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王伟 从银行自身角度,中小银行应该主动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负债成本下行。 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启动了LPR报价机制的改革,并积极推动银行增量贷款、存量贷款与LPR进行挂钩,贷款利率市场化显著加速。 截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已基本并轨至LPR定价机制,并在过去半年内稳步下行,2020年4月20日,最新一期LPR报价为3.85%,较LPR改革启动时已下降了50基点,显著降低了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但是,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存款定价机制并未调整,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经营理念和监管因素等方面的制约,以及理财产品竞争的影响,导致部分银行对负债(存款)的定价仍处于较高水平,并未随市场整体资金面变化而下行。 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的同时,负债成本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利率变动,一方面会导致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错配风险,利差加速收窄;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部分企业利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不同步的落差,低成本借入贷款,同时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空转套利,削弱宏观调控政策效力的同时,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正因为此,近期市场上有关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和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 在贷款利率并轨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收益的错配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宏观调控降低整体资产收益率。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调降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等多种政策利率,带动了金融市场利率与LPR利率的持续下行。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逆周期宏观政策力度显著增强。考虑到复工复产所面临的复杂形势,预计LPR在2020年内还有25-50基点的下降空间。在政策引导下,银行资产端收益率显著下行。 二是疫情对银行利息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商业银行普遍在贷款展期和续贷、贷款利率下调、利息减免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这会削弱银行的利差基础。此外,央行疫情专项信贷支持也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收益率有一定下拉效应。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并未获得再贷款额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银行的收益产生影响,进一步拉低其资产收益率。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这里面原因很多。 一是部分银行经营理念落后。在资金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存款立行”的思路,不计成本扩大存款来源。 二是来自结构化存款和理财产品的竞争。由于资管新规延期,理财刚兑尚未实质性打破,理财利率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银行负债成本的上限。尽管过去一年来LPR利率在持续下行,但结构性存款和理财等产品的收益率却没有明显的下行。出于对存款分流的担心,银行不敢贸然调低存款利率水平,这也制约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下降。 三是监管强化的影响。2018年开始,央行已经在MPA考核中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并要求同业负债不超过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同业业务受限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部分中小银行的揽储负担,也制约了其负债成本的降低。 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尽管不对称降息会给所有银行带来挑战,但由于不同类型的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和管理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受影响程度还是有很大不同。总体上看,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从资产负债结构特征来看,中小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主,资产、负债的市场化程度都较高,但负债稳定性较差,受监管约束较大,容易成为资金套利的对象;一类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存款在负债中占主导地位,成本偏高,影响经营效率。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差异化满足企业和个人金融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自身定位限制,其资产负债结构也呈现一定脆弱性,在前期金融去杠杆和近期疫情冲击中,表现更加明显。 一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负债稳定性先天不足。在储蓄存款理财化的背景下,企业存款特别是企业结算账户带来的存款将是各家银行竞争的主要对象。但在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方面,大型国有银行拥有大量县级、乡镇营业网点,能获得稳定的结算户,农商行也可凭借区域优势保证一定结算户存款增长。股份银行与城商行相对则较为被动,基本户底子薄,存款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压力较大。 二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流动性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流动性管理从短期来看是对当期流动性缺口的管理,从中长期来看是期限错配和流动性成本问题。股份制和城商行由于市场参与程度较高,各种业务发展较快,流动性缺口一直处在较为紧张的状态中,这也导致其不得不牺牲长期的流动性成本来满足短期的流动性缺口。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比和流动性成本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上。 三是市场定位决定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负债成本较高。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主要经营地在大中城市,市场竞争充分,客户对存款利率非常敏感,难以实施价格分层、价格歧视等存款定价策略,价格竞争不可避免,增加存款,提高付息成本成为必然选择。 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同,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负债结构不合理,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是农商行负债结构单一,成本过高。农村银行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吸收存款,其中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达到80%以上,且以高成本的定期存款为主。同业负债、同业存单、金融债等主动负债发展严重不足,降低负债成本的空间和手段有限。 二是农商行缺乏资产负债管理理念和能力。部分农商行资产负债管理仍停留在监管要求层面,以规模和比例管理为主,缺乏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和思路。有些农商行有资产负债管理的意识,但受限于自身科技及系统的不足,无法将这种管理意识通过系统“数据化”地具体呈现,依然存在各部门“各自为战”的状况。部分农商行近年来开始逐步建设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上线定价系统,但由于体系、系统不完善,专业人才欠缺,仍然较多地采取紧盯大行的战略,随行就市,缺乏系统性的考虑。 三是农商行存款定价能力薄弱。多数农商行出于稳定存款和增加存款的目的,将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没有实施差异化定价,反映出存款定价的成本和财务约束意识明显不足。 政策措施应优化,银行经营理念需转变 从理论上来看,利率的不对称下行,如果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可以被视为银行向实体的让利,有助于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但从实际来看,利率不对称调整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金空转的卷土重来,不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反而会削弱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利率不对称下行的影响进行密切关注,并根据实际的需要,优化现有的政策措施。 一是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部分中小银行定期存款占比不断上升,息差收窄压力加大,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进行负债结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降低负债成本至关重要。而且,负债端成本的降低,也可以为资产端利率进一步下行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是规范存款与理财市场。加大对存款自律机制执行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适度加大对资金套利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理财产品和结构化存款产品的规范,使其定价相对存款趋于合理。畅通从资产端利率到负债端利率的市场化传导路径,逐步提高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 三是适度放松监管指标考核,加大对中小银行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为增强疫情后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必要采取逆周期监管思路,阶段性地放松监管要求,如资本充足率要求、拨备覆盖率以及部分流动性监管指标等,以降低监管成本,提升中小银行的信贷能力和信贷意愿。在经济恢复正常时,再逐步取消这些阶段性政策倾斜。此外,可以参照给国有大行的政策,给予中小银行更多低成本、中长期的资金支持,帮助它们降低负债成本和流动性风险。 从银行自身角度,中小银行应该主动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负债成本下行。 一是重视核心存款管理。核心存款决定了银行生存与长期发展,需要作为基础性的负债业务来强调。商业银行在制定资产负债策略时,需要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在方式上,可聚焦服务场景,通过深入客户经济活动掌握其资金运营规律,建立全产品、全过程、全链条的营销服务机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争取到更多客户的基本户、主账户。积极利用信用和账户优势所形成的汇兑、支付、结算以及托管、监管、专户所积累的沉淀和冗余资金,形成优质的核心负债。此外,还可针对不同客户特征建立差异化负债价格营销策略。其中,对于结算类、资产类客户的存款价格,通常商业银行有较大的话语权,可根据贡献度与客户协商,尽量争取到更有利的负债成本;对于招标类的存款,通常竞争对手较多,这类存款的定价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确定。 二是适当拓展主动负债。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包括同业融入、同业存单、央行定向借款、发行债券、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通过主动负债,银行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负债的稳定性和多元化。由于主动负债在功能和资金性质方面差异较大,应根据不同负债的定位实施差异化管理,以低成本负债替代高成本负债,通过负债成本的有效控制提高利润空间。其中,同业业务应回归本源,同业负债融入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同业资产。央行借款则主要用于总行司库流动性需求。在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等高成本负债业务中,银行难以获得收益,开办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客户关系,以拓展一般性资金及其他业务。此外,搭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负债模式,打造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的投融资平台,利用金融科技增加主动负债来源的稳定性。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日前,部分银保监局紧急摸底辖内结构性存款等金融产品的运行、销售情况。银行业内人士表示,结构性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波动挂钩,实现风险收益,而实际销售过程中投资者往往对其潜在的风险并不明晰。 截至今年3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达11.67万亿元。分析人士预计,在强监管态势下,结构性存款难以恢复前期高增长态势,“假结构”将无处遁形。 部分银保监局紧急摸底 “监管部门主要是召集了当地几家国有大行的负责人,了解目前结构性存款的运行、销售等相关情况。”某国有大行华东地区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尽管没有明确告知摸底原因,但此举应与近期“原油宝”产品投资纠纷不无关系。 针对近期由于国际市场巨幅波动引发的金融产品风险,5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4月30日,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强调,受当前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提醒金融消费者进一步增强投资风险意识。银保监会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银行进一步加强账户类产品风险管控,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3月末余额创历史新高 “目前我行的结构性存款很畅销,尤其受到企业客户的青睐。”某国有大行长三角地区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谈及是否会向客户明确其中风险,该负责人坦言,银行和(企业)客户之间已经有多年默契,且银行最后一般都会给到承诺区间内的最高收益。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多家银行网点实地调研时发现,目前多数结构性存款起购金额为一万元。即便是个人客户,银行网点客户经理一般也会“暗示”产品可保证最终收益,且几乎不会主动提及产品背后风险。 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仍旧是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的揽储利器。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达11.6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涨势迅猛。其中,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长占据绝大部分,较去年年末增加1.4万亿元,中小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较去年年末增长1万亿元。相较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揽储压力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季末考核影响明显增大,加之依靠普通存款揽储能力远不如大型银行,只得转而发行结构性存款以缓解负债端压力。 明明预计,近期结构性存款规模扩张只是短期现象,与监管部门的初衷相悖。长期来看,预计结构性存款难以恢复前期爆发式增长态势,“假结构”无处遁形,资金套利空转会被进一步抑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下一步结构性存款在形态上会更加规范,“假”结构也会逐渐清理整顿,没有衍生品交易资格的一些中小银行将不能发行结构性存款,预计未来结构性存款规模会小幅下降。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再引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监管部门此时摸底结构性存款等金融产品的风险和销售等情况,还是源于对当前银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方面的担忧。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多数银行客户对于结构性存款这类产品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并不完全掌握。在不少投资者眼中,结构性存款就等同于刚性兑付的存款。而在近期的“原油宝”投资纠纷中,不少投资者亦表示,银行此前的宣传让自己误以为“原油宝”是一款银行理财产品。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表示,要压实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和主体责任。坚决执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风险匹配原则、信息披露等规定。审慎客观开展资管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向投资者销售适当产品。在可供投资的底层资产日益丰富的同时,要审慎对待期权、期货等一些高风险、专业化投资工具的创新运用。 董希淼直言,我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亟待加强。从操作上来说,要进行全面风险测评,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承受能力等。另外,对于一些复杂金融产品还应有特殊的办法。比如,个人投资者投资石油期货,基本前提应该是对期货市场、交易规则、风险敞口等有所了解。投资者不仅要熟悉期货合约的特点、交易规模、交易规则等,还应熟悉影响期货价格的因素、石油的政策属性、投机属性等方面有较高程度的认识和理解。“这类产品除了一般的风险测评外,还应设置一定投资门槛,把一些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排除在外。”他说。(欧阳剑环 陈莹莹)
重庆银行净利增速位列同行倒数 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升至2.15% | 上市银行盈利榜 重庆银行上半年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4.22亿元,同比增长6.58%,这一增速在50家上市银行中仅位于第38,在26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倒数第7 重庆银行(1963.HK)净利润增速在连续两年下降后,今年上半年虽然有所转好,但在上市城商行中依然处于靠后位置。 近期,《投资时报》携手标点财经研究院对50家在A股和港股的上市银行2019年中报数据进行了统计,并制作出《上市银行盈利增速榜》。重庆银行上半年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4.22亿元,同比增长6.58%,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56个百分点,但这一增速在50家上市银行中仅位于第38,在26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倒数第7。 《投资时报》研究员发现,重庆银行上半年利息支出同比增长4.2%,其中,客户存款利息支出同比大增20.6%。该行称,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平均余额同比增7.4%,且平均年化成本率同比上升32个基点。 资产质量方面,上半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34%,较去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排在第35位,处于较低水平。 不过,该行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其中,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为2.15%,较去年末上升0.64个百分点。 活期存款额度和占比下降 客户存贷息差收缩 重庆银行上半年整体息差上升为其业绩增长提供了支撑,不过,其主要的客户存贷款业务息差却呈现收缩态势。 具体来看,该行净利息收益率为1.99%,同比上升0.26个百分点。不过,客户贷款及垫款平均年化收益率为6.02%,较2018年上半年下降0.04个百分点;客户存款平均年化成本率为2.90%,较2018年上半年上升0.32个百分点。 上半年重庆银行利息支出为64.85亿元,同比增2.60亿元,增幅4.2%。其中,客户存款利息支出为37.79亿元,同比增加6.46亿元,增长20.6%。重庆银行称,主要是由于客户存款平均余额同比增7.4%,且平均年化成本率同比上升32个基点。 重庆银行客户存贷款利息的这种变化,可能与该行今年上半年活期存款额度和占比下降、定期存款额度和占比上升有关。 上半年末,该行企业及个人活期存款余额为698.98亿元,较去年末减少89.91亿元,降幅11.4%;企业及个人定期存款余额为1774亿元,较去年末增加230.14亿元,增幅14.9%。其中,企业活期存款余额为585.19亿元,占客户存款总额的百分比为21.5%,较2018年末下降4.6个百分点;个人活期存款余额为113.78亿元,占客户存款总额的百分比为4.2%,较2018年末下降0.5个百分点。 定期存款方面,企业定期存款余额为947.83亿元,占客户存款总额的百分比为34.8%,较2018年末上升1.3个百分点;个人定期存款余额为826.16亿元,占客户存款总额的百分比为30.4%,较2018年末上升3.7个百分点。 在客户存贷款息差收缩的同时,重庆银行整体息差为什么还能上升?这得益于该行的债券业务。 重庆银行上半年生息资产中,平均年化收益率同比上升的项目只有证券投资。该资产平均余额为1160.02亿元,同比增加20.36亿元,平均年化收益率为5.44%,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计息负债中,平均年化成本率同比下降的项目有发行债券,还有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拆入和租赁负债。其中,只有发行债券的额度上升,其平均余额为969.27亿元,同比增加77.86亿元,增长8.73%,平均年化成本率为3.80%,同比下降0.81个百分点。 非息收益下降 房地产业不良率上升 今年上半年,重庆银行营业收入增长,不过其收入增长的结构还有待优化。 该行当期实现营业收入54.74亿元,同比增加3.54亿元,增幅6.9%。其中,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24.2%,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净交易收益、证券投资净收益等非息收益同比分别下降10.7%、51.6%和28.5%。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6.07亿元,同比减少0.73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同比下降2.18个百分点至11.10%,主要是财务顾问和咨询服务、托管业务、支付结算及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的大幅下降所致。净交易收益为1.04亿元,同比减少1.11亿元。净交易收益主要由汇兑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构成。上半年,重庆银行实现证券投资净收益为6.66亿元,同比减少2.66亿元,该项全部来自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投资收益。 资产质量方面,重庆银行上半年末不良贷款率为1.34%,较去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不过,公司贷款中的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7%、5.25%、2.15%、2.01%,较去年末分别上升0.47个百分点、0.26个百分点、0.64个百分点、1.07个百分点。 此外,重庆银行资产减值损失为11.53亿元,同比减少0.24亿元,降幅为2%。不过,其中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减值损失为0.99亿元,同比增190.7%;存放于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减值损失为0.25亿元,同比增1082.1%,而上半年末,该行存放于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款项为445.53亿元,较去年末减少23.1%。
中国发布丨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宝点网”被立案侦查 中国网9月2日讯据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今日通报,该分局已于2019年1月17日对成都伟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宝点网”P2P平台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案侦要求中指出,“宝点网”涉及的实际借款人必须立即履行还款义务,逾期未还款者,公安机关将会同有关司法部门采取法律措施。对“宝点网”下属门店或加盟店相关人员不配合清退、截留借款人回款等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通报称,请借款人将还款本息汇入公安机关指定账户,并妥善保管相关凭证。还款后及时与会计人员核对还款情况,联系电话:028-84726881。 指定账户具体信息如下:账户名:成都伟品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账号:5835 0272 2900 028(该账户已由锦江区公安分局第一顺位冻结);开户行:浙江民泰银行成都武侯支行。还款时请注明还款人姓名。 警方表示,为了维护广大出借人合法利益,加快公安机关办案进度,请投资人积极配合警方开展调查取证工作,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反映情况和诉求。警方将依法办理案件,全力做好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保护出借人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程序适时公布案件进展。
长沙银行净息差的秘密:小微贷款显著增加 活期存款占比提升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王仲琦 冯樱子 北京报道 日前,长沙银行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半年报。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5781.06亿元,较年初增加514.76亿元,增幅9.77%,其规模增速在上市银行中居于第一梯队;吸收存款3633.69亿元,较年初增加221.67亿元,增幅6.5%;贷款总额2348.49亿元,较年初增加304.46亿元,增幅14.89%。 今年前6个月,长沙银行实现营收81.58亿元,同比大增26.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2亿元,同比增长12.02%。数据显示,该行资产质量表现平稳。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率1.29%,与年初和一季度持平;而拨备覆盖率增厚10.24个百分点至285.64%,抵御信贷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银行2019年上半年净息差为2.38%,在已公布半年报的A股上市城商行中名列前茅。而在过去的2018年,该行净息差高居12家A股上市城商行首位。 净息差是银行财报中的重要指标,用来评估一家银行的盈利能力强弱。为了获取更高的净息差,有的银行可能是依靠给高风险客户放贷获取高息差,有的可能是依靠低成本负债给低风险客户放贷达成的高息差,显然这两种方式获取相同的息差所冒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长沙银行是通过哪种方式获得高净息差的?长沙银行相关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长沙银行较高的净息差与其较低的资金成本优势有关。截止2019年6月底,长沙银行负债中的存款占比超过三分之二,而活期存款又超过了存款总额的一半。由于负债端的活期存款的成本相对较低,这使得长沙银行拥有了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而在资产端,长沙银行的高收益率同样对息差形成正向支撑。 成本优势明显 长沙银行成立于1997年5月,是湖南最大的法人金融企业,由原由长沙市财政局、长沙市开福区 财政局、长沙市芙蓉区财政局、长沙市天心区财政局、湖南省邮电管理局、长沙信达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市商业总公司及原长沙市十四家城市信用社和市联社的原股东为发起人发起设立,称作长沙城市合作银行,2008年更名为长沙银行。该行于2018年 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湖南首家上市银行。 截至2018年末,长沙银行共有分支机构311家。其中在长沙地区设有分支机构147家,包括17家直属支行及其下辖的85家支行和41家社区支行、小企业信贷中心及其下辖的分中心共4家;在株洲、常德、湘潭、郴州、娄底、益阳、怀化、邵阳、永州、衡阳、张家界、岳阳、广州设有13家分行。 长沙银行相关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介绍,该行今年前6个月的营业收入为81.58亿,同比增长26.40%;实现归母净利润26.72亿,同比增长12.02%。 具体来看,该行在营收的构成中,利息净收入占比较高,为58.06亿,同比增长6.51%。非利息收入的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达134.46%,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均贡献较大,分别同比增长了24.17%、728.55%以及164.10%。 数据显示,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快速增长与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增加密切相关,今年上半年银行卡手续费收入5.32亿元,同比增长64.23%。 从半年报的数据看,该行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均保持较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是较高的净息差水平。半年报披露,长沙银行2019年上半年净息差为2.38%,在已经公布半年报的A股城商行中位居前列。其实,长沙银行近年净息差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去年该行净息差高居12家A股上市城商行首位,较第2名高出0.12个百分点,较最后一名高0.82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长沙银行较高的净息差与其较低的资金成本密切相关。 该行半年报资产负债表显示,截止二季度末,长沙银行吸收存款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二,其中活期存款超过存款总额的一半。众所周知,在银行存款中,活期存款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较高的活期存款占比使得长沙银行资金成本优势较为明显的。中银国际证券的研报披露,2018年长沙银行存款平均成本仅1.68%,处于同业较低的水平,仅次于国有大行、招行和成都银行。今年上半年,该行资金成本优势得以延续。 在资产端,小微业务一直是长沙银行的业务特色和强项。报告期末,在监管部门关于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两增”要求下,长沙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77.42亿,相较年初增加33.82亿,符合监管要求。同时,中小微企业纯信用融资线上产品“快乐e贷—税e贷”,贷款余额18亿,较年初增加12亿元。企业e钱庄注册客户6.99万户,较年初增加3.6万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小微贷款的定价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沙银行的收益率水平。 中银国际证券指出,长沙银行负债端的低成本优势和高于行业平均的资产端收益率均对息差形成正向支撑,推动长沙银行拥有领先同业的净息差表现。 持续推进“零售”转型 长沙银行作为一家城商行,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深耕本土的优势和战略。 湖南省位处中部,区域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长沙银行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公开信息显示,该行第一大股东为长沙市财政局,持股比例19.3%,其余股东均为湖南省本地企业。长沙银行为地方政务金融类业务的主导银行,在获取低成本负债和优质政府信贷项目方面优势突出,政务相关类存款在总存款中的占比近 30%;截至2018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市政相关优质项目在信贷中占比达29%。 不仅如此,近年该行积极发力“零售”业务。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坦言:“上市‘补血’后,短期内资本不再是发展的障碍。长沙银行主动调整发展模式,更看重未来可持续的增长,更关注未来的长期利润。而摆在首要位置的就是加快大零售转型,逐步摆脱对政府业务、资金业务的依赖,加快金融生态圈布局,持续推进零售业务拓展战略。” 2018年长沙银行零售业务同比大幅增涨57%,将52%的新增贷款投向了零售领域,带动零售贷款的占比提升5.5个百分点至 34.8%。从零售贷款的结构来看,长沙银行近年来积极调整零售贷款结构,不断压缩风险较高的个人经营性贷款和消费贷款占比,同时提高按揭贷款的比重,截至 2018 年末,按揭贷款同比增 71.2%,其占比在个人贷款中进一步提升 4个百分点至 39%,而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则从 2015 年的 56%下降至2018 年末的 16%,个人贷款的资产质量更加稳健也显示出公司稳健的经营风格。 进入2019年,长沙银行零售业务持续发力。报告期内,本行着力开拓批量获客项目,推进社区营销,持续壮大基础客群,夯实个人存款增长来源。深入推进个人贷款业务数据化、集约化和线上化。巩固个人消费贷款优势,创新推出抵押类线上产品“快乐房抵贷”。深化财富管理转型,完善贵宾客户权益体系,优化客户体验。截至报告期末,该行个人存款1161.21亿元,较年初增加132.74亿元,增幅12.91%。个人贷款及垫款846.45亿元,较年初增加134.35亿元,增幅18.87%。零售客户数1118万户,较年初增加99万户。同时,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站业务发展,上半年新开业“农金站”271家。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近年长沙银行资产总额维持了持续且稳健的增长,今年上半年长沙银行资产总额达到5781.06亿,较年初增长9.77%。2015年至今的累计涨幅超过1倍。 而同期贷款总额同样保持着持续增长,由2015年938.15亿上升至2019年上半年2348.49亿。 随着贷款总额的增加,该行的存贷比有所上升,由2018年底59.26%上升至目前的63.86%,但是相比其他大部分上市城商行,长沙银行当前的存贷比仍然较低,表明该行未来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而存贷比是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贷存比越高越好。
泸州老窖5年前的“1.5亿存款失踪”案终于破案了!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判决书,3万字详解该案始末,简单而言是这么一回事儿: 2012年下半年,为应对白酒销量下滑,泸州老窑决定用存款换销量,结果被袁剑鸣发现这业务,他觉得这有套取资金的机会,于是合伙冒充银行员工骗取泸州老窑的资料,泸州老窖给农行存了2个亿;并随后又冒充泸州老窖员工转账取款。 2014年9月,1.5亿元存款均已到期,泸州老窑去银行要求提款,却发现钱已经没了,于是报案。袁剑鸣见事情败露,于是逃跑至泰国。 而该案件的主犯袁剑鸣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420万元。 泸州老窖1.5亿存款蹊跷蒸发 事情要回到2014年10月,泸州老窖公告称,其存储在湖南长沙农行的1.5亿元银行存款不翼而飞。就此,公司决定将就此事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究竟1.5亿存款去哪儿了?市场对此十分关注。 泸州老窖用存款换销量 2012年下半年,为应对白酒销量下滑,泸州老窑推出“资源交换,助力营销”方案: 1、泸州老窑将5000万元为单位以定期方式存入银行一年,合作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年定期利率上浮10%付息给泸州老窑,泸州老窑与银行签订存款及开销户协议进行约定; 2、合作银行通过该存款,获取存贷差收入,以团购价购买泸州老窑指定产品;银行也可以向客户推荐,主要由客户购买。每5000万元存款对应购酒在600万元以上,先购酒后存款,存款数额以此类推。合作银行必须确保存款安全。 2012年10月,袁剑鸣从朱某1处得知泸州老窑有上述“资源交换”业务,认为可以利用一年的定期存款期套取该款使用,便与朱某1合谋共同套取泸州老窑的存款。 随后,袁剑鸣经朱某1的引荐,认识了泸州老窑上海经销商陈某2(另案处理)和时任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行长郑某。2013年初,袁剑鸣与陈某2、郑某来到泸州老窑商谈“资源交换”业务。之后,袁剑鸣、朱某1、陈某2达成合作意向,并以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贸易有限公司与陈某2签订了三份《白酒购销合同书》,由袁剑鸣、朱某1分三次支付陈某2购酒款2300.3143万元,陈某2负责让泸州老窑通过“协议存款”方式,分三次存款2亿元到被告人袁剑鸣、朱某1指定的迎新支行开立的泸州老窑公司账户,并承诺保证该笔存款在一年期内不查询。 同时,袁剑鸣与朱某1协商确定,获取泸州老窑2亿元资金后,由袁剑鸣、朱某1平分使用。 冒充银行员工骗取资料 为达到套取泸州老窑存款的目的,袁剑鸣先是于2013年4月份安排张某1、陈某1穿着银行制服,冒充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到泸州老窑上门开户,朱某1则通知陈某2予以接洽。 张某1、陈某1被陈某2带领到泸州老窑后,以农行迎新支行名义与泸州老窑签订了《协定存款协议》,获取了泸州老窑相关开户印鉴模板及开户资料。随即,袁剑鸣安排罗某、张某1一起持根据泸州老窑模板伪造的泸州老窑相关印鉴及开户资料到迎新支行,由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工作人员以泸州老窑名义在银行开户。 因罗某、张某1所持泸州老窑账户资料不齐全,不符合开户及开通网上银行条件,郑某根据朱某1的要求通过“特事特办”程序开通账户及网上银行。袁剑鸣安排人员从该银行购买了电子支付密码器、支付凭证。同时,为避免泸州老窑与迎新支行在对账过程中使事情败露,张某1等人在对账协议中将对账单邮寄地址填写为其临时租住的长沙市人民路朝阳银座1002室。 2013年4月22日,为顺利套取泸州老窑存款,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罗某、唐某在长沙汇合。袁剑鸣安排唐某购买一台打印机,由罗某在电脑上打印一张面额为5000万元的虚假单位存款证明书。袁剑鸣在该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上模仿了郑某的签字并盖上伪造的印鉴。次日,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吕某1到长沙迎新支行核实账户信息并办理第一笔5000万存款业务,为避免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拆穿骗局,朱某1直接将吕某1带至郑某的办公室,由郑某接待。被告人袁剑鸣则安排陈某1和张某1负责在大堂处理与柜台的衔接。泸州老窑财务人员核实公司账户后,便通知公司财务部门转账付款。随后,袁剑鸣特意将吕某1带至农行迎新支行对面的咖啡厅吃饭、聊天。聊天过程中,张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袁剑鸣事先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吕某1,吕某1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为顺利将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窑存款转出,袁剑鸣又安排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公司员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红星支行),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开户凭证开立了泸州老窑账户。随后,袁剑鸣安排人员使用密码支付器、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财务印章的取款凭证,将该5000万元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窑账户,然后再由该账户转移到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有限公司、宁波海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博时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弘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账户,然后又迅速转化为多笔金额较小资金转出。另外,袁剑鸣还安排公司职员到各个银行提取巨额现金将该款项予以转移。2013年6月、9月,袁剑鸣伙同朱某1、黄某、陈某1、张某1等人又以同样方式两次获取泸州老窖公司资金共计1.5亿元。 2014年4月,伪造协定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到期几天后,被告人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共同归还了第一笔5057.5万元,其中朱某1、黄某筹措了900万元用于归还。 2014年6月,第二笔5000万存款即将到期,袁剑鸣及朱某1无法按时归还,又从陈某2处购买了360余万元的白酒,就该笔存款办理了三个月续存手续。陈某1等人按照被告人袁剑鸣的安排,携带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到长沙。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代某2到长沙办理5000万元续存三个月的业务,后陈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事先伪造的新存单交代某2,代某2将到期存单给陈某1,代某2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冒充泸州老窖员工转账取款 2013年4月22日,为顺利套取泸州老窑存款,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罗某、唐某在长沙汇合。袁剑鸣安排唐某购买一台打印机,由罗某在电脑上打印一张面额为5000万元的虚假单位存款证明书。 袁剑鸣在该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上模仿了郑某的签字并盖上伪造的印鉴。次日,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吕某1到长沙迎新支行核实账户信息并办理第一笔5000万存款业务。为避免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拆穿骗局,吕某1被人带至郑某的办公室,由郑某接待。袁剑鸣则安排陈某1和张某1负责在大堂处理与柜台的衔接。泸州老窑财务人员核实公司账户后,便通知公司财务部门转账付款。随后,袁剑鸣特意将吕某1带至农行迎新支行对面的咖啡厅吃饭、聊天。聊天过程中,张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袁剑鸣事先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吕某1,吕某1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为顺利将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窑存款转出,袁剑鸣又安排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公司员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开户凭证开立了泸州老窑账户。随后,袁剑鸣安排人员使用密码支付器、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财务印章的取款凭证,将该5000万元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窑账户,然后再由该账户转移到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有限公司、宁波海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博时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弘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账户,然后又迅速转化为多笔金额较小资金转出。另外,袁剑鸣还安排公司职员到各个银行提取巨额现金将该款项予以转移。2013年6月、9月,袁剑鸣伙同朱某1、黄某、陈某1、张某1等人又以同样方式两次获取泸州老窖公司资金共计1.5亿元。 事情败露潜逃泰国 2014年9月30日,1.5亿元存款均已到期,泸州老窑派财务人员携存单到长沙市开福区农行迎新支行提示取款。而银行工作人员则告知财务人员账户内资金已被转出,存单系伪造。 由此才有了2014年10月15日,泸州老窑对外发布《重大诉讼公告》,公司存于农行的1.5亿存款失踪。 在判决书的证词中,泸州老窖先后办理存款业务的两名财务人员则称,没有去柜台核实存单信息均因为行长陈某极力阻挠,但确实属于违规的。 而袁剑鸣眼见事情败露且无法归还所挪用的资金,便逃跑至泰国。 截至案发时止,扣除案发前归还的5057.5万元(含利息),本案仍有14942.5万元未归还,其中4000余万元被用于开设江西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剩余资金均被袁剑鸣掌控和支配,并用于走私等其他活动。另外,朱某1从中获取中介费50万元。 2018年被押解回国 有期徒刑17年+420万元罚金 2018年2月,长沙市公安局将潜逃泰国曼谷后向当地警方投案的袁剑鸣押解回国。 袁剑鸣辩称: (1)袁剑鸣非诈骗行为的起意者、主导者,相较于朱某1来说作用相对较小。 (2)本案经济损失后果的发生不仅是袁剑鸣等人的原因,泸州老窖放任、长沙农行内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被告人诈骗得逞的原因之一。 (3)本案的行贿行为非袁剑鸣起意,袁剑鸣没有亲自参与和郑某的沟通,行贿行为属诈骗罪的牵连行为,虽应数罪并罚,但已在诈骗罪中处罚;袁剑鸣有自首、退赃等从宽量刑情节。故请求对其从宽处理。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袁剑鸣犯诈骗罪,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万元。继续追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1.5亿元发还被害人泸州老窖。其中,责令被告人袁剑鸣退赔犯罪所得人民币1.17亿元。 另据泸州老窖2019年5月16日公告,公司收到长沙存款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对于泸州老窖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泸州老窖自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