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监管沙盒”提速背后 如何顺利“出盒”成关注焦点 本报记者 李 冰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发布深圳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公示（2020年第一批），对4个拟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深圳公示的第一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 自2019年12月底北京开启监管沙盒试点后，中国版“监管沙盒”进程不断加速。截至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三个城市累计已有29项创新试点应用“入盒”。 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车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比3个城市已经公示的试点应用项目，可谓各有特点。其中，北京试点项目偏向基础性、通用性应用；上海试点项目可能出于产业政策方面的考虑，所以区块链类应用项目较多；深圳试点项目则更偏向于场景应用类。” “监管沙盒”目前仍是一套成长中的机制，相较于项目的前期“入盒”，后续项目如何顺利“出盒”，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深圳监管沙盒项目偏向场景应用 所谓“金融监管沙盒”，是指在监管机构的主持与监控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安全环境中，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一些金融企业或科技公司开展金融创新，无论创新效果如何，事后都不追究企业的违规责任。 监管沙盒最早起源于英国，目前各国在监管沙盒的设立理念、运作模式、保障机制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2019年12月份，央行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随后中国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落地，旨在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运用新兴技术驱动金融创新、赋能金融提质增效，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深圳市日前公示的首批试点项目已是第三个城市公示的第四批“监管沙盒”项目。《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深圳市公示的4项创新应用中，有3项应用类型是金融服务，分别为百行征信信用普惠服务（申请主体为百行征信）、基于TEE解决方案的智能数字信用卡（申请主体为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华为）、基于智慧风控的面向产业互联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申请主体为招商银行）；其余1项应用类型为科技产品，是由微众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共同申请的基于区块链的境外人士收入数字化核验产品。 从应用技术看，深圳公示的首批创新应用均用到大数据技术，此外还应用到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安全芯片（SE）和可信执行环境（TEE）等其他信息技术手段。 《证券日报》记者还发现，征信机构首次出现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中。百行征信创新应用说明书显示，其主要有三方面应用：一是通过对接福田政务审批系统，将征信数据应用于现场服务窗口办理的各项政务审批和缴费等业务中，实现政务服务快速办理；二是通过个人用户的基础信息和政务审批结果进行信用信息采集，丰富征信数据来源渠道，提高征信模型的准确度和有效性；三是在“征信+政务”的基础上，探索开发“征信+缴费”“征信+缴税”等多种模式。 车宁指出，“此次征信机构入围确实是个亮点，从深圳公示项目来看，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另外，上述4个产品中，有两个与风控相关，这也是深圳首批试点应用项目的一大特点。” 监管沙盒机制仍需不断完善 中国版“监管沙盒”进程不断提速。2019年12月5日，央行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之后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迅速落地。2020年1月14日，央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发布《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公示（2020年第一批）》公告，对6个拟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应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月16日，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第一批创新应用完成登记，将向用户正式提供服务；4月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城市进一步扩大到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6月2日，北京第二批“监管沙盒”试点名单公布；7月份，成都、广州先后宣布获批开展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试点城市扩大至9城；7月21日，上海首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应用名单出炉；7月31日，深圳监管沙盒首批试点应用名单公示。 虽然各城市的“监管沙盒”正在积极扩围提速，但不可否认的是，监管沙盒目前仍是一套成长中的机制，相较于项目的前期“入盒”，后续项目如何顺利“出盒”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据接近“监管沙盒”评测的知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透露，“目前各城市对项目‘出盒’已有一套监测机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监测风险，既包括业务本身的风险敞口，也包括系统自身技术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二是考量业务成熟度，主要考量市场对项目的接受、认可程度，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但是，监管沙盒机制需要出台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办法，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而是更具体、可实操的管理办法，既能对‘入盒’项目的发展起到规范作用，也能为项目‘出盒’设立前置条件。” 对于“出盒”方面的规则，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需要从“入盒”标准切入。“从北京、上海等地的项目征集公告信息来看，需要重点监测的标准主要有这几项：一是预期效果，从征集公告所附的申请表来看，申请主体需填写对项目的预期效果、预期规模进行评估，前期监管正是通过这种预期效果来进行遴选；二是风险可控，项目能够在风险把控措施、补偿机制和退出机制等方面做到详尽规划后，才能具备‘出盒’的基本条件；三是消费者保护，金融科技项目的创新，最终是要被推向市场，因此项目需要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例如上海在《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声明书》中明确要求申请主体填写机构投诉及自律投诉的渠道方式。
金融科技巨头抢滩科创板 专家称“是明智的选择” 本报记者 朱宝琛 随着一系列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科技型企业正迎来登陆资本市场的政策窗口期。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京东数科、蚂蚁集团等在内的公司，纷纷筹划，拟投向科创板的怀抱。在业界看来，这显示出科创板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践，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的集聚引领效应正不断增强。 北京证监局公示的信息显示，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五矿证券及华菁证券分别与京东数科签署了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协议，京东数科拟在科创板上市；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宣布，启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 科技金融公司选择科创板上市，在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教授韩乾看来，一方面得益于近年来，以科创板为试验田的国内资本市场系列基础制度改革，国内的投融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另一方面是与国际IPO市场环境变化有关。 “金融科技巨头拟在科创板上市，是明智的选择。”韩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既显示了这些企业对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的信心，彰显了科创板的市场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证明了我国资本市场完全具备服务于经济国内大循环的能力。“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登陆科创板。” “科创板增加了对企业上市的包容度。”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些年来证监会积极推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比如退市制度的坚定执行，净化了市场环境；全面推动强监管，对资本市场的各种违法行为“零容忍”，为市场引来了长期资金。同时，市场的承受力得到了加强，对大型科技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谈IPO色变”，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欢迎。 科创板运行已一年有余，通过关键制度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增强，市场包容性、行业集聚性、品牌示范性充分显现，对所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优质高科技企业有很大的容量和友好的通道。 事实上，金融科技企业投向科创板的怀抱，并不意外。今年3月份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上交所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暂行规定》首先细化了科创板重点服务的行业领域范围，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深度应用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如金融科技、科技服务等，也属于科创板服务范围。 这意味着，国内金融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有了政策支持。业界普遍认为，京东数科、蚂蚁集团等若在科创板上市成功的话，会成为标志性的案例。 那么，当京东数科、蚂蚁集团先后宣布拟在科创板上市，是否会引发金融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的浪潮？ 对此胡晓辉认为，从金融科技公司自身来说，本质属性是金融，同时又离不开科技的支持。比如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每年“双十一”全球最高的峰值成交而毫无卡顿，恰恰是坚持不懈地对“云”的投入。 “所以，金融科技公司准确理解是高科技支持下的金融，二者缺一不可。”胡晓辉说。 而韩乾认为，金融科技企业去“金融化”，强化“科技”特征，短期内可能是为了迎合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也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充分挖掘发展潜力的需要。 “从监管的角度看，金融科技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型，可能会对现有监管技术和监管制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应分清企业是真转型还是以技术淡化甚至掩盖了金融业务。”韩乾说。
汽车报废迎千亿级市场《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今年9月1日起施行。据业内人士测算，目前我国汽车拆解市场规模为每年66亿元，未来规模有望达每年1100亿元。其中“五大总成”市场规模为700亿元，成长空间巨大。动力电池回收高峰期来临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细则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做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回收拆解企业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其他类型储能装置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近年来，大量新能源汽车投入市场，动力蓄电池产销量逐年攀升，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迫在眉睫。随着动力电池2020年迎来回收高峰期，这一百亿级市场备受关注。易纲：保持金融总量适度 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总的看，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足的特点并没有改变，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专家：中国式证券集团诉讼将震慑重大违规行为投服中心日前发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试行)》(简称《业务规则》)，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教授肖宇表示，配合证券诉讼改革的一系列实施措施出台，投服中心发布《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为中国式集团诉讼提供了实施和操作的路径。中国式证券集团诉讼具有公益性、专业性以及程序的公开和受监督三大特点。上海证券报易纲：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刑法修正案提高证券违法刑罚力度 “零容忍”方能构建良好法治生态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下称“一读稿”)6月28日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首次审议。针对资本市场，此次修订明确了提高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刑罚，提高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罚，将保荐人作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主体，适用该罪追究刑事责任等内容，同时强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刑事责任。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继续深化资管业改革开放 目前仍有多项改革需推进“资管行业正在面临全新的成长环境，在发展的新阶段，仍需要推动多项改革。”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昨日在“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表示，中国资管行业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何认识过往，在此基础上继续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方可引领和塑造资管行业的未来。肖钢：银行理财转型不可操之过急“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底，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尊重市场规律，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纠正过去影子银行存在的问题，必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可操之过急，目前个别银行仍存在‘浮夸之风’。”在昨日召开的“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证券时报股市震荡资金回流债市 债基收益率回升 7月中旬以来，A股市场宽幅震荡，受国际局势不稳定，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等因素影响，资金避险情绪升温，回流至风险收益较低的固收类资产。7月份以来债券市场逐渐回暖，债基收益率也有所回升。对于后续债市，机构认为，目前看，利率仍缺乏明确的方向，短期或以震荡为主。不过，经过了5月份以来的快速调整，债券市场已具有了不错的配置价值。茅台青啤掌门人巅峰对话 白酒啤酒能擦出怎样的火花茅台和青岛啤酒（600600）（600600），两者是为数不多能直接把城市和品牌等同的产品。近日，两个不同赛道的王者，其掌门人来了一次巅峰对话，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激起无限浪花。易纲：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昨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央行将保持金融总量适度、合理增长，着力稳企业保就业，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加快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补短板锻长板 增强我国对外开放主动性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近段时间，多个重要会议都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首次提出“锻长板”，与“补短板”相辅相成，二者都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证券日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保持金融总量适度 全年经济有望正增长日前，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半年我国宏观金融数据亮点较多，说明稳健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实施。从宏观总量上看，各项金融指标明显高于去年。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2.8%；上半年新增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多增2.4万亿元。从价格上看，今年以来，央行注重引导主要市场利率下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下行30个基点至2.2%；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下行30个基点至2.95%；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降30个基点至3.85%；再贷款利率下调了50个基点。新证券法强化上市公司信披及时性 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作为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新证券法中得以升级，并被系统地予以归纳总结。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合法合规的信息披露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广大投资者能够进行正确投资判断的前提条件，无论是新证券法设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制度，还是近日证监会时隔13年对上市公司信披办法进行修改，均体现了监管部门致力完善信息披露标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约束证券发行人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以及提升证券市场效率的根本目的，以此进一步净化资本市场环境、向投资者呈现最真实的上市公司信息。贯彻新证券法注册制平稳推进 专家预计明年有望扩围至中小板和主板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法治供给，新证券法强调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度。新证券法实施近半年，注册制已经从科创板平稳推进到创业板，注册制下的IPO也实现常态化。《证券日报》记者据数据统计，截至8月9日，今年以来，75家企业登陆科创板，合计首发募资1394.73亿元。资本市场监管规则“瘦身”显效 畅通注册制改革接轨路径日前，上交所公布了一份自律监管和市场服务事项清单。值得关注的是，在此份清单中，为了提升规则体系的友好性，上交所以“层次分明、体例清晰、易懂好用”为目标，针对现行规则体系规模庞大、层级丰富的特点，大力“合并同类项”和“删减冗余项”，对业务通知、指南等低位阶规范进行整合归并，对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规则予以废止。本次清理集中废止了13件业务规则和33件业务指南，规则体系“瘦身”效果初显。人民日报消费市场持续稳步回升（经济新方位）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消费市场持续稳步回升。商务部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万亿元，同比下降1.8%，连续4个月降幅收窄，累计收窄18.7个百分点；1―6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3万亿元，同比下降1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6个百分点。
“资管行业正在面临全新的成长环境，在发展的新阶段，仍需要推动多项改革。”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局长陶玲昨日在“2020中国资管年会”上表示，中国资管行业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何认识过往，在此基础上继续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方可引领和塑造资管行业的未来。 陶玲表示，以资管新规出台为标志，前后3年多时间，在各部门和行业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做对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抓住了去杠杆的宝贵时间窗口，有效化解了影子银行风险。 2017年以来，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影子银行规模收缩，风险收敛。截至2019年末，中国影子银行规模3年累计压缩了16万亿元，信托业的同业通道业务较历史峰值累计下降近5万亿元。中国治理影子银行风险的成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评级机构和国内主流业界机构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在这3年里累计仅上升了5.9个百分点，增速大幅放缓，而不是绝对量的断崖式下跌，所以，可以称之为“稳杠杆”。 2020年，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金融的严重冲击，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为创造金融市场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攀升，据市场研究机构测算，预计2020年全年，宏观杠杆率将超过270%。陶玲表示：“回顾去杠杆的过程，我们体会到，如果没有抓住2017年以来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杠杆，如今，加杠杆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二是资管行业的本质、定位、监管方向和发展前景取得共识，这些共识是各方共同推动资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陶玲表示，资管业务的本质即“卖者尽责，买者自负”。资管行业可以细分为财富管理、投资顾问、投资银行等，不同资管机构优势不同，有分工也有竞争。针对过去资管行业的直接融资间接化、投资业务融资化、表外风险表内化、私募产品公募化等问题，通过统一监管标准，强化一致性监管，消除套利空间。自资管新规出台，各监管部门持续完善标准规制和相关配套细则，银行理财、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资金信托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虽然名称各异，但规则差异逐渐缩小，实质内容已趋同，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标准初步建立。 陶玲指出，资管机构是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应当发挥市场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有市场机构分析，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20%，银行存款客户中的95%还没有成为理财客户，未来居民的资产配置将从房地产、存款向资管产品转移。可以说，资管行业才刚刚起步，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陶玲认为，资管行业的未来，取决于继续深化资管行业改革的决心和行动，目前仍有多项改革需要推进。 一是通过深化改革，追求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助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融入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提升资管行业监管的适应性。 谈及深化改革时，陶玲表示：“资管行业的监管改革，既是补课，也要有前瞻性。如果说，过去集中治理行业乱象，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需要，那么，今后监管应当进入常态化。以提高监管的一致性为主基调，以信息披露和防欺诈为核心，尊重行业特点和市场规律，推动分业监管体系，提供适应资管行业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需求的公共产品，进一步探索监管审慎性和包容性的最佳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下半年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切实抓好已经出台的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落实见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同时注意把握好节奏、优化结构，促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长。 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易纲称，要守住风险底线，全力以赴推动三年攻坚战如期收官，加快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的制度短板，健全重大金融风险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转入常态化的风险防控和风险处置。 另外，人民银行将不断深化金融领域体制和机制改革，推动已经出台的金融改革措施落地见效，支持地方政府以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量力而行，深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此外，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统筹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深化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创新试点等。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易纲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中国GDP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GDP同比增长3.2%，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各产业恢复较快；另一方面，需求也逐步恢复，投资明显回升，消费继续修复，出口明显向好。在经济复苏的同时，物价水平也保持稳定。 “我们也非常关注影响当前经济恢复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比较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恢复还面临一些困难等。”易纲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潜力大、韧性足的特点并没有改变，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延续复苏的态势，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受到影响？对此，易纲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对外开放。 首先，要继续执行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措施，比如取消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的股比限制；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限制；批准运通、万事达卡、惠誉等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 其次，要继续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政策。 “中国一贯主张要在抗疫过程中开展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建设性参与G20缓债倡议，为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低收入国家减债提供一定支持。”易纲指出。 易纲还介绍说，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非常好。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是1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7%，人民币连续八年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一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2%，比2016年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的时候增长了近一倍。人民银行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
“深圳金融行动方案”来了！ 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与可持续金融中心 每经记者 胡琳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获悉，为扎实推进落实央行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深圳已联合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证监局等制定了《深圳市贯彻落实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共50条行动措施85项细分任务，已于7月中旬正式印发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方案》指出，打造两类金融中心，即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 打造两类金融中心 《行动方案》罕见提出打造两类金融中心，即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 深圳金融科技起步早，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能力处于领先位置，科技创新企业密集活跃，金融科技生态良好。 近年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院、未来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全国唯一的金融科技测评中心、全国唯一的市场化个人征信公司百行征信、具有EID数字身份认证技术的中信网安等一批金融科技重要机构落户深圳，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深圳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市区两级金融科技创新奖共1200万元(市区各600万元)，用于奖励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科技、社会影响力金融科技等应用项目，香港金融科技项目也纳入评奖范围。 同时，7月28日，深圳市金融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攻关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作为深圳鲲鹏产业发展载体中重要组成部分，将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攻关和创新，建立行业标准与规范，打造一系列满足金融行业需求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同时，也将加速鲲鹏产业生态人才培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成金融科技创新高地。 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首当其冲的是绿色金融地方立法。据悉，全国首部绿色金融地方立法，目前已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形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征求意见稿)》，已于近日在“深圳人大网”“深圳政府在线”“深圳新闻网”“i深圳”APP等渠道公开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深圳也与伦敦金融城成功联合举办“疫情背景下的ESG投资”论坛。2017年12月，深圳加入“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绿色金融联盟”(FC4S)。2019年10月，FC4S绿色金融实验室落地深圳，该实验室除信息平台外，将推动国内外绿色技术、绿色项目与资金对接。 同时，打造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需要深化绿色金融区域和国际合作。2020年1月，联合香港、澳门、广州发起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联盟秘书处将落户深圳。7月30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深圳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可行性研究项目启动会在线上成功举办。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议，深圳积极响应和支持，各方就探讨在深圳市建立一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旗下的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达成了初步共识，并启动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可行性研究项目。 促进大湾区跨境贸易 《行动方案》在多措并举促进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方面，共有15条行动措施，包括：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便利化改革、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收入境内使用便利化、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账户体系、建立双向跨境理财通机制、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积极稳妥扩大跨境转让资产新品种、规范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等多项具体措施。 其中，不仅充分体现了深圳特色，如“充分发挥我市国际人民币投贷基金能效，探索加强与港澳机构合作，为深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企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优质投融资服务”，更积极探索创新，如提出“探索跨境银团贷款，指导港澳银行在深分支机构联合内地银行、境外母行等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银团贷款服务”“研究推动分类完善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研究允许证券公司资本项目下的跨境资金可直接用于证券自营、承销、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回购等证券业务支出”等。 不过对于跨境金融，《行动方案》也特别指出，在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方面，包括：不断深化深港澳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深圳属地金融风险管理责任，协同开展跨境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深化深港澳三地金融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建立健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体系等7项举措。 其中，结合深圳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工作基础，提出了“探索建设以监管科技为支撑的国家级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平台深圳分中心”的工作目标，聚焦风险重点环节，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深港澳金融合作方面，《行动方案》提出了支持港澳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深拓展发展空间，开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试点，鼓励保险公司在深建设各类总部，持续深化深港澳保险领域合作等4条措施。 其中，对保险业的支持，创新提出了“支持保险公司在深设立独立核算的资产管理、营运、研发、后援服务、数据信息等各类总部，研究制定出台相应扶持优惠政策”“推动深圳与港澳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探索发行巨灾债券”“积极推动在深圳设立保险服务中心”。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保险业，毕马威指出，实现大湾区保险监管环境的互联互通尚待更多制度设计的出台与落实。随着大湾区保险行业监管政策的不断出台，未来跨境保险机构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将为大湾区内跨境保险合作等细分领域的进一步联通奠定坚实基础，也将加快大湾区保险行业监管信息互通的步伐。
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获悉，四川省相关部门正联合开展“四大行动”“两项计划”，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 “四大行动”重在促进银企融资对接培育，具体包括金融需求摸排起底行动、融资对接扩面提质行动、政策工具聚合协同行动、传导渠道疏浚畅通行动。金融需求摸排起底行动中，四川省建立了市场主体基本信用信息数据库，已收集梳理近3万户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和超过100万户市场主体基本情况信息。融资对接扩面提质行动中，综合运用信贷融资、直接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方式全方位服务重点企业，已促成58户企业实现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939.6亿元，并举办多层次融资对接会45场，促成银企签订协议超过8000亿元，通过“天府信用通”开展线上对接，向9941户企业发放贷款1075亿元。与此同时，用好多个融资政策工具、金融服务和配套政策，提升金融支持政策的直达性，畅通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两大计划”重在为“个体”“小微”护航，具体包括个体工商户“金融甘露”行动计划、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计划。其中，“金融甘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个体工商户开展金融知识大普及、信贷产品大营销、金融服务大优惠、支持政策大联动。目前人行成都分行已汇编《个体工商户金融服务手册》，组织176家金融机构收集整理了399款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金融产品，并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推送给商户。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计划具体举措包括大型银行力争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40%；规范信贷融资收费；提高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占比；力争普惠小微贷款户数明显增加等。 人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前期试点，四川省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已初见成效。截至6月末，全省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2804亿元，同比增长13.78%，较年初新增230亿元；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1.82万亿元，同比增长9.27%，比年初增加1354亿元，同比多增786.2亿元，有贷款余额户数103.68万户，同比增长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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