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20之前的金融科技，是一批头部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积累下的「顺势而为」，被资本热浪裹挟前行过，也被网贷和ICO蒙上过尘埃；那么2020之后的金融科技，是无数与金融休戚相关的企业们的「不得不为」，在疫情、监管等数场风暴洗礼过后，天地一片清明。这一年，金融科技另起一段。第五届CCF-GAIR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也继续开设「AI金融专场」，与你并肩于此，眺望下一场壮阔波澜。本次AI金融专场将在8月9日上午举行，以「金融科技新十年」为主题，仅邀请 6 位享有国际盛誉的顶尖 AI 金融专家代表，同时联合政、企、学、研、投、媒六界顶层资源平台，向新金融行业，输出最具前瞻性的技术方法论、产品思维、模式创新逻辑和风控理念。以下嘉宾均已确认出席本次专场：本次峰会将于2020年8月7-9日举办，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雷锋网联合承办，鹏城实验室、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协办，其余15大主题专场细节请点击CCF-GAIR 2020 议程。过去四年来，我们先后邀请到 20 余位中美两国院士、40 余位 IEEE Fellow、数百位学术大牛和产业领袖在峰会现场做大会报告、主题演讲及圆桌分享。本次会议也将有近百位来自学术界的顶级学者、工业界的知名AI高管和资深投资人出席，预期吸引2000位资深 AI 从业者及青年学者参会。如对峰会有任何需求或建议，可联系专场负责人周蕾（微信：LorraineSummer）详谈。One More Thing，送上一波福利，添加客服微信（ID：FinAI_leiphone），获取原价3999元的限量免费票。
随着农银金科在北京注册成立，五大行加入同一竞技场。 2020年7月28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公告，通过附属机构设立的农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农银金科”）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这意味着，五大行旗下均拥有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子公司。 从农行自身的金控牌照布局来看，补上了一块重要的牌照，目前农行还缺消费金融、信托等牌照。 唯一在京注册的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 农银金科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注册地为北京市通州区。 农行表示，设立农银金科，是落实治行兴行“六维方略”、加快科技赋能、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以此加速推进经营转型，释放金融科技创新活力，培育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农银金科的主要业务方向，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 开展技术创新、软件研发、产品运营与技术咨询。 农银金科将在集团科技治理框架下，充分发挥市场化体制机制优势及平台窗口作用，更好地服务集团、服务客户、服务社会，夯实“创新孵化、生态共建、服务集团和科技赋能”四大能力，致力于打造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相适应的最佳数字生态金融科技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原农行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软件开发中心副总经理姚琥，近期已经以农银金科筹备组副组长的身份参加行内外公开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上半年，农行编制《中国农业银行信息科技近期发展规划（2020-2021年）》并提出了农业银行信息科技工作的战略规划——“iABC”战略。“iABC”战略将通过“七大技术、五大支柱、六大中台、两大保障”推进。 具体来看，“七大技术”紧盯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从大数据服务体系、云计算技术能力、人工智能基础能力、分布式架构研发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创新、信息安全技术实力、网络技术创新力度等7个方面锤炼金融科技关键技术，大力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五大支柱”围绕数字化转型开局破题阶段的重点项目，以用户为中心，赋能产品、场景、数据、风控、渠道五大业务领域，助推业务转型升级。 “六大中台”紧扣业务转型急需，选择重点业务领域试点构建企业级业务架构，为“企业战略-业务能力规划-技术实现”的传导提供抓手，助力打造好数据、信贷、开放银行、零售营销、对公营销和运营六大中台。 “两大保障”一方面从安全生产、信息安全两方面着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安全与创新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重点从组织架构、管理机制、管控流程、合规体系、人才队伍建设五大方面不断优化IT治理架构，优化IT生产关系，为全行信息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随着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成立，农行金融科技战略的一大看点，是如何发挥“创新孵化、生态共建、服务集团和科技赋能”四大能力，以及用好市场化体制机制优势。 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现状 截至目前，五大行都有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六大行中，仅有邮储还未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从注册资本来看，建信金科最高，达到了16亿元，工银科技、中银金融科技、交银金融科技、农银金科的注册资本均为6亿元。 从注册地看，建信金科、中银金融科技、交银金融科技都选择了上海；工行是唯一一家注册地在雄安的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农行则是唯一一家注册在北京的大行金融科技子公司。 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是银行独劈市场化机制发展金融科技的一大阵地。 相较之下，建信金科布局较为领先。建信金融科技是国有大型商业行设立的第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也是国内商业银行内部科研力量整体市场化运作的第一家。 近期，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建信金科正式宣布成立基础技术中心，主动对标国内外科技巨头，致力于基础技术研究、技术生态建设及基础技术平台的研发与共享，支撑“TOP+”金融科技战略，未来2-3年内在ABCDMIX 七大领域迭代出成熟的金融级平台产品，实现安全可控的金融级技术基座。公司团队已经扩充到5000人。 2019年，工行、中行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子公司；2020年交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开始设立，2020年7月，农银金科成立。 工银科技是银行业在雄安新区设立的首家科技公司，工行在年报中表示，设立工银科技是立足金融本质和科技优势、整合创新能力、构建智慧银行的战略举措。“工银科技开业以来在智慧政务、风控科技产品输出、金融生态云建设、客户系统托管服务以及科创企业股权投资等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 兴业数金是兴业银行内核与创新孵化器，2019年数金云累计签约366家中小银行，累计上线实施211家中小银行；开放平台已推出252项金融服务和API接口服务，2019年交易规模4016.28亿元，同比增长160%。 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软件开发、平台运营及金融信息服务等，以服务集团及所属子公司为主，并开展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输出。轻金融此前曾报道，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受制于体制、文化、薪酬体系等，在对外输出的时候，需要垂直金融服务商承担一大部分输出工作。 “一家金融科技子公司30亿的项目，至少要分出10亿让其他厂商一起做。而对于3、500万的项目，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可能都不会去关注。”一位金融云机构负责人表示。 作为机制更灵活的新兴机构，金融科技子公司是银行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真正实力的PK还在未来。 17家全国性银行金融科技战略 为了帮从业者了解各家银行的金融科技最新动向，轻金融整理了17家全国性银行的金融科技最新战略与布局（包括6家国有行、11家股份行）。 过去一年，银行对金融科技的战略制定更加清晰明确，用一家国有行董事长的话说，“金融科技战略由落子布局到精耕细作，由支撑发展走向主动赋能。”而银行金融科技主动赋能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金融科技与业务加速融合。 银行要突破传统机制的掣肘，组织架构调整必须跟上，以此更好适应新技术快速变化的未来。此外，智慧生态体系建设，也是银行新一轮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战略方向。可以预见，银行数字化转型之战势必也是生态建设之战。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体现较强韧性。二季度GDP增速重新回正至3.2%。根据IMF、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滑至-5%，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疫情助推逆全球化，随着疫情后快速反弹结束，经济可持续复苏需要重视四大结构性失衡，即需求恢复慢于生产、三产恢复慢于二产、中小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冷热不均。下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缓解四大失衡是助力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关键。 四大结构性失衡制约经济复苏 一是供需的不平衡，即生产恢复快于需求。6月，生产端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4.8%，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有-1.8%，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外需方面，尽管二季度出口韧性尽显，但除了防疫用品、在线设备等品类出口大增外，其余主要商品均有明显回落，未来产业链转移仍是潜在风险。在此情况下，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 二是行业的不平衡，即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月度数据看，6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2.3%、1-6月累计同比-6.1%，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三是企业的不平衡，即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6月限额以下企业社零增速为-1.4%，连续四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表明新冠疫情对于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更为明显的负面冲击。 此外，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爆发后，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政策当局果断应对，引导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6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同比分别升至13.2%和12.8%，自2月以来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个百分点。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虽然经济逐步改善，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这也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打造经济内循环更需结构性改革 在疫情反复不断、外部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叠加四大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如果政策能够针对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将有利于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首先，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以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多种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可选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同时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发挥民营经济就业“稳定器”作用尤为重要。对此，应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和资金链压力。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就是支持金融直达实体经济、落实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 再次，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对前期经营状况较好而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给予更多倾斜；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最后，更加注重货币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市场流动性、尽快推动降成本；二是金融信贷政策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三是财政政策在企业减负的同时，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避免风险积聚。 除此之外，近年来结构性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通过缓解结构性矛盾，发挥内需潜力，释放潜在动能，实现更加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古人在《礼记·中庸》中强调了事前规划的重要性。很多看起来遥远的事情，在没有预先规划的情况下，结果往往不会很好。养老，便是如此。当“人口问题”、“老龄化”等词汇不断登上热搜时，“养老规划”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当人们想要进行“养老规划”时，却发现养老这样一个涉及“余生”的事情，可选的余地却很少。除了被过度营销的商业类养老保险外，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养老规划”看起来既遥远又困难。失衡的“养老三支柱”一般来看，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进程缓慢平稳。例如，法国经过了115年，瑞典经过了85年，但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仅仅30年左右便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如果以国内60岁退休年龄作为统计标准，则我国2018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9%。一般预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左右。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的背后，对应的是庞大的养老需求和市场。然而，在国内巨大的养老需求的另一面，却是“养老三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障、企业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第一支柱存量资产约5.8万亿元，占比超过70%；第二支柱存量资产约2万亿，占比约为30%；第三支柱刚刚起步，占比微乎其微。发展至今，我国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足50%（即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政府面临着收入放缓、支出加快、部分地区的基金耗尽的挑战。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和技术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养老金融也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正因为此，作为养老市场的基石，养老金融正在成为各大金融机构争夺市场的“新蓝海”。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针对本国国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养老产业发展，形成了个性化的养老金融产业发展体系。目前，中国已启动基本养老金入市，职业年金逐渐发展，第三支柱IRA（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个人退休账户）试点即将扩大至全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虽然中外国情不同，但建设完善的养老体系的目标一致。因此，国外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养老金融体系，能够为当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美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养老金融相辅相成麦肯锡基于“养老金结构占比”和“金融市场成熟度”两大维度，对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评估，将全球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市场分为三个形态：国家福利型、自由市场型和巨头主导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金制度的成熟，也将逐步走向其中某一形态。以美国养老金融体系为例，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计划，由政府强制执行，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二是企业养老金计划，如著名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关于企业年金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出资建立；三是个人储蓄及商业养老保险等，由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出资加入，例如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IRA）。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形成了自由市场型养老金体系。即以第二、第三支柱为绝对主导的商业化模式。这种养老体系的建设，完全取决于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具体来看：首先，第二支柱中著名的401K计划，成为养老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在该计划下，企业为每一名员工开立独立个人账户，员工每月缴费不得超过个人工资的25%，同时企业按一定的配比为员工缴入相应资金。401K主要投资于股票基金，范围由企业选定，个人选择具体投资产品并自担风险。401K计划具有投资主动权、投资灵活性、转移方便、可进行贷款申请等特点。其次，成熟的资本市场造就了基金系资管公司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养老的401K还是个人养老的IRA，个人都对养老产品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成熟资本市场下，基金系资管公司凭借更为丰富的产品组合、更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和美国长期牛市带来的高投资回报，成功超越银行和保险公司，成为美国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市场的主导者。以IRA计划为例，从投资产品市场份额来看，资管类产品的占比在过去40年显著增加，截至2017年，在IRA计划总资产规模中的占比已高达63%。在前两者的基调下，税收激励计划也极大促进了第二、三支柱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持续完善政策法规，出台递延税收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减免限额；同时引入“自动加入”条款、提高账户的“可携带性”，允许多账户（第一、二、三支柱账户）之间资金自由转移。至今，美国第二支柱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商业养老资产已合计达到养老金资产总规模的90%。得益于养老金可以享受延迟纳税的待遇，养老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后，典型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除了成熟的养老金体系框架，美国还形成了多样化的养老金融的服务和产品。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满足被保险人的护理、经济补偿的保险。在政府财政税收优惠的支持下，目前约占美国人身保险市场份额的30%。二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这个是世界范围内最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以房养老”模式，老年人将其房屋产权抵押，由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年龄、预计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旧等综合评估，按月或按年支付现金给借款人，一直延续到借款人去世。三是TDF，也称生命周期基金。其典型特点是基金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自动递减，目标日期通常设置为投资者的预计退休日期。通过这种方式，投资者只需通过选择一只与其退休日期最为接近的生命周期基金产品就可以达到“投资养老”的目的。巨额的养老金成为华尔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也是全球最发达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全美养老金总资产、私人养老金总资产均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可以说，养老金融的发展，成为打通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成为打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通道。日本：巨头主导，全民养老日本养老金融市场属于“巨头主导型”，一二三支柱相对均衡。与美国的自由市场型养老体系不同，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欠发达，个人消费者对于不同养老和投资产品的理解水平也较低，追求品牌信任度，于是形成了以保险和银行巨头为主的相对集中的市场格局。日本养老保障体系也由三个支柱组成，即政府公共养老金、企业补充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全民养老”为原则。例如，日本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独具特色的“双层”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第一层是覆盖所有公民的国民年金制度（即“基础年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建立了覆盖整个国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法律规定年龄范围内的日本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第二层是针对所有企业在职人员包括短时间劳动者的厚生年金，和针对公务员、私立学校教职工、农林渔业团体职员的共济年金。第三层是基于前两者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养老保险。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实现了日本全体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安排。在“全民养老”基础上，日本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推陈出新，实现了多支柱立体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学习了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与美国不同，该制度下，美国为商业保险产品性质，日本则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以强制保险的方式，对40岁以上的公民，按年龄差别费率缴纳保费。这种制度采取“税收+保险金”的形式，在财源稳定的同时，也把保险作为国民看护支出的费用来源，分散和转移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此外，通过全民的普及教育，遗嘱信托、反按揭等创新型的金融产品，也为老年人积累养老资金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政府主导下自治、厚生劳动省与国土交通省实施、私营机构主导的三种模式，互为补充，保障养老金融产品的供应。总的来看，日本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三个支柱的平衡化、立体化，制度之间相互补充，达到有限资源的共享与利用。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类养老金作为弥补公共年金的重要支撑。以信托类产品为例，对企业产品方面，有确定给付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确定缴费年金等；对个人产品方面，有国民年金基金、个人年金信托、财产形成年金信托等产品。中国：养老金融，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欧美的养老金融市场发展较早，日韩等国家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多数都借鉴参考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金融的发展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政府基础退休养老计划占比较高，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展缓慢，覆盖率总计不超过30%，产业趋近于“国家福利型”，零售资管行业尚未成熟，保险公司是商业养老金市场核心玩家。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养老”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几年来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推动第二、三支柱的发展。特别是2018年5月，个人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拉开了第三支柱登台的帷幕。随后推进的个税改革则将税基由薪酬扩充至综合收入，并明确了教育、养老等定向税收优惠的扶持方向，这为过去分散于理财和房产投资的资金转向养老金投资提供了政策助力。针对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存在的全民养老制度不完善、三大支柱失衡、养老金产品匮乏、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等问题，我国可以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养老金融的经验，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顶层设计为养老制度之根本。“人人老有所养”是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必经之路，但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完善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打造开放、动态、分阶段的长期规划势在必行。例如，借鉴日本综合性、多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更重要的是完善落地税收优惠和补贴支持等方面相应的政策，如借鉴美国的IRA制度，通过税收递延缴制度鼓励个人购买个人养老保险。第二，创新开发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虽然创新发展了类似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代表的“以房养老”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产品的风评并不好。其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多种类生命周期基金等投资组合产品等也受限于国情、市场基础投资品限制等原因，难以发展扩大。养老金融产品的创新，更应结合当下的国情、资本市场、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等特点，充分考虑客户不同的需求和体验，发挥机构在风险保障和投资管理方面的优势，满足客户一站式养老金融服务需求。第三，拓宽养老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养老体系，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并提供资金支持。我国社会资本参与度低，除了政府的市场化引导，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应该创新适应养老产业特点的信贷政策、承贷主体。如对建设周期长、现金流稳定的养老服务项目，试行特别延长期限和还款方式。当然，除了依靠银行信贷，还应发挥资本市场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熟，推动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利用主板、中小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上市融资。显然，快速发展“二、三支柱”商业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潜力所在。同时，除了借助制度和管理促进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开展全民的养老金融教育更加具有必要性。在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趋势叠加下，老年抚养系数已经由2000年的9.9（平均9.9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下跌至2020年的5.8，夹心一代准备好了吗？参考资料：1.麦肯锡《制胜中国养老金融市场白皮书》2.刘宝美. 日本养老金融发展的启示[N]. 金融时报,2016-09-05(012).3.娄飞鹏.发展养老金融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西南金融,2019(08):80-88.4.吴锡扬,黄灿云.国际养老金融发展经验及启示[J].福建金融,2016(05):40-45.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7月28日电 题：中小微企业逆境突围 金融纾困“雪中送炭” 新华社记者吴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加大，甚至游走在“生死线”上。逆境突围，是经营者唯一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各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货币金融政策密集出台，为中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人在湖北老家，但通过手机App一键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贷款几分钟之内就到了广州的企业账户上！”广州真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放晴头一次通过线上申请贷款，高效便捷的体验令他大感意外。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该企业逆境求生，转向研发生产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设备。但备货、采购均需全额支付货款，原材料成本和人工费用不断攀升，这令企业原本紧绷的资金链更加紧张。得知企业的困境后，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马放晴，指导他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申请贷款，及时解决了企业转型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提升线上服务水平只是建行增强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举措之一。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建行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为普惠型小微企业配置了专项的信贷规模，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主动承担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财产保险费等。今年上半年，建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1万亿元。 在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的背后，是一系列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以及金融部门不断增强政策引导，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突围输送了充足的“弹药”。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还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创设了新工具，以此引导信贷向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投放。 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且“价降”。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12.2个百分点；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以来，企业贷款需求明显增长，信贷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人民银行近期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的信贷需求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前三季度上升了7.1个百分点。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成为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往往更关注担保、抵押等第二还款来源，而部分小微企业缺乏房产等抵押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融资的便利性，抵押、担保相关费用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要降低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综合利用内外部大数据，整合相关信息创新小微金融服务，更好地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不需要抵押或担保，300万元贷款几分钟就能到账，真是雪中送炭！”谈起公司不久前成功申请的一笔“减税抗疫贷”，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欧洲感慨良多。疫情期间，他的公司全力为当地供给药品和消毒用品，但因为回款周期长、垫付资金压力较大，企业资金周转颇为紧张。 就在这时，当地税务部门与建行合作推出“减税抗疫贷”，以纳税企业的实缴税额及减免税额为授信依据，对诚信纳税的纳税人提供减税、放贷双向支持。由于纳税信用评级良好，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贷款，及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截至5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这一积极变化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引导。近期，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再次强调，要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 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提供短期流动资金以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 “当前形势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要推出长期性、制度性的安排，多管齐下。”董希淼说，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同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DCEP驱动长期价值逻辑。展望未来，通过重塑货币政策的工具和能效，DCEP有望长效化地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伴随这一进程，中国经济金融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功能与定位也将发生长趋势变革。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全球疫情正在长趋势地阻滞世界经济“外循环”，向“内循环”挖掘经济潜力成为大势所趋。但是，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已陷入多重困境，如何加力支撑“内循环”成为各国难题。对此，中国DCEP的发展有望从新角度提供解题之钥。一方面，以DCEP为支点，货币政策的数字化升级有望拓展政策空间，提高政策直达性，并跨越“流动性陷阱”，进而提升逆周期调控效力。另一方面，DCEP有助于对外形成人民币的“电子货币区”，对内深入“内循环”的短板领域，由此将抵减外部政策干扰，保持政策独立性与内生性。基于上述效应，DCEP的未来应用预计将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运转，在巩固经济基本面韧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资产的“高α+低 β”属性。由此在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金融有望长期保持独特而稀缺的配置价值。 DCEP求解“内循环”难题。展望疫情时代，全球疫情长期延续，叠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持续高涨，料将长期阻滞世界经济的“外循环”。向经济“内循环”挖掘新潜力，料将成为这一时代的必由之路。但是从政策层面看，各经济体长期依赖的传统货币政策体系已经遭遇两大难题，对“内循环”的支撑日渐疲弱。 第一，政策空间承压。首先，压力来自于货币政策自身。2020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开启新一轮降息潮，至今累计降息逾200次，众多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零利率以及负利率状态，政策空间逼近极限。其次，财政政策也在挤压货币政策空间。在疫情冲击、经济衰退、金融风险的三重压力下，各国政府的赤字与负债水平已经连创新高。据IMF最新预测[1]，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预计将升至101.5%，为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财政政策的窘况，使其非但不能分担货币政策的压力，甚至还将增加货币政策的负担。疫情演变至今，全球对MMT理论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日趋热烈，该政策本质上是将财政压力转移给央行。但是，即使不考虑巨大的政策成本，“财政赤字货币化”归根结底需要货币霸权作为背书，因此料难以广泛地适用于非美经济体，新的解题路径有待发掘。 第二，政策独立性受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呈现系统性增强。上轮危机余波未尽，新一轮疫情危机再度引发美联储的超级宽松潮，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这一依赖性，进而对非美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造成更大的外部干扰。情景一，若美国疫情治理长期落后，并最终引爆本国金融风险，则将催生美元流动性危机，导致全球流动性被动收紧和金融市场暴跌，即使是疫情治理领先、经济稳定向好的经济体也将被迫重启货币宽松，其情景与2020年3月相似。情景二，若美国疫情走向平息，未来美联储将主动收紧流动性供应，此时疫情治理落后于美国的经济体，将被迫跟随并提前结束货币宽松，否则将遭遇资本外流、货币危机和外债风险的复合冲击，其情景与2015-2018年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相似。 旧工具难以破解新问题，新一轮政策工具创新正当其时，央行数字货币有望成为破局关键。在这一方向上，2019年已完成顶层设计的DCEP具有先发优势。尤其是2020年3月全球疫情升级之后，DCEP走向实际应用的步伐明显加速。4月，DCEP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先行开展封闭试点测试；7月，央行与多家互联网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DCEP在更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认为，DCEP有望用好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视野下的相对优势，深度重塑货币政策体系，系统性地拓展政策空间、有效性和独立性，从而为中国经济“内循环”进行长效化赋能。 DCEP打开货币政策新空间。从内部来看，以DCEP为支点，货币政策工具的数字化升级有望从三个层面拓展政策空间，提升政策效力。 第一，加速普惠金融深化。在技术层面上，DCEP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征信效率、强化支付便利的功效。基于此，央行能够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有序发展、加速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这将优化金融市场信息匹配、风险定价的能力，从而纾解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弱势主体的融资瓶颈。另一方面，基于DCEP支付结算的金融服务具有更广泛的可得性，助力欠发达地区、长尾人群更便利地接入国内资金融通的“内循环”。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2011年至今，数字化驱动的普惠金融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并有助于缩小传统金融造成的地区性差异。 第二，加强货币政策直达性。在广泛应用之后，DCEP有望为中国货币政策创造出更具穿透力的直达性工具。其一，DCEP有望为央行提供更为详尽的资金“内循环”信息，并通过定向使用、智能合约等内嵌功能，实现流动性投放的精准化、结构化，并抑制资金的套利空转。其二， 通过持有DCEP，个人与企业实际上在央行开立了独立的数字货币账户。由此，在一定情景下，央行可以向符合条件的部分个人与企业直接投放流动性，从而绕过中间的政策传导梗阻和金融机构顺周期性，使政策效力直达“内循环”的末梢。 第三， 跨越“流动性陷阱”。作为货币政策的传统枷锁，“流动性陷阱”有望在两个层面被DCEP所抑制。其一，根据学术研究[3]，随着居民持有数字货币的账户规模扩大，负利率的下限空间将大幅拓展。极端政策下利率零值底线的消解，则意味着在常规政策下，零值上方的“流动性陷阱”也将由刚性转为柔性，对常规货币政策的束缚减弱。其二，基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专利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央行能够根据回收时点的经济信息调整金融机构的数字货币归还利率。这意味着，经济衰退时期捂币惜贷的金融机构或将触发“惩罚性利率”，促使其加速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内循环”之中，最终削弱“流动性陷阱”。 DCEP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从外部来看，在“IS-LM-BP”模型的视角下，随着疫情时代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扩大，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面临新挑战。对此，DCEP有望做出两方面贡献。 第一，数字货币将引起新一轮的、新赛道上的“货币替代”，形成跨国家、跨地域的“电子货币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如果选择全方位对接由美国市场主导的数字货币体系，例如Libra 2.0、数字美元1.0等，则将进一步强化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性。反之，如果DCEP能够抢抓这一历史机遇，与“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价值链重构相结合，则将在新赛道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网络效应”，这将在数字货币时代提前构建金融“护城河”，减弱美元流动性的大起大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冲击。 第二，借助于经DCEP强化后的直达性工具，国内货币政策能够结构性地深入“内循环”中的短板领域，包括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而受制于逐利性，国际资本流动难以触及这些领域。由此，在这些短板领域，国际资本流动并不完全，学术理论上的利率平价机制难以运转，其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束缚被部分打开。得益于此，即使在未来跨境资本流动更加开放、全球货币政策大幅转向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依然能够结构性地为短板领域提供流动性和利率支持，并不必担忧触发汇率波动和资本外流风险。总体而言，基于DCEP，中国货币政策预计将位于一个优化后的“IS-LM-BP”模型之中（详见附图），其独立性料不会因金融开放而减弱。 DCEP驱动长期价值逻辑。展望未来，通过重塑货币政策的工具和能效，DCEP有望长效化地加速中国经济“内循环”。伴随这一进程，中国经济金融在全球投资格局中的功能与定位也将发生长趋势变革。 第一，夯实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在全球货币政策遭遇两大难题的背景下，得益于DCEP的助力，中国货币政策未来有望一方面拓展结构性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则维持自身独立性和内生性。基于此，疫情时代下，中国经济修复领先全球的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内循环”对外部政策冲击的抗干扰性亦有提升。中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将成为全球疫情乱局中的“稳定锚”，并为全球投资者所青睐与定价。 第二，强化人民币资产的特殊属性。在疫情时代，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加强，叠加未来数字美元形成的新一轮“货币替代”，未来全球大类资产的波动将与美元流动性联系得更为紧密。由此，美国市场将继续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并且其主导作用料将进一步强化。与之不同，基于“内循环”的相对韧性和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α+低 β”属性，即在提供超额收益率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其他资产波动的低相关性。由此，在疫情时代全球金融“高频次、大振幅、强传染”的风险局势下，人民币资产的独立行情将呈现出稀缺的配置价值。 参考文献 [1] Vitor Gaspar， Gita Gopinath． Fiscal Policies for a Transformed World [R]． IMF， July， 2020． [2]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R]．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2019年4月． [3] The Impact of Digitalisation on the Monetary System [R]． European Parliament． December， 2019．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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