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琪 5月20日，央行发布消息，近日，央行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签署《数据共享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旨在加强跨地区、跨部门数据要素有序流转与融合应用，为加快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夯实数据基础。 《备忘录》的签署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有力举措，有助于推动金融与民生领域总对总系统互联与信息互通，加强数据有效整合和深度利用，改善中小微企业、精准扶贫、民生保障领域的金融服务，纾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增强金融惠民利企能力。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指导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效率倍增作用，在依法依规、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深挖数据价值、释放数据潜能、实现数据多向赋能，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编辑 田冬）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剑 现代货币理论（MMT）最近被炒得很热，大家讨论要不要实施之。但究竟是什么是MMT呢？我这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描述之。《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就买来读了，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记错，可我现在太忙，也没时间去拿出来重新翻一遍，所以如果文中有记错的地方，烦请大家指示。 一、从古代货币体系出发 MMT的故事，可以先从“古代货币理论”说起。什么是古代的货币体系呢？假设古代有个国家，突然发明出来了主权信用货币，但还没有发展出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中只有政府和居民（政府雇员归入居民），这时候货币是如何运行的？ 在发明出主权信用货币之前，这个国家的人们是以物易物交易的，有时候会用上一般等价物，比如贝壳或贵金属，但没有信用货币。政府运行需要财政，这时候是实物财政，即居民将一定的产出物（粮食、织品等）作为税赋缴纳给政府，然后政府将这些东西发放给政府雇员，以此来维持政府运行。 而当主权信用货币被发明出来后，政府宣布全国使用该货币，那么它就可以直接用印制出来的货币各居民采购物资，发放给政府雇员。甚至，政府都不用采购物资，直接将印刷好的货币发放给政府雇员即可。这时候还需要征税吗？ 假设政府运行需要征收一国产出的10%，那么在货币出现之前，居民要缴纳10%的产出物给政府。而当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直接用印制的货币向居民采购10%的物资即可，或者将等额的货币直接发放给政府雇员即可。这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征税的。用主权信用货币直接买走一定比例的物资即可，这和用税收的形式征收走一定比例的物资，效果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古今中外所有政府都在征税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类的实物财政（包含税收）是与货币独立演化而来的，所以收税这个行为一直保持了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货币理论》一书指出的，政府规定以这种货币来缴税，是为了保证居民愿意使用这种货币。如果居民不信任这种货币，那么在平时就不会使用它，这时政府再用该货币向居民采购物资时，就可能被拒绝。 所以，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政府收税不是为了财政收入，是赋予大家以此货币交税的义务，从而保证大家愿意使用这种货币。财政的收税竟然不是为了财政收入，这个观点有点雷人，但推理逻辑确实是完整的。 然后，在以货币交税的义务驱动下，居民愿意接受这个货币了。这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假设刚开始实施这个制度的那一天，居民手上并没有这种货币，所以政府也不可能收到这种货币。所以，政府必须先支出，用货币采购物资，这样货币才会投入到民间的流通中去。于是，一开始实施主权信用货币时，政府是先支出才能收税（而不是先通过收税有了钱，才能有钱花，先收钱再花钱是实物货币时代的特征）。这又是一个看上去雷人的观点，但其逻辑又是完整的。 于是，这个政府先印制了100元货币，采购了物资，民间就流通着100元货币了。然后，政府又从民间征税，收了20元的税。那么现在在外流通的货币余额是80元。于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新鲜的公式出现了： 财政赤字 = 货币发行量 这就是大家最近热议的“赤字货币化”。政府以主权信用货币收支，那么其净支出便构成货币发行量。在古代，支出方式包括发放政府雇员工资、赏赐、赈济等，收入方式包括收税、罚没等。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便构成货币发行量。而支出不可能大于收入，因为外面的货币全是政府能过支出投放出去的，政府不可能收到超过投放数量的货币。 二、争议的焦点是赤字率约束 以上是现代货币理论中所提到的几个特征，它来自古代现代体系，因为在主权信用货币出现之后而央行、银行尚未出现之前，这段漫长的时光里，人类的货币制度大致就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这套东西现在并不成立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继续观察这个体系，通过两个情景分析。 情景一：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买走了过多物资。上面假设政府需要每年产出的10%用于运行，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战争、重大基建等，政府就会发行更多货币，买走更多物资用于特殊时期的需要。这时，外面流通的货币更多了，外面可供交易的物资却更少了，那么物价大涨，通货膨胀。即使不遇到特殊情况，而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贪婪，多发了货币，那也会通胀。所以，这是这一制度的一个硬伤，就是没有人控制政府将货币发行在刚刚好的位置。 情景二：如果生产力高度发达，民间生产的物资过多，民间根本消费不掉，于是就产生了过剩，需求不足，物价大跌。当然，这种事情在古代实际发生得较少，当代则较多。这时，MMT的政策建议是，直接让政府印更多货币，买走多余的物资。这样，政府购买就弥补了需求缺口，居民们有了收入，其产出的物价也稳定了。当然，这时政府的赤字肯定是快速上升的，没必要一定得维持在一个所谓的合理赤字率，于是有了“功能财政”的思维：财政不是追求绝对平衡，而是要发挥经济效果。这其实就是凯恩斯老师的那一套。 上述两个情景其实隐含了一对冲突：从情景一出发，我们认为应该控制政府的赤字率，不能滥发货币，而情景二却认为应该赋予政府一定的赤字灵活度，以发挥功能财政熨平经济波动。 所以，要不要控制赤字率，如何控制赤字率，其实是这次关于MMT的争议的焦点。显然，这问题其实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最佳答案是“相机抉择”，该控制的时候控制，该提高的时候提高。而这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以及一整套有利于政府做出正确决策的治理机制。 三、对比现代货币体系 明明是古代的货币体系，为何敢称为“现代货币理论”呢？因为我们现在通行的货币体系，并不是另起炉灶新办的，而是从这一古代体系中发展演进而来的，它依然带有一些特征。因此，古代货币体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研究当代的线索。 我们拿现代货币体系与上述古代货币体系做个对比。 首先是第一个重大差别：古代是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而现在，则由央行代表政府来发行货币，财政与央行分离，央行发行的货币并不是直接交给财政使用的，而是直接发行给市场的。所以，财政不能直接拿这货币去采购物资，而是得先收税，有了收入，才能支出，收入不足支出的部分，可以向市场借（但不能向央行借，因为这样就变成了央行直接印钱给财政花了）。这一点和MMT非常不同，倒是和实物货币时代相近（所以，有理由认为现在的体系其实更加古老）。很显然，这一点安排是对前文情景一的回应：怕政府直接印太多钱，所以不让财政直接印钱买东西，而是由央行来印，以便控制通胀。从这一角度讲，央行和财政天然具有相互制衡的关系，他们两家要是其乐融融反倒是不对了…… 但前文已述，情景二与情景一存在冲突，当经济面临严重需求不足，需要政府支出来弥补需求时，就应该允许扩大赤字。所以，MMT持这种主张，即平时是可以设置赤字率，但在必要的时候，可讨论扩大赤字率（但肯定不是完全取消赤字率约束）。近期受疫情影响，经济面临不确定性，需求不足，所以有人提出采纳MMT建议，扩大赤字率。在现代货币制度下，政府要先借入基础货币再支出，因此便会大量发行政府债券，将外面流通的货币借走，外面的货币少了，央行就得增发补上，所以本质上就是央行间接发行货币，给财政拿去支出，这就非常类似MMT了。 然后是第二个重大差别：商业银行出现，央行代表政府发行了货币后，并不用于流通，而是用于充当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再以该准备金为备抵，发行“银行存款货币”。真正用于社会流通的货币其实是存款银行为主，而央行发行的货币，则改名叫基础货币，一直趴在银行的账上。只有少部分基础货币被提取为现金，用于日常流通，但这个只占全部存款货币的比例仅5%（以我国为例），几乎可忽略。因此，现代实行二级银行制度，央行代表政府发行的基础货币主要不用于流通。这时候，如果遇到需求不足，甚至都不用央行多发基础货币，而是采取措施刺激银行扩大信用，派生了更多存款货币，便能一定程度上弥补需求不足。这样，央行就认为，不应轻易动赤字率，货币政策使劲就行了。只有当货币政策失效，无法刺激银行派生更多货币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传导失效），才有必要参考MMT，提升赤字率，由财政扩大支出。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本报记者 刘琪 5月19日，央行发布消息，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于5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科技工作成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认为，2019年以来，在人民银行党委领导下，科技条线干部职工积极担当作为，各项工作协调推进，成效显著。强化自身建设，提升人民银行科技履职能力。加强统筹指导，防范化解金融网络安全风险。加强规划监管，推动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深化标准应用，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平稳运行。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会议要求，2020年人民银行科技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行党委工作要求，不断完善与现代央行制度相适应的科技体制机制。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推动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LEI应用，优化标准供给，提升金融标准治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科技干部队伍。（编辑 张明富）
本报记者 刘琪 5月18日，央行召开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线下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利用科技应用，在疫情期间开展无接触服务，成效显著。主要表示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科技保障了金融机构业务的平稳开展，机构对于技术在降本增效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二是金融科技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三是疫情导致了信用风险的普遍上升，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和贷后工作，相对有效控制了不良率的上升，防范了金融风险；四是在监管上，疫情期间推进了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扩容积累了经验。 而暴露出的不足，于百程则认为主要表现在金融科技在区域和机构间发展的不平衡，金融科技应用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大的金融机构中，区域金融机构在技术、人才和经验上都比较欠缺，数字化能力依然不足。另外，在金融科技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标准上，依然需要进一步明确，以防范金融与和技术的风险。 对于如何补短板、强弱项，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第一，要重点开拓对公领域的金融科技，对标产业或者工业互联网，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再配合商业模式的创新，尽可能地去带动产业互联网的数字化的转型，从而推动金融科技的进步。第二，要扩大金融科技对金融业务流程影响，让行业自律组织或新型研发机构来粘合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场景，联合研发、联合打磨产品。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包括法律、政策等，一方面要避免监管空白，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刀切，因此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立法。但是立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鼓励更多的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既能让相关业务有规可循，也能为立法储备一些经验和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还对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其中，特别提出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 实际上，近几年央行的科技工作会议均对“数字央行”的建设有所部署。早在2017年3月30日，在央行在江苏扬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就提到，“今后一段时期，央行科技工作应以建设数字央行为目标，重点打造一支专业型、复合型、学习型、创新型的央行金融科技队伍；实现架构转型和大数据利用两个突破；完善风险防控、科技治理、技术研发三个体系，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央行决策平台、以分布式系统为核心的央行服务平台、以数字货币探索为龙头的央行创新平台。” 央行科技司在2018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架构转型和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数字央行建设。央行2019年科技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央行”建设。一是大力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深入开展大数据应用推广，持续推进架构转型优化，努力打造现代化央行科技体系；二是指导协调金融科技应用。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强化金融科技规范应用，加快监管科技应用实践，研究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三是加强金融标准化管理协调力度，助力提升金融治理水平，强化金融标准供给、狠抓金融标准实施；四是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强化“三道防线”，做好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统筹指导和人民银行系统风险防控，加快建设金融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信息共享平台。 车宁认为，数字央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央行工作流程向所谓的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数字央行建设不仅是自身工作及工作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同时也要向外输出，提供更多规范数字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公共产品，同时也要提供数字化、科技化的监管等。另外，数字央行本质上也是打造一个行业性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这种公共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上的建设，还要以此为基础提供一些监管政策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公共产品。（编辑 刘睿智 上官梦露）
5月18日，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科技工作成果，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并就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等。 5月19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逼近2900点整数关口，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涨幅超过1%。两市合计成交6415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其中，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大面积飘红，超七成股票当日上涨。 数字货币概念股超70%飘红 上个月频掀“涨停潮” 5月19日，A股市场闻风而动，数字货币、区块链概念股表现强势。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当日收盘，数字货币指数收于1013.56点，上涨1.67%。31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有23只上涨，占比74.19%，其中昆仑万维、中装建设分别以7.25%、5.45%的涨幅居前；区块链指数收于883.26点，涨幅为1.14%。205只区块链概念股中上涨的近160只，占比78.05%，恒生电子、通策医疗当日涨幅均超过4%。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央行数字货币脚步临近，数字货币概念股极受投资者追捧。受央行利好消息影响，短短一个多月里已掀起数轮涨停潮。 4月7日，数字货币概念股全线飘红，板块整体涨幅更是高达7.21%。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当日收盘时，数字货币指数为945.33点，涨幅达7.21%。具体来看，32只数字货币概念股中，奥马电器、美盛文化、海联金汇等16只涨停，其余个股也全线飘红。业内普遍认为，此次涨停潮与此前一个工作日央行数字货币利好消息密切相关。4月3日，央行2020年全国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加强顶层设计，坚定不移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等。 4月16日，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再度掀起半数个股涨停潮。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收盘，数字货币指数大涨6.97%至1012.19点。32只个股集体飘红，金冠股份、汇金股份、众应互联、广电运通等15只个股涨停，彼时，数字货币概念的爆发主要源于当时央行数字货币的利好消息。 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带来多重利好，保持技术领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金融科技的应用技术和监管技术升级进步。 新时代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数字货币有助于打击诈骗、腐败、反洗钱、偷税漏税、恐怖组织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弥补金融监管制度的空白，使得宏观慎重监管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数字货币将会提高监管的透明度。“数字货币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好，包括大银行带动数字货币和钱包的推广，客户黏性被提高；其次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在流动过程中的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同时负利率的数字货币推动商业银行净息差的提升；拓展商业银行业务，促进银行业发展；最后商业银行可借助数字银行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 中泰证券认为，保持在数字货币技术上的领先是央行目前的主要目标，大规模应用还比较远。央行会积极开展数字货币的技术研发及测试，在技术能力和推进进度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国盛证券表示，随着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的推进，势必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机制，金融科技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使用和监管两个层面共同发挥作用。 央行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 一年来多次点名“金融科技” 人民银行2020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既检验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科技发展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不足。金融数字化转型更为迫切，金融网络安全形势更为严峻，金融业科技治理任重道远。要客观分析新形势和新挑战，积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新冠肺炎暴发以来，疫情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或许将会深刻的改变公众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也有望加快银行业务结构和服务模式变迁。从近年来看，我国的银行业坚持以金融科技为引领，将产品和服务从电子化到线上化甚至是向智能化演进。” 会议要求，要加强科技支撑，深入开展“数字央行”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统筹指导，推动落实金融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屏障；推动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LEI应用，优化标准供给，提升金融标准治理水平；突出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科技干部队伍。 事实上，一年来央行多次强调发展金融科技，尤其在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出台后，金融科技被提及的更为频繁，金融科技顶层设计脉络也愈加清晰。2019年8月，央行正式披露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随着这个领域有了顶层设计的第一份科学、全面的三年发展规划，相关政策也紧密出台，开启了金融科技行驶的列车。 2019年10月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央行发布了《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公布了11款首批被纳入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和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对于金融产品的定义给出了答案。紧接着12月5日，央行宣布推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中国版“监管沙箱”正式启动。 在去年12月30日，央行召开了金融科技委员会，会议上央行强调了2020年要坚持发展与监管“两手抓”，持续推动金融科技行稳致远。同时会议研究部署了2020年六项金融科技重点工作。包括“跟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挥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助力纾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20年进入了金融科技三年发展规划的第二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5月13日，央行的金融科技委员会2020年第1次会议上重点提到关于金融科技标准、金融科技发展指标体系及动态监管等重要工作。会议提到，要充分发挥央行系统内外部力量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研究，加强研究成果与监管、应用、标准等工作的衔接，为金融科技监管提供理论基础，为政策制度出台提供科学依据，为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随着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持续有力的政策引导，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向金融科技“要业绩”，成为其提质增效的一大助力，不过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则是人才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 当前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行业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国内市场上，高端人才将成为银行发展的关键。但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时间相对比较短，供给紧张是高端人才市场面临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在金融科技人才总体存在缺口的情况下，尤其缺乏具备创新精神的金融科技领军人才，“一将难求”局面时常出现。 王军进一步说道，相对国内，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时间比较长，人才市场相对也更成熟，所以从海外引进金融科技人才或许会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渠道，取得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对通晓管理能力、业务模式、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技术与业务人才的融合发展，传统银行组织限制被打破，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高效人才交流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很有必要了。（编辑 上官梦露）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发表文章指出，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70-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 最近几周，关于是否应该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国内外都特别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听上去是一个挺学术的词，也有一些支持者，但其本质是：政府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是通过“借钱”（如向市场发债）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是靠自己“印钱”来为赤字融资。这里说的“印钱”，即政府指定央行“印钱”，具体形式可以是让央行永久性地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更直白一些的“赤字货币化”推崇者认为，这些发给央行的债是不需要还的，政府也事实上不需要付利息，即使要付利息也可以再从央行借钱来付。 通过“借钱”还是“印钱”来弥补赤字，听上去只差一个字，但其对宏观经济、财政可持续性、金融稳定的长期影响却有天壤之别。如果政府是通过向市场发债借钱，借来的钱是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这个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是对政府负债（赤字）的天然的约束机制。如果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印钱弥补赤字）这个口子，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约束机制）。在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是不允许政府（财政）直接向央行借款或直接向央行发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许多曾经允许财政向央行借款和发债度日的国家都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时期的中国、70至90年代的智利和秘鲁、最近的委内瑞拉等都是例子。道理很简单，一旦政府认为它可以无限量、无成本地从央行获得融资，其财政支出行为就会严重丧失纪律，其兴趣点会从努力增收节支转向如何花钱来获得当前“民意支持”或解决各种无穷多的“燃眉之急”。 政府一旦丧失“纪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如下恶果： 一、如果央行被迫为赤字提供大规模融资，会导致货币长期超发，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二、在某些国家的新常态下，货币超发即便不导致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也会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的泡沫，而房地产泡沫会严重挤出实体经济，并引发金融风险； 三、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且超发程度比他国更甚，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其发生货币危机的根源之一。 四、“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危机，国家主权债的信用评级可能因此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五、“赤字货币化”意味着政府部门、且只有政府部门的债务不需要偿还。这种机制下的财政过度负债会使得政府占用大量资源，挤出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下降。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疫情对经济和财政收支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复苏势头已经相当明显，财政收支情况也会逐步好转。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没有必要大动干戈，以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为代价，打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些提议我国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引用了近年来在西方开始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暂且不论MMT本身是否经得起检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QE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即传统的货币政策没有空间了。而我国即使在严重的疫情冲击之下，仍然保持了正的利率，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的空间，因此并非适合MMT的应用场景。即使在西方，MMT如果被民粹绑架了的政府过度使用，也可能导致债务的无限扩张乃至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5月15日，央行宣布开展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中标利率为2.95%，与4月持平。5月MLF利率为何保持不变？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经过2月以来的降准、大规模流动性注入以及多次调降政策利率之后，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显著下移，当前市场流动性已处于较高水平。今年5月初以来，DR007等利率已经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监管层已认为当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 流动性充裕也是MLF操作缩量的原因。此前一日，5月14日有2000亿元MLF到期，央行当日未续作。不过，光大证券(行情601788,诊股)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表示，总体来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增加了，而且利率下降了、期限延长了。“14日到期的2000亿元MLF利率为3.30%，而15日新操作的MLF中标利率为2.95%，且15日定向降准第二次落地释放出约2000亿元低成本资金，因此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也是下降的。”他表示。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表示，央行依照惯例在月中开展MLF操作，但并未下调MLF利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定力和底气，背后原因在于我国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通畅。 根据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从降低贷款利率看，3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为4.82%，较2019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较2018年高点下降0.78个百分点，降幅明显超过同期1年期MLF利率和LPR的降幅。政策利率下降的效果放大传导至实体经济，LPR改革有效发挥了促进贷款利率下行的作用。 “相比海外央行，中国央行定力明显较强，底气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较好，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看点在于结构性工具。”解运亮说。 张旭进一步表示，如果市场对于政策利率有着持续调降的预期，是不理性的，也是央行极力避免让市场形成的。从历史经验来看，MLF中标利率不会逐月连续下降，而是给予其一定的政策观察期，待政策效果充分传导后再进行操作。例如，在2019年11月MLF中标利率下降后，下一次利率下降出现在2020年2月，此后是2020年4月MLF中标利率下行了20个基点，幅度较大，需进一步观察政策传导效果。 王青还表示，受宏观经济总需求不振、企业订单萎缩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未现大幅上升，也是制约货币边际宽松节奏的原因。 央行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明显高于2009年二季度的上一个高点水平（57.2%）。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但一季度贷款需求指数环比仅上升0.7个百分点至66.0%，比2009年二季度要低17.7个百分点，其中，小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不仅远低于历史高点，环比上个季度也下降了1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配合，货币宽松易于引发金融空转套利抬头，甚至引起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王青预计，后续宏观政策会着重发力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这也将是未来可能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的主要关注点。除此之外，内外部均衡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信证券(行情600030,诊股)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汇率因素可能是制约当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继续调整的因素之一。近期美元指数重新站上100上方，受此影响，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 3月以来，央行基本没有进行过逆回购操作，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市场的疑惑。张旭表示，逆回购鲜有操作这个表象是由当前流动性投放的特点所决定的。今年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投放主要依靠于降准、定向降准以及MLF，这类工具已经可以使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逆回购操作的意义，一是熨平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短期波动，二是在有突发事件时进行逆回购操作并引导调整中标利率。3月以来，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的波动较小，并没有投放逆回购资金熨平波动的客观必要，因此人民银行仅于3月30日进行了一次“利率引导”式的逆回购操作。在5月MLF利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考虑到新LPR报价以MLF利率为主要参考，王青预计，5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保持不动的概率较大。“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央行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适度让利，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报价小幅下调的可能性。”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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