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视频黄奇帆：疫情下全球产业链将结构性重构，中国应有五大应对举措 向前 向后 var AUTOPLAY = 1; var ConTIPLAY = 1; (function() { var Tool = CommonTool; var chk = Tool.byId('J_Video_Autoplay');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toLowerCase(); var isIOS = /\((iPhone|iPad|iPod)/i.test(ua); if (isIOS) { console.log(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none'; return; } chk.parentNode.style.display = ''; var clickcookie = function() { Tool.bindEvent(chk, 'change', function() { var chked = chk.checked; Tool.writecookie('ArtiVAuto', (chked ? 1 : 0), 24 * 365 * 10, '/', '.sina.com.cn'); }); } var bycookie = function() { var coo = Tool.readcookie('ArtiVAuto'); if (coo) { if (parseInt(coo) == 0) { chk.checked = false; AUTOPLAY = 0; } } }; clickcookie(); bycookie(); })(); var firstItem = CommonTool.byClass('J_Play_Item', 'J_Play_List')[0]; var fInfo = firstItem.getAttribute('play-data').split('-'); var fVid = fInfo[0]; var fPid = fInfo[1]; var sinaBokePlayerConfig_o = {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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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我们当然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找出路，以开放拓展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机遇。为此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分析问题。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政治家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是这几十年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了以后，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说起来要给予撤资搬迁的工厂以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难以给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这是不可能的。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本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核心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就是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的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所以至今为止疫情前的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还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我们较差。我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我们现在农村里边的农民工90%都是年轻的农民工，90%都是中专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因为中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这个素质也是相对好的。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它的金融角度讲，正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它的美元铸币税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美元的过程，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铸币税。在这个意义上，它如果搞大量制造业，美元全球化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要发挥它的铸币税的功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它已经回不了70年前的过去了。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的人群，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年美国制造业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和企业天量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3G的基站还是现在要搞5G的基站，在大城市可以，到了郊区、农村所谓搞工业的地方，那些通信电话都比我们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它不愿意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总的意思就是它的基础设施不适应。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性基础。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二、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它的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它也是国际化水平分工的。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最近有份报告我看了以后深以为然。这份报告指出，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这个话很重要。贸易战的时候，疫情之前有一批企业在贸易战、贸易摩擦鼓动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把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停顿下来了。摩根斯坦利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不是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摩根斯坦利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它本国家的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它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的状态。 以上这段话是大摩对当前跨国公司疫情下的一些分析。我大段大段地引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它的客观性。 大摩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还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等。中国恰恰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跨国公司企业家的理性，不会跟着政客们的叫嚣而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潮流，他们一定会理性的布局新的产业链全球结构重整的这个过程。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机遇。 对于我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的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好像现在出现的问题都是美国政客们的脱钩叫嚣造成的，好像疫情对我们带来的冲击倒是问题不大。 大家都在担心脱钩之类的概念，其实我们更要看到现在企业各种订单丢失、产业链的断裂主要还真不是那帮政治家的政客们的叫嚣，主要的就是疫情产生的全球冻结状态带来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我这里想讲五条措施： 1、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要看到我们产业链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剑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可能断裂的危险。所以面对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该倒逼自己，尽全力将产业中的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以产顶进。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杀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这是第一点。 2、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我国去年出口了大体2.6万亿美元，随着世界疫情的扩张，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额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应该会更差。因为这个出口不是中国的生产满足的，是世界的疫情。一季度的时候世界的疫情还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还在生产、运行，还在采购我们的货，但是二季度全球、欧美进入了瘫痪的状态，他们对中国本来要求的进口对我们来说的出口订单就会大量丢失。所以我是感觉二季度的数据我们出口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的时间延续的情况下，这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涉及到国际上的疫情治理。欧美现在整个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诊已经超过500万，我认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万，全年会在15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经济困难会是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然要针对这个长周期可能订单低迷的状态，我们应该制定策略改变策略，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 我们出口是退税的，是不含税的，这些产品在本来不含税的成本竞争下搞出口的，现在内销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税或者其它税，它的成本上去可能不适应国内销售，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可以一个时间内给予特殊政策，出口转内销视同出口，不收增值税，同样享受出口退税的政策。总之我们政府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出口企业出口转内销。 3、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中国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我们现在能源行业，中国石油每年要进口大约4.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2亿多吨，总消耗6亿多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也许以后要增加到7亿吨、8亿吨、9亿吨，如果这个增长了以后，增加的订单都用进口，一年4.5亿变成6.5亿、7.5亿，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的煤炭产量产能是在50亿吨，实际的煤炭产量现在去库存，也在38亿吨、40亿吨，也就是说我们的煤炭产能是富余的、闲置的。如果用煤炭来代替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无非大家是感觉煤炭污染严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怎么样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华集团在宁夏搞的煤制油、煤化工就是一流水平的，我去看过，它的工艺流程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污染各方面都是形成了清洁能源。我就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中国多十亿吨煤炭搞了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那么我们原油需求量可能就省掉一亿多吨两亿吨，反正4到5吨煤可以变成1吨的油和气，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内需，而不是一味去搞煤炭的去产能。这是一个方面。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一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他们一般是每一百人30辆汽车，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尤其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的变革，汽车产业它的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的带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怕汽车污染，或者怕汽车在城里对城里的交通带来挤压，拥挤，所以就限购、限卖，然后用限量、拍卖牌照等等卡住了汽车的需求。我们现在一个汽车的牌照8万、9万元，三年还拿不到这样的牌照，因为是要拍卖，实际上这个市场一年几百万辆这样的需求被扼杀住了。所以在这方面，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4、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京东这类电商企业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而逆市上扬，充分说明网络空间形成的市场，与传统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间能够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他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贸易进出口量。 可以做一个判断，十年后，全世界的货物贸易量三分之一是传统贸易的形式，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加工贸易，还有三分之一会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贸易，形成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潜力巨大。 第二个概念，我们国内电子商务可以说是世界最发达的，但是就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的业务量来说，超过80%的业务量都是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总体规模全国第一，但是它做国际贸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贸易量的10%左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阿里巴巴的国内贸易规模，总的规模比亚马逊要大得多，但亚马逊网络平台上的国际贸易量是我们阿里巴巴的4倍还多。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做得还不够，把这块做上去也会拓展我们的贸易市场。 5、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我们去年4.6万亿进出口，其中2.5万亿出口，2.1万亿是进口。我们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是世界最大的，出口贸易也是世界最大的，也容易引起所谓的贸易摩擦。美国现在有一个底就是它是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口国2.6万亿，我们2.1万亿差5千亿美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2.1万亿美元的进口逐渐通过降低关税、扩大进口逐渐上升到2.5万亿、2.6万亿，最终如果我们能够拿下世界第一大的进口大国，这个指标比我们做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要重要。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是持续稳定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进口国对他们来说就是市场的衣食父母，就更好地会成为我们中国的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这个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升格为商品计价的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清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付费，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还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供应结构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所应该看重的。 5月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也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 总之，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一个基础牌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摘要]虽然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改善明显，但受市场需求尚未完全恢复、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成本压力依然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企业累计利润仍现较大降幅，盈利形势不容乐观。 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按可比口径计算，详见附注二)，降幅比1—3月份收窄9.3个百分点。 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046.3亿元，同比下降46.0%；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249.0亿元，下降26.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21.3亿元，下降28.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20.1亿元，下降17.2%。 1—4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1110.1亿元，同比下降35.2%；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0269.5亿元，下降2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1218.3亿元，下降24.3%。 1—4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5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6个行业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烟草制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6%，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60.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56.4%，汽车制造业下降52.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48.0%，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40.3%，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27.0%，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22.9%，纺织业下降19.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19.7%，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17.6%，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3.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 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31万亿元，同比下降9.9%；发生营业成本24.04万亿元，下降9.1%；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45%，同比降低1.07个百分点。 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17.69万亿元，同比增长6.3%；负债合计66.80万亿元，增长6.2%；所有者权益合计50.89万亿元，增长6.4%；资产负债率为56.8%，同比持平。 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4.43万亿元，同比增长9.9%；产成品存货44277.2亿元，增长10.6%。 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1元，同比增加0.69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9.23元，同比增加0.36元。 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73.0元，同比减少13.1元；人均营业收入为119.8万元，同比减少7.4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21.7天，同比增加3.8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59.8天，同比增加11.2天。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781.4亿元，同比下降4.3%，降幅比3月份收窄30.6个百分点。 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改善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解读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落地，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工业企业产销加快，利润状况显著改善，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大幅收窄。但是1—4月份累计看，工业利润降幅依然明显，企业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781.4亿元，同比下降4.3%，降幅比3月份大幅收窄30.6个百分点。主要情况如下： 一是生产销售增速均由负转正。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3.9%，3月份为下降1.1%；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1%，3月份为下降11.1%。规模扩张效益有所显现。 二是八成行业利润改善，半数以上行业利润实现增长。4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利润增速比3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其中23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比3月份增加15个。如仪器仪表、通用设备、食品制造、金属制品行业，4月份利润分别增长60.4%、39.4%、30.6%和17.8%，3月份利润则分别下降15.1%、22.1%、16.4%和25.1%。 三是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等重点行业改善明显。4月份，复工复产继续推进、相关扶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等行业市场需求明显好转，订单量逐步增加，利润明显回暖。4月份，汽车行业利润同比增长29.5%，3月份为下降80.4%；专用设备行业利润增长87.5%，3月份为下降20.5%；电气机械行业利润增长33.9%，3月份为下降28.6%；电子行业利润增长85.1%，增速比3月份加快65.6个百分点。上述4个行业合计影响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比3月份回升19.7个百分点。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战新产业利润大幅回升。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7%，增速比3月份大幅加快55.2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由3月份下降9.1%转为4月份增长38.8%。 此外，4月份利润明显改善一定程度上也与当月投资收益大幅增加、同期基数偏低有关。 应该看到，虽然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状况改善明显，但受市场需求尚未完全恢复、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成本压力依然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工业企业累计利润仍现较大降幅，盈利形势不容乐观。下阶段，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援企助企政策，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先后推出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以及面向中小银行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共计1.8万亿元低成本资金已经或即将注入实体经济。 这些普惠性的资金如何贯通至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实践中如何确保资金“精准滴灌”，防止“跑冒滴漏”？这考验着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智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银行系统的代表委员向上证报记者分享了经验，亮出了现阶段的成绩单。 把好“三关” 防止资金“跑冒滴漏” 考虑到湖北省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任务较重，人民银行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湖北给予了倾斜安排。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告诉记者，为确保政策性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人民银行等部门加强监督管理，防止资金“跑冒滴漏”。三批次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均采用“先贷后借”的形式发放，即金融机构先向企业发放符合要求的贷款，再等额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这样保证了资金投向更为精准。 “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贷款审核工作，包括审核企业范围、贷款额度合理性，并建立贷款电子台账，确保贷款情况真实、准确、合规。对于专项再贷款，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把好名单关、发放关、审计关。”王玉玲表示。 所谓“名单关”是指严格筛选企业，确保进入名单内的企业符合五部委文件规定的支持范围；“发放关”是指压实承贷银行责任，并跟踪监测资金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的相关领域；“审计关”是指与审计部门信息共享，审计部门全程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公开公正，优惠贷款规模与企业实际提供的防疫物资和服务相匹配。 “要求金融机构在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发布两天内完成银企对接，争取在两个工作日内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告诉记者，为快速响应企业紧急资金需求，该分行指导辖内人民银行系统简化再贷款业务流程，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提高办理效率。 低利率让利企业 1万亿元新额度正有序发放 在再贷款再贴现的覆盖面上，“力求做到企业融资需求摸底全覆盖、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银行对接全覆盖、对企业有效资金需求银行授信全覆盖、符合条件的优惠贷款利率全覆盖、符合条件的再贴现申请全满足。”王玉玲告诉记者。 相关政策已经惠及湖北省数万家企业。截至5月21日，在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篮子里，湖北12家银行共向名单内922家重点企业发放优惠贷款381.09亿元，占全国总额度的12.7%，经贴息后企业实际负担利率为1.31%。同时，该省金融机构利用5000亿元和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向5.91万户企业发放优惠贷款32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4.55%；贴现票据14.85亿元，加权平均利率3.3%。 对于广东的落地情况，白鹤祥介绍，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经进入收官阶段；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则更普惠地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数据显示，截至5月20日，9家全国性银行和3家地方法人银行运用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资金，向广东省614家疫情防控重点名单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21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32%，贴息后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16%。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运用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357亿元。 此前人民银行要求，落实好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资金重点投向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产业。“目前，1万亿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已经落地，正在有序进行发放。我行将加大工作督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运用低成本资金进一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普惠性金融支持。”白鹤祥表示。
13份文件，124亿元贷款优先支持疫情防控单位恢复和扩大产能，131亿元相关贷款全力支持生活必需品稳价保供，“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活动化解小微企业贷款难……在吉林银保监局种种举措下，吉林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迎来新局面。 接下来，该如何借力金融支持推动“六稳”“六保”，如何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吉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峰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为上述热点问题一一开出地方“良方”。 多层次金融支持助力“六稳”“六保” 过去数月，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篇文章中，吉林银保监局着实下了狠功夫。刘峰对上证报记者透露，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吉林银保监局结合辖内实际，先后单独或联合有关部门印发13份文件，推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措施要求，并通过定期调度、窗口指导、跟踪督办、强化考核、实地调研督导等措施，把各项政策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 该局监管引导辖内银行业保险业一方面全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对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和工程。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吉林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386亿元，同比增长10.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57个百分点；中长期贷款余额13834亿元，同比增长13.4%。 为给企业减负，吉林银保监局多措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低，辖内银行机构对6万笔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的286亿元贷款给予了适当延后还本付息安排，通过下调利率、减免手续费、续贷等累计为小微企业减轻财务负担7.7亿元。 刘峰表示，下一步，该局将切实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对金融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实到位，大力做好“六稳”“六保”相关工作，引导资金更多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稳定区域经济基本面。对于小微企业，刘峰表示，吉林银保监局将确保普惠金融领域整体信贷增长不受疫情冲击，同时进一步推动降低融资成本，鼓励对受困小微企业减息让利，力争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在2019年基础上继续下降。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为了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吉林银保监局将有特别的考量。刘峰说，吉林银保监局将加强资产质量监管，持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资产分类准确性。同时，继续拆解影子银行，大力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防止死灰复燃。 吉林银保监局还将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严格执行授信集中度等监管规则，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有效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做好银行保险机构压力测试，完善应对预案，稳定市场预期。 其中，银行保险机构股东股权乱象治理，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牛鼻子”。对此，刘峰表示，健全的公司治理是银行保险机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保障。当前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现状，还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形势要求。部分机构股东行为失范、董事会运行独立性缺失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刘峰说，下一步，吉林银保监局将按照银保监会部署，以地方中小法人机构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监管。具体表现为进一步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现代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狠抓制度落地执行，落实好公司治理指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组织开展年度公司治理监管评估；持续加强股权和关联交易等重点领域监管。
促进资金直达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有新举措。记者昨日从银保监会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维护企业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银保监会近日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融资各环节为主线，以是否提高融资综合成本为标准，同时考虑信贷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及收费管理作了规范，强化了内部管控、外部监督与激励的作用。 《通知》明确不同融资环节要求。在信贷环节，要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鼓励银行提前开展信贷审核。 具体而言，取消信贷资金管理等费用。银行不得收取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对于已划拨但企业暂未使用的信贷资金，不得收取资金管理费。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不得在贷款合同中约定提前还款或延迟用款违约金，取消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 严格执行贷存挂钩、强制捆绑搭售等禁止性规定。除存单质押贷款、保证金类业务外，不得将企业预存一定数额或比例的存款作为信贷申请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不得要求企业将一定数额或比例的信贷资金转为存款。不得忽视企业实际需求将部分授信额度划为银行承兑汇票，或强制以银行承兑汇票等非现金形式替代信贷资金。不得在信贷审批时，强制企业购买保险、理财、基金或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等。 银行应根据企业申请，在存量贷款到期前，提前做好信贷评估和审核，提高响应速度和审批时效。在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外部环境等未发生明显恶化时，不得无故提出导致融资综合成本明显提高的新的增信要求；不得以断贷为由提高贷款利率，确保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以合理成本获得贷款；不得继续对“僵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挤占银行可贷资金，推高其他企业融资成本。 在助贷环节，要求银行明确自身收费事项，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评估合作机构收费情况。《通知》强调，实行“两个严禁”：银行应掌握支持信贷决策的客户信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用资金。 在增信环节，要求银行合理引入增信安排，从银行独立承担、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企业独立承担三个角度，对信贷融资相关费用承担主体和方式等提出要求。 在考核环节，对银行资金定价管理、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等影响融资成本因素提出要求，并要求绩效考核取消不当激励。 《通知》还要求，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制度。细化收费制度执行要求，针对不同适用情形实行差异化处理，避免分支机构在执行中“一刀切”。在业务合同中列明服务内容、价格和收费方式等，不得超出合同约定范围收取额外费用；对于先收费后服务、已收费但业务提前终止的，应确保收费与服务内容匹配。鼓励对小微企业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收费标准。 《通知》自2020年6月1日起实施。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参照执行。
全国人大代表、海特高新(行情002023,诊股)董事长李飚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建议，加强民企股权融资能力，增强企业再投资能力，增强民企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融资活力等；国家扶持国产模拟机厂家全面参与国产大飞机模拟机研发，制定“公平参研、国产优先”原则，推动国内模拟机行业发展，将国产大飞机模拟机制造技术和核心数据掌握在国内企业手中，并支持民营航空技术企业研发制造，推动核心技术发展，推进航空产业核心装备国产化。 加强企业股权融资能力 激活存量资产，转化有效投资，是提振经济的有效措施。李飚建议，加强企业股权融资能力，降低利率，增强企业再投资能力，增强民企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融资活力，增加关系国计民生或高投入长周期行业的融资期限，激发民营实体企业发展潜力，保障就业和市场主体稳健发展。 李飚建议，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纳税人购进贷款服务，允许其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加快军品业务免征增值税合同清单的审批进度；将飞机维修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额作为不征税收入。 李飚认为，对于重资产的制造行业，厂房设备作为生产经营的必备场所，占资产比重较高，基于目前的房产税缴纳政策，实体企业房产税税负较高。建议降低自用房产的房产税税基，同时降低出租房产的房产税税率。 李飚表示，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建议适当降低。建议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引进制定相应个税优惠政策。 另外，针对我国税收种类繁多、政策变化快、税收执行口径不统一的问题，李飚建议减少税种。 实现模拟机技术国产化 李飚表示，近年来，民营航空技术企业在航空研发制造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迅速成长为航空工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民营航空技术企业目前普遍未进入民航核心装备国产化主流序列。特别是在飞机模拟机领域，民营航空技术资源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希望更多参与飞行模拟机制造。建议加大对中国制造包括在中国合资的飞行模拟机支持力度，推动高端航空装备国产化。 李飚说，随着国产大飞机订单快速增加，以国产大飞机带动国内装备制造业升级，必将启动中国航空工业跨越式发展，激发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推进民航装备制造国产化进程，助力国产大飞机事业腾飞。 李飚建议，将国产模拟机列入政府采购清单，国企航空公司按照一定比例采购国产模拟机，对中国制造包括在中国合资制造的模拟机企业进行适当补贴，促进国产模拟机产业发展，逐步实现模拟机国产化。 建立国家级应急救援基地 李飚认为，通航直升机是必须加强建设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能力。 李飚建议，在四川建立以应急救援管理学院、直升机生产制造基地、直升机应急救援加改装中心、应急救援保障数据中心等为主体的国家级应急救援基地。 在提升通航发展安全运营水平方面，李飚建议，完善通用航空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民航运输行业规章制度规范通航行业飞行员证照取证规章和复训规则，强化通航飞行员模拟机培训，将模拟机训练加入到通航飞行员初始培训和复训中。通过规章要求进行强制性、定期训练，提升飞行员在复杂环境、飞机故障下的应急处置水平。高素质的、经过充分完整科目训练的飞行员，有充足的经验可及时应对复杂飞行环境、各种飞机故障时所产生的突发情况，降低事故发生率。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行情002251,诊股)董事长王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建议，继续从支持零售业入手促进消费，帮助企业纾难解困，一方面更加细化与科学施策，另一方面保持一定的政策延续性。 发放消费券注重普适性 王填称，疫情发生后，多个省区市相继推出形式多样的消费券以刺激消费，消费券的发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过，各地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指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文化旅游和购物中心等。在有些城市，为保供应、稳物价、稳就业发挥积极作用的商超企业被排除在外。 王填认为，部分地区消费券发放中存在设立前置条件、保护本地利益以及选择单一发放平台问题。“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要求，报名参与消费券活动的商家满足‘本地纳税’条件。对连锁经营企业来说，当地门店为本地就业、商品供给和社区服务做出了积极贡献，却因为没有在当地设立单独的法人实体，被排除在消费券活动之外。” 王填建议，将商超企业纳入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可考虑定点发放米面油奶蛋等基础生活类商品的消费券给到低保人员，保障民生，也可给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现金。同时，消费券应该允许购买非食品和部分食品。例如服装、家电、玩具、彩妆，以及酒、果干、滋补品等，助力上游中小企业的生产和品牌建设。可通过多平台发券，或者通过政府招标程序确定平台，让消费者、商户可以自由选择，保证公平竞争。 减轻企业促消费成本 王填表示，连锁经营企业因为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不同，无法在每个地方单设法人，所以在企业成本减免方面的政策，如给中小企业的房租减免，以及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全部减免等政策，都被排除在外。 “绝大部分地方房租减免政策仅针对中小微企业，连锁经营企业经过门店综合统计后不被认定为中小企业；商超因为三保要求持续开店，不在减租范围之内。”王填说。 王填建议，在中小企业认定方面，考虑连锁经营企业特点，以单个门店为单位比照中小企业标准，享受相关的社保以及租金减免的优惠政策。将尚在营业的零售企业纳入享受房租减免的主体范围，按企业实际经营场所的房租交纳所在地给予房租减免。 王填建议，对延长营业时间造成的水电使用成本给予减免，尽快实现水电气工商同价，减轻税费，支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粗加工及冷藏保鲜的水电价格参照农业生产计费，降低农产品经营成本，减少市民菜篮子支出。 延续释放更宽松就业政策 王填表示，鉴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企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建议国家延续释放更加宽松的、为期两年以上的稳就业和促就业提振政策，保障企业生存和稳健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王填建议，延续企业社保缴费减免期。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通知要求的企业社保缴费减免期限结束后，出台两年内不上调三项社保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的短期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稳就业促就业。同时，延续两年线上培训补贴政策，满足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的需求，帮助企业继续保持人才竞争力，助力企业稳定发展。将工会经费返还政策拓展到所有企业；扩大享受残保金减免范围，支持“就业辅导员”队伍发展。 王填表示，出台就业见习和吸纳就业补贴短期政策，鼓励企业提供就业见习机会、招录新员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当地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劳动人口实现就业。建议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规划，评估院校毕业生人数，企业就业岗位情况，出台相关的两年短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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