发展的高速增长阶段后，转型为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借助外资力量将资源禀赋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巩固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建立新型产业，并最终形成高科技产业链闭环并带动经济发展。政府提出“东部经济走廊”计划，通过大力发展高铁、铁路复线、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及实行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发展高附加值的新产业，通过创新和技术运用促进泰国经济转型升级。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放缓增加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壁垒，泰国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至-12.2%，再加上疫情对泰国的房地产业以及旅游业产生严重冲击，使其经济结构稳定性大幅下降。 2．欧美跨国公司缩减FDI流出规模，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服务以及金融行业发展产生较大冲击 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金融业，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力量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欧美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创造就业和贡献税收。截至2016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等国在全球范围内（除本土）的跨国公司数量分别高达3.5万家、3.3万家、4.6万家、2.9万家以及1.8万家，营业收入分别高达5.8万亿美元、0.6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2.2万亿美元以及3.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高达30.9%、23.4%、59.3%、64.7%以及626.9%（见图16）。跨国公司的巨额营业收入有利于东道国增加税收收入以及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比如，2016年仅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就雇用超过4，230万人，占美国私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22%。另一方面，欧美跨国公司对全球各行各业发展起到带动作用。欧美跨国公司输出先进技术、管理优势以及资金，有助于扶植东道国相关行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中、下游企业经营。截至2016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瑞典等国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以及金融行业，平均占比高达27.5%、17.6%和10.9%，合计占比超过55%。 在FDI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承接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的制造业，因此工业往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产业结构看，2019年发展中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以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9.0%、30.2%以及52.9%，而全球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27.8%以及61.2%，说明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依赖农业和工业发展，服务业表现相对落后，产业结构有待升级和完善。其中，柬埔寨（38.9%）、蒙古（39.0%）以及越南（41.6%）为第三产业占最低的国家（见图17）。 从具体样本来看，由于柬埔寨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主要出口利润较低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经济发展更重视投资的拉动作用。柬埔寨的总储蓄水平较低（11.03%）但总投资水平较高（23.50%），二者的储蓄缺口主要通过吸引外资来补足，柬埔寨主要通过承接东亚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政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提升政府效率以吸引大量外商投资，以促进本国农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美发达经济体FDI流出规模大幅削弱，相应拖累柬埔寨的制造业发展。 （三）FDI对发展中经济体债务负担的影响 1．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存量规模与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需要FDI来弥补其投资和储蓄的缺口，而FDI实质上是一种融资方式，一国所吸引的FDI流入存量规模可以被视为其债务，样本国家的FDI存量规模与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从FDI存量来看，2019年，样本国家FDI流入存量规模达到6.2万亿美元；平均存量规模也高达2，472.3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46.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1.8%）约4.6个百分点；其中蒙古、柬埔寨以及格鲁吉亚对FDI流入存量相当于GDP的比重最高，分别高达约166%、127%以及110%。从外债表现来看，截至2019年末，样本国家的平均外债规模达到2，938.5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平均比重为56.7%，其中蒙古（225%）以及格鲁吉亚（117%）的外债负担较重，均超过100%（见图18）。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样本国家的FDI流入存量规模与其外债总额存在一致性。 从具体样本来看，随着柬埔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建筑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吸引大量海外热钱涌入本国地产和基建领域，相应带动政府、企业以及家庭的债务杠杆上升。2019年柬埔寨的FDI流入存量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27.31%，约为本阶段平均水平的3倍，说明柬埔寨经济体量较小且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直接投资，存在较大的国际热钱投机风险。 2．新冠疫情下发展中经济体存在严重外汇缺口，外债偿付实力有所下降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偿付能力存在两个主要困难。一是外汇储备缺口，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获取美元外汇，但是美元存在“特里芬两难”，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的核心货币，为满足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的形式提供美元，但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将造成国际清偿力过剩，再加上疫情之后美元指数走弱，存在美元贬值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外汇储备缩水的问题。另一方面，受到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逆差走扩且FDI流入削减，造成外汇储备获取能力有所下降。2019年，样本国家外汇储备相当于外债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0%左右，外债偿付实力一般；其中，阿根廷、土耳其、白俄罗斯、乌克兰、巴基斯坦、蒙古以及格鲁吉亚的外债偿付实力不足20%，面对较高的外债违约风险。二是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趋缓，无力消化FDI流入存量增速。2019年样本国家的平均实际GDP增速为3.3%，而FDI流入存量增速高达7.9%，经济增长无法满足FDI的债务增长速度。比如，2019年柬埔寨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比重上涨了3.19个百分点，FDI流入存量增速（12.05%）远高于实际GDP增速（6.97%），说明柬埔寨的债务偿付压力有所增大（见图19）。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建立FDI流动风险打分表模型，以评估样本国家在新冠疫情冲击以及欧美缩减FDI流出规模背景下的风险程度和脆弱性。打分表模型从国际贸易风险、经济结构风险以及外债负担风险三个维度共计9个指标进行打分（见图20），分数越低表示风险越小和脆弱性越小；反之，分数越高表示风险越大和脆弱性越大。从最终结果看，内陆国家和小型经济体抵御FDI变动的能力较差，比如，蒙古、格鲁吉亚、柬埔寨以及乌克兰的风险很高且脆弱性很大；经济体量庞大且国内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国家受FDI变动影响较小，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风险较低且脆弱性较小。 [5]样本选取方法：在联合资信已评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筛选出FDI流入/GDP指标大于（等于）2%的国家作为分析样本。选取的25个样本国包括：尼日利亚、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波兰、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匈牙利、乌克兰、中国、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阿曼、柬埔寨、蒙古、格鲁吉亚。 [6]引用自《经管研究》2013年第1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赵俊。
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回望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中国经济最具有质的飞跃、最具有效率和质量增长的时期，是来自于我们的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开放中也明显提升了。 有些人会害怕开放，比如说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是非常深刻的，总觉得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可能都是开放过度所带来的。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来说，可能有这个原因，因为有些国家他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资本的支撑。外部资本对他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一旦他的经济增长的红利消失了，外部资本就会迅速地退去，这的确会引起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带来了金融危机，乃至于经济危机。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现在经济的规模是14万亿美元，差不多100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必须要把资源配置的范围要进一步地拓展、进一步地延伸，说实话仅仅靠我们自己的资源，想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久的一个增长，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经济活动它都是基于分工、交易与比较优势这些原则所进行的，否则的话就会搞成一个自然经济，一个封闭性的经济。同时使企业能够真正地在严酷的竞争中去成长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在政策的保护下让他成长起来，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华为为什么有竞争力？因为他是在国际间严酷的环境下，来进行竞争成长起来的，从而才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又能够学习他国以及一些先进企业的经验、技术、管理的模式。 那么第三点，开放也能够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每个国家从经济上看都有他的短项、短板、不足。 第四个也很重要的，开放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的一种共享机制。当然同时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担机制，我们不要只让别人分担风险，而不让别人享受利益。收益和风险它是均衡的，开放在这方面也有这个功能，实际上历史上看，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只有国际视野、只有敢于参与国际间的竞争，这个企业才可以成为伟大的企业，任何政策的保护、封闭，企业都不可能是伟大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全球有贡献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那就必须参与全球的事务，就必须走开放的道路，就必须融入国际体系。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力去引导国际体系走向更加文明的时代。这个也就是像总书记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在中国现在开放，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开放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我们在有一个领域的开放是不够的，就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不够，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如何的着力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我们不要有一种想法，想把中国的金融做成一个巨大的湖，就像海一样的湖，那它还是湖不是海，为了避免做成一个内陆湖，我们就必须要融入太平洋，我们要成为太平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金融的开放，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我们是先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设立，真正的开放首先是基于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的改革。坦率地讲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过度，比如说我们的国际贸易规模大约占GDP超过1/3，这1/3中有65%到7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美元体系来结算的，现在中美关系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我想这对我们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活动会带来重大的威胁。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全部实现了本币的自由化，唯独中国是没有的。当然现在我们的开放遇到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应该说比过去要更加复杂、更加严峻，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开放、就是国际化，反正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现在中美脱钩，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说实话我们的主张还是经济全球化、投资的便利化、贸易的自由化，这都是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状况，有些时候我们是善意的，我最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讲话也释放了巨大的善意，但是有些时候你的本意想改善关系，人家硬不干。有时候那也没有办法，坦率地讲我们也不祈求什么利益都是共享的、利益都是均衡的，所以影响脱钩实际上也很难脱干净。再加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总会有一方亮。但是我们还是保持善意，还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 01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 最近关于国内大循环、双循环的解读较多，有人理解为中美博弈在加剧，我国外部环境较差，所以需要启动内循环，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但是，我认为，通过总量政策来刺激内需的弊端很多，也不能治本，故这一次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从供给端发力。其实，我日前也发过一篇文章，叫《为何说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跟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相呼应的。一方面，上半年我国加大了财政、货币政策逆向调控的力度，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多次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使得我们经济基本面出现回稳，既然经济出现回稳，再度刺激效果会不佳，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另一方面，拉动消费很难，因为消费和居民收入是挂钩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是负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当前股市中消费，如食品饮料板块表现非常好，但这和我们整体消费疲软、呈现相反趋势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还是在-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期望需求侧的政策继续“放水”，而是应该从供给侧角度去思考还有哪些改革举措会出台。 事实上，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不再延续宽松趋势，预期中的降准降息都没有发生，债市的收益率再度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3%。同时，坚持房住不炒，要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就很难了，而我国历次经济回升，都是靠房地产带动的；加上制造业与消费相关性较高，在消费起不来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库存会上升，故投资也会比较弱。 需求端的走弱，对于靠资金推动的股市而言，不是好消息。不少人总是把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今年以来最大背离就是美国的股市与经济的背离，美国二季度GDP增速为-9.5%，而美股如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则都创了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强刺激政策，极度宽松的政策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上半年就扩张了三万多亿美元，当前美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达到美国战前的高度。在这一强刺激作用下，美国消费依然没有起来，美国居民二季度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而消费支出则下降了9%，因此，美国居民储蓄大幅上升，收入溢出效应导致居民收入的很多钱都流向了资本市场。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行，也使得流向中国的资金在显著增加，这就造成了全球范围下的经济与股市的背离。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真正拉动内需，全球经济依然是负增长的，美国将达到-8%，我国经济尽管一枝独秀，但全年GDP增速估计只在2%左右。 在这种背景之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虽然无法体现，但能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那么，我国经济结构是如何的呢？我国GDP增速一路下行以来，实际上就步入了分化时代，同时股市也在分化，股市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分化。股市虽然不能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它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 比如说人口的分化，我们从楼市的表现可以发现，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涨幅非常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深圳跟杭州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也是最多的，是第一和第二。杭州据说是超过深圳，但这是净流入，如果把农民工的流出因素剔除的话，深圳或超过杭州，这反映出中国人口的分化。 还有居民收入的分化。例如，我在上海经常去拜访客户，就发现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人很多、高档餐厅的订位很难订到，而国金中心对面的正大广场则有很多店铺关门了。这说明高端消费依然很火爆、中低档消费疲弱，因为疫情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是很快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年全国有超过10亿人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万元，也就是平均每个月不到2千。所以，我曾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推测我国有10亿多人没坐过飞机，其实反映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因为月收入2千怎么坐得起飞机呢？ 不过，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确实很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2019年三年中高收入组的收入累计增长了29%，而中等收入组只增长了19%，差了约10个百分点。实际上，我认为收入数据是被低估的，那么被低估多少呢？我初步估算，低估总额大约占到GDP的13%左右，美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80%左右，我国呢？按官方数据推算，50%都不到，我觉得要到6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是大概率。 这也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为什么我们在食品饮料行业里面，高端白酒、醋、酱油等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价涨幅非常大，一方面，这代表着消费升级，虽然经济在下行，但是消费升级还是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高端消费增速迅猛。这种分化现象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包括我们对应的产业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大家都在讲赛道，一定要抢占有利的赛道，在好的赛道上面跑的速度就会加快，增长就会好。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经济在高增长，传统产业却在低增长，很多传统产业虽然估值很便宜了，但还是没有人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拉动经济。这几年增长更多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少，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收入已经负增长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对居民进行补贴呢？我也呼吁对居民进行补贴，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今年财政的力度虽然比较大，财政发放1万亿元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提高1.6万亿元，但与财政收入的下降相比仅是杯水车薪。我国今年上半年整体财政收入下降接近10%，财政支出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样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是积极的，但更多是偏稳健；货币政策虽然是稳健的，但上半年更多是偏积极，下半年虽然回归稳健。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就会增加房地产相关的杠杆；如果通过银行放水来刺激经济，又会增加银行的坏账率和宏观杠杆率，事实上我国今年宏观杠杆率已经明显提高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从需求端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所谓的宽信用也很难持久，因为宽信用付出的代价是银行坏账水平的上升，坏账水平上升对银行来说很难承受，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发力。因而，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口号。口号中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漏掉，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也表明了高层的政策意图。 02 大循环和双循环下的投资机会 那么投资机会在什么地方呢？需求侧利好的可能性较小。10月份五中全会要研究两个目标，一个是“十四五”规划，一个是2035年目标，这些都是从长远考虑，而不是短期的想法。最短期规划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他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下一任的连任，所以他今年的力度非常大，刺激力度创历史新高。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要到2035年，需要细水长流，不能够把钱一下子用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侧不用有太多的幻想。 供给侧的投资机会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包括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疫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供给侧出清。本身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在转型，新旧动能也在切换。有了疫情之后，很多传统行业的店铺、旅馆和工厂都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传统产业本身就存在产能过剩，疫情是进一步加速了淘汰的过程。 而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迫切要解决卡脖子工程问题，那么更多的机会在于我们国产对进口的替代。 有哪些方面是卡脖子的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芯片，芯片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了13%，这也是进口占比最大的产品。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很难，但至少可以实现部分替代或者局部替代，那么芯片国产替代肯定是一个好的赛道。除了芯片之外，卡脖子的还很多，如数控机床、精密光学仪器、碳纤维、高级轴承、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等等。 其次，是资源类，比如原油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很高；又如，新能源汽车及高分子新材料对锂、钴、镍等贱金属需求量巨大。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及进行新一轮西部开发是减少资源海外依赖的必由之路。此外，还有粮食及相关产业。一旦海外粮食进口受阻，国内增加单产效率或是粮食自主可供的唯一方法。因此，产量更高、抗性和适应性更好的新品种研发、育种和推广势必也将加大力度，对资本市场而言，农业种植和种子的相关细分或将迎来中长期投资机遇。 总之，我们对中长期政策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深入认识和把握。2019年1月份的时候，最高领导在省部级以上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一口气讲了七大安全。我觉得要围绕底线思维下的安全意识去理解政策的着力点。哪七大安全呢？第一个是政治安全、第二个是经济安全、第三个是科技安全、第四个是社会安全、第五个是外部环境安全、第六个是意识形态安全、第七个是党的建设安全。可见，我国现在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六稳六保，确保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把能够考虑到的隐患都考虑到。今后的政策导向也是一样，要围绕这七大安全补漏洞、补短板，比如对原油、天然气的依赖度比较大，我们就要开发西部；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我们就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供给端的着力。 03 疫情加速供给侧出清：赛道更清晰，核心资产获溢价 对我国资本市场来讲，今年也有很大的变化。试点注册制已经推广到创业板，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改革的举措还会有。接下来还有上海的进博会，今年又是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的三十周年，同时也是浦东三十周年、深圳四十周年，在一系列的改革整数周年庆之际，预期还将通过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包”，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结构问题。而资本市场是推进改革和扩大供给最好的地方、最有效的手段，基本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相反，房地产业要扩大供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美国只有60%多，如果再扩大供给，会引发供给过剩，从而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采取限购、限价和不让房地产企业过高杠杆率的原因，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限制。 对于股市来讲，现在采取扩大供给的方式，将对当前估值结构和水平会带来影响，根据我们策略组8月末的数据分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等这些好的赛道，它的整体估值水平都已经到了历史的90分位数，估值水平明显比较高，估值水平排在最后面的是银行、采掘、交通运输、建筑装饰、房地产、公用事业、钢铁等等，这些都属于传统产业，给大家的成长想象比较低。今年新股筹资额已经全球第一了，如果再大幅扩大融资规模，这些赛道上的估值水平撑得住吗？ 不过，尽管供给侧扩容会对当前A股的估值带来影响，但同时，大批新股上市，可以改变“物以稀为贵”的现状，使得股市有更多的投资品种供大家选择。总之，在需求侧没有太大的增量情况下，机会和风险都在供给侧上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A股市场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变化就是机构的话语权大幅增加了，虽然交易量的80%还是散户的，但是机构的话语权在上升，尤其是2017年以后。 2017年之前，绩差股的累计涨幅非常大，其逻辑是什么呢？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就实行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我们可以看到绩差股的组合累计收益到了2017年的第一季度创了历史新高，大大跑赢了全A指数净值；但2017年二季度开始，绩差股的组合回报率就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也就是“壳”不值钱了。现在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广，从科创板到创业板，使得供给大量增加，“壳”就更加不值钱了，以后股票上市会越来越容易。 那么，到底有多少股票值得投资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人说只要是科创板就能涨，只要是新股、只要跟科技沾边的、跟医药沾边的，就都能涨，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传统产业通过这次疫情出清之后，我觉得A股市场在今后几年当中，也会面临再一次的出清，这一次出清就是科技版、创新板的出清。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从1980年至2017年，已经有超过1万家上市公司退市，剩者为王，留下来的目前还有3千多家，继续优胜劣汰，推出纳指不断创历史新高。 根据我们的统计，按照流通市值口径，排名前20%的公司目前的总市值已经接近75%。如果再把它细分的话，排名前10%的市值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名后50%的公司，市值占比从2017年初的接近20%回落到目前的不到10%，交易额占比则从35%回落约15%。所以，今后A股四千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后面的两千家公司基本上就不用去看了，因为它们将来交易量还会持续减少，如香港的仙股市场。 A股今后会和美国一样，就是成分股引领的市场。美国股市哪里有全面的牛市，美国到现在为止退市的股票约占所有上市股票的78%，即接近80%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要选择20%，那你怎么能选得中这20%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溢价，那就是核心资产能溢价。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寻找确定性的溢价，过去给盈利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低了，给盈利不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高了。 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总体来讲，2017年以来，我的资产配置逻辑还是没有变，一方面，传统产业选龙头。1990年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公司总市值在全市场的占比只有10%，如今已经超过70%。A股目前超过5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还不多，说明中国的行业集中度还不够高，做强做大的企业还不够多，今后将呈现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局面。 所以，投资股市，首先还是要抓大放小，配置行业龙头或头部企业；其次，无论传统行业也好、新兴行业也好，还是要看企业的科技含量，你有核心技术，估值水平就能得到提升，这是今后大方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风险，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存在风险；另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虽然传统产业供给侧的出清在加速，但还没有完全出清。另一方面，要看到随着今后股票的大量上市，存量市场的估值风险客观存在，不要觉得只要选一个好赛道就能涨，可能会面临二八分化下的再一次的出清，即优胜劣汰现象。 如果去看一下美国就知道，很多互联网公司被淘汰，但留下的都是核心资产，可是你当初投的时候怎么知道谁是核心资产，谁可能要退市？过去十年，每年盈利增长都超过30%的公司有没有，有，但是极少，连续十年盈利增长超过20%的都很少，所以，相信常识，不要相信奇迹。资本市场永远会有机会，但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资本市场或许会持续繁荣，但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分化和利润的集中，我们要把握住的是，分化大趋势下的集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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