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 “我们都明白，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因而需要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余地。” 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频出接地气的“金句”。“金句”背后，一是折射出我国金融管理者对东西方不同经济金融政策的深入思考，蕴含东方智慧；二是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三是展现出我国金融业加强国际社会沟通协调，希冀形成合力的积极态度。 美股在今年3月经历4次熔断后持续反弹，截至目前，道指、纳指、标普500指数较3月下旬低点上涨逾40%。“金融体系富有韧性通常是经济强健的表现，但是当实体经济尚未重启，股票市场却高歌猛进，这种情况很难让人理解。”郭树清表示，国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空前显著。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美国这一轮股市上涨，实际上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持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美联储数据显示，祭出“无限量QE”货币政策后，过去三个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扩张速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郭树清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而近在2008年，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 而且，当前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早在“无限量QE”推出之初，便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将寻找其他资产，可能“大水漫灌”至其他国家，吹起其他市场的泡沫。 郭树清呼吁，大型经济体应当主动考虑自身政策的外溢效应，自觉平衡好内外部影响。美联储如果在制定政策时过于“内向”，就有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也很可能会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 环顾全球市场，当前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对此，郭树清建议“三思而行”，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毕竟疫情还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与生活并行共存。 如果说上述观点体现出一位金融管理者的东方智慧，认为一些其他经济体的刺激方案值得商榷的话，那“中国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的表态，则传递出我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务实思路。 这一务实思路主要体现为政策善打“组合拳”，避免了极端单一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多措并举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银保监会适当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推动银行落实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务实思路还体现为政策善打“提前量”，提前谋划和布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也提醒称，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在务实的金融调控政策下，5月末，我国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1.1%与12.5%，都明显高于去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良好的回升迹象。 如何应对疫情冲击，是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国际社会要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合力，增大正面效果，减少不利影响。”郭树清的话语里，流露出我国金融业希冀加强国际沟通协作的积极态度。 他呼吁，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制定和出台政策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协调，平滑外溢风险，共同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正如他在此次论坛演讲开场白时所说，“以视频形式交流，虽有较长的物理距离，但没有任何心理距离。”各国也应该尽快拉近心理距离，携起手来，共渡难关。
小米做金融，是认真的。 6月11日，小米金融持股的天星银行(airstar)正式开业，成为众安银行之后第二家正式开业的香港虚拟银行。 “天星银行”即此前的“洞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Insight Fintech，其中小米集团持股占比90%，尚乘集团占比10%）。对于天星银行，雷军表示是小米金融业务新里程碑。 引起热议的是，天星银行表示，存款业务方面年化利率为3.6%，开业当日，比一般活期存款高出3600倍。 36氪观察到，这个年化利率跟第一家香港虚拟银行众安银行相比，也高出3倍。 不仅仅限于此次的银行业务，小米金融短期动作频频。目前，小米金融旗下已涵盖第三方支付、网络小贷、虚拟银行、保险经纪、商业保理、融资担保、消费金融等多张金融业务牌照。 5月29日，小米开业了含金量高的消费金融公司。没几天，小米金融又上线了大病互助计划“小米互助”。而就在6月17日，小米金融还成功设立了一款发行规模为3亿元的证券产品。 第二家落地，领跑了？ 小米天星银行的特殊点在于，它是第二家正式开业的香港虚拟银行。 虚拟银行是什么？指的是主要透过互联网或其他形式的电子传送渠道而非实体分行提供零售银行服务的银行。 截至2019年5月，香港金管局一共成功发牌了8家企业，其中包含平安、众安、渣打这样的资深金融玩家，也包括携程等这样的“非金融小伙伴”。 8家牌照，共有7家互联网公司介入，京东、蚂蚁、腾讯、携程都入局。 36氪制图，图片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从这些玩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各自在手机应用程序及在线业务有成绩，并了解客户体验，知道怎样融入整个接口及流程之中为客户提供增值。 整体看，京东、蚂蚁金服、腾讯、中国平安，其在线财经金融范畴的用户体验及大数据掌握方面积累较多经验。 策略联盟上，“非银行”伙伴如小米、携程、怡和 (惠康、万宁)等，更多是结合其相关业务的需求。 不过，除了众安银行在2020年3月24日开业外，小米是第二家开业并落地的。 目前，蚂蚁金服旗下蚂蚁银行尚处在试营阶段，腾讯旗下富融银行进入内测阶段。 那么，小米领跑了吗？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在接受36氪采访时表示，“也不算领先一步。从整体上看，小米的金融业务从2019年以后步子就开始加快，所以现在有很多结果密集性落地。” 但是，小米金融的较早进入，也为其争取了先机。 高利率只能享一年 小米虚拟银行的另一个特殊点在于，天星银行的相关产品利率非常之高，业内质疑能否持续，或者仅仅是早期的获客手段？ 天星银行表示，天星银行特别在正式开业时推出“星级”存款服务，将活期存款的利率提升年化利率至 3.6%，户口结余只要是港币首 20000 元即可以享有，开业当日利率比一般活期存款高出 3600 倍 。 汇丰银行利率，图片来源：汇丰官方APP（中国香港地区版） 36氪观察到，这个利率较市面上大部分定期存款利率还要高。而在贷款服务方面，通过天星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式便可即时申请贷款，享有实际年利率2.99%，还以日息计算，更不设手续费。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在接受36氪采访时表示，“利率3600倍差异主要是因为港币的利率基准实在太低，而虚拟银行股东方大多为大陆资源，在香港吸储各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当前的利率倒挂（吸收储蓄利率低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带有互联网促销获客性质，并不会长久。” 小米金融也对36氪表示，经香港金管局确认，该高利率只能享受一年。 对于未来发展，陈文认为，“这个牌照如果后续无法做跨境金融业务，意义并不突出。因为本也没法吸收到多少存款。” 因为，香港储蓄利率低廉是优势，但银行业过度竞争放贷利率低廉也是劣势，理想模式是在香港吸收存款，在东南亚或者中国大陆市场做贷款业务，这块需要跨国或跨地区的监管协调。 小米对金融很上心 小米为什么对金融这么上心呢？作为生态链企业，更多是结合小米自身其他相关业务的需求。 从二级市场的表现来看，小米在2018年7月上市后，股价到现在还是破发的阶段。这或在于智能硬件的竞争早已是红海阶段，市场认为其想象力有限。 小米做金融的由头在于，一是链接产品用户；二是延伸自身公司产品的外延，毕竟生态链模式下需要做供应链金融来助力合作企业。 小米金融CRO、贷款业务负责人陈曦曾说过，小米的金融业务拥有的是小米的渠道优势。这个渠道，既有线下门店，也有上下游供应链，还有3亿的用户。 再看小米的生态链模式，它天然带有投资属性的基因，简单来说就是投资、陪跑、单飞这样的一个过程。 前期，小米用投资来实现产品生态链布局；陪跑阶段是生态链公司自有品牌通过米家品牌输血来保障基本生存并成长；成长起来后企业可以独立单飞了，小米还能通过投资的资本获利。 随着小米合作伙伴数据的互联互通，小米金融可以在线追踪并验证企业上下游交易的真实性，为其提供从产品立项到销售全流程的供应链条解决方案，以解企业燃眉之急。 越来越多的智能硬件企业与小米金融保持合作关系。正因如此，小米在金融的动作上越来越多，未来还会更多。
互联网巨头进击消费金融，银行信用卡等消费金融产品与用户接触的机会正在减少，而疫情更降低了银行在消费金融领域中与用户的接触频率。 今年以来，互联网巨头对消费金融市场的合围进一步收拢，微信上线“分付”，美团升级改版推出“月付”，加之蚂蚁的“花呗”与京东“白条”，几大头部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产品线更加完善，同时也更加挤占了本就在疫情中饱受冲击的银行信用卡市场。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多家地方性银行正在积极游说监管机构，试点放开信用卡线下面签的限制，以便改善信用卡申请的用户体验，简化发卡流程，提升发卡效率。 一位银行零售业务人士认为，在零售金融领域，数据和算法逐渐取代市场作用，“强者恒强”愈演愈烈；电商生态圈模式首先会切断银行与客户的接触机会，从而导致银行提供的众多金融产品、服务被肢解，比如支付绑定从银行转移到第三方支付，接下来是银行产品被放在同一平台比价和被挑选，客户将会失去对银行品牌的认知，导致银行品牌的隐性化。 在消费金融领域，银行提供的支付服务，正在逐渐沦为互联网平台金融产品的基础网络，失去与客户直接建立联系的“触点”。 以美团“月付”为例，“月付”产品只要使用者年满18周岁、完成实名认证后，美团活跃用户在美团系app消费时都可以先用美团月付授予的信用额度完成支付，最长免息期38天，同时，美团月付支持账单延期还款和账单分期还款，最长可分12期。 “月付”与“花呗”“白条”等产品类似，根据用户资信给予一定信用额度，用户开通后可以先支付再还款的信用类产品，与银行信用卡功能类似，用户同样可以享受免息期、分期还款等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可将这些产品归类为“类虚拟信用卡”产品，它们是各家平台互联网金融生态圈的重要组成，各平台会不遗余力将优势资源给予这些“亲生的”产品，银行的信用卡发卡要从这些平台购买流量，成本会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上，花呗等“类虚拟信用卡”产品，审批条件较银行信用卡宽松，互联网平台拥有金融科技优势，还可以做到“秒批秒用”，更符合线上用户对需求“即时满足”的偏好习惯。 而银行信用卡从审批到发卡，再到面签激活，快则三至五天，慢则一周以上的申请周期， 使得它在与此类“类虚拟信用卡”的竞争中显得笨拙沉重。 银行是信用卡唯一合法的发行机构，而按照此前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发卡银行需对信用卡申卡客户“三亲见”，包括亲见本人、亲见申请资料原件并鉴别真伪、亲见签名。 在疫情带来的影响下，这一政策对银行信用卡发卡的负面影响格外凸显。尤其是线下网点少的中小型银行，地方性银行。上述银行零售业务人士表示，用户即使在网上完成申请，激活既然需要到网点，小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难为零散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而每个用户要到银行的网点，需要付出不等的达到网点搜寻、交通和时间等成本，降低了用户从发卡到激活的转化率，并最终导致银行用户的获取成本的增加。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多家地方性城商行正在积极与本地监管机构沟通，希望放开线下面签的限制，与上半年以来这些银行发卡难度增加有直接关系。但他认为，即使监管放开信用卡远程面签试点，依然会限制地域逐步推进。 今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重点积极推广线上金融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支持探索运用视频连线、远程认证等科技手段，探索发展非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等方式，切实做到应贷尽贷快贷、应赔尽赔快赔。同时，银保监会近期表态金融监管部门要对电子签章等的合法性给予充分认同，促进线上业务办理更顺利、更快捷。 随着零售银行业务数字化变革的不断深入，虚拟信用卡已成为行业热点趋势。今年3月份，渣打银行宣布将在其虚拟银行业务中推出无号码信用卡，虚拟银行品牌名称为Mox，由渣打银行牵头，与香港两家电信商电讯盈科、香港电信，以及互联网旅行平台携程合资成立。Mox银行称在年内推出的信用卡将引入无号码安全技术。目前，Mox银行正在接受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预计2020年内开业。而据中国香港金管局规定，在中国香港成立的虚拟银行，运营初期只限服务中国香港的客户。 4月8日晚间，华为举行线上发布会在国内推出了P40系列新品，同时，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会上宣布推出HUAWEI Card，这是一款基于HUAWEI Pay的数字/实体信用卡。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国内银行能否在信用卡线下面签的政策方面有所突破，考量的重点仍在于风险的因素，人脸识别技术、远程视频技术等，能否确保申请用户是基于“本人真实意愿”，防止出现个人信息的盗用、泄露等。
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6月16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0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排名前四位分别是新加坡、丹麦、瑞士、荷兰，香港由去年排名第2位降至第5位，原因在于经济放缓与社会动荡。美国由去年排名第3位跌至第10位，中国由第14位跌至20位。原因在于贸易战破坏中美经济，扭转正面增长的轨道。 3月27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纽约、伦敦继续占据前两位，长期排名第3位的香港降至第6位，而东京、上海、新加坡分别由去年的第6、5和4名变成第3、4和5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声誉五个大项20个细项综合加总得分计算。最新排名前6大金融中心的得分都相对去年下降，而香港得分下降最多。如果说社会动荡对香港金融中心的负面冲击属于意料之中的话，香港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关键项上排名落后于纽约、伦敦、新加坡、苏黎世、法兰克福，恐怕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了。 每当媒体报道上海和深圳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迅速，而香港的国际排名下降时，金融业的专家学者都会出来强调香港的一个独家优势：香港法律属于的“普通法系”（也称“英美法系”、“海洋法系”）相比国内实习的“民法系”（也称“大陆法系”、“成文法系”）更加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表面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数据支撑，例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的前6名有4个实行普通法。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反复强调，光靠这一区别，上海和深圳在短期内无法超越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他们却很少告诉我们“短期”到底是多短。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句话换成“长期”还成立吗？ 这样的观点在去年香港社会持续动乱时期就被人反复强调，立论基础来自于哈佛大学主导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与金融”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有所耳闻。但他们或者不清楚，或者隐瞒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早就遭到同行，特别是来自法学界的深度质疑。事实不彰的后果就是绝大部分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普罗大众都深信普通法的优势。我早就计划梳理清楚这段学术公案，诸事繁忙延拓至今。开篇先阐明我的核心观点： 普通法与民法的确有着多方面的区别，但他们并不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而此起彼伏，纽约、伦敦和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英国和中国成为二战胜利国，并在全球化潮流下拥抱开放与竞争，香港尤其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崛起。 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竞争力排名和保持优势的核心要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法律与金融”研究的兴起 1997年开始，哈佛大学教授Andrew Shleifer与长期合作者Robert Vishny带领两个哈佛毕业的学生Rafael La Porta和Florencio Lopez-de-Silane（他们四人以姓的首字母排名被称为“LLSV”）发表了一系列“法律与金融”的论文。他们先将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起源分析，归类成“英美普通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四大类（后三者均属于“民法系”下的分支），再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声称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多个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见下文）上相对民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听上去并不那么让人激动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短期内如同龙卷风一样获得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有着特殊的原因： 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高度数学化，造成社会科学界交流的巨大障碍。而宏观经济学重点强调的三大要素人力、物资资本以及科技进步，无法解释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和发展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成功。由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几百年前非常小，随后不断扩大。于是，经济学家开始把焦点放到寻找类似物理学的“第一推动力”上，也就是不同国家原始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和制度差异。LLSV探讨的法制起源与金融成为其中一个突破口； 经济与金融发展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今天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经济现象都是内生而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类“因果关系”极其难以分析。而法制是一个少见的外生变量，绝大多数随着国家的征服和殖民而主动移植或者被动引入，其影响具有相当长的持续性，变化缓慢，因此可以把法制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清晰地分离出来； 主流的金融学同样高度数学化，但股票和债券在价格上的差别并无法仅仅用现金流、风险等因素来解释，不同证券赋予持有者不同的权利才是他们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债券持有人拥有公司财产分配的优先权，而股票持有人享受公司“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因为契约无法将未来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列明）。但现实中，权利的保障来自于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诉讼过程的难易与成本等因素。当时，“不完全契约”理论（2016年获得诺奖）在哈佛取得重大突破后，急需实证研究来验证其结论； 德国、日本等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和美国、英国等国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在经济发展、行业结构、危机爆发、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过去学界对背后具体机制的研究重视不足，法律制度差异从来没有被系统研究过。偶尔的研究也没有尝试过量化不同法制的差别，更谈不上大数据层面的跨国比较； Shleifer教授是当时（以及今日）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我本人最佩服的经济学家），他与Vishny合作，构建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其贡献远远大于已经获得诺奖的三位行为金融学专家。他们在政治经济学、国家和公司治理、制度和转轨经济学上面都有着首屈一指的成就，而“法律与金融”（Law and Finance）是这对黄金组合在跨学科研究上最新成果，自然是万人瞩目。法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对金融发展，对其他人类活动同样存在巨大的影响，LLSV把研究扩展成为“法系起源理论”（Legal Origins Theory）。 此外，“法律与金融”、“法系起源理论”研究启发了一大批后起之秀重点研究跨国制度差异，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计量历史学”相继崛起，他们与旧学科的差异体现在运用博弈论和大数据，对制度和历史的经济影响进行严格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反过来影响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研究。 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区别 在LLSV看来，普通法和民法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处理原则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沿袭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传统，以支援个人或市场带动的活动为主，以“排难解纷”为目标，支持“无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后者以国家意愿高于个人和市场，以“政策执行”为重点，强调“具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近代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分别由拿破仑和卑斯麦制定，但更早的起源则是罗马法。 各种法制之所以对当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除制订的具体法规以及背后的思想和信念模式之外，还涵盖整个司法架构，处理新问题所应用的法律风格和程序，与法制有关人员的任职、培养和训练制度（例如普通法国家的司法部门更独立于行政机构，法官任职期更长，对解雇的限制更多等）。普通法与大陆法移植至世界各地之后，这一切大多被后世承袭，变动缓慢。 近10年来，国内和香港关于诸多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相互误解很深。除了具体和表面的触发因素之外，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两地不同的法制传统。香港普通法制度下，社会、经济、政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国内的民法制度则一概自上而下。 普通法的诠释认为凡是没有被法例所禁，以及未经证实或未经定罪，都应视为合法和无罪，民法则不然。在国内人眼中，香港社会中的生活常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香港人眼中，国内的生活显得事事皆由国家控制。双方都不完全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误解由此不断产生。 在寻求化解社会问题之道的过程中，两套法制都力求在社会秩序失衡和国家括权之间取得平衡，民法系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普通法系更侧重处理国家扩权。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经济系教授王于渐曾经告诉我们，当普通法未能维持市场稳定，阻碍经济破坏行为之时，规管和国家控制措施在恢复秩序上相对奏效。在制订战争或反恐策略方面，任何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民法风格的策略。 从法系起源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澳门回归过程较为顺利，因为澳门人早已适应经由葡萄牙殖民统治引入的民法传统，与国内接近。王于渐教授敏锐地指出，有朝一日，也许台湾终能认同国内的做法，因为台湾的民法传统其实与国内同属德国法系，而德国法制源于法国民法。而且，历时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未有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皆因日本的法制亦源于德国法系。 为什么说普通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具体到金融发展水平，LLSV认为，相比民法系，普通法系对公司内部控制人享有的权利有更多的限制，对外部投资人，无论是股权还是债权所有人的保护更好；这样就使得实行普通法的国家的公司控制权更加分散，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更大；分红比例和公司估值水平都更高。综合来说，就是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 在金融市场之外，LLSV发现，民法系下政府对商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更加严格。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里的指数编制方法就来自于LLSV与合作者的研究。许多国家从中获得启发，修改管制规定，鼓励市场准入和加强市场竞争。 有意思的是，LLSV的研究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一样成立。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样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民主制度比独裁制度更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加上在其他几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让Shleifer成为经济学界引用率和影响力都最高的学者。 具体来说，LLSV编制的衡量不同法系下对公司董事限制程度的“反董事指数”（董事代表内部控制人，指数越高代表对外部投资人的保护越好），成为后来跨国比较发展研究的标准变量，必须引用和纳入分析。 金融发展“大逆袭”背后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 首先对普通法有利于金融发展进行质疑的是精通金融发展史的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以下简称RZ），他们发现LLSV的结论只是基于特定时间点（主要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如果把时间扩展到历史上不同的年份，原有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背后道理很简单，当宋朝的开封，清朝的山西，民国的上海，以及工业革命前的阿姆斯特丹等成为所在国或者地区的金融中心时，纽约、伦敦和香港还没有半点金融中心的影子。而他们最终成为三巨头的原因，当然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是二战胜利国密切相关。 RZ通过挖掘24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历史数据，令人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国家在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储蓄占GDP比重、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上市公司数量占人口比重、股票公开发行融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要高于1980，甚至1999年，这四个指标的低点通常出现在二战结束时。 以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衡量，1913年排名第一的，是古巴，而且比重是并列第二名的埃及和英国的一倍以上，排名接下来依次是比利时、法国、奥地利。除了英国，其他国家均属于民法系。当时，美国这一比重不到古巴的五分之一。 下图显示了这一指标对应的法系随时间的变化。很明显，普通法系的优势开始于二战的胜利，并持续至1980年。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发展经历“大萧条”和二战的打击，并持续多年低迷之后，也从1980年开始了“大逆袭”，至少在1999年前，德国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占GDP的平均比重要高于普通法系国家。<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综合考虑四个指标，会发现在整体上实行民法的欧洲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在1913年远远优于美国，而英国的得分也落后于多个欧洲大陆国家。 RZ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战后30年时间普通法系相对于民法系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并非来自于法制本身的差异，而主要来自于前者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和鼓励竞争，特别是支持贸易和资金自由流动。在随后出版的名著《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他们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历史上，民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公司内部控制人（即“资本家”）如何为了个人利益，反对市场开放和竞争。他们想到的办法是煽动劳工阶层，以保护就业，排外等“民粹”口号，来影响立法。 受到RZ的启发，后续研究发现，国家在立法议员选举制度上的差异更加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相比简单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保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相对忽视外部投资者的权益。而采取比例代表制和民法系的国家有很大的重叠，事实上，只要在分析中把政治博弈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国家所属法系的差异，已经无法解释他们在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1980年开始，全球化升级，开放与竞争，国退民进成为潮流，打着保护旗号的民粹主义退场，这就自然而然地促进金融发展。不管实行哪一种法律制度（通常是变化缓慢），金融发展都出现了同步的“大逆袭”，香港金融市场也在这段时间快速崛起。 类似的，一些学者发现，如果把其他一些可能的“第一推动力”，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原始自然地理环境，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法制的差异不再具备解释力。以香港为例，靠近内地，受益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宜人，港英政府愿意把英国包容型的制度引入。在不适应殖民者生存的地方，英国只会掠夺自然资源，无意于制度建设。 对LLSV的另外一个批评来自于加州洛杉矶分校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他们指出在19世纪中期，美国和法国同时进入工业革命，更加具有可比性时，美国的法律在经济契约活动上的灵活度，应变性，自由度，商业组织选择多样性上都落后于法国。实际上，美国的法律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这些维度赶上当年的法国。 顺便说一句，历史因素在金融中心形成上的影响，也可以解释香港和澳门居民对待内地相当程度的差异。澳门和香港分别在1966年和1967年发生暴动事件，不同的结局使得社会形成“亲中”和“反中”的情绪，并延续至今。 来自于法学界的批评 面对RZ的质疑，LLSV以金融历史数据的可靠性作为回应（例如1913年古巴和埃及的股票市场规模可能包括了债券的价值，以及在古巴和埃及上市的最大公司来自美国和英国）。但他们没想到更大，更难应付的批评来自于法学界。 法学家自然要比经济学家更了解普通法和民法各自的优缺点，以他们的学识，他们并不认同LLSV关于普通法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多保护的观点，针锋相对地写了不少文章（说起来香港法学界热衷于强调普通法相对民法的优势，就显得不够客观）。法学家认为法律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而LLSV只是强调了其中一派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虽然“法律起源理论”研究已经进展了20多年，但其实只算开了个小头，遗留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相比于经济学家批评LLSV过度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法学家认为他们对于法律的认识过于“单薄”（thin），以及太不严肃。 一个具体例子就是，LLSV一系列论文里最重要的“反董事指数”由6项指标加权计算，但在6项指标的具体赋值和权重上，LLSV并没有咨询法律专家，而是采取了自己的判断，法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指标的定义模糊，赋值并不准确（其中一些数值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宣传材料），而权重也并不合理。 不过，这些法学家的论文仍然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写成，缺乏经济学家习惯的表达和数据分析，因此并没有对经济学界带来太大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依然以LLSV为尊，把他们构造的“反董事指数”在跨国比较分析中用得不亦乐乎。 哈佛法学院的Holger Spamann想到一个新的办法，他对“反董事指数”的6个指标进行清晰的定义，然后找到原始研究覆盖国家的顶级律师，来进行判断，再采取一致性的方法进行赋值和加权。他首先发现新的“反董事指数”与原始指数在相关性上只有0.53，在46个国家的样本中有33个国家的指数需要纠正。 Spamann接下来重复了LLSV和其他学者的大数据分析，采取一模一样的方法，他发现数据不支持“法律和经济学”领域三个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普通法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要强于民法；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即反董事指数越高）会带来更加分散的公司股权和更高的估值；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货币贬值更加严重。当然，部分结果在新旧“反董事指数”下保持不变，如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对应更加有效率的市场，也就是资产价格波动更小，交易成本更低等等。 有趣的是，Spamann早在2005年就完成了这份研究，但却一直难以发表。LLSV看到批评意见后，在后续研究中修改了“反董事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些项目的重新定义，并聘请一家独立律师事务所来给各国打分。修改后的指数与他们原始的指数相关性只有0.6，随后他们称之前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但Spamann指出LLSV修改后的指数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一些结论可以挽救，但并非全部。Spamann的文章直到2009年才得以发表，他遗憾地指出，许多后续研究者依然在使用原始的指数，让他对这些研究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 现有研究对香港的启发 就我目前的知识，很难相信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这样的结论。Spamann指出跨国研究使用量化指标存在诸多的困难与不严谨，为了结论修改指标编制，其实在经济学界内部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即使LLSV声称结论可以挽救，也依然只是针对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数据。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现实世界，所属法系都不是促进或阻碍金融中心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我更加相信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政治博弈和历史进程在决定国际金融中心上的影响力更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用大白话来描述Spamann的结论，就是即使纽约、伦敦、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益于普通法，那么遗憾的是，其他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并不比实行民法的国家有明显的优势。在英国Z/Yen集团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的排名在27年里不断上升，也可以看到排名前20名的金融中心，所属普通法系和民法系几乎各占一半。 毫无疑问，上海，北京和深圳在短期内都无法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可以高枕无忧。借助历史形成的地位，香港可以凭借所属普通法系的共性，与纽约 伦敦相互促进以维持甚至扩大优势，但也可能重蹈法国高举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旗号排斥外部竞争，阻碍贸易与资本流动，最终导致优势地位丧失的覆辙。社会动乱导致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世界竞争力排名上的下降，值得警惕。 不过，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最近一段时间，在金融科技领域有一家互联网巨头可谓是动作不断，这家巨头并不是大家熟悉的BAT，而是以硬件闻名的小米，雷军的金融版图不断扩张，小米的金融业务到底该怎么看？ 一、加速扩张的小米金融 6月11日上午，雷军在其个人微博发布消息称，小米金融旗下的香港虚拟银行——天星银行正式开业，并称“这是小米金融业务新的里程碑”。这也是众安银行之后的第二家正式开业的香港虚拟银行。“天星银行”即此前的“洞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Insight Fintech，其中小米集团持股占比90%，尚乘集团占比10%），去年5月9日获得香港金管局颁发的虚拟银行牌照。记者了解到，天星银行早在今年3月31日就开始试运营，开放约2000个名额予天星银行、小米香港和尚乘集团内部员工的亲友参与试业。 在具体业务方面，天星银行推出两款存款产品。其中，港币活期存款将以分层利率定价，金额在50万至100万港元的存款客户将享有高达1%的年利率。定期存款客户可灵活自定存款到期日，如8、19、27日等，客户可随时提前结清定期存款而不收取任何费用。 最近小米集团通过金融布局上动作不断。5月31日，小米金融旗下消费金融公司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业。5月20日，小米支付运营主体公司还成立了运营网络互助计划的子公司——北京守望相助科技有限公司，6月8日小米互助产品将于6月15日上线。值得一提的是小米消费金融，从重庆银保监局批复情况来看，作为境内第26家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其13名高管中有董事长洪锋、总裁周斌，而周斌此前为常熟银行(行情601128,诊股)80后副行长，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一路成长为该行小微金融部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小米金融是小米公司旗下金融科技服务平台，于 2015 年 5 月正式上线。目前，小米金融旗下已涵盖了第三方支付、网络小贷、虚拟银行、保险经纪、商业保理、融资担保、消费金融等多张金融业务牌照。根据小米此前公布的年度财报显示，包含互联网广告、游戏、金融、电商的“互联网服务业务”在2019年达到了198亿元，同比增长24.4%。尽管在疫情之后，互联网收入也有着很强的刚性，2019年Q4互联网收入增速达到41%，2020Q1是38.6%。 作为一家以硬件闻名的公司，小米大力拓展金融业务到底原因何在？雷军的金融版图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二、雷军的金融版图该怎么看？ 说实在很多人看到雷军大力布局金融业务都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作为一家以硬件为主要优势的公司会在金融服务层面如此看重？这其中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首先，金融是企业收入长期增长的重要保障。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只要做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都会不遗余力地拓展金融业务，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腾讯旗下的腾讯金融科技，京东旗下的京东数科，美团旗下的美团金融等等，可以说，互联网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就会拓展金融业务这几乎已经成为了行业惯例。只是这个惯例可不是随大流那么简单，这其中有着深刻的逻辑内涵，众所周知，小米虽然是以小米手机闻名，但是小米在做手机之前曾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产品，一款是移动社交产品米聊，另一款则是小米的操作系统MIUI。 虽然后面移动社交相对不那么出名，但是MIUI已经成为了小米几乎所有智能硬件产品的核心所在，再加上MIUI实际上已经和整个安卓生态链全面兼容，可以说小米每销售一款智能终端就能够获得一个互联网用户，再加上小米商城、有品、米家及小米运动可在 MIUI 以外的操作系统使用，小米的用户渠道来源非常广泛。而且这些用户又是通过硬件渠道绑定，这无疑给小米带来了巨大的用户粘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小米来说海量的用户资源将会成为其支撑业务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用户与流量双重变现的逻辑之下，金融无疑会成为最可靠也最有力的变现渠道，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一定会做金融的原因所在，更何况阿里巴巴已经用蚂蚁金服证明了金融变现的优势足够大到形成一个全新的万亿独角兽，这样的吸引力谁都难以抵挡。 其次，金融可以和产业生态相辅相成。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金融业已经从之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业态逐渐场景化、市场化，特别是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移动支付成为了桥接互联网与金融的有效渠道，让金融与互联网开始相互交融相互补位，对于小米来说，小米金融无疑是推动小米本身业务发展的有效渠道，就以小米最有名的硬件业务为例，虽然小米家产品的性价比极高，但是硬件终归还是有些成本的，并不是像我们平时买个煎饼果子那么简单的消费，面对着相对大额的消费，美国福特、通用等等汽车巨头们早就探索出一条产品+金融的业务逻辑，通过自家的金融业务让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和门槛快速降低，从而推动产品销售速度的快速提升。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价值近万元的大屏小米电视如果让大家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显然是相对困难的，如果可以分期付款的话，那么大家的购物意愿将会高很多，与其引入消费金融公司或者银行来提供服务从而让他们赚钱，为什么不可以用一条龙的服务吃掉产业链各方的利润呢？于是小米消费金融的场景就应运而生了，这方面从支付到征信，从保险到保理，逻辑都是类似的，更何况小米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工智能体系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从用户体验到产品优化可是远超过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的智能投顾的，如果再将其运用于金融无疑将会给每个人提供一个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金融客户经理，特别这个人工智能还是你个人的秘书，这样的优势可见一斑。 第三，金融更可以和国际化直接配合。小米从拿下香港虚拟银行牌照到天星银行正式开业，其实这对于小米来说是金融业的又是跨越，这是因为之前的小米金融业务虽然不断发展，牌照日益齐全，但是基本上都还是在中国国内进行金融发展，而拿下天星银行之后，香港作为全世界的自由贸易港，对于大多数中国金融机构来说，拿下香港代表着金融业拿下了出海的第一站，特别是对于小米这个国际化的公司来说，小米于2014年开始自己的国际化步伐，2016年成功进军印度，截至2019年底，小米已经在全球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手机市场排前五，西欧市场增长迅速，未来其他市场有望复制印度进程。 面对着巨大的国际市场，小米金融业务如果想要走出去，香港无疑是一条必经之路，一方面，香港的国际贸易港、金融港优势明显，再加上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货币，进入香港无疑就正式进入了世界金融市场。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国金融机构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互联网银行业务体系，借助香港的众多金融机构，小米完全可以在全世界其他市场上复刻香港的业务模式，从而实现金融业务的全球化。 长期以来，金融都被称为上帝最耀眼的皇冠，作为最有赚钱潜质的业务，小米大力拓展金融你看懂了吗？
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与历次应对股市风险事件相比，这次资本市场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合力更强，效果也更明显。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加强形势研判，加大了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力度。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正常开市和常态化运行，重点领域风险呈边际收敛，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支持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他同时强调，随着疫情影响的持续发酵，未来全球可能出现经济深衰退、金融高风险、要素低流动的不利局面。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维护全球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据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晚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疫情，中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 >>国务院：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必须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作用同时，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共生共荣。 >>突出特色错位发展 统筹推进创业板改革与科创板建设 随着系列新规发布实施，创业板改革本周正式进入实操阶段。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向银保监会本周已向各银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下发意外险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方案，集中整治强制搭售和捆绑销售、手续费畸高、财务业务数据不真实等意外险市场突出问题，依法严肃处理违法违规的机构及人员，使意外险市场乱象得到有效整治，为意外险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更多资金“直达”实体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再加码 据经济参考报6月18日消息，新一轮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持续加码。6月17日，国常会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此外，《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多部委正就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展开部署，筹划一揽子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大举措，围绕小微企业信贷加量投放，完善首贷、续贷业务以及贷款风险分类制度等多方面精准施策，持续推动更多资金“直达”实体，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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