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闻中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金融监管局正式发布《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 北京将成全国数字经济先导区、示范区 《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提出，要体系化构建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和数字贸易发展”六大方向，实施基础设施保障建设工程、数字技术创新筑基工程、数字产业协同提升工程、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工程等九项重点工程。 详情请扫二维码↓
文 | 付一夫 1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 这其中就有日本。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2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3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速度和规模上，都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冲击全球经济金融，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曾经写道：“危机开始之时，也是思考启航之点。和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现时、历史和未来都在拷问我们。”未来充满挑战，也满是机遇。 一、疫情：“长尾”和“肥尾”化，复工抗疫并存“新常态” 全球疫情继续指数级上升。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具备“大流行病”特征起，短短6个月不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迅速扩散至全球六大洲21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8月24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23856369例，累计死亡818058例，死亡率3.4%。日均新增确诊高达23万例。新增确诊数量居高不下，累计确诊规模高位递增，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峰值仍然未现。 美国疫情快速增长，形势严峻。美国在3月实施“社交距离”和局部“封城”政策后，疫情蔓延得到初步控制，新增病例从每天3万例降到1万例，纽约市新增病例连续下降，已经降到日增1000例以下。但管控措施仅仅维持了不到4周，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检测范围有限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推动仓促复工，疫情又开始反弹。美国4月16日宣布市场再开放计划以来，单日新增确诊数量围绕3万例波动式起伏，7月开始日增病例重新攀上5万~7万例高峰。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5915630例，当日新增4.2万例，累计死亡181114例，死亡率3.1%。感染率达到1.75%，超过1.5%的大流行病临界点。疫情在美国各州之间蔓延，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等成为新的重灾区。美国疫情在得到暂时控制后大幅攀升，峰值仍然未到。因为确诊高平台，指数级增长，美国疫情发展令人担忧。 4月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出现结构性变化，向新兴市场国家蔓延。截至8月24日，美国之外，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成为世界确诊病例最高的国家，巴西累计确诊3627217例，当日新增2.1万例，累计死亡115451例，死亡率3.2%。印度累计确诊3164881例，当日新增6万例，累计死亡58546例，死亡率1.8%。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有限的检测能力，导致确诊人数与实际感染人数偏差过大，以死亡率作为指标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调整后，估测确诊病例可能低估50%以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医疗系统资源匮乏，检测诊治能力薄弱，部分地区人口居住密集，也没有足够的生活条件执行社交隔离的遏制政策，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力较弱，感染数据的跟踪披露也难以反映疫情蔓延的实际严重程度。疫情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暴发会将全球带进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发展轨迹明显呈现区域转移趋势，并以波浪的形式持续发展。疫情先在亚洲暴发，然后到欧洲，再到美国，目前到新兴市场国家。疫情波浪式的持续发展整体拉长了世界疫情蔓延的时长，跨过夏季延续到秋冬季，加之确诊病例居高不下的高平台，成为第二波疫情反弹的温床。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急剧下跌，很快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经济压力日益增加。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各国政策转向，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选择解禁“封城”，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共存的阶段。但是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欧美国家大部分没有采取类似韩国早期的大规模检测、中国严格的跟踪和分级隔离等强力措施，离全面控制疫情还有相当长距离。同时，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有效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和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 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疫苗，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截至8月初，全球有150种新冠肺炎疫苗在研发过程中，6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进入临床Ⅲ期招募和接种，是全球首个启动Ⅲ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Inc．）在过去两年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苗的研发经验上，发现新冠病毒（COVID-19）的基因序列与MERS非常相近，因而转向COVID-19的信使RNA疫苗研究，也获得美国监管批准。但是临床Ⅲ期大规模测试疫苗耗时更长，不确定性仍存。 综上，疫情曲线还在上升，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快速上升的确诊率看，用模型模拟，目前报告的世界疫情确诊数量仍有低估，还有患者没得到检测和认定，整体疫情还在上升期，峰值仍然未到。病理上病毒有其独特的非线性暴发的发展和演变路径，从单个国家疫情的发展趋势、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发展轨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三个维度看，并根据确诊病例、日增加率和死亡率的已有数据模拟，全球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在各国的“解禁”政策下，疫情成为“长尾”和“肥尾”，疫情将至少在今后12个月在全球广泛存在。 疫情在全球波浪形持续发展，确诊病例高平台持续存在，形成病毒大规模蔓延和暴发的温床，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不知道全球是否会有第二波疫情，但一些模拟表明，世界可能发生第二波疫情的概率在上升。世界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与隔离遏制举措将在12个月内继续存在，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新常态”。 二、市场：下跌、分化后与央行博弈震荡 疫情冲击经济增长前景，削弱企业盈利预期，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在现代通信技术下，信心传导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传导，我曾经说过，“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市场从贪婪到恐惧的变化是瞬间的事”，全球股市先于经济波动而大幅下跌。 年初至3月23日，美国历史性地发生4次市场熔断，三大股指平均累计下跌42%，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市场股指累计下跌均超过50%，几乎回到2008年的低点。市场大幅波动反映了市场对疫情发展悲观，政府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 各国央行随即迅速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宽松流动性下，股市又迅速反弹，仅仅两个月后，美国股市迅速反弹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超出了危机前最高点。股市经历了一个急剧的下跌和一个急剧的反弹。股市反弹的时候，股市的估值也发生了强力反弹。标普500的平均估值过去20年在18~20倍之间，疫情危机前最高达到了30倍，3月份股市大跌的时候跌到15倍，现在又回到了24倍。 股市稳住了吗？衡量股市变动，经济增长前景是一个重要变量，如前所述，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是大幅下滑的。公司盈利预期是股市估值的主要指标，疫情前美国2020年公司盈利预计为增长6%左右，在疫情暴发后迅速下跌到-9%~-6%。信心是股市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历史上美国股指发展和消费者信心高度相关，美国股指曲线和消费者信心曲线高度拟合，直观可以看到有高达90%以上的拟合。但本次疫情危机中，两者背离，消费者信心急剧下跌下股市却继续强劲反弹。 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公司盈利下跌，盈利前景为负，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而股市的指数和估值在上升，因为流动性的大量支持。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几乎是无限制地购买资产，甚至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贷款，成为金融中介。央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支持了股市反弹，这是一个流动性支撑的反弹，而不是业绩支撑的反弹。 比较1929年经济大萧条股市下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股市下跌和本次疫情下股市下跌，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每次危机都有股市下跌。1929年大萧条股指下跌的幅度超过今天，在政府支持流动性后出现了反弹和暂时的支撑。但流动性没有解决根本的产能大规模过剩和股市大泡沫问题，所以市场继续下跌，政府又出台支持政策，市场缓缓反弹。但因为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企业破产不断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恐慌蔓延，股市挡不住大跌，形成了大萧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股市下跌曲线为：先是2007年初新世纪地产破产，其实这已经是严重预警，股市下跌。下跌后美联储发声会提供流动性稳定市场，市场稳住并有一小波反弹。接着发生贝尔斯登公司破产，股市又开始下跌，当时市场已经非常紧张。然后美联储又开始支持流动性，市场又稳住了。但是房地产泡沫和次贷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流动性也没有解决次贷产品的流动性问题，股市在2008年秋季急剧下跌。 2020年股市下跌速度则是最快的，表明股市敏感、脆弱、联动快。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是史无前例强大，所以市场迅速反弹，反弹规模远远地超过1929年和2008年的反弹。 比较1929年、2008年和2020年的股市波动，显然，波动和调整还在到来中。当市场是流动性支撑的市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波动是必然的。今天的根本问题是疫情。只有控制了疫情，恢复了经济，企业开始产生利润，居民开始消费，市场才会在新的基准上平衡并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股市还会不断地根据疫情发展、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居民的消费信心调整，不排除有大的震荡。 股票市场震荡下跌和央行利率急剧下调下，债券市场也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图8是对国债市场未来2年的收益预测，最深的颜色是收益率为负的债券比重。灰色收益率是0%~1%的债券，占了债券市场的绝大部分。黄色部分是收益率1%~2%，尚有非常小部分的债券收益率在2%~3%。 债券市场进一步分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利率水平大跌，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差却在上升，美国和德国等避险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至今下跌到0.73%，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下跌42个基点至-0.58%。但意大利为代表的疫情严重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上行，意大利德国10年期国债利差不断扩大，至3月16日达到278个基点。公司债券市场分化严重，低评级债券、垃圾债券的利差迅速扩大，特别是能源部门的债券，利差一下子涨到2500个基点。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利差也在扩大。 以本次央行迅速下调利率为零为界，全球央行政策利率走完了一个长周期。以美国为例，美联储短期利率从1929年大萧条后下降为零，维持到1940年经济逐渐恢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经济恢复，利率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有危机，利率就下调，危机过后就上升，最高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沃尔克把利率水平提高到18.6%，以控制通货膨胀。 此后利率整体是下降趋势，危机时利率下调，危机后上升，利率空间得以保持应对未来危机。2015年底美联储开始升息，但经济疲软，升到2.5%后停止并降息，而这次疫情冲击，一下降到零。这几乎是一个百年周期。 往前看，因为经济进入严重衰退，经济慢复苏，中期内我们没有看到利率上升的可能。因为一旦利率上升，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会引起新一轮流动性紧张和债务危机，通常会触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的衰退。我们预测未来5年，美国经济继续低迷，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为了维护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稳定，美联储只能被迫继续购买资产，扩张资产负债表，并可能进入负利率。 长期的零利率或负利率会在根本上改变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尤其是风险定价。 负利率一旦产生，只会逐渐扩大。负利率带来负利率资产，今天全球已经有18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在负利率区间，德国的10年和2年期的国债都有负利率，荷兰已经有居民住房贷款负利率。世界进入负利率时代，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进入负利率范围。 在主要以央行流动性支持下反弹的金融市场，形成市场和央行博弈的新格局。关于未来股市的走向，公司盈利和消费者信心都成为次要变量，央行是否有扩张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市场是否有能满足央行购买资质的金融资产，成为最主要的因素。 三、经济：慢复苏和“日本式衰退” 3月以来，在疫情冲击下，全世界近80%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封闭措施来防控疫情。封闭措施和社交隔离对生产、消费和信心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活动进入突然的停滞，瞬间冲击全球经济，全面进入严重衰退。 在需求侧，封城加上社交隔离导致消费突然中止，导致消费停滞，各国采取关停商铺、停止公共活动（电影、体育和餐饮等）措施，直接对服务业造成重创。我们估测，受疫情冲击，各国消费的静态损失都在3个百分点的GDP以上。在供给侧，防控措施导致各地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受到了快速且严重的破坏。全球范围内的供需都受到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GDP收缩超10%。经济损失波及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还是低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无一幸免。 疫情对经济冲击之强和速度之快都远超预期。今年2月疫情露出端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下滑0.1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3%。我在3月19日写到，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的经济冲击将远远超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 4月10日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5月10日IMF进一步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4.9%，贸易下滑11.9%。同期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5.6%，贸易下滑15%。疫情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在人流、物流和贸易流大幅停滞下，WTO预测全球贸易在2020年下滑15%~30%，远远大于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下降10.4%的冲击。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我在IMF工作时，有机会观察到多次国际和国家经济危机，发现通常一个典型的经济金融危机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阶段，第二阶段是偿付危机阶段，第三阶段是经济恢复和增长阶段。三个阶段也会交叉和重叠，但经济金融变化的特征和深层次问题是明显有区别的。本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刚刚度过了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正在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通常也是企业破产的高峰阶段。 度过了第一阶段的现金流危机阶段的冲击，企业仍然面临未来真实生存能力的挑战。在偿付能力阶段，企业有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危机，以及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下企业面临生产转型的问题。如果是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问题，可以是企业技术性破产，通常可以通过财务重组解决；但如果是经济结构变化，企业无法适应市场、产品和行业变化产生的经营困难，企业只有倒闭破产。美国发生的企业破产宗数已经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企业破产量。 本次偿付危机的企业破产高峰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仍然难以预测。进入偿付危机阶段，取决于危机对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会有不同时间长度和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行业和产品结构变化引发的产业重组。在这个阶段，会有大批企业倒闭。政府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辨别企业是处于财务性困难还是结构性困难，是技术性破产还是真破产。在这个阶段，宏观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供给侧的政策组合，包括财政精准支持、产业政策指导、充分市场竞争政策等组合。 疫情的“长尾”和“肥尾”继续威胁实体经济复苏。首先，消费恢复缓慢，反弹滞后，总需求的下跌是直线的，但反弹却难以弥补损失的消费缺口。以美国9·11事件为例，美国航空、酒店和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5年后才恢复到事件前的峰值。我国在2003年非典期间，在宏观刺激政策下，当年我国投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和贸易都在疫情结束后迅速强劲反弹，当年GDP增长超过2002年的9.15%达到10.02%，唯消费增长7.35%，低于2002年的消费增长8.06%。 其次，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和产业链运转，大规模破坏总供给。全球中小企业占GDP的比重60%以上和就业的80%以上，历史数据显示，持续停工超过3~6个月，30%的中小企业将无法维持经营；停工6个月以上，一半以上中小企业将会破产。疫情冲击下，电子产品、汽车、仪器和重工等全球重要产业链停滞，影响经济同样重大。 第三，大规模的失业恢复非常困难。防控疫情期间，裁员和减薪给就业市场带来重创，失业率飙升。在美国，2020年3月到6月期间就有超过40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在欧洲，德国政府的特殊补贴计划下，隐含450万人失业。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掩盖了真实失业率。4000万人的失业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要让4000万人重新回去就业就非常不容易，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企业倒闭，原来的公司都不存在了，原来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整个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长时间调整。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能力和空间继续在第二阶段偿付危机阶段支持企业，并在第三阶段，扩大投资规模支持经济复苏。 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意大利2008年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06%，2019年增长到135%，IMF预计2020年将达到155%。美国2008年政府负债占GDP比为74%，2019年增长到109%，IMF预计2020年将达到131%。各国政府高财政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 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欧洲债务危机后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目前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仅为-0.5%，几无货币政策空间。美国在2007年9月金融危机前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25%，为应对危机，美联储连续降息至2008年12月的0~0.25%超低水平，累计下调超过5个百分点。而此次疫情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仅为1.5%~1.75%，仍处低位，可执行货币政策空间大幅缩减。 政府已经面临政策空间枯竭的困境。在流动性危机的危机第一阶段，为保障实体经济和居民不出现大规模破产和失业，维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各国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以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以减少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美联储和欧央行等各主要央行放宽了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信贷向实体经济的流动。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针对疫情紧急出台“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工具用到极致。财政救助方面，美国财政3轮救助计划总共提供约2.5万亿美元支持。欧洲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复兴计划和上万亿欧元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些救助都逼近了政府已有的政策空间极限。 2020~2022年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抗疫和复工并存，居民担忧未来，会增加储蓄，使得储蓄率上升。在美国和欧洲，居民拿政府救济金存在银行不消费，消费持续下跌，使得储蓄率升到历史高点。同时因为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产业结构变动不确定，企业投资愿望急剧下降，我们同样观察到美国已有的企业兼并项目被大批取消，统计表明私人投资降到最低点。 所有这些都预示，世界经济复苏将会是一个缓慢的弱过程，我们预测，世界经济在未来5年都会在低增长阶段。因为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预期非常悲观，未来通货膨胀率超过1%的概率很低。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负利率，美联储零利率，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步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利率下降为0，通货膨胀在0.7%和负值之间波动，经济增长平均为0.5%~0.8%。主要支撑点是政府不断地发行债券刺激和维持经济稳定，央行则不断地扩大资产负债表，不断地货币化财政赤字。这是日本模式，欧洲也已经在2012年欧元危机后进入这个格局。美国也在疫情推动下进入了这个状况。 四、展望：新趋势和新视角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我们看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构建新的思维框架。 1）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百年不遇的疫情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构建面向未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系统。 第一，建立智能化敏捷的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TTTT系统），包括检测疑似病例（Test）、追踪确诊患者（Tracking）并追溯其接触者（contactTracing），加上医疗系统的能力（Treatment）。从源头、传播途径和治疗三个维度遏制疫情，精准抗疫。 第二，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增加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间的信息共享。 第三，加快加强构建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疗体系，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完善地方流行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类似“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 第四，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 第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 第六，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 2）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各国财政部和央行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来避免金融和经济崩溃，这些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迅速缓解了危机的流动性问题，稳住了市场和经济。但财政部和央行都跨过了传统的“红线”，进入新的领域，留下了影响今后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现实压力和制度挑战。 世界各国政府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发达经济体中，通过收入支持、扩大失业保险、工资补贴、工资津贴、税费退还及豁免实现的直接转移占GDP的比重高达10%。同时，财政对过渡性融资，即企业延期缴纳所得税、个人税款及贷款，以及或有融资，包括股权注资和贷款提供担保等或有融资，占GDP的30%。两者共计注入资金占GDP的40%。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基本赤字将增加GDP的8个百分点。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公共债务将大幅增加。而更高的债务水平，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会给潜在的增长带来压力。 制度的挑战更为严峻。例如美国今年政府债务迅速从占GDP100%飙升到130%，远远高于传统共识的60%的上限。因为经济低迷，政府债务还在继续上升，但是在零利率下，传统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不重要，因为虽然债务上升，政府的债务付息成本在下降。例如，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79%上升到2018年的100%，但同期政府付息成本占GDP的比重却从2.8%降到1.8%。因为债务的可持续性主要看付息水平的可持续性，这样在零利率政策下，政府似乎可以继续并无限制地举债。新的政府债务和财政约束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利率水平上升呢？政府借债的市场新边界又在哪里？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国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行动，防止金融崩溃。 一方面，央行使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稳定市场。先是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美联储还介入了市政债券市场。这样，央行进入了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在日本，为避免家庭、企业及市场的情绪急剧恶化，日本央行扩大了资产购买，包括购买日本国债、企业债以及购入股票ETF等，提供了高达120万亿日元的市场支持，约相当于日本GDP的20%。 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下调了购买资产的信用级别，有时甚至低于投资级别。就美国而言，美联储向地方当局扩大了支持。大量流动资金以极快的速度注入市场，短短几周内，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就大幅增长，大大超过了2008年~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幅度。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的职能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央行在危机中履行了传统职责，即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通过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能正常运作，继续提供信贷。但是，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还直接进入市场，成为“最后做市商”，在市场参与者争相出售资产以获取现金、市场做市商无法应对美债等长期资产供应的激增时，购买了大量美债。美联储还在财政部及国会的支持下，成为非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重启2008年危机时曾推出的商业票据和资产抵押证券融资机制，设立贷款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并购入企业债。央行从“最后贷款人”到“最后做市商”时根本的职能变化，严重影响央行的独立性。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而且介入和“移动”市场，市场出现了新的市场和央行的“博弈”。最后，尽管央行采取了关键举措，但其影响仍有一个根本局限：央行能提供临时融资，但不能转移实际资源。 美日央行的上述种种做法是否会侵蚀央行的独立性，是时下热议的问题，如果央行持续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政府可更容易发行政府债券，并将收入用于财政支出，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这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独立性是不是风险？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央行跨过了“红线”却是不争的事实。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退出更是现实的挑战。 3）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 对新兴市场而言，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更加严峻。除了全球化面临威胁，全球价值链遭受破坏，防控措施导致各种经济活动受到影响，许多新兴市场还不得不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汇率下跌的困境。这些国家的侨汇收入是最重要的外资来源，总额一直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总和，但在疫情中急剧下滑。 在紧迫的形势下，新兴市场财政部门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支持卫生部门、家庭和公司。一些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扩大了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社会援助，为特定行业提供了补贴。但是，因为本国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新兴市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资源限制，初步估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财政转让约占GDP的3%，或有融资也是相近的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刺激水平，新兴市场的降息幅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即便如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和财政赤字立即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并造成了资本流动的逆转。疫情危机的前八周就有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资本流动的跌幅，远超美联储在2013年5月22日暗示可能削减购债规模带来的“削减恐慌”以及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下跌总和。在巴西和波兰等国，外国直接投资变成了资本外流，套利交易发生了逆转。本币债券的利差与外币债券的利差飙升。紧随其后的是债务评级被下调。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重新定价，导致新兴市场金融状况急剧收紧。 危机明显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能“尽一切能力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国家和集团，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可以不断货币宽松。另一个是只能“尽一切能承担的成本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没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地位问题就这样具体而残酷地摆在了世界的面前，构建公平、包容和有效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这样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 4）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 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内在原因。2008年危机以前，美国劳动力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年增长3%降到了2008年左右的低于0.7%。特别是男性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了4个百分点。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最高的2000年左右的4%降到了2008年的2%。同时收入分配急剧恶化，从1980年开始，最高收入1%的家庭，累计收入增长率达到了280%，最低的20%仅增长25%左右。这是危机前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但政府并没有察觉这些根本的结构变化，反而在政治上出台了社区住房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发展，解决民众福利和公平，并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结果让已经在深处发生变化的、开始脆弱的经济面又选择了错误的新政策和导向。这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到年增0.8%的水平，收入分配继续恶化。1980年以来，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2%翻番上升到24%，而底层50%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跌了一半，从24%掉到12%。 疫情是对全球经济最具有破坏性的一次冲击。疫情危机下，产业链被打断，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下滑，我们预测全球劳动生产率都将大幅下滑，连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滑落到0.3%左右。收入分配急剧恶化，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非白人居民的疫情感染率远远高于平均数，经济体中最脆弱的部分，即中小企业和非熟练工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发展中国家约1亿人口因为疫情重新回到贫困线下。 中期内，经济缓慢增长，失业居高不下，央行零利率，股市继续高扬，经济结构改革步伐缓慢，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收入则继续偏向有资本的群体，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恶化。制定包容的经济金融政策，防止经济问题向社会和政治问题转化是疫后经济金融最大的挑战。 5）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疫情危机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政府反应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在IMF工作时观察到，危机中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关联系数和互动系数急剧上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实体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全球经济金融的联动是一个新的网状结构或板块结构，外部的冲击影响变得日益重要，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关联的结构的理解。我们观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并没有大量物资和资金流动，但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和互动系数迅速地从20%左右上升到90%。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增长的关联和互动系数也迅速地从不到10%上升到76%。 世界经济金融的高度互动是因为世界经济金融越来越多地成为以信心主导的经济金融活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让信息瞬间传遍全球，市场信心/情绪很容易在瞬间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成为一个新的以信心为基础，以信息传导为主导的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的全球经济金融。本次疫情危机中，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又一次急剧上升，全球经济波动、震荡、溢出、关联和互动达到新的高峰。疫情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冲击的速度和规模表明，今天各国独立的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边界已经被严重冲击，预案外部经济金融冲击、储备政策空间、加强国际沟通合作都是今天宏观经济金融管理的重要议题。而外部冲击的速度也对宏观管理的灵敏度和反应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疫情是一场完美风暴，它不但改变今天，也在改变远方的地平线。未来正在我们眼前展现，但世界经济金融已变成市场和政策的博弈，不确定性陡增。在巨变的世界经济金融面前，我们唯有保持谦卑并认真观察，以从中捕捉机遇，化解风险。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记者杨依军、吉宁）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习近平提出3点倡议。 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各国要加强服务贸易发展对接，创新合作方式，深化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不断做大“蛋糕”。中国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推动开展政策和经验交流，建立和培育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伙伴关系，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不断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使各国人民共同享有服务贸易增长成果。 习近平指出，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习近平最后强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数字贸易成为服务贸易的一大亮点。而作为数字贸易发展基础的数字经济近年来在全球得到迅速发展。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在世界经济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今天，各国要尽快从疫情冲击中实现复苏，数字经济的发展仍大有可为。 数字经济是全球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引擎。数字经济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孕育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活动，并对传统经济进行渗透补充和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来说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变化，从另一方面来说 ，数字经济能够快速得到发展也受惠于各国为加快经济转型，以实现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尽快复苏的需要。全球主要国家早就对“数字经济”制定了战略规划，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国也于2006年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如今，数字经济已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成为转型升级驱动力，同时也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并未如其他行业一样陷入深度衰退，疫情反而促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将有望再度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一些专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技术进一步的发展，世界进一步连在一起，最终会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数字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在数字经济领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实力上仍存在一定差距，尽管差距已经开始缩小。 从数字经济规模上看，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化程度除了中国位置靠前，其余排名都较为靠后，数字化指数数值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也十分大。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使国家具备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宝贵基础。发展中经济体近年已经开始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进一步趋于成熟的同时，发展中经济体数字经济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数字经济需要实现更高程度上的普惠，为避免把国际政治关系导入数字经济的发展之中，各国要协商制定全球范围内均可接受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规则，建设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基础设施等。未来，在全球协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也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据IDC预测，到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全球GDP的62%，全球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字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
“面对当前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管理框架，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在昨日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外汇局将稳妥有序地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优化外汇领域的营商环境，保障合法资金进得来、出得去，金融和外汇服务直达实体经济，便利政策普惠小微企业。 郑薇指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但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也将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回顾过往工作，郑薇表示，外汇管理部门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统筹平衡改革开放与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实体经济发展，完善了市场化调节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 郑薇还指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一是经常账户总体呈现顺差，继续处于合理均衡的区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为859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了44亿美元，同时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并保持韧性，发挥了调节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对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郑薇表示，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收支规模达到7499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中居第二位，收支逆差有所回落，金融服务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和新引擎。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目前，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IMF预测，2020年除中国外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可能对外需持续造成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全球产业链断裂，也加速了“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针对此局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如何构建“双循环”体系？未来战略布局的重点又该放在哪里？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等专家发表了精彩观点，来自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百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百年未有之局加快“双循环”战略的推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加之今年疫情引发“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大幅缩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另外，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后进一步恶化，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美从贸易战转到目前科技方面的脱钩，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金融或者军事等其他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毕吉耀认为，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从国内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中寻求新的平衡。因此，“双循环”的战略实施有着非常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200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因此，矛盾逐渐突出。此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对于“双循环”的概念，赵昌文认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体系，而国内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模式，是有内在统一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双循环”格局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与其他部分之间不畅通，也要解决国际国内循环受阻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更好地将“双循环”理论有效应用于战略和实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筹，要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带动供给结构的升级，从而引领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二是物质财富生产与服务消费的统筹，要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纵深发展，也要提高服务业质量，优化服务结构，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三是国内与国际的统筹，要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附加值环节，也要重视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术，发展多元化来源，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好的效益。 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重点有哪些？ （1）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实现“开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对此，余永定认为，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必须首先保障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赵昌文表示，目前中国的状态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是“ 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 （2）吸引消费和人才回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第一，降低GDP增长对外依存度，扩大内需，纠正国际贸易失衡。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排在全世界首位。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毕吉耀还表示，扩大内需需要相关政策进行支持。 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元，高居世界榜首。对此，余永定表示，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将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容易引起中美间新的贸易顺差。 第二，促进消费增长及消费回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支持消费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降低储蓄率。过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百姓对经济预期的不乐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这是长期的问题。其二，维持可持续的收入的增长。归根到底，我们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来支持，这就需要通过实现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要素的回报和市场价值相匹配。其三，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如果将来能推进城市化，那么在未来30年，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将远远超老龄化对消费的遏制。第四，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结束双轨制，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实施所有权中性，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境外消费的回流，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控制的“定心丸”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在国内消费。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能够得以改善，顺势推出如海南自贸港一类的免税举措，消费回流就会随之顺势发生，7月时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可以说，中国国内免税旅游店的蓬勃发展，为消费回流、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要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应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 稳出口”和“ 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 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开放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对此，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意义重大，而且具有长期性。 第五，新基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任泽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 第六，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目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角度，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3）主动扩大开放，加强地区间合作 第一，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余永定认为，应尽快取消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第二，调整教育科研及相关政策体系，培养并吸引更多人才。对于有限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如大学应该鼓励创新，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中国也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提议，目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审查非常严格，这些人今后在美国可能很难有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应该把这样一批中坚力量吸引回来，如果政策足够吸引人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人员或许能够大批回国，为中国做贡献。 第三，要考虑香港在外循环中的作用。刘利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作用仍然很大。今后，特别是在中美金融脱钩方面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很多中概股可能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在香港市场。另外，在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其中香港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在战略布局里，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地区、东盟国家的一些产业链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根据最新的IMF的预测，在全球GDP于2020年下降4.9%的时候，东盟仅下降了2.0%，而明年东盟国家的目标是使GDP增长6.2%，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因此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