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吹风会： 两项货币政策创新工具 不是QE 作者： 杜川 [ 这些政策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处于常态化货币信贷政策的范畴里。 ] [ 这部分中小银行大约有3.7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按延期本金的1%提供激励，测算下来可能需要提供的激励上限是400亿元。 ] “特殊的时期应对特殊的困难，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我们在政策的设计上，政策的取向和要达成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内含有政策激励的安排。”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日央行吹风会上这样说。 1日，央行联合多个部门再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同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持续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含金量。 两个新设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是否为量化宽松（QE）？新设有哪些考虑？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哪些可能性？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系列金融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日，央行就金融保市场主体召开吹风会，潘功胜、央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央行市场司司长邹澜、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出席并详细阐述了为缓解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央行如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 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并非QE 1日，央行连发六文介绍其创新的直达实体经济、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是“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引起市场对QE的联想。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创新工具与现有降息降准怎么配合？是否QE？ 潘功胜：两项新的政策工具和现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降息降准并不矛盾。比如，第一项政策工具我们叫延期还本付息。原来出台的政策是6月30日到期，因为疫情影响，6月30日到期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现在12月31日之前到期的贷款，可以延期到明年3月31日，这是一种在特别时期的特别监管政策安排。 第二项政策工具和我们以往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有差别，融合了一些要素，直接向中小金融机构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也是一种短期政策安排。我们可能只买4000亿元，40%对应的贷款总量是1万亿元。这些政策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和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还是有的，仍然处于常态化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范畴里。 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强度超预期 1日，央行联合多部门印发《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和《信用贷款支持通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以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两项政策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潘功胜：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强度超乎大多数人预期，市场主体恢复生产、稳定经济增长可能比原来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来稳企业、保就业、稳定经济增长。 2月底，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已出台了中小微企业临时性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当时大家预期6月底差不多时间也够了，但情况超预期。所以进一步完善了这项政策，创新创立了一个工具支持延期还本付息。此次政策与2月出台的政策相比有几点完善：一是期限更长；二是力度更大，要求对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三是明确稳就业的要求，享受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企业要承诺稳就业，企业要提供承诺书。 此外，从6月1日到年底是有激励性政策安排的，人民银行设立特定目的工具（SPV）开展利率互换操作，给延期还本付息的银行，按照其延期本金的1%提供奖励。中小银行之外的其他大型银行也必须同样做这个事。由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部门对它们的考核中给予适当的安排。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主要考虑是引导和鼓励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提高信用贷款投放的比重，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做这件事情，央行设立SPV，给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 邹澜：过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一些企业和地方反映，一些小微企业由于相对弱势，和银行提出延期要求时，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政策落地可能有一些障碍，这次政策明确提出“应延尽延”。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贷款关系比较复杂，最典型的是一些贷款是有抵押担保的，而这个抵押担保主动权不在银行，是企业作为贷款申请人去联系的担保，或去办理的抵押。“应延尽延”的基本要求也明确，企业提出申请后要保持有效担保或提供替代性的安排。从政策目标来说，企业还要承诺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只要做到这个，银行就应该予以办理。 放贷损失由银行承担符合市场化原则 自2020年6月1日起，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购买上述贷款后，委托放贷银行管理，购买部分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账损失也由放贷银行承担。购买上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年时按原金额返还。放贷损失由银行承担，是否会影响银行积极性？ 郭凯：主要考虑是给银行提供激励，但还是要符合市场化原则。将贷款交由商业银行管理，让商业银行享受所有贷款回报，同时也承担信用风险，最终有利于激励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会更好地做贷前审查、贷后管理，可以享受所有贷款的回报，但要承担信用风险，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 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的这部分资金相当于一个激励机制，给商业银行提供一部分比较优惠的资金，使商业银行更有动力。通过这一方式，既激励了商业银行，同时又没有改变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改变商业银行对企业基本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权衡。 潘功胜：政策的信用风险都是由银行承担的，承担了信用风险也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损失。银行如果干得好可能就白得了利息，如果干不好，补贴或奖励就弥补了风险成本。 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央行补“两头” 为了鼓励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人民银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提供4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利率互换协议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激励资金约为地方法人银行延期贷款本金的1%。央行提供的政策支持究竟覆盖多少贷款？有多少贷款可以获得延期？ 郭凯：按照测算，符合“应延尽延”要求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约为7万亿元，就是说7万亿元贷款只要能够保证担保和抵押安排有效，只要企业能够承诺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这7万亿元贷款银行要做到“应延尽延”。小微企业向银行申请，只要达到要求，银行按照政策要求最长延期到明年3月31日。 央行创立的货币政策工具本身不是面向所有银行，只面向地方法人银行，也就是中小银行。根据测算，这部分中小银行大约有3.7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这3.7万亿，对中小银行原则上按延期本金的1%提供激励，测算下来可能需要提供的激励上限是400亿元。所以，最终通过400亿的激励来支撑3.7万亿左右的贷款延期。当然，这都是上限，并不一定每笔贷款都能延期。 周学东：7万亿是指政策的统计惠及面，央行通过对地方法人银行提供激励或提供补贴涉及3.7万亿，剩下的3.3万亿由大型商业银行继续延期。关于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央行补“两头”：在结果上，央行购买40%的贷款，但利息由银行都拿走，原理上收的利息中40%是可以归央行，但央行不要；在起点上，银行相当于零成本获取资金，补贴至少在一个点以上。 应对特殊困难，货币政策需要更精准直达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货币信贷政策到底怎么去实现对实体经济支持的精准性和直达性？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安排？ 潘功胜：在特殊时期来应对特殊的困难，需要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直达性。在政策的设计上，政策的取向和要达成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内含有政策激励的安排。人民银行今年以来在很多政策的设计方面都非常注重考虑这些。 比如，三次降准，特别是普惠金融降准是有前提条件的，上一年的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或者增量占比要达到1.5%，才能下调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如果达到10%以上，下调1.5个百分点。所以政策目标还是小微企业，但附加着条件。 要求银行加大拨备提取，为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做准备 今年以来，为了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金融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强化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实施差异化的监管。这些政策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潘功胜：受疫情冲击，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压力非常大，经营现金流萎缩，经济增长也受到较大影响，这个时候货币信贷政策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大信贷政策的支持，对保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大货币信贷政策力度是必需的。 其次，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市场主体经营状况和经济增长状况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任由市场主体倒闭，该救的不救，那么经济可能也会失速，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也会恶化。所以金融机构在这个时期要加大逆周期调节，扩大信贷的投向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稳定经济增长，同时也是救自己，就是保银行的信贷资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企业在一条船上，保它们实际上是保自己。 此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受到影响是必然的。我国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强，一季度末，银行体系的拨备覆盖率是183%，银行自身有比较强的能力来消化可能产生的资产质量恶化。同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也要求商业银行在加大对企业让利的同时，用现有的财务资源加大拨备储备，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和处置能力。我们要求在今年未来的三个季度商业银行需要加大拨备提取，为防止今年、明年甚至后年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做好准备。 另外，在推动政策出台的过程中，保市场主体要注意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比如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安排，财政部提供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也是一种风险分担安排。同时，在制定和发布政策时也特别注意到有一些不能突破的风险底线，比如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各个金融机构独立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不能行政干预放贷。也要求金融机构要防范道德风险和金融风险，比如资金空转，防止出现资金套利等。
当地时间2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会计支出总额为31.91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13万亿元）的2020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案，该金额超过25.6万亿日元的第一次补充预算，创下补充预算的最高纪录。 第二次补充预算全额将通过国债筹措，再加上原始预算和第一次补充预算，整个2020年度的新发国债总额为创新高的90.2万亿日元，支出的56.3%来自借款。这将是自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度以来，借款比率再次超过一半。至此，日本2020年一般会计总额为160.3万亿日元。 作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危机的追加对策，补充预算案将加强维持就业和支援企业资金周转。日本政府向业绩恶化的企业发放的“雇用调整补贴”每日上限将从8330日元（约合人民币586元）上调至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95元）。另外，为减轻销售额骤减的企业与个体户的房租负担，政府还新设补贴，发放金额为每家企业最多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日本造成“战后最大经济危机”，然而这已是新财政年度开启后的第二次补充预算，日本社会对财政恶化的担忧加剧。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明确了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调整为减按0.5%征收增值税。此次大幅下调二手车征收税率政策一经出台，得到了业界普遍关注。 那么，新政施行后会给二手车市场带来什么影响？经济日报记者在采访甘肃省税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内将减轻甘肃全省二手车经销企业增值税负担近百万元。业内专家认为，新政策将倒逼二手车市场转型升级、引导企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经营，二手车经销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倒逼市场规范发展 目前经销企业买卖二手车一般要按照2%的比率缴纳增值税。但在实际经营中，由于个人交易自己使用过的小汽车等物品可以免征增值税，导致“黄牛”服务应运而生，不少经纪代理公司以及个体交易者更愿意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上通过中介服务，以收取约定佣金作为利润，并就佣金部分缴纳增值税，但整体增值税负担远低于2%，这给二手车经销企业带来不小的冲击。 此次下调二手车经销企业增值税征收率政策，公平增值税负担，无疑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不仅能减轻二手车经销企业资金占压负担，更有利于促进车商直接良性竞争，进一步拉动国内汽车消费，实现行业整体健康持续良性发展。 “作为二手车经销公司需要面对众多的个人客户，很多旧车票据保存不完整，很难取得正规票据，进而加重了企业的资金负担。”白银新冠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刘春江表示，二手车交易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存在无证经营、鱼龙混杂的情况，此次征收税率调整，很大程度上鼓励了二手车企业之间良性竞争，有效降低了后续规范市场的门槛。 甘肃会宁县金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寇永慧也颇有感触：“这几年二手车消费疲软，急需政策扶持，现在出台这样的优惠政策真是雪中送炭。”近年来，二手车交易管理水平有待提升，导致大部分二手车经销商实际业务已从“经销”变成了“经纪”，规范经营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盈利区间不断被挤压。新政策出台恰逢其时，提振了二手车经销企业的信心，也对进一步规范二手车市场起到积极作用。寇永慧表示：“相信新政策的出台会吸引更多大型规范经营的企业进入市场，有利于刺激整个二手车行业转型升级，市场经营将会很快步入正轨。企业也会好好珍惜和利用这项优惠政策，加快复工复产，争取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吸收就业方面贡献力量。” 降低企业经营负担 “二手车行业长期面对众多个人客户，因此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负重、成本高等诸多因素长期制约着企业发展。”因为疫情原因，二手车整体销售陷入低迷，甘肃庆阳秦陇陇秀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法人李庆算了一笔账，该公司去年下半年销售收入41万元，按照新政策半年预计免税6150元。 “在这关键时期能减这么多税，这对我们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扩大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持。有了政策支持，我们更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了。”李庆说。 “税率下调为0.5%后，企业压力明显减轻。”兰州之星汽车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二手车交易政策调整，对企业进一步拓展二手车业务尤为重要。新政策出台后，该企业立马开始规划拓展二手车业务：“我们以2019年和今年一季度的收入为基础做了简单计算，预计在新政策执行期间，企业取得二手车交易收入5000万元，减免增值税75万元，减税效应显著。这一方面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增强了复工复产信心；另一方面新政策促进了二手车销售，刺激汽车消费，相信未来二手车经营销售形势会越来越好。” 逐步提振市场信心 对白银鑫盛鼎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来说，一次性减轻增值税负担1.5个百分点，也为企业经营注入了信心，该公司法人代表王存翻表示：“我们的经营模式有两种，如果办理车辆的过户登记到自己名下再销售，按之前的政策月销售达到3万元就要征税，这意味着基本销售一辆旧车就要缴税。但现在不仅季度销售额不到30万元就不需要缴税，而且就算超过了我们也可以按0.5%缴税，大大减轻了税收负担，也让我们在经营模式的选择上有了更大余地。” 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马应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汽车销售行业陷入低迷，二手车增值税征收率的下调，不仅能减轻经销商的税费负担、刺激消费、激活二手车交易市场繁荣发展，还能利用传导效应带动新车消费以及汽配加工、商贸物流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市场活力、提振经济发展。 甘肃省税务局货物与劳务税处处长杜争平表示，下一步甘肃税务系统将加大工作力度，通过多渠道、多维度开展政策宣传，及时辅导纳税人完成开票系统升级，全力保障“非接触式”办税渠道畅通，做到“办税不见面，服务不打折”，确保全省二手车经销企业在5月1日后顺利开具新增值税征收率的二手车销售发票。
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注重指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11月19日，央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聚焦“金融产品创新”，围绕政策工具创新、信贷产品创新、配套服务创新等主题介绍了相关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关于取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总行已经批准我们可以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表示，在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推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搭建国际投资者了解国内市场的平台，根据总行授权按月发布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并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代理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资产。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周逢民介绍了济南分行在便利小微企业首次贷款方面的尝试。周逢民说，从去年4月份开始，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启动了“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对成长期、有潜力、有市场、未获贷的小微企业，逐户建立培植档案，“一企一策”提供金融服务方案，组织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首贷通”“商e贷”等首贷产品，支持小微企业站稳脚跟、良性发展。比如，在山东滨州设立首贷服务中心，通过设立“首贷咨询”窗口，实现首贷培植“服务靠前一步、问题及时清理、业务高效办理”，已累计帮助2814家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首贷。截至10月末，山东已培植各类小微企业12.24万家，其中获首贷企业11.31万家，获贷金额1344亿元。“江西作为革命老区，近几年在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方面承担了很多的改革任务。我们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创新，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瑞怀说，金融部门主动策应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苏区振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打造“金融+扶贫车间”“金融+旅游”等特色融资模式，创新油茶贷、脐橙贷、光伏贷、电商贷、乡村旅游贷等信贷产品。截至9月末，江西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164亿元，同比增长21.5%。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率先在全国推进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新的业务快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田哲表示，工行始终坚持以金融科技助力产品创新，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放。一方面，着力于增加线上信用贷款产品供给。运用大数据，丰富线上信用类贷款——“经营快贷”产品体系，有效覆盖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截至9月末，“经营快贷”产品已为100余万户小微企业主动提供信用类授信超8500亿元，贷款余额超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203%。另一方面，着力于拓宽线下非抵质押融资渠道。通过深化银政、银担、银保合作，以客户共管、风险共担的模式，拓宽融资覆盖面。例如：作为首批合作银行，工行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签订了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并在全国率先落地第一单贷款业务。“线上化、数字化是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疫情暴发加快了这一进程，我们也在很多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以‘零接触’方式创新服务客户。”中国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周伯婷说，民生银行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进一步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开通“自助转期”，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即可完成续贷。1月至10月，民生银行无还本续贷方式小微贷款投放2120亿元，其中一半都是由客户自助方式完成。（记者 姚 进）
云南白药，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百年民族品牌，承载着中国人的百年记忆。 进入资本市场后，这家老字号公司也在不断创造新的纪录。它是A股市场第一只Tenbagger（十年十倍）股票，价值投资者标配的“白马股”。1993年公司登陆A股市场，彼时发行总市值不过8.28亿元，如今的云南白药市值已超过1400亿元（截至12月11日），上市至今市值增长超过160倍。 在混改两个阶段工作圆满完成一周年之际，在资本市场3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上证报记者走进云南白药，倾听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汪戎回顾发展历程、总结混改成果。“我们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让云南白药这个卓越品牌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居安思危的紧迫感，为云南白药提供了发展的不竭动力。 百年白药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如今的云南白药，已搭建形成全面完整的战略发展框架，这个“百年老中医”通过持续强筋健骨，向着“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目标，疾步前行。 一份充满“智慧和担当”的混改方案 云南省政府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为混改方案划出了4条清晰底线：一是战略资本的引进采用“增资扩股”而非“股权转让”方式，且必须以现金出资；二是混改主体选择白药控股而非上市公司；三是股权设计上采用无实际控制人模式，让民营大股东与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保持一致；四是管理团队去行政化，所有董监高人员全部取消国企领导身份及行政级别、待遇，由公司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市场化的选聘及考核。 1993年12月15日，云南白药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后的20年（1993年至2013年），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尤值一提的是，1999年公司在以王明辉为掌舵者的优秀管理层的带领下，完成了从“单方”向“产品系列化”的延伸，并成功切入消费品领域，挖掘了白药的强大品牌价值，公司收入开始猛进。在竞争较为激烈的OTC市场及消费品市场，品牌效应为企业带来了强大议价力。 但2014年后，在医改深化、行业格局转型变革和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云南白药的经营业绩增长开始出现结构性的放缓。 “当时的云南白药，发展虽然很稳健，但也遇到了明显瓶颈，企业的增长曲线和整个生物医药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不匹配，必须通过改革来激活。”用汪戎的话说，云南白药彼时需要涅槃重生。这个品牌百年的积淀在等待被重构、被激发。 适逢云南省要培育优势产业，大健康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之首着力发展，进而亟需通过激活龙头企业将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然而决策者也有顾虑：不推混改，企业尚能平稳发展，没有风险；力推混改，除了需要面对种种复杂矛盾，还要思虑周全以避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贱卖甚至混改失败等风险。混改与否，考验着参与各方的勇气和担当。 作为第一家上市的省属国有企业，也是全国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佼佼者，云南白药面对云南省产业布局发展的现实诉求、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企业发展的内生迫切需要，力推混改。 在汪戎看来，混改方案“充满智慧和担当”。在这个方案中，云南省政府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为方案划出了4条清晰底线：一是战略资本的引进采用“增资扩股”而非“股权转让”方式，且必须以现金出资；二是混改主体选择白药控股而非上市公司；三是股权设计上采用无实际控制人模式，让民营大股东与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保持一致，双方都无法实现单一控股和“一股独大”；四是管理团队去行政化，所有董监高人员全部取消国企领导身份及行政级别、待遇，由公司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市场化的选聘及考核。 方案既定，云南省“广发英雄帖”，多名行业巨头应约而至。2016年12月，白药控股混改方案公布，来自福建的民企新华都集团斥资200多亿元入股白药控股。 为何最终选定新华都？据汪戎透露，在谈判中，各个潜在合作方对云南省拟订的白药混改方案难以达成一致，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资扩股要求投入巨大的现金额度，二是非上市公司作为混改平台所隐含的退出风险。对于投资决策体系极为细密的大型投资企业而言，上述投资结构显然意味着较高的资金压力以及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云南省而言，简单的国有股权转让显然无法达成底线目标，若直接在上市子公司层面开展改革，又很难保证改革的系统性和彻底性。 面对苛刻的条件，新华都表示愿意接受改革方案关于“在控股层面混改”“增资扩股”“股权比例设置”等全部条件，愿意“股权锁定6年”，并表示将集中优势资源全力以赴支持白药加快发展。 至于产业方面的协同性，汪戎说：“必须有取舍。我们认真彻底地思考过，白药的战略发展需要从以内生增长为主，向内生与外延相结合方向转型，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资源重组，而新华都可以为云南白药赋能。”据介绍，云南白药自1993年进入资本市场至混改之前，鲜有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以内生发展为主。面对企业的迅速成长，越来越需要有规模的并购重组、资本运作来帮助云南白药打开成长空间。 2017年6月，江苏鱼跃再向白药控股增资50多亿元，成为其第三大股东。至此，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及江苏鱼跃分别持有白药控股45%、45%、10%的股权，白药控股实现了混改方案的股权结构调整目标。 一条“反向吸收合并”的独特路径 交易作为云南白药整体改革部署的延续，旨在通过上市公司吸收合并白药控股，整合优势资源、缩减管理层级、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对当前国企改革政策要求的积极实践。 2018年7月9日，云南白药吸收合并白药控股启动，云南白药整体上市工作就此展开。 交易完成后，云南省国资委与新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转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云南白药的股份，且持有股份数量一致，均为25.14%。 对于此次重组的缘由，云南白药方面表示，“交易作为云南白药整体改革部署的延续，旨在通过上市公司吸收合并白药控股，整合优势资源、缩减管理层级、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对当前国企改革政策要求的积极实践。” “吸收合并在混改初期就已经有了考虑，整体上市是混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汪戎说，“白药控股完成混改以后，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云南白药95%以上的经营业务、经营性资源都集中在上市公司，新引入的巨量现金资产却集中在控股公司。管理架构重叠，经营决策受到影响，对新项目的资源整合也不利于协调、平衡，潜在的同业竞争风险会逐渐显现……”基于以上考虑，云南省对白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设计，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在母公司层面增资扩股和推动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母公司两大步骤，构成一个整体方案。 相对于白药控股层面的混改，云南白药对白药控股的“反向吸并、整体上市”独特的混改路径，也让云南白药混改受到广泛关注。 2019年7月，随着吸收合并的正式完成，云南白药混改大幕也随之落下。 混改不仅让国有资本实现了保值增值，国资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吸收合并前，云南省国资委通过白药控股间接持有云南白药18.68%的股权，吸收合并之后持股比例则增至25.14%。 “一股独大”的决策权力被打破，云南白药实施了更为彻底的法人治理模式，提升了企业的市场化反应速度，进而大大提升了经营的效率。 如果国资和民企股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面对记者的提问，汪戎笑称“目前来看运行平稳”。 他进一步解释道，“事实上，这种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大事情必须达成一致才可以做，因此协调和沟通就变得特别重要。现在各方都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取向。” 一种携手共赢的机制体制变革 混改的最大好处不是云南白药得到了200多亿元的“真金白银”，也不在于能否给云南白药管理者和员工增加了工资待遇，关键在于给了云南白药市场化的考评机制、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以及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平等携手共赢的体制机制变革。 国企混改究竟改什么？云南白药的混改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示范。 “当前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的一个顽疾就是‘一股独大’，解决的方式就是搞‘二次混改’，即通过引入民营战略投资者、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再次降低国有股权比重，改变国资监管部门管理上市公司的模式，转变企业自身的经营机制。在这些方面，白药模式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对记者表示。 吴刚梁表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上市公司中的主力军，资本市场也是推动国资国企改革重要平台。和各地产权交易市场相比，证券市场上的国有股权交易额大，定价更加合理有效，操作模式成熟。另外，资本市场还是推进国企内部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国有企业应该更多地依托资本市场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引进资本是手段，转机制、增活力才是目的。多位市场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混改的最大好处不是云南白药得到了200多亿元的“真金白银”，也不在于能否给云南白药管理者和员工增加了工资待遇，关键在于给了云南白药市场化的考评机制、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以及国有股东和民营股东平等携手共赢的体制机制变革。 最显著的是，云南白药激励机制的改变，真正发挥了人才优势，从而为云南白药带来了不一样的智慧资源。 董事长王明辉在一次集团会上对员工们这样说：“在目前这个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乌卡时代（VUCA），企业竞争已经从成本竞争、产品竞争上升到了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能在什么样的范围内配置人力资源，就决定企业能成为什么量级的企业。” 那么，今天的云南白药是在什么样的范围招募人才？又究竟想成为一家怎样的企业？ “云南白药未来将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并得到全球的尊重。”汪戎说，混改前的云南白药受传统体制约束，在人才的引进和收入分配上都受到了局限和制约。随着混改的完成，想要“走出去”的云南白药参照国际化的薪酬水平和激励机制，快速加大了国际化人才的引进。 从引进全球仿制药排名第一的以色列梯瓦制药公司前CEO，到韩国高级研发专家团队、中国香港并购团队进入云南白药，再通过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云南白药上海国际中心实现高层次人才引进，如今的云南白药人才济济。 2019年7月完成整体上市后，当年12月云南白药就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今年4月份又推出了期权激励计划，上千人次的核心骨干、员工由此与公司的前途、股东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 “股权多元又非一股独大，团队和员工以股权为纽带形成长效机制，这是最适合竞争性行业中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汪戎表示，混改得到了企业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员工持股计划和期权计划的兑现，让员工真正成为了企业的股东和主人，从而焕发了员工的真正热情和创新动力，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和人才基础。”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外界看来，云南白药的成长与公司的管理团队密不可分，核心高管在白药的任职时间长且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面对竞争激烈的医药行业，公司在高度职业化的管理团队带领下持续创新，深挖“云南白药”品牌价值，实现了云南白药由单一的白药系列向业务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一个向大健康领域转型的“新白药” 混改后的云南白药，笃定迈步在“新白药大健康”征程中，迭代升级“强中央突两翼”战略。“强中央”即坚持做强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医药物流4个板块；“突两翼”是创新推动骨伤科和医美、生物医药领域的新品研发。 企业的成长源于对价值的创造。面对医药产业内部竞争和分化的愈演愈烈，面对中国制药企业与世界级巨头之间的较大差距，面对新的产业格局，对市场有着极高敏锐度的云南白药，其未来的发展赛道将如何开启？又如何令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汪戎表示，未来中医药仍会是云南白药的核心支柱和产业根基，但随着产业边界不断被打破和重新定义，公司将不再局限于传统中医药范畴，而是要充分理解和适应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变化，顺应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和世界医药产业的发展潮流。 混改后的云南白药，笃定迈步在“新白药大健康”征程中，迭代升级“强中央突两翼”战略。“强中央”即坚持做强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医药物流4个板块；“突两翼”是创新推动骨伤科和医美、生物医药领域的新品研发。 “这样一个全新的业务架构和空间布局实施后，必将极大地提升云南白药的科技创新能力，极大地强化整合国际资源能力，特别是引进顶尖国际人才团队的能力，进而带动云南生物制药业的整体提升，形成云南大健康产业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制造基础。”汪戎对记者说。 未来，云南白药希望在医疗和医药两个核心领域，通过战略合作、开发引进、投资并购、创新服务等多措并举来打造云南白药新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过去的云南白药更像是一家工业制造型企业，未来会不断出现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据汪戎介绍，云南白药将持续稳固现有业务，并逐渐发力于医美和骨伤科两翼，在厚实的根基上不断蓬勃生发出新的枝芽。 例如，在公司具有独特优势的骨伤科领域，基于云南白药的长期积累优势，公司未来中长期计划重点布局骨科和伤口护理等领域，以自主创新、整合重组为支撑，以项目为抓手，以新产品引进和医学研究中心构建为突破，基于云南白药在骨伤科领域的长期积累，整合国内外优质产业资源，打造成为高度专业化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医美领域，云南白药今年在上海设立国际中心和美肤实体企业。9月，日本POLA集团旗下的POLA化成工业与云南白药签约，将围绕天然药用植物护肤化妆品新成分研发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全球肌肤健康管理以及植物护肤的新走向。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愈发看重，而在品质的背后则是技术的“PK”。 不断在变革中突破，于传承中创新，才是百年云南白药永葆活力的秘诀所在。混改不是点石成金，从某种角度而言，混改更像是助燃剂，其产生的动能正在云南白药各个产业逐渐释放。 “如果没有混改，我们今天选择的赛道、要做的事，能做到什么程度、在未来竞争中成功概率有多大，可能都会不一样。”汪戎总结道。 深挖品牌潜力、释放创新动力、注入混改活力，百年品牌云南白药如今依然朝气蓬勃，后劲十足。 【云南白药大事记】 1880年 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出生于云南省江川县赵官村。 1902年 曲焕章遍尝上百种草药，经过多年的反复试制、改进和验证，创制出对治疗跌打损伤、内脏出血有奇特功效的云南白药（百宝丹）。 1916年 曲焕章将白药呈送云南省警察厅卫生所检验合格，列案为优，申请列为正式药品，允许公开出售。 1924年 当时的昆明市政公所核准发给曲焕章草科医士执照，曲焕章在昆明开设伤科诊所，开始了百宝丹的生产和销售。 1938年 曲焕章在重庆病逝，终年58岁。 1955年 缪兰瑛（曲焕章妻子）将“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处方和技术全部贡献给国家。 1955年 10月，经昆明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批准，“曲焕章万应百宝丹”改名为“云南白药”，由地方国营昆明市制药厂正式生产，确定了白药生产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并动工兴建白药车间。 1971年 云南白药厂挂牌成立。 1988年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确认云南白药厂为“云南白药定点生产厂”。 1993年 11月30日，云南白药厂改制成立云南白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2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云南省第一家上市企业。 1996年 云南白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金控股大理制药厂、文山州制药厂、丽江药业有限公司，组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 云南省医药公司、昆明天紫红药厂作为优质实物资产，配股进入云南白药集团，同期云南红塔集团出资购买云南白药集团部分国有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2000年 “云南白药”“云白药”和“云白”3个商标注册获得批准。 2001年 云南白药创可贴在北京市场试销。 2002年 “云南白药”(中药）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2004年 第一支云南白药牙膏面世。 2010年 云南白药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2011年 云南白药呈贡产业基地落成，支撑起120亿元的工业产值和120亿元的商业流通。 2016年 云南白药开启混改大幕。 2018年 开展云南白药整体上市工作。 2019年 云南白药整体上市，首日市值突破千亿元。
“不仅缓解了资金压力，产量也提高了，真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义乌市松南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小贞说。此前，因为赶制英国口罩订单，货款没有及时回笼，他一直被资金困扰。义乌农商银行了解情况后，立即启动“绿色审批通道”，为其办理了100万元的“市场复工贷”融资，并减免了3300元出口信用证业务手续费，切实帮助企业缓解了资金困难。从通过绿色通道提交审查，至审批完成，全流程仅用了2个工作日，义乌农商银行跑出了疫情贷款的“加速度”。为充分发挥金融在稳外贸中的积极作用，义乌农商银行巧打政策、产品和服务组合拳，把金融惠企政策落地到“最后一公里”，为出口制造企业营造缓冲期，帮助企业渡过疫情冲击难关。一是积极有为出政策。专门出台特殊金融服务方案，对受国外疫情影响较大的出口制造企业，通过展期、续贷、再融资及还款计划调整等方式做好融资接续安排，并采取变更结息周期、适当下调利率、延迟本息偿付等措施，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减轻受困企业负担，满足出口制造企业复工复产与持续经营需求。二是多措并举降费率。免收外贸企业汇出汇款、汇入汇款、出口托收、进口信用证、出口信用证、查询更正费等全部国际结算手续费，疫情发生以来已为238家外贸企业减免国际结算手续费22万元。降低出口制造企业“转贷通”三分之一转贷费用，全面推开“2个月基础利率零利率”优惠政策，新增信用、保证类贷款利率下调47%，“市场复工贷”利率最低按3.5%执行，全年可实现贷款利率普降0.5%。三是分类施策强服务。成立金融专班和“金融防疫突击驻企服务队”，积极开展受困出口制造企业排查、筛选和分析工作，做到“每户到专人、户户必落实”，全力高效保障抗疫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和综合金融服务。积极拓宽收款渠道，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便捷、低成本、多币种的跨境电商提款业务，并为电商平台、电商企业、物流企业等主体提供贸易数据认证、在线结汇等服务，切实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降成本”是今年各项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频促实体融资成本下行，财税部门也不断出台减税降费举措。《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诸多政策推动下，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享受到了降成本的巨大红利。业内人士指出，四季度，预计更多旨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和税费的政策将进一步落实到位。按照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规模估算，仅税费减负就还有约5000亿元红利可期。 企业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财园信贷通’解决了最为困扰小微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问题，如今我们公司的贷款利率仅为基准利率上浮30%，还不需要抵押担保。融资成本比之前降低了很多，小微企业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江西北陆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荣福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他所提到的“财园信贷通”，是江西省为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而创立的一种融资新模式，由财政资金出力，为有一定税收贡献但达不到银行现有贷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年期、无抵押、无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利率上浮不超过基准利率30%，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公司的成长离不开银行帮扶与政策支持。”钟荣福表示，近五年来北陆服饰营收从2965万元上涨至7563万元，净利润由54万余元扩大为1093万余元。 今年以来，央行运用多种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数据显示，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享受到了降成本的政策红利。从融资成本来看，今年前8个月，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8%，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0.59个百分点。 以小微企业聚集的浙江省台州市为例，9月，台州全市银行业人民币加权贷款利率、普惠口径贷款利率分别为6.90%、7.47%，分别同比下降0.73和0.51个百分点，比全省多降0.48、0.12个百分点。记者还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分类别提出具体降成本目标，每月监测，约谈降成本工作成效不明显的机构，并将降成本工作作为年度综合考核评价一票否决项。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企业贷款利率隐性下限也在打破。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介绍，截至9月末，已有占比达8%的银行贷款利率比LPR（贷款基准利率）低50个基点以上。这意味着这部分贷款利率低于同期LPR至少11.9%，打破了原来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隐性下限（即在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幅度不超过10%），企业“融资贵”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1.5万亿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仅增值税留抵退税一项政策，就给我们带来了实打实的资金流。”东风乘用车公司一位高管介绍说，2018年企业享受到了2.56亿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更加宽裕的流动资金。他表示，国家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税务部门到公司开展“一对一”纳税服务，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对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东风乘用车公司而言，是一场“及时雨”。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超1.5万亿元，惠及亿万市场主体。不仅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还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财政部税政司一级巡视员徐国乔在财政部三季度发布会上表示，减税降费是今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目前减税降费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均已顺利出台和实施，运行平稳有序。“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各项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力，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徐国乔表示，目前初步实现了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三个确保”要求。具体来看，减税降费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聚焦减轻小微企业税负，重点支持了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企业减税红利再投资比例上升，有力促进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减税降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活力提升。 数千亿降成本红利仍可期 业内指出，预计四季度更多旨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和税费的降成本政策会进一步落实到位。整体估算，按照全年2万亿元减税降费计算，仅税费减负就还有约5000亿元规模红利可期。 央行将继续通过改革方式促进贷款的实际利率下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宽货币’虽然还有空间，但重要的是‘宽信用’。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改革，以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为重点，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流动性更有效率、更精准地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祝树民日前也表示，接下来，银保监会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巩固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下降成果，遵循商业可持续和“保本微利”的原则，将国家优惠政策充分体现到企业融资成本中。 “目前，监管部门已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给银行保险机构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下一步，应尽快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监管评级等方面。”董希淼说。 10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落实落细减税降费作出进一步部署，明确提出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并就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研究对制造业重点行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作出部署。 据测算，全年减税降费总额将超过2万亿元。“从截止到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全年减负量，还会比预计多一些。”徐国乔说，下一步，财政部将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确保减税降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将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完善有关政策措施，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更好的效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四季度，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而言，继续做好减税降费是重点。要兑现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营造宽松经济发展环境措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收入“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采取非常规措施积极挖潜增收，确保财政收入完成年初目标，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作为四季度财政工作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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