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消费升级作为一个热门词汇，频繁地出现在消费研究领域。我们都在说消费升级，何以定义消费升级？ “用户不再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但会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买单，茶的故事和意义已经超越喝茶的本质需求。” 消费升级的主要逻辑体现在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上，当人们在消费时，不再只追求商品，而是追求品质和服务，不再买“更便宜”，而是买“更好”，这就是消费升级。 自2014年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一方面，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在居民消费中，必选消费与可选消费一降一升，2019年居民旅游消费占消费总支出比例达到18.8%；另一方面，消费对我国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极为显著，以文化产业、信息咨询、电子商务、养老服务、旅游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加快增长，比重不断提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升级。 可以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产业创新应用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新一轮的消费升级。而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亟需把握住消费升级的持续推进。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中最重要的一员，又该如何助推消费升级或者为消费升级服务？ 消费升级中，银行是一个什么角色？ 谈及消费升级，必然关系到产业升级，虽然二者的先后顺序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难解，但毫无疑问的是，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关系。而对于银行而言，则分别从两个方面支撑和带动着消费升级。 在需求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导，银行主要以提供多样化消费金融产品的方式，促进着消费的升级。而对于供给端的产业升级，银行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以银行的信贷产品为例，银行通过加大对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的信贷支持，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带动资本流量和存量的变化，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的供给和配置，最终助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见图1）。 银行支持直接作用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在供给端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进一步作用于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又可以再次引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银行支持不仅是消费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消费升级的充分条件。 由此可见，以产业升级为中介，银行支持与消费升级之间存在着“银行支持↔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银行”的互动关系。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消费升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为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国外银行是如何支持消费升级的。 国外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经验 “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产业革命和金融的关系。 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历次消费升级伴随的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中，银行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银行不仅采取风险投资、私募业务、低息贷款等手段引导资金投向，还通过全面化的综合服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助力消费升级。 当然，各国银行体制的不同，也使得银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1、美国：保障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银行支持路径 作为全球消费市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一整套有利于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文化、制度和政策环境。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和资金持有者，在不断的消费升级中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 其一，全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1983年，美国成立了专门服务于高技术企业的商业银行——硅谷银行，为当时尚处于艰苦创业、资金缺乏、信贷无门的硅谷科技公司服务，此后硅谷银行也一直专注于高科技投资，为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金融创新空间。 其二，混业经营下的投资产业战略。银行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采用多样化的投资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信贷类公司，进一步刺激消费，满足市场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在供给端，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催化了一大批以咨询、金融、信息、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 以硅谷银行为例，其成立以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直接投资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成为股东或合伙人。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咨询顾问委员会，为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本身提供商业银行服务。这些服务既降低了融资成本，又优化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些小规模的新兴企业正是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关键。 据统计，二战以来，美国95%的科技发明和创新与小型新兴企业有关。英特尔、微软、雅虎、网景、亚马逊、苹果等都曾受益于银行业风险资本的介入而得以快速发展。美国银行业参与风险投资的60%~70%集中于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如信息、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生物工程等，正是这种投资结构有效提高了美国整个产业体系的质量，成功推动了美国产业的升级和新经济的形成。 而相比于银行资本的风险投资，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则体现的更加直接。例如，2018年JP Morgan（摩根银行）与亚马逊联合开设混合账户，从而帮助亚马逊做大贷款业务；亚马逊则将贷款贷给其平台上进行销售活动的小卖家，进一步加快版图扩张的脚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走上消费金融之路。同年，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银行）与沃尔玛合作，推出改版后的新信用卡，为在线购物和使用移动应用结账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回报。第一资本利用其在产品多样化方面的优势，突破了信用卡领域的局限，为合作伙伴沃尔玛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其线上支付的业态升级。 从实践结果来看，美国银行在以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重心的主方向上，采用风险投资等为主的有效路径，在过去几十年内，成功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形成、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顺推了消费升级。 2、日本：长期低息贷款的银行支持路径 相比于美国，日本是一个后发的、赶超的、政府主导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与美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同，日本产业在升级转型之路中长期受益于低息贷款，因此十分依赖银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银行体制（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作为其主银行的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 根据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的解析，日本的消费文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所谓的“四个消费时代”。毋庸置疑，在历次消费升级中也都伴随着产业升级，日本在这方面典型的发展模式是，先低价大量购买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然后进行模仿式创新，通过“后发效应”在短期内达到产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银行为了切实保障追赶欧美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和企业生产活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为企业提供巨额资金。在日本产业升级的快速发展时期，日本企业来自银行的融资超过90%，形成了日本金融中的“超借”现象；而与企业“超借”现象相对应的是银行的“超贷”，银行直接贷款充当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准备金。同时，日本银行为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为“倾斜式生产方式”的产业政策的推行提供资金支持。主银行根据政府制定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通过限定最高利率、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民间金融机构，令它们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巨额资金，此举不仅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还确保了产业投资效益。 第二，优化信贷方向，在产业类别上选优逐劣。进入日本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由于传统产业的萎缩，法人企业部门的资金不足减少，而第三产业却成了最大的资金短缺部门，这一现象成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短板。日本银行通过对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引导衰退产业有序退出，护航产业结构的转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通过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对文化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建立融资担保体系，以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主要承担信用保证人职责，保证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抵押融资，为轻资产属性的文化产业提供融资便利，推动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正因如此，日本以动漫、游戏、影像、新闻出版业、音乐产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发展遥遥领先，是其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可见，日本银行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向支持在产业升级和甚至消费升级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主银行体制的优势。主银行体制有效促进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紧密结合，成就了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日本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主银行体制中，银行与企业共同分享信息资源，有效地克服了银行和企业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和潜在威胁成本，避免了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长期设备投资和大规模贷款。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在其特定的经济环境与国情下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日本快速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追赶欧美国家的步伐。 3、德国：全能银行制度下的银行支持路径 德国是世界上实行金融混业经营最为典型的国家，其金融体系采用的是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制度。政府给予银行极大的经营空间。德国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德国企业75%的债务融资来自银行，全能银行的业务模式不受金融业务分工限制，既能提供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服务，又能全面经营证券、金融衍生品、保险业务和其他新兴金融业务，同时还可以开展实业投资，进而为德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可以窥见，德国银行在其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时代背景下，扮演着全能而至关重要的角色。 德国银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公司治理，更深入了解企业信息，有助于银行优化信贷资源，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全能银行可以通过长期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股份、人事渗透、代理投票等方式，在企业融资和参与公司治理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资料显示，1992年，在德国最大的24家上市公司中，由银行所控制的投票权高达84%，德国三大银行的代表在工商业兼任的职务高达1500多个。 另一个特点就是德国银行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从某种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手段以促进产业升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专门负责支持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除了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风投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KfW就提供了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最后一点则是全能银行强大的服务功能。银行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与企业进行了更加直观深入的互动，解决了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利用其明显的资金优势对新兴产业降本增效，为产业升级持久赋能。 以美、日、德三国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路径与经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各国银行的主导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产业升级中的贡献、采取的支持方式参差有别、各具特色，但相同的是，银行都在激发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平稳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升级与优化离不开银行业的资金和资本，随着我国新一轮消费的升级，银行的支持也当然尤为重要。 虽然国情不同，银行体制不同，但其他国家银行在消费升级中的作用，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信贷业务。美国作为消费金融的发源地，在面对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时，与时俱进地深度挖掘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设计了多种专属金融产品。根据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供服务型的消费金融产品，像出国旅游、个人健康、出国深造、参加境外培训等，弥补服务型消费金融领域的空白。 第二，大力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针对这一点，美国建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和硅谷银行，日本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参与初创企业基金的投资。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虽然重点强调金融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但不论是资金、资本的支持上，还是企业管理上，都远远不足。 第三，采取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一直以来，国内银行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或许可以借鉴美国适当采用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金融公司刺激消费；在供给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有效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导向为供给端赋能。 第四，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日本银行追求信贷投向的前瞻性与引导性，用资金投票，支持先进产业，淘汰衰退产业，对企业选优逐劣。我国银行可以采用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从而实现优化资金导向，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阶段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信贷配置方式，有针对性地投入信贷资金。 第五，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我国的文化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内容相关的知识产权、版权等无形资产难以被评估，这导致银行难以展开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服务。因此，我国银行亟需根据文旅产业的特点和文化产业融资特征，开展金融创新。例如设计以无形资产质押的金融产品，日本动漫产业中基于产业链的融资模式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金融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 第六，全面的服务功能。不同于美国要建立中小企业保障制度，德国银行利用其全能特性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不仅能够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治理，还具有强大的资金聚集能力。我国银行可以从中选择性借鉴，通过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更近距离地对接中小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难题，从而助力产业的生产活力，顺应消费升级的积极导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消费升级浪潮，均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的演变也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升级的浪潮会是精彩纷呈还是来势汹汹，我们不会知晓。但是再一次站在消费升级的风口，我国的银行有责任也有激情，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灵感，并通过不断追赶与创新，建立与现代消费市场相适应的银行支持体系，有效促进和护航消费结构的升级，沉稳地迎接消费升级大潮的到来。
意见领袖丨王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结存的压降，对全行业的资产投放的量或种类，乃至社融，还是会有轻微的不利的影响的。 一、几个数据 今年以来，银行结存发行量较大。根据央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数据（信贷收支表不是资产负债表，因此这里的数据跟资产负债表略有差异），今年前4个月，银行业结存增量为2.5万亿元，月末余额为12万亿元左右。 从简单的货币银行学原理上看，前4个月，信贷通过信贷投放、购买债券等方式，派生了约10万亿元的M2。一般来说，贷款刚派生出来的M2肯定是活期，然后借到资金的人，可能直接拿去存为结存，这就是属于典型的“空转”。但也可能是借款人先拿资金去采购、支付，然后最终拿到资金的人，把资金存为结存，这种当然不属于空转。最后，这10万亿元的新增M2中，有2.5万亿元被存为了结存（因此不能认为这2.5万亿元全是“空转”的）。这就是今年1-4月的情况。 再看下这2.5万亿元增量的内部结构。 （数据来源：人行；单位：亿元；“七大行”指六大加国开行） 从银行类别来看，主要是除七大行之外的中小银行增加的。但很多尾部的小银行其实没有做结存的资质，所以主要是中小银行里偏大的银行，也就是股份行和大型城商行发的，我们称之为“中型银行”。 从客户类别来看，主要是对公增得多，2.5万亿元的增量中，超过2万亿元是对公的。这也很异常，因为企业拿到钱是要用于生产经营的，存这么多结存干嘛？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空转的，但我没有直接证据，“疑空无据”。 总之，结存和一般存款全是存款总量内部结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全部存款总量和M2总量，也不影响社融。但大量存款被存为结存，显著提升了银行的存款成本，也进一步制约了银行贷款让利的空间，这才是监管部门对结存一直心存不满的原因。所以，如果把结存压缩，那么其实是可压降银行负债成本的，对银行经营压力有较大帮助。即使银行把腾出来的成本如数转让给借款人，降低贷款利率，那么也有助于企业缓解财务负担，改善经营，最终银行也会受益。 因此，这事从银行业整体上看肯定是好事。 二、结存之困 既然结存会抬升成本，那么为何银行还会发行这么多呢？所以，这背后肯定是有其他原因的。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1）抢存款、抢客户：银行贷款派生存款，存款经过各种流通之后，不是平均分布在各银行的，因为各银行手上的客户账户有多有少。客户基础差的银行，可能不会有什么存款自然留存下来。于是，这些银行就得通过类似结存这些高利率的品种，去别的银行那边抢存款、抢客户。以前承担这种功能的产品还有理财产品（包括保本理财，以及虽是非保本理财但其实也是刚兑的），但现在在“资管新规”要求下，保本理财已经没了，非保本理财真的已经非保本了（近期就爆了非保本理财亏损的例子……），那么这种抢存款、抢客户的主力就变成了结存。有人抢，那么守方也做防守，他们也得发……于是大家都一起发，哄抬了成本。 （2）满足负债结构监管和内部考核要求：监管部门对银行负债有结构要求，比如，同业负债不得超过1/3。这意味着，如果某银行一般存款不够，哪怕同业负债成本再低，也不得不去高价获取一般存款（结存是计入一般存款的）。因此，这也是一些银行高价发结存的原因。当然，很少有银行把这个结构绷到极端，大部分离1/3上限还早，但很多银行同样给分支机构下达了很重的存款考核指标，于是客户经理还是不得不去高价获取存款。 于是，为了抢存款或满足其他要求，银行不得不不计成本地发行结存，从而抬升了整体存款成本。也就是说，银行为了各种目的，相互拼抢存款，导致存款利率上行。如果不这么做呢？那可能会被外面骂成价格同盟…… 三、演变影响 据新闻报道，现在监管部门要求压降结存余额。这意味着，这些存款人的结存首先会到期后变回活期存款，但更进一步，他们肯定是不会放着活期的，后面要考虑他们会拿这钱去做什么。 活期存款大致有几个去处： （1）购买其他替代投资产品，但合适的替代品很少。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其他基金或资管产品等。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极低，但收益率也很低，我不确定它的吸引力多大。而其他基金或资管产品，基本上已经没有保本的了，所以对结存的替代性也不一定大。换言之，现在能完美替代结存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这也反过来证明结存这东西对客户吸引力有多大。可能最接近结存的是大额存单，收益率还行（但低于结存），所以可能主流会存为大额存单。因此，结存先变为活期再变为大额存单，只是银行存款类别变化，没其他影响，而且存款利率下降，对银行构成利好。 （2）拿去投入消费或生产，包括买房。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但肯定不是主流，要不然早消费或生产去了。当然，这里还有个因素，就是房地产的火爆程度。但这个也不会消灭M2，因为它也是转移M2，从结存转移至卖家的存款。 （3）提前偿还贷款。有些空转的资金，无利可套了，干脆就提前去还掉贷款了。这样对银行来说，贷款和存款同时消失，影响业务规模，也导致M2和社融下降。但是，如果贷款利率是低于结存的，那么对银行盈利其实还是利好。 以上只讨论了全行业情况，还得从行业内部结构去看。前文已提及，结存很大程度上是中型银行发行抢其他银行的存款的，如果结存压降，那么对于中型银行来说，如果找不到其他替代品留住客户，客户很有可能会回到原来的银行账户去。这不改变全行业存款规模，但改变存款在不同银行的分布。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类型银行的资产投放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这点存款回大行，对于大行来说并不代表啥，并不会因此多投放太多资产，并且只投放符合大行风险标准的低风险资产；而中小银行失去这些存款，可能就影响了它们的资产投放能力，尤其是风险偏好略高一点的资产。因此，结存的压降，对全行业的资产投放的量或种类，乃至社融，还是会有轻微的不利的影响的。
如果投放的大量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却“回流”至金融体系进行套利，那监管部门的良苦用心就打了水漂。近期，针对这种资金空转行为，监管接连出台措施予以“围剿”。 有市场消息称，监管部门本周窗口指导部分股份制银行，要求其在年底前大幅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 随着央行投放大量资金，债券收益率、贷款端利率均持续下行，与银行存款、理财利率形成倒挂“利差”，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套利空间。 是谁在套利？据 资金空转的外在表现，即是一直受到监管“盯梢”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再刷新历史新高。截至2020年4月末，全国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12.14万亿元，环比增长4.05%，首次突破12万亿元。 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认为，由于大量中小城农商行本身没有衍生品交易业务资质，因此股份行以及有衍生品牌照的头部城农商行是产生增量的主要来源，预计至少有1.2万亿至1.5万亿的增量来自于股份行，这也是监管专门窗口指导股份行的主要原因所在。 虽然企业“薅”银行“羊毛”，但银行这笔买卖并不亏。银行通过低息贷款完成信贷增速的要求，同时结构性存款的增加也助益其完成存款指标，再通过高息贷款等方式平衡整体收益。 对于如何预防企业融资套利行为，某股份行上海分行行长表示，首先还是要关注客户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是客户自身经营产生的需求，是不会产生套利行为的。如果企业主营业务上没有资金需求，那产生套利行为就比较常见。 “从业务角度看，还是要在前期把好关。到了业务层面，靠一家银行就很难杜绝，还是要靠监管牵头一起形成合力，不然一家银行是没法追踪资金去向的。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还是把好关客户关。”他表示。 监管部门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为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6月1日，央行等多部门发布三份文件，新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政策工具通过SPV向银行提供资金用于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延期贷款，从“宽货币”转至“宽信用”，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另一方面，央行开始短暂收紧流动性。6月8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水平与上次持平，考虑到当天有5000亿元MLF到期，实现流动性净回笼3800亿元。 方正证券认为，短期来看，央行收紧流动性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减少套利空间，使得资金空转不可持续。但如果稍微拉长周期，再辅以规范业务的政策配合抑制资金空转，长期利于业务规范。而规范结构性存款带来的套利机会，从长期看是有助于推动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的。
依靠传统业务的息差收入，为湖州银行上市扮出亮丽业绩的同时，中间业务亏损“三连冠”，存贷款集中度高的风险，以及因虚增贷款被处罚等，均折射出这家中小城商行传统业务转型创新的能力欠缺。 湖州银行虽然获得有关方面的“厚爱”，但自己的表现却不太争气。 6月2日，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政府与湖州银行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内，湖州银行将在南浔再投放信贷资金60亿元，力争到2024年向南浔区域信贷总投放余额达100亿元，达到2019年该行712亿元总资产规模的14%。 当然凡事有利也有弊。“湖州银行在非标投资上配置了较大规模的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投资标的以该行授信客户为主，最终投向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集中度较高，信用风险管理压力加大。”评级机构新世纪在评级报告的风险提示中指出。 实际上，地域特色十足的湖州银行，其规模较大的非标投资并没有改变中间业务亏损“三连冠”的囧境。 针对湖州银行存在的上述及其他问题，《》致函公司，获得一些答复。 中间业务连续三年亏损 所谓非标业务，是指金融市场中投向于非标准化资产的业务，如信托收益权、资管收益权等，通常这类业务被归纳于中间业务范畴。数据显示，去年一季度末，湖州银行非标及其他投资金额达到51.78亿元，占资金业务结构比例为24.16% 据银行业人士介绍，投资“非标”业务可绕开银行或债券审批部门，既可为银行带来更高收益，也可使银行在做大“非标”资产规模的同时，不用考虑存贷比的限制，一度在银行中盛行。 “非标投资业务向来就是城商行的主战场。”上述银行业人士表示，“像湖州银行这类城商行‘生于斯，长于斯’，为当地政府平台融资有着天然的优势。” 据年报审计报告，截至2019年末，湖州银行总资产为712.0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分别为17.46亿元、7.57亿元。其中，净利润的主要来源于利息净收入。 以去年为例，实现营业收入17.462亿元，利息净收入则达17.64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101.05%，而这一占比在2017、2018年两年间均超过100%，分别为103.66%和103.67%。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以及银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受市场影响的程度将逐步加大，利差逐步缩窄；同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揽存压力增大，从而增加银行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 “本行的经营业绩与众多商业银行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净利息收入，因此如果市场利率出现不利变动或存贷款利差进一步缩窄，则将对本行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湖州银行表示。 实际上，在当前金融脱媒的大趋势下，中间业务亦成为银行业传统业务转型创新的突破口之一。不过，湖州银行在这一业务创新上总是“掉队”，其中间业务实现亏损“三连冠”。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该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52亿元，较上年末下降近52%。拉长时间来看，2016年至2019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241万元、-0.71亿元、-1亿元以及-1.52亿元，已经持续3年亏损。 对此，湖州银行方面表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主要包括网贷业务、结算类业务和银行卡业务等支付的相关费用。2016年底，本行开始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该业务的平台服务费系根据贷款规模按比例收取。” “随着合作互联网贷款业务规模的逐步增长，本行支付给各合作平台的手续费也相应增长。”湖州银行还表示，“同时，自2019年4月1日起本行对客户电子渠道的业务手续费进行了全部减免，减少了中间业务收入。” 年报显示，湖州银行与网贷业务相关的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为60.5亿，较上一年的46.25亿，增加14.25亿元，同比增长30.81%。 也就是说，银行业视为转型创新的中间业务，被湖州银行用于扩大网贷规模，虽然获得更多利息收入也付出了“代价”——向网络平台支付获客成本。对此，湖州银行解释称，“中间业务净收入为负值对本行经营无实质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和息差普遍收窄的情况下，依靠传统存贷款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提升中间业务收入是每家银行优化业务结构的必经之路。 “如果一家银行的利息收入与中间业务收入的结构不合理，过于单一化，在息差进一步下行或者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下，未来的经营业绩或会受到一定影响。”上述银行业人士表示，“网贷虽然可以在一定程上弥补息差的下行，但是网贷的违约风险也是不可小视。” 以湖州银行为例，超50亿元的非标投资规模，中间业务却连续亏损三年，在让人费解的同时，折射出了中小银行创新业务转型的压力。 在高息揽储受限、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小银行的经营压力加大。如何突破经营困境、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亦成为中小银行面临的难题。 同样，也是湖州银行本次上市核审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以中间业务为代表的创新业务，将是未来银行业利润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曾因虚增贷款被处罚 除此之外，支撑湖州银行净利增长的传统业务也并非“一帆风顺”。 据招股书，2017年至2019年，湖州银行总资产分别为444.13亿元、520.26亿元和712亿元，相比浙江同省其他两家上市城商行宁波银行(12397.19亿元)、杭州银行（600926）(9806.28亿元)，规模较小。不过，湖州银行也有自己“强项”——放贷和垫款。 对应2017~2019年，净利息收入占营收的比重连续三年超出100%，分别为103.66%、103.67%和101.05%。分项数据显示，贷款和垫款是湖州银行净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就难免不在放贷中犯错误。 2019 年 8 月 19 日，中国银保监会湖州监管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湖银保监罚决字〔2019〕3 号)，对本行虚增存贷款的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 55 万元；对本行贷后检查不尽职，部分信贷资金被挪用的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 40 万元；对本行同业投资未严格比照自营贷款管理的行为，处以罚款 40 万元。综上，合并处以罚款 135 万元。 有意思的是，上述数百万元的处罚事实，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反转”。据招股书，2019 年 11 月 12 日，湖州银保监局出具《证明》，确认本行前述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所涉情节非严重情节。 “近年来商业银行因虚增贷款行为被处罚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考虑到一些银行要上市的特殊情况，监管机构通常会按惯例将这一处罚出具情节较轻的背书。”上述银行业人士解释称。 同时，监管机构也为湖州银行操碎了心——一个简单的统计报表总是出现不应该的差错，甚至整改后依然还出错。2018年10月9日，湖州银监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湖银监罚决字〔2018〕6 号)，对本行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数据多次差错，经责令整改后，再次出现错报的行为，处以罚款 20 万元。 从监管机构的处罚内容看，应该不只是统计报表数据多次差错那么简单，若结合虚增贷款的处罚情况些许能窥探出点原由。 存贷款集中的风险 从财务指标看，过去4年，湖州银行存贷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及低水平不良贷款率，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 0.58%。但在这些亮丽的数据背后，也折射出了湖州银行偏居一隅的隐忧。 目前，湖州银行存贷业务规模八成以上都来自湖州地区。据年报，截至2019年，该行湖州地区分支机构发放贷款规模298.49亿元、占该行贷款总额比例的83.45%；湖州地区分支机构吸收存款规模451.79亿元，占该行存款总额比例的89.80%。 “继续保持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通过坚定不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加大下沉经营力度。”湖州银行表示，“深耕本土市场，扩大‘三基’客户群体，提升存贷款业务市场占比，筑牢长期、稳健发展的基础。” 不过，湖州银行也担忧，“如果上述地区经济出现衰退或信用环境和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恶化，可能会对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据招股书，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投向前五大行业的贷款占全部公司贷款的88.67%，前五大行业为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和建筑业，其占比分别为43.44%、14.65%、11.81%、11.60%和7.18%。 其中，湖州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前十大客户中，排名第一的“借款人A”则为房地产业，不良贷款金额为2435.9万元，占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2.45%，而前十大不良贷款总额占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为42.41%。 在招股书中湖州银行亦提醒，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产业调控政策持续实施，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经营效益下降，产品库存消化速度放缓，应收账款规模增长，进而影响企业现金流，甚至超过部分制造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导致归还到期贷款困难。 显然，依靠传统业务息差收入“包打天下”的湖州银行，是时候改变一下中间业务亏损“三连冠”的囧境！
近年来，消费升级作为一个热门词汇，频繁地出现在消费研究领域。我们都在说消费升级，何以定义消费升级？“用户不再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但会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买单，茶的故事和意义已经超越喝茶的本质需求。”消费升级的主要逻辑体现在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上，当人们在消费时，不再只追求商品，而是追求品质和服务，不再买“更便宜”，而是买“更好”，这就是消费升级。自2014年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一方面，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在居民消费中，必选消费与可选消费一降一升，2019年居民旅游消费占消费总支出比例达到18.8%；另一方面，消费对我国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极为显著，以文化产业、信息咨询、电子商务、养老服务、旅游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加快增长，比重不断提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升级。可以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产业创新应用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新一轮的消费升级。而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亟需把握住消费升级的持续推进。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中最重要的一员，又该如何助推消费升级或者为消费升级服务？消费升级中，银行是一个什么角色？谈及消费升级，必然关系到产业升级，虽然二者的先后顺序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难解，但毫无疑问的是，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关系。而对于银行而言，则分别从两个方面支撑和带动着消费升级。在需求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导，银行主要以提供多样化消费金融产品的方式，促进着消费的升级。而对于供给端的产业升级，银行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以银行的信贷产品为例，银行通过加大对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的信贷支持，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带动资本流量和存量的变化，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的供给和配置，最终助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见图1）。银行支持直接作用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在供给端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进一步作用于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又可以再次引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银行支持不仅是消费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消费升级的充分条件。由此可见，以产业升级为中介，银行支持与消费升级之间存在着“银行支持↔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银行”的互动关系。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消费升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为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国外银行是如何支持消费升级的。国外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经验“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产业革命和金融的关系。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历次消费升级伴随的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中，银行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银行不仅采取风险投资、私募业务、低息贷款等手段引导资金投向，还通过全面化的综合服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助力消费升级。当然，各国银行体制的不同，也使得银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1、美国：保障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银行支持路径作为全球消费市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一整套有利于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文化、制度和政策环境。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和资金持有者，在不断的消费升级中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其一，全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1983年，美国成立了专门服务于高技术企业的商业银行——硅谷银行，为当时尚处于艰苦创业、资金缺乏、信贷无门的硅谷科技公司服务，此后硅谷银行也一直专注于高科技投资，为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金融创新空间。其二，混业经营下的投资产业战略。银行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采用多样化的投资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信贷类公司，进一步刺激消费，满足市场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在供给端，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催化了一大批以咨询、金融、信息、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以硅谷银行为例，其成立以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直接投资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成为股东或合伙人。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咨询顾问委员会，为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本身提供商业银行服务。这些服务既降低了融资成本，又优化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些小规模的新兴企业正是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关键。据统计，二战以来，美国95%的科技发明和创新与小型新兴企业有关。英特尔、微软、雅虎、网景、亚马逊、苹果等都曾受益于银行业风险资本的介入而得以快速发展。美国银行业参与风险投资的60%～70%集中于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如信息、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生物工程等，正是这种投资结构有效提高了美国整个产业体系的质量，成功推动了美国产业的升级和新经济的形成。而相比于银行资本的风险投资，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则体现的更加直接。例如，2018年JP Morgan（摩根银行）与亚马逊联合开设混合账户，从而帮助亚马逊做大贷款业务；亚马逊则将贷款贷给其平台上进行销售活动的小卖家，进一步加快版图扩张的脚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走上消费金融之路。同年，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银行）与沃尔玛合作，推出改版后的新信用卡，为在线购物和使用移动应用结账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回报。第一资本利用其在产品多样化方面的优势，突破了信用卡领域的局限，为合作伙伴沃尔玛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其线上支付的业态升级。从实践结果来看，美国银行在以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重心的主方向上，采用风险投资等为主的有效路径，在过去几十年内，成功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形成、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顺推了消费升级。2、日本：长期低息贷款的银行支持路径相比于美国，日本是一个后发的、赶超的、政府主导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与美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同，日本产业在升级转型之路中长期受益于低息贷款，因此十分依赖银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银行体制（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作为其主银行的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根据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的解析，日本的消费文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所谓的“四个消费时代”。毋庸置疑，在历次消费升级中也都伴随着产业升级，日本在这方面典型的发展模式是，先低价大量购买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然后进行模仿式创新，通过“后发效应”在短期内达到产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银行为了切实保障追赶欧美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和企业生产活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为企业提供巨额资金。在日本产业升级的快速发展时期，日本企业来自银行的融资超过90%，形成了日本金融中的“超借”现象；而与企业“超借”现象相对应的是银行的“超贷”，银行直接贷款充当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准备金。同时，日本银行为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为“倾斜式生产方式”的产业政策的推行提供资金支持。主银行根据政府制定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通过限定最高利率、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民间金融机构，令它们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巨额资金，此举不仅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还确保了产业投资效益。第二，优化信贷方向，在产业类别上选优逐劣。进入日本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由于传统产业的萎缩，法人企业部门的资金不足减少，而第三产业却成了最大的资金短缺部门，这一现象成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短板。日本银行通过对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引导衰退产业有序退出，护航产业结构的转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通过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对文化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建立融资担保体系，以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主要承担信用保证人职责，保证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抵押融资，为轻资产属性的文化产业提供融资便利，推动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正因如此，日本以动漫、游戏、影像、新闻出版业、音乐产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发展遥遥领先，是其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可见，日本银行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向支持在产业升级和甚至消费升级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充分利用主银行体制的优势。主银行体制有效促进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紧密结合，成就了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日本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主银行体制中，银行与企业共同分享信息资源，有效地克服了银行和企业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和潜在威胁成本，避免了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长期设备投资和大规模贷款。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在其特定的经济环境与国情下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日本快速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追赶欧美国家的步伐。3、德国：全能银行制度下的银行支持路径德国是世界上实行金融混业经营最为典型的国家，其金融体系采用的是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制度。政府给予银行极大的经营空间。德国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德国企业75%的债务融资来自银行，全能银行的业务模式不受金融业务分工限制，既能提供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服务，又能全面经营证券、金融衍生品、保险业务和其他新兴金融业务，同时还可以开展实业投资，进而为德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可以窥见，德国银行在其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时代背景下，扮演着全能而至关重要的角色。德国银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公司治理，更深入了解企业信息，有助于银行优化信贷资源，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全能银行可以通过长期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股份、人事渗透、代理投票等方式，在企业融资和参与公司治理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资料显示，1992年，在德国最大的24家上市公司中，由银行所控制的投票权高达84%，德国三大银行的代表在工商业兼任的职务高达1500多个。另一个特点就是德国银行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从某种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手段以促进产业升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专门负责支持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除了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风投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KfW就提供了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最后一点则是全能银行强大的服务功能。银行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与企业进行了更加直观深入的互动，解决了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利用其明显的资金优势对新兴产业降本增效，为产业升级持久赋能。以美、日、德三国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路径与经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各国银行的主导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产业升级中的贡献、采取的支持方式参差有别、各具特色，但相同的是，银行都在激发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平稳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山之石，如何攻玉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升级与优化离不开银行业的资金和资本，随着我国新一轮消费的升级，银行的支持也当然尤为重要。虽然国情不同，银行体制不同，但其他国家银行在消费升级中的作用，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第一，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信贷业务。美国作为消费金融的发源地，在面对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时，与时俱进地深度挖掘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设计了多种专属金融产品。根据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供服务型的消费金融产品，像出国旅游、个人健康、出国深造、参加境外培训等，弥补服务型消费金融领域的空白。第二，大力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针对这一点，美国建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和硅谷银行，日本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参与初创企业基金的投资。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虽然重点强调金融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但不论是资金、资本的支持上，还是企业管理上，都远远不足。第三，采取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一直以来，国内银行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或许可以借鉴美国适当采用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金融公司刺激消费；在供给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有效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导向为供给端赋能。第四，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日本银行追求信贷投向的前瞻性与引导性，用资金投票，支持先进产业，淘汰衰退产业，对企业选优逐劣。我国银行可以采用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从而实现优化资金导向，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阶段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信贷配置方式，有针对性地投入信贷资金。第五，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我国的文化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内容相关的知识产权、版权等无形资产难以被评估，这导致银行难以展开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服务。因此，我国银行亟需根据文旅产业的特点和文化产业融资特征，开展金融创新。例如设计以无形资产质押的金融产品，日本动漫产业中基于产业链的融资模式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金融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第六，全面的服务功能。不同于美国要建立中小企业保障制度，德国银行利用其全能特性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不仅能够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治理，还具有强大的资金聚集能力。我国银行可以从中选择性借鉴，通过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更近距离地对接中小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难题，从而助力产业的生产活力，顺应消费升级的积极导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消费升级浪潮，均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的演变也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升级的浪潮会是精彩纷呈还是来势汹汹，我们不会知晓。但是再一次站在消费升级的风口，我国的银行有责任也有激情，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灵感，并通过不断追赶与创新，建立与现代消费市场相适应的银行支持体系，有效促进和护航消费结构的升级，沉稳地迎接消费升级大潮的到来。
前任董事长一审获刑死缓半年之后，其继任者也站上了审判台。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披露显示，蔡国华被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至东营市中院，该案于6月9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检方指控蔡国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共五个罪名，案涉金额共约103亿元。 其中，蔡国华被控犯有五宗罪，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余元、涉嫌贪污1022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用于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1.8亿余元（10.7亿余元系未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 2014-2017年间，恒丰银行多次被曝出高管分钱、违规股权运作等丑闻，两任董事长姜喜运、蔡国华先后被查。姜喜运的案件在几经波折后，终在2019年12月26日因贪污罪、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一审被判死缓。 被控五宗罪，案涉约103亿 被查两年半后，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案迎来新进展。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披露显示，蔡国华被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至东营市中院，该案将于6月9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据相关媒体报道，检方指控蔡国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共五个罪名，案涉金额共约103亿元，预计庭审将持续好几天。 从简历来看，蔡国华是工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长江商学院EMBA。他13岁就读于德州医专西医专业，16岁就在阳信县阳信镇医院当医生，随后以跨界升迁的方式担任了共青团阳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共青团阳信县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阳信县委副书记等职务。 2003年12月，蔡国华担任中共沾化县委副书记。从2003年12月到2007年12月，蔡国华历任沾化县的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这个不足40万人口的欠发达县被爆出有15名县长助理。而作为县委书记的蔡国华于同年12月升任烟台市副市长。 2009年11月开始，蔡国华还兼任了烟台市国资委党委书记。2013年12月，蔡国华开始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 2017年11月27日晚，蔡国华被带走调查，前妻王健、司机等多人一同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同期，恒丰银行还有多名与蔡国华关系密切的高管也被要求协助调查。 2018年12月3日，蔡国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山东省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6月3日，山东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山东省检察院审查起诉，山东省检察院指定东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日，被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拘留;同年6月17日，被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此外，恒丰银行还被媒体爆出其高管利用银行的资管资金，借道通道公司代为持有恒丰银行的股权，以实现绝对控股这家银行的目的。 内讧发酵后，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就一直处于舆论风口。蔡国华家属提供的信息和通知书显示，蔡国华案前后出现两次拘留、逮捕。2017年11月27日至2018年5月26日蔡国华被监视居住，2018年5月27日6时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刑拘，羁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18年7月3日17时，被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执行逮捕。上述程序未列入起诉书中。 另外，通知书显示，蔡国华的前妻王健也于2018年5月27日7时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刑事拘留，羁押在临沂市看守所；同年7月4日，王健被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执行逮捕。2018年12月3日，王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山东省监察委依法留置。 日挥霍40万，银行沦为私人提款机 公家的银行沦为私人提款机，这等耸闻源自于一封举报信。 据报道，2016年5月，一封“恒丰银行高管私分公款”的举报信被曝光。恒丰银行前行长栾永泰和前董事长蔡国华的相互举报，导致俩人双双被查，由此暴露出了恒丰银行的巨额烂账：该行贷款约4500亿元，其中逾期贷款已近3000亿元；通过股东权益、存款准备金多渠道冲销后，最终形成逾1400亿元不良贷款，即使算上其中可处置回收贷款800亿元，最终也将形成近600亿元的黑洞。 恒丰银行地处烟台，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于2003年完成整体改制，并由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为恒丰银行。改制后的这家银行，在长达10年时间内，只有董事长，没有行长。 直到2013年底，蔡国华出任恒丰银行董事长后，才聘请了栾永泰为行长。2015年8月14日，恒丰银行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聘任林治洪担任恒丰银行行长的议案，林治洪将接替于当年4月退休的前任行长栾永泰。 2016年12月9日，恒丰银行一纸公告免去林治洪的行长职务。从聘任到解聘，林治洪担任恒丰银行行长一职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2014年10月，卸任不到1年的前任董事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继而在2018年7月被诉至法院，庭审表明其涉案金额达7.5亿元。 2016年9月，退休1年多的栾永泰实名举报董事长蔡国华“侵吞公款3800万元、违规运作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违规控制恒丰银行”，并承认参与私分公款获得2100万元。2017年11月，恒丰银行时任董事长蔡国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据报道称，蔡国华有这些“神操作” 1、这几个亿报销的钱是这样撒出去的： 蔡国华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期间，将家庭雇佣保镖54万元、家庭生活支出142.76万、821.8万元的红木家具等等都在恒丰银行报销； 几次私人公款租用公务机猎鹰7X，在国外奢侈品店闭店扫货； 还有照片显示他使用的Stefano Ricci腰带——以纯金打造的老鹰头皮带扣为标志，售价为21.8万元······ 2、发放报酬也很简单粗暴： 在未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的情况下，蔡国华向其本人、董事栾永泰、董事毕继繁、监事长宋恒继违规发放薪酬共计人民币3.137亿余元。 3、这些还都是小钱，这人在索贿方面的胆子之大，更令人惊异。 因为帮助日照钢铁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转让股份等事提供帮助，蔡国华直接张口索要的好处费多达6亿； 在帮助一家公司成功在恒丰银行获得贷款，蔡国华直接想该公司老板索要香港港岛区太平山顶的一套别墅，当时价值5.65亿港元，至于其他房产、各种奢侈品，更是数不胜数。 而据财经报道，一些受贿款项主要用于在上海、北京、香港购买别墅。 例如2009年，蔡国华利用担任烟台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青岛海域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华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计划提供帮助。2014年收受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彬给予的3000万元，随后用于在北京购买2套别墅。不久，蔡国华又收受陈彬为其在上海购买的一套别墅，价值5950万元。 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为大唐西市 光明网曾在2019年12月发布评论员 一个把银行亏得一塌糊涂的国企高管，也仍是穷奢极欲，将掌管的国企当成私人提款机，让贪腐没了边沿。 利欲熏心，前任董事长被判死缓 在蔡国华之前，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便在任内利用职务便利，将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据为己有；同时，还伙同银行其他高管收受他人财物、违规出具保函等。姜喜运的涉案金额达到7.5亿元。最终被判死缓，执行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公开资料显示，姜喜运，1949年11月生人，祖籍山东莱西，1970年1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入党，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烟台市九届全会代表。历任山东黄县建委副主任， 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2003年，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整体更名改制为恒丰银行后，姜喜运担任该行董事长、党委书记。 姜喜运前后在恒丰银行任职26年之久，2013年卸任董事长一职，平稳降落不过一年，2014年10月便因涉及金额达37亿元的成都“门里”事件接受组织调查，并在2015年1月被开除党籍，正式移送司法。 本可以平安退休，奈何成都“门里事件”成为导火索，姜喜运的贪污案东窗事发。 2013年8月，成都门里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伍恒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的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融资37亿元，恒丰银行与两家银行签订《受益权转让合同》，并由担保公司为受益权转让担保，成都门里、中伍恒利则以恒丰银行股权提供反担保。 2013年8月29日，该行通过券商资管向门里集团融资10亿元，恒丰银行与该行签订远期回购合约，承诺一年到期后，如借款人不能兑付，恒丰银行有代偿责任。 2014年8月29日，恒丰银行按约定买入上述37亿元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的本金和利息。此事发酵后，姜喜运于当年10月被迅速调查。 至此，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后检方还查出了姜喜运于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利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之便，将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共计折合人民币7.5亿余元。 不仅如此，2004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正阳置业有限公司、高天国等公司和个人在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37.4534万元，其中，姜喜运伙同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财务负责人赵春英共同收受高天国给予的人民币2300万元。 2014年9月，姜喜运指使被告人孙金光销毁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涉及金额6.598亿余元。 2014年10月，已经退休的原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15日姜喜运被开除党籍；2018年7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姜喜运等贪污、受贿、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一案，涉案金额7.5亿元。 2019年12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公开对姜喜运等人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姜喜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烟台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法院查明姜喜运共犯四宗罪。其一是贪污罪，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姜喜运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按历年恒丰银行年度报告中的每股净资产计算，共计折合人民币7.54亿余元。 其二是受贿罪，2004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正阳置业有限公司、高天国等公司和个人在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37.4534万元。其中，姜喜运伙同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财务负责人赵春英共同收受高天国给予的人民币2300万元。 其三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2013年7月，姜喜运违反商业银行不得为关联方融资行为提供担保的规定，擅自决定以恒丰银行名义，安排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信用风险监控部总经理张 四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2014年9月，姜喜运指使被告人孙金光销毁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涉及金额6.598亿余元。 与蔡国华被控挪用恒丰银行48亿元，转入个人控制的公司用于营利不同，姜喜运被法院认定贪污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转至其个人或亲友公司名下。 对此，姜喜运辩解称恒丰银行体外运营、自持股份由来已久，烟台市委、市政府要求他必须保证烟台市政府在恒丰银行大股东地位，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他以董事长身份操纵恒丰银行体外运营、持有本行的股份。他将其他公司代持的恒丰银行账外股份转至个人控制公司名下，是为了保障账外股份的安全，避免风险，并非隐匿、占有。对此说法，法院认为该辩解理由不成立，对蔡国华有关交接事宜的辩解，法院认为不合常理。 管理层大换血，原高管遗留巨额不良 接连两位董事长落马，腐败案件频发也被视为恒丰银行近年来的陷入困境的根源。2018年以来，恒丰银行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 在蔡国华被查的同一天，山东省烟台市在烟台召开推动恒丰银行稳健发展专题会议，恒丰银行成立临时党委，由王华担任临时党委书记，提名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原行长王锡峰担任行长。原山东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陈颖后接替王华任恒丰银行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年8月，张淑敏被选举为恒丰银行监事会监事长。从公开资料来看，陈颖此前任山东银监局局长，王锡峰任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张淑敏为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此后，恒丰银行经历了总部搬迁至济南、改革重组等。2019年12月，恒丰银行宣布以1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股份。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认购600亿股，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360亿股，新加坡大华银行和其他股东拟认购40亿股。 今年4月29日，恒丰银行在该行官网发布2019年业绩报告，这也是继恒丰银行2016年发布年报之后，时隔三年再次发布年报。 数据显示，恒丰银行2019年实现净利润5.99亿元，同比增长4.36%。受不良资产转让影响，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37.63亿元，同比减少22.72亿元，还原相关因素影响后，同比口径营业收入167.43亿元，增加7.08亿元，增幅4.42%。 不过，该行2019年营业利润为-12.34亿元，较上年下降395.92%；利润总额为-8.96亿元，较上年下降283.98%。而让利润由“负”转“正”的关键因素是所得税增加了14.95亿元。 恒丰银行大笔剥离不良资产，就是因为前后两任董事长的违法违规、以及的长期业务激进做法，导致该行产生了巨额的不良资产。 该行公布的年报显示，2018年，恒丰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635.61亿元，不良率高达28.44% 。而当时该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为- 894.75亿元。直到2019年，该行大幅向山东资产剥离1439亿元不良资产后，2019年末的不良资产余额仍高达149.66亿元，不良率为3.38% 。 4月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在谈及恒丰银行时表示，“监管部门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置，首先会同有关方面坚决撤换董事长、行长和高管，调整充实新的领导班子。对违法股权依法清退，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同时，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财政部、地方政府密切合作，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地方政府注资，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前提下，成功化解风险，完成改革重组，市场也没有引起大的波动，非常平稳。”
6月9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银行账户数量增速放缓，非现金支付业务量小幅下降，支付清算系统业务量相对稳定，全国支付体系运行总体平稳。 具体来看，银行账户数量增速放缓，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账户115.15亿户，环比增长1.43%，增速较上季度末下降1.61个百分点。但单位银行账户数量保持增长，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单位银行账户6987.27万户，环比增长2.20%，增速较上季度末下降0.25个百分点。个人银行账户数量则小幅增长，截至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14.45亿户，较上季度末增加1.61亿户，环比增长1.43%，增速较上季度末下降1.62个百分点。 而在非现金支付业务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4630.76亿笔，金额883.24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23%和5.20%。 但其中，移动支付业务量保持增长态势。一季度，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458.38亿笔，金额602.66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业务225.03亿笔，金额90.8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29%和4.84%；网上支付业务176.83亿笔，同比增长8.58%。 此外，在支付系统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支付系统共处理支付业务1228.69亿笔，金额1715.15万亿元。支付系统业务金额是同期GDP的83.06倍。 其中，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业务金额快速增长。一季度，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处理业务33.98亿笔，金额40.1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0%和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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