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重科(行情000157,诊股)(港股01157)董事长詹纯新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建议，要大力支持工业人工智能和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发展。 支持人工智能在工业产线上应用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两会热议话题之一。目前人工智能在消费和服务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一批创新活跃、特色鲜明的企业加速成长，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整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我国人工智能与工业领域的融合相对滞后，面临着起步较晚、基础较薄弱、难度较大等困难，工业领域和产品中的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较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工业提质升级。 詹纯新认为，每一次科技革命只有与工业制造深度结合，推动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才能带动生产力的飞跃。人工智能的战略性地位和头雁效应，更应体现在与工业制造的深度融合上，由此推动产线、车间、企业的根本性变革，重塑生产运营、产品服务、组织流程等业务场景，打造创新业态。 詹纯新建议，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加大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产线和产品中的应用。 推动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建设 詹纯新表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科技强国的核心任务之一。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年以来，疫情对海外供应链造成了一定影响，反映出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企业基础研究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现状。 詹纯新认为，企业技术创新亟需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撑。当前一些龙头企业已经处于全球行业的第一阵营，技术创新进入“无人区”。要进一步创新突破，就必须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用原创性、根本性的基础研究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他建议，应加大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控股(行情600162,诊股)董事长翟美卿5月25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她今年参会带来多份提案，主要围绕民营企业发展。她表示，经济下行压力下，做好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建议强化政策引导，提升民企信心；加大纾困力度，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负担。 为民企减负 翟美卿表示，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营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真的好”。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民企和中小企业成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今年3月份对全国多地1435家中小企业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31%的企业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将超过50%，58.88%的企业将下降20%以上。 为了做好中小民营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翟美卿建议：强化政策引导，提升民企信心，协调处理政策执行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清理阻碍政策顺利执行的各种因素，解决好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做好房地产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工作，引导房地产企业主动降杠杆、降负债、去库存，严格控制债务水平，同时适度调整房地产政策，适当放松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融资限制，做好房企兼并重组的相关工作；要以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为契机，大力减税降费，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负担。 翟美卿表示，在疫情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企业承受压力较重，部分已濒临破产的边缘。政府应对承受能力较弱的民营中小企业予以救助，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降低企业单位缴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改善营商环境 翟美卿还建议，建立企业家反映意见诉求的“绿色通道”机制，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她认为，要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完善政企联系沟通机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建立企业家意见处理反馈机制、政府和企业家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等，了解民企在此次疫情中遭受的损失和面临的困难，制订科学合理的措施，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 翟美卿在另一份提案中详述了对环保管控精细化的建议，她指出了部分环保管控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在当前经济放缓特别是基础制造业面临困难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在环保执法时，应避免“一刀切”突击管控等方式，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确保环保、安监、国土政策统筹兼顾，精准施策，引导支持资源能源等基础制造业尽快走出困境。 翟美卿还表示，广东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应适用同等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建议广州南沙向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看齐，争取同样15%的鼓励类税收优惠政策，并适时将自贸区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一直以来，承担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银行保险业，为何饱受“吸血”的质疑？这不仅折射出银行保险业丰厚利润与实体经济效益下行的反差，更集中反映了一个久治难愈的痼疾，——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尽管不排除银行为民间融资等其他渠道“背锅”的情形，但不合理收费现象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对这一现象或许已经到了该除须除的时候了。 日前，银保监会联合工信部、央行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这将使银行保险业不合理收费这一“痼疾”有望得到根治，挤干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水分”。 究竟哪些属于违规收费？ 如果从纯市场的角度，商业银行需要以收抵支并获取适当的资本回报，因此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应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关键是所提供服务的真实可评估性、服务质价相对等性。 这就需要厘清银行收费中，究竟哪些属于违规的收费，哪些是不合理收费，哪些属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收费。从企业部门的呼声看，关于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比较集中于贷存挂钩、强制捆绑销售、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强制接受指定机构服务等方面。 此次《通知》就银行违规、不合理收费的情形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的要求，明确提出了17个方面“不得”和3个方面禁止性规定，后者主要针对新形势下银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方面的涉企收费问题。这方面，《通知》明确禁止三种行为。一是银行机构应在合同中明确禁止第三方机构以银行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二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三是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这份违规收费“清单”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指向性、可操作性，而且也从整体上告知了企业可以伸张、维护的权益。 银行违规收费的驱动在哪里？ 按说，自2013年7月20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银行完全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在贷款定价中充分融入资金成本、风险成本、费用及目标利润等考量，银行何以要冒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在价外违规收费，空惹一身“骚”？这其中自有其内外部驱动性，叠加了成本、考核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不切实际的中间业务考核催生了“浮利分费”、强制搭售保险类产品等行为。为满足上级行对中间业务考核要求，一些银行机构采取“浮利分费”的方法，在对企业贷款定价时，人为地在贷款利率上浮部分中切出一块作为中间业务收费。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增加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但因为人为切割的无据，客观上给企业以乱收费之印象。而通过强制搭售保险、理财等产品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更是一些基层行惯用的手法。此外，还可能存在将无实质内容的贷款咨询、顾问费附加于贷款等违规收费行为。 二是层层加码的存款业务考核诱发了“贷存挂钩”“以贷转存”等变相收费问题。一些银行基层行或客户经理为完成存款任务，把拉存款、转存款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这或许是最令企业“头疼”的问题。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帮助银行去揽存，不仅难度大，而且揽存所产生的费用在财务处理上也比较困难。而贷款转存款，不仅减少了企业贷款的可用额度，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是“以我为主”的经营理念导致银行向企业强势转嫁费用。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一些基层经营行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本应由银行独立承担的费用，如为授信评估目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费用，为分散风险追加的以银行自身为受益人的保费费等，银行在发放贷款中产生的尽职调查、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等，转嫁给借款企业，直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维“激发”银行收取资金管理费、账户透支承诺费、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以贷收费行为。目前，尽管贷款利率上限名义上已完全放开，但隐性利率上限依然存在，客观上可能诱使一些银行机构采取堤内损失堤外补方式，通过合同约定形式向借款企业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及贷款承诺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贷款收益率，以满足其对利润的追逐。 此外，还包括员工道德风险方面的因素。如一些银行客户经理与资金掮客勾结，以种种理由影响企业贷款到期后正常续贷，通过介绍渠道让客户在贷款到期后寻找过桥资金以牟利，使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转贷成本。凡此种种，其背后无不透着各种利益的碰撞。 如何根治违规收费？ 尽管近年来在中央持续推进融资畅通、减费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在积极减费让利，但市场对于银行乱收费的“诟病”从未消停。 其实银行违规收费大抵可分为显性收费和隐性收费，而且存在显性向隐性转化的趋势。对于显性的违规收费，或许可以通过常规的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查处，但仍受检查的频率、检查的覆盖面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对于隐性的违规收费，要查处则相对比较困难，线索、取证材料的获取都是一个问题，除非企业举报。 从逻辑上，银行究竟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不合理收费，企业最有发言权。借款企业一个投诉举报似乎就可真像大白，但其实不然。银企关系的相生相容性，注定了其方式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企业基于未来存续发展的考量，往往对银行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敢举报，否则容易遭致报复，甚至在当地再也难以获得融资。 显然，从源头上根治银行保险业违规收费问题需要内外发力、多措并举。 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消减银行保险机构违规收费的内在驱动。关键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动银行保险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利率市场化化程度和银行机构风险定价能力，以最大可能避免银行机构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为实现不当绩效考核目标而铤而走险，违规收费。 另一方，则是要强化外部监督。核心是要加大违规收费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让机构从成本——收益权衡的角度，对违规的后果形成敬畏，形成不敢违规收费的自我约束。关键则是构建完善银行违规收费的信息获取机制。正如《通知》所要求的，要形成监督合力，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明确跨部门信息共享、依法惩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前提则是建立对企业投诉的保护机制，即确保企业不因投诉举报银行违规收费而被银行甚至行业歧视，导致融资权利受损害。 唯有如此，各种违规收费行为才能得以充分曝光在监管的视野，各种监管规制才能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温彬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完善金融服务，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都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第一条为：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 2019年4月，两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指导银行业机构夯实小微业务的内部激励传导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为落实这一要求，银保监会今年4月9日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建立了以信贷服务为主、覆盖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流程的评价方法和指标，旨在建立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机制。5月9日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办法》即将正式出台，将为银行更好服务小微企业提供完备的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金融业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同时也要看到，金融业还存在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不平衡，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不平衡，金融业与配套金融服务之间的不平衡等问题。近年来，在“三个不低于”“两增两控”“提质扩面、增量降价”等监管政策引导下，小微金融加快发展，但是因为抵质押物少、信用信息不充分、风险偏高等结构性因素限制，小微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办法》是促进金融平衡、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小微企业首当其冲。为统筹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党中央提出“六保”任务，其中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保供应链产业链都离不开中小微企业的复产复工和经营发展。这就需要小微金融更好发挥作用。因此，11条改革措施围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政府性融资担保等进行一系列部署。必将推动银行以更大力度服务中小微企业，进而助力“六保”目标。 《办法》坚持“正向激励为主，适当监管约束，明确差异化要求，合理体现区分度”指导思想，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并行、总量与结构并重、激励与适当约束并举”原则，以小微企业融资各环节为主线，以是否降低融资综合成本与提高融资效率为标准，充分考虑商业银行个体差异和小微金融业务实际，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从信贷投放、内部专业化体制机制建设、监管政策落实、产品及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评价，设置差别化评价指标，对商业银行落实尽职免责要求，给予小微企业贷款差别定价，加强评价结果运用。 《办法》涵盖五方面评价要素：一是信贷投放情况，包括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两控”、信贷资源倾斜、小微客户细分、服务覆盖面等情况。二是体制机制建设情况，包括综合服务机制、风险管理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核算与考核机制等情况。三是重点监管政策落实情况，包括小微企业续贷、授信尽职免责、金融服务信息披露等情况。四是产品及服务创新情况，包括信用信息运用方式、产品服务模式、服务效率提升、信用贷款及中长期贷款投放等情况。五是监督检查情况，包括规范服务收费、报表数据质量等情况。 《办法》共六章三十二条，在整合前期已出台的小微金融系列监管政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张清单、差别权重”的多维度综合化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对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设置标准化指标，明确指标具体内容、赋分规则及评价结果等级。二是确定评价机制，规范从银行自评、监管信息收集、监管初评、监管复审、评价结果通报、档案归集的全流程工作方式。三是明确评价结果的综合运用方式。银保监会每年根据《办法》考核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评价结果作为相关监管部门政策协同的重要依据，可以综合运用在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如再贷款、再贴现、资本补充、CBS、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指导信贷政策方向性、强化对监管评级较低银行监管指导等领域，对全面科学评价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情况，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持续提升服务小微金融服务质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5月25日，全国人大代表、明阳智能(行情601615,诊股)董事长张传卫建议，中国亟待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振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高端制造、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方面体现新的竞争优势。 以广东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为例，张传卫建议，未来三年可在珠江西岸形成2万多亿元高技术含量、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仅在风电行业将直接带来至少5万个就业岗位。 张传卫建议，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并落到实处，降低装备制造业企业过高的融资成本。 张传卫指出，高端装备制造的关键技术创新是国家建设需要的核心技术，研发技术难度高、资金投入巨大，在自主保障能力建设过程中需要相关部门给予特殊的经费支持和政策扶持。应在政策性银行设立重大装备创新风险基金，建立重大技术创新融资平台，吸纳民间资本，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同时，构建对制造业特定的土地供给机制，在土地资源供给方式上实施快捷核准挂牌机制。 此外，张传卫建议，应增强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活力。通过税收减免、资金补贴、风险投入、政策扶持等手段，鼓励装备制造业创新。 张传卫表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在创新。而企业创新的成本高，不少项目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且花费巨大。研制成功后又要融资建设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再加上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若没有充足的利润，企业将失去持续创新的能力。 张传卫表示，受益于广东海洋强省战略，明阳智能承担了海上风电大风机及相关重大装备研究制造、海洋工程建设的任务，在粤港澳大湾区带动形成万亿级高技术含量的世界级高端装备产业集群。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举措，引发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这些“以保促稳、稳中求进”的硬招实招，必能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有助于就业、脱贫等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更将为中国经济复苏积攒巨大的后劲。 呵护企业，精准施策真暖心 企业作为经济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暖企举措，得到很多代表委员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行情000876,诊股)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有利于增强经济回升的动力，也为促进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等，让民企有了实实在在的信心。”刘永好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信用指标和考核体系之中。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作出了准确研判，提出了务实举措，令人振奋。这既符合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市场需求转型的方向。 “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带动上下游协同复工复产，畅通供应链产业链。3月底，吉利国内供应商已全部复工，国内供应链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产能稳步爬升。”李书福介绍，政府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举措，正有效推动需求复苏。吉利将继续主动迎接变革，保持研发投入，不断做实做强核心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王会生对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新一重”的提法很有感触。他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是加快经济恢复发展、激发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性产业基金等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在细分行业领域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供稳链，同心协力闯难关 现代社会分工细化、产业链长，诸多市场主体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工(行情000528,诊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柳工集团从“供方+物流”同时入手，积极排查风险、难点，确保供应链各个环节互相配合、顺畅转动。“我们第一时间与1000多家供方实现联动，秉持‘一企一策’的原则，为他们提供必要防护用品和必要生产资料，通过‘输血供氧’，最大限度激活产品生产链。”曾光安说。 曾光安表示，“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举措，让企业坚定了发展信心。4月份，柳工挖掘机实现月产4500台的历史新高。在他看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链呈现出巨大实力和十足韧性，积蓄了强劲的发展势能。在各方努力下，“中国制造”将继续开足马力，贡献更多优质产品。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新区商会会长王麒认为，产业链环环相扣，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善其身，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中国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是保企业生产、稳中国制造，也是为疫后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开展‘送政策、帮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专项行动，通过产业资金帮扶、点对点救助、绿色通道、执照邮寄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成本。”王麒说，危和机同生并存，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唯有协力稳住发展的基本盘，方能共同闯过这道难关。 放眼长远，增强自身竞争力 市场主体保住了、产业链供应链稳住了，高质量的发展才更有希望。在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不仅聚焦如何“利当前”，更关注怎样“惠长远”。 提到碧桂园(港股02007)，很多人第一印象是大型房地产企业。但如今，其定位则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产品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促进了建筑行业大发展。然而，建筑行业传统粗放式、手工化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根本性改变，施工安全风险大、生产效率低、建设成本高、科技含量少，行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越来越弱，此次疫情更是给传统建筑企业的开工和生产带来较大困难。 对此，杨国强提出“研究制定覆盖建筑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研发、制造和应用全流程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建筑机器人行业标准体系”“引导建筑机器人快速试点试用”等建议，促进建筑机器人合规高效地在工地使用，不断提升建筑业发展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指出，供应链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受疫情影响，原料采购、劳动力流动等受阻，全球供应链在某些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中断，这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集聚化和本土化。 “疫情对中国企业是一次大考，如果能走出来就会变得更强壮。现在全球生产供应链恢复最快的就是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宁高宁强调，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恢复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方面进行了有效应对。对企业来说，只有真正搞创新、真正搞研发、真正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成功过关，走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一直以来，承担为实体经济输血、造血功能的银行保险业，为何饱受“吸血”的质疑？这不仅折射出银行保险业丰厚利润与实体经济效益下行的反差，更集中反映了一个久治难愈的痼疾，——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尽管不排除银行为民间融资等其他渠道“背锅”的情形，但不合理收费现象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对这一现象或许已经到了该除须除的时候了。 日前，银保监会联合工信部、央行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这将使银行保险业不合理收费这一“痼疾”有望得到根治，挤干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水分”。 究竟哪些属于违规收费？ 如果从纯市场的角度，商业银行需要以收抵支并获取适当的资本回报，因此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应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关键是所提供服务的真实可评估性、服务质价相对等性。 这就需要厘清银行收费中，究竟哪些属于违规的收费，哪些是不合理收费，哪些属于存在较大争议的收费。从企业部门的呼声看，关于银行不合理收费问题，比较集中于贷存挂钩、强制捆绑销售、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强制接受指定机构服务等方面。 此次《通知》就银行违规、不合理收费的情形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的要求，明确提出了17个方面“不得”和3个方面禁止性规定，后者主要针对新形势下银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方面的涉企收费问题。这方面，《通知》明确禁止三种行为。一是银行机构应在合同中明确禁止第三方机构以银行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二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三是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这份违规收费“清单”不仅进一步增强了监管的指向性、可操作性，而且也从整体上告知了企业可以伸张、维护的权益。 银行违规收费的驱动在哪里？ 按说，自2013年7月20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已完全放开，银行完全可以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在贷款定价中充分融入资金成本、风险成本、费用及目标利润等考量，银行何以要冒被监管查处的风险、在价外违规收费，空惹一身“骚”？这其中自有其内外部驱动性，叠加了成本、考核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不切实际的中间业务考核催生了“浮利分费”、强制搭售保险类产品等行为。为满足上级行对中间业务考核要求，一些银行机构采取“浮利分费”的方法，在对企业贷款定价时，人为地在贷款利率上浮部分中切出一块作为中间业务收费。这种做法，实际上并不增加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但因为人为切割的无据，客观上给企业以乱收费之印象。而通过强制搭售保险、理财等产品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更是一些基层行惯用的手法。此外，还可能存在将无实质内容的贷款咨询、顾问费附加于贷款等违规收费行为。 二是层层加码的存款业务考核诱发了“贷存挂钩”“以贷转存”等变相收费问题。一些银行基层行或客户经理为完成存款任务，把拉存款、转存款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这或许是最令企业“头疼”的问题。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帮助银行去揽存，不仅难度大，而且揽存所产生的费用在财务处理上也比较困难。而贷款转存款，不仅减少了企业贷款的可用额度，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是“以我为主”的经营理念导致银行向企业强势转嫁费用。在绩效考核压力下，一些基层经营行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本应由银行独立承担的费用，如为授信评估目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费用，为分散风险追加的以银行自身为受益人的保费费等，银行在发放贷款中产生的尽职调查、押品评估等相关成本等，转嫁给借款企业，直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维“激发”银行收取资金管理费、账户透支承诺费、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以贷收费行为。目前，尽管贷款利率上限名义上已完全放开，但隐性利率上限依然存在，客观上可能诱使一些银行机构采取堤内损失堤外补方式，通过合同约定形式向借款企业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及贷款承诺费等形式，变相提高贷款收益率，以满足其对利润的追逐。 此外，还包括员工道德风险方面的因素。如一些银行客户经理与资金掮客勾结，以种种理由影响企业贷款到期后正常续贷，通过介绍渠道让客户在贷款到期后寻找过桥资金以牟利，使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转贷成本。凡此种种，其背后无不透着各种利益的碰撞。 如何根治违规收费？ 尽管近年来在中央持续推进融资畅通、减费让利的背景下，银行保险业在积极减费让利，但市场对于银行乱收费的“诟病”从未消停。 其实银行违规收费大抵可分为显性收费和隐性收费，而且存在显性向隐性转化的趋势。对于显性的违规收费，或许可以通过常规的现场检查方式进行查处，但仍受检查的频率、检查的覆盖面等因素的客观制约。对于隐性的违规收费，要查处则相对比较困难，线索、取证材料的获取都是一个问题，除非企业举报。 从逻辑上，银行究竟有没有违规、有没有不合理收费，企业最有发言权。借款企业一个投诉举报似乎就可真像大白，但其实不然。银企关系的相生相容性，注定了其方式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企业基于未来存续发展的考量，往往对银行乱收费等违规行为不敢举报，否则容易遭致报复，甚至在当地再也难以获得融资。 显然，从源头上根治银行保险业违规收费问题需要内外发力、多措并举。 一方面，要推进制度创新，从源头上消减银行保险机构违规收费的内在驱动。关键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动银行保险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利率市场化化程度和银行机构风险定价能力，以最大可能避免银行机构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为实现不当绩效考核目标而铤而走险，违规收费。 另一方，则是要强化外部监督。核心是要加大违规收费的成本，加大惩戒力度，让机构从成本——收益权衡的角度，对违规的后果形成敬畏，形成不敢违规收费的自我约束。关键则是构建完善银行违规收费的信息获取机制。正如《通知》所要求的，要形成监督合力，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明确跨部门信息共享、依法惩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前提则是建立对企业投诉的保护机制，即确保企业不因投诉举报银行违规收费而被银行甚至行业歧视，导致融资权利受损害。 唯有如此，各种违规收费行为才能得以充分曝光在监管的视野，各种监管规制才能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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