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习近平指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丁薛祥、刘鹤、黄坤明、肖捷、何立峰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断言，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称这个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长效率的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成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自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有些社会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县级行政区进行评价，百强县的概念从此流传开来。到了2020年，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新一期《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根据报告，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0%的GDP。在100个中国县域经济的代表中，江苏、浙江、山东这三个省份可以用“霸榜”来形容，三个省份的百强县数量分别为25、18、15个，占据百强县多数席位，而多数中西部、东北地区的省份无缘县域百强。总体而言，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县域的比较优势不论是国家还是地区，想要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环。中国县域经济，长久以来十分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活跃程度，二是中观层面的产业集聚。这些都是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下面作详细解析。1、经济活跃程度在县域经济中，经济活跃程度和产业集聚，都是由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支撑的。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进行。到如今，不断的合并重组使得全国范围内几乎已经没有中小型的国有企业，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体量巨大，很难以县城作为他们的总部，都已经搬到了更大层级的城市或都市圈中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县域经济的竞争，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竞争。这也是百强县中，江浙、山东等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原因，因为当地民营企业的优势被放大了。相比而言，北方、西部地区之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支撑经济发展，国企改革后也没能有效培育起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良好氛围。另外，经济活跃程度还反映在县域之间的竞争上，这也是张五常教授的观点。具体而言，各个县通过比拼招商引资、土地利用、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既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又带来经济增长。他认为，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承包关系，县级政府与域内企业也是承包关系。域内企业给县政府、县政府给上级政府都要“交租”，这个租，按照张五常的观点，就是增值税。企业给县政府交增值税，县政府大概留存四分之一，剩下的要交给上级政府。这种“承包制”极大地激发了县政府的竞争欲望，客观上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各地之间在竞争中的“多赢”。在当时，包括压低当地资产价格（地价）、给企业补贴、极具县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审批等政策吸引了众多企业，都带来了经济活力。2、产业集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大众都不太关注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实际上，这种集聚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的决定性因素。集聚经济，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加成”：（1）劳动力市场共享；（2）中间投入品共享（即水平分工）；（3）知识和创意溢出。区域经济学将这三种效应称为专业化经济（或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因为这种集聚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马歇尔最早总结出来的），因为这三种效应都是来自于同一种产业内部的集聚。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外贸领域快速扩张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因为海运的成本更低，更靠近港口的一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的发达河道可以容纳那些停在海港的巨型轮船（实际上对于万吨巨轮来说，南京及其下游的长江，与大海并没有什么区别），沿岸的城市就可以凭借低运输成本获得贸易发展优势。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和宁波等城市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这些城市周边的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较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产业链集群，从而带来了规模和效率的双重改进。在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的经济强县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街道：一整条街上所有的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种灯泡，而隔壁的另一条街则都在生产与这种灯泡配套的灯罩。这种极致的产业集聚和纵向分工是很难在全国甚至全球其他地区看到的。县域经济的瓶颈活跃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和分工协同，使得县域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但从长期看，县域经济能否继续发挥快速引擎的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以下三个瓶颈。1、公地悲剧县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这里，我们不讨论县政府是否可以完全当成公司那样进行互相间的竞争，而是单纯看这种竞争是否会带来所谓的“市场失灵”？县域竞争促使各个县市发展出各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同时发展的全面经济。但想要在县域之间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又必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这种矛盾使得县域经济发展陷入纠结之中。另外，各个县之间恶性竞争、区域基础设施缺乏协调，经济资源难以配置，又互相设置行政壁垒造成市场分割，都对总体经济效率形成掣肘，反过来侵蚀每个县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地悲剧”。2、集聚经济受限集聚经济，除了上文提到的专业化经济以外，还有一项重要效应，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经济（或称雅各布斯外部性，因为这种效应是美国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最早发现的）。这种效应源自于两个方面：城市规模和产业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很难在一个典型的县域经济中出现。首先是当地的经济规模可能不大，无法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需求，没有这些需求，金融、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很难得到发展，同时产业集聚意味着产业高度专业化，多样化不足。同时，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关键技术协同攻关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过省、市、县等级行政边界的问题，长此以往就造成了科技创新不足，进而造成发展后劲不足。3、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从百强县的发展情况看，绝大多数百强县的发展依然依靠工业和投资，根据赛迪顾问的数据，百强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增速都远超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发达省份。这一方面是由于路径依赖，当前这些地区依然能够依靠工业集聚获得区域间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避免出现美国底特律等城市那样的局面，事实上，昆山等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由于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优势已经逐渐被侵蚀，引人担忧。县域经济的前途同时面临比较优势和发展瓶颈，县域经济的前途如何？可以说，若不转型，比较优势可能受限制，同时瓶颈可能被放大。问题是该如何转型？1、都市圈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困境在城市化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中的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会持续被城市地区吸引而离开当地。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百强县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个别县市已经沦为人口流出地。人走了，县域经济赖以生存的经济活跃度有可能会下降，产业集聚效应也可能会被削弱。人走了，还有补救措施。此时，就更需要县域经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挖掘新动能。而且，县域经济本应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也更应该与当地的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我们看到，当前浙江的一些县市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电商等新技术和新业态重新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互联网化、东阳市的横店影视旅游一体化等。然而，这种转型，艰辛难免。2、县域经济的抉择面临“公地悲剧”和“集聚经济受限”这两大瓶颈，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县似乎都有变成县级市的动力，因为这意味着行政权力更高、获得的政策更多，但也有不少县不愿意改变，背后是对财政不独立、资源配置权力减少的担忧。上个世纪90年代，县域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一波撤县设市潮。截至1998年底，中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个为县改市。近年来，这种潮流有所减弱，但并未停止，2009年-2019年，全国共141个县被撤销，同期增加110个市辖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域经济面临更多的“身份纠结”：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将持续扩张，这种工业向服务业的过渡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当县域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得自身摇身变成城市，重点发展服务业，此时便再无所谓“县域经济”；而想要维持县域经济原来的那些活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坚守工业制造业，但这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普遍规律相悖，又可能因为新的竞争者的出现而走向没落。对于未来，上述困境将继续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到底该坚守县域经济的优势，还是向城市靠拢？这个问题将会一直拷问着中国的每个县。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第三，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第四，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改革已进行40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第五，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有不少担忧。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第六，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事实证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时期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作出工作部署。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里，我给大家提几点希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内循环、内卷化、杜绝浪费，是八月中国的关键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关键词真的触碰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关键吗？ 把2020年划掉重新过一遍的玩笑话，现在已经没人再提了。因为大家或深或浅地都能感觉到，世界不一样了。既往不可不咎，已经发生的魔幻2020以痛相告——中国要打的这场仗不止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它关乎于平凡你我、寸土国民。 万家灯光的每一点星光，都值得千军万马的守护。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短视频的大浪持续涌入，直播带货的奶头乐淹没了痛苦的思考与定力。 这是一场奇幻的隐喻，到底视频里的富足快乐与现实里的魑魅猖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2020年的中国？ 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看清楚，哪些是雾霾，哪些是辰光。 本文写罢我发现，当天恰是邓小平先生116周年诞辰。我有个创业多年的学生说，他父亲最感谢小平，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前春天的故事，可能他们家一辈子都只能守着一片黄土地，想努力使劲儿都没处使。 感谢小平先生，给了彼时的中国人一片看不到边的，希望的田野。 一 先谈谈内循环。其实它并不是个新概念，只是凯恩斯主义在当前经济格局下的新提法。 且不论跟谁进行商品交易，商品经济的本质都是交换。这跟你去菜市场买菜一手给钱一手拿菜没什么差别，不同的无非是你向谁买，多少钱买，买了多少而已。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交换发生在一个小场域之中，邻居家种了土豆，你拿青菜去换。那么我自己种土豆和青菜呢？是不是不用交换了？不是，你在用秋天的收获换春天的播种，因为商品交换是可以跨期的。 基于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我们知道，内循环不是舆论环境里甚嚣尘上的“大不了我们自给自足不跟外国做生意了”，这不是选A还是选B的单选题，而是一道更加复杂、更需要谋篇布局的论述题。 回看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的。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是美国文明送给世界和麻醉世界的三个礼物，他们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的主要受益群体。 与此同时中国扮演了一个低调获益的角色，我们依托全球化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生产要素，并依靠14亿人口的超量规模市场吸引了全球资源的注入，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韬光养晦。 在疫情肆虐的悬崖边上美国发现，他在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运动里竟然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恰恰特朗普又代表了美国这一群全球化边缘者的诉求。由此带来的逆全球化风向也成为疫情以来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包括对这一次中国经济内循环战略的探讨。 那么内循环到底是怎么被阐述的？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不可否认，内循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原因不仅是疫情刺激下的全球内卷化的趋势，更是作为第二经济体的中国在内外部发展的权重分配中，寻求再平衡的纳什均衡过程。 经济内部驱动要有，但几十年长期形成的外部世界之联结也不是说断且断的。无论内循环是否不得已而为之，正如领导层原意所说，内外循环本身应该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从2009年至今，我们依赖投资推高基建地产、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循环的演化，只是依托了投资这一最高效直接的调控手段，以此带动工业化需求和制造业兴盛，最终成功创造了中国的发展神话。当时内需消费是什么地位？是完全依托于出口和城镇化而被动形成的GDP增项。 但如今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结构已经发生全然的变化，内需消费作为内循环的新增长点，在当前重新被关注和重视起来。 更明确地说，内外循环问题是单一经济体在全球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最优路径问题，以内循环为主、辅之外循环的协调配合，才是在内外部环境交织变幻的博弈中所能找到纳什均衡最优解——也是一种全球化进程中主动的“自我修正”。 因此内循环战略的本质问题，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再平衡的过程中，做到效率最优、伤害最小、效能最大，而不是舆论所认为的简单化“中美脱钩”。对于全球化再平衡和逆全球化脱钩的不同理解，是两种视野和价值观的差异。 内卷与自省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走向，但疫情的确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上分享了最优质的资本要素供给和产业链优势，疫情促使各国觉醒，意识到自己需要在综合国力的有效射程内思考，如何形成基于本国内部经济的供需平衡。生产要素的核心部分来自某个单一地区，这也会给全球经济长期有效连接造成可预见的风险。 因此全球化的自我修正趋势逐步凸显，东南亚、东盟、非洲这些国家陆续承担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产业链要素开始迁移，东盟各国间的经济关系越发紧密，特朗普上台后逐一退群，直到疫情全球爆发供应危机蔓延在2020年初的全球版图里。 历史的迁移也总带着些耐人寻味的必然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会不停蔓延下去，甚至导致世界会回到当初混沌初开的状态。历史虽然是螺旋式上升的，但可以肯定它一定还是上升的。 全球化重新回归平衡仍然是历史的大浪，只不过中美这两艘舰艇不经意走到了同一条航线上，我们也不得不立足于整片海域和自己这条船的相对关系，重新审视我们所选择的这条航线。 二 既然明确了我们在全球化再平衡而不是关系脱钩的进程里，内循环又如何让出一个合适的腾挪空间，把时间优势笼络到中国这一方？ 有些人敢于片面解读内循环喊出“大不了自给自足”的口号，很大程度是基于近两年投资和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在逐渐式微，2019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程度在三驾马车中已经接近60%，2018年更是超过75%。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这么强有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外部市场？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消费力的核心分为两端，“有的买”和“有钱买”。 近期大力提倡的杜绝浪费让许多人关心起全球的粮食危机。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但某些农产品仍然高度依赖进口，比如大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产品达到9000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对外依存度一度超过85%。 大豆除了是国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之外，它榨完油之后的豆粕更是养殖业最重要的饲料。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大豆供应的缺口堵不上，猪肉价格飞涨又会让大量键盘侠怨天尤人了，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说好的自给自足，结果自己连口肉也吃不上了——“没的买”。 那么什么是有钱买？ 首先我们理解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一般而言政府没钱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向市场借钱，同时依靠国家信用担保，具体来说这种信用来自于财政税收。 本质上，政府以财政税收作为背书向市场借钱，这和企业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没什么不同，不会导致货币超发，也就是财政扩张但货币不扩张。 当前中国走的就是这种模式。中国货币发行主要以美元外汇储备为基础，国债也逐步成为重要渠道之一。但中国央行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从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后抵押给央行，央行以此吞吐基础货币。 但欧美许多国家走了另一条路——凯恩斯主张的财政货币化。 简单来说二者的差别在于，政府发国债背后的担保不是税收而是货币，央行能够直接购买政府国债，财政扩张的同时造成货币扩张。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化财政赤字融资成为救市的主要手段，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调动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 基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发行机制，在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机制还不能成熟调控的前提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依赖是必然存在的，贸然的中美脱钩会伤害中国货币体系的完善。 除此之外，债券发行市场的不发达也会间接影响整体资本市场的资金吞吐量。 为什么美元会变成世界货币？这与美国资本市场财政货币化的运行机制息息相关。成熟的债券市场形成资本运作的底盘，快速周转的流动性吸引了全球优质资产和大量资本争相涌入，美元借此巩固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此时继续持有大量美债储备，至少能让我们做到进退自如。 如果贸然丢失了美元这个锚，中国债券市场不完备会衍生出信用评级、债务压力、市场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央行在不能完全掌握基础货币吞吐机制的环境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调控政策受限，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的规模和质量，也不足以支撑货币发行的信用扩张。这些都会受到我们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不成熟等多方面的桎梏，从而面临潜在风险。 失去抓手的我们最终也将举步维艰。 三 既然脱钩是个无法一蹴而就的伪命题，如何真正实现领导层所说的经济内外循环配合，在逆全球化的风声中站定，找到纳什均衡的最优解呢？ 还是要从内部出发。 在保证与全球外部市场联结的同时，最本质的调整应当是以本国经济驱动力为圆心的一系列组合打法。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做生意，内外循环是要相互促进的。大不了独立自主的言论，脱离了当前中国的财政货币体系和产业发展周期。 具体而微，我们需要给更优质的资产以进入公开市场的机会，放大成熟机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正向促进作用，从顶层设计等诸多方面完善运作机制，从而以更大的资金吞吐体量、更健康的资本资产联动来反向推动货币发行制度的健全改善。 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基础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投资实业的回报率，并围绕提高实业投资回报率进行相应的财税深化改革，以减税让利、改革优化税制税率，实现减税效应倾斜实业与中小微企业，这些事关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优化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事关国运民生，丝毫马虎不得，也更适合早谋划早动手。 凝聚如此一番改革共识，我们才能做到对美元从容地“主动脱钩”而不是“被动脱钩”，内循环转起来才不会变成“累循环”、“泪循环”。 没有央行母币和优质基础资产提供支撑，商业银行再神通广大也找不到货币乘数得以释放的活水源头，流动性危机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化再平衡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因子。 这是站在供给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与货币体系对当前经济结构的底盘调整。那么需求端呢？ 这又回到了我从疫情开始时就反复提倡的“居民有效需求”这一关键性问题。 居民有效需求在中国是有特定背景的。几十年来老百姓手上的钱大多数都被房地产冻结了，失去流动性的居民需求很难说是有效的，也无法催生实际价值。 不论什么年代，居民信心都是最重要的黄金，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离不开国民小家的贡献，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不同市场参与者，落到实处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都相当关键。 首先是对老百姓减税让利，从点滴小处做到惠民达众，其次恒产者有恒心，给民营企业家创造最积极健康的营商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的经营摩擦。与民休养生息，国民才能真正催生出创造与奋斗的活力。 除了居民信心激励，下定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课题。 海通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地产热有所降温，广州近五年房价的累计涨幅仍达到27.2%，北京49.3%，上海43.3%，深圳92%，而纽约在房价暴跌前的五年累计涨幅仅59%，北上海都接近纽约，而深圳远远超过了纽约。研究估算，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这几十年来，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也是这笔生意撑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底座。启动“地产型增长”带来了居高不下的高房价和居民高负债，短期经济借此获得高速增长，但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下降却实打实地伤害了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消费市场地产化，内需无法真正地启动起来。 对比中美CPI的构成项目和比重，问题的影响不言自明。为什么大家感觉到房价飞涨但仿佛CPI一直很稳定？反而猪肉价格的一波动CPI的反应往往更大？这和中国CPI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CPI的统计口径中，食品是第一大项目占比33.2%，而住房类则只占到13.2%，房子被认为是投资品而非消费品，因而计入住房口径的主要是房租；对比美国CPI构成，其居住类目占据了CPI构成的4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加华资本制图 中美CPI的构成差异自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但若大致按照美国较为成熟的经济模式下CPI的构成比重，模拟还原中国CPI，我们居住类目会达到最高占比37.7%，略高于食品类目的34.7%，二者合计占据了中国CPI构成的70%以上。 如果考虑到未纳入消费指数的投资性房地产涨幅，猪肉和鸡蛋可能不会站在CPI指标前躺枪了。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模拟测算 正如王德培所说，“房地产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战场。” 地产型增长可以认为是特定历史阶段之下经济增长必然要做出的选择，但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已经论证的舒适圈里因路径依赖而形成的增长优势，极有可能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反噬。 根据央行统计，从1996年开始，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持续飙高，自2008年的18%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56%，2020年上半年，央行统计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人民币58.9万亿元，居民负债率近59%，中国居民人均负债4万再创新高。 图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多少中年人因为房贷在身，看上去百万千万身价却不得不扳着手指头过日子。这对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和资金流动性形成了巨大的挤出。中国社会居民结构的中坚力量看似强大，但大量的中产家庭和五环内人群其实都是伪中产和软阶层，手中的资金流动性岌岌可危。甚至有银行说，实际上中国有1/3的家庭都已经实质破产。 此外，房地产市场主体在大量攫取利润的同时，仰仗于特定时期的政策优势，靠一套住房就打掉了中国千万家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顺手还垒起了一座高负债的城墙，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成功被转移到了居民身上。 一旦经济增长恢复到更为健康的结构上来，房价下跌后释放的巨量资金大概率会由国内的消费市场吸收。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由此被推升，加上城市化放缓、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人口结构逆转、房企背负高额负债等等经济下行预期，中国经济很可能落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滞涨阶段。 再者，高负债的发展理念在国民智识层面造成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去年被戳破的P2P泡沫，越来越佛系的年轻人和增速惊人的消费贷坏账，后浪们真的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好时代里乘风破浪了吗？月光族数不胜数，被房贷车贷消费贷绑架的年轻人无处不在，股市里最多的到底是大妈还是牢牢套住的小年轻们？ 当下资产价格存在大量泡沫，我们却仍然在不断鼓励年轻人们负债、负债、负债，虚假繁荣让虚假富翁们自我感觉良好，却掩盖了水面下真实存在的冰山。真正的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发现，自己手上连个结实的船桨都没有，所谓的航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人人都是楚门，耗其一生沉浮在他人制造的虚假幻境里。 长期来看这对中国经济的隐性伤害之巨大是非常可怕的，基尼系数持续升高但普通老百姓却尚不自知。真正走到覆水难收，这时候任何循环都转不起来了，齿轮生锈了。 说到这里，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争论愈发明朗。既然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能买下半个美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卖掉这些土地就真的能买得了半个美国呢？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最简单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不会稳定挂钩美元，美国人也没有这么多的美元供给能让我们买下半个国家。 房价高企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矛盾，就像一把张到极致的弓，似乎下一秒就绷不住了。 2014年俄罗斯弃汇率保房价，导致进出口依存度提升，在经历了一段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经济繁荣后，俄罗斯的汇率走向了大幅贬值。 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潜藏着的通胀层层积累，成为当前名义财富的巨塔。眼看高楼起的人，终究不希望眼看着这楼塌了。 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和人民币汇率稳定之间，总要作出相应的取舍，在不可能三角中构建一个汇率、利率、物价的健康稳定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循环增长。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图1 自1970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变化趋势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
核心观点：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今年4月是全球经济的底部，5月至今全球经济持续改善。这种较为持续的改善趋势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单一国家的复苏和改善是渐进和持续的；二是作为全球而言，各国的改善因疫情发展而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两者叠加，决定了海外基本面的改善具有一定持续性。 海外复苏从经济基本面、价格因素、全球流动性环境、金融市场四个方面对国内产生影响：第一，实体经济方面，海外复苏夯实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回升的基础；第二，价格方面，7月中旬开始，CRB现货指数的上涨速度开始快于南华综合指数，内外联动提升国内价格水平，这将抬升PPI、抬升GDP平减指数，并对企业盈利产生积极影响；第三，潜在的海外流动性环境变化；第四，对我国股债市场的影响方面，中美利差或已见顶，外资流入债市规模或有所回落但维持高水平，海外复苏可能使得海内外股票市场风格形成共振，继续推动由成长向价值的风格切换和价值股的修复。 以下为正文内容： 海外复苏影响中国的四个方面 对全球而言，今年4月是经济的底部，5月至今经济持续改善。无论从经济数据、景气度还是价格指标来看，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改善的趋势中：全面的指标显示，5月中国、美国、欧元区、英国均出现不同程度改善，除中国外新兴作为一个整体低位企稳，日本继续恶化，6月各个主要经济体出现全面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6月以来多个国家出现了疫情的二次冲击，但是，在第一次冲击之后，经济已经适应了与疫情共存的模式，二次冲击虽然通过抑制自发的经济活动等途径使得经济重启进程放缓，但总体而言，主要国家没有停下复工进程，经济活动也处于恢复之中。 全球较为持续的改善趋势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单一国家的复苏和改善是渐进和持续的；二是作为全球而言，各国的改善进程因疫情发展而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两者叠加，决定了海外基本面的改善具有一定持续性。 海外复苏从经济基本面、通胀价格因素、全球流动性环境、金融市场四个方面对国内产生影响。 1、海外复苏夯实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回升的基础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一度进入危机模式，初期我国出口增速因自身供应能力而大幅下滑，但很快出现反弹，近期还出现明显上升，7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速达到7.2%。 3月以来的出口超预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需总体下滑，但由于我国较早走出疫情、供给能力较强，我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提升，防疫物资出口也对我国出口构成较强支撑；第二阶段，从5月开始，海外主要经济体疫情得到控制并纷纷启动复工计划，经济重启和生产能力的恢复在初期意味着需求的上升和补库存需求的集中爆发，中韩出口增速均出现回升。 当前，在疫情常态化发展的情况下，防疫物资的需求仍有一定的持续性，海外复工延续，欧美日的第二轮疫情均现好转，全球复苏仍是当前宏观主题，商品价格亦有望继续回升。出口增速中枢具有回升的动力。 海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方面，实际利用外资的节奏相对出口而言更加平稳，但也小幅、滞后受到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例如15、16年处于下滑趋势、17、18年处于较高。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人民币值同比增速下滑至-10.8%，随着内外经济的改善，二季度迅速回升至5.1%（美元值），已超过了2019年的利用外资增速，对国内投资的改善构成正贡献，不过利用外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概在1.5-2%，规模相对较小。 2、内外联动提升国内价格水平 在较为畅通的货物贸易、特别是大宗商品贸易的影响下，除了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时期我国的价格指数明显偏强外，我国的南华综合指数与国际的CRB现货综合指数在大趋势上较为一致。4月下旬商品价格两个商品价格指数均触底反弹，但从回升幅度上来说，国内升幅大于海外，反映出海外改善较晚、较为缓慢；7月中旬开始，CRB现货指数的上涨速度开始快于南华综合指数：7月13日以来CRB指数上涨5.7%，同期南华综合指数仅上涨2.4%，在这一阶段海外价格或已开始对国内产生带动。 海外对国内价格的带动会将抬升PPI、抬升GDP平减指数，并对企业盈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国内经济产生正向带动。 3、潜在的海外流动性环境变化 基本面变化使得海外货币政策宽松预期面临潜在变化。对于海外金融市场而言，尽情享受“流动性盛宴”的阶段或已经过去。虽然美联储表明不急于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基本面的演变方向也使得美联储缺乏动力再加码宽松，例如在美联储不限量QE操作的影响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2-4月大幅下行至0.5-0.7%区间并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但是当前已经很难认为美国长端利率会进一步下行，反而需要考虑市场力量是否将重新占据主导并使长端利率回升，利率易上难下。并且，当前市场对于宽松的预期已经较高，因此也容易遭到预期冲击，7月美联储议息会纪要公布，内容显示美联储或不考虑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这可能使得市场略感失望。 此外，以中国为先例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因基本面的回升早已在5月开始出现收敛，当前趋于平稳，但更强调“精准滴灌”，海外长远来看也会遵循类似的规律。但从时间上讲，基于海外与我国在基本面、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等方面的差异，海外宽松的持续时间或将长于国内。 4、对我国股债市场的影响 债券市场方面，由于疫情错位之下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和中债收益率的上行，中美利差上行至历史高位，7月中美利差均值进一步上升至233BP，8月至今为234BP，是历史新高水平。较大的中美利差也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债市，7月外资增持人民币债券1650亿元，创历史新高。 中美利差或已见顶，外资流入债市规模或有所回落。基于前文对基本面、美联储政策和长端利率的分析，中美利差或已接近顶部区域，未来或将回落，但仍处于历史极高水平。鉴于在当前美联储的政策取向之下，美债收益率仍应处于较低水平，中美利差即便回落也仍然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对应的外资买债规模虽然较历史最高水平有所回落，但也将处于较高水平。整体而言，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和海外流动性维持宽松的情况下，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规模仍将较高，而在股债配置之间，短期外资可能更青睐债券。 股市方面，海外复苏可能使得海内外市场形成共振，继续推动由成长向价值的风格切换和价值股的修复。 从2018年中开始，A股和美股都开始呈现出成长占优的风格，原因之一是“经济下行+流动性宽松”的宏观背景，原因之二是美国将中国科技企业作为重点制裁对象的事实，使得中美双方都进一步认识到了前沿技术、高端装备等核心资产的价值。中国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则持续推动了科创板设立、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改革措施，以及国有企业、要素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深度改革和扩大开放。 新冠疫情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宏观环境进一步、加速向支持成长占优发展并达到某种极致，中美关系在此期间也趋于紧张。在国内经济已逐步恢复之后，海外复苏可能使得海内外市场进一步形成共振，并加剧由成长向价值的风格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更接近从极致状况回归到常态之下的一种修复。 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传导渠道与中国资产价格表现 截至8月17日，美元指数较上月同期下滑3.1%，加速下行，欧洲货币显著升值，日元升值幅度较小。 8月VIX指数进一步回落，标普500指数缓慢上行。 美国股市反弹，债券收益率维持低位，共同反映了流动性环境的改善，与美国名义增速的剧烈下行形成分化。 6月结售汇差额有所回落，或受到人民币有所贬值的影响。 全球长端利率表现分化。截至8月17月，意大利、希腊、中国、西班牙、中国台湾利率下行，其他国家/地区长端利率均上升。 6月虽然代客收付款顺差大幅上升，但中国外汇市场交易量指数显著回落，或显示投机因素和汇率预期对外汇交易影响较大。 7月招商外汇供求强弱指标有所回升，表明外汇市场供求有所改善。领先两个月的招商亚洲新兴市场资金流动指标6月继续改善。 7月外资通过陆股通净流入104亿元，前值为净流入527亿元；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延续，但美国大选之前中美关系趋于恶化，美日澳等疫情再度发酵，美股有所调整，对全球风险偏好有所冲击，使得A股外资流入规模有所下降。8月上旬外资流入转正。 7月份单月，境外机构在中债登与上清所合计增持1650亿元人民币债券，增持规模创历史新高。高流入一是反映全球流动性宽松，二是中美利差进一步上升至233BP，进一步创新高，三是风险偏好下降也有助于资金流入债市。 7月中旬以来，流动性维持平稳，DR007、R007均平台波动。 8月17日中国10年国债利率收于2.94%，相较7月17日下降1bp，但短期国债收益率更大幅度上升，导致期限利差小幅幅收窄5bp至68bp。 不同等级信用利差均明显收窄。截至8月17日，高等级信用利差相较7月17日收窄31bp，中低等级信用利差收窄28bp。 截至8月17日，上证综指较上月同期上涨7.0%，上证50指数上涨5.7%，创业板指数上涨1.3%。 本月内地市场大涨，并继续相对港股保持强劲。 截至8月17日，人民币汇率报6.9417，人民币汇率相较7月17日收盘升值585pips。 截至8月17日，人民币汇率和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分别较上月同期上行0.9%、上升0.5%。 截至8月20日，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达到92.1，本月小幅下降0.5%，人民币中间价达到6.936，升值1.0%。 截至8月17日，CRB现货指数、南华综合指数分别较上月同期上涨2.6%、上涨3.7%，中国商品价格涨幅小于海外。 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增速反弹，但从已公布的数据看，新加坡、越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中国经济增长与海外形成错位。二季度海外多数国家均为负增长，仅中国、越南为正增长。 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南非、巴西、印尼近期再度降息。 招商宏观团队：谢亚轩、罗云峰、张一平、刘亚欣、高明、张秋雨
8月16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会议。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双循环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的关键点与路径等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就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及“畅通”内循环的要点方面进行了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认为现在提出“双循环”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应对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战略选择。 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为获得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经济增长，保证物质供应安全，中国仍需要继续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在当前环境下，中国必须在保持与各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刚才余老师（编者注：余永定）特别讲到的能源与粮食等进口安全的基础上，强化国内循环。这实际上也就是扩大内需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 这个战略方向实际上是中国近些年一贯坚持的战略。这些年来我们就已经一直在强调适当降低外需和投资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大消费等最终需求的比重。面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强调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与前些年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大力度、更有效率地保持与各国的经贸联系，不仅是货物商品，也包括各种服务贸易。 我国需要，而且也只能在更深地融入全球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中国内需循环的有效性。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更深融入全球大循环为依托；只有两者相互促进，才有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这是我对双循环的第一点认识。 第二点，国内循环为主体，有必要扩大和畅通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有关内需方面，我基本认同刚才任首席（编者注：任泽平）讲到的内容。当然，谈到国内循环，不得不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八字方针，其中一点便是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和强化“畅通”的要求。在这一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例如怎样结合任首席所讲的新基建，怎样应对人口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现在消费升级，对内部循环之间不畅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使得内循环更加有效畅通，从而进一步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当前这种背景下，除了从投资、消费等方面加大内循环的力度以外，体制机制方面或许需要肩负着更大的任务。 第三点，有关金融支持方面，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在促进内循环有效畅通的问题上，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 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上，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以如何发挥出商业信用的优势为例，虽然当今中国更多地发挥了银行信用的作用，但对于企业的商业信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国家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加大商业票据，包括人民银行推出的标准票据。如果想要进一步开发企业的商业信用，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促进大型企业开票的积极性，提高中型企业开票的便利性，以及完善中小微企业持票以后变现流通等环节上。完成这些工作可以使得中国内部的商业循环更加高效，直接降低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金成本并且提升整个循环的流畅性。 总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的战略选择，也是前些年战略部署的延伸，强调以我为主，强调自我成长，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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