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自成立伊始,公司秉承《》“面向企业,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精神,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搭建沟通和合作的政企服务平台。 公司充分利用占祖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广袤空间,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积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以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的区位优势等等优势条件和资源,都为公司开展业务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平台和机遇。公司成立至今,主要的工作领域集中于为政企合作构建合作桥梁和平台,由于公司与新疆各地区市县一级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较好的政府部门资源,在多个县获取了政府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服务协议和意向。去年11月,公司对霍城县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不仅给县委县政府提交了产业优化升级的初步建议,还针对霍城县一年一度的“薰衣草国际旅游节”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方案,此外还应县委书记的邀请准备了一份霍城县县域经济发展的课件;完成了巴楚县产业优化升级的提纲性文件,与乌苏市以及特克斯县签署了协议,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与上海力盛赛车(002858)达成合作意向,沿丝绸之路一线重要节点城市举办X-RACING中国汽车跨界拉力锦标赛和城市汽车文化节活动;今年5月和6月,两次对塔城地区额敏县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就额敏县产业优化升级与“十四五”项目规划做了详细的汇报,得到了县领导的充分认可。 公司未来的工作重点领域仍然是坚持为政府和企业搭建沟通桥梁和合作平台,利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以及中国企业家协会丰富的资源,积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县级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一带一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字节跳动发布针对美国政府行政命令的声明。声明中称,美国总统最新颁发的这项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近一年来,我们一直怀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顾虑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所面对的却是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擅自决定协议条款,甚至试图干涉私营企业之间的协商。该项命令开了一个有违表达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危险先例。我们将全力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法治不被摒弃,我们的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 全文>>> TikTok是一个充满创意和热情的社区,为无数家庭带来了快乐,也为创作者提供有意义的事业。我们会长远地建设这个平台。TikTok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 美国总统最新颁发的这项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近一年来,我们一直怀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顾虑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所面对的却是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擅自决定协议条款,甚至试图干涉私营企业之间的协商。 我们已明确表示愿意与美国政府协商解决方案,以便能继续服务我们的用户、创作者、商业伙伴、员工以及美国社会。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也不依法行事。行政命令引用的“报告”来历不明或未经证实,对于这款应用“可能”会被用于虚假宣传活动的担忧并无任何实质依据。此外,TikTok被质疑的数据收集行为,一直都是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移动程序的常规做法。我们明确表示过,TikTok从来没有与中国政府共享用户数据,也从未应要求审查过内容。事实上,我们通过建立透明度中心(Transparency Center)的方式,公开了我们的审核政策和算法源代码,还没有同类型科技公司承诺履行这样的责任。我们甚至表示可以将美国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 这项行政命令会破坏全球企业对美国法治承诺的信任。数十年来,正是它吸引着外国投资,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该项命令开了一个有违表达自由和开放市场的危险先例。我们将全力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确保法治不被摒弃,我们的公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如果美国政府不能给予我们公正的对待,我们将诉诸美国法院。 对于1亿美国用户来说,TikTok是他们表达自我、娱乐、连接彼此的家园,我们希望他们知道:TikTok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动摇我们的承诺。我们始终将用户安全和社区信任放在首位。作为TikTok的用户、创作者、合作伙伴和家人,你们有权利向各级议员包括白宫政府表达意见。你们的声音有权被聆听。
腾讯今天一度暴跌10%,总市值一度蒸发至4.8万亿港元。 其原因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企又双叒叕弄出了幺蛾子。 北京时间8月7日上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45天后禁止美国公司与字节跳动及微信之间的任何交易。 这是继TikTok被“打骨折”收购、中国电信和BAT等7家中企被蓬佩奥点名之后,特朗普政府的又一大动作。 1 白宫官网当地时间6日发布的行政命令内容中,赫然写道: “在此命令发布45天后,禁止以下行为......(禁止)任何个人或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任何财产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间进行与微信有关的任何交易。” 图片来源:白宫官网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腾讯将失去在美国的业务。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市场的震荡。 腾讯控股的股价7日一度暴跌10%,总市值一度蒸发至4.8万亿港元,恒生指数也应声下跌2.27%。 行情来源:富途 2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前夕,往往是中国频繁“躺枪”的季节。 连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企业连出重拳。 先是在连续数日恐吓字节跳动子公司TikTok后,于3日明码开价:批准收购TikTok美国业务的交易,但前提是美国政府从中获得“一大笔钱”。 最终的结果是,TikTok有可能被以100亿~300亿美元的价格“贱卖”给微软。 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扩大了“清洁网络”计划的范围,点名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巴巴、百度等等在内的7家中企,威胁将这些企业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类似的操作让中国企业感到不安。 图片来源:网络 3 实际上从阿里巴巴2019年在香港二次上市开始,中概股的“回归潮”就拉开了序幕。 截止目前,京东、网易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已经完成“回归”;另有包括携程、搜狗、新浪在内的7家中概股公司,先后传出“回归”的意图。 分析称已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本届美国政府为美国商业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有关。 首先是现任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反映其在系统性风险应对上的不力。系统性风险失控会引发资本市场动荡。 北京时间7日上午,美国国务院宣布,解除了针对美国公民的“第四级全球旅行警告”,并表示将恢复以前针对特定国家/地区的旅行建议。 然而再来看看美国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日晚6时,美国新增确诊59239例,新增死亡2174例。 截至北京时间8月7日9时,美国新冠病毒肺炎累计确诊5031670例,累计治愈2575986例,累计死亡162780例,现有确诊2292904例。 还没有控制好疫情,就允许美国公民满世界乱跑,这是什么骚操作? 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中美关系的恶化让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企业愈加地不信任;美国对中国企业发动一系列“制裁”的操作,也使中企对美国现任政府不信任感增加。 特朗普政府的管治不力早已“实锤”。但这位总统非但没有改善治理水平,反而用其他国家的错误来转移视线。 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给党内各竞选阵营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就明确说道: “不要为特朗普辩护,攻击中国就行。” 这份备忘录曝光的时间是今年的4月份,也就是美国疫情开始爆发的时间节点。结合今天的事件,可见“甩锅”中国转移视线仍是本届美国政府的“主流”做法。 中企的“回归”,其实也就是俗话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暴风雨虽然比预期来的要晚一些,毕竟距离大选仅剩3个月,但终究没有迟到。事实上在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的这段时间里,预期特朗普政府还会有更多“杀鸡给猴看”的操作。 因此外部环境都不太稳定,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股市的震荡可能会保持一段时间。 4 在今天腾讯股价下跌的数据,反映出一组矛盾。 为什么在美国业务并不多的腾讯,在被“踢出”美国市场之后却股价暴跌? 腾讯控股2020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腾讯在北美洲的业务仅占所有业务的2%。 实际上在美国,使用微信的人群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人华侨、中国籍务工人员以及留学生等,使用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不高。北美对腾讯而言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然而被特朗普点名的消息一出,毕竟引起了市场的恐慌。 腾讯控股在港交所上市时,其中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港交所高度自由的资本市场,能够为腾讯带来良好的融资渠道。 当特朗普政府针对TikTok、腾讯以及中国企业的打击压低市场情绪的时候,对海外资金产生了尤为明显的反馈,一时间拉低了腾讯的股价。 但作为投资者我们还应该看到,腾讯还是腾讯,该牛的还是会继续牛。 特朗普在签署针对腾讯的行政命令时,可能是忘了腾讯跟美国的关系。在美国业务仅占腾讯所有业务的2%,因此中国国内收入占大头的腾讯,其基本面不会因为特朗普的一纸禁令就崩塌。 小结 腾讯的这次波动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企业又一次“大范围打击”的结果。不过腾讯在美国的业务本来就不多,基本面没有严重的冲击。 截至7日午间休市,腾讯控股的股价跌幅已收窄至6.75%。上午的股价走势显示,有投资者在股价到达500元的时间点选择抄底,走势呈现V字形反弹。
从Tiktok被禁用、被卖身、被压价,到美国政府宣布“净网计划”,再到矛头直指微信,中国的科技巨头最近日子都不太好过。 美国的科技巨头过的倒是不错。 Facebook昨天收涨6.49%,报268.44美元,市值创下了764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Facebook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身价破千亿,加入亚马逊CEO贝佐斯和比尔·盖茨的行列,成为全球唯三的千亿美元富豪。 (来源:富途牛牛) 而一直在与Tiktok磋商收购的微软,过去4天中也涨了近5%。 Facebook和微软股价的迅猛拉升,离不开特朗普政府的“拉拔”。 在Tiktok和美政府如火如荼的博弈中,Tiktok被拍在了砧板上,但分鱼吃的人却不止微软一个。在美国政府、Facebook和微软这三者中,真的能把Tiktok收入囊中的微软,在开心程度上,恐怕要垫底。 对美国政府来说,无论最后谁买下Tiktok,都完成了Tiktok的“国有化”,宣称的信息泄露风险得到了有效的解除。而微软收购Tiktok,背负着平衡Facebook和谷歌的双寡头格局的使命,正是美政府倡导的自由、平等竞争的美国经济所拥护的。因此,政府最开心。 而微软,目前没有透露收购会对Tiktok的功能有什么影响,对Tiktok的发展方向也只是给了一个“会基于TikTok用户当前喜欢的体验开展研发工作”的空话。微软如何接住Tiktok业务对外界成迷的背后,是微软自己给自己打的大问号。 微软很想做社交媒体,但是它不会啊。 微软觊觎社交网络市场已久,对这一块的增长潜力也是心知肚明。早在2010年,微软就加入了众多公司的竞价,想要买下6岁的Facebook。微软开出的240亿美元,是Facebook当年营收的12倍。 但扎克伯格还是觉得,没到位。最终,微软花2.5亿美元买了Facebook 1.6%的股权,以及如果Facebook准备考虑被谷歌收购,微软的知情权。 Facebook没买成,微软就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2012年,微软推出了社交网络Socl,做了五年,“死”于实在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收购Tiktok对微软来说意义非凡,Tiktok已经打出来的天下,实在是非常可观。与此同时,在这个领域缺乏成功经验的微软,压力也可想而知。因此微软能不能笑到最后,还是个未知数。 除了美国政府以外,在这件事里收获了“纯粹”的开心的,就是Facebook了。 Facebook对标Tiktok的方式很简单,抄作业。2018年底推出的Lasso,除了下载量跟Tiktok差了近4000万以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因为实在没人用,Lasso已于今年7月下架。 而上个月,扎克伯格在出席反垄断听证会时,还对Tiktok表示了支持,说Tiktok是Facebook不构成垄断的原因。 然而,在美政府正式宣布封杀Tiktok后,扎克伯格一边在员工大会上公开表示,这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一边马不停蹄的推出了Lasso的“双胞胎弟弟” - Reels。 Reels作为Instagram的副产品已在7月底迅速抢占了Tiktok刚刚撤退出来的印度。两天前,又大规模登陆了美国、日本等近50个国家。 除了推出一模一样的产品,Facebook据传还在重金悬赏“无家可归”的Tiktok网红,向Reels迁移。 这也是Facebook昨天股价创新高的背后原因。 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 如果说Facebook市值新高,扎克伯格身价过千亿,是得益于特朗普政府。那特朗普政府大概只是在“赎罪”。此前Facebook口碑扑街、被大规模撤广告、市值先后两次分别蒸发了800亿和560亿,也要“归功”于特朗普。 2018年3月,Facebook 爆出最大数据泄露案。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获取了5000个Facebook 账号的信息,并将之滥用于 2016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政治广告,利用个人档案建立起个人信息系统,预测和影响民意的选择,来帮助特朗普团队。 虽然Facebook迅速回应,封杀了这家公司,但也承认,他们早2015 年就知道这个开发者违反规定,将资料数据提供给剑桥分析公司。 消息爆出当天,facebook开盘即跌5%。此后随着消息的发酵,一周跌了近18%,市值蒸发近800亿美元。 事出之后,虽然舆论大多觉得Facebook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人”,但也有以“棱镜门”事件主角斯诺登为代表的声音,表示Facebook 并非是隐私泄露的受害者,而是同伙。 由于缺乏证据,Facebook是否真的干涉了大选只沦为了一条八卦消息。10几天过去,Facebook的股价也开始回升。 但扎克伯格没有想到,特朗普对Facebook的影响,这才仅仅是个开头。 “推特治国第一人”特朗普,因为是社交网络的忠实拥趸,而成为了社交网络的“隐患”。 早在2015年,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就在Facebook发布过呼吁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视频。Facebook的高层和扎克伯格,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决定为这条视频启用豁免条款,不予删除。 Facebook的让步,才是小扎自己说的 - 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 - 越来越多右翼言论涌入Facebook,全球范围内的其他民粹主义领袖,也不断发文测试Facebook的底线。 而Facebook的“不作为”,最终引火烧身。 2020年5月29日,特朗普在推特和Facebook上同时发布了扬言派军队镇压明尼苏达抗议活动的言论。并且在最后“呼吁”:只要遇到抢劫,就开枪。 作为特朗普“治国利器”的推特,早就对特朗普类似的言论表了态,虽然保留了这条消息,但是给这条消息加了一个大大的“违规”标签,称这条信息“美化暴力”,强制要求读者需要点击这个“标签”之后,才能看到这条消息。 而Facebook对待特朗普的态度,一如既往的柔和。甚至扎克伯格还为此“锤”了推特,指责说社交媒体不应成为“事实的仲裁者”。 坚持驻守“言论自由”高地的扎克伯格,逐渐成为了硅谷的“弃儿”。 2020年6月,由于Facebook对虚假信息及种族歧视言论无动于衷,包含英国的联合利华、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可口可乐、宝洁、本田等多家大型企业在内的160余家企业都宣布暂停在Facebook社交平台上投放品牌广告。 从盈利占比来看,Facebook是一家纯粹的广告公司。2017年至2019年,Facebook广告业务在总营收占比依次为都在98%以上。撤广告无疑是掐住了Facebook的“命门”。 受此影响,6月26日美股收盘时,Facebook股价大跌8.32%,当日市值蒸发560亿美元。 (来源:富途牛牛) 与信息泄露事件不同,扎克伯格这次迅速服软,宣布了一系列监管网站内容的新政策,包括对违反仇恨言论或其它政策的帖子进行标注(照搬推特的办法)。但在删帖方面,Facebook还是咬定维护“言论自由”不放松。 不过,6月中旬,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的广告中出现一个醒目的纳粹符号,Facebook立刻删帖。两天前,特朗普又了一段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视频,他主张校园重新开放,并宣称儿童对新冠病毒“几乎免疫”。Facebook也很快出手给删了。 特朗普花了5年,终于探出了Facebook的底线。 除了影响Facebook,这整件事对扎克伯格本人的伤害也不小。在7月中旬进行的一次民调中,43%的选民喜欢Facebook,而47%的选民对Facebook不满;更有甚者,只有20%的选民喜欢扎克伯格,56%的选民对他不满。 扎克伯格和Facebook的支持率是美国科技龙头公司及其CEO中最低的。 57%的受访者认为Facebook的主要影响是对社会造成伤害,71%的人认为Facebook将利润置于社会责任之前。这两个原因背后,大概就是不限制虚假有害言论,以及泄露用户信息干涉大选这两个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的大丑闻。 被爆与特朗普电话密谈,又在白宫共进晚餐的的扎克伯格,在民众心中貌似已经和特朗普政府“深度捆绑”了,而他似乎也有点“破罐子破摔”。 在7月底的反垄断听证会上,面对质询者是否相信中国从美国科技公司“窃取技术”的诱导,四大CEO中,只有扎克伯格表示,不仅有,还有证据。 虽然扎克伯格的应对主要是因为facebook的业务跟中国没有任何连接,但在政治敏感问题上,扎克伯格作为“中国女婿”,也算是明确站队了。 但从Facebook的股价走势上来看,扎克伯格这个队站的不亏,而且很有道理。 毕竟,扎克伯格和特朗普,谁还不是个商人呢。
随着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并注重实效。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内循环为主体下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哪些制约因素?还有多大的拓展空间?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心转向政府支出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要功能在于逆周期调节,但2020年政策的重心与前两年有明显区别。2018~2019年,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财政收入端,目的是增加市场主体的留存收益,提高其投资或消费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激发市场活力。而202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成为支撑复工复产的先决条件。因此,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因其成效立竿见影,从而成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选。事实证明,这一转变对全国范围内生产活动重启和国民经济复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年下半年,这种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2018年三季度后,国内GDP增速重回下降趋势,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在财政收入端逐步发力,重要举措是减税降费。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和2019年增值税改革无疑是其中的焦点。前者主要内容包括:工薪税税率级距优化,费用扣除标准提升;同时设立与教育、医疗和住房相关的专项扣除;提高个人所得税综合征税程度,合并不同应税收入适用税率表。后者则将最高两档税率分别下调3个和1个百分点。改革还配套实施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加计抵减、试行增量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等政策。 上述两项减税政策均在短期内收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研究显示,个税改革使得工薪人群的个税覆盖比例从46.9%下降至23.4%;专项附加扣除将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其中子女教育专项扣除影响最大,另外则是来自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的扣除。 2018年个人所得税较有力度的改革为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民生保障提前作了准备,有助于缓解疫情冲击给家庭收入带来的压力。据测算,2019年4~12月,增值税改革累计带来税收降减8609亿元,财政支出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配合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 为了加快三四线房地产行业库存去化,2018~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土地储备和棚户改造债券合计占比分别达到44.1%和54.4%。可见,2018~2019年财政政策取向积极,重心偏向收入端,措施以减税降费为主,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冲击,“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进而推动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需要效果立竿见影的“猛药”,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心落在支出端。2020年政府债券发行额度较去年大幅上升,全年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较去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新增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截至6月30日,抗疫特别国债已累计发行了29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已发行22978亿元。下半年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余额都将在三季度全部完成发行。 考虑到资金筹集到运用存在一定时滞,下半年财政政策落地力度应该比上半年来得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财政赤字率安排3.6%以上,为下半年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冲击,留出了可供应对的财政政策空间,是合理的前瞻政策安排。 下半年资金使用将主要侧重于“两重一新”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先保障在建项目,避免半拉子工程。抗疫特别国债将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下达至县市,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7000亿元通过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下达至县市,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等基建项目,部分资金可作为项目资本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的首要去向是基建。据统计,上半年发行总额的35.44%直接用于基础设施及相关项目的建设,而产业发展和城乡发展等项目中相当比例的资金也将投向该领域(图表1)。预计全年基建投资占专项债券比重将接近或超过一半。下半年以支出为重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对基建投资乃至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带来强有力的推动。 由此可见,2020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偏重于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动和支持全国范围内生产活动重启和国民经济复苏。下半年,政府支出仍将扮演关键角色,继续为国内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据测算,在经济增速下行阶段,中国政府支出乘数约为0.85。据此预计新增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和1万亿元特别国债能够在未来拉动GDP增量约为2.2万亿元。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将会显现更多的实效。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分析 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成本,有必要展开分析。随着财政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政府部门杠杆率提升是财政支出短期大幅增加的直接结果。相较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会导致预算赤字和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自2019年起,我国财政预算赤字率明显上升,2020年突破3.6%几无悬念,增速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图表2)。2020年6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整体杠杆率较2019年末分别上升1.0、3.0和4.0个百分点,达到17.8%、24.5%和42.3%(图表3),三者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管国内政府部门杠杆水平创出历史新高,但以国际通常标准看,迄今为止我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整体杠杆水平并不算高,增速也处于可控范围。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杠杆水平仍处在合理的较低水平。 以美国为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超预期,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率预计将高达20%;而在《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法案,2万亿美元)和《薪资保护计划和医疗保健增强法》(PPPHCEA法案,4834亿美元)出台后,国际清算银行(BIS)预测,美国政府杠杆水平将从2019年的103.9%骤然升至2020年的130%附近。据国家发改委预测,日本2020年财政赤字率将达到7.9%。市场机构则估计,日本政府杠杆水平早在5月底就已经升至214%左右。BIS数据显示,欧元区2019年末政府杠杆率为96.9%,2020年突破100%是大概率事件,已经脱欧的英国在2019年底更是达到了110.9%。 相比之下,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属于较低水平。尽管下半年政府部门将继续举债,杠杆率也会有所抬升,即便加上可能存在的局部信息不对称因素,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也不会超过欧盟60%的警戒线。可见,虽然2019~2020年,我国经济遭受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冲击,政府部门杠杆水平依然处于良好状态。6月国内财政收入重回正增长,有助于缓解市场对财政赤字率和政府杠杆水平提升的担忧。2020年6月,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单月同比增长3.22%,重回正值区间。其中,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单月同比分别增长1.92%和4.31%,增速较前值分别提高16.28和9.87个百分点。政府基金收入增速也继续改善,尤其是地方本级政府基金收入累计增速止跌回升。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财政赤字率和政府杠杆水平总体不高,而且财政收入增速已然转正,下半年收入状况有望进一步改善,政府债务风险爆发的概率几乎不存在。 一般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具有挤出效应。这是指政府发行债券为预算赤字融资,向私人借贷资金市场筹措资金,从而导致市场利率上升,私人投资和支出下降。通过对比发现,我国政府支出同比增速自2011年开始逐渐抬升至30%上方,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触顶后快速回落,从2011年的42.47%降至2016年的最低点3.20%,与之一起回落的还有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图表4)。这一时期的状况通常被认为是政府支出挤出效应的典型表现。 政府支出增加对民营经济会有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但上述时期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占比下降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一是国内资本回报率在2007年后开始进入下降趋势(图表5),可能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二是人口红利消失和土地财政等因素导致国内要素成本逐年上升(图表6和7);三是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叠加汇率波动导致资本在较短时期快速外流(图表8),制造业民间投资预期遂趋于保守;四是环保政策收紧和金融去杠杆可能影响了民间投资的融资环境和生存环境。因此,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尽管存在,但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不如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对等。 经济学还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具有收入分配效应,将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收入非均衡效应,不同行业和收入阶层的居民从中受益并不均等,的确有可能带来局部和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从历史上看,国内基尼系数通常与基建投资增速在趋势上保持基本一致(图表9)。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类比,“四万亿”计划在短期内快速推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基尼系数出现趋势性上升似乎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种表现。 政府支出增加,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增速上升确实能够直接对行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可能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企业以及从业人员的经济收入将在短时间内显著上升。换言之,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视为政府支出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微观证据。2008年底至2009年初,基建投资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资源配置明显向基建相关行业倾斜(图表10),随之而来的是城镇农民工月均工资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以及建筑业农民工人数占比明显上升(图表11)。 然而如前所述,政府当下大幅增加支出规模事出有因,且事关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显然并非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决策层面对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具有相对较高的容忍度。然而,随着“六保”和“六稳”工作的推进,尤其是财政支出和金融支持更加注重经济体中的薄弱环节,收入分配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三、未来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建议 今年5月的全国两会已经清晰地描绘了全年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来源和大致去向,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确定性比较高。 受制于收入来源,今年财政收支将维持紧平衡。下半年可能的财政收入增长来源有三个:一是经济复苏有望进一步收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的下降幅度,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将对政府性基金形成一定的补充;二是部分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前至今年四季度下发,根据往年经验估算,这部分额度约为1.2万亿~1.5万亿元;三是将一般预算赤字水平显著提高至3.6%以上。 近期,有观点认为,应对当前宏观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行充分评估,并做好适时退出的准备。但我们认为,目前讨论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还为时过早。 一是国民经济运行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状态,上半年GDP累计同比增速依然为负,尤其是消费的反弹力度明显偏弱,经济增长并未走上趋势性运行的轨道; 二是“六保”“六稳”和“三大攻坚战”等工作未来有待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三是海外疫情总体尚无好转迹象,且分化十分严重,未来依然面临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四是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坚实的保障。 为此,未来我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体,依然需要以政府支出为着力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保驾护航。而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和赤字水平仍处在良好状态,这为下半年乃至明年财政政策保持必要扩张态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在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下,适当抬高杠杆水平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举措,无可非议。然而,当下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水平较高并持续抬升。2008年末至2020年二季度,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提高69.2和125.2个百分点,至164.4%和266.4%,从国际看已经属于较高水平。偏高的负债水平将会拖累企业经营和发展,并增加风险。截至2020年二季度,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59.7%,整体水平虽然不高,但近年来增速较快,较2008年末增幅超过200%(图表12),显然已不宜再大幅提升。为此,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保持内循环的良好格局,政府部门依然有必要、也有条件进一步合理加杠杆。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下半年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有效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提出五点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建议。 一是适当扩大政府的针对性举债,促进先进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制造业投资占我国投资的30%以上,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不利于“稳投资”。建议下半年允许一些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合计增发5000亿~7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券,同时配以其他融资方式,重点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军工龙头企业、民营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等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改补贴、上市补助、单列贷款计划、建设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平台等全面扶持政策,推动制造加快投资,加快转型升级。 二是增发国债,加大力度实施支持全国基层医卫体系升级和南方重点地区防洪基础设施改造计划。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基层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考验。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省会及设区市,基层医疗设施和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6月以来南方多省份洪水泛滥,暴露出相关省市在防洪基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建议下半年中央财政可考虑增发1万亿元国债,专项用于两大领域升级和建设:对全国县(区)及以下医疗卫生软、硬件体系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重点用于对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中下游省市防洪水利设施的加固改造和流域治理工程。 三是继续实施精准减税,促进消费稳步复苏。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可考虑从税收让利着手。鉴于汽车在消费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建议适当降低购置税、消费税等,以带动汽车消费增长。还可进一步降低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服务行业的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等税费,以刺激相关服务性消费加速回升。 四是以退税方式加大力度为出口企业纾困。2020年1~6月,全国累计办理出口退税815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6%。下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低迷的全球贸易前景,出于“稳外贸”、“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考虑,建议下半年可加大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出口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档位;加大财政对部分出口退税负担较重地区的补助力度,确保全年新增出口退税规模在去年基础上有适当增长。 五是积极扩大社会就业规模。建议对线上灵活就业出台税收、补贴等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在线创业和自主就业。对于具备一定规模的网络零售商、淘宝店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按小微企业标准提供融资、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扶持措施。建议以适当的补贴和税收优惠积极推动物业管理行业人员队伍优化升级,以此解决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目前,全国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已近千万人,但就业人员学历偏低和综合素质不强等问题阻碍了城市、社区和小区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建议各地政府可指导物业行业,适当招募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充实物业管理队伍,如规定物业管理机构拿出3%~5%的名额来定向吸收本科以上人员,以提升物业管理行业的整体素质。
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的医治,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次贷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多年过去,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本次危机的本质与以往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治疗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而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困境。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通过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通过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清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出发,创新性地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扩大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扩大、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的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经济的发展进步是动态的,税收是法定的、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财政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经过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的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产业升级;另一条是财税升级。人们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会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便会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功能,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方向去,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笔者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税收的建立、个人所得税的建立和消费税的建立。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方向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黄金经济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提出了“七增七减”的改革方向,其中大部分是差异化消费税的征收策略。 10、提出了“以增促减”的税收改革方向 面对巨大的政府危机,增加税收是必然的;面对企业的巨大财税负担,减税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用差异化的消费税的增加,来换取企业税的降低。
新财税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因为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的主张,而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并分别在20世纪的上下半叶大放异彩。 同样是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用财政投资的方法,弗里德曼主张用货币宽松的方法,人们总是喜欢将两人看作是观点截然相反的学者。但是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应该是互补的,其分歧在于对经济危机的定性不同,根据我在《新财税经济学宣言》中的分析,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先后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三个阶段。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根据我的分析,凯恩斯更多的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生产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需求不足;而弗里德曼更多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金融泡沫型的经济危机,因此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货币不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适用于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更适合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 生产型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就是生产下降,凯恩斯的政府投资主张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总规模,从而让经济恢复。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崩盘,而宽松的货币最容易进入的就是资本市场,因此弗里德曼主张货币宽松适用用于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股市连续创出新高,也证明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方面的有效性。 但生产型经济危机与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都是市场型经济危机,都容易解决。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不同,政府债务危机的核心原因在政府,就必须靠新财税经济学来解决了。 总之,当遇到生产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凯恩斯的方法解决,当遇到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弗里德曼的方法解决,当遇到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时就用新财税经济学解决。一定要辩证施治,正如感冒一样,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还要像一般感冒一样治理,就会有问题。本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世界各国大部分采取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虽然从症状上控制住了经济危机,但最根本问题没有丝毫解决,这也就是世界经济并不能真正向好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滞后于经济危机的演变。当凯恩斯找出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的方案时,生产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大萧条后人类很少面临生产型经济危机。当弗里德曼想出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方法的时候,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也已经进入历史。毕竟学者的创新也是需要时间的,前面两位学者都是某种经济危机即将进入历史的时候才提出了解决方案。 而现在全球面临的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本次经济危机书中提到的“本次经济危机”是指自2008年爆发直至现在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第一次债务危机。这样看来,人类认识与解决这一新型危机要走的路也才开始,我们需要做超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