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 这次疫情的冲击力度非常大，有些程度上可以跟1929年相比，美国股市的调整，下调速度之快已经破了记录，一周时间内美股下跌30%。跟1929年和2008年不同的一点，下调30%之后，美股又反弹25%，从大的熊市又反弹到牛市，速度之快，绝对创下历史记录，之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也反映了这次冲击的性质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次的衰退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之后再引发大萧条？至少在美国市场上相对比较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也是相当乐观的，表示明年会反弹，会不会演变成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争议。 第二，中国表面上比海外更早地控制了疫情。对中国来讲，要过三道槛：第一道槛指疫情下阶段性的供给冲击，现在已经结束了。1、2月份很多地方停产，中国生产受到很大冲击。第二道槛指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外需冲击，海外订单被取消。很多人认为二季度反弹的可能性很小的原因就在于海外出口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面临的是这种冲击。第三个冲击还没看到，疫情之后全球会出现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中国各个行业进出口依存度非常高，特别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它们都跟全球疫情密切相关。 当然，美国真的要去中国化也是非常难的。第一，中国进出口在全世界占比非常高。第二，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大部分商品的比重非常高，例如手机占比70%，笔记本电脑占比90%，玩具占比84%，如果取代中国的商品，比如自己重建产业链，本国生产，甚至从其他国家进口，也要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个风险不得不防，尤其医药产品。 现在来看，财政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也非常大，研究发现，现在谈论的特别国债，3万到5万亿规模的国债要花到哪里去，一方面当然是保民生、保就业，最低限度要保证这方面。另外一方面，这笔钱可以在经济建设上投入，另外就是消费券。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本文作者：周延礼（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保险业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为助力抗击疫情，保险业捐赠了近4亿元的物资和款项，同时也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媒体记者等提供超过万亿的专项保险保障，更是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延长保险期限，取消理赔医院限制等特别举措。 目前我国的抗疫压力逐步缓解，但随着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断地扩散蔓延，仍然给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在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难以预测。 而从保险监管角度观察，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保险业的引进风控工作的统筹。一是继续加强疫情期间保险服务工作，及时做好疫情的防控。二是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应对疫情的挑战符合保险原理的保险产品。三是可以运用信息科技手段，创新保险服务方式，推进了复工复产所需要的科技赋能适应非接触经济模式发展的需要。四是简化程序，提升服务效率，督促保险公司开设理赔的绿色通道高效地满足复工复产的企业的保险的需求。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加大保险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继续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保险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 如何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对保险业来讲是一个新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了健全了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中央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为健康保险助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政策支持。中央政治局更是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形势，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并首次提出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运出来的“六保”。保险业要深入学习，要按照“六保”的要求开展工作。 此次疫情倒逼我们研究相关政策落实的问题。总的来看此次疫情更加凸显出保险业，特别是健康险在公共卫生管理当中作用。健康险和互联网+这种模式的融合发展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世界可持续发展中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下一步，全行业在已出台政策落地、落实的基础之上，继续引导保险机构加大支持的力度，积极对接和保障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保险服务，更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保险科技应用助力健康保险参与突发公卫事件风险管理 针对此次疫情，保险业迅速开发相应的一些保险产品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等水平，显现出重要的作用。 根据调研，1-2月份的健康险用户层面出现了三大优势，一是从用户年龄上来看，90后的群体购买健康保险的人数快速增长，老年群体对健康险的关注度有所上升。二是从职业上划分来看，物流、快递、网约车从业人员群体投保意识快速上升。三是从用户的地域分析，三线及以下的这些城市，用户投保的意识被唤醒。订单量的增长、增速已经超过了一二线城市，保险市场的下沉发展值得关注。 健康险的业务既有创新的产品形态，又注重保障功能，同时还改革支付方式。提升了健康保险产品的可能性。健康险业务可以通过保险科技来提升保险产品的定价和风控水平，拓宽保障的范围。可以预见，在疫情过后会有更多相关、潜在的投保人士涌入到这一赛道中来，这对于健康保险在现场发生的趋势将会加快与科技的结合将会更加紧密。 同时，技术发展正在为保险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契机。未来科技将进一步赋能健康保险，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渠道拓展、精准营销、差异化服务、产品设计、精算定价，运营优化、风险控制，还有医疗健康管理等方面都能够显著地提升保险服务。 抗击疫情金融科技价值凸显 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社会各界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保险领域，保险的意识迅速提高，参保人数也陡然增加。这倒逼保险行业进行思考，保险科技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未来怎么样实现转型发展？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观察，保险业利用了互联网医疗技术，通过保险+医疗的模式，积极地参与了全社会的健康管理、疾病问诊、治疗。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保险产品也完善了人身保险的责任范围，尤其是健康保险产品的保障体系，将各类传染病以及相关的各类疾病的规范化，纳入了保险责任的范畴。从经营管理角度分析，此次疫情还促进了保险机构运行朝线上化转变。 今年上半年，中国保险业整体业务下降超过13%，但仍有接近3%的正增长，这得益于保险科技的发展。此次疫情对保险业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个人认为保险业的反弹会是v型反弹，预计全年的保险业务增长仍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金融、保险科技在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刺激潜在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健康保险业务的形态。此次疫情促进了保险机构向线上化的转型和健康保险长期可持续发展，打造了健康险的生态链，消除了消费者的一些担忧，更好地提供了健康保障服务。 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科技赋能保险的作用日益凸显，而对于线上线下的业务如何联动，金融产品如何快速创新，如何利用电子渠道线上服务，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抗击疫情延展服务，如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一些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3月15日，美联储第二次紧急降息至零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23日宣布对购买的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BS）不设上限，标志着美联储“零利率+无限QE”的“王炸”组合形成。与之相比，中国央行被认为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显得较为保守。那么，美联储火力全开，中国央行要不要跟呢？ 一、美联储大招频出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2月27日至4月8日短短六周时间内，美联储扩表1.92万亿美元，美联储总资产升至6.13万亿美元，相当于去年美国名义GDP的28.6%。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值看，都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峰值4.55万亿美元（2015年10月14日）和25.9%（2014年末）。然而，美联储走到今天，也是苦乐自知。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的后遗症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QE”组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中，伯南克离任之前释放了QE退出的信号。耶伦2014年初接任后开始减少并停止资产购买、五次加息、持续缩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鲍威尔2018年初继任后连续加息四次并缩表，但2019年为应对贸易局势紧张的冲击而三次仓促降息并重启扩表，中断了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到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不到2%，美联储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仍将近20%，远高于上次危机前6~7%左右的水平，较前期高点仅降了约6个百分点。 以往每次降息周期，政策利率都是从百分之五六往下调，而今年两次闪降就已至零。在3月15日推出零利率并重启QE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排除了负利率的政策选项，资产负债表操作就成了美联储的不二选择。当美股四次熔断、发生股灾后，美联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证明其工具箱里确实还有“弹药”，才有可能阻止股灾演变成“信心危机——信用紧缩”的流动性螺旋。因为从上次危机的经验看，一旦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发生机构被挤兑乃至倒闭，则救助成本将会显著上升。 （二）与美国疫情应对政策出台的次序和搭配有关 上次危机中，美联储大举购买有毒资产，支持了经济金融稳定，促成了美股长牛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景气。但这次疫情蔓延是新冠病毒所致，对此美联储无能为力。同时，货币政策能够刺激需求，却解决不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直到3月11日晚特朗普总统电视讲话，发布旅欧禁令之前，美国政府对于疫情扩散风险总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这令3月3日美联储的闪电降息按下了“恐慌键”，当天美股不涨反跌。9日，与油市崩盘叠加，触发了年内美股第一次熔断；12日，因旅欧禁令又触发了第二次熔断。13日，美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才正式全面进入了抗“疫”模式，当日美股不跌反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货币政策只能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却不能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后者主要应该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而财政计划需经过繁琐的、不确定的立法程序，在国会多次被搁浅。时间不等人。美联储不得不冲锋在前、单兵突进。3月15日，美联储二次闪电降息至零并重启QE，进一步加重了市场恐慌；次日（16日）和18日，触发了美股年内第三、四次熔断；23日，宣布了无限QE的措施，但当天美股依然下跌。 随着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顺利过会，公共卫生政策防控为主、财政货币政策对冲为辅的一揽子疫情应对措施全部到位，才缓解了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自3月24日以来，美元指数、泰德利差（即3个月美元Libor与3个月美债收益率之差）和市场恐慌指数VIX等高位回落，美股大幅反弹，美债和黄金价格也止跌回升，无差别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逃向美元现金流动性的市场乱象才暂告平息。 综上，由于应对措施次序本末倒置以及缺乏财政政策配合，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并不买账，迫使美联储一条血路杀到头，以免股灾滑向金融危机。美联储这种破釜沉舟的打法只适合速决战，而一旦陷入持久战，则每次政策效果不彰，都会损害其市场声誉，增加其救市成本。 二、中国央行所处环境在某些方面要优于美联储 （一）中国央行是少数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主要央行 一是中国的政策性利率依然为正值，且离零利率较远。如截至4月20日，一年期MLF利率为2.95%，一年期LPR为3.85%。 二是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法定存准率平均为9.4%，在国际上仍处于较高水平，也高于本世纪初中国遭遇资本大量流入、储备持续增加之前6%的水平。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引导银行给民企和中小微企业放款，还进一步拓展了存准率工具的运用空间。 三是中国央行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较高点已回落近30个百分点，低于上轮资本流入启动之前的水平。下一步，按照 “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的工作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结构性工具创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曾有人建议，刺激政策要出手早、出拳猛。然而，这次大流行百年一遇，全球都缺乏现成经验。至少，起初我们并不清楚拐点在哪里。如果那么干了，很可能在疫情第一波冲击时，央行就已把“子弹”打光。那么，碰到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酿成的第二波，甚至还可能会有第三波、第四波冲击，陷入弹尽粮绝质疑中的央行将会被置于险境。这很难说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好。 （二）中国央行没有流动性救市之虞 美联储发射“超级火箭炮”的一个现实考虑是阻止股灾演变成流动性危机。但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首先，货币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至4月17日，中国境内的DR007日均为1.882%，较年初至1月23日回落了57个基点。当受疫情扩散影响，股市震荡加剧时，没有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2月20日至3月23日，美股遭遇了七连跌、四熔断，发生股灾，但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日均泰德利差（即3个月Shibor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差，衡量市场流动性和信用松紧程度的常用市场指标）59个基点，低于年初2月20日日均89个基点的水平。 其次，股票市场交投活跃。尽管受海外股灾的影响，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同期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1.01万亿元，高于年初至2月20日的日均7844亿元。同期，上证综指跌幅3%以上的交易日仅占到17.4%，远低于道指该项占比47.8%的水平。而且，即便国内股市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却未像2015年股市异动时期那样出现大面积跌停，股市流动性枯竭。 再次，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自1月底暴发疫情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加剧，围绕7比1上下波动。尽管如此，一季度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482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的顺差166亿美元。3月10日（美股第一次熔断次日）以来，美元指数飙升，非美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带动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重新跌破7，但市场预期基本稳定。3月10日至4月17日，境外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平均为0.58%，略高于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1月20日日均0.38%的水平。 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1月底就出台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这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最大，但也是阻断疫情传播有效的措施。后面再出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经济对冲措施，是给市场“糖”吃。二是抗“疫”之初适逢春节长假，中国得以用较低成本实现了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同时也给了金融市场较长时间的冷静期。故股市以2月3日复市首日一次性大跌，基本完成了对疫情第一波冲击的风险定价。三是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层面统筹规划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整体配套推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工作协调配合，形成了政策合力。这又给国内金融稳定进一步提供了基本面、流动性和信心的支持。 三、中国央行这次本已领跑全球疫情应对 长期以来，市场将美联储操作视为中国央行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但这次恐怕是落伍了。 （一）两国货币政策的节奏不同 由于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故中国央行从2月3日起（春节假期之后）就进入了抗“疫”状态。而美联储直到因疫情海外加速扩散，才在美股2月底七连跌之后，于3月初开始进入疫情应对状态。 3月15日（周日），美联储宣布二次紧急降息到零，国内市场预期中国央行次日将跟随降息。但当天，中国央行MLF操作的政策利率没有下调（20日LPR利率也没有下调），这似乎令市场略感失望。其实，3月13日，中国央行已先于美联储宣布了金融普惠定向降准措施，于16日正式实施。16日，DR007应声跌破2%，到24日最低跌至1.14%。在现有政策有效果的情况下，没必要进一步加码的政策逻辑有其合理性。 （二）两国所处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 目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进入经济社会活动恢复正轨的阶段。而美国疫情扩散正处于高峰期，还在实行较为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限制人员流动和企业开工。 现阶段，美联储主要是要避免市场流动性危机，维持企业和家庭资金链不断。而这是2月份中国央行所做的工作。当时，中国央行出台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金融市场如期正常开市，确保金融服务不间断。 当前，中国央行主要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给了货币政策更大空间，也给了中国央行更多底气。 （三）两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同 从量上看，一季度中国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是1比3.5的乘数效应；从价上看，3月份国内一般贷款利率比上年的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百分点，明显超过了MLF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 相比之下，从量上看，一季度美联储投放了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是5000亿美元，大概是3.3比1；从价上看，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代表融资成本的非金融企业票据利率比去年年末只下降了0.17个百分点，降幅远远小于降息的幅度。显然，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高于美国，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四）两国央行都在致力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零利率之后，美联储于4月9日公布的2.3万亿贷款计划中包括：向为小企业提供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通过主街（Main Street）贷款便利措施提供至多6000亿美元的贷款，确保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扩大一级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以及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的规模和范围，支持多达8500亿美元的信贷。 这与前期中国央行通过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抗“疫”保供、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畜禽养殖、外贸行业等的信贷支持，可谓异曲同工。 四、中国央行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的关系 （一）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而非在金融体系空转，滋生资产泡沫 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的优势在于集中决策，有利于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传导，不利之处在于风险过于集中。美国3月底通过的2.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有3500亿是让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这立即遭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普遍反对。一季度，中国M2和社融增长超预期，与近期国内股市波澜不惊形成鲜明对比。相反，美股在大水漫灌之下大幅反弹，迅速结束了技术性熊市，但银行信贷却增长缓慢。下一步，中国央行将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引导银行向企业让利，并加大小微和民企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既要避免信用紧缩加速经济下行，又要避免信用宽松造成普遍的通胀预期 其核心在于保持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大体匹配。截至3月底， M2同比增长10.1%，增速较上年底高了1.4个百分点，为2017年4月以来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1.5%，增速较上年底高了0.8个百分点，为2018年9月以来新高。这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思路。但鉴于中国面临结构性通胀压力，因此，既不让市场出现“钱荒”，也不让钱“变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关键是要拿捏好度。这是门艺术。 （三）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避免杠杆率过快上升 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宏观杠杆率毫无疑问都会上升。但中美国别风险是不同的。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通过杠杆挪移——私人部门杠杆公共化、公共部门杠杆国际化，对外转嫁危机。欧元区与之比较，也是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央行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妥善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挑战，避免疫情冲击演变成长期影响、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导致国家风险溢价和企业融资成本的中长期上升。 总之，与孤注一掷的美联储相比，中国央行显得更加冷静克制，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二者各有千秋。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措施，并对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的韧性充满信心。 最后，谨以去年底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观点作为本文的收尾。他在文中上指出：“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本文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在沙漠里待久了，谁都会望眼欲穿地渴望绿洲的出现。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恢复经济逐渐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时，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在翘首期盼一波“报复性消费”的降临——经营者好好挽回一下疫情期间的惨重损失，消费者尽情释放一下压抑许久的需求，而国民经济重回正轨似乎也要借力于此。不经意间，“报复性消费”已然成为一个时髦词，被市场寄予厚望。 然而，在期待之余，另有不少人对“报复性消费”何时兑现、如何兑现心存疑虑，甚至认为这一说法是个伪命题。 那么，究竟有没有报复性消费？它到底会不会来？我想在本文中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很多坚信报复性消费会如期而至的人，其理由都来自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往事。 从时间轴来看，非典疫情始发于2002年12月，在2003年第一季度的冬春之交逐渐蔓延开来，二季度的4月和5月达到高峰期，并于6月份逐步得到控制，三季度后疫情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我国消费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变化，这从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Wind数据显示，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当月同比增速看，其数值在非典爆发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3月、4月和5月分别为9.3%、7.7%和4.3%，不过在6月之后开始逐渐回升，并重回平稳运行态势，而后来的增速更是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至于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当月同比数据，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走势（参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对比服务业中的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的当月同比增速可知，后者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前者，而住宿餐饮业增速在疫情结束后也出现了大幅度反弹（参见图2）。 一言以蔽之，非典疫情着实给消费市场带来了负面冲击，不过这些影响更多的表现为短期。从长期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向好及彻底过去，消费活动不仅会重回正轨，后续的增速甚至还要高过疫情之前。 如此看上去，“报复性消费”似乎真的存在。也正因为是这样，市场上很多分析人士都乐观地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会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而在朋友圈、微博以及各大论坛里，说到“疫情结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排名靠前的答案大多为“吃火锅”、“出去浪”，仿佛更加印证了大众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对于后面“报复性消费”剧情上演的期待，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 1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上演，无论是发现病例的时间，还是新冠病毒的起源与特性，此次肺炎疫情与非典颇有相似之处，因而非典时期的种种经历很容易被人们视为“以史为鉴”的论据。 如果把报复性消费比作一株绿植，那么它的种子必须要在合适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然而，毕竟是时过境迁，眼下与当年虽有相似，却也大不相同。客观地讲，今天的“土壤”能否如人们所愿地让种子开花结果，我们还不得而知，只因有三大“绊脚石”在阻碍着报复性消费的到来： 其一，疫情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远胜当年。 就非典疫情而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中国香港1755例，中国台湾665例。不难发现，我国是非典的重灾区，某种意义上讲，国内疫情一旦根除，全球疫情基本也就结束了。事实上，自2003年6月24日我国防治非典工作获“双解除”开始，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就迅速重回正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反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我国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力，仅仅耗时两个月就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形势，而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各地学校的错峰开学都在稳步有序地推进着，但海外疫情形势的严峻却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28日15时，21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过300万例，其中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了1/3，且并没有表现出上涨放缓的趋势，疫情何时彻底结束更是不得而知。受此影响，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对我国来说，这些情况显然不是好事，我们既要承受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又要面临外需长期疲软的困境，国民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肉眼可见。反映到居民身上，便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以及对用人单位降薪裁员的担忧，进而引起消费信心下降（见图3）。此外，出于避险心理，人们往往更愿意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而这种心理要持续多久，同样是未知数。 这就好比一个人屏住呼吸1分钟后，会报复性地大口喘气；可若是屏住呼吸3分钟，人可能会直接陷入昏迷，呼吸微如细丝，大口喘气尚且不可，还如何有心情去“报复”？ 其二，经济发展阶段大不同于2003年。 非典疫情时期，恰逢我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在国内城镇化提速、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民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整体上行，即便是受到了疫情影响，全年GDP依然完成了9.3%的实际增速。经济形势大好，民众对未来经济预期持续乐观，“报复性消费”自然不在话下，而消费市场也得以保持良好增势（见图4）。 不过，自经济新常态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换挡，近几年的GDP同比只有6%上下，与之相应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日趋下滑。原本大势就如此，再加上新冠疫情冲击，消费市场的强势反弹可谓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现今的产业结构也早已发生质变。2003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占GDP比重刚刚超过42%；而到了2019年，第三产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比近54%（见图5）。需知，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正是集中了餐饮、酒店、旅游、文娱的第三产业，其复苏之路更是要慢于工业，这便决定了此次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过2003年，提振消费市场的难度也会因此而增加。 其三，居民处境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改善，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距离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子已是近在咫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人的负债率也在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只有16.2%，但2018年该数值增至53.2%（见图6），这与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房租等因素不无关系。在居民生活成本高企的同时，收入增速却在持续降低。每个月的房贷房租等大额刚性支出的“挤压”，叠加疫情之下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人们的消费自然不像2003年那般容易提振。 综上所述，鉴于眼下形势的错综复杂，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恐怕没那么容易到来。 3 话说回来，我们也无需过于悲观——虽然“报复性消费”不容易发生，但“补偿性消费”总还是可以期待的，而这个“补偿”的动力来自于线下。 疫情期间，大面积的居家隔离与外出频次骤减重创了线下消费市场。尽管线上消费需求呈现出全方位井喷，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线下才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绝对大头，疫情之前约有75%的零售总额都是在线下完成的。如此一来，一季度消费市场的不景气，直接原因正是在于线下的低迷，这其中有很大程度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非人们没有消费需求。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宅家高峰”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进入稳定阶段，大部分单位复工复产，出行也越来越便利，人们在线上无法获得的服务式和体验式消费意愿已经重新开始萌发。从百度指数的搜索结果上看，自3月下旬起，与线下消费相关的KTV、电影院、旅游、餐厅等关键词的搜索频次都出现明显回升，有的甚至还要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见下图）。足以证明，广大消费者对于线下消费的诉求日趋强烈，而疲软已久的线下消费市场正在迎来恢复期。 消费意愿要想成真，首先需要消费行为能够实现。好消息是，从全国范围来看，防疫歇业政策已明显放松，许多大型购物中心、餐馆、公园、景区等消费场所都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交通方面，随着北京应急响应级别的下调，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之间的日常往来几乎都可以通过绿码验证而无需隔离…… 可以看到的是，国人线下消费的阻力正在不断减小，消费场景和路径也正逐步得到修复，曾经停业的线下消费场所正重新进入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之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季度开始消费市场必将出现反弹性的回升，虽然未必能达到“报复性”的效果，但重回正轨不是问题。 当然，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与一切生产经营行为的终极目的，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时，与其坐等消费市场的回暖，不如主动出击来促进居民消费，这也是为什么近期很多城市都在发放消费券、鼓励周末2.5天休假的原因。 不过，仅靠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并不能为消费市场的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从长期来看，促消费、扩内需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还需要从多个维度予以发力：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等。 疫情终会过去，街头巷尾的火锅店会重新热闹起来，街边的喜茶店也会再次排起长队。但不管怎样，经此一“疫”，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美好生活的可贵，更加珍视平淡背后的不平凡。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疫情冲击下地产需求的“四步走” 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分阶段的：（1）隔离期需求被冻结。（2）复工后的修复期。3月以来商品房成交量从底部逐渐恢复，到4月恢复至近年同期六成左右。（3）疫情对需求的二次冲击。在停摆1个多月又遇海外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受到影响，这又会抑制对房地产需求的修复。（4）经济重建和宽松政策提振需求。随着疫情的过去，海外经济进入重启阶段，国内经济修复速度加快，企业与居民的预期改善，又会导致地产需求的扩张。不过，第四阶段的到来会相对缓慢。 整体而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短时间要恢复到以前水平还是比较困难。 稳增长还需房地产 房地产跟稳增长密切相关。将房地产投资周期与名义GDP、PMI、PPI、企业盈利、产成品存货等经济中的重要变量作比较，可以发现在过去几轮周期中，房地产投资周期与上述变量密切相关。房地产在经济中扮演重要一环，过去每一次经济不太好的时候，房地产一放松，然后经济就相对平稳了。 房地产为何能稳增长？其一，房地产带动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增长。其二，房地产跟很多行业相关，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三，最关键的是以地价为基础扩张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房价涨主要是地价涨，地方政府不仅仅是靠卖地获取了财政收入，它可以以土地作为质押品去发债，去获取银行的贷款。全社会的资金通过房地产这个平台其实都进到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里面去了，以此去扩充它的资产负债表，实施基础设施的扩充，实现了稳增长。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 目前居民没有处于过度信贷状态，房地产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中国居民杠杆率缺口在2018年以来在零附近波动，在疫情之前甚至是负值，表明居民没有出现过度信贷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指标看的话，短期中国房地产如果继续向上发展，还看不到太大风险。 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房地产向下调整的风险：（1）目前中国的家庭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2）部分房企资产负债率较高、偿债能力较差。（3）房价上涨预期正在起变化。不管是从居民预期还是市场预期，过去“房价永远只涨不跌”的预期正在起变化，未来还是要更多的警惕价格的下跌。 房地产政策需要因城施策。房价的下跌可能会导致质押品、信贷、金融、地方债务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风险，所以提出的政策还是因城施策，不要一刀切，避免价格往下剧烈波动，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 避免房价的过快上涨和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是有区别的。我们一直都是避免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要去抑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行业确实空间比较大，城市化的进程，对未来中产阶级朝着七亿走、实现2035年目标，是起着支撑的作用。关键是行业的发展，避免价格的上涨超过居民收入的上涨，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国开行这种方式建立共有产权房。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并在“六稳”的基础上提出要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保”是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就业都位居首位。解决就业问题、保住老百姓的饭碗，需要保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如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如果市场主体因为疫情冲击而“枯萎”，那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可能从短期延伸为长期。“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单位。近年来，在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私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就是工业链条完整，能够满足研发、设计、生产、商业化各个阶段的需求，也能适应全球产业链的复杂分工。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负增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的降幅为9.6%，甚至超过了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和疫情防控期间二产停摆时间较长以及国外疫情蔓延有关。疫情引发了对全球需求衰退和产业链外迁的担忧，因此，保市场主体也有助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市场主体需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在我国众多类型的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是最容易被疫情“冲垮”的经济单位。从就业看，应高度重视小微企业。首先，第二产业中，私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尤其是其中的小微企业。尽管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有所下降，但私营工业企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18年末为51.9%，比2013年末提高7.2个百分点。其次，服务业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部门，而服务业中的小微企业众多。2019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6大传统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娱乐、租赁服务）中，个体户和大多数法人单位以小微企业为主。面对疫情，大企业也会面临挑战。由于船大难掉头，大企业比较缺少像小企业、个体户那样的灵活调整的能力，运营成本也更高，但与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资本积累也更多，抗击疫情冲击能力较强。而小微企业很容易在疫情冲击下倒闭。 保市场主体要尊重市场，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放活经济组织形式是保市场主体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等流动群体及下岗职工等困难群体的再就业意义重大。放活经济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鼓励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缓解疫情对企业经营、就业和经济的冲击。 政府部门和市场应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可能迫使其裁员，也会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成本的效果。目前我国采取了临时性的社保减免措施，应根据经济恢复的情况对这一措施的实施期限予以适当延长，并在此基础上，下调或取消对小企业（如10人以下的企业等经济主体）的最低工资限制。此外，也要因地制宜地掌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之间的平衡。 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市场主体，就保住了经济增长的源头。因此，保市场主体与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一脉相承的治本之策。 本文原发于经济参考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郁琼源)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要求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 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各项政策，让企业得到更多实惠，稳定就业岗位，减轻疫情对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保障基本民生。 会议要求，要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诉求，及时推出和完善相关政策。一是针对目前疫情尚未过去的情况，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延长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相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延长免征增值税时间。更大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二是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亿元基础上，再按程序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三是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措施。对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其多渠道融资，并创设政策工具支持银行更多发放信用贷款。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认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对于已出台的8个方面90项纾困措施精准扩面、落地见效，围绕“六保”任务，有针对性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交通运输和生活服务业、快递业，延长相关税费实施期限。 “小微活，企业活，就业才多。这既是保就业，因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就业的蓄水池；也是保民生，有收入，才能敢消费；更是保市场主体，特别是对存量贷款推迟还本付息，让中小微企业可以缓口气，帮扶纾困效果明显。”张连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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