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周期的错觉：经济先上后下。我国本轮宏观经济的走弱并不是完全由新冠疫情导致，疫情只是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节奏。短期数据来看，地产投资销售仍在支撑经济，但更多来自积压需求和投资的集中释放，等到“填坑”过程结束后，经济仍是趋于下行。除了地产因素之外，地方债务监管使得广义财政受限、疫情的反复持续制约需求、全球处于弱复苏制约外需，都意味着我国经济面临先上后下的局面，未来两个季度，大概率会看到经济向下的拐点。 2、纸币的泛滥：黄金长期上涨。从1971年至今，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其它纸币的贬值幅度更大，在黄金面前，几乎都成了“纸”。背后主要是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黄金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慢于纸币的“印刷”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商品的生产速度。尽管当前黄金价格在历史高位徘徊，我们认为美国货币超发的步伐仍会继续，黄金的大行情还未结束。在全球货币超发、贫富分化的环境下，资产的通胀会远远超过商品类的通胀。 3、“类黄金”：稀缺性、活得久。黄金具有稀缺性和活得久两大特点，在纸币不断超发的情况下，具备这两大属性的资产都是受益的。例如茅台酒、A股的核心资产、核心城市的房地产都具有这样的属性，长期都会受益于货币的超发。我国经济短期上冲之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货币宽松的步伐长期来看仍会继续，因此，资本市场更多的机会可能还是来自新经济领域的稀缺资产，短期虽然估值高有回调压力，但如果出现明显下跌，反而是中期布局好机会。周期类资产估值偏低，在经济数据较好的短暂窗口期虽有反弹，但很难有趋势性大行情，债券利率短期偏震荡，趋势性下行的机会需要等待基本面的回落。 1 周期的错觉：经济先上后下 1.1 房地产或先上后下 本轮宏观经济的走弱并不是完全由新冠疫情导致的，主要的经济指标几乎都是从2018年就开始下滑了。疫情只是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节奏而已，并不是改变了趋势。 而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是房地产市场的逐步降温。我国居民有六成以上的财富，直接或者间接配置在了房地产相关领域。在过去十年里，我国1/3左右的经济增长，是由房地产直接或者间接拉动起来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依然很大。可以说，房地产仍是我国经济的主导变量。 但是从2018年以来，棚改货币化政策逐渐收紧，房价下跌城市开始增多，库存开始累积。房地产市场的逐步降温是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来源。 小城市的下行压力尤其大。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2013年就已经见顶，所以才出现量价齐跌的情况。在棚改货币化人为创造需求、居民追涨杀跌的情况下，小城市迎来了一波繁荣，但也进一步透支了需求空间。过去几年，我国房地产销售每年维持17亿平米的天量水平，每年销售出的房子能够容纳4000万人居住，而每年城镇人口只增加2000万，房子明显是超卖的。但棚改政策减弱，小城市又长期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往前看几年，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都非常大。 09年、12年、15年经济的企稳回升，都开始于居民加杠杆，背后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经济不好-政策放松-居民加杠杆、地产销售好转-企业加杠杆、房地产投资和工业经济好转。所以大家普遍看到的社融领先经济半年，更多是因为房地产销售领先房地产投资半年，本质上是房地产周期在发挥作用。 从当前情况来看，居民部门并没有明显加杠杆的趋势，反映企业活期存款的M1也处于低位水平，这就说明房地产市场很难开启持续上行的周期。 不过，从短期数据来看，房地产依然表现亮眼。7月房地产投资单月同比增速达到了11.6%，房地产销售单月同比增速再度回升至9%以上，为过去两年的最高点。但从政策上来说，其实房地产的政策并没有明显放松，部分上涨的城市调控迅速收紧，房住不炒依然是大基调。 所以房地产数据短期向好，主要来自一季度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生产投资也在赶工，三个季度应该干的活集中在两个季度干完，就会看到短期同比数据非常好。但等到“填坑”过程结束后，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都会回到下行的大通道上来。所以未来房地产经济会出现先上后下的走势。 除了房地产的因素以外，201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和广义财政的收紧也有一定关系。从2017年中以来，中央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扩张明显放缓，城投公司有息负债增量连续两年下滑，基建投资增速也是从2018年以来大幅下降。往前看，尽管专项债、特别国债对基建支持力度增加，基建会继续回升，不过力度恐怕比较有限。 1.2需求恢复遇到瓶颈 从需求端来看，恢复已经进入瓶颈期。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仅从6月的-1.8%回升至-1.1%，不仅继续保持负增长，而且恢复速度有所放缓。剔除汽车后，7月消费品零售增速反而下滑至-2.4%。7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也仅仅回升至3.5%，和疫情之前7%附近的增速还有很大差距。 如果医学上未战胜新冠病毒，大家对病毒始终会有所恐惧，尽量减少出行，城市间、城市内的人员流动都会受到限制。再加上今年居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对需求端始终会形成压制作用。 往前看，不排除我国疫情再度点状爆发的可能，进一步打压需求。近两个月，美国疫情二次大爆发，欧洲的德国、法国、西班牙，亚洲的日本、韩国的新增确诊人数也有所抬头。不能排除我国四季度有零星点状爆发的可能，即使新增人数不多，但政策收紧对经济的影响却会比较大。 即使到明年，疫苗投入使用，治疗药物研发出来，疫情完全过去了，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均值回落问题，会对宏观经济构成下行压力。另一个是债务的问题，今年延期还本付息的债务需要明年开始偿还，在疫情期间企业收入大幅减少，又增加了债务来维持正常运营，但是企业挣得的收入是不需要偿还的，而债务在未来几年需要偿还，这些都会压制企业的开支，影响经济增长。 1.3外需恢复没那么快 在2000年之前，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例如80-90年代全球1/4以上的经济增长是由美国贡献的。而2000年之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逐渐超过了美国，全球1/3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中国的强大贡献。尤其是08年之后，这一趋势非常凸显。如果中国经济走弱，全球经济恐怕也是一种弱复苏的状态。 而且从美国历轮经济周期来看，衰退容易复苏难。每一轮美国经济周期中，失业率从最低飙升至最高位往往在一年内完成，而重新回到低点平均需要将近5年时间。也就是说，靠市场自发修复的过程，往往是比较缓慢的，所以美国后续经济复苏的斜率也会比我国慢很多。 而我国短期出口数据在全球一枝独秀，很大程度来自供应端的因素。我国和海外的疫情错位，海外供应链受到冲击较大，部分订单是转向我国生产的。所以就会发现我国的出口增速远远好于其他经济体，在欧美进口中的占比也大幅飙升。如果后续海外供应链恢复，这部分增加的需求会趋于下降，再加上医疗物资的出口也会有回落的压力。所以往前看，即使海外需求缓慢恢复，我国出口的修复程度可能也会比较有限。 1.4政策兼顾长期防风险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短期稳增长和长期防风险的平衡。2019年一季度经济反弹后，政策方向很快收紧。最近两年的政策均是如此，经济好了就收一收，差了就放一放，和之前的持续刺激、持续收紧明显不同，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处的内外、长短期环境和以前不同。外部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长期存在，过去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内部来看，房地产泡沫、债务问题突显，再进一步强刺激只会让问题更为严重。所以政策会在短期稳增长和长期防风险之间进行平衡。 尽管7月会议大基调未变，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明显不同，而且前期信用宽松后，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等资产领域，增加了风险。所以预计后续的信用政策会控制节奏，更加强调精细化管理，注重直达实体。 如果政策不再强刺激，经济就会沿着长期的方向逐步降温。而且政策力度轻微、节奏变化快的情况下，本轮经济下行的周期也会很长。至少在未来一年以上的时间里，恐怕很难看到经济趋势性向上的大拐点。而且在房地产经济未见底之前，宏观经济都不会见底。因为过去十年，没有一轮复苏，是没有地产参与的。 所以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在短期上冲后，大概率会在未来两个季度内看到向下的拐点。明年一季度尽管同比增速会很高，但这个高主要是由今年一季度的低基数导致的，没有太大意义。而更应该关注明年一季度的环比指标相比往年同期如何，如果弱于往年同期，说明经济在走弱。就像09年一季度经济也大幅下滑，导致10年1季度的经济增速非常高，但股市和债市其实都没有向经济好的方向走。 2 纸币的泛滥：黄金长期上涨 如果全球经济疲弱或下行，货币宽松就会继续。而从宏观维度看，要理解过去和未来的大类资产配置，就必须理解纸币主导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对黄金的理解，至关重要。 2.1黄金天然对抗超发 过去几十年，全球纸币政策几乎演绎到了极致：从正常的利率调控政策到零利率、负利率，甚至再到QE和“直升机撒钱”；各国央行从调控短端利率到调控长端利率，从购买优质资产到购买劣质资产，从有偿借出钱到免费送钱。 而保障货币的地位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稀缺性。比如贝壳、石头、鸟类羽毛等等都曾作为货币被使用过，还有监狱中的香烟、酒、茶叶等也都可以成为货币，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合下是稀缺的。但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很多过去稀缺的商品变得不再稀缺，贝壳、石头、鸟类羽毛被大量发现，就很难再承担货币的功能。 这是因为，当一种商品可以被大量生产出来，那么这种商品作为货币属性的“信誉”就会丧失。比如，最开始人类要找到贝壳很困难，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但如果突然到了海边，发现遍地都是贝壳，那谁还会愿意拿自己辛辛苦苦采摘的果实、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猎物，去换取唾手可得的贝壳呢？同时大家手里原有的贝壳也变得一文不值了，这就是货币贬值带来的财富转移，其实就是钱不值钱了，大家对该种货币的信誉也会大打折扣。 纸币归根到底是“纸”，是人造的货币，其稀缺性主要靠发行者的“自觉”，但往往无法保证。而黄金的稀缺性是大自然保证的，是一种天然的货币。黄金是大自然中极其稀缺的资源，截至2019年末，已经开采到地面上的黄金总存量有19.7万吨，已经探明的地面下的黄金储量还剩下4.7万吨。在过去的120年里，已经开采出的黄金存量年均增速只有1.5%，即使考虑到技术的进步，过去20年中的黄金存量增速也只有1.6%。 所以黄金价格的“腾飞”，就开始于纸币泛滥的时代。1971年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全球进入了不受控制“印刷”纸币的时代。在1971年之前的180年时间里，黄金价格年化涨幅不到0.5%；而从1971年至今的近50年里，年化涨幅达到了7.6%。相对而言，从1971年至今，美元对黄金贬值了97%，果真成了“纸币”。 其它纸币的贬值幅度更大。1971年以来，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印尼、阿根廷、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仅仅对美元的贬值幅度都有90%以上，对黄金的贬值幅度那就更多了；印度、菲律宾、韩国、中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也有50%以上。 主要发达经济体中，1971年以来，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货币对美元也有贬值，但幅度远远小于新兴经济体。德国、新加坡、日本、瑞士货币对美元有明显的升值，但考虑到美元兑黄金的贬值幅度，所有的纸币对黄金都是大幅贬值的。 背后的原因就是纸币超发导致相对稀缺性发生变化。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1.1倍。黄金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慢于纸币的“印刷”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商品的生产速度。所以，如果纸币大量印刷，以纸币标价的稀缺商品或资产的价格就会长期上涨。 2.2货币超发不止，黄金行情不结束 上一波黄金的十多年大牛市终结于2013年，和美联储超发货币的节奏放缓有很大关系。因为从2012年起，美国的多项经济指标就开始不断释放积极信号，所以在2013年已经开始讨论货币刺激规模缩减的问题。2013年5月伯南克提出美联储可能要缩减QE的规模，直到2013年底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决定开始行动。当时黄金价格在一年时间里暴跌了28%，可以说，美国超发货币节奏的放缓，是黄金牛市结束的最直接原因。 本轮黄金的行情还未结束。我们不妨用美国政府债务扩张速度来代理货币超发的程度，每一轮美国政府债务大幅扩张，都会带来黄金的大行情。比如上世纪的70年代、2001年-2012年、以及2018年至今这一轮黄金价格上涨。尽管当前黄金价格在历史高位徘徊，我们认为黄金的大行情还不会结束。主因在于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经济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货币超发的步伐仍会继续。 2.3资产的通胀甚于商品 如果拉长历史来看，全球通胀的加速也开始于纸币超发时代。打个比方，如果美联储宣布所有的1美元都变成2美元，那物价不就可以翻倍了吗？所以在1971年之前的110年时间里，美国通胀上涨了4.7倍，年化1.6%；而1971年至今的49年时间里，美国的通胀上涨幅度就达到了5.5倍，年化高达3.9%。 而且在1971年之前的110年里，97%的物价上涨集中在美国内战、一战、二战期间的10多年时间里，也是和纸币超发有关；其它100年时间中基本上没有通胀。 在1971年之前的110年，35%的时间里美国CPI同比是为负值的，出现了明显通缩。而从1971年至今，美国CPI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负值。 不过从80年代至今，美国没有再出现过“像样”的通胀。解释全球低通胀的原因很多，贫富分化或许也可以提供一个视角。 如果一个经济体有10单位居民，2单位“富人”，8单位“穷人”。如果央行发行的纸币流到8单位穷人那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衣食住行的价格可能很快就涨起来了。但如果纸币流到了2单位富人那里，衣食住行都有了，怎么办呢？买资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越来越倾向于集中到少数群体，超发的货币也越来越倾向于流向少数群体，所以很容易推升资产的通胀，很难推升大众消费品的通胀。 所以商品类通胀低迷的同时，资产泡沫却此起彼伏。2000年以来，美国先是经历一波股市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泡沫，07年地产泡沫破灭，股市泡沫又起来，今年股市泡沫破灭后，在大规模货币宽松下又拉升回来。而且，当前货币政策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基本面，也要考虑资产泡沫的问题，因为泡沫一旦破灭，经济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所以往前看，考虑到经济复苏的节奏，未来全球货币宽松政策的退出是缓慢的。而在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大众消费的商品类通胀的恢复会比较缓慢，而资产类的通胀会一波接着一波。 3 “类黄金”：稀缺性、活得久 在货币超发的大背景下，除了黄金以外，还有哪些资产长期更为受益呢？其实黄金之所以能够对抗货币超发，是因为其具有两大属性：一是稀缺性；二是活得久，能够长期储藏价值。在纸币不断超发的情况下，具备这两大属性的资产都是受益的。 我们几个月前提出“买茅台=买黄金”，是因为茅台酒也具有这样的属性：茅台酒每年供给的量是有限的，而且每年会“喝”掉一部分，剩下来的存量很少，满足稀缺性；另一方面，白酒储藏起来，内在价值不仅不会损耗，还会提升，能够长期活下来。所以茅台股价和黄金价格走势具有一定相关性，其实背后就是货币超发导致的，茅台是股市中的“黄金”。 股市中的核心资产也是“类黄金”。从2006年开始算，上证综指在14年时间中只上涨了1.4倍，但是如果我们将A股中最核心的50只股票选出来，在14年时间里上涨了38倍，远远超过了大盘走势。每次系统性大跌导致的优质个股的回调，都是长期加仓买入的机会。这是因为这些核心资产也具有“黄金”属性：好公司相对稀缺；长期、或者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活下来。 所以不是A股长期没有赚钱效应，而是这个市场存在两种不同的投资风格：一种是在合适价格买入优质资产，长期持有，赚长期的慢钱；另一种是追逐热点、“割韭菜”，赚短期的快钱或者亏钱。 而当前大家普遍预期的周期股难有大趋势，机会仍在新经济领域。因为只有在经济持续上行周期的时候，周期股才会有大机会，当前明显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周期股虽然估值较低，在经济数据短期向好的情况下，有反弹的机会，却很难有反转的趋势性行情。中长期看，待经济回落后，货币宽松的步伐仍会继续，资本市场更多的机会可能还是来自新经济领域的稀缺资产，短期虽然估值高有回调压力，但如果出现明显下跌，反而是中期布局好机会。 如果看的更远一些，我们认为，未来A股会越来越像美股。回顾美股过去十多年走势，周期类行业的走势整体要远远落后于消费和科技行业，而且内部结构越来越向头部集中。在我国房地产经济趋于下降的背景下，A股也会越来越向新经济领域的优质资产集中。 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产，也受益于货币超发。今年疫情爆发后，货币信用持续宽松，部分核心城市房价再度大涨。从宏观角度看，购买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房产也是和购买黄金、茅台是一个逻辑。一是寻找稀缺性，二是寻找能够长期活得久、能够储藏价值的资产。 在新发展理念下，既然不会强刺激，仅有托底思维，经济基本面难以持续回升，债券市场趋势性走熊的可能性也不大。利率短期偏震荡，但超调即可参与，趋势性下行的机会需要等待基本面的回落。 风险提示：中美问题，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在科技股走强以及利好经济数据支撑下，美股上周整体表现较好，科技股持续发力也助力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再创新高。不过，市场人士认为，目前美股仍处于动荡期，未来要保持上涨势头还需要更好的经济数据和刺激政策支持。 截至上周五收盘，纳指收于11311.80点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纳指已经累计第35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上周累计上涨2.65%。标普500指数也累计上涨0.72%。道指表现相对落后，上周几乎平收。 科技个股方面，苹果公司在市值突破两万亿美元后并未放缓涨势，上周五大涨5.2%，股价直逼500美元，总市值达2.1万亿美元，累计周涨幅近8%。此前，苹果公司宣布计划于本月底进行1拆4的拆股计划。苹果表示，此举是为了使更多的投资者更容易买到公司股票。 兴业证券权益策略研究分析师陈敬认为，5G时代下苹果拥有充沛的现金流、领先的供应链能力以及前瞻的研发能力，两万亿市值将是苹果新十年的起点。 除苹果外，特斯拉近期也宣布了拆股消息。截至上周五收盘，特斯拉股价大涨2.41%，收于2050美元附近，累计周涨幅为24.19%，总市值近3820亿美元。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Alphabet等周涨幅均在2%以上。 对于当前科技股走势，保德信金融（Prudential Financial）首席市场策略师昆西·克罗斯比说，一般情况下，只要市场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那些拥有强大资产负债表并实现强劲增长的大型科技股大概率将继续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市场经济数据向好也支撑投资者持续看好美股。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IHS Markit）上周五公布的速报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7，高于市场预期的51.3和7月份的50。 当月服务业活动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分别为54.8和53.6，分别创下近17个月和近19个月新高，服务业活动指数在今年首次进入50以上的扩张区间。 埃信华迈经济学家琼斯（Sian Jones）认为，最新经济数据表明私营部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都在回升。 太阳信托咨询服务公司（SunTrust Consulting Services）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凯斯·勒纳（Keith Lerner）评论称，目前经济数据已持续改善，未来股市要持续走高需要更好的经济数据支撑，市场目前仍处于动荡期。 美联储正努力维持零利率并大量购买债券来支撑美国市场和经济，但美财政刺激方案却迟迟不能落地，两党仍在讨价还价。投资者表示，美国经济和市场需要国会提供新一轮财政刺激才能继续复苏。 本周，一年一度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以线上方式召开，会议主题是“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根据堪萨斯联储的公告信息，参加此次线上会议的包括全球央行行长、美联储官员、学者和一些私营部门经济学家，会议将向公众直播。届时，全球央行行长将会讨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如何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 由于美股一直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低利率的最大受益者，人们普遍预计，美联储官员本周也会保持鸽派立场。上周稍早时候，美联储公布的7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担忧疫情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并可能对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目前，“双循环”在市场上存在两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也是引起我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在国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后，市场开始热炒“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概念股；第二个是有的市场解读简单把“双循环”理解为内卷化，或者经济金融脱钩战略。我们应该完全准确地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 目前“双循环”战略是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个延续，而非简单的重复。刚才毕院长提出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扩大内需”在中央文件中被首次提出。1998年2月份转发文件中提到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召开的十五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把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这确确实实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作为应对外需消退的权宜之计。 亚洲金融危机消退加之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使得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重新恢复。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谈到扩大内需战略，以应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矛盾转移的状况。当时，国家判断主要矛盾已经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因此提出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最根本的是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性。 2007年底十七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10年底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将扩大内需战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首次单独成篇。 2012年十八大提出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即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2017年十九大虽然没有提扩大内需概念，但是强调了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包括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深化投融资体系改革。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延续此提法。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所以是一个慢变量。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多元，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截至去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比2012年回落到十多个百分点。2013~2019年，消费、投资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此消彼涨的变化，特别是在前期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过高，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因此消费和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都有一定的提升。 今年5月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具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并非凭空而来。过去20年间，我国消费投资有了很大变化，国内市场拥有超大规模的优势，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里头提到，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并非当前疫情造成。进而从持久战的角度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个人认为，经过过去20多年的调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内需外需形成互补局面，即内需不行外需补，外需不行内需补。如去年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均有所回落，但是外需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实现了6.1%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经济负增长1.6%，主要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较大。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把“大循环”和“双循环”当作概念炒的话，过去二十多年，消费和科技概念股一直是热门的核心资产。 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做出重要判断，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仍然是主题，但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相对于内部的可控性来讲，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不可预测。 许多国际组织通过情景分析对今年经济增长做出展望。6月初，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中的基准情形是今年全球经济收缩5.2%，若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收缩将进一步加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联合国也得出类似的预测，疫情对世界贸易和投资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还会持续到明年。 国内大循环的优势所在 当前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要更好地发挥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汇冲击带来的挑战。外需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国外疫情仍在呈现波浪式蔓延，外需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复苏的影响加大。 二是当前我国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争取对外交往的主动。刚才很多老师提到，当前国际环境中仍存在很多不友好因素，在此情形下，中国唯有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将来以时间换空间，才可以在对外交往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是巩固发展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成果，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而非简单重复。总书记在两次讲话中对“双循环”战略做了解释。目前提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竞争，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摆脱核心技术别“卡脖子”的现象。这是扩大内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的新的内涵。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7月21日，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是要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稳出口”和“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我国过去主要是世界工厂的角色，下一步通过减少国内贸易的关税壁垒逐渐发挥世界市场的作用，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不同于过去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即“美国买中国商品，中国买美国国债”。现在由于美国的逆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在“疫情+选情”的背景下，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战略更加凸显。我们很多方面受制于人，例如出口受制于外部需求，美债安全得不到保证等。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以内循环促进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特别是在外部需求不确定的形势下，对于出口型行业来讲，坚持外销、内销“两条腿”走路，也是现实的举措。 另外，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理念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和安全相统一。也就是说，通过“双循环”进一步密切内外部的经济金融联系，降低被脱钩的风险，但同时也要避免形成对外部经济金融的过度依赖，被“卡脖子”，更加强调“安全发展”的理念。
夏德仁主持并讲话 8月20日，辽宁省政协以“促进消费，培育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充分发挥消费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建言献策。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分省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座谈。 会上，省商务厅通报了辽宁省促进消费工作有关情况。王丽丹、倪筱楠、崔文华、张峻巍、李延来等省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先后发言，提出加快发展“云游辽宁”促进智慧旅游消费、改善投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增长、挖掘医卫健康产业消费潜力、以线上线下融合促进零售行业转型升级等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夏德仁指出，要充分认识后疫情时代促进消费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消费的决策部署，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作为应对疫情期间经济下行的有效途径，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夏德仁强调，要把握好促进消费的重点。以数字经济、文化旅游、夜经济、网红经济等为抓手，努力增加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环节，解决好促进消费过程中的堵点问题，努力保障居民收入，扩大就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当前要抓住疫情后旅游业发展新机遇，完善城市配套建设、旅游景点建设，不断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以旅游业为重点推进服务业提档升级。 副省长陈绿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冮瑞、李晓安、武献华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省营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已经成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今年以来，区块链技术被纳入了“新基建”范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加速发展。而资产上链也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石”，也是产业区块链发展的“新风口”。 日前，火币大学校长、权威区块链专家于佳宁以“资产上链：产业区块链的新风口“为主题进行了一场直播讲座，交流探讨了在他看来资产上链所带来的新价值和新模式，以及面临的挑战。 于佳宁认为，“资产上链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石，加速推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数字化转型，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触链’实现资产化，未来三年链上数字资产将迎来大爆发。” 他介绍到，所谓的资产上链，就是把资产的信息、权属和价值映射到区块链上。简单来说，就是用区块链技术登记资产的信息、产权以及流转记录，从而实现“资产数字化”和“数字资产化”。资产上链主要分为映射、确权、流转和交易等多个步骤。 于佳宁表示，区块链可以理解为一种“确权的机器”，大数据、虚拟商品、权益等各类资产通过上链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确权和流转，甚至基于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使用和交易机制。同时，资产上链可以有效帮助资产的流动性实现大幅跃升。 他认为，区块链不能把空气变成黄金，但可以把固态的黄金变成液态的黄金。流动性就是价值，资产上链实际上就是资产价值化的过程，让非标或小众的资产的内在价值得以被市场发现，使社会经济资源更有效配置，这个过程中将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 于佳宁进一步解释称，资产上链将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5G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广泛运用的未来，价值流、信息流和实物流将深度融合。也就是说，未来物理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在5G等技术的映射下，在数字世界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孪生体，也就是实物流和信息流深度融合；而资产实现上链后将实现“账就是钱，钱就是账”，也就是价值流与资金流的融合，最终实现实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三流合一”，进而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同时，资产上链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挑战。于佳宁表示，资产上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原理、技术到模式都与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看来，目前资产上链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仍面临基础设施较差、各国政府法律法规上的空白、缺乏商业落地案例等挑战。但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价值互联网具有虹吸效应，未来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资产上链是大势所趋，三年内大量资产都将会实现上链流转。 最后于佳宁还对NFT（非同质化通证）将如何变革相关产业进行了分析，他表示，NFT（非同质化通证）的资产上链，从短期来看，主要是实现以艺术品为代表的线上虚拟财产来实现数字化，实现确权、流转和交易；从中期来看，未来股票、私募股权等传统资产会实现上链，这不一定是NFT的方式，一旦DeFi的玩法引进进来，玩法会更多，随时能够实现流动性转化；从长期来看，通过预言机体系等，实现实物资产从资产上网到资产上链的过程。 “区块链核心思维就是产融联动。在资产全面上链的时代，未来物理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在5G等技术的映射下，在数字世界都会有对应的数字孪生体，也就是实物流和信息流深度融合，资产实现上链后将实现价值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于佳宁补充到。
8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满“周岁”。当日，《关于以“五个重要”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下称《行动方案》）正式亮相。《行动方案》提出了全新的目标：到2022年，新片区地区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5%。 站在新的起点，临港新片区正以全新之姿，迎接新一轮建设大戏鸣锣开场。 目标增速25% 高位上再出发 临港新片区去年8月正式揭牌以来，围绕政策制度创新、特殊功能打造、现代化新城建设等全面发力。在临港新片区，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成功举办，全球知名企业纷纷入驻，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式挂牌，新片区呈现出日新月异、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 高位上临港新片区再出发。根据《行动方案》，到2022年，新片区地区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5%；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000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1150亿元；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300万标箱。 “年均25%的经济增长率是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意味着新片区发展起步就是冲刺，体现出新片区发展的底蕴和自信。2019年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7%（上海6%），2020年因为特殊的国内外环境，经济能够保持正增长已非常不易，这就意味着今后两年的增长要求和增长速度还要更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对记者表示。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将新片区未来5年的发展路径概括为四个“融合”：国内国际融合，集聚全球要素资源；产业城市融合，提升整体发展效能；形态功能融合，以形态开发牵引功能优化；制度政策融合，培育创新发展优势。 打造国际创新协同高地 《行动方案》提出，打造国际创新协同高地，把临港新片区建成全球创新驱动网络的重要节点。 为此，新片区将高起点建设国际创新协同区，着力增强海内外人才集聚能力；最大限度释放口岸电子签证政策红利，加快实施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临港新片区全域实施人才购房政策。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民表示，临港新片区要打造包括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以及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在内的“四大功能”的核心承载区。 其中，在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方面，到2022年，临港新片区引进及培育总部型机构不少于20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金累计达到1500亿元以上。 在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方面，到2022年，新片区新增建设和引进重大科创平台和载体不少于20个，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累计将突破500件。 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 产业发展是临港新片区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核心引擎。《行动方案》提出，新片区将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 挂牌一年来，新片区已成为产业投资高地，累计签约前沿产业项目140个，涉及总投资约2000亿元。8月20日上午，临港新片区又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刘平说，下一步，新片区将持续招引一批引领性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的龙头企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到2022年，临港新片区力争新增产业签约4000亿元，完成产业投资1500亿元。 根据《行动方案》，到2022年，新片区将在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领域，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新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机构不少于1500家；引进和培育各类总部型机构不少于20家、各类金融及投资机构不少于200家。 “新片区将积极瞄准在线新经济、数字新基建等新趋势，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无人工厂等领域，引领新制造新模式新发展。未来三年，新片区高端制造业对上海市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率至少达到1/3以上，成为上海高端制造业的增长极。”刘平说。 新片区还将加大金融业支持力度，加速环滴水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金融总部楼宇及西岛综合体开工建设，建设总部型或功能性机构、资产管理机构、金融科技集聚地，打造上海金融发展新地标。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到2022年，集聚不少于40只产业基金，资金规模不少于2000亿元。 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设立临港新片区，是新时代彰显我国坚持全方位开放鲜明态度的重要举措。朱民说，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临港新片区可以发挥引领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提升要素市场内外联通效率的独特作用。 今年5月，中国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合资成立的汇华理财公司落户临港新片区，这是我国第一家由外资控股的合资理财公司。“临港新片区初步搭建起适应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需要、便利资金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体系，金融开放创新取得了积极进展。”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李军说。 保持“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发挥自主管理、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独特优势，创造新时代“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不凡业绩。定位特殊经济功能区的临港新片区，正在勾勒更高水平开放的未来模样。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