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涨价边缘的“疯狂”试探在舆论压力下无疾而终。近日，申通、百世和韵达撤销了价格调整的公告。而圆通、中通则将“全国范围内的收费公路于2020年5月6日零时恢复收费”的理由删除。快递企业无论是集体涨价，还是统一反悔，除了强烈的求生欲外，实则是摆脱不了数年来永无休止的低价竞争。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群雄逐鹿的行业还在不断挤入新人，持续数年的价格战似乎还将继续。快递企业对电商的过度依赖，也让其利润空间持续被挤压，不得已通过涨价调节经营。一场场试探性涨价无疾而终，折射出快递行业既渴望改变营收现状又难以摆脱价格战的缠斗，行业间的非良性竞争还在继续。如果快递企业想要跳出低价的囚笼，寻求与更多行业的合作势必是必行之举。 不敢涨价？ 快递企业集体改口 通达系企业对涨价一事的回避，和宣布时一样保持统一。 5月8日，申通、圆通和百世相继发布公告。关于价格优惠调整的理由，均指向自5月6日起全国恢复高速公路收费一事。3家企业表示，为了提供持续的优质服务并促进基层网点的良性发展，将调整高速免费期间实行的快递服务价格优惠幅度。 5月7日，中通和韵达也发布声明。5家头部快递企业的理由如出一辙：因为高速路恢复收费。 随即，网友们的“吐槽”如约而至。“高速免费的时候也没见到降价呀。”“油价跌成这样，还涨价啊？” “多家快递宣布上调快递费”的话题逐步往热搜靠拢。在时隔约一周后，申通、百世和韵达撤销了价格调整的公告。而圆通、中通则将“全国范围内的收费公路于2020年5月6日零时恢复收费”的理由删除。 那么，到底涨价了吗？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了朝阳区部分网点，工作人员均表示价格没有变化。而从淘宝商家的反馈中，快递价格也未出现上涨的情况。看来，尽管快递企业在涨价边缘试探，但最终还是缩回了脚。 事关切身利益的从业者认为快递涨价是必然行为。一位通达系快递员认为，此次涨价不是因高速收费，而是近来快递柜出现众多问题，导致快递员上门次数增加，工作成本随之升高。“今年快递行业不好做，效益不好，经营压力大，这才是主要原因。” 在企业端，内部经营压力一直有增无减。在2020年一季度的财报中，申通、圆通和韵达在净利润上跌幅较大。申通净利润为5836万元，同比下降85.6%。圆通为2.71亿元，同比下降25.74%。韵达为3.3亿元，同比下降41.1%。 电商收编 价格战长期持续 当经营压力长期不得纾解时，外部资本的注入显得尤为重要。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4月29日那场阿里对韵达的持股，如同一场资本的及时雨。资本背后，往往隐藏着商战，电商巨头不断让快递企业站队之时，当下的快递价格是涨是降就更为扑朔迷离。 如今，阿里已完成对圆通、中通、申通、韵达和百世的入股。以电商版图为圆心而环绕的快递企业们，呈现出清晰的格局。京东系的众邮快递和东南亚物流公司极兔速递于今年3月挤入国内市场。按照众邮快递的介绍，下沉市场将是开疆拓土的目标，服务产品主要聚焦于3公斤小件、电商包裹。市场定位为国内电商平台、微商微店、新型电商、专业市场及为散户提供服务。 而极兔速递的客服向记者介绍称，当前极兔在全国有76个转运中心，在北京已经铺设了网点。价格方面，同城首重8元，续重2元一公斤。异地首重12元，续重6元一公斤。按照异地续重价格来看，比北京部分圆通、申通网点要低2元。实际上，行业里出现了不少像极兔等“鲶鱼”一样的快递企业，以单票更低的价格疯狂抢夺市场。 如今的快递企业多数需依附电商快件输血，而电商以免邮、包邮等获利用户，难免挤压快递企业的利润空间和话语权。同时，同质化服务让企业的比拼更为胶着，一旦涉及涨价，由于转移成本较小，商家会进而选择其他快递品牌。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以“价格共振”这一概念向记者进行了总结。他认为，通达系快递公司在价格方面的共振是快递市场竞争胶着状态的被动选择，其背后折射出快递公司步入了非良性的竞争状态。 模式单一 需“跨界”求新市场 快递专家赵小敏预计，价格战将在国内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随着疫情逐渐结束，总部对网点的利润挤压将会引爆这些‘毛细血管’”。此外，电商企业大肆攻占下沉市场，本就是价格敏感地带，商家自然对每单的快递价格锱铢必较，快递企业对于涨价行为也就慎之又慎。 从整个行业来看，伴随着电商平台野蛮生长起来的快递企业，在最近三年经历了大浪淘沙般的过程。据公开数据显示，从2016年起，注册数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在全国快递业务量的增速上，2017-2019年，呈现出增速减缓的势头，于2019年达到25.3%。而该数据在2016年，为51.2%。快递收入也与之同步。2017-2019年，收入同比增速徘徊在20%附近。而2016年的同比增速为43.5%。 行业快递平均单价则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一组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快递单价从2007年的28.5元/件，快速下滑至2019年的11.8元/件。 在赵小敏看来，当前国内快递企业的竞争依然处于以价格战为主的原始阶段，因此企业会更看重业务量排名和市场占有率。而产品、网络、产业的服务升级由于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又难以在短期内看见成效，让不少企业犹豫不决。 “完全依赖电商快件，已经无法参与新一轮的竞争。按照现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如果没有与当地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走出单纯送货、收货的角色，将会埋下很高的风险。为各行业提供物流解决方案，带来高附加值的产品，是快递企业能掌握的方向。”赵小敏建议道。 相关政策也在推进。2020年2月26日，国家邮政局、工信部印发《关于促进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推进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到2025年， 推动快递业深度融入汽车、 消费品、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制造领域。
手握订单合同、应收账单、存货单据，企业就能依靠供应链金融获得贷款 “链”金融，连通资金断点 数据来源：银保监会等 制图：沈亦伶 依托真实交易信息，银行围绕核心企业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厂里两个多月没开工，应收账款没回笼，工资、原材料进货款都没着落，这可怎么复工？”受疫情影响，为大型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提供配套零部件的湖南长沙县梅花车架覆盖件厂一度停工，公司负责人李涌焦急无奈。 为难之际，李涌了解到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网络供应链融资产品，支持企业以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涌在线上进行了申请：“没想到，不到一小时，333万元贷款就进了账。”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刘佳慧是海尔空调的一个小经销商。时值销售旺季，刘佳慧计划再备一批货，但几十万元的资金缺口让她有点犯愁。 事情不久有了转机。刘佳慧听说网商银行与海尔合作，推出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可为下游经销商提供免抵押、免担保融资支持。刘佳慧在支付宝上进行申请，20万元贷款很快到账：“有了这笔钱进货，生意一定能再做大。”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促进中小微企业全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 什么是供应链金融？订单、仓单、应收账款融资指什么？ “供应链金融是指银行与产业链核心企业进行合作，对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交易时，往往会延迟付款周期，或是要求上下游企业垫款。比如，一些上游企业做工程时，前期开工费用需自己垫付，工程交付后才能拿到核心企业付款，因此企业需预备一定资金维持日常开销。由于资产轻、缺担保，这些企业一般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现金流相对紧张。 如今，正是由于与核心企业紧密关联，“链”上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银行贷款。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说，银行以核心企业供应链为切入点，通过与核心企业合作，获取上下游企业真实交易数据等信息，更充分、准确判断企业经营状况和风险，并据此更好开展金融服务。此外，核心企业开具的应收账款能为上下游企业提供稳定还款来源，也可通过信用流转为上下游企业融资增信。 “应收账款融资是以应收账款作为还款来源，为企业提供贷款；订单融资是指企业凭核心企业订单申请贷款，并在收到货款后偿还贷款；仓单融资则是指有货物存储的申请人凭仓储方开具的存货单据进行质押融资。”曾刚说，这些方式有效拓展了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提升了企业融资可得性和资金周转效率。 8000亿元应收账款融资能惠及多少企业？ “一家中小微企业贷款需求量往往不大，有的可能只需几十万元。8000亿元应收账款融资能让相当多中小微企业受益。”曾刚说。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银行业对21.8万户产业链核心企业提供日常资金周转支持，余额21.4万亿元；对29.7万户产业链上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余额5.8万亿元；对35.3万户产业链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余额9.3万亿元。 借助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提升服务效率，打通产业链资金“堵点” 疫情防控期间，供应链金融为何受到关注？有哪些创新亮点？ ——让上下游企业“不掉队”，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现代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环环相扣，供应链上各家企业的相互依存度较高。”建设银行有关负责人说，受疫情冲击，有的上下游企业生产、销售受阻，这些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点”可能成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堵点”，供应链金融正是顺着产业链有针对性地解决资金问题。 “如果上游零部件企业没钱开工，核心企业生产就可能‘缺钉少铆’；下游经销商没钱进货，核心企业产品销售不畅、收入减少，整条产业链也会受影响。”曾刚说，沿核心企业供应链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对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确保产业链各环节资金“不断链”，正是对症下药的良方，“供应商提升接收订单能力，销售商提升销售能力，反过来能促进核心企业扩大生产，整条产业链才能稳定、畅通，实现协同复工复产。” “此外，一些贸易类企业货物大量积压，现金流紧张。而仓单融资等方式能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利用库存取得贷款，缓解流动性压力。”普洛斯金融总裁窦彦红说。 ——金融科技赋能，让资金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供应链金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鉴别上下游企业交易的真实性，保证贷款资金安全。 “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供应链金融能更精准地识别企业真实金融需求，智能监控金融风险。” 窦彦红说，例如大数据技术能迅速准确地识别企业的经营风险，物联网技术能实现货物仓储、运输等环节的实时监控。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机构能在严防金融风险的同时，为企业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融资服务。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提升了供应链金融服务效率。蚂蚁金服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依托区块链技术开发供应链金融产品“双链通”。通过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点对点传输、加密算法等方式，让区块链上企业的应收凭证、订单数据和交易状态等信息更加公开、透明。风险控制能力提升了，金融机构能以更优惠利率对企业放贷。 ——“一对多”变“一对一”，核心企业获得贷款，缩短付款账期。 疫情防控中，一些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更为迫切。对此，供应链金融也进行了创新。在监管部门引导下，银行改变原来对“链”上企业逐一进行风险评估、单户放贷的方式，直接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发放贷款，并跟进产业链上下游复工复产需求，推动核心企业缩短账期，及时支付款项，缓解上下游企业资金压力。 “由‘一对多’变‘一对一’，银行省却了以往对上下游企业分别进行风险评估的时间，放贷效率更高。此外，核心企业往往就是银行的授信客户，能更快获得利率更低的贷款，有利于其及时向上下游企业付款。”曾刚说，通过这种“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方式，供应链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上下游企业应收账款能更快回笼，有利于复工复产“加速跑”。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地区、部门协同，找准创新和风控的平衡点 专家认为，要更好发展供应链金融，既需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也需银行、核心企业等各方更积极参与，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加强创新与合作。 首先，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增强担保能力，为供应链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董希淼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供应链融资业务考核激励机制，对供应链融资业务在信贷规模、经济资本考核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支持银行对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相关授信予以差别化安排。 “应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等对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担保能力、畅通银担合作、健全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更加有效分散风险。”曾刚说，此外，还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加大对交易信息造假等行为惩罚力度，切实增强银行采用应收账款融资等方式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意愿和力度。 其次，适度简化业务流程，加强地区、部门协同，为企业提供更高效服务。 近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要求，进一步优化供应链融资业务办理流程。在核心企业承担付款责任或提供担保、回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前提下，上下游企业办理供应链融资业务时，银行可适度简化客户评级准入等流程，纳入核心企业统一授信管理，使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 “同一供应链上的企业往往跨地区分布，应进一步强化各地、各部门协同合作，积极建立完善供应链金融异地服务协调机制，推进跨地区跨银行协作，更好帮助企业享受到供应链金融发展带来的‘利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最后，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监控，增加供应链交易信息验证渠道，切实提高风控水平。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说，银行应明确核心企业准入标准，认真审核核心企业融资需求和贷款用途，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有效监督，确保精准投放。此外，要加强押品管理，有效控制存货质押融资风险，并通过专户管理、协议扣款或受托支付等手段监控应收账款回笼。 曾刚说，银行应积极研发供应链金融业务系统，并加强与工商、税务、水电、通信等数据的整合和共享力度，以更好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及信用状况，增加供应链交易信息验证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核心企业在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时，应加强内部管理，严防有关人员提供虚假交易信息。银行也要加强金融科技创新力度，通过技术手段更好掌握核心企业风险变化以及监测上下游企业风险。(记者屈信明 欧阳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克·罗伊（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教授）、本·艾弗森（杨百翰大学财政学助理教授） 美国的两大零售巨头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和J.C．彭尼（J.C． Penney）近期未能为其债务支付利息。预计其中一家甚至两家会很快申请破产，而这也预示着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美国企业倒闭潮即将到来。当前大多数美国家庭都缺乏现金储备来支付未来三个月的各项费用，许多家庭和个人也或将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美国可能就要面对数百万消费者失信，数千计小企业倒闭以及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破产的三连击，同时许多行业也会整体破产。 按照历史经验，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一般会在失业率激增的几个月后到达顶峰。而今美国的失业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过去六周内有超过3000万人递交了失业救济申请。如果历史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演的话，那美国法院系统就将面临其成立以来数量最大的破产案件。 破产程序在正常情况下运作良好且足够快捷，特别是在重组大型上市公司方面。但如果系统不堪重负从而导致企业被困在诉讼程序中，它就无法很好地运作，经济也将因此蒙受损失。 如果破产案件像2008~2010年度金融危机之后那样激增，那么根据处理每宗案件所需的时间计算，每位美国破产法官必须每周工作近50个小时才能跟上案件量增长的步伐。实际上当前经济的收缩状况要比2008年金融崩溃时更为剧烈，表明破产案的增长率很可能达到2010年的两倍。即使这3000万新失业者中只有区区0.9%的人申请破产，破产案件的数量也将超过2010年的峰值。我们无法指望破产法官能每周工作100个小时，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并通过司法分流手段去略过一些申请。 政府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所给予的支持可以让某些人或者企业免于当即破产，但是许多企业仍将难以履行对债权人，雇员和供应商的义务。然后它们仍会像内曼·马库斯，J.C．彭尼以及许多石油企业一样无力偿还债务。尽管政府也在2008年10月的危机中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当时的破产案件量也出现了激增。 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破产并不等于着被判了死刑，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可靠基础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对于这些还能赚钱的企业来说，破产可不意味着关闭和清算。只要有了合适的资源，破产法官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将这类公司改组为具备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都经历过破产重组并再度实现健康运行。此外破产允许小企业主（比如倒闭餐馆老板）摆脱原有债务重头再来。可见维持一个高效的破产制度程序对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而人满为患的破产法院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破产者需要走一系列特殊程序来偿还关键供应商（有时甚至是雇员）的欠款。如果法院迟迟不做出裁定，这些付款将被延迟，从而导致整个供应链陷入混乱。 此外，某些破产决定必须当即下达以便企业可以获取并保留足够的现金以撑到下次支付薪金的时候。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当破产法庭变得拥挤时案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裁定，导致太多的小企业遭到清算，债权人所能追回的欠款也就更少。 更糟糕的是，从现在起到几个月后一直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将承担过多债务以致无法有效运营。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经常会拒绝或是无力涉足一些前景良好的商业项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和投资。这类负债累累的企业一般都可以通过破产来迅速重组。但是如果法院必须在从今往后六个月间超负荷工作，那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而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65%的破产法官年龄大于60岁。出于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健康原因他们必须远程工作，因此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召集可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相互商量妥协的“庭内会商”。 但即便前景略显黯淡，如果历史依然按照原来的走向同时破产申请数量在衰退开始的几个月后达到顶峰，那么就还是存在一个行动窗口的。如果这次破产的高峰期来得更快，那就真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挥霍了。 为此美国国会应当将现有的破产法官和助理人数增加一倍。尤其是立法者应设立新的临时法官职位，重新安排其他联邦法官的工作内容，并把那些不那么繁忙法院的破产法官调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上述这些都是一些低成本高回报的措施。尽管司法提名的党派意味越来越浓，可能令一些国会议员有所犹豫，但破产法官是由联邦上诉法院而非总统任命的，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党派关系也不应成为破产法院扩大审判能力的绊脚石。 正如我们从前希望能提前数月增加医疗保健系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一样，审判能力也需要当即得到增强。解决破产案件堆积威胁的最佳方法是尽早结束公共卫生危机和快速的经济复苏，但我们目前无法指望这一点。而眼下我们还拥有充足的前置时间来维护与缺失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同样重要的商业环境，也不应重蹈前者的覆辙。 【本文为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的独家稿件，转载请标明来源】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本报记者 孟珂 5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一手抓重点医疗物资保障供应，一手抓工业通信业复工复产，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 苗圩表示，一是全力保障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供应。工信部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的牵头单位，加强与各成员单位协同配合，建立重点医疗物资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制度，创造性实行驻企特派员制度，组织推动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增产扩能，仅仅用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实现了湖北省重点医疗物资从严重短缺到充分供应，其他地区供应也得到有力保障。 二是推动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在国务院复工复产机制领导下，牵头成立跨部门制造业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专班，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地区复工复产问题，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对接平台，充分发挥好龙头企业牵引作用，协调帮助企业解决国际物流运输、人员出入境等困难，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95.4%，基本达到正常水平。 三是着力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信部，工信部发挥好该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出台了一系列帮扶中小微企业各项政策措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通过3次降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达到2.85万亿元；对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超过1万亿元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优化公共服务，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坚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 四是大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大力支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远程教育、远程办公、网络购物等业态发展迅猛。 苗圩介绍，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工业经济秩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恢复。但随着全球疫情快速蔓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较大困难，工业经济恢复仍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前期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加快落地见效，逆周期调节政策同步发力，叠加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庞大的产业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工业经济将展现出应对复杂严峻局面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苗圩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来推动工业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确保“六保”任务落实。坚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确保完成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编辑 张明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创投和股权投资机构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不断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动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助推器”、优化资源配置的“催化剂”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勇于担当，使用所投生态链企业的各方资源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能。 截至2020年3月底，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元，为资本市场培育了大量优质企业，为实体经济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弹药”。 陪伴创新企业成长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不断凝聚长期创新资本，大力支持科技创新，陪伴中小微创新企业成长，既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创投和私募股权机构以市场化方式不断集聚资金，投资覆盖科技创新企业的初创、成长到扩张并购的全生命周期，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期命运共同体，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不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企业背后有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身影。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私募基金累计投资于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新三板企业股权和再融资项目数量达11.71万个，为实体经济形成股权资本金6.89万亿元。私募基金在投项目9.43万个，涉及4.8万家实体企业，在投本金规模7.6万亿元。2019年当年，私募基金投向境内未上市未挂牌企业股权本金新增7392亿元，相当于同期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2.9%，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本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何小锋表示，从微观上来说，创投基金支持创业者创业，不仅为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还能为其带来法律、财务上的指导和创业经验，这是画龙点睛之处。从宏观角度来讲，创投机构的投资是反经济周期运作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他资金来源比较受限，股权的价格往往在此时被压低，创投机构反而积极投资；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创投基金又卖出股权，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 助力高质量转型 以创投为代表的股权投资作为新型的金融产品供给，与创新企业紧密结合共生共荣，与科技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良性循环互动，化解高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成为了配置金融资源支持科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科创板上市的100余家企业中，约90余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机构融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勇于担当，积极引导、推动所投资的生态链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抗疫防疫，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恢复和扩大生产注入新动力。目前，头部机构正在紧抓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发掘投资机会、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进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科技创新力量崛起，创新驱动成为第一动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19年6月，科创板迈出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为创新创业企业打开深层次的发展空间，为股权投资基金打开新的退出渠道，有望开启科技创业大时代，股权投资行业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股权投资发展迎来新机遇 当前，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新规密集发布。2月14日，再融资新规正式发布并落地实施，适度放宽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规模限制、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且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锁定机制、发行对象、批文有效期等条件均有所放松，给VC和PE机构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方案出炉，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性制度改革。业内人士表示，更多代表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技术、新模式的企业将借此打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股权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也将更为通畅，从长远看，注册制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创投行业的生态繁荣。 此外，不论是从募资、投资还是退出环节来看，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都面临更加广泛多元的资金来源、更丰富的投资机会和更加便捷、丰富的退出选择。 大浪淘沙始见金。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爆发式成长到大浪淘沙式整合的过程。伴随着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逐步回归本源，走向更加成熟，优秀投资机构需要回归理性精耕细作，为企业真正创造价值、为投资人真正创造收益，才能基业长青，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记者 杜雨萌 今年以来，铁路领域混改不断取得新突破。前有年初京沪高铁挂牌上市，后有5月19日国铁集团“牵手”海南银行，与此同时，包括中铁特货、金鹰重工等企业的上市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入股海南银行，这是国有资本参与混改的一种实践探索，当然，此举对国铁来说，将不仅仅是一次混改操作，同时也是强化业务协同，完善资本布局的一次探索。 具体来看，5月19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次协议签署后，双方将在铁路资本运作、客货运电子支付服务、保险和供应链金融服务、租赁业务合作、理财及现金管理服务、直接融资服务、“走出去”金融服务等方面展开合作。 铁路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年来，国铁集团积极推动国铁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发展。此次铁路投资公司拟入股海南银行并建立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是为了将铁路投资公司的行业优势、资源优势与海南银行的金融优势相结合，遵循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建立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全方位深度合作的伙伴关系。 在刘兴国看来，混改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业引入部分非公资本，也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方式来实现混改。这样“双向”混改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国有企业中有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中有国有资本的相互参与的局面，以促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共同发展。未来，“双向”混改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明确对混改企业的监管模式。 刘兴国表示，对于混改企业监管模式的表述，虽然此前也曾出现在国资委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国家发改委方面也曾提出过要探索混改后企业的国资监管新模式，但整体上看，这是其首次在中央层面予以明确。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看来，此次《意见》指明了改革的大方向，预计后面会出台对应的实施文件。从对混改企业的监管模式来看，可以说是非常灵活的，包括探索建立和独资、全资国企不一样的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改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等。 “结合目前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已披露的消息来看，在后续的国资国企改革部署中，应该会对这一新监管模式提出更具体的设想。”刘兴国认为，如果混改企业监管新模式能够尽快出台，国有企业混改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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