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20决胜之年，国际金融中心将基本建成，五大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入最后冲刺，而金融科技中心亦是细化的五个目标之一。 深圳，四十不惑之年，立志打造全球金融“双中心”——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其中，以“金融科技”之名，抢占金融发展制高点，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至此，上海、深圳两座城市都将在金融科技的赛道上奋起发力。 全球排名中上海、深圳均靠前列 根据伦敦Z/Yen集团公布的最具权威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上海在2020年3月最新一期中前进1名，跃居第四；深圳位列第十一位。而该指数的金融科技排名中，北京和上海分列第二、第三，深圳位列全球第六位。 良好的金融基础是一座城市发展金融科技的核心优势，上海正是如此。 经过多年积累，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基本确立，集聚了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黄金、期货、票据、保险等各类金融要素市场，且多个品种交易量位居全球前列。 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193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的85%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活跃的背后是更加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如国家新开发银行、全球清算对手方协会（CCP12）、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一批重要金融机构或组织也相继落户上海。 创新试点方面，债券通、沪港通、原油期货、黄金国际板等相继启动，银行间债券、外汇、货币等市场加快开放，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跨境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试点顺利推出。 上海和深圳各自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也因此，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核心地区。截至2020年7月，上交所上市公司总数1677家，总市值约为42万亿元；深交所上市公司总数2261家，总市值约为31.7万亿元。 今年，科创板开板已经一周年，创业板注册制如期落地，大量的创新科技企业有了更多上市选择。科创板定位世界科技前沿，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企业；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在金融市场规模上，上海和深圳位居全国前两位。2019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6600.60亿元，同比增长11.6%，占GDP比重17.3%；深圳金融业增加值3667.63亿元，同比增长9.1%，占GDP比重13.6%。 上海对标国际标准，深圳金融地方属性突出 在整体国际化水平方面，上海经济外向度、机构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列全国第一。截至2019年末，上海外资金融机构超过510家，外资金融机构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近30%。通过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试点，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大多数在上海设立了营运机构。 上海有吸引力较强的国际化环境，近年来，上海发力总部经济，不少国际知名企业的中国总部聚集上海，上海为此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等便利化措施。 深圳的优势在于，有全国最浓的科创氛围和几近完整的产业基地，以及对全国乃至全球年轻科创人才的包容与吸引。 对于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深圳具备了较为深厚的基础。目前，深圳市金融科技产业规模超过百亿元，2019年，仅深圳市福田区金融科技全行业营收规模就已达到157.3亿元，就业人数超过1.8万人，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产业梯队基础。 深圳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独角兽公司聚集 立志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深圳有何优势？ 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实验室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头部企业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头部企业数量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北京有9家，深圳次之有6家，上海5家。 “独角兽”聚集出现的地方，必然是科技创业、高端创业活跃、经济充满活力的区域。 同时，任何一个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壮大，都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先锋示范与带头作用，而深圳有着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包括目前已是国内最大规模金融科技集团的中国平安，国内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微众银行，首家推出人工智能投顾服务的招商银行，唯一持牌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百行征信等等，他们是深圳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先锋部队。 近年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院、未来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全国唯一的金融科技测评中心、全国唯一的市场化个人征信公司百行征信、具有EID数字身份认证技术的中信网安，一批金融科技重要机构落户深圳，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事实上，基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深圳的金融科技起步更早，专利储备、创新研究等方面的能力都处于领先地位。 今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专利排行榜TOP100》中，中国平安以1604项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第一，阿里巴巴以798项名列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同样来自深圳的腾讯，专利申请量为442项。在该榜单前十名中，中国平安旗下公司占据一半，其中平安科技、金融壹账通、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平安医保科技，均进入全球前十。 上海如何发挥所长？ 近年来，上海人口流入速度放缓，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近3年平均增长率不到3%，但上海的金融人才环境具有明显优势，特别体现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方面。 针对当前及今后的金融科技人才引进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上海应加快推进服务金融科技的综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鼓励各高校加大对金融科技专业的建立或完善力度；促进完善金融科技人才证书的认证，逐步从区域公认度发展为国际认可。 其次，在上海的金融科技政策规划中，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规划内容有待增加。“深圳的金融科技发展政策措施有些是从广东省或粤港澳大湾区的角度来全盘考虑的，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发展政策可以涉及与长三角其他城市，比如杭州、苏州等的联动合作，合作可以取长补短，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共同提高形成区域发展的聚集效应。”李峰表示。 另外，上海的优惠政策要增强对科技企业的吸引力，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方面。“上海要加强本地的科创企业优惠政策力度。”李峰建议，除了对传统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支持外，今后更需要对中小科创企业予以更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政府引导基金、一二级资本市场融资配合等。 近日，上海市国资委发布的《本市国资国企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2022年，上海将推动各类投资公司等机构在长三角区域内培育出7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事实上，争取成为金融科技企业、人才、资本配置的首选地，上海已经在监管、创新制度、企业孵化等方面加快行动。 近日，央行上海总部公布了上海首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即上海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首批共有8个项目“入围”，其中金融服务创新项目4个，科技产品创新项目4个，项目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等前沿技术在智慧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应用，这对于上海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迈出有力的一步。 今年5月，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正式成立，由央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等8家管理部门和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等44家单位组成，目标是推动成员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长期深度合作，推进金融科技产业协同与生态建设，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度融合。
2020年8月25日，交通银行公告称，其附属科技子公司“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注册成立。据公告，交银金科注册资本为6亿元，主要业务方向为以金融科技为手段，开展软件研发、技术咨询与创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工商信息显示，交行首席信息技术专家、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李海宁将出任交银金科董事长。交行表示，交银金科的成立，是该行塑造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优势，优化信息技术管理架构，实施业务与科技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据悉，今年多家国有大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2020年7月28日，农业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农银金科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2020年7月30日，“成方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地为北京市西城区，注册资本为20.078亿人民币。更早之前，工行、建行、中行、招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都已设立旗下金融科技公司。（雷锋网）
刚刚，蚂蚁集团正式递交上市申请，迈出了A+H上市关键一步。 伴随着招股 在财务方面，从2017年到2019年，蚂蚁集团分别实现营收653.96亿元、857.22亿元、1206.18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82.05亿元、21.56亿元、180.72亿元。 而在被疫情笼罩的2020年上半年，蚂蚁实现营收和净利润规模分别达到725.28亿元、219.23亿元，再次创下新高。其中，数字金融科技服务收入占比超6成。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这份招股书的分量不言而喻。蚂蚁上市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人礼」，更是金融科技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这家企业从诞生到上市的成长之路更是浓缩了整个中国金融科技、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的演进过程。 事实上，蚂蚁此次上市从宣布启动、到完成「辅导」、再到递交申请，可谓神速。「闪电」上市的背后离不开监管对于金融科技、以及行业巨头的积极态度。 关于蚂蚁，从商业、资本、科技等各个角度的分析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金融科技的监管思路和框架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 这是商业、金融、科技、监管相互推动、共同演进的结果，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博弈与共生的过程。 商业的进化催生了新的金融需求，进而创新的业态开始萌芽，并在科技的助力下壮大。而后，这些新的业态又反过来推动了商业的繁荣，并加深了与科技的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监管也与时俱进：发放了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银行等新牌照，推出了二维码支付、互联网贷款等新规则，搭建了网联、信联等新的基础设施。 如果以蚂蚁集团的发展历程为线索，这种创新和监管的互动和呼应就更为明显。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蚂蚁上市的背后不仅是一家企业在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中国式创新的成功，以及面对创新，监管所体现的智慧与包容。 （金融科技创新相关的牌照、政策十年汇总） 商业进化与金融创新 由于金融业务的特殊性，监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而在这个受到强监管的领域，创新往往伴随着商业和监管的博弈。当然，只有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和磨砺的创新才有被正名的机会。 最典型的就是支付宝。它始于电商生态萌芽初期，为了解决交易信任问题而创新出的担保交易机制。而后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进化成了第三方支付模式。 在正式发放牌照之前，第三方支付市场已经初具规模，监管为这一创新业态留出了足够的试炼时间和空间。 划红线、留空间，再定规则、发牌照，这一监管思路也贯穿了金融科技过去十年的发展中。 如果追溯金融科技监管的起源，2010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当时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处于相对宽松的周期，中国金融业进入到一段发展的黄金时期。 同时，一些金融改革提速，以房贷、车贷、消费金融为代表的个人信贷市场开始腾飞。 2010年伊始，中国首批四家消费金融公司：北银、中银、锦程和捷信获批筹建，这是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的里程碑。 同年6月，阿里小贷成立，作为国内首家互联网小贷公司，它将小微信贷带入了新的阶段。 同样是这一年的6月，苹果的夏季发布会上，iPhone 4问世、iOS平台升级，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出现了。 智能机开始大规模替代功能机，安卓和苹果系统渐成主流，3G、4G发展更加速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渗透。 很快，电子支付的发展重心从PC端向手机端迁移，移动支付市场开始萌动。 到了2011年初，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全国推广。年中，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务等开始发力移动支付市场。 至此，奠定后来金融科技发展的两大基石：电子支付、消费信贷，正式获得了监管的「准生证」。 在官方的认可和推动下，电子支付和消费信贷得以繁荣发展，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电商生态的发展，加速了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 百花齐放与基础设施 进入2013，金融科技行业和监管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以余额宝的出现和比特币的暴涨为标志，科技的力量、非金融的力量，开始在金融领域掀起狂风暴雨。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的爆发，创新与创业氛围高涨，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也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日益加深。 很快，到了2014年，一些创新业态陆续在监管层面获得了通行证。包括，二维码支付、相互保险试点、以及民营银行试点等。 二维码支付的意义无需赘述，它彻底打开了移动支付的市场红利，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商业空间。 而相互保险和民营银行试点的落地则在保险、银行两大传统金融行业内撕开了创新的口子。 其中，首批民营银行中的网商银行、微众银行被设定为0网点的互联网银行，这是金融科技在银行业务上的集中体现，更是监管在金融创新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尽管也出现了不少乱象，但金融科技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一门显学。 而金融科技相关的监管，也从针对单一创新业务的合规，进阶到基础设施搭建等更成体系的管理。 其中，以2015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2017年网联清算有限公司（简称“网联”）上线、和2018年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又被称为“信联”）成立为标志。 监管从行业自律、支付清算和征信体系等三个方面，建造了一套新金融的基础设施，为金融科技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是这个时期，持牌金融机构加速了变革的步伐，金融科技公司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双方一拍即合，走向分工协作的新阶段。 一个颇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在2017年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蚂蚁更愿意用Techfin而不是Fintech来定义自己。 他强调了蚂蚁的定位，「金融的核心是管理风险，Techfin是用技术、数据能力去助力金融，去服务普通消费者和商户，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也是这一年，BATJ系的金融科技巨头分别与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大行签订战略协议。 有别于过往在渠道和业务层面的合作，这波「联姻」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升，更聚焦于整体能力的互补，尤其在技术层面。 行业整治与柔性监管 2018年开始，金融「强监管」成为主旋律。在金融科技市场，行业整治与开放创新并行。 一方面，P2P和现金贷整治力度不断加深，数据、催收行业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整顿。 而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效果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从金融业机构到互联网巨头都加大了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 但对于监管而言，这一阶段更大的挑战在于，金融科技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所涉及的主体和范围也在扩大，这让监管所面临的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和敏感。 相比国外的科技巨头，中国的BigTech们在金融领域浸润已深，为了符合监管的要求，它们陆续通过直接申请或投资入股的方式布局了各类的金融牌照。 互联网巨头们跨领域发展的优势在金融科技领域更为明显，场景、数据、科技、金融……融合渐深、强者恒强。 2018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联合发表了题为《金融科技巨头与公共政策挑战》的报告。 这份报告第一次在国际层面提到了BigTech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提出了包括金融稳定、数据保护、公平竞争等忧虑。 而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金融科技监管再一次走在了前列。 就在这份报告出笼之前，2018年5月，蚂蚁集团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代表率先被纳入首批金控试点。 几个月后，2019年7月，央行公布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BigTech的金控之路开始走上正轨。 尽管在短期内，金融科技巨头受监管政策影响会有短期的整顿和阵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它们身份的正式认可。 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是，2019年8月，央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 这份「三年规划」成为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纲领，它明确了下一阶段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谈到金融创新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经验告诉我们，既不能一味鼓励创新，也不能搞“一刀切”抑制创新活力。 为此，我们积极践行柔性监管理念，既加强审慎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又增强监管包容性，释放金融创新发展动能。」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监管对于金融创新、金融科技的最新态度，而「柔性」监管这一提法的背后无疑也给金融科技企业留出了更多试水的空间。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商业、金融、科技的创新与融合不断加深、演变、进化，金融监管未来也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博弈与共生，我们才能不断地突破边界，走向更好的世界吧。
风险是金融的本质，风控是金融的命门。马上消费金融（以下简称“马上金融”）始终将风控视为重中之重，构建自主风控能力、自主研发风控技术，是马上金融风控的核心竞争力。数据决策、智能化、数字化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为马上金融上亿用户构筑了坚固的风险抵御城墙。通过大数据、金融云、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马上金融实现了自动化、实时化、自适应的风控体系，形成了灵活迭代的风控策略和千人千面差异化授信及风险定价，并且组建了300多人的大数据风控团队，积累了亿万级数据源、10万+ 风险特征变量、毫秒级的实时数据获取及加工以及2000+风控决策策略、决策流、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算法。 消费金融行业本身自带的小额分散、客群下沉、复杂多元场景、线上化审批等属性，就意味着风控难度的增加和对线上化风控技术的挑战。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变化，可能导致消费疲弱，部分用户收入和偿债能力、还款意愿也会受影响，这又进一步给风控带来新的挑战。新冠疫情带来了危，但同时也看到，风控的地位空前提高，“命门”的意义得以凸显。风控成为最核心的部门，带领金融机构度过风浪，线上化、科技化的进程加速，各机构纷纷积极探索新模式，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新风控。 通过数字化全闭环能力的积累，马上金融成功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并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马上金融风控体系的优势体现在：一是多维变量和丰富的模型，多维丰富的变量加工处理以及数据模型化；二是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决策审批框架、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三是精细化的客户管理，包括客户风险管理，客户生命周期管理以及客户差异化管理。四是强大的自研智能风控平台，弹性可扩展的架构设计，高频业务及大规模数据处理，全面的数据监控及预警系统；五是自研全渠道、智能化的智能资产管理平台，实现一体化的智能贷后管理。 马上金融自主研发的AI智能语音机器人（300024）、智能IVR、预测试外呼等技术应用，可提供精准、高效、低成本的贷后风控管理手段，同时将反欺诈贯穿“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结合运用唇语识别、人脸识别、OCR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及反欺诈综合决策，通过多维数据、指标规则以及多个反欺诈模型预测欺诈趋势，防范欺诈风险。 总之，以自研技术为支撑、并在实战中经历了无数考验的风控体系，让马上金融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今后马上金融将继续以科技自主创新为驱动，将数字化技术与风控深度融合，不断优化和完善风控体系，始终以将自主风控能力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编辑：许楠楠)
8月10日，2020年度《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中国平安凭借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以1842.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全球榜单第21位，较去年上升8位，全球金融企业排名第2位。 如果聚焦500强中的前30强，可以发现，除了鸿海精密，平安是唯一一家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深圳的企业。 深圳，是平安诞生的母体，在特区成立以来的40年里，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40年来沉淀下来的特区精神，感染着在这片沃土上的每一家企业，一如平安、华为、腾讯、大疆、中集等。 知名经济学家胡祖六曾说过，平安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所铸就的，而在这其中，深圳，始终贯穿其中。 传承者 中国平安创立于1988年，此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全体中国人都立志于改变落后现状，众志成城，以至于在中国平安挂牌成立后的岁月里，国家的整体氛围、环境都非常有利于创业、创新。 尤其幸运的是，平安还诞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深圳蛇口。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争朝夕、苦干务实的蛇口精神，激励熏陶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企业，平安在其身上打下了不甘现状、敢于进取、勇于创新的文化烙印。 “直到今天，深圳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整体营商环境在国内仍然首屈一指，可以说，平安自出生以来充分享受了国家与所在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胡祖六说。 在原蛇口工业区总经理顾立基看来，蛇口精神是一种坚持改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中国平安是公认的蛇口精神最好的传承者之一。蛇口诞生的使命，是不断打破陈旧的生产关系，创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在中国企业中，中国平安最早实行人才公开招聘、执行灵活的干部用工制度，率先引进国外咨询公司，也是最早引进外资的中国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深圳高度开明的政商环境，也为平安的每一次重大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胡祖六回忆说：“在协助平安酝酿策划收购深圳城市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项目时，我认为当时政府的态度是成败的关键，但出乎意料的是，与深圳市政府的沟通竟是整个交易过程中最顺利的环节，深圳主管领导在这个项目上所展现的开明见识与决策效率让我刮目相看，平安在举步维艰的创业期及后续发展的关键时点上，有幸得到了一些具有长远眼光，叱咤风云、敢于担当的改革型领导，如袁庚等的支持。” 永恒的创新基因 回顾平安成长之路，几乎十年一次蝶变，传承了深圳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特区精神。 其中，第一个十年的特征是搭建体制机制平台，探索现代保险道路，中国平安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地区引入“个人保险营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个人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由平安开始，保险代理人制度在中国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人身险销售的“统治地位”。 第二个十年的特征是专注保险经营发展，探索综合经营模式，平安也是国内第一家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金融集团，也是继中信、光大之后，被监管层明确认可的综合金融集团； 第三个十年的特征是强化综合金融实践，探索“金融+科技”，在所有的保险公司还在集中精力做大保费规模的时候，平安就已经开始对标“BAT”，探索金融科技之路； 从2018年开始的第四个十年，平安又开启了“金融+生态”的格局。可以说，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企业中，平安是最具创新精神的一家。 平安天然地认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以强大，在于它对创造性的激励和对非创造性的惩罚，不知变化的企业才是最危险的企业。明天并不是今天的延长线，不进行改革，今日的成功就是为今后的失败铺路。 创新，也赋予了平安持续成长能力。自2004年上市以来的这15年，平安的业绩一向十分强劲，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复合增长率超过23%，基本每股收益复合增长率、内涵价值复合增长率、股息分配复合增长率，总资产复合增长率均在2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大蓝筹，粗略统计，每800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平安人，每7个中国人中有一个是平安的客户。 在深圳314家上市公司中，中国平安稳居市值、利润第一的位置，去年实现净利润1643亿元，最新市值约1.37万亿元。 企业定位与城市定位合二为一 深圳给予了平安成长的沃土与基因，支持着平安的每一步蜕变，与此同时，平安也在时刻反哺着这座城市，回馈着这个国家。 去年8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中国平安率先响应，积极围绕中央五大战略定位，努力助推示范区建设。 包括围绕“高质量发展高地”定位，注重以科技驱动助推深圳发展，在发展质量上处处体现着深圳特性；围绕“法治城市示范”定位，近年来，平安多次与深圳政府相关部门签约，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提升法治水平；围绕“城市文明典范”定位，平安以特色人才战略，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围绕“民生幸福标杆”定位，从“智慧、智理、智效”建设理念出发，依托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三大核心技术，平安推出国内首个“1+N”智慧城市平台体系及解决方案，涵盖智慧民政、教育、医疗、房产、养老等，用科技赋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围绕“可持续发展先锋”定位，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集团战略，更加科学性体系化地加强企业治理，搭建国内首个上市公司ESG政策体系，对标国际领先水平，以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继今年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之后，近日，深圳根据自身情况，提出要立志打造“两个全球金融中心”：一是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一是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 而无论是金融科技抑或可持续金融，也都是平安的自身定位所在。 从2018年开始的第四个十年，平安通过“金融+科技”、”金融+生态“的努力，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由此形成循环。 确切地说，平安已不仅仅是一家单纯的金融机构，而是金融科技集团，如今，平安旗下子公司已有一半是科技型公司，从人员结构看，现在平安集团40万内勤员工中，已有10万人在互联网和科技型企业中工作。 作为平安内部金融科技业务的分管人，平安集团联席CEO陈心颖说，中国平安仍在持续探索如何更好地用科技赋能金融、赋能生态，并相信平安第四个十年的“金融+生态”将更加充满希望和前景。 “我很有幸可以在深圳，在平安，一起迈进。”陈心颖说。
1983年夏天，28岁的马明哲从粤西的湛江赶到蛇口工业务劳动人事处报道。 他瘦瘦高高的，当过工人，在湛江地位工交政治部做过通讯员，他的一位老领导对他说，不如趁着年轻到开放的蛇口闯一闯，那里可以让年轻人挑担子。 于是，就这样，马明哲到了蛇口，又从蛇口出发，在此后的37年岁月长河中一路前行，创设中国平安，一路荆棘，也一路风景，走出蛇口，走出深圳，走向全国，迈出国门，带着这家金融集团，站到了世界大舞台的最前沿。 同样是夏天，2020年8月11日，福布斯中国发布了2020年中国最佳CEO榜单，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排名第3位，名列金融行业最佳CEO第1位，前两位分别为阿里巴巴张勇、腾讯控股马化腾。 有意思的是，在榜单的前5名，3位来自深圳，深圳也成为今年中国最佳CEO的高产地带，数量远超北京、上海、杭州。 深圳，把机遇给与了一代又一代的前来闯荡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壮大、实现宏图伟业，同时，他们的经历也凝聚成特有的“深圳企业家精神”，在大时代的苍穹下熠熠生辉。 那些向阳而生的人们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市场化、现代化、法制化、国际化和以人为本的优秀公司，来自深圳的平安、华为、万科、腾讯、中集等，其精神血脉都有一个共同原点，那就是蛇口。 蛇口赋予了它们一些共同的特质财富:不聚敛于个人，不是私人企业，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而是率先探索建立现代治理结构的新兴股份公司；企业文化都有明显的移民特征和开放特征；起于蛇口，但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敢于和世界最佳标杆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忧患意识。 公司创始人充满企业家精神，对创办一家基业常青的大公司的兴趣远胜于积累个人财富的欲望；追求卓越、创新、超越，永不满足；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专业化经营，注重承担社会者责任，走光明正大的正道。 这些打着蛇口烙印的公司的成功，既有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拜蛇口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文化所赐。 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韩耀根说，蛇口精神远非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么简单，真正的蛇口精神是“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 1988年5月27日，中国平安在蛇口开业，这一年，郭台铭在深圳成立了富士康精密组件厂，稍早几个月，1987年底，任正非等5人筹资2.1万元人民币在蛇口创立了华为，1988年任华为工资总裁。 1988年，马明哲33岁，郭台铭38岁，任正非44岁，他们都扎根在了深圳，今天，都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 但所有的成功都非一蹴而就的，世人看到他们的繁华，却并一定能体会他们曾经的艰辛。 早年的深圳，不过是个小渔村，其中的蛇口更是基础薄弱，且不说北京、上海，即便是一江之隔的广州，也都是千年商都底蕴。 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业的年轻人，凭借的是一腔热情、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以及在特区氛围感召下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在2006年的中国平安寿险明星高峰会上，马明哲亲口讲述了当初去北京跑牌照的情形，“1986年7月16日，我向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递交了一份申请成立保险公司的报告，之后就带着一个秘书、一名司机开始了筹建，两年间三次北上首都，两次自数，屡挫屡战。” 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谁叫他姓马，马就喜欢跑。” 平安初创时，马明哲经常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出差，路上还总抱着一本英文词典背单词，通过自学，马明哲可以用英语和外籍高管畅顺畅沟通。 甚至直到现在，马明哲依旧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2点，早上7点起床，每天只要在公司就有6—8个会议的安排，每周还会面试10—20个管理岗位的候选人。 孙建一问过马明哲累不累，他说累，孙建一劝他，有些事情该放就放，不必亲自参加，他说“我习惯了，不参加，好像觉得差点什么。” 他的视线在远方 很多与马明哲熟悉的外国友人，都将其称之为Peter。 Peter Ma是1990年7月，马明哲为自己取的英文名。当时，蛇口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非常多，为了业务往来方便，很多员工为自己起了英文名，马明哲为此还写了一则“Peter公告”。 如今，在中国企业界，马明哲、马云、马化腾被并称为“三马”，他们的英文名分别是Peter Ma、Jack Ma、Pony Ma。 一个英文名字的诞生，也体现出马明哲虽根于深圳，却心在远方。 在平安成立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和海外300多家保险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接待了多个国家的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的高管，与港澳地区和保险机构的来往更加频繁，所有这些使的是平安一开始就有了国际化眼光。 回首平安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不断探索创新、打破原有边界、找到新舞台、开拓新空间的历史。 1989年初，马明哲就提出“立足深圳、辐射全国”的口号。鉴于当时国内融资渠道狭窄，平安将眼光瞄向海外，引入外资股东，并开展了一系列全球化探索，引入麦肯锡，梳理经营体制，花钱请人革自己的命，从中国台湾地区引入“个人保险营销制度”，借鉴海外金融集团的发展轨迹，探索综合金融。 近年来，综合金融模式历经多次迭代，日渐成熟，马明哲又开始了金融科技的征程，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太多的既有模式可以借鉴，放眼全世界，他已经走到了最前沿，一如深圳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中的众多成功的企业家，也站在了全球的聚光灯下。 “平安和其创始人Peter（马明哲）很好地体现了深圳的创业文化和拼搏精神。”麦肯锡全球总裁施南德说，Peter领导力的特征之一，是能够带领平安持续自我颠覆，与时俱进变革组织和运作模式，“我一直钦佩Peter的领导力，视野活力和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他的这些特征，在几次见面中令我印象深刻”。 施南德回忆说，第一次是在一个会上，当时Peter是发言嘉宾，就在与会者落座，准备一如往常的听取嘉宾以趣事和建议开场时，Peter开口第一句就表示“在座恐怕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真是直率而犀利。随后他督促大家抛开畏惧心理，着眼长远和大局，并且以身示范，用一腔热情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折服了众人。 第二次见到Peter是在平安金融中心董事会议室举行的一次小型高管会议上，我们刚落座，他就掷地有声的说道：“你们都要改变，否则一切将迅速走向完结，你们的公司就完蛋了。”他用这句话宣布会议的开始，可以肯定的说，到会议结束时，所有人对于改变的必要性以及Peter认为需要发生的变化都已深信不疑。 懂科技的不一定懂金融，懂金融的不一定懂科技，如今，马明哲和中国平安共同探索的是一条“金融+科技”、“金融+生态”，通过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的循环之路。 没有“前车可鉴”这条路一定成功，全球的金融机构也在这条路上持续努力，马明哲坚信他的梦想。 今年7月1日，中国平安公告，马明哲辞任首席执行官，继续担任董事长，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多年来，平安已搭建起了专业、完善的治理架构，如今，马明哲更愿意让更人的“后起之秀”趁着年轻在开放的深圳、开放的平安闯一闯，这里，可以让年轻人挑担子。
“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出席本次论坛并发表演讲。陆挺在论坛上表示开放的次序特别重要，并对开放的次序进行了阐释。 第一个次序就是在服务业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方面，首先应该是服务业优先。服务业过去十几年，在银行、券商、保险、基金各方面都有一些推进。他认为接下来应该是重点。因为这一些方面是国家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国内大循环非常关键的也是如何利用国内的资本市场问题。 比如怎么样能够让资本来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投资银行、一些投资企业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经验。所以在金融服务业方面进一步的开放，有利于我们推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之下，做好国内的大循环，补短板。 第二个次序一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需要非常重视循序渐进，汇率浮动优先。二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首先要注重股权投资。三是在债务方面，更多地欢迎海外投资我们的国债。过去五六年，在信用债方面发展速度是特别快的。 中国香港方面，美元债的存款从两三千美金到接近九千亿美金只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间也有合理的成分，但在我们国家整个开放过程中，应该把企业在境外的融资也要算到这里面去，总量要控制风险。 在资本项目方面，一方面鼓励资本进入中国。另外一方面，资本走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香港市场。中国香港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无论在股票和债券，无论在外汇，甚至在其他的领域，在国际上都是非常领先的。内地城市目前还是很难替代。 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是应该非常强调中国本身的金融企业，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个方面的优势，在“走出去”方面，充分利用好中国香港这样一个市场，学习各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为走向全球的金融市场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中国香港得天独厚，是背靠着大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有大量的中资企业在中国香港上市。这个差距在未来的两三年，毫无疑问还会再拉大，而不是缩小。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发展股权市场。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香港的优势能够得以保持。 第三个次序是监管优先。他认为，金融开放不仅仅是资金和金融企业方面，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金融领域的监管本身就是金融市场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这个方面，一方面开放了金融服务业之后，随着加大整个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金融企业在国内扎根，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也是一个促进。 同时，肯定会涉及到很多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学习，互相地促进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去海外融资，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方面像国际的先进金融监管机构学习，也有利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 本文为作者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召开的“2020中国财富论坛”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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