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宜春钽铌矿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活动分析会。各生产单位和相关部室从产量、产值、成本、设备运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内容与同期、年度考核数据进行全面分析比较，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公司领导对二级单位经济活动分析进行点评，并对下半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坚定信心，咬定年度生产经营目标不放松。深入学习贯彻集团公司年中工作会议、营销工作会议精神，讲形势、明任务、促氛围，充分发挥管理团队中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分析摸清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找准问题和难点，提出针对性措施，全力提速三季度、冲刺下半年经营目标；安全环保先行，精心调度指挥，组织满负荷均衡稳定生产，做到以日保旬、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实现达产达标向稳产高产转变；全面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增加职工工资收入。 二是开源节流降成本、增产节约保利润。严格考核，牢固树立成本就是工资的理念；修旧利废，清仓利库，降低库存；加强管理，杜绝以领代耗、浪费严重和数据失真等问题；开展物资的替用、代用和修旧利废工作，加强对不良物资、积压物资的调剂和处理，降低库存储备，加速资金周转。 三是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开展小改小革活动，按标准化、程序化和工艺要求组织生产，提高设备运转率，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目的，加大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力度；抓好数字化、绿色矿山建设，抓好科技项目的全面组织实施，完成两个选矿厂改造铺布溜槽精选调试工作，争取钽铌回收率较上年提高2%以上。 四是强化风控、开拓市场，化生产优势、规模优势为经济优势。加强风控监管，降低生产经营风险；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用心销售，志在必得抢订单，全方位、全过程、全力以赴强化产品质量管理，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为导向，突出重点攻难点，加强市场开拓，增加销售收入。 五是严格全面预算管理，控制各项费用支出，树立公司“一盘棋”思想，上下协同，坚决做到“无预算勿开支”，加强经济责任制考核，完善班组核算，把任务目标层层分解落实，以单项劳动竞赛保综合劳动竞赛，以月赛保季赛，以大赛套小赛，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实现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2020年8月25日，天下秀在上交所举行上市敲锣仪式，成为A股第一家红人新经济企业，股票代码为600556。截至当日收盘，天下秀市值已超过360亿元。 天下秀创始人及董事长李檬表示：“天下秀的成功上市，是承接了红人经济强劲发展势能的结果，我们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也将更加广泛的赋能给广大红人。从这个角度看来，天下秀的成功，也是我们WEIQ平台内百万红人的成功。” 在敲锣环节，李檬作为天下秀创始人及董事长并没有敲锣，而是向6位在天下秀发展过程中给予重要支持的嘉宾代表以及员工代表递交锣槌，由股东代表、券商代表、政府代表、员工代表、红人代表共同敲响了天下秀上市的锣声。在李檬看来，天下秀的上市离不开所有合作伙伴的支持，这样激动人心和宝贵的机会，更应该给天下秀的朋友们。 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疫情也催化了数字经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加速发展。据商务部网站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网络零售额达5.15万亿元，同比增长7.3%，6月当月增幅高达18.6%。不断升温的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方式，正在成为电商发展的新引擎。 新经济业态的加速发展，给行业发展带来新助力。作为国内最早的红人新经济服务企业之一，天下秀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20亿元，同比增长66.01%，即使在疫情背景下，天下秀上半年营收、利润均实现超60%的增长。 据介绍，作为国内领先的红人新经济公司，天下秀立足于技术和数据核心优势，围绕红人经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布局。目前，天下秀旗下拥有红人广告大数据云投放平台—WEIQ、为品牌企业提供基于新媒体及粉丝经济综合解决方案—SMART、红人价值排行及版权管理机构—TOPKLOUT克劳锐和红人创业加速孵化品牌--IMsocial四大平台。 其中，WEIQ依托社交大数据+云计算双优势，以精准智能匹配，帮助广告主实现品牌高效触达；SMART为品牌企业提供基于新媒体及粉丝经济综合解决方案，实现消费路径全链条沟通；克劳锐通过渗透自媒体全生态，有效评估红人价值，助推营销潜能释放；IMsocial加速红人品牌孵化，助推红人培育可持续发展。四大平台为产业链中不同规模、类型的角色方提供全阶段服务，形成完整的红人经济生态链路，为红人新经济发展赋能。 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前提下，天下秀还在持续加大投入红人新基建建设。今年7月27日，天下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审核通过，拟募集资金21.20亿元。公告披露数据显示，天下秀拟将此次募集资金的70%以上投入新媒体商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和WEIQ平台升级项目。新平台构建和既有平台的升级，将进一步丰富天下秀红人新基建平台矩阵。
据美国每日野兽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在25日晚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上通过录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在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时，他居然全程用的是过去时态。 在大谈特谈特朗普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之后，库德洛说：“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那糟透了。曾给民众健康和国家经济的影响是惨痛的。苦难和悲痛曾经无处不在。然而，总统迅速有效地发挥了领导力，拯救了公共健康和安全，成功地抗击了新冠病毒。” 不过，就在库德洛发表演讲的前一天，美国的单日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达到了约4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17.8万。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库德洛就曾声称，美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几乎是将病毒死死地封住。 对于库德洛的言论，不少美国网友都表示不敢苟同。有网友说：“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傻到会相信你，拉里。”还有网友讽刺说：“他是吸毒了吗？他看起来总是一脸懵，而且他的信息从来都不对。”更有人直接列出了从3月1日以来，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来讽刺库德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值此全球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中国构建和完善“双循环”的进程，实质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程。 纵览“全球-历史”的大坐标系，对于中国如何打通“一体两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后发经济体的得失经验提供了历史镜鉴。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优化，强韧的“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第二，强化“内循环”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将自内而外地优化“外循环”运转。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亦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对照中国“双循环”的全局设计，上述历史经验得到了针对性体现，并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有机结合。由此出发，虽然从顶层设计向变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时间与实践，但是放眼长远，中国凭借“双循环”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体两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社会经济困境，以至难以迈入高收入阶段。长期以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与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在两大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发展时序的一致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036-404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时间超过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人均GNI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时间超过了14-15年。参照上述标准，2002-2010年，中国仅用8年就已迈过“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增速阶段的重大发展成果。在开启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大关，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这意味着，以2020年为新起点，中国已位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由此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发展目标，其预计历时也恰为15年。由此，从2020年出发，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是推动中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历程。 第二，经济逻辑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来看，对于后发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初始禀赋枯竭；2）内部供需两侧发展不足、结构错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4）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并遭遇国际贸易竞争的冲击；5）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在当前全球百年未遇的变局之中，全球疫情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不断高涨，贸易壁垒、金融壁垒、科技壁垒野蛮生长，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与爆发。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论述，立足于“双循环”新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对内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的双升级，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强化内生稳定性和长期增长潜力；对外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双循环”的构建和完善有望针对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从根本上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双循环”的重要使命之一，“双循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着眼于“全球-历史”大坐标系，在后发经济体之中，一度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者繁多，但是顺利构建“双循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为此，梳理这些国际案例中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理清以“双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和着力点，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发挥“双循环”的战略价值。 经验之一：“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测算[4]，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详见附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其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需求侧，后发经济体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利用FDI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弥补内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侧，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盈利并加速资本积累。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入全球价值链，推升了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以“量”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但是，在这一模式下，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因此无力支撑经济体进一步走入高收入阶段。其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积极强化“国内（地区内）大循环”。在需求侧，增强经济的内需驱动，以减弱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实现经济的自我稳定。在供给侧，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对外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以更为复杂的出口产品结构缓冲局部贸易冲突的影响；对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技术水平，减弱对初始资源禀赋和外部技术转移的依赖，从而持续推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阶段，国民总收入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了以“质”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由此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也是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与优化。 不同于新加坡、韩国等小型经济体，日本、巴西等大型后发经济体对中国更具借鉴意义。过去六十年，日本与巴西的鲜明对比恰验证了“内循环”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在1960年的起点上，日本与巴西产业结构相似，人均GDP的差值不足270美元。由此出发，日本在供给侧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一方面引导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航空航天、精密制造等领域成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持续扩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详见附图）。在需求侧，日本于1960年开始实施长达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从生产大国转向生活大国”战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日本消费率也从1970年开始进入长期上行轨道，有效吸收在新技术下大幅提升的国内供给能力，由此构筑了良性的国内大循环。与之相反，1960年至今，巴西在享受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供给侧的产业升级进展缓慢，需求侧受制于高通胀、超前城市化、贫富分化等因素，国内消费需求发育不足，进一步延阻了产业升级，国内大循环未能充分畅通。尤其是1995年以来，巴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更落后于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详见附图）。在这一差异的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均GDP逐步大幅领先于巴西，至2019年差值已经超过3.1万美元。 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料将成为中国经济化危为机、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一方面，在全球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大循环将趋于脆弱和失序，中国经济难以延续原有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需求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供给侧具有完备产业链优势，供需两端的升级潜力更易相互促进，进而构建更具深度和韧性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循环重心由外转内的历史性变革，有望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物质基础。 经验之二：强化“内循环”将改善而非脱离“外循环”。值得强调的是，重视和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脱离或劣化“国际大循环”。相反，立足于“内循环”的发展，后发经济体将在“外循环”中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空间和战略主动权，更有效地利用内外两种资源以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供给侧的产业升级将拓宽出口产品的技术“护城河”，规避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同质化竞争，维持外需长期稳定。第二，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在扩大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将为全球市场提供宝贵的需求增量，抑制其他经济体的脱钩意愿。第三，供需双升级所形成的结构性机遇将长期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在共享发展机遇、繁荣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将加快该经济体居民财富的长期增长。 在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苦于难以迈入高收入行列，而阿根廷却与众不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通过“外循环”实现了经济起飞，至1913年已经跻身全球最富裕的十大经济体行列。但是，1940年后，阿根廷却跌回中等收入水平，从此至今在高收入门槛上下反复大幅起落。该现象的关键成因之一，在于其割裂了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互动联系。阶段一，片面强调“内循环”，而脱离“外循环”。20世纪30年代开始，阿根廷在全球大萧条和国内民粹势力的驱动下，走向了高关税、高壁垒、低开放的经济孤立道路，这一政策取向在“庇隆主义”的助澜下延绵近50年，导致阿根廷陷入长期增长困境。阶段二，片面强调“外循环”，而轻视“内循环”。20世纪80年代，不堪重负的阿根廷“一刀切”地转向“华盛顿共识”，激进扩大经济金融开放，一度在90年代重拾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内循环”始终未能补上短板，内部出现了产业升级停滞、经济治理失序、人力资本落后等一系列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拖累了“外循环”的运转，集中体现于阿根廷出口产品复杂度提升缓慢（详见附图），因而难以抵御源于全球市场的风险冲击，2001年至今其经济复苏的势头多次被全球经济动荡所打断，由外债风险、恶性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振荡所构成的复合型危机频繁上演。 着眼当下，从政策思路来看，中国“双循环”新格局的建设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也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由此前瞻，立足于“内循环”的强化与发展，中国经济料将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自贸港自贸区等渠道为抓手，带动并优化国际大循环，促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 经验之三：收入分配公平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对于众多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而言，收入分配不公是扰乱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之一。其中，作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起源地区，拉丁美洲于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占据了该地区逾71%的财富。[5]并且在本次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拉美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反而高速逆势增长。此外，墨西哥、南非、菲律宾、印尼在2017年已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前20国家（详见附图）。[6] 从这些经济体的历史来看，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缺失从三个层面严重阻滞了内外部经济循环的运行，进而产生长期负向拖累。第一，阶层的不公平性。社会财富向阶层顶端集聚，导致作为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人群不断萎缩，最终拖累需求侧的消费升级。第二，区域的不公平性。少部分先发展起来的区域未能有效拉动后发区域，造成国内产业链长度不足、价值链深度缺失，难以支持供给侧的产业升级。第三，代际的不公平性。社会阶层的固化一方面抑制了家庭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意愿，延缓了“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跃迁，另一方面则打击了年轻一代的创新活力，阻滞经济新旧动能切换。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越过阈值，就将激化社会对立、助长民粹主义、强化短视心理，经济体难有足够的智慧、韧性和凝聚力以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收益，也就不能奢谈发展的转型，由此将陷入弱者更弱的负向循环。正是受制于这一逻辑，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经济体曾试图针对收入分配问题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 聚焦疫情时代，从外部来看，全球疫情大流行天然地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更为严重的冲击。从内部来看，正如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所强调，中国当前有6亿人月收入仅约为1000元，“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因此，扶助弱势群体、强化收入分配公平，料将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并有望从三个层面发力。一是通过呵护基层民生、夯实社会保障体系、金融让利实体经济，以优化阶层公平。二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国内价值链环节，以优化区域公平。三是通过支持新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为年轻一代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机遇和竞争环境，以优化代际公平。 参考文献 [1] Umar Serajuddin， Nada Hamadeh． 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20-2021 [R]． The World Bank， July 2020． [2] 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R]．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15， 2012． [3] 韩文龙，李梦凡，谢璐．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 [4] Pierre-Richard Agénor， Otaviano Canuto， and Michael Jelenic． Avoiding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R]．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5] Latin America is the world‘s most unequal region． Here’s how to fix it[R]．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6]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Fighting Inequality In Africa [R]． OXFAM， 2019． [7] Chandra， V．， J.Y． Lin， and Y． Wang． Leading Dragons Phenomenon： New Opportunities for Catch-Up in Low-Income Countries [R]． The World Bank， 2012． [8] Lin J Y， Treichel V． Learning from China‘s rise to escape the middle-income trap：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Latin America[M]． The World Bank， 2012． [9] 郭金兴，王冠敏，郭恺钊． 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的 “ 阿根廷之谜 ”： 发展绩效与制度质量[J]． 第 6 届新兴经济体论坛论文集， 2018． [10] Mark A． Dutz． Jobs and Growth Brazil’s Productivity Agenda [R]． The World Bank， 2018．
展望下半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反弹态势仍将持续。除了上述提及的挖掘机、重卡等工程设备销售旺盛，具有前瞻性地预示开工持续以外，来自项目审批、价格走势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证据，亦支持投资向好。 下半年经济如何走？是否开始回暖？ 当下国内与工程机械相关的挖掘机和重型卡车供销两旺，显示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强下，投资提速。如根据中汽协数据，5月以来重型卡车产销增速均超过50%，7月更是达到销售70%，产量85%的较高水平；另一作为工程运行活跃程度重要指标挖掘机指数同样反弹，二季度京东挖掘机生产活跃度指数增速超过20%，远好于2月疫情最严重阶段-20%的下滑，意味着投资信心恢复。 工程项目相关产品销量大涨、行业需求高企的背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显著增强。今年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拉动1.5个百分点，是经济回暖的主要动力；与之相对，消费与净出口上半年分别拖累经济增长2.9和0.2个百分点。 而从地区经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22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其中新疆和西藏增速高达28.6%、18.6%，投资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山西、吉林、上海等地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分别达到8.3%、7.8%和6.7%，且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但内蒙古、江苏、贵州、天津等地投资增速偏低，较去年明显下滑。 投资大涨与疫情之下政策加码有关。今年5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扩大有效投资，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的建设。同时，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与之相对，7月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地产增长较快，成为内需的重要支撑。其中，7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升至11.7%，房地产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继续上行，商品房销售明显好转，企业到位资金延续高增；基建投资方面，7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7.7%，处于高位，而此前5月基建投资最高时一度达到10.9%的增速。 但是，与地产和基建投资高增长相对，当前制造业投资依旧低迷、7月增速为-3.1%，仍然处于负增长区间，绝大多数行业受制于利润不佳，投资意愿恢复迟缓。在此背景下，7月民间投资显著弱于国有控股投资。 展望下半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反弹态势仍将持续。除了上述提及的挖掘机、重卡等工程设备销售旺盛，具有前瞻性地预示开工持续以外，来自项目审批、价格走势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证据，亦支持投资向好。 第一，从项目情况来看，各地“两新一重”建设加快。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1-7月累计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65个，总投资5326亿元；据上证报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轨道交通领域共计有16条铁路和33条城轨交通线获得批复。 受到全国降雨及洪涝灾害影响，未来几个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成为投资重点，此前水利部表示2020-2022年将重点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主要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等五大类，总投资1.29万亿。 另外，各地布局5G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相关新基建投资项目亦在加快部署建设，如根据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预期，仅5G今年就可以带动经济产出达到1.2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可以到6.3万亿元；人工智能年经济产出1万亿元，近八年复合增长率达50%以上。 第二，从资金来源来看，特别国债叠加专项债，财政对基建的推动作用将持续。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截止7月份，累计专项债发行2.47万亿，其中，六成左右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城乡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建。今年新增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其中地方承担的7000 亿主要用于基建项目。此外，考虑到地方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提高到25%，杠杆效应撬动地方投资。 PPP项目亦是基建资金来源的重要支柱。截至今年7月底，项目入库数累计达到12925个，处于执行阶段的项目数超过51%。相比于去年年底，体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技相关项目的落地率明显提升，7月上述项目PPP落地率分别为69.4%、54.3%、74.5%和70.1%，分别比去年12月显著提升。 第三，价格方面，建筑建材、工程开工相关生产资料近期价格出现上涨，反映投资开工带动下的原材料需求增加。6月以来，PPI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0.4%。8月高频数据显示，作为建筑工业基本材料之一的水泥价格有所上涨。截止8月24日，水泥参考价快速上涨至434.6元/吨，相比月初的水泥价格上涨5.33%；钢材价格亦在走高，截至8月24日，螺纹与热卷现货价格分别为3833元/吨和4063元/吨，较7月末上涨都有上涨。此外，南华工业品指数和CRB现货指数8月亦较7月末上涨1.3%和2.3%。 综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二季度以来，各地积极落实各项稳投资措施，相关政策不断发力显效。当前挖掘机、重型卡车、建筑材料需求旺盛，显示投资热度不减，而伴随着前期审批项目的陆续落地、资金支持的逐步到位，以及越来越多社会资本被撬动，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向好态势有望保持。 下半年以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的建设的有效投资扩大，有望要加快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支持中国经济回暖。
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8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就在刚刚过去的6、7月份，美国成屋和新房销量双双V字反弹。 其中，美国的成屋销量超过了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这已经是美国成屋连续第2个月创出196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强劲单月涨幅记录。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结束，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突然火了，而且火得如此迅猛，令人感到有些许意外。然而不只是这样，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统计数字，全球范围内房地产市场都很火热。 回过头来想想，今天美国房市的景象，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美房地产Q3V字反弹 刚刚过去的6、7月，美国房地产出现了一波V字形反弹。 过去几个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成屋销售数据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变化：从3月开始加速下跌，5月更是创出27%的三十八年最大同比跌幅，环比也超预期跌了将近10%。 但到了6月，数据开始爆发，不但由负转正，还环比大增逾20%。 7月份成屋销售又较上月飙升了24.7%，单月销售增长创历史新高。 7月美国二手房销售数据飞速攀升至586万户，远超市场预期的541万户，创出2006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比6月高出了25%，连续第二个月创出196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强劲单月涨幅记录。 美国商务部23日也公布了新房销售的数据。 7月份，美国新房销量达2007年10月份以来单月最高。经季节调整，7月份新房销量按年率计算为65.4万套，环比增12.4%，同比增长达31.3%。 火热的销量使得房屋供应量下降了21.1%，7月，市面上可供购买的房屋数量减少到了150万左右。于是成屋的平均售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中位数同比增长了8.5%增至历史最高点30.41万美元。 总的来说，这个月美国房地产的数据非常好看。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超越复苏阶段，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是什么驱动了这波回暖？ 本轮房市上涨，有赖于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2020Q1~Q2新冠疫情的冲击开始边际递减，此前受到压抑的部分购房者需求开始得到释放。 与普通的消费品不同，对房产的需求不容易被时间消解，也很难有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会选择消费降级的方式来释放需求。因此疫情过后，房子该买还是得买。 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大放水”强化了买家的购买力，为房地产市场带来增长的动力。 6月初的时候，美国的房贷利率曾经历过一波上升趋势，随后又急速下落，30年期房贷利率便在3%左右徘徊，并在7月份的时候跌破3%，达到历史上的低位。 从1971年到现在，美国房贷利率的高点出现在1981年，接近20%。当时美国的利率高到只要你有一大笔钱，只要存在银行里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每天过得舒舒服服。 而到了80年代初，利率开始扭头向下，这种整体向下的趋势一致持续到了今天。 2020年初在证实美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了房贷利率的下降。 实际上，利率的下降只是美联储“大放水”的结果。 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20年3月下旬宣布实行不设额度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扩张了2万多亿美元。 这些钱流入市场后，人们当然不会再把它存回银行——毕竟现在的利息趋近于0的水平，将通胀率一抵消，存的越久亏得越多。 于是趁着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一部分的钱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另一部分则进入了股市。 这些地方收益率显然比较高。 新冠疫情为本轮美国房价上涨的贡献，还在于它提高了人们对住房的要求。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批公司正在采用居家办公模式，保持业务运营，帮助员工遵守社交距离要求。 出于对疫情应对的谨慎预期，目前一些美国公司已经延长了居家办公的期限，例如谷歌就把员工在家办公的期限至少延长到了2021年7月。 但居家办公严重限制了美国人的社交范围。 美国人是出了名的喜爱社交，甚至有的到了冒着感染病毒的危险都要开Party的程度。蜗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一年，怎能受得了？ 所以人们更愿意在于邻居保持距离的同时，有一定的空间与家人享受生活。 那些对自己房屋不满意的人，就会选择换一套房子。 本轮回暖的可持续性？ 那么这一轮的反弹，会维持多久呢？ 从目前的走势上看，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复苏已经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许多因素（供应短缺、低房贷利率、千禧一代的买房刚需）都没变，甚至是有所增强。 但在目前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的不确定性下，房地产行业后续的复苏预计将呈现W形走势，空多两方将会持续维持相对平衡的关系。 一方面是本轮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 从2020Q2开始美国的二手房供应就已经比较紧张了；而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7月成屋库存将在3.1个月售罄。通常市场认为低于5个月的库存售罄期属于供应端趋紧。 消费者一窝蜂购买房产，让房屋供应跟不上，自然就把房地产市场推进了一个买方市场当中，直接导致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优惠限制购房者的购买欲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与此同时，购房者还面临另一个难题。 目前美国房市90%的交易额由成屋贡献，大约2/3的购房者不是首次购买。可以推断，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购房更多是为了在时间长度难以预期的居家隔离生活中，改善一下生活质量。 因此他们如果没有看见“更好”的房子，一般不会轻易出手——为什么要花钱搬进一个更“破”的房子里呢？ 而且这些购房者在没有确定可以搬走之前，也不会轻易卖掉现在的房子——如果现在的房子卖掉了，而新的房子抢不到，难道要我带着大把现金睡天桥底吗？ 于是市场的买方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中：看不到新的房源，就不会卖掉自己的房子；没有人买自己的房子，就不会有新的房源。 而另一方面，是当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新冠肺炎导致经济衰退开始影响到中产阶级消费信心的时候，房地产销量自然会增长乏力。 本次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突然反弹，可以说与美国经济大势是背向而行的。 7月底，美国公布的2020Q2经济增速年化季率初值为-32.9%，创二战以来最大单季降幅纪录。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IMF对美国2020年经济增速预期为-8%，比起4月预测的-5.9%下调了2.1个百分点，预计2021年复苏至4.5%。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失业率也显示，美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又有14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则显示，目前市场上的岗位数量比失业人数多出了1120万。 北京时间8月20日凌晨，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了7月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对经济前景预期偏悲观，认为不确定性较大，影响市场风险偏好，利好避险资产。 持续的房市复苏，反过来对整体经济是有好处的，但面对上升的失业率和不太景气的经济，加之以高企的房价，如今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日房市VS次贷危机 对美国经济更加悲观的经济学者，则十分担忧本轮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 第一，少数屋主的避险情绪正在提升。 “这两天看美国的房贷利率又上去了，赶紧让银行的姐姐给我锁定住了一个15年固定利率2.40%。历史最低的时候市场平均利率也就2.55%左右。如果打算再融资或者正在打算买房的，要赶紧行动了。” 一名网友2020年7月底在社交媒体上说道。 再融资（Refinancing）是对购房者的一种保护措施，允许购房者在利率下跌时，重新选择锚定的基准利率。屋主同时还可以现金转账再融资（Cash-out Refinance）以余额更高的新贷款代替现有房屋贷款，再这两笔贷款之间的差额作为现金分配给房主。 这一产品允许屋主从房贷中提取现金。该产品也常被屋主用作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时候，将部分资产变现应对房市乃至经济下行的风险。 第二，美国房价指数从2012年开始回升，到2018年已经快要超过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水平。 不仅仅是美国，在疫情之下，全球房地产市场似乎都进入了一个“迷之火热”的状态。 以2019Q3为准，全球实际房价指数为167，创下200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63个国家中有45个国家房价上升，包括菲律宾（涨幅20%）、葡萄牙（10.5%）、拉脱维亚（10.4%）、德国（3.4%）、法国（2.3%）、中国（2.3%）、美国（1.6%）…… 分析认为，房价上涨主要是因为各央行大幅下调利率并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引发流动性增加。 在这一点上，似乎与美国的情况差不多。 标准普尔/勒房价指数美国房价指数（截至2020年） 而上一次从美国爆发蔓延至全球的次贷危机，而“震中”就是房地产市场。 2000年房地产泡沫爆炸后，美联储调低了基准利率，于是购房者涌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包括一些没有偿还能力的购房者。 美国买房贷款时时，无法取得不查收入固定利率房屋贷款的购屋人，往往申办浮动利率房贷（ARM）。 当利率上涨，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因为无法偿还房贷而违约。2007~2009年，房屋贷款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投行、企业和个人向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 第三，我们也看到，美国股市或来到一充满泡沫的时期，流动性可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上文已经说过，美国2020年的GDP情况不是非常乐观。 在没有完全解除新冠肺炎影响的情况下，过多的流动性并没有能够推动社会完全的复工复产，而是过多流入了股市、房地产等领域。 “巴菲特指数”曾在前两次危机中起到预测作用。7月30日美国公布第二季度GDP数据后，该指数飙升至创纪录的170%、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最近美股持续走高的背后，就像索罗斯所言，不是宏观基本面有多好，而是美联储无底线持续放水所导致的泡沫而已。 小结 有些讽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推动下，美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部回暖；而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不知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何种程度的冲击。 购房者花费大手笔为自己置换一个新的成屋，显然是想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前好好生活，背后是购房者对疫情冲击的乐观情绪。 如今我们只能期待，美国房市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与他们想象的一样乐观。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 南岭，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岭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间，南岭参与过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卸任政府职务后，南岭仍心系深圳改革发展，笔耕不辍，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未来转型方向等议题，为深圳探索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建言献策。 当过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担任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从高校讲台走出来的南岭，身上始终带着谠论侃侃的赤诚之心和思深忧远的学者之气。 与改革开放偕行四十余载，如今，卸下公职的南岭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总结深圳经验、审视深圳现状、建言深圳未来，初心未泯。 透过南岭平时办公的窗户向外望，深圳河缓缓流过，对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风土。 “我很喜欢在这里看窗外的景致。”南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自己平时喜欢拿起手机拍拍窗景，时见河岸春生绿，时闻芦苇晚风起，深圳河两岸的变化，仿佛都寓于这一方“画框”之中。 “不过，当年的深圳河可没有眼前的平静。”南岭笑着说，现在看深圳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 四十春秋，时移势迁，沧海桑田。“闭塞渔村”变“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迹”如何写就？透过南岭深情凝望的眼神，我们看到根植深圳基因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生发播撒，立足开放新格局的“双区叠加”驱动发展正在加速推动，顺应创新发展潮涌的数字化经济大浪滚滚而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下齐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南岭开门见山地说。 深圳经济特区持续快速增长40年，由农业经济区一跃进入中国城市经济第一方阵，其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特色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当下的改革又有怎样的价值呢？ 南岭认为，站在今天进行回顾和总结，意义深远。 197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深刻改变了深圳的历史命运。 此前被视作阶级斗争产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审视。深港两地经济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这促使广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民间经贸交往由此萌动，大量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设家乡。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一年后，“出口特区”正式改称“经济特区”，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跃出地平线。 “今天看来，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远超一般性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岭评价道。 此后，更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法规文件相继落地。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土地流转开始从计划划拨向市场决定过渡。1983年，《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采用合同制的范围从蛇口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特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大规模拉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3%，倒逼深圳在资金筹措上走市场化的路子。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萌发的同时，深圳的商品市场也破茧而出…… 南岭举了一个“高价饭”的例子：80年代初，粮食凭票供应，实行定人定额管理，如何解决部分无粮票配额人员的吃饭问题？当时，深圳一家餐馆就推出了“高价饭”：有粮票的5分一碗，没有的5角一碗。餐馆再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高价粮需求大了，供应也就上来了，竞争就充分了，饭价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场回归均衡。 南岭感慨道：“一个无法用计划手段解决的问题，市场给出了正确回答。” “如同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也是回应群众的呼声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而设立的。”在南岭看来，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创新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生长点，经济特区的出现，属于执政者行动与民众行动的高度汇合。 粤港澳大湾区： 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机遇 “地理上的湾区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与区域经济意义的湾区则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岭眼中，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基本经验，全面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又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格局。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还很小：香港GDP刚越过千亿港元关口，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则不足300亿元人民币，深圳经济总量甚至不足2亿元，而且各经济体联系也较弱。 开放带来的成效，表现为大湾区内“经济数据”的跨越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1.6万亿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内，香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对这一令人惊叹的崛起速度，南岭总结出了十点开放性经验：一是坚持“一国”，善用“两制”；二是制定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促进外贸；三是制定涉外经济法律，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四是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规定，提高服务便利化；五是降低关税，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六是丰富惠及大湾区的政策，如自由行、CEPA等；七是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如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八是建立粤港澳、深港澳政府联系机制，解决大湾区发展中的问题；九是通过粤港澳市场经济体制，为内地探索改革提供借鉴；十是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内地在开放中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总之，大湾区9+2格局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形成的，大湾区经济体的特色和优势是在40年的开放环境下竞争合作的产物。”南岭说，开放是大湾区弥足珍贵的经验，也是新发展的保证。 近年来，随着新的开放举措不断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也逐步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以服务贸易为例，南岭介绍道，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物流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突出，广州、深圳则在信息服务上有一定优势，大湾区内各经济体间服务业市场空间大，结构互补。 “服务业的开放不只是合作领域宽了，合作机遇多了，从某种意义上看，高端服务业将构成高端制造业的支撑。服务业的开放关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未来，合作十分迫切，前景十分广阔。”南岭表示。 数字化转型： 再立潮头的时代新动能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在创新发展的浪涌中，深圳每每勇立潮头。这是时代赋予的良机，是人民奋斗的成果，也是“双区驱动”下的发展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将怎样继续做时代的“弄潮儿”？ “数字化转型。”南岭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指向的道路却很开阔。“所谓‘数字化’，简要来说，即指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地应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生产方式被生产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 当下，数字化正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生产过程、企业管理过程、物流和销售过程全面数字化，实现了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服务经济领域，数字化在金融、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度介入；社会联系和交往领域，数字化逐步取代传统方式渐成主流；政府治理开始步入数字化，包括政务服务的网上办理等；产业组织和社会也因数字化而重构，生产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发展。 “数字化支持下的原子型（个体化）社会正成为一种新形态。”南岭认为，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线上的而非面对面的解决方案，未来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 数字化的各种应用背后，离不开芯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支撑。“毫不夸张地说，谁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产业化、市场化上取得领先并实现良性循环，谁就拥有了未来。”南岭表示。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引进了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上世纪末，深圳将城市经济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文化产业；本世纪前十年，深圳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型金融，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深圳却化危为机，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体制机制引进和培育研发机构、创新创业团队…… 南岭直言，这就是深圳特区40年来“奇迹”不断的根源——不破不立、勇往直前。他说：“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潮。来时的路告诉深圳，在这里，必须有一场新的蜕变！” 如果说数字化大潮涌起为深圳提供了“赶潮”的机缘，那么独特的产业、技术、社会环境则是深圳搏风击浪的“风帆”。 在南岭看来，深圳正迎来一个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一方面，中国5G的全面启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深圳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竞争优势。此外，深圳还具有一定的体制机制先行先试权，大胆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 “当然，不止如此。深圳的发展，从来就超出了自身的意义。”南岭表示：“深圳特区自建立以来，就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历史使命。国家寄望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当好示范。因此，面对着数字化转型这个最激烈的赛道，国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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