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金融是一种平台化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机构通过与金融科技企业、数字科技企业以及商业生态系统的市场主体等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业务功能，创造新的金融服务价值，打造新的金融服务能力。在开放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科技企业和数字科技企业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金融科技企业和数字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开放金融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一、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企业的功能定位 大金融科技企业（Bigtech）是已在数字服务市场中建立业务并开展金融服务的科技企业，又称大科技公司或科技巨头。BigTech公司基于自身庞大的客户群和数据优势，通过自主开展金融业务或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的方式，实现金融与相关产业或商业及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数字科技输出 BigTech公司基于自身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可以向金融机构提供数据、技术和解决方案输出。在数据输出方面，BigTech公司拥有海量、多元、高频、动态的网络数据，具体涉及社交、消费、订阅等多个维度，能帮助有效补充征信数据、预测客户需求，从而输出并应用于获客、信评等金融服务领域，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 在技术输出方面，BigTech公司具有较强的底层技术研发能力和专利水平，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供应链、区块链、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先进技术，以及超强的运算和建模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包括营销获客、贷前信审、贷中管控、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客服、智能投顾等领域；大数据技术为精确评估、预测以及产品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式；云计算技术能有效整合金融机构的多个信息系统，消除信息孤岛；区块链技术则能提升交易处理效率，以去中心化的姿态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在解决方案输出方面，BigTech公司可以输出：1）技术中台解决方案，BigTech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分布式中间件和分布式数据库等组件，构建高并发、高可用、高弹性的一站式技术平台；2）数据中台解决方案，BigTech公司帮助金融机构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实现数字化技术在智能营销和智能风控等领域的应用；3）移动开发平台解决方案，BigTech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APP、小程序、H5等多端融合的开发、测试、运维、数字化运营等一站式支持，提升移动端开发效率；4）开放平台解决方案，BigTech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API网关、安全中心、开放业务管控等功能模块，帮助金融机构快速形成场景融入能力，提升场景接入效率。 （二）金融服务输出 从国外经验来看，BigTech公司基于自身的数据和技术优势，在获取相关牌照的基础上，也可以独立开展一些金融业务。一是支付服务，支付服务最初作为在线零售平台的一部分出现，旨在解决客户与商人之间的不信任问题，随着移动电话拥有率的提高以及电子商务的高度渗透，BigTech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的表现变得尤为活跃。二是信贷服务，BigTech公司利用自身的客户、数据和技术优势，持续以较低的成本向银行无法触及的长尾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三是资产管理活动，BigTech公司通过分析客户的投资和提款行为，紧密管理客户的现金余额，在投资货币市场基金（MMF）等的同时，允许客户在短时间内提款。四是保险活动，BigTech公司通过其平台向客户提供包括医疗保健、航空事故保险、汽车保险等在内的第三方保险产品和服务，并与平台提供的其他服务产生协同作用。 二、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因素 将BigTech的运作模式、功能属性与我国当前的金融发展环境结合分析可以发现，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是三个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技术上庞大的数据基础和新兴信息科技的支持；需求上现有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和客户需求的持续升级；供给上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需要。 （一）技术上的创新应用是基础保障 BigTech公司依靠社交、电商等产业获得广泛的客户数据，通过数据的整合、处理，可用于评估借款人和保单持有人的信誉，从而实现更准确的信用和保险评估，或降低中介程序的成本，积累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数据优势。互联网通信技术、数据聚合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客户识别与认证等迅速发展，并在金融领域得到积极推广应用，提供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技术基础。一是金融信息的数字化以及集成分析，缓解了金融交易的信息制约，以及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融资、保险、理财等金融交易的束缚，开辟了金融服务的“长尾效应”。二是金融交易的去中介化，移动网络平台可以帮助资金供给双方自行完成客户甄别、交易匹配、价格制定、支付结算等，既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也可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有助于实现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三是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带来的金融服务网络化，解除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理约束与时间束缚，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多样化，更多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金融需求，强化了金融服务的“网络效应”。 （二）需求方的服务需求是驱动引擎 一方面，客户需求持续升级。在金融科技时代，数字原生代客户逐渐成为金融新客群，金融需求从以往单独割裂的阶段演变成高度联通的状态。客户期望获得便捷、高效、个性化、安全化、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且对“场景+金融”的需求变得愈发旺盛，从而激发BigTech公司主动提供以客户为中心、场景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现有客户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我国传统金融体系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融资体系过于依赖银行贷款，金融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能力有待加强，金融投资产品选择较为单一，家庭部门、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等的金融需求仍未得到有效满足。金融市场“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较多，但“风险适中——收益较高”的中间类产品缺乏，限制了居民的投资和理财选择；小微企业、“三农”客户、贫困群体等难以有效获得全面的银行贷款支持，股权融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广大创新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三）供给方的业务拓展是内生动力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但还存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导致供需缺口，为金融科技企业申请金融牌照和自主开展金融业务、或对金融机构进行科技赋能和输出解决方案，提供了潜在空间和动力。一是供需缺口，居民投资理财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为金融科技企业借助网络平台、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开展投资理财、企业借贷服务等业务提供了积极动力。二是资本回报，金融科技企业参与金融服务有助于丰富收入来源，且通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为金融科技企业开展金融服务提供了收入激励。三是业态竞合，数字科技企业凭借自有生态圈的打造，以及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将金融服务融入客户生活场景或生产场景，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率、开拓金融服务市场，提升竞争优势。 三、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公司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开放金融中，BigTech公司的创新发展有两个基本路径可以选择：一是BigTech公司基于自己的数据、技术和网络效应优势，通过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边际收益，与现有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的金融服务业务竞争；二是BigTech公司与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互补，向金融机构提供数据、技术服务和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等，或在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构建平台和界面（例如允许用户使用银行信用卡、借记卡付款，允许现有金融机构在平台上开展金融服务等），而金融机构则反过来向大科技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和资金，双方合作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在未来开放金融的发展过程中，BigTech公司的创新发展路径选择既要考虑其与金融机构的优、劣势，也要考虑各自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因此可以基于SWOT框架进行分析。 （一）BigTech公司的SWOT分析 BigTech公司发展开放金融的SWOT：优势是掌握前沿信息科技，边际成本低，普惠属性明显，具备风控所需的数据、场景、技术与模型优势；劣势是金融客户基础缺乏，金融风险管控实践经验积累少，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机会是国家积极推动“互联网+”和创新发展，大力倡导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贫；挑战是金融科技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利用信息科技改革业务模式和推进产品创新，以及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恶性竞争和“劣币驱逐良币”（见表1）。 表1 BigTech公司发展开放金融的SWOT及战略选择 （二）金融机构的SWOT分析 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开放金融的SWOT分析：优势是沉淀客户基础好，金融业务经验多，风险管理体系比较完善，以及大量的强实名客户数据资源；劣势是改革转型的内部阻力大、成本高，组织管理架构、考核激励机制与开放金融发展不匹配；机会是金融服务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监管部门持续要求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挑战是金融体系的市场准入调整，传统金融机构在向金融科技、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恶性竞争，客户行为偏好的变化和对服务体验的追求，以及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导致的客户和资金分流（见表2）。 表2 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开放金融的SWOT及战略选择 （三）BigTech公司的路径选择 从上面Bigtech公司和金融机构的SWOT分析可知，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成本低，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强，但技术基因不及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企业则在技术上有核心优势，对于跨界联动、快速占据市场需求空白点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两者结合有助于拓展各种应用场景，构建更为完善的金融科技生态。在未来的开放金融中，Bigtech公司应注重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融合，向金融机构积极输出金融科技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未来的开放金融发展中，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成效如何，则取决于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融合之后发生的是物理变化、化学变化还是核裂变。 四、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未来前景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且Bigtech公司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拥有独特的数据、技术和场景优势，未来Bigtech公司在开放金融中的创新发展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但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政策变化等带来的影响。 （一）宏观环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是趋势所在 1、Bigtech与开放金融的融合发展适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 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口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两院院士大会时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促进Bigtech公司创新和开放金融发展，有助于利用Bigtech公司的技术优势、场景优势、数据优势和大数据风控优势，帮助银行提高贷款定价、风险定价的能力，有助于实现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测算和职能匹配，弥补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短板，缓释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质量、效率和内在动力。 2、Bigtech与开放金融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科技公司参与开放金融发展，有助于破解普惠金融发展的“使命漂移”难题。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可以更加贴近于小微弱贫，能够更好地了解贷款客户的需求，收集贷款客户的信息，从而帮助银行金融机构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将金融服务辐射到传统金融体系覆盖不到的区域。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可以缩短和简化传统金融服务的流程，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性价比、便利性和安全性，拓展金融体系的深度，有效推动金融服务触达“最后一公里”，有助于缓解普惠金融面临的商业可持续性与风险收益平衡的问题，解决普惠金融发展的“使命漂移”问题。 习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公司参与开放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转型，改变同质化竞争的状态。传统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的发展目标普遍聚焦于做大做强，目标客户多以大型国有企业和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主，业务模式较为粗放，在战略、经营模式和服务上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注重主动营销获客，注重“小微贫弱”尾部客户服务，并应用场景嵌套、客户跟踪、征信审查、大数据智能风控、催收处置等一系列差异化服务，有助于改变银行机构的同质化经营现状，解决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型的“老大难”问题（朱太辉等，2019）。 （二）制约因素：信息保护以及监管政策的发展演变 开放金融中金融科技企业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个人信息的使用与保护，以及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出台。 1、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 在开放金融发展过程中，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等成为制约BigTech公司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客户数据使用和保护中备受政策关注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数据泄露风险，开放金融模式下，客户信息数据被众多参与主体持有，数据存储点和传输频度增加，为大规模黑客攻击提供了访问缺口，加大了信息泄露的风险，反过来又会对公司品牌和行业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二是网络安全风险，开放金融依托互联网渠道向客户提供服务，其接口具有公开的共享属性，一旦被恶意调用并发起拒绝式服务攻击，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系统服务不可用，造成业务中断；三是外部风险，如果安全性校验、安全加固等保护措施不到位，则存在被应用方恶意篡改、逆向调试、二次打包等风险，可能导致服务器被入侵等不良后果。当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规，未来其对个人金融信息征集、使用和流转权责的界定，对信息征集、使用和流转模式的选择，将对Bigtech公司在开放金融中的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监管政策演变与完善 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所有的金融业务都要持牌经营”，而这一原则也是金融科技业务创新监管的重要指引。未来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可能会坚持持牌经营原则，要求持牌机构才能通过金融科技提供创新的金融服务产品，金融科技公司供金融服务，要么申请持有金融牌照，要么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在2020年3月北京启动的第二批监管沙盒试点中，项目申报主体可以是持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金融科技企业，但涉及的金融服务创新和应用场景由持牌金融机构提供。与此同时，针对新兴的数字金融热点领域，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在金融行业应用的技术标准已经立项，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意味着未来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技术标准将更加规范。Bigtech公司在推动开放金融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监管政策的调整出台对业务模式和展业范围带来的影响。
要点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美、欧、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较金融危机前膨胀了3—5倍。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通胀率低迷，始终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央行“通货”的膨胀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似乎意味着货币主义理论的失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各国央行再度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那么此轮放水是否会引起通胀？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近年来通胀持续低迷背后的逻辑。 全球的结构性变化抑制通胀抬升 技术进步压低单位劳动成本 技术进步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压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格林斯潘在2005年美国国会证词中就曾表示，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密集使用新技术的商品价格，并降低了单位劳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通胀压力。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与核心CPI的相关性也可以看到，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了越低的通胀水平（见图1）；而20世纪60—80年代数轮通胀高企的背后，则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下降。 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程度加深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市场竞争的加剧压低了相应商品的价格；同时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市场关联更为紧密，原本因地理隔离而分割的市场更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企业可以将其生产线设置在成本最低的地区以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何在近几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原因；同时，主要进口国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商品进口。在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供给冲击下，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价格不断被压低，通胀水平因此也被长期压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目前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低通胀的传导路径通常来说有两条——生命周期消费与投票者偏好。一方面，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较低，同时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将降低一国储蓄率，低储蓄率进而带来低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对通胀带来向下的压制；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对通胀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也会不利于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将2010—2016年间各国平均老龄人口抚养比以及平均通胀率进行回归后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对应了较低的通胀率。日本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与之相随的则是此后日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通胀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自20%左右提升至27%，欧元区国家则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在危机后仍持续上升，这也是危机后美欧国家通胀陷入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在中长期压低通胀的诱因之一。1980年代以来，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0%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份额持续提升，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持续加剧；同时，劳动报酬占比逐步让位于企业报酬占比，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集中。 这一现象对通胀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流向服务业等低收入岗位，造成全社会的平均薪资增速放缓，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沉。而薪资本身就是影响通胀的内生动量，因此通胀也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注重效率的社会分配方式导致收入分配逐步向资本要素倾斜，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从需求端造成了通胀低迷的环境。 原油价格进入低位均衡状态 如果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原油价格对近几年通胀的低迷同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即使从剔除油价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看，原油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价格仍会通过中间品价格进一步传导并影响到服装、运输、电力等成本，因此欧美核心通胀与原油价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利用1990—201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美国PCE物价指数与原油价格涨跌幅的相关系数可达到61%，布油价格每下跌1%，将引起PCE物价指数下降0.02%。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始量产，大量原油供给的释放拉低了全球原油价格，油价进入了30—80美元/桶的低位均衡状态。而油价的低迷叠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更对这一时期的低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发通胀低迷。从理论上讲，资金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都会降低货币周转的速度。而费雪方程式MV=PT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下降将带来物价水平P的下降。这也从货币层面解释了“通货”的膨胀为何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一方面，货币放水引发金融高度繁荣，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资金脱实向虚，未进入实体经济，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通胀。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QE操作带来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起到了明显的推动效果：各国上市公司市值/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法国、日本当前的市值占比达到了金融危机前的近一倍（见图2）；而在间接融资层面，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日本、德国银行贷款结构也出现分化，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显著提升，由2000年年初的12%—13%左右，提升至2019年年末的16%左右，相应的制造业贷款占比则持续回落（见图3）。由于资金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危机后 “通货”的膨胀带来更多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央行在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后，大量货币以存款准备金或活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美、日央行在量化宽松后，伴随着央行总资产大幅攀升的是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其中准备金占美联储总资产比重约47%（见图4），活期存款占日央行总资产比重约66%（见图5）。由于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趋严，为满足LCR监管指标等要求，商业银行有较强意愿持有更多的准备金资产，导致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部，并没有成为基础货币派生信用，也避免了大水漫灌带来的通货膨胀。 疫情后全球或进入新一轮通胀时代 疫情发生以来，对未来通胀的展望可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考量。 短期（一年维度）：需求不足引发通缩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30亿人遭“禁足”，工业企业生产停滞、居民消费出行压缩，全球经济陷入停摆。这将带来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居民薪资收入因此下降，全球原油价格也因供过于求而难以突破低价区间。因此，短期来看，大概率将面临全球性的通缩压力。 长期：低通胀环境逆转，通胀缓慢抬头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维系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一是全球价值链若进一步撕裂，长期低通胀环境将可能逆转。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的撕裂风险或将对长期通胀上行压力带来更为深远的供给冲击。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一方面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全球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因而全球通胀水平在源源不断的正向供给冲击下被长期压抑。 然而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由于各国工业生产停滞、国际贸易中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阻。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工业生产中间品出口国，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较高。在国内2—3月的疫情暴发期，由于工业生产中断而导致了美欧等国电子、汽车等产业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了生产周期延长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中断，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受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因贸易摩擦与民粹主义承压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进一步撕裂的风险。这意味着数十年来不断压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未来，逆全球化或将弱化全球合作对通胀的压制作用，引发贸易逆差国通胀的抬头。 二是财政货币化的试验带来的“直升机撒钱”。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的宽货币、宽财政政策不同，由于当下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且疫情带来的供给端问题难以单纯由货币政策大量放水解决，因此疫情后我们看到各国财政陆续推出了各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央行在这其中则扮演了辅助财政政策工具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设立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支持便利。PPP贷款本为美国政府向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计划，美联储为提高贷款机构运用该项工具的意愿，允许商业银行以发放的PPP贷款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申请再融资。该项工具实质上已将美联储由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扩展至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当前美联储在名义上仍然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可由美联储自行决定而非由财政部干预，但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兜底，已在实质上有了“直升机撒钱”的意味。未来美联储若为了辅助财政部维持较低的发债成本、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操作，则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更进一步受到财政部的干预。届时，财政货币化的试验或成为通胀抬升的又一重要推手。
6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及小微企业并明确提出“鼓励银行合理让利”“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等。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微众银行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银行在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的经验优势，运用科技创新探索让利小微企业融资的新路径。 数字化激活金融之水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底层算法研究和应用方面的优势不断释放，微众银行正运用多种举措提升服务能力，为小微企业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据悉，微众银行近日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就以“转贷款”方式支持小微企业项目达成合作，合计50亿转贷款，预计覆盖近万家小微企业。 “互联网银行与政策性银行优势叠加、能力互补，有助于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杠杆效应，覆盖更多需要融资服务的小微企业。”在李南青看来，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具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比如拓展联合贷款、助贷、产业链等合作方式，共同探索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认为，数字金融明显加快了金融服务区域的拓展速度。在线金融服务平台一旦建立起来，就有“长尾效应”，增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用户，边际成本基本为零，具有很强的普惠性质。 以科技降成本让利小微 微众银行目前已搭建了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内的风控体系，应用于客户身份认证、智能客户服务等环节。 由于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存在短、小、频、急的特点，传统信贷较难满足他们的紧急融资需求。微众银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互联网银行通过产品、服务和渠道的创新，能够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的一系列痛点。 上述负责人称：“我们将完善以‘以供应商或经销商本身数字化信用评价为主，不过度依赖核心企业，不依赖抵质押’为特色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体系，支持产业金融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力推动上游应收账款融资、下游订货贷款融资，覆盖应收、预付和存货三大类基础产品，在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探索更多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新模式。” 以科技降成本、向科技要效益的特色做法，使微众银行得以持续让利：2019年，该行全年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在2018年已下降近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84个百分点，户均利润贡献不到20元。目前，微众银行已为超3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信贷服务，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元；服务的小微企业超70%的客户来自制造业、高科技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等。微众银行延期还款优惠政策惠及4万户客户，享受优惠客户涉及金额超过180亿元；为湖北、广东、河南、浙江四省提供专项降息的“微闪贴”业务，目前贴现金额达12亿元。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金融机构自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孙辉提醒各家金融机构，要把保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6日，上海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协调机制（下称协调机制）召开了全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动员大会。孙辉在会上作出上述表态。 协调机制要求，各相关单位合力打造“上海特色”政策工具箱，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企业和小微企业，根据不同企业的纾困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接帮扶。 两个精准三个坚持 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提高政银企对接的针对性。 孙辉认为，首先，支持对象要准，要重点支持外资、外贸、制造业、文化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企业，小微企业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有发展前景但是受疫情影响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还要防止资金流向严重失信、经营异常甚至有重大违法违规的企业及僵尸企业。 其次，政策运用要准。企业受疫情影响面临的困难情况较为复杂，涉及资金流动性、用工、物流、订单等方面，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纾困需求，要有针对地给予政策支持。 此次会议强调，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要有“三个坚持”。首先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金融机构应当坚守自主决策、自主选择的原则，坚持救急不救腐，不救该倒的企业，维护正常金融、法治秩序。 其次是坚持把好风险底线，防止政策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和套利，避免过度多头授信；还要坚持建立完善反馈机制，持续跟踪支持企业的“康复”情况，关注未获得支持的企业，努力做到应续尽续、应展尽展、应贷尽贷。 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赵万兵在会上透露，截至5月末，在沪银行已累计发放疫情防控贷款1678亿元，支持企业1.26万户。“重点行业名单对接机制”已将市经济信息化委、商务委等部门遴选的相关重点行业企业名单近2300家，推送给50家在沪银行。目前，名单内企业已全部对接，累计新增贷款投放685亿元。 防止政策空转 落实落细落深 系列政策已经出台，当下着重点是落实。 上海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李虎表示，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工作，强化社会责任担当。建立专门机制，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细落深。 “要平衡好服务不同类型企业的关系，结合上海产业结构特点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各行既要做好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的金融服务，也要扎实做好普惠金融业务。处理好防风险和保企业的平衡，既要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全力支持，同时也要防止政策空转、资金挪用套利和违规‘搭便车’。”李虎说。 孙辉强调，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强化底线思维，平衡好稳企业保就业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防止政策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和套利，注意避免过度多头授信；还要严防各类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非法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优化内部考核机制建设方面，李虎要求，商业银行要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实施内部转移定价优惠或经济利润补贴。重点完善内部绩效考核评价，要降低小微金融利润考核权重，增加小微企业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 李虎说，要改进贷款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均认定为尽职，逐步提高小微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落实放宽不良容忍度的要求，激发基层开展小微信贷业务的积极性，更好地落实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 他透露，上海银保监局今年将持续加大监管督导力度。各机构要明确任务目标，对完成普惠金融考核指标较差的机构，该局将视情况采取监管措施，督促辖内机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水平。 会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用好普惠信用贷款支持和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两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企业稳岗就业情况的考察，并加快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使用进度。 据了解，按照人民银行总行要求，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应于6月份进行首次操作，目前已经完成了数据报送等基础工作。
记者今日从兴业银行获悉，该行手机银行App已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评估与检测，成为首批通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备案的移动金融App。据悉，本次通过备案的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来自33家机构，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19家。 兴业银行手机银行App5.0版本于2019年7月正式上线，是该行全力打造的一款集社交、智能、开放为一体的移动金融客户端应用软件。 “疫情加速改变银行的服务模式，线上平台将是银行服务与经营的主要战场。兴业银行将以手机银行为发力点，加速产品与服务创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全面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兴业银行零售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詹志辉表示，兴业银行将围绕 “城市服务”专区，与合作伙伴共建场景，强化大数据、智能语音、智能搜索、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打造“能听会说易搜”的手机银行。
近日，上海银保监局发布了《2019年上海市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2019年上海地区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总体情况。2019年，上海金融业以守初心、担使命、补短板为出发点，结合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特色，大力发展小微金融、科技金融和民生金融，持续打造大都市型的普惠金融体系。《报告》显示，2019年上海市普惠金融工作在六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一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持续增量扩面降本提质。截至2019年末，上海银行业银行类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351.68亿元，其中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3859.16亿元，同比增长25.96%，不良率0.9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沪中资银行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6.68%，较年初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4%，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 二是科技金融持续发力支持科创中心建设。2019年，上海科技金融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土壤得到进一步培育。截至2019年末，上海银行业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近2800亿元，同比增长15.88%；不良率0.74%，低于各项贷款不良平均水平。其中投贷联动金额55.63亿元，同比增长42.26%。科技金融专业化经营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化，专业化服务水平及效能得到提升；科创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得到有益探索，科技金融服务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丰富。 三是民生金融框架初具雏形。2019年，上海开展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养老、家政、托幼等社区家庭服务试点工作，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创新金融工具服务民生，改善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加大弱势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上海银行业从制度建设、产品设计和组织架构完善等方面提高民生行业信贷服务水平，上海保险业通过推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涉老责任险和意外险产品提升责任险服务水平。同时，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创新产品服务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满足企业“走出去”和贫困人口金融服务需求。 四是普惠融资渠道得到多元化扩展。上海辖区已发展起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典当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新型机构在内的功能完备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供给体系。传统和新型、大型和小型、线上和线下金融组织机构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组织机构分业经营、相互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融资租赁、典当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迅速发展。不同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实现综合化、一体化服务以降低普惠金融服务风险。 五是普惠金融服务政策支持体系更加健全。2019年，上海市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利用货币政策精准发力，发挥定向降准对于普惠金融的精准滴灌，加大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不断优化差异化的监管政策，持续分类实施“两增两控”目标考核，督导银行改进内部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各项普惠金融专项财政资金、中小企业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和考核激励机制，搭建银税合作平台，引导金融资源优先和集中投向最需要融资支持的小微、民营、科创、三农、养老等薄弱领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同时，加强信贷、产业、财税、投资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差别税率、先税后补等财税政策工具，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六是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断得到重视。上海金融管理部门在加大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力度、培育公众金融风险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普惠金融宣传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长期以来，上海金融业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策略，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一方面抓金融机构的发展理念转变、绩效考核改进、组织体系建设、现代科技运用和普惠金融专业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搭建银税互动、银担合作、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等平台，出台普惠信贷奖励与风险补偿等政策，破解普惠金融发展中“征信难、增信难”问题，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
6月16日，上海召开全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动员大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赵万兵在会上表示，该市金融业着力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普惠型贷款投放。截至5月末，在沪银行已累计发放疫情防控贷款1678亿元，支持企业1.26万户。 据了解，“重点行业名单对接机制”将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商务委等部门遴选的相关重点行业企业名单近2300家，推送给50家在沪银行。目前名单内企业已全部对接，累计新增贷款投放685亿元。 赵万兵透露，近期，上海市财政局会同金融工作局、上海银保监局出台了新一轮信贷风险补偿和信贷奖励政策，通过放宽风险补偿区间，鼓励加大信用贷款发放等举措，引导信贷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在加强部门协同，着力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方面，上海金融业深化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向银行开放上海市8个部门提供的386项公共数据。在此基础上，推出“大数据+担保+银行”模式，通过担保增信，扩大贷款覆盖面。 赵万兵表示，目前，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已服务3200多家小微企业，数据调用约5.5万次，为25亿元普惠贷款提供数据支持。为促进外贸企业融资，上海市推出“信保+银行+担保”融资服务方案，发挥担保分险增信对保单融资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敞口。 该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扩大担保贷款规模、实施担保费率降至0.5%等政策，截至5月末，共落实担保贷款3360笔近100亿元，同比增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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