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北京金控集团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以“互联网+金融”为深度融合着力点，助力普惠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双方表示，将按照“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发挥各自金融科技和综合服务优势，助力普惠金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合作领域方面，围绕首都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开展合作，依托北京金控集团旗下小微金服平台，建设科技驱动、面向未来的智慧金融服务体系，联合开发不同场景下的在线融资产品，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支撑。 场景开发方面，双方将在5G、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方面共同探索智能化应用场景，积极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降低金融服务交易成本。合作重点方面，双方将通过数字化手段，重点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打造科技金融动态全景图，合作开发应用于科创、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对科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北京金控集团是一家致力于服务百姓生活、服务首都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定位于打造全国首个科技驱动、面向未来的智慧型国有金融控股平台，被人民银行定为全国5家金控公司模拟监管试点机构之一。浦发银行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致力于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以金融科技创新为依托，携手开展金融科技领域多元合作；发挥科技优势，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支撑；建立全维度合作通道，全面开展业务交流合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资金压力加大，甚至游走在“生死线”上。逆境突围，是经营者唯一的选择。在此背景下，各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货币金融政策密集出台，为中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人在湖北老家，但通过手机App一键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贷款几分钟之内就到了广州的企业账户上！”广州真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放晴头一次通过线上申请贷款，高效便捷的体验令他大感意外。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该企业逆境求生，转向研发生产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设备。但备货、采购均需全额支付货款，原材料成本和人工费用不断攀升，这令企业原本紧绷的资金链更加紧张。得知企业的困境后，中国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马放晴，指导他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申请贷款，及时解决了企业转型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提升线上服务水平只是建行增强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的举措之一。建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张为忠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建行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为普惠型小微企业配置了专项的信贷规模，多次下调贷款利率，主动承担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财产保险费等。今年上半年，建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1万亿元。 在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的背后，是一系列金融政策持续“加码”，以及金融部门不断增强政策引导，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突围输送了充足的“弹药”。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3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还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创设了新工具，以此引导信贷向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投放。 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量增”且“价降”。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12.2个百分点；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 二季度以来，企业贷款需求明显增长，信贷呈现供需两旺的态势。人民银行近期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的信贷需求调查显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前三季度上升了7.1个百分点。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成为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银行往往更关注担保、抵押等第二还款来源，而部分小微企业缺乏房产等抵押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融资的便利性，抵押、担保相关费用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商业银行要降低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手段，综合利用内外部大数据，整合相关信息创新小微金融服务，更好地对接企业融资需求。 “不需要抵押或担保，300万元贷款几分钟就能到账，真是雪中送炭！”谈起公司不久前成功申请的一笔“减税抗疫贷”，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欧洲感慨良多。疫情期间，他的公司全力为当地供给药品和消毒用品，但因为回款周期长、垫付资金压力较大，企业资金周转颇为紧张。 就在这时，当地税务部门与建行合作推出“减税抗疫贷”，以纳税企业的实缴税额及减免税额为授信依据，对诚信纳税的纳税人提供减税、放贷双向支持。由于纳税信用评级良好，四川古蔺县医药有限公司顺利拿到了贷款，及时缓解了资金压力。 截至5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升2.8个百分点。这一积极变化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引导。近期，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再次强调，要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发放效率。 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不仅需要提供短期流动资金以解燃眉之急，更要着眼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与其融资需求相匹配的融资体系。 “当前形势下，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要推出长期性、制度性的安排，多管齐下。”董希淼说，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同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让基层行和业务人员真正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记者 隋娉娉 杨仕省 深圳报道 随着第三期ABS的发行，捷信消费金融（下称“捷信”）在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浮出水面。 7月23日，捷信正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25亿元的“捷赢2020年第三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而在此次ABS发行说明书中，捷信还披露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数据：净利润0.3亿元，同比去年同期的2.93亿元下降近90%；新增贷款发放量约100.39亿元，同比减少57.44%。 一季度业绩失色的缘由，尚可说疫情所致，但记者回顾发现，捷信净利润下跌已在去年下半年初显，以致于其2019年的全年业绩被招联消费金融（下称“招联”）赶超3.26亿元，不得不将消金行业的头把交椅拱手相让。 “捷信早年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跑的比较快，一方面是起初国内消金政策不明、行业缺乏规范，但捷信主体在消金业务上经验已颇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人海战术，包括与大量分期产品方合作，处于一个跑马圈地的发展模式。”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记者说，而近几年，中国消金行业已经从以往的一家独大的局面发展到如今的百家争鸣，捷信的优势正逐渐减弱。 如果从当下回看以往的这一年，捷信的确正在承受着因国内行业监管趋严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阵痛：净利润持续下跌，上市计划搁浅，屡次成为被执行人…… 巨头争雄 头把交椅难坐 一旦了解捷信在消金行业深耕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为何这家外企能在中国消金行业长期独占鳌头。 起源于捷克的捷信集团，自1997年就开始从事消费金融业务，并在2002年选择俄罗斯作为其涉足全球的第一个国家。在当地展业五年之后，捷信进军中国，于深圳设立了捷信中国总部，并开始在华南初步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2010年，捷信集团在天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正式开始独立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并成为中国首批4家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也是行业里唯一的外商独资企业。此时的捷信早已熟悉了行业规则，而当时国内的消费金融市场还处于萌芽期，捷信占领中国市场之路也就相对顺利。 此后，捷信净利润一直跻身于行业前三甲，并常年居于榜首，被业界成为“消金一哥”。截至2018年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的市场占有率达28%。 但随着近两年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整顿逐渐深入，以及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暴露，这类风险开始通过共债的渠道传染到了一些消金公司，后者的坏账压力由此逐步加大。陈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强调消金公司本身的风控能力，包括它是否能承受为风控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捷信作为一家依靠在线下开发项目的消金公司，线下团队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而资产端，国内消金公司已经壮大，尤其是2020年疫情影响下，前两年依赖跑马圈地发展的消费型公司就会面临比较密集的违约，也要开始面对贷后管理难度加大的现实和挑战。”陈文说。 的确，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捷信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记者统计，在去年前两季度中，捷信净利润共计7.93亿元，相比招联的7.1亿元尚处优势地位；而后两季度，捷信净利润逐步缩减至2.4亿元、1.07亿元，相反招联稳中有进，依次获得3.77亿元和3.88亿元的净利润。 由此，捷信失守2019年利润宝座，甚至成为去年唯一一家营收净利双降的消金头部公司。而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也仅实现了3000万元的净利润，降幅接近90%。 在财报中，捷信盈利下滑将现象归因于三点：中美贸易战的宏观经济增速降低；中国消金行业竞争加剧；中国监管趋严。在监管问题上，捷信特别提到，中国监管机构出台了各种旨在遏制市场上不可持续的借贷活动的法规，例如清退不合规的P2P等，但新的规定对捷信影响主要在于引入利率上限的规定，这将减少捷信的费用收入和佣金收入。 而在招股书中坦陈在利率方面“不能保证总是遵守中国有关规定”的捷信，也必须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上市限制因素多重 2020已六度被执行 尽管捷信官方称推迟上市是“市场情况所致”，但业界的分析却众说纷纭，这也间接昭示了捷信的上市和定价受多重潜在因素限制。 一位富途证券分析师认为，捷信推迟上市，一方面是由于消费金融板块并非港股市场的热门板块，另一方面捷信呈上升趋势的不良贷款率让投资者较为谨慎。最新数据显示，捷信在中国区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出现短期内翻倍迹象，自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分别为4.3%、7.2%、9.7%、9.6%。 而一位交易人士对媒体给出的原因则指向要更为直接：在全球经济因素下，捷信的估值被投资界削减至与中国大陆网贷机构相当的水平，估值不及预期促使了公司暂停IPO。据媒体报道，去年7月15日，捷信向港交所首次提交IPO上市申请时的募资金额约10亿美元，之后又将募资金额上调至15亿美元。 记者调查后发现，捷信自带的“光环”的确有可能成为限制其估值上升的因素之一。 官网显示，捷信股东为捷信集团，后者的实控人Petr Kellner为捷克首富。截至2019年3月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贷款余额为133.53亿欧元，市场占有率约28%，而其分布在中国的贷款总额更是占总集团六成。由于是中国国唯一一家外商独资的消金公司，且其创始人又在捷克当地拥有高度富裕的背景，因此，捷信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背后的政治原因不断引起国际媒体的探讨，而近一年来尤甚。 不仅如此，在近两年国内政府对消金的监管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外来客”捷信开始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其在招股书中称，“或无法遵守中国规管消费金融行业持续演变且严格的合规要求”、“无法保证中国法院将会赞成我们任何年利率及服务费用”；一旦监管机构对捷信过去不合规事件作出指控，将可能导致捷信遭受监管调查及制裁，从而对其业务、声誉、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一张价目表中，捷信产品的年综合利率达到35.568%，已接近高利贷36%的年利率上限 正是由于捷信在利率问题上存在违规风险，投资者开始思考其业绩是否能够与估值相匹配。截至目前，聚投诉上对捷信的投诉超过3.6万起，黑猫投诉平台上也超过3.2万起，几乎全指高利贷和暴力催收问题。 此外，捷信在最近一年的司法风险也突然增加。天眼查数据显示，捷信累计成为被执行人12次，其中，发生在2019年9月之后的占据9次，执行标的接近35万元，而2020年合计执行标的超过28万元。 需了解的是，由于捷信提交的招股书采用的是2019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根据港交所规则，如果在2019年不能上市，公司则需要更新财务报表，重新提交上市申请。
促进金融业更规范更健康发展 7月27日下午，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杭州联合召开《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下称《条例》）宣传贯彻会议。《条例》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对于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促进浙江省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高水平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实体有保障 《条例》规定了一系列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举措，提出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工作）部门应当推动企业开展规范化股份制改制，支持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支持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引导企业通过股权投资、股票债券发行等方式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改善融资结构。 《条例》还鼓励金融要素投向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对信用状况良好的市场主体在贷款授信、费率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优惠或者便利，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为地方金融组织开展相关抵质押融资业务提供便利。 依托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我省还将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在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督管理领域的运用，推动金融科技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合规创新。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条例》的施行，有助于推动地方金融良性规范发展，是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保证，也将为国家地方金融立法提供浙江素材、贡献浙江智慧。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介绍，我省民营企业众多，民间资金充裕，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实践十分活跃，由于国家新型金融业态监管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尚不健全，一些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出现经营不规范、风险积聚的情况，金融领域存在脱实向虚的现象。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人表示，《条例》明确界定了由地方负责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的范围，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七类组织均纳入地方金融组织范围。 根据《条例》规定，建立完备的金融监管制度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为落实中央要求，《条例》规定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全省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工作，市、县地方金融工作部门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的相关工作。具体而言，中央授权地方监管和要求地方强化监管的地方金融组织，均由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市、县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可以对存在金融风险隐患的地方金融组织实施现场检查，采取相应措施；对民间融资服务企业这一具有浙江特色的金融组织，赋予设区的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门在准入备案管理和行政处罚方面一定的监管职责。 金融改革成果更丰富 把浙江金融领域的改革成果以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巩固，是《条例》的亮点之一。 2018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民营企业发展遇困，金融风险攻坚战全面打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专门印发《建立企业金融顾问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借鉴企业法律顾问模式，开创性推出“金融顾问”制度。浙商总会金融服务委员会主任、财通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认为，浙江推出金融顾问这项创新制度，充分体现了我省金融服务的特色化、专业化和精准性，此次列入浙江地方金融条例是一大亮点，也是“重要窗口”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天册律师事务所主任章靖忠表示，一项制度在地方法规上得到确认，将更具刚性。 除“金融顾问”制度外，《条例》还将多个浙江金融改革试点的成果进行提炼。比如温州市探索形成的民间借贷备案制度，对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条例》将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予以确认并在全省推广，明确要求大额的和涉及对象较多的民间借贷，借款人应当履行备案义务。 此外，《条例》还吸收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台州经验”，明确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完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健全风险补偿和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资本持续补充机制，鼓励融资担保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和担保责任风险分担机制。
7月27日，广东银保监局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银保监会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半年工作任务。 上半年，广东辖内（不含深圳）各项贷款余额11.67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多增2647亿元。投向实体经济贷款同比增长超20%，保险赔付支出超590亿元，保险资金在广东累计投资余额突破万亿元。累计为1700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约1.08个百分点。产业精准扶贫贷款同比增长34%。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会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把工作重心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抓好中央决策部署和银保监会、广东省委、省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地见效。局系统各级党委要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坚定不移把“两个责任”落实到位，一以贯之推进党建高质量发展。抓紧推进“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等，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会议强调，要按照银保监会党委、驻会纪检监察组工作要求，进一步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为监管中心工作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精准监督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和驻会纪检监察组工作安排落地生效，扎实完成廉政风险排查防控试点工作，紧盯惠企让利政策落地，高质高效完成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和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项自查督查。从严执纪严防监管失守，坚决保持金融反腐高压态势，以强监督促进防风险。驰而不息狠抓四风树新风，坚定不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扎实推进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设活动。坚决配合做好银保监会党委巡视工作，深入开展辖内巡察审计工作。加强纪检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铁军。 会议指出，要全力以赴抓好中央决策落地见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六稳”“六保”要求。要继续以稳企业保就业为重点，抓实纾困政策落地实施，督促严格落实延期还本付息要求，用好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性银行专项转贷款政策。持续跟进稳外贸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合力推动广东外贸加快恢复发展。 要认真落实“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要求，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贷款优惠、整治不当收费等方式引导机构合理让利。积极服务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更好发挥保险保障功能，优化完善保险产品，提升理赔质效。落实普惠金融“增扩提降”要求，提升普惠金融在分支行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落地落实。助力如期打赢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要求，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深化农合机构改革，持续巩固改革成果。严防乱象反弹回潮，严防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盯紧重点机构、重点地市，继续保持车险市场乱象整治高压态势。对违规行为露头就打，严防乱象反弹。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促进房市平稳健康发展。继续稳妥推进重点案件、重大风险处置。 会议强调，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统筹抓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大湾区金融“放管服”改革，推动创新举措率先落地广东，进一步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积极推动跨境“理财通”试点，持续优化跨境车险、人民币跨境贷款、个人见证开户等业务，争取新突破、新进展。牢固树立“管法人就要管公司治理”监管理念，把完善公司治理作为推动法人金融机构改革的重中之重。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提高“三会一层”治理有效性。深入推进保险体制改革。创新落实车险综合改革。加快发展巨灾保险，将重大公众卫生事件、洪涝灾害等纳入保障范围，进一步发挥好保险在重大灾害化解防控体系中的作用。
“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外扬”。两会以来，“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市场热议的中国宏观政策焦点。 我们认为，在疫情外生冲击和逆全球化结构性压力叠加的大背景下，抱残守缺或固步自封无助于破解存量博弈的陷阱，构建双循环正在成为中国打造升维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其一，双循环的核心在于依托经济规模和政策空间盘活存量、创造增量，完善内部循环、带动外部循环；其二，双循环以民生和实体为先，随着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和价值链体系再造，内生消费和产业升级有望形成闭环，形成稀缺的增长动力；其三，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将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活金融将助力双循环对接，充分释放鲶鱼效应和财富效应。 全球服务贸易格局重构，内生消费力成为经济复苏基石。今年以来，疫情的外生冲击和逆全球化结构性压力叠加，全球贸易在低位继续坠落，其中受人员往来被动停滞、社交隔离等措施影响，服务贸易更是面临全面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服务贸易逆差收缩为先导、以内生潜在需求为依托的“内卷式”消费回流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从体量看，仅以旅游服务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直接创造约490万个就业岗位。从趋势看，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首次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全面衰退的极端情形，考虑到疫情二次爆发的灰犀牛风险将继续抑制经济复苏的速度和幅度，稳健的内需已经成为全球稀缺的增长动力（详见附图）。相对而言，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达3.2%，相对较快结束疫情冲击下的探底，且投资、消费两大内需引擎积极向好，有望成为整体疲弱的全球总需求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从条件看，今年以来免税政策的出台、线上服务的兴起有助于内循环的供需发现和精准匹配，其中海南免税港规划落地速度超预期，2020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品零售额85.72亿元，同比增长30.7%，其中6月份零售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235%。 产业升级加快国产替代，要素自由流动催生供给侧变革。7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回顾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产业升级的重心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发展新动能，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其中新基建作为两新之首，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大内容；二是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尤其在半导体等底层技术领域自主可控成为技术攻关的重点。今年4月和5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前者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后者明确了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的举措，尤其是提出要在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推出一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举措，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我们认为，产业升级和要素流动是打通内循环的关键抓手，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出台为推动供给侧变革、打造双循环新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 金融改革助力减速增质，激活金融市场助力双循环对接。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蹄疾步稳，外资金融机构数目提升、股权占比不断增加，也对内部金融改革带来了积极的“鲶鱼效应”。适应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实际，金融改革开放既作为其中一环不断深化，也回归本源强调与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形成良性互动，并通过激活金融市场推动资源有效配置、保障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间接融资方面，新的LPR报价机制打破了贷款利率的隐形下限，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继续推进净息差将继续收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全年金融系统要向企业让利1.5万亿的具体要求。通过合理让利，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有望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直接融资方面，资本市场在改革和开放的双重加持下迎来跨越式发展，不仅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保险等长线资金配置约束松绑，以注册制改革为核心配合多元退市机制也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的高效率领域；借助科创板的机制创新和优质中概股回归机遇，在岸和离岸市场正通过良性互动打造中国资产核心标的；近期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还开展互联互通合作，迈向统一市场和统一价格不仅为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有望通过便利跨市场交易吸引更多投资者。 全面开放整合两个市场，内外循环互动构筑升维竞争力。当前，全球经济存量博弈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制造业相对需求的不足，而经济总量增长所掩盖的分配失衡也导致了长期潜在产出下滑、社会结构畸形、地缘政治动荡，尤其表现为民粹主义、孤岛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升维竞争的将来，一方面，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将通过吸纳就业、创造需求成为新的竞争高地，进而缓解制造业的拥堵；另一方面，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高效、透明的治理体系将构建经济体新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下所稀缺的稳定性的重要来源。我们认为，抱残守缺或固步自封无助于破解存量博弈的陷阱，明确提出和强化双循环用意在于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政策空间相对优势盘活存量、创造增量，完善内部循环、带动外部循环（详见附图）。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全面开放的意义事实上更为重大：一方面，随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门槛、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各类新增和升级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助于优质供给和资源“引进来”；另一方面，消费中枢向内收敛也会为新一轮贸易分工打下物质基础，当前全球多边贸易转变为区域贸易的格局正在形成，而中国将逐渐成为全球更为突出的“供给-需求”双中心和新区域增长极，借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机遇，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有望迎来新一轮“走出去”红利。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 在7月25日召开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用来度量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达到3.03，同比增长13.2%，在世界经济贸易结构变迁和国际货币格局调整中保持定力。 在十年前，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几乎完全空白，RII只有0.02。十年来，得益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把握住了全球格局变迁的历史机遇，在市场主导与政策推动的综合作用下稳步发展，RII一直保持在上升通道。2019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人民币跨境政策和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叠加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外部利好，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推进。目前，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的主要计价货币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报告指出，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总体稳中有进、呈现以下特点：人民币贸易结算与直接投资实现平稳增长，金融计价交易功能显著增强，国际储备地位进一步夯实。 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方面，在去年全球贸易萎缩和我国对外进出口低速增长的情形下，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逆势扩张至6万亿元，贵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实现突破，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份额达到2.41%，较上年提高17.9%。 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继续担当RII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到4.72%，同比增长15.2%。其中，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中有升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人民币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信贷表现出明显的季度波动特征。 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方面，全球已有超过60家中央银行宣布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年底人民币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176.7亿美元，占比为1.96%。 2019年，我国加速金融业双向开放，RQFII取消额度限制，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来华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时，金融市场加速与国际接轨，相继纳入国际主流指数，带动外资跑步进场，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年末，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人民币股票与债券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报告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程度与使用范围，强化了人民币的国际金融计价交易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发展提供了支持。 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降息潮也为人民币国际投资增添了吸引力。2019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美联储三次降息，欧洲央行重启量化宽松政策(QE)，40余家央行投入再宽松浪潮。报告指出，在全球“低利率+量化宽松” 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利率、汇率相对坚挺，人民币成为国际资金更高收益、更加安全的金融资产选项。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动荡中，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人民币资产开始呈现一定的避险特征，境外主体与资金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9年流入中国股市、债市的外资规模约为1344.1亿美元，约占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外资流入总量的58%。 报告还探讨了建设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和路径，并提出七方面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上海建成金融功能完备、五个中心协同发展、综合竞争力强劲的全球金融中心，为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突破人民币网络效应瓶颈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二是提升机构创新和竞争力，强化上海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三是打造“上海价格”，掌握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权。四是加大税制改革创新，营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五是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建设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六是协调创新监管模式，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七是健全金融治理机制，提高重大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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