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美国就业市场复苏速度正持续放缓。上周，纳指经历了3月美股暴跌以来最惨一周。业内预计，美国就业市场复苏动能将继续减弱，短期内美股或将维持震荡格局，且波动会加大。 美国劳工部上周发布的8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当月美国新增就业人口137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140万人。不过，失业率降至8.4%，好于市场预期的9.8%。 尽管官方失业率连续4个月下降，但更广泛的失业率指标U6显示，8月份的“实际”失业率为14.2%，意味着美国实际失业率很可能更高。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分析师周茂华告诉记者，数据显示8月美国就业市场正在改善，但仍延续前两个月的放缓态势。 “美国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的动能在减弱，这主要是受疫情持续及美国财政政策效果消退的影响。”周茂华分析说，一方面，美国疫情依然严峻，零售、酒店、旅游等服务业继续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美国财政救助政策效果消退，直接影响消费者支出能力与中小企业现金流，从而进一步打击内需。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服务业PMI指数从7月的58.1降至56.9，这是该指数4个月来的首次下降，疫情对多个服务细分行业造成更大挑战，包括零售、餐饮和旅游业。 周茂华也表示，目前美国仍有1000多万的失业人口，高失业水平和财政效果减弱，预示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动能随之趋缓，美就业市场复苏动能将继续减弱。 除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外，数据情报公司早间咨询（Morning Consult）的经济学家约翰·莱尔（John Leer）还担忧，失业工人找到工作所需时间越来越长，也让就业人数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 上周，受科技股回落影响，纳指累计下跌3.3%，创3月美股暴跌以来最大单周跌幅。标普500指数一周累计下跌2.3%，道指也累计下跌了1.8%。 大型科技股普遍回调。周线来看，微软股价上周累计下跌近6%，特斯拉股价跌逾5%，苹果、亚马逊累计跌幅近3%。投资者转向科技板块以外的领域。美金融股上周普遍上涨，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均小幅上涨，美国联合航空涨近2%。 美国投资机构CUNA Mutual Group的首席市场策略师斯科特纳普(Scott Knapp)说，科技板块近期估值过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修正，尤其是在苹果和特斯拉宣布拆股后，散户投资者看到了进场机会，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些股票近期的非理性上涨。 财信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分析称，近期美股出现大幅调整的原因包括：美股走势与基本面严重背离，如标普500市盈率已超过上一次互联网泡沫时期；美国经济持续修复叠加通胀预期上升，导致美债利率大幅快速上行，引发市场调整；本轮美股反弹幅度过大，已面临巨大获利回吐压力。 “展望后市，当前美股市场整体市盈率居高不下，而美国大部分经济活动仍处于关闭状态，预计美股市场整固调整态势未完。”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资深指数分析师霍华德·西尔弗布拉特（Howard Silverblatt）表示。
漫画作者：中国日报美术部 李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令人赞叹的减贫成就。中国逐步发展壮大，一些美国人感觉受到了挑战。不过，中美合作始终是大势所趋。 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长期接触政策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对于美国政府的很多人而言，强调中国的成功是一种异端行为。两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不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在不损害自身的前提下打败对方，这就促使双方确认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是必要的、有益的。中国成功让大量人口脱贫，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 中国在40多年前发起改革开放，从而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扶贫计划能与之相媲美。 1978年，在中国的10亿人口中，每10人中就有9人靠着低于“极端贫困线”（每天不足2美元）的收入生活。如今，那些曾经忍饥挨饿者摄入的卡路里几乎都增加了一倍。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超过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根据“72法则”，即以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倍，中国经济每7年几乎翻一番。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50倍。可以说，与中国过去4000多年相比，这40年的发展奇迹为更多人创造了更大福祉。 很多西方人在思考一个富裕的中国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时有些忧心。但是世界银行提醒我们，有时应该多拍手叫好。2000年，联合国宣布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第一条就是在2015年之前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2010年，即距离最后期限尚有5年时，世界银行时任行长佐利克指出，中国一个国家的成就确保了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实现。从1981年至2004年，中国成功地让5亿多人摆脱极度贫困，这是有史以来反贫困斗争取得的最伟大飞跃。 想到另一个国家可以变得比美国更加强大，美国人就觉得自我观念以及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受到了挑战。但是，无视中国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现有超级大国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一种危险的相互作用，我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相互作用让中美都易受第三方挑衅或者事件的影响，而这又可能触发响应、将两国拖入一场多余的、灾难性的战争。在过去500年中，有16起新兴大国威胁现有守成大国地位的案例，其中12起以战争告终。 展望未来，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取得显著成果的共识，是否能让两国一起致力于减少不断恶化的贫困？这种贫困继续威胁着世界其他地区数十亿人口的生命。如果两国合作推进这样一项令人鼓舞、互惠互利的事业，这种经历或许可以激发双方更多地想象如何在无战争的前提下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 美苏冷战双方已经意识到，尽管他们都有摧毁对方的强大武库，但却无法幸免于核战争。双方都意识到了限制竞争的必要性。在如今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有很多微型的“相互确保摧毁”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单独解决。 新冠疫情就是其中一大挑战。维护公民可以呼吸的生物圈，管理金融危机以避免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防止大规模恐怖主义手段和动机的扩散，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其中任何一例中，紧密合作和伙伴关系都不仅仅是互惠互利。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不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提下确保事关生存的最重要利益。 中美两国能否既是残酷的竞争对手又是热切的合作伙伴？同时抱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想法将是困难的，不过确保共同利益所需的也不比这容易。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多家中国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号令诸多非美企业撤销与受美制裁中国企业的合作，如台积电停止与华为合作。 美国之所以能号令他国企业与其站在同一阵线，依仗的正是自身发明的“长臂管辖”权。 什么是长臂管辖？美国如何使用长臂管辖机制？历史上有哪些国家或企业深受其害？中国应如何应对？ 1 长臂管辖含义与实现机制 1.1 起源及内涵：从处理国内跨州事件延伸至国际问题 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源于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最初用于处理美国跨州的管辖权问题，之后扩展至跨国管辖。长臂管辖，即将原本不属于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纳入管辖，其概念最早源于1945年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案，该案判决确立了“最低限度联系”的跨州管辖原则，即只要被告人以某种行为有目的地在法院所在州从事活动，且该活动与原告相关联，则法院即有权管辖被告。“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使其内涵在实践中无限扩大，甚至延伸至通话、邮件或银行转账等关系，其应用领域也从国内扩展至国外，管辖事由从商贸扩展至反腐败、反垄断等。 根据针对范围和实施目的的变化，美国长臂管辖具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冷战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长臂管辖”的海外针对对象为西方盟国，主要目的是防止盟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高科技。美国出台《出口控制法》、《出口管理条例》（EAR）等出口相关法规，控制西方盟友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出口。 2）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扩展到其他国家，以打击商业腐败形式为主。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通过，美国将反腐败的管制范围从美国企业拓展到与美国具有“最低限度联系”的外国企业。 3）2001年-2008年，“911”事件后，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大幅扩张、重心转向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效果原则”下，不论行为人是否有美国国籍或住所，也不论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为发生地法律，只要行为在美国境内产生“效果”，美国法院即可行使管辖权。“公平公正原则”下，美国国会可主观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可能具有全球性危害的行为”，将对应实体纳入“长臂管辖”范围。本阶段，美国高度关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在两大原则下，美国对涉嫌恐怖主义的俄罗斯、伊朗、苏丹等予以制裁。 4）2008年至今，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全面扩张，管制手段复合化。长臂管辖领域扩大至涉毒、涉恐洗钱等十余个。这一阶段，美国基于欧美经贸紧密联系，常在二者高度竞争领域使用“长臂管辖”，欧洲受制裁企业较多。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我国企业受制裁数量显著增加，根据美国WESTLAW等法律数据库，涉及中国的“长臂管辖”案例自2010年起大幅增加，尤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美国使用“长臂管辖”着重打击中国出口重点产业的核心企业、高科技行业、5G核心竞争领域等。 1.2 实现机制：立法、司法、执法环环相扣，同时寻求海外联盟 美国长臂管辖的实现机制由国内立法、司法、执法的严密配合和海外同盟扩展法律法规适用范围两部分组成。 1）立法方面：完善法理基础 国会立法权和行政部门“准立法权”下制定的法律法规奠定长臂管辖法理基础。一方面，美国国会是制定成文法的最高权力机关，出台有关他国实体及个人的跨国经贸活动法案，为长臂管辖提供完备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在国会的授权下，可制定宽泛的执法规则，即“准立法权”。其中，美国国会出台的《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萨班斯法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出口管理条例》是长臂管辖的三大重要法律武器，分别从商业腐败、内控合规、进出口管理等方面对国内外企业实施监管。 2）司法方面：建立宽泛的司法管辖权依据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不断调整适用标准，尽可能延伸域外管辖范围。例如实践原则从“最低联系原则”发展为“效果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在越发宽泛的司法管辖原则下，美国法院多次凌驾于他国司法管辖权之上，即便案件涉及的人员、地点等均与美国无关，只要被告在美国有营业活动，美国法院都能以此作为借口受理案件，与他国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 3）执法方面：部门配合严密 除授予联邦行政部门“准立法权”外，国会还充分授予其执法权，各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开展“长臂管辖”。总统、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等多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执行体系。总统和国务院被赋予冻结资产、限制贸易等大量执法权利，指导整体制裁工作，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4）寻求海外同盟，增加长臂管辖的范围和强度 美国还在全球寻求同盟以推动“长臂管辖”公约化和合理化，并加强其长臂管辖能力。一方面，推动其“长臂管辖”法律出口，说服其他国家成为“执法同盟”。国会和总统积极游说其他国家政府，促使其接受美国的长臂管辖相关法律或制定类似法律。如《海外反腐败法案》出台后，美国积极推广法案的全球适用。在其游说下，1997年12月经合组织33个成员国共同签署《打击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并承诺将公约内容转化为各国国内立法。另一方面，跨国合作扩张美国长臂管辖范围和管辖强度。美国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引渡协议，美国司法部犯罪司在多国设立法律顾问，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缉毒局在多国设立海外办公室。 2 美国长臂管辖实践 2.1 管辖事由：常用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 美国通常以五大借口实行长臂管辖，其中反腐败和违反制裁规定是最常用理由。随着美国霸权主义全球渗透，美国“手臂”越伸越长，为合理化长臂管辖，美国通常从反腐败等事由出发，依据司法、行政程序发起管辖。管辖对象不限于强有力竞争国家，也不限于有在美业务的企业，只要实体行为与美国发生最低联系，产生“效果”，长臂就会到达。 2.1.1 借口一：反腐败 基于《海外反腐败法案》，美国以打击商业腐败之名，对全球企业和个人展开调查和诉讼。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海外腐败法》（FCPA），初衷为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人员行贿。经过1988年、1994年和1998年三次修订后，适用范围扩展到外国公司和个人。自此美国不断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对外国企业进行调查。 法国阿尔斯通腐败案中，阿尔斯通被美国司法部处以巨额罚款、最终将核心资产出售给美国通用。阿尔斯通曾为电气领域的世界巨头，自2010年起，美国司法部以阿尔斯通部分行贿款通过美国子公司支付和部分融资在美国完成作为对其管辖的理由，对其展开反腐败调查。2014年出具调查结果，指控阿尔斯通伪造账簿和记录，未有适当内部控制，违反《海外反腐败法》。事件以阿尔斯通接受7.72亿美元巨额罚款、并于2015年将电气业务低价出售给美国通用公司告终。期间美国司法部采取极限手段施压：1）收集违法证据，调查阿尔斯通在美国境外获取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收集其向境外其他政府官员行贿、伪造账簿等证据；2）抓捕涉案高管，以恶劣的监狱环境、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额诉讼费用、认罪可轻判的条件威逼利诱高管认罪；3）以被抓捕高管作为“经济人质”，迫使企业认罪，2014年法国政府拒绝通用收购阿尔斯通时其在押高管也被延迟保释；4）迫使其低价出售核心资产给美国企业，以仍在调查为由阻碍阿尔斯通以更高价格将核心资产卖给德国西门子等他国企业，同时暗示业务出售给美国企业将有助于减轻惩罚。 美国司法部调查服从于美国商业利益，《反海外腐败法》实则成为美国获取巨额罚金和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工具，危害全球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反腐败调查为名，美国可以获取巨额罚金、打击本国企业竞争者的正常经营，强迫其接受美国政府派驻专员监督、上交私密账户和财务明细，甚至被迫出售资产或业务等。从反腐败领域的长臂管辖所针对国家看，美国对待盟友和竞争国家无差别。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是美国盟友，但欧洲企业是主要受害者。在与美国高度竞争的产业上，受到处罚最频繁、金额最多的企业大部分是欧洲的各行业龙头，2008-2018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案》实施的罚金近110亿美元，其中前十大罚金案例欧洲企业占6席，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 2.1.2 借口二：违反制裁规定 基于长臂管辖，美国要求受制裁对象的第三方商业往来对象也遵守美国制裁规定。1）美国通常以威胁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等名义，对违反规定的主体实施直接制裁，限制本国主体与受制裁主体的经济、金融往来，其中经济制裁主要和贸易管制相关，金融制裁主要指在美国管辖范围内实施交易管制和资产冻结。据吉布森、邓恩和克鲁特律师事务所统计，美国持续扩大制裁规模，近三年美国对外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已超过3200项，其中处罚包括巨额民事罚金、追究刑事责任等。2）长臂管辖运用下，美国也限制第三方与受制裁主体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否则将施加处罚或予以制裁，即次级制裁。截至2020年8月20日，OFAC的制裁名单（SDN List）共约6300个。 1）经济（贸易）制裁：以违反出口管制规定为名 美国的经济制裁以贸易制裁居多，基于《出口管理条例》等法规，限制外国企业或个人与被制裁主体贸易途经美国、限制转销来自美国成分或技术超出一定比例的产品。《出口控制法》和基于此法案的《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共同确立了部分敏感技术和产品出口的原则和范围，对于违反规定的实体将予以处罚或制裁。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义务主体是美国企业，但外国企业若触及法案禁止条款也可能基于“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被纳入长臂管辖的范围。 中兴通讯事件中，中兴因出口美国电子产品至受美国制裁主体伊朗受到次级制裁，交纳高额罚金后才得以解除。2016年3月，美国BIS认定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未经许可向伊朗转出口受管制的美国电子产品，将中兴及其三家关联企业纳入“实体清单”，要求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口产品时必须获得BIS的特殊许可，一年后双方和解，中兴支付罚金8.9亿美元以消除出口禁令。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处罚、违反和解协议，再次启动出口禁令，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获得解除。 2）金融制裁 全球金融体系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美国以此迫使非美国实体遵循美国的制裁规定、接受违规的惩罚。美国利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实现金融制裁：一是冻结或封锁受制裁实体在美资产、减少或停止对受制裁实体的信贷支持、限制其在美投资等；二是禁止与受制裁实体进行过重大金融交易的非美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系统；三是切断受制裁对象的美元获取能力和使用美元的渠道，禁止其使用美国的支付清算系统，而目前全球金融机构尚不能脱离美国支付清算体系，尤其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wire）、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等，因此金融机构往往屈服于美国的处罚以谋求和解。 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次级金融制裁案中，阿拉伯商业银行因与受美国制裁的苏丹客户汇款途经纽约的分行而遭受“长臂管辖”。2010年9月至2014年8月，英国阿拉伯商业银行（BACB）代表7家苏丹金融机构（包括苏丹中央银行）办理了72笔总额达1.907亿美元的大宗资金支付。尽管BACB与苏丹客户之间的美元交易本身未直接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且所有涉及苏丹的美元交易均在非美国金融机构且在美国境外处理，但美元资金汇转的途中，经由的非美金融机构在美国开立了美元清算账户，OFAC认定此环节涉及美国金融系统，因此对该银行进行次级金融制裁，并处以2.2884亿美元罚款，后经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协商和该行积极补救，才将罚金降至400万美元。 美国凭借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以次级制裁威胁全球。美国过往次级制裁案例表明，由于美国处于世界经济金融中心，凡涉及跨国贸易、跨境资金流通、高精尖科技的实体与美国不存在“最低限度联系”的难度很高，与美国站在对立面的成本也很高。基于此，美国容易从金融和贸易上对他国实体发难，一方面，美国可通过直接制裁打断他国实体产品和资金链，另一方面，以次级制裁威胁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遵守制裁规定，切断第三方与受制裁实体往来，加大制裁力度。 2.1.3 借口三：反垄断、反洗钱、财务合规等经济犯罪防治 反垄断、反洗钱、上市公司财务合规等也是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常用借口。 1）反垄断领域，基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美国法院获得管辖国内外垄断事务的权力。 1980年铀卡特尔案中，美国只许本国垄断而禁止他国垄断行为。彼时美国对外国铀生产商关闭了占世界铀市场70%份额的美国市场，因此外国铀生产商成立卡特尔，联合限制美国铀产品在美国境外的销售。而美国政府和法院则以此指控外国铀生产商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美国生产商利益，并判决外国企业对美国生产商支付三倍的损害赔偿。 2）反洗钱领域，基于《爱国者法案》，美国相关部门可肆意核查在美开立代理账户的银行账户明细，依据该法案，法院可向任何开设代理账户的外国银行发出传票、核查或冻结该账户美国境内外所有资金，该条款通常与金融制裁联用。 英国汇丰银行洗钱案中，美国将反洗钱与违反制裁规定联用。2012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美国在洗钱、贩毒和恐怖组织融资管理的缺陷-汇丰案例》调查报告，指控英国汇丰银行为叙利亚、伊朗等制裁国家提供资金交易通道和为墨西哥毒贩提供金融服务。最终汇丰银行支付了19.2亿美元才得与美国监管当局和解。 3）以促进上市企业财务合规为名，基于《萨班斯法案》，美国可管辖所有在美上市企业，即使其在美国没有经营活动。由于条款多且复杂，企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内部控制建设，对于版图庞大、业务分散的跨国企业成本极高，完全满足内控要求难度大，因此容易被监管机构找出漏洞。根据《法人》报道，国际CFO组织对321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每家美国大型企业为遵守法案404款要求的内控措施，在实施第一年的总成本平均超过460万美元。 2.2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超级“长臂管辖”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美经济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恣意使用制裁手段针对中国，挑起贸易与科技剧烈纷争。 从美国打击中国企业的主要目的来看：1）封锁中国当前出口重点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削减中国出口、打击中国全球贸易竞争力。电子设备产业是中国对全球出口的主要产业之一，2018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电子设备约占美国此类进口总额的41.4%。美国为扶植本国企业，行政部门以宽泛的“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重点企业展开调查，宣称其违反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或知识产权保护法令，进而管制该类企业。2）遏制中国5G技术领先优势，保护自身竞争力。5G是当前世界各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支撑及竞争焦点，中国华为和美国高通是5G领域两大巨头，且全球普遍认为华为拥有更大优势，华为因而成为美国制裁的重点对象。 为实现这两大目的，美国以常用借口——威胁国家安全、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等发难，通过巨额罚金、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发展、技术封锁等方式实现对中国科技领域发展的遏制。 1）巨额罚金重创中国企业经营。2018年中兴通讯缴纳14亿美元巨额罚款及保证金后出口禁令才获得解除，而中兴2015-2017年的净利润总额约为12亿美元，巨额罚金极大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营。2018年12月，美国OFAC以中国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联属公司与伊朗保持商业关系为由，处以277万美元的罚款。 2）限制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封锁中国5G、无人机等领先技术的海外应用、收紧海外社交媒体限制。美国高度关注科技领域的领先，无法容忍信息科技领域传统优势被挑战。一是联合盟友等封锁5G技术应用，一方面美国邀请“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共享情报、协同行动，2018年7月后成员国陆续开始排斥华为产品和技术。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一直企图通过劝说、警告、威胁使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盟友停止使用华为设备。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使用“国外对手”提供的电信网络设备和服务，剑指华为。二是清退美国网络中的中国应用程序和电信企业，强迫其剥离海外核心业务，2020年8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移动应用程序TikTok（抖音海外版）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二者及其母公司交易。此外，政府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业务，竞购人则主要是美国企业。 3）实行技术封锁，一是以威胁国家安全等名义直接制裁重点企业，美国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限制其从美国进口关键零部件。目前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机构和个人数目已超200，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被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的机构超过50家，包括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等知名科研院所。美国针对华为的举措更是超常，在初步封锁后制造“孟晚舟事件”，指控华为严重违反美国制裁伊朗法令、孟晚舟作为华为CFO涉嫌欺诈银行，试图予以严厉制裁。二是以次级制裁风险震慑被制裁企业的合作伙伴，使其断供中国重点企业，双重夹击下实现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部分供应华为关键零部件的企业恐受到次级制裁而与华为等企业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如台积电声明若美国禁令不变，2020年9月14日起断供华为。 3 实质：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 从美国长臂管辖的实践，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长臂管辖背后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一是将美国国内法运用成国际法，侵犯他国的司法管辖主权和司法独立性。美国将国内法的法律效力从美国企业扩张至在美国有经营活动或有分支机构的企业，甚至是使用美国芯片和设备的企业，几乎覆盖全球80%以上的跨国企业。其长臂管辖看起来合规合法，而实际上其法律依据本身并不合理，是将其管辖权凌驾于他国管辖权之上。按照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而美国基于长臂管辖原则，以打击恐怖主义、经济犯罪、核扩散等名义实行域外管辖，本质是绕过正常国际司法协助，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二是内外有别，压制美国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以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完备的长臂管辖法律体系使美国能以任意模棱两可的罪名调查外国企业的经营和账户信息，获取高额罚金，重创美国企业的竞争者，甚至抢占被制裁实体的市场份额或收购被制裁实体。美国看似正直的“全球执法”行为，均只针对外国企业，尤其是本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对本国企业则不然。如美国政府在限制所有外国企业与古巴交易的同时，批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古巴开展业务，又如法国阿尔斯通反腐败案最终迫使阿尔斯通将电器业务出售给美国通用，均是典型美式霸权的体现。 三是其域外管辖看似司法独立、有法可依，实则受到政府的操纵和滥用，作为美国与企业、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美国号称司法独立，但在众多域外管辖事件中其执法机关不是法院，而是美国行政部门，例如孟晚舟事件和阿尔斯通案中外国企业高管人员的逮捕由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实施。又如“301条款调查”的各种措施和美国牵头“五眼联盟”对华为围剿的外交行为，均远远超出合理的司法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一事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将对此案进行干预。将外国企业高管人员逮捕扣押，并以此作为与企业或是与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是全然违反司法公正的强盗行径。 4 中国未来如何应对 4.1 国家层面 1）政策方面，为预防和降低制裁所带来的经济、金融冲击，改革开放和完善金融制度仍是重中之重。经济方面，中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对内大力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球形势愈发复杂下，大力发展“新基建”，促进“双循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与战略空间。金融方面，完善金融制度，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减少对美国主导的支付体系依赖，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加强公司治理、促进国企改革等，使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2）立法方面，一是制定保护中国企业免受长臂管辖生效的域外适用法律，二是适度建立中国域外管辖法律，为反制美国制裁提供法律依据。 制定规避长臂管辖的域外适用法规，使中国企业在面临美国制裁引发的诉讼时，有合理的法律依据予以抗辩。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南非等国均针对美国经济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制定了相应的反制法规。欧盟1996年制定的《反对第三国立法域外适用的条例》，明确禁止外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法律法规在欧盟境内发生效力。 国际法并未禁止一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中国同样有权利建立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法规则实践，对美国予以反击。包括扩充《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明确规定中国民事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完善中国刑法、部分社会法域外适用制度等。 3）行政方面，一是对特定行业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研发补贴，以维系其生存和促进产业发展，二是要为企业提供关于美国制裁政策的辅导。 对于已经受到美国制裁波及的企业和行业，政府应促进本国相关产业链的生产研发，如半导体等，在资金方面应给予帮助、减轻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可考虑继续出台类似《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以税收减免等方式予以支持。 对于尚未被波及到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窗口指导。美国制裁政策的域外适用有一定条件，例如产品中美国零部件或技术的比例等，达到相应条件才会被其纳入美国管辖范围，了解相关政策会更好地帮助企业规避经济制裁风险。目前相关部门仅对联合国的制裁政策有一定指导和监督，应进一步加强针对美国制裁政策的窗口辅导。 4）对外合作方面，积极拓展国际经济、金融、外交等方面合作，赢取国际支持，实现“去美元化”、去美国中心化。加强国际多边组织合作，捍卫自身利益，不断争取、巩固支持全球化、市场开放与自由贸易的话语权。加强与欧盟、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协调，倡导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企业合规治理机制，积极促成其他不以美元为中心或不受美国控制的支付系统如INSTEX的建设、加强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与其他国家如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的互联互通，以合作共赢的实际行动回击美国长臂管辖下的单边霸权主义行为。 此外，针对已制裁企业，可以以打促和，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例如，中国商务部设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将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非商业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列入清单，实质上对照了美国的“实体清单”。 4.2 企业层面 1）针对涉外业务，企业要加强域外法律意识，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进行业务转移或防患于未然。 面对非刻意针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企业只需注意不要违反美国相关制裁规定即可。即使遭受制裁，也有可能通过缴纳罚款等方式达成和解协议、解除制裁。企业应充分了解美国长臂管辖适用范围，重点关注反腐败、制裁、反垄断等领域的规定，并在内部建立涉美业务风险评估机制，确保不触及美国黑名单国家或违反相关政策，并通过交易结构及合同条款安排规避制裁。 2）针对企业被制裁导致的产业链断裂风险，短期大量囤货，长期增强自身研发实力。 短期来看，企业应当在保障自身资金流的前提下，适当超前囤积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精度较高或较难找到替代品的零部件，并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积极寻找更多替代供应商。华为在美国政府对其实施制裁前几个月，大量囤积晶片、多种被动元件和光学元件，出口管制风险较低零组件囤积了至少3个月库存，风险较高零组件囤积了6个月至1年以上的库存，同时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才能保障受到美国制裁后两年内的正常生产。 长期来看，减少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是企业极限条件下的生存保障，增强自身研发实力才是让美国解封的根本。涉外企业应致力于加强技术、零部件自主化，尤其是在产业线的高精尖领域。当企业的技术无可替代而又是美国所需，美国政府自然会解除制裁。2017年美国陆军司令部以大疆无人机窃取数据为由封禁大疆，2018年8月美国对大疆启动337调查。但芬兰、以色列、印度等国依旧大量购买大疆无人机，美国军方也不例外，2020年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针对大疆的337调查最终裁定：不会对大疆发布禁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日在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称，如果中国记者在美国能够获得公平对待，我们将很高兴继续与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的良好合作。 华春莹表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和其他一些美国记者的签证延期申请正在受理中，在此期间他们仍然可以无障碍在当地生活和工作。我们已经对你们在北京工作的同事说清楚此事。 此外，她还向美国国务院喊话，希望你们能够诚实地告诉人们，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已经拖延、拒绝了约30位中国记者的签证请求，并在今年3月驱逐了60名中国驻美记者，此外今年5月美方将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为90天，并且不再通过任何签证延期申请。
主要观点 一、欧元短期或将走弱，长期依旧看好 （一）短期或走弱：欧美经济进入稳态化，欧央行加码宽松预期提升 1、欧美经济修复的格局开始进入稳态化。7月欧元兑美元快速升值，当时的经济背景为欧强美弱的复工格局。而目前欧强美弱的格局基本得到修复，近期花旗欧洲与美国经济意外指数同步变动也可看出欧美近期的经济相对走势已回归稳态化。往后看，近期彭博一致预期显示市场上调了对2020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期，对欧元区2020年GDP增速的预期则并未上调，也反映了后续欧洲经济修复速度继续强于美国的预期不高，短期欧元或难以延续强势走势。 2、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值，欧央行或将进一步宽松。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进入到通货紧缩状态；同时近期欧元持续升值也引发了欧元区输入型通缩的担忧，尤其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后美元进一步出现走弱。在欧元区通胀低迷、需求疲弱但汇率走强的背景下，欧央行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提升，或也将逆转欧元近期强势走势。 欧元短期偏弱也意味着美元或已触底，同时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不确定性推动下的美元反弹概率也在进一步增加。 （二）长期仍看好：更团结的欧洲或带来更强的欧元 1、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较高，民调显示德国选民中约20.9%为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2.8%），约为47.1%非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1.4%），民众中非民粹主义者比重显著提升。 2、自从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欧元区内部并未呈现分裂的格局，反而呈现出更为团结的趋势，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来提升欧元区整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3、疫情后欧盟就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达成协议，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意味着核心国开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 二、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1、纽约联储WEI指数继续修复。8月29日当周，美国纽约联储WEI指数回升至-4.41，Q3季度均值达到-6.4%，经济活动整体呈现继续回升的趋势。 2、零售业修复情况。美国方面，8月29日当周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同比增速回升至4.6%，同时7月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13.4%、+4.1%，均回到疫情前水平。欧元区方面，7月零售销售继续回升，核心国德国、法国的零售销售基本修复至疫情前状况；而欧元区边缘国意、西零售销售同比增速继续修复至约8成（6月修复约5成）。 3、服务业修复情况。餐饮业方面，德国餐饮业本周修复速度有所放缓，不过仍在正增长区间；美国餐饮业恢复速度虽较为缓慢，不过截至本周餐饮业同比增速修复程度也达到接近6成。交通出行方面，德国出行指数则有所下降，美国修复程度维持在4成左右。航班数量方面，近期全球航班数量未出现显著提升，修复程度维持在4-5成。电影业方面，随着美国电影业重新开业，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8月末开始逐步恢复1-2成左右。 4、工业生产修复情况：8月美欧汽车销量环比7月均有所回落。8月美国国内乘用车、轻型卡车销量同比增速3%、7%，较7月28%、15%显著回落，不过增速仍在高位；德国8月汽车产量同比增速-35%（前值-6%），也出现显著放缓。 三、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截至2020年9月5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2710万例，较上周（8月28日）新增187.4万例，全球新增病例增速再度加速。分区域来看，西班牙、法国新增病例已突破3月峰值水平，疫情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印度新增病例也仍在高企；而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二次疫情反复后较快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数量已开始回落，美国和巴西疫情也得到控制。近期新冠疫苗研发进度喜人，9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目前有超过3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9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反复超预期，海外复工不及预期，逆周期政策不及预期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欧元短期或将走弱，长期依旧看好 （一）短期或走弱：欧美经济进入稳态化，欧央行加码宽松预期提升 欧美经济修复的格局开始进入稳态化。7月欧元兑美元快速升值，当时的经济背景在于美国因二轮疫情爆发，经济复苏的进度显著弱于欧洲，带来欧强美弱的复工格局。而目前美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欧洲部分国家则出现二轮疫情反复，欧强美弱的格局基本得到修复，近期花旗欧洲与美国经济意外指数同步变动也可看出欧美近期的经济相对走势已回归稳态化。另外，往后看，目前德法服务业基本回到疫情前水平、零售业修复约9成，工业生产修复约6成，后续经济继续加速修复的空间已有限，近期彭博一致预期显示市场上调了对2020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期，对欧元区2020年GDP增速的预期则并未上调，也反映了后续欧洲经济修复速度继续显著强于美国的预期不高，短期欧元兑美元或难以延续强势走势。 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值，欧央行或将进一步宽松。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进入到通货紧缩状态；同时近期欧元持续升值也引发了欧元区输入型通缩的担忧，尤其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后美元进一步出现走弱。本周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Lane表示，欧元兑美元汇率确实很重要，会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也被市场解读为“口头干预”欧元走势。不过在欧元区通胀低迷、需求疲弱但汇率走强的背景下，欧央行进一步宽松的预期提升，或也将逆转欧元近期强势走势。 欧元短期偏弱也意味着美元或已触底，同时大选逐渐进入白热化，不确定性推动下的美元反弹概率也在进一步增加。 （二）长期仍看好：更团结的欧洲或带来更强的欧元 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较高。近年来民粹主义虽在全球范围出现抬头，但主要在英美开花结果，而在欧元区内部民粹主义的思潮则有其特殊性，与反全球化的民粹并不相同。尤其在德国，民众对民粹主义的警惕性则较高，贝塔斯曼基金会在2019年6月的民粹主义晴雨表调查中显示，德国选民中约20.9%为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2.8%），约为47.1%非民粹主义者（2018年为31.4%），民众中非民粹主义者比重显著提升。而在德国政党分布上，目前德国民粹党派选择党为德国议院第三大党派，其在议会有89个席位，话语权也相对有限。 欧元区国家在2018年后更为团结。自从英国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欧元区内部并未呈现分裂的格局，反而呈现出更为团结的趋势，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来提升欧元区整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例如2019年德法签署《亚琛条约》，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并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 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意味着核心国开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7月21日欧盟就7500亿欧元复兴基金达成协议，资金投放进度上70%的资金将于2021-2022年间投放、剩余30%将在2023年投放。此次复兴基金的直接拨款将重点投向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预计意大利可获得820亿欧元拨款、按压可获得720亿欧元拨款）。而对于此项财政计划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欧元区在一直以来被诟病的财政一体化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拨款重点向南欧国家倾斜也体现了欧洲核心国始为尾部国财政提供支持。 二 全球经济与复工跟踪 （一）综合情况 纽约联储WEI指数继续修复，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再超预期。8月29日当周，美国纽约联储WEI指数回升至-4.41，Q3季度均值达到-6.4%，经济活动整体呈现继续回升的趋势。同时，本周发布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再超预期，从结构上看，零售业、建筑业就业人数修复显著，与高频数据显示的零售活动与地产开工、销售数据走强向匹配；而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就业人数修复程度依旧较低，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经济修复中结构不平衡的状况。 欧元区通胀跌入负区间，欧央行宽松加码预期提升。本周公布的8月欧元区CPI同比-0.2%，预期+0.2%，负通胀与欧元近期持续走强引发欧央行对输入型通缩的担忧，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Lane采取口头干预，表示“欧元兑美元汇率确实很重要”，欧央行宽松加码预期提升。 （二）零售业修复情况：7月欧元区零售销售继续回升 美国方面，8月29日当周美国红皮书商业零售同比增速回升至4.6%，同时7月美国耐用品、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13.4%、+4.1%，均回到疫情前水平，且耐用品消费支出增速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 欧元区方面，7月数据显示欧元区核心国德国、法国的零售销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基本修复至疫情前状况。而欧元区边缘国意、西零售销售同比增速继续修复至约8成（6月修复约5成）。 （三）服务业修复情况：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 餐饮业：德国餐饮业本周修复速度有所放缓，不过仍在正增长区间；美国餐饮业恢复速度虽较为缓慢，不过截至本周餐饮业同比增速修复程度也达到接近6成。 交通出行：苹果地图出行指数方面，法国出行指数在8月回落后目前已重新恢复，德国出行指数则有所下降，美国修复趋势则较为缓慢，维持在4成左右的修复程度。航班数量方面，近期全球航班数量未出现显著提升，修复程度维持在4-5成。 电影业：随着美国电影业重新开业，美国电影票房收入开始修复，8月末开始逐步恢复1-2成左右。 （四）工业生产修复情况：8月美欧汽车产销量环比回落 8月美欧汽车销量环比7月均有所回落。8月美国国内乘用车、轻型卡车销量同比增速3%、7%，较7月28%、15%显著回落，不过增速仍在高位；德国8月汽车产量同比增速-35%（前值-6%），也出现显著放缓。 三 海外流动性跟踪 本周美联储总资产环比增加266.14亿美元，总资产规模为7.07万亿美元，从结构上看，本周美联储中长期国债持有量增长244.6亿美元，为总资产扩表的主要原因，而各类紧急贷款工具中，本周MSLP（主街贷款计划）与TALF（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使用规模提升3.16、3.75亿美元。另外，近期美国杠杆贷款的金融状况有所恶化，不过上周美股大跌并未带来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各项利差数据尚在低位，美国金融市场并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四 海外疫情与政策跟踪 （一）海外重点国家确诊人数跟踪 截至2020年9月5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2710万例，较上周（8月28日）新增187.4万例，全球新增病例增速再度加速。分区域来看，西班牙、法国新增病例已突破3月峰值水平，疫情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印度新增病例也仍在高企；而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二次疫情反复后较快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数量已开始回落，美国和巴西疫情也得到控制。近期新冠疫苗研发进度喜人，9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目前有超过3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9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二）国际组织及各国官员表态
A股方面，上周受外围市场影响国内股市普遍下跌，上证、深成指、创业板分别跌1.42%、1.41%、0.93%。半导体、芯片等科技板块在经过调整后已出现企稳迹象，政策利好下资金有望回流，可适度关注。 港股方面，上周因美股暴跌冲击，恒生指数周跌2.86%，恒生国企指数跌2.93%，失守万点大关。从趋势来看，上周港股指数的走弱主要与美股大跌有关，尤其在部分核心中概股同时在港股交易影响权重较大，导致与美股波动相关性增大，后市需继续关注美股波动影响。 美股方面，上周道指、标普500和纳指分别下跌1.82%、2.31%和3.27%。总体来看，这次美国流动性收紧预期升温，从而导致美股回调，估计美股或维持高位震荡格局，尤其是明星互联网科技股将波动增大，但直接跌入熊市的风险偏小。 中概股方面，按周度看，阿里跌2.63%，中移动跌5.53%，京东微涨0.05%，拼多多跌4.66%，贝壳跌8.66%，中石油、中海油均跌超4%，百度跌4.75%，小鹏汽车大跌16.5%。 1. 全球累计确诊逾2696万例 美国确诊逾627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月7日6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6,967,312例，累计死亡病例881,096例。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270,950例，累计死亡188,810例。 2.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我国“牛短熊长”的市场正在消失 在9月6日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价值投资理念更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所谓的牛短熊长，也就是说就脉冲市的市场正在消失，更加理性的市场为IPO常态化发行和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基础。 3. 董事长减持两千万股套现13亿 美的回应：个人资产配置需要 针对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近日的减持行为，美的集团回应称：“因方总个人资产配置需要，且是首次减持。”同时强调，公司未来三季度基本面继续向好，预计单季收入将实现强势增长。 9月2日，深交所网站信息显示：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出现在董、监、高减持名单中，减持2000万股，这意味着方洪波此次套现金额超过13亿元。 4. 9月7日美国股市休市1天 9月7日（周一）是美国劳工节（Labor Day），包括美股在内的美国金融市场将休市1天。CME旗下贵金属、美国原油与外汇合约交易提前于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01：00收市，ICE旗下布伦特原油合约在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01：30提前休市。 西方主要国家中，加拿大劳工节在同一天，多伦多股市7号也休市。 5. 农夫山泉香港IPO定价为21.5港元/股 农夫山泉香港IPO定价为21.5港元/股，将在香港IPO中募资81.5亿港元，获得1148倍超额认购。农夫山泉将于9月8日在港交所上市。 6. 18只新股来袭，又现“超级打新周”，奕瑞科技具备“肉签”潜质 根据目前安排，若无变化，本周将有18只新股可打。其中，科创板新股奕瑞科技的发行价达119.6元/股，为今年以来发行价第六高的新股，中一签（500股）的缴款金额达5.98万元。 7.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达677.14亿元 两股解禁市值超百亿 本周共有42家公司34.34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为677.14亿元，环比减少1272.19亿元。周三是解禁高峰，解禁规模达380.54亿元，占全周比例的56.2%。 具体到个股，解禁市值排名前3的是金域医学、中科软、卓郎智能，分别为194.31亿元、161.98亿元、37.55亿元。 8. 沈阳出台楼市新政：二套房首付提高至50% 严控土地溢价 9月6日，辽宁省沈阳市房产局、自然资源局等联合发布关于《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到，严格执行个人购买首套商品住房首付比例不低于30%的规定；第二套商品住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首付款须一次性支付，禁止分期支付和“首付贷”；将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免征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 9. 今年以来企业IPO募集3087亿元 创近10年新高 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称，截至9月2日，年内有234家企业IPO募集了3087亿元，同比增长136%，为近10年来的新高。其中注册制下的119家企业IPO募集了1930亿元，占比60.5%。年内还有28家企业退市，包括15家强制退市和13家重组退市。 10. 总裁辞职？新希望回应：另有安排 新希望昨晚公告，邓成因集团战略安排及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新希望就此回应：“邓总辞职是出于集团整体战略需要，将担任集团领导小组成员，另有安排。”并称，该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11. 沙特阿美将10月对亚洲轻质原油售价下调1.40美元/桶 沙特阿美下调了10月份出口到亚洲和美国的石油价格，向亚洲出口的轻质原油价格下调1.40美元/桶，至比该地区基准价格低50美分。这是沙特阿美连续第二个月下调对亚洲客户的原油定价。 这一迹象表明，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沙特这个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或认为燃料需求将出现波动。 12. 许家印主持集团营销大会 宣布恒大全国楼盘全线7折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主持集团营销大会，在会上宣布自9月7日起至10月8日，恒大全国楼盘全线7折，并透露“金九银十”两个月，单月销售额要冲刺1000亿元。 13. 最新机构调研路径曝光，迈瑞医疗最受宠，次新科技龙头获百家机构调研 证券时报统计显示，近一周以来机构调研个股数量有220多只，迈瑞医疗成为近一周调研机构数量最多的股票之一，合计有313家机构调研了该公司，包括64家基金公司、48家证券公司、65家私募、22家保险公司、39家海外机构等。其他较多机构调研的个股还有广联达、澜起科技、泽璟制药等，均获得了100家以上机构调研。罕见的是，泽璟制药和锐明技术均是近一年上市的次新股。 14. 蔚来总裁秦力洪出任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天眼查APP显示，9月6日，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新增股东蔚来（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后者持股比例100%。此前，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秦力洪，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电子科技领域、汽车行业新产品及元器件的研究、开发、检测及相关技术配套服务；从事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让及技术服务等。 1. 周亮：防止房地产过度金融化，防止影子银行风险反弹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9月6日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要努力推动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千方百计降低企业成本，探索应急贷款机制，强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坚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督促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稳妥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要求，规范房地产贷款业务，防止房地产过度金融化；防止影子银行风险反弹。 2. 新西兰联储或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新西兰联储称，正准备额外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揽子计划，并承诺未来会就政策工具和使用的时间进行明确的沟通。货币政策委员会一直认为，“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委员会下定决心，宁可冒险做得太多、太早，也不要冒险做得太少、太晚。 3. 杨涛：央行数字货币面向零售端 “更多想替代一点MO" 在昨日举行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表示，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基于账户面向零售端的，“更多想替代一点M0”。在信息归集、反洗钱方面，数字货币更能起到一些作用。 4. 陈雨露：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清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中国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幅放宽了业务范围，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清零。 5. 8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上升至52.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2.5%，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保持在50%以上。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各区域制造业PMI均呈现连续上升走势，且均回升至50%以上，表明全球制造业呈现持续恢复迹象，恢复力度较上月有所加大。 1. 中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推进委员会正式成立 5日在京举办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上发布成立了中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加速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顶层设计与生态建设，引导形成跨界协作、开放共享、安全可控的创新体系，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上半年我国中药材及饮片出口额达6.18亿美元 同比增长20% 服贸会2020北京中医药国际发展论坛上，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会长谈圣采介绍，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多国把目光投向了中医药，一定意义上，中医药迎来振兴发展、走向世界的重大机遇。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中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6.18%，达到了21.44亿美元，中药材及饮片的出口额更是同比增长了近20%，达到了6.18亿美元。 3. 北京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55% 在2020中国电子商务大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梅英表示，未来将继续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跨境电商服务平台，持续夯实线上线下跨境贸易通道，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服务支撑体系。今年1-7月，北京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55%，其中网购保税进口额同比增长超120倍。 4. 长春国际影都项目集中签约 金额达1484亿元 长春国际影都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启幕。现场，万达影视长春国际影都制作中心、5G数字影视产业基地、吉林艺术学院长春电影学院、吉林动画学院影视实践教学基地等107个项目正式签约，合同金额多达1484亿元。其中，投资额超过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占签约总额的92%，影视文旅、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三大主导产业项目占签约总额的84%。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五月底触地反弹以来已累计升值5%，仅八月份就升值1.8%，目前在6.84附近。随着人民币走强，当前市场洋溢着浓郁的乐观情绪，看好人民币长期结构性升值的声音明显增多。总结背后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少市场人士和学者认为经过此次疫情考验，我国的体制优势凸显，经济总量上和美国差距大幅缩小，将其他国家进一步拉开，我国出口地位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第二，市场普遍认为我国央行较为谨慎，没有大规模放水，而发达国家还会长期处于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状态，中外利差将长时间存在，因此人民币有持续升值的空间。第三，有不少人认为现在中央提“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出口的重要性降低，因此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容忍度提高。 三根阳线改变信仰，这方面汇市和股市未必有多大的不同。在我们看来，因涉及全球经济、政治和市场资金面等多种随机因素，汇率预测的难度极高，市场对汇率变动应该有足够的敬畏之心。综合分析各种数据信息，我们认为在目前基础之上，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空间可能有限，持续升值的可能性较低，波动或可加大，因此建议市场不宜盲目追高，企业仍需做好套期保值。当然我们也无需盲目悲观，只要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执行好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人民币同样不具备长期大幅贬值的空间。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原因 首先是疫情对全球主要货币币值的影响。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参考一篮子汇率浮动，因此有必要考查美元指数，也就是美元对其一篮子货币的价值。有两组数据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一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疫情之前的四个月中，受中美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4.1%至6.86。疫情之后的两个月，人民币快速贬值。美联储大幅干预终止美元荒之后，五月底以来，以美元指数来度量的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贬值，人民币兑美元开始升值，目前在6.84左右，实际上过去七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基本回到原点。另外一个视角是用CFETS来度量的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疫情爆发之前是92.9，三月中旬美元荒时最高曾经达到95.7，八月底时回落到92.7，目前应该在93.0左右，也正好回到疫情前的位置。 因此可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过去几个月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美元指数。五月底以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主要是因为美元指数的贬值。新冠疫情在美国大面积爆发并引发金融恐慌之后，全球出现美元荒，导致美元对多国汇率快速升值，美元指数快速上涨6%至100左右，并在此高位停留至五月下旬。之后由于美联储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政策，两个月内扩表近三万亿美元，迅速缓解了全球的美元荒，美元指数开始回调。五月下旬以来，美元指数贬值5.8%，目前在92.8附近。 因为美元指数中欧元占比57.6%，美元指数下跌主要是由于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所造成的。五月底以来美元对欧元贬值7.0%，因此也可以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对欧元的贬值所造成的。 那么为何进来美元指数贬值，尤其是对欧元贬值呢？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美联储的QE，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印钞，确实大幅高于其他国家。疫情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升了70%，而同期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升了38%和18%。美联储巨额QE的背后是疫情发生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财政力度远高于欧盟和日本。其次，美联储大幅降息，而欧洲和日本央行并无降息空间，因此美国和欧洲日本的国债之间的利差大幅下降。第三，美元是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而疫情发生后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量的暴跌，因此对美元不利。第四，美国五月底以来爆发“黑命贵”运动，暴露出美国国内严重的深层次种族和阶层矛盾，加上今年是总统大选之年，市场担心美国社会动荡加剧，影响经济基本面和投资者信心，间接影响美元币值。最后需要提及欧元区本身。七月初以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疫情控制明显好于美国。七月21日欧盟达成历史性的协议，以欧盟名义在未来数年发行总计达7500亿欧元的欧盟债，而目前欧盟债总额只有区区54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向财政联邦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显著提高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 其次是世界各国在疫情防控以及实体经济所受影响方面的差别。中国首先遭受疫情冲击，因此人民币贬值在先。但我国疫情防控得力，从三月上旬开始每日新增病例就已基本降至100以下，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6.8%快速反弹至二季度的3.2%。反观美国，在三月中下旬日均新增病例就升至35000左右，到七月份再度爆发，日均病例上升至78000左右。美国GDP同比增速在一季度降至0.3%，二季度则大幅萎缩9.1%。美国经济从五月份开始复苏，但由于受疫情复发的影响，复苏力度总体来说远不及我国。根据我们的预测，美国经济三季度同比增长在-5.7%左右，并且需要到2022年一季度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中国经济在今年二季度就已经恢复并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第三，人民币升值有赖于我国出口的韧性。由于我国高效的疫情管控，制造业产能快速复苏，另外由于世界各国疫情爆发时间的错位，我国从三月下旬开始大量出口各类防疫物资和电脑等居家办公用品。防疫物资和计算机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4.5%和-24.3%飙升到二季度的63.7%和26.5%。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出口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13.3%迅速恢复到二季度的0.1%；而二季度时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暴跌至-29.8%、-25.3%和-23.7%。疫情导致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防疫物资价格飞涨，使得我国贸易条件快速改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二季度我国商品贸易顺差高达1547亿美元，为2015年以来的季度最高值。另外由于疫情，包括跨境旅游在内的全球服务贸易急剧萎缩，而我国往年存在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因此疫情期间我国经常项目得到大幅改善，从一季度的337亿美元的逆差上升到二季度1196亿美元的顺差，季度顺差规模为2009年最高。 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看升值的可持续性 今年我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了体制优势尤其是政府的执行动员能力。我国经济在经历一季度疫情的严重冲击之后，二季度快速反弹，成为极少有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的国家，同时也成为在疫情之下全球防疫物资和工业品的核心生产基地。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趋势性升值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经此一“疫”，全球资本会大举流入中国，我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抬升。但我们认为在肯定我国优势和成绩的同时，也需要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 首先，我国经济本身也遭疫情重创，实际损失程度可能超过GDP和调查失业率等官方数据。我国上半年名义GDP同比增长1.3%，但从需求侧角度看，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零售，出口（以人民币计价）和财政支出同比分别下降3.1%，11.4%，3.0%和5.8%。上半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4%和8.4%，而汽车和其中的乘用车销售量同比下降16.9%和22.4%。如果单看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这些指标还要差很多。失业率方面，官方的调查失业率只是从疫情前的5.2%上升到了二月份的6.2%，但因为这种失业调查将绝大部分农民工排除在外，而农民工是失业人群的大头，因此这样的失业率数据价值十分有限。从大部分指标来看，我国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程度虽然明显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真实差别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第二，中长期内汇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各国经济增速的差别。疫情会对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带来一些长期影响，但也不能过度夸大这种影响。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效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除此之外，各国疫情发生的时间错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五月初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陆续开始反弹，三季度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之间的差别将显著缩小。以美国为例，二季度GDP同比增速比我国低12.5个百分点，到三季度会下降到10个百分点左右，实际差别可能会更小一些。美国失业率已经从四月份的高点14.7%下降到八月份的8.4%，因疫情而失业的一半人群已经重新就业。除非疫情在全球或某些国家长期延续，否则疫情对各国经济而言，基本上就是一个暂停键，疫情之后都会陆续恢复常态。 第三，从出口角度来讲，如前所述，我国在疫情期间出口增速显著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同时由于国际能源消费和能源价格暴跌，我国贸易条件改善，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快速提升，短期内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例可能由去年的13.2%上升到20%左右。但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这是暂时的现象，切不可过度线性外推。疫情时间的错位使得我国在疫情爆发时大量进口全球防疫物资，而在我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时，其他国家疫情陆续爆发，防疫物资极为紧缺，而我国防疫物资的产能快速上升。疫情爆发之前我国就是全球医疗物资和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疫情爆发之后我国成了世界防疫物资、居家办公用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但这些物资的出口盛况是不可持续的。若疫情在全球得到有效控制，这些物质的需求将会大幅降低。即使疫情延续，各国在经过初期的混乱之后，工业生产初步恢复，防疫物资的生产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进口替代。无论疫情控制情况如何，和疫情相关的耐用品出口（如呼吸机和电脑等）在经过初期的爆发后，都会明显下行。另外，能源价格和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会在疫情之后逐步回归。 第四，从产业链转移、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保留一份清醒。叠加其他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疫情导致我国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年中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又特别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高屋建瓴、极为理智的判断。美国大选之后无论哪个党派上台，中美之间关系改善的空间很小，继续恶化的风险很大，美国对诸如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将会变本加厉；英联邦国家对华关系也可能持续恶化，欧盟对华关系在今年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趋势，势必对华为等中资企业在欧盟的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也可能会强化欧盟国家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在全球经济遭受疫情重创时，绝大部分企业首要任务是渡过难关，维持生存，当然不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和工厂搬迁。但这并不意味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迁移，更不意味着外资会加速进入中国。得益于我国庞大的市场、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优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就业人群以及高效的社会管理，我们认为即使在疫情之后，快速去全球化和去中国化都是不现实的，但在诸如医疗物资生产和某些高科技领域是几乎必然要发生的。 第五，从经常项目和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讲，尽管媒体大幅报道海外资金增持我国境内债券股票，但实际上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资本外流。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859亿美元。资本流入方面，二季度开始随着境内外利差加大，境外疫情肆虐，资本流入明显加速。今年前八个月，境外持有我国境内债券净增加5843亿人民币，合835亿美元左右；其中上半年净增加3184亿人民币，合455亿美元。虽然债券方面流出金额不详，但根据过去五年的经验，应该远低于境外投资中国的数目。上半年我国直接投资顺差187亿美元，而同期股市陆港通净流出219亿美元。总体而言，明面上的资本流动应该呈现净流入状态，加上经常项目顺差，我国今年外汇储备应该显著上升。但事实上，上半年我国储备资产减少59亿美元，与此相应央行外汇占款减少575亿人民币，合82亿美元左右。虽然由于数据缺乏，推导未必严谨，但可以看出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未在官方报表上体现的资本外流，这也从侧面上可以解释为何我国的资本管制日渐趋严，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展望未来，有关资本流动的正负面因素都存在，需要仔细分析。一方面中外利差还将存在，中国经济增速还将持续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一些国际债券指数将纳入我国境内债券，境外机构还会持续增持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今年七八月份两个月海外净增持2659亿人民币。另一方面，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在今年二季度达到一个高点之后，随着国际油价逐步恢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再次拉大，防疫物资出口下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有可能会逐渐下行。我国债券利率在经过四个月的上行之后，未来上升空间明显减小，而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近期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今年七八月份海外大幅增持我国债券数量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由于疫情之下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大幅上升，本身不可持续。中美关系恶化也阻止与美国公共机构相关的一些资金投资中国资产。在政府严控中资企业美元债的背景下，之前通过境外美元债渠道的净融资已经日渐式微。复杂的国际环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的流入。 最后，因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美元指数高度相关，所以有必要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讨论一下美元指数走势，尤其是美元兑欧元汇率的走势。如前文所述，美元指数自五月底以来贬值了5.8%，但实际上从八月初以来就已经基本稳定在93附近，欧元兑美元汇率在八月初也失去上升势头，停留在1.18附近。综合各种因素，近期因为美国国内社会动荡和总统大选问题，美元指数可能还会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还有下行空间，但持续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不大，甚至未来一段时间有小幅反弹的可能，原因有三。一是美国疫情在好转，而欧盟疫情再度恶化。美国每日新增病例在七月下旬达到68000以后逐渐下降，目前在41000左右；而以欧盟中的德法为例，每日新增病例从七月下旬380和560左右分别上升到了1240和6100左右。尤其对法国而言，每日新增病例已经回到三月下旬的高点附近。二是从经济复苏数据来看，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PMI由七月份的51.8和54.7下降到51.7和50.5，而美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则由七月份的50.9和50.0上升到了53.1和55.0。结合其他数据，可判断相对欧洲而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后来居上。三是从长远来看，虽然欧盟开启大量发行欧盟债从而加固了欧元，但也会变相纵容欧盟内部各国的赤字融资，一定程度上对欧元币值也是一个双刃剑。 从货币和信贷政策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空间的有限性 近来不少人通过比较中美央行资产负债表得出人民币兑美元长期结构性升值的结论。今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从年初的37.1万亿人民币缩小到七月底的35.8万亿人民币，而同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4.1万亿美元飙升到7.0万亿美元，两者走势可谓天壤之别。按照朴素的货币理论，结合今年中美经济增速扩大的事实，似乎可以轻易得出人民币兑美元结构性升值的结论。 但实际生活中的货币和汇率机制要复杂得多。举个反例，从2002年到2007年底，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了230%，而同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只上升了20%，也就是说我国的“印钞”速度是美国的10倍多，即使考虑到经济增速的差别，我国的“实际印钞”速度还是美国4倍左右，但同期我国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急剧上升，2015年六月我国开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以后，到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12%。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原因确实复杂，但有几个要点。 一是央行扩表可通过诸如央行票据和存款准备金率（RRR）等一系列工具来对冲，因此不能简单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来推测货币流通规模。事实上，我国在2014年以前的十多年内通过大量发行央行票据和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冲了大部分的新发行货币。反之亦然，当央行降准时，就有可能缩小资产负债表。但降准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等于是把之前锁定的货币重新释放给金融市场。今年疫情之后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萎缩的原因就在于央行的两次定向降准总共释放了9500亿人民币的资金。 二是央行释放的资金如果只是被存回了央行，那么央行“印钞”对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速的影响就比较有限。对汇率而言，更重要的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速，而非央行资产负债表或与之接近的基础货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元区都执行了很大规模的QE，也就是央行扩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显著推高信贷和拉动经济，原因就在于此。我国的情况不一样。宽松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信贷增速方面。比如从2008年底到2011年底的三年间，我国央行扩表35.6%，但同期社会融资规模扩张102.1%。今年在央行所谓“缩表”的背景下，央行通过降准、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以及鼓励金融机构放款等办法，令信贷增速显著扩张，银行存量贷款和金融系统存量社融的同比增速从年初的12.1%和10.7%上升到七月底的13.0%和12.9%。相对于上半年1.3%的名义GDP增长，这个增速是相当高的。再看美国，因为大幅度的联邦政府刺激和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银行信贷存量同比增速从疫情前的5.4%加速到五月份的11.0%，但之后回落到八月底9.5%，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几个月还将继续回落。而我国大概率明年银行信贷和社融增速还会在11%以上，到时将大幅超过美国。 换个角度看问题。疫情冲击之下，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不同的宽松托底政策。就我国而言，政府赤字率目标（占GDP比例）只从去年的2.8%提高到了今年的“3.6%以上”，即使加上一万亿特别国债，也只有4.6%。又因为种种原因，央行不能购入国债，因此我国的宽松托底政策中，纾困部分较小，刺激部分较多。纾困政策中，大部分压力都直接或间接的落到了商业银行头上。这种操作手法，使得短期中政府的表观赤字率较低，央行“印钞”少，无论是政府还是央行的报表会显得好看，但责任和成本就落到了我国的金融机构的头上。经济高速增长时，银行的利润能够消化这部分负担，但经济增速低迷时相应的问题就会显现。过去三四年我国政府一直强调要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大致上就是要防范商业银行没有能力消化过去因过度给政府及其平台融资而带来的风险。未来一两年，中央政府必须要保持较高速的信贷增长来帮助银行消化因为今年疫情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也会缺乏长期结构性升值的动力。 做大“内循环”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吗？ 最近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在发展“双循环”的战略下，出口和外需的重要性会降低，政府可容忍甚至鼓励人民币升值，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进入长期升值的新周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如何理解“双循环”，争议很多。依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背景下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有三点：（1）在某些核心高科技产品和部件上不被“卡脖子”；（2）在粮食和能源等关键领域控制和降低对外依赖程度；（3）提升内需，从而降低我国产能和就业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我们认为做到以上这几点和人民币是否会升值没有必然的联系。 首先，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基本成型，不会在短期乃至中期内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诸如芯片等产品方面做到自力更生需要多年的积累，需要足够的耐心，况且即使我们经过多年大规模投入，也只可能做到部分产品和设备的进口替代而已。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的农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也不可能在短中期发生巨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和能源。在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已经降低到GDP的1%左右的背景下，我国只有持续保障出口才能取得贸易平衡。有人可能会说全球看好中国，大量资本会不断流入境内，因此不用担心出现贸易逆差，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我国自2016年以来资本项目管制已经不断收紧，即使这样实际上还存在资本流出。依赖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反复证明的道理。 第二，“双循环”的核心是减少对关键产品和部件的进口依赖，实质上还是赶超发展战略，如果说要通过制定相关汇率政策配合此战略，那也应该避免让人民币币值被高估。这是因为高估的人民币会变相鼓励进口，不利于培育我国高新产业，不利于在某些关键领域加速进口替代，也不利于我国农业发展从而减少对粮食进口的依赖。人民币被高估之后也会变相鼓励资本外流，这也不利于我国加大在高端制造业方面的投入。高估的人民币也会迫使政府加强资本管制，除了不利于开放之外，也不利于外资进入中国。高估的人民币甚至会造成经常项目逆差，迫使政府干预限制进口，在改革开放方面走回头路。还有，目前出口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例还有13%左右，出口部门保守估计创造6000万就业。若通过政府干预来提升人民币币值，出口增速可能会下行，首先会导致总体经济增速下行，影响国内就业，从而间接影响内需，这样也未必有利于形成国内的大循环。总之，在“双循环”的战略之下，强汇率不应该是政府的优先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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