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均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在上升。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动荡，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此次冲击的性质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较多提到的原因是，当时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只是受到信心和疫情的暂时性冲击，这和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且，各国政府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在疫情冲击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其刺激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疫情冲击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恐慌情绪很快消散，随后资产价格出现反弹，甚至很多大类资产价格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顶点。 此后，尽管疫情出现反弹，也没有改变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也是兴致正浓。 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年初，如果再使用2020年年初的论据来否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太适宜。 与2020年3到4月相比，疫情不但在全世界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在蔓延，而且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也都大不如一年之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病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全球金融风险至少不会像2020年3月那时看起来那样遥远。 01 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50多个经济体已出现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经济体出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日本在2021年1月上旬还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种来自巴西的新型变异病毒。病毒变异后的传播速度加快，从全球范围来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屡创新高。 2021年1月上旬，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达到近86万人、日死亡病例数最高时接近1.7万人，分别是2020年4月局部峰值的10.6倍和2.4倍。 2021年1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此前一周全球新增病例近500万例；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动态趋势，疫情形势可能会比2020年更加严峻。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和封锁措施，并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有所延长。 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已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疫苗的普及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发达国家民众对疫苗存在信任问题，贫穷国家疫苗资源有限，疫苗在生产、运输、成本等环节面临问题。 2020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易普索（Ipsos）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合作对15个经济体的1.3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调。 结果发现，中国、韩国等7国的接种意愿比例高于70%，符合群体免疫的要求，其中中国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0%。美国的比例为69%，勉强达到群体免疫70%的接种率要求；而其他国家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德国65%、意大利62%、西班牙62%、日本60%、南非53%、俄罗斯43%、法国40%。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很多，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拒绝戴口罩的人群重叠。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疫情较为严重，并且民调显示，其接种意愿也较低。 在此背景下，2021年年初，欧洲经济较大概率会出现双底衰退；后续情况则取决于疫苗的普及、推广进度。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民调的视线范围，实际上其疫苗资源更为有限，经济承受力也更为脆弱，例如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国家，等等。 02 全球企业、银行和政府“负重”前行 受到疫情这个最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都下调了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其中，OECD甚至较大幅度调降了全球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成为现实，则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对于家庭、企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标普评级在2020年11月中旬的《全球银行业2021年展望》中指出，2020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处于持续飙升之中，而2021年，企业违约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将给银行带来重大风险。 该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03%，比2019年提高14个百分点。标普的另一份报告则预计，美国企业债违约率将从2020年9月的6.3%升至2021年6月的12.5%，欧洲将从4.3%升至8.5%。 2020年以来，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喘息的机会，比如停止计息、对贷款提供宽限期，等等。 如果是短期冲击，这种支持政策的后遗症比较容易消化，但是本轮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也遍布全球，有的国家疫情将持续一年、有的国家疫情持续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不良贷款只是被延后、被低估了，最终还是会充分暴露。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国家财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脆弱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压力更是十分巨大。 另外，标普评级还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97%，比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根据Trading Economics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主权信用评级的降级数量在2020年创下了1980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月，就有约14%的国家，主权信用遭到降级。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03 疫苗资源分配失衡带来局部金融风险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2021年年中大范围普及疫苗，其经济也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IMF近期的报告也支持这种判断。这虽然在总体上给全球经济增加了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局部范围的不确定性。 可以设想，2021年年中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及了疫苗，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相对受限，全球经济复苏将在有疫苗国家、无疫苗国家之间呈现双轨复苏，直到更晚的2022年年末，才有可能实现疫苗的全面普及。 在此期间的一年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恢复将滞后，企业经营情况、政府债务等，将继续保持不容乐观的态势。 从美国方面来看，2021年1月6日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拜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预计其推出强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将较为顺利。 受此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上升。同时，美国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美国经济在2021年的恢复可望表现出相对强势。 2021年1月以来，高盛也已经两次调升美国全年的增长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疫苗率先普及、美国经济恢复相对领先，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美元指数走强，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资本流动方向产生压力。 总体上，在失衡的、不同步的疫苗推广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率先走出疫情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疫情的困扰之中的话，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进一步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的风险。 而美元指数的相对强势，对于以美元负债为主的疫情严重的国家而言，将可能是沉重的一击。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际旅游业、侨汇收入，或是重债低收入的国家，其金融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即使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南欧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明显偏低，且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区和欧盟的救助机制效率也受限于其多边治理机制。因此，南欧国家的局部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2021年1月中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警告，金融危机并不总是伴随着雷曼兄弟倒掉这样的巨大冲击，也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并且会进一步损害到未来的全球增长潜力。 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发现，虽然其全面爆发是在2008年9月的雷曼时刻，但是2007年年初已经有贝尔斯登、新世纪基金公司的倒闭作为开端。而这一过程中，包括从对基础资产的腐蚀开始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次贷危机悄无声息地酝酿了一年半时间。 而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全球疫情同样也在侵蚀、消耗着经济基础。如果2021年疫苗的接种情况不及预期，而疫情的破坏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则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有可能继续恶化，并引发局部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只不过，疫情将导致的金融危机，是莱因哈特所描述的那种“悄无声息”，还是表现为惊心动魄，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范围和时间。 202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疫情本身。 本文源于《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合刊
正是美联储发给散户的近两万亿美元的疫情补贴，成为美国人民攻占华尔街、打爆明星基金的子弹。大疫情改写的金融史，才刚刚开始。 走过不易的2020，本来以为2021消停一点，治愈一些。但阳历新年伊始，美国就发生了另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散户们利用网络论坛抱团在一起，动用过去一年美联储派发的近两万亿美元红包，对金融建制派、知名私募基金和华尔街之狼们进行了一场史诗级的“围剿”。 整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就像是“攻占巴士底狱”。当然，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一样，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胜利，将几个飞扬跋扈的贵族或国王送上断头台。继而当权派开始反扑倒算，最终人民血流成河。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血染的红旗下，更强大的人民力量重新聚集，结合新的知识精英和新兴利益集团，最终走向胜利。 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无节制的债务赤字和货币放水，终究要付出代价。这次散户占领华尔街运动，跟前些时候民众攻占国会山一样，不过是贫富和社会高度分化下的体制之殇。当然，无论什么运动，牺牲的永远都只是普通民众。 当前的散户革命（建制派称为金融民粹主义），处于上半场：散户初战告捷，将几家大型做空基金送上了“断头台”；但华尔街之狼们开始反扑，基金、交易平台、媒体与监管层勾结在一起，对前几天被人民占领的根据地GME等进行围剿，散户处于危险境地。 在第一阶段，散户的确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在论坛reddit平民领袖DFV的带领下，将华尔街打的落花流水。拿GME来说，在散户的坚决做多下，一个月上涨了800%，1月27日一天上涨了140%。导致几家知名的对冲基金做空大幅亏损在30%以上，仅仅MELVIN一家就亏损了70亿美元，香橼的创始人则直接口头认输。坐在华尔街豪华办公室、满口专业术语、内心充满优越感、蔑视散户的精英基金经理们，这一次终于道歉认怂，向人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当然进入第二阶段，也与历史上所有的平民起义和革命一样，在人民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武装胜利之后，当权派和贵族们开始组织力量反扑。华尔街之狼们利用他们在筹码规模（弹药充足）、专业水平（武器先进）和游戏规则（限制交易），以及与众多主流媒体联系紧密等优势，开始向散户们反扑。最终，被散户多头占领的几支股票高地，熔断式大跌，散户损失惨重，“人民血流成河”。 我第一次用充满感性的、革命式的史诗语言来描述一件金融事件，但除此之外的确无法用其它的语言体系来替代。这或许是疫情作为一个历史分水岭，加速的另一个进程：金融资本主义或明斯基称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在美联储史无前例向散户大放水的背景下，正面临从未遇到过的重大挑战，过去经典的交易策略几乎失灵。华尔街必须直面人数众多、交易没有章法，组织起来会地动山摇的亿万散户的挑战。 要知道，疫情严重肆虐的2020年，美联储为了拯救几乎崩溃的美国经济，迅速将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一倍，并毫不犹豫的通过设置spv机构直接向家庭、个人和中小企业的账户上打钱，大量的债务运行被展期、条件内豁免，并发放了大量无息、低息贷款。整个估算来看，大约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币投向了经济体系。 这些派发的货币，一旦到人民手中，就会立刻形成购买力或者需求。这里的需求分为两大类：消费和投资，分别投向消费品或商品市场和资本品或金融市场。 根据消费函数的主要特征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收入假说，可以预想到，在疫情限制线下和其它消费形式下，美联储派发给人民的货币，大部分不是增加消费（耐用品比如房屋的消费比较多），而是进行谨慎性储蓄，投资到金融资产上获取增值。因为美联储派发的这些货币是临时救济型的，并非工资、分红等“持久收入”，需要通过储蓄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流平滑。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些钱不可能永远的发下去，因此需要存储，需要投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于是，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百年一遇的现象：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揣着疫情救济款进入了股市，在大牛市的背景下全力做多。加上自媒体平台的鼓动，YOLO精神（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尽情享受）的刺激和感染，平民领袖的煽动带领，猝不及防的华尔街之狼们溃不成军。自由引导人民，牢不可破的巴士底狱被攻陷，原来被套牢囚禁的散户们不仅解套，还赚得盆满钵满，赚钱效应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做多的革命队伍。 可以说，美联储派发的子弹，最终射向了华尔街的宫殿。革命的烈火燃烧了巴士底狱，但当金融建制派和基金经理们缓过劲来，各方面处于劣势的散户也就败下阵来。 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繁荣并统治了世界近百年后，正在一步步走向黄昏。一如特朗普主义的浪潮。 重大历史进程的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哲学逻辑。美国散户这次华尔街暴动，不过是另一场平民与精英的较量，是贫富分化与社会结构极化的背景下，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困境。金融资本主义加速了贫富分化与阶层冲突，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走向衰落的因素。 一场百年大疫情，加速了这个历史进程。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下，政府除了货币放水外没有别的办法。民主机制和选票压力下，必须将钱直接打到民众个人账户上，最终导致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平均主义的大放水，第一次普通民众手上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我们知道，在财务管理学上，企业需要持有一定的自由现金流，但是要保持适度的数量，如果自由现金流过多，就可能盲目投资、非理性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走向衰败。 现在，在整个宏观层面，居民部门的账户上突然多了这么多现金流，这种突发的外生的货币冲击，从理论上来说会造成两大后果：或通胀，或泡沫。 显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贸易将中国巨大产能吸收（输出通缩），美国人正常的“持久收入”并没有提高反而因疫情下降的背景下，通胀显然很难立竿见影（但可能出现在未来）。因此，华尔街发放的货币子弹，最终载着普通民众的愤怒，集中射向了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 虽然，与历次第一次人民群众的起义一样（参见法国大革命，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美国散户投资者的第一次抱团做多的起义，在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无耻行径”下（关闭结算平台，限制散户交易，限制散户加杠杆，甚至动用司法系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利。但火种已经点燃，一切才刚刚开始。更何况，拜登左翼浪潮下，还会继续给散户们发“子弹”（约1.9万亿美元）。 这样，去年和今年，大疫情危机救助政策共给散户们发放超过3.5万亿美元的子弹，几乎相当于当前对冲基金的总量。要知道，散户手上这三万多亿美元子弹可是增量，是边际上的风暴，是实打实的多头头寸，如果加上杠杆，加上YOLO革命精神的鼓舞（反正钱是白送的，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心理账户效应”），足以会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建制派们颤抖。 好戏来了，但没有人是旁观者。
借助社交媒体或者口口相传（word-of-mouth）顺利发起集体政治运动的先例很多，远有“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近有法国“黄背心运动”和香港“雨伞运动”等。但通过社交媒体引发散户抱团，成功冲击银行系统或者带动个别股票狂热的例子似乎很少见。 2019年香港社会骚乱期间，“揽炒派”号召众多的支持者在指定时间提出银行户口所有存款，达到扰乱银行运作，冲击金融系统，施压特区政府的目的。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引为笑谈。 类似的，尽管香港在线投资论坛由来已久，参与者活跃度与股市涨跌相互关联，但粉丝众多的 至于股市散户，在中文媒体常常与“韭菜”这个贬义词挂钩，在英文世界则被形容为“噪声交易者”（noise trader），平均而言，他们输的钱正是机构的利润来源（短期零和交易）。 也正因为此，全世界的金融监管都强调信息公开透明与投资者教育，在尽可能保护好散户的同时，为机构套上各种约束条件（例如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期待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散户和机构都能在长期赚钱（长期正和交易）。 为何“散户抱团逼空事件”不同寻常？ 近日，美国股市出现散户响应KOL号召抱团将个别股票价格在极短时间推高数倍至数十倍，导致做空的对冲基金严重损失的事件。随后多空双方围绕这一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相关联的交易平台的应对措施是否合规展开激烈交锋，这些股票的价格也出现剧烈波动，其连锁反应部分造成上周美国三大指数下跌超过3%。 由于事件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发生在国会山冲击之后与新政府换届（特别是拜登提名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新主席Gary Genslar和消费者保护局局长Rohit Chopra均以监管严厉而闻名华尔街）之际，美国两党不同派系也卷入到博弈之中，传统上民主党支持强监管，偏向散户，而共和党放松监管，偏向机构。 历史上对冲基金严重亏损时，往往产生连锁反应。例如1998年8月全球最大对冲基金LTCM暴雷后，去杠杆过程可能引发整个金融系统崩盘，纽约联储召集14家投行救助，耗时两年才完成清盘。类似的，2007年8月美国出现量化对冲基金集体亏损，预示了10月金融危机的爆发。2008年10月对冲基金做空德国大众汽车时，遭遇集体巨额亏损，随后已经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而这一次散户在逼空对冲基金的时候，导致亏损的基金需要卖出其他个股拿到现金去回购被逼空的个股，或者满足亏损后更高的保证金要求，而被卖出的个股恰好是机构都集中持有的一些大白马科技股，这就导致在过去这些深受对冲基金喜欢的股票组合在上周下跌了4%，超过了三大指数的跌幅。 如果接下来散户继续逼空，美股大盘就会承受更大的下跌压力，并且影响全球其他市场。我们预计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会尽快介入，但即使这场大戏结束，市场原本就担心的金融严监管可能会提前到来，而监管规则的修改会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即使事件没有引起监管规则变化，散户抱团的胜利（尽管只是暂时和分化的）也很可能启发那些政治运动的推手，未来采取类似的金融手段来补充传统策略，例如号召支持者挤兑银行（尽管在数字化年代取得成功仍然不容易），这些都使得事件的后续发展引人注目。 如何看待对冲基金和做空者？ 如此精彩的大戏，自然也令围观群众欢呼雀跃或扼腕叹息的同时，都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搞清真相或者找到罪魁祸首，然而由于各自知识储备或者接触信息的不同，很快就演变成不同阵营的争论和各种谬误横飞的局面。当然，就连Elon Musk都忍不住煽风点火，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群众们的群情激涌或者判断错误。 只不过，大戏的特点恰恰是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我深知重大经济与金融事件的真相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十年去挖掘。本文无意尝试在事件进行中区分谁对谁错，只希望提供一些经历时间检验，学界沉淀下来的知识，供大家参考。 仔细观察会发现，呼吁散户抱团打爆空头的KOL也获得了局外人以及众多金融从业者的支持，把对冲基金，特别是空头基金贴上负面的标签，成为争论中少见的一致。作为对冲基金的长期研究者，我对此毫不意外。虽然现在是2021年，大部分人视做空者为邪恶的代表，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主流舆论相比并无不同。 例如绝大部分人仍然相信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和罗伯茨的老虎基金是19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细致的数据研究早在2000年就已经清晰地判定，真正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等。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的麻烦制造者同样是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加上信用评级公司等等，而做空的对冲基金，前有Jim Chanos，后有John Paulson，以及电影《大空头》的主角们，经受住了美国国会的咨询以及监管的调查，成为舆论眼里提前发现黑幕的英雄。 尽管被做空的公司有各种理由痛恨这些空头，而且确定作弊、诈骗和卷入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也不少，但基于目前大数据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贴在对冲基金行业这个整体，包括空头在内的标签是非常正面的。对冲基金和空头被普遍认为在提供流动性，价格发现，降低交易费用和价格波动，提升市场效率和企业治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对比，学界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评价反而是毁誉参半的，一个例证就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把监管的重心放到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信用评级公司身上。可惜的是，奥巴马政府没有对金融危机真正的肇事者进行严厉惩罚，这导致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的崛起，以及越演越烈的金融民粹主义。 在疫情导致经济封锁，财政又格外慷慨的背景下，散户炒股热情高涨，把矛头对准金融机构特别是空头，便可以实现应者云集的一幕，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监管没有变化，将来类似的现象恐怕会陆续有来。 为何过去监管不太重视散户抱团？ 如果散户抱团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有的监管制度，存在针对散户抱团行为的监管缺失。 尽管文章开头说依靠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引发的散户抱团相对少见，但其实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是储户往往会通过口口相传来抱团挤兑银行。美国1930年代之前，储户抱团挤兑银行（无论是有真凭实据还是被谣言煽动）屡屡发生，导致众多银行倒闭。当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不知道如何解决类似事件，直到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出现，银行危机才算解决，称得上是间接针对散户抱团的一次成功监管改革。 与挤兑银行类似的，反复出现的股市狂热和资产泡沫背后，都有散户和机构抱团的影子，但可以说过去的监管确实没太把散户抱团作为特别现象认真处理，只是对机构特别严格。 原因之一便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双方在利润盈亏上的不对称，机构还享有诸多的信息和成本优势。 原因之二可能来自于奥尔森的思想，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里指出，无论经济，金融还是政治市场，散户由于利益不一致，更像一团散沙，即使利益一致但协调成本高昂，因此很难凝聚到一起。而机构之间基于利益一致的共谋，不仅相当容易，而且案例太多。 远的不说，2012年被曝光的欧美银行LIBOR操纵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机构抱团丑闻，而美国负责调查这一案件并对涉事银行处以重罚的，正是前文提到的Gary Genslar，当时他是美国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看到这里的读者请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将来有确凿证据显示这一次散户抱团炒作个股确实影响了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那么这和银行抱团操纵LIBOR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认为，监管没有格外重视散户抱团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西方传统“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信赖。相信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信息和智慧来做出独立的决定，不受他人影响，而且这样产生的结果对于社会最为有利。 斯密，哈耶克均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并在之后的数理经济学严密论证下成为经济学的基石。事实上，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优越感同样来源于这八个字。以我的理解，在经济与政治思想上产生的监管思想，对散户抱团行为重视不足并不奇怪。 即使在社交媒体崛起，口口相传变得无比容易和快速之后，监管对于个体影响力的重视依然不足。在经历了过去20年无比宽松的监管环境后，人们才发现类似特朗普这样的KOL通过社交媒体发挥的影响力，可以大到动摇“独立精神，自由意志”这一文明和民主的基石，全球民粹主义的直接表现恰恰就是散户抱团。福山恰恰是从这个角度论证，要解决美国的分裂，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必须对科技企业和社交媒体施行严格的监管。 由此不难想象，无论这一次散户抱团与机构博弈的结果如何，未来将面临更多监管压力的，恐怕除了提供信息交流的社交媒体，提供证券交易的平台，传统的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之外，就是拥有众多粉丝，号召大家一致行动的KOL，甚至散户这个群体。 回到前文提到的问题：散户抱团炒作个股和银行抱团操纵LIBOR有什么本质区别？区别就是银行受到严格监管，因此违规必然重罚，而散户并没有受到这样的监管。未来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是值得格外关注的。 本文下篇将讲述曾经出现过的散户抱团的其他案例，并思考监管接下来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过去20年，互联网在各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包括社交、购物、支付习惯在内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塑，与互联网的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回顾过往，硝烟弥漫。从社交乱战到3Q大战，再到后来的外卖大战、共享单车大战。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成了互联网行业的特色。“混乱是阶梯”，资本的扩张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但游戏需要规则，当旧的规则不再适用于新时代新气象，代表着重新制定规则的时候到了。 近期互联网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从反垄断罚单、社区团购、到互联网平台下架存款产品，看似事关不同领域，实则种种迹象皆成为了指向同一个答案的草蛇灰线，而终点处写着的是互联网下一个十年发展方向的八字真言——要硅谷，不要华尔街。 01 雪中送炭 12月20日，继蚂蚁集团之后，百度度小满、京东金融、腾讯理财通、滴滴金融、中国平安旗下陆金所、天星数科等平台相继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 各家平台官方纷纷发出回应，虽然措辞不尽相同，但公文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同一句话：坚决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持续密切关注监管意见。然而，这次下架互联网存款业务并不是监管层的明确指令，而是互联网平台的自发行为。那么，监管的意见是什么？ 12月15日，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表示，“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此前，孙天琦已经发布《线上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的署名文章，指出了互联网存款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风险。 “非法”和“风险”，关键词有了，剩下的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于是，“无形的手”打了个响指，一夜之间，几乎所有巨头的互联网存款产品都消失了。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互联网金融，是否真的罪大恶极？ 如果说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那么华尔街就是不停歇地泵送肮脏血液的心脏。但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与之不尽相同，在降生之初并不带有原罪。相反，它来到人世间时，满怀着人们美好的寄托和希望。 据官方统计，目前11家头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展示的银行，涉及存款在售的银行50多家，绝大部分为中小银行。而我国绝大多数中小银行都有业务少、涉及领域狭窄的问题，外围更存在大行“抢客户”的现象，获得资金来源可谓十分艰难。 互联网平台的介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小银行缺少流量和用户，而互联网恰恰是和用户最接近的行业，天生拥有用户基因和巨大流量，因此大幅拓宽了中小银行获取存款的渠道，为中小银行带来了数量可观的零售用户。 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行是骨架，众多的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银行则是毛细血管，在下沉金融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互联网巨头们为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小银行开辟了一条“生路”，怎么说也是功德一件。 但问题在于，互联网企业并非乐善好施的活菩萨，它们在一开始就可能各怀着自己的小九九，并且随着这场合作的深入，终于将对方和自身都逼到了绝路。 02 华山论剑 利益是相互的，在这场合作中，互联网巨头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银行存款产品提升了互联网平台的用户粘性，在近年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年化收益率在4%左右的银行互联网存款产品，成为互联网平台留住客户资金的重要“救命稻草”。 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们对金融的热情始终未曾消减。 互联网公司拥有流量，但流量变现是个永恒的难题，腾讯、网易找到了游戏，阿里、京东深耕电商，抖音、百度们则更依赖广告。但相比这些，金融无疑是一种利润更高的方式。做互联网金融和做外卖的毛利率差距，竟然可以达到整整两倍！ 如此惊人的利润，也难怪互联网巨头们一窝蜂涌向金融。数万亿的市值，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金融领域，互联网凭什么打出一片天？答曰：技术和流量。 相比银行，互联网公司凭借手中的大数据和精准的用户画像，能够以自家拳头APP为核心，搭建一套完整的商业信用体系，并且比传统银行提供更为精准的金融服务。 上个月，搞直播的快手也获得了支付牌照，加上前期申请的“老铁支付”商标，显然剑指互联网金融。但也只是剑指而已，目前快手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想真的“666”，相比其它巨头，还需要拿到券商、保险经纪甚至互联网小贷牌照，“做戏做全套”嘛。 还有一点，则是互联网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它们更了解用户，因此推出的产品也往往更人性化有温度。相信大家都有直观的感受，我们日常用的外卖、打车软件往往比较页面清新，功能直观。而大部分银行app只想用两个字评价：冷、硬。 另外，购物、外卖、打车等也都是频率更高的消费场景，再加上和用户切身相关的金融方面业务，“绑定”一词，可谓被互联网巨头们在所有层面上做到了极致。因此，互联网公司在支付的基础上切入金融领域，通过存款借贷等产品完善金融生态可谓水到渠成，因为闭环永远是最好的。 但是，从千方百计打开你的钱包到替你保管钱包，看看西方国家依旧还在保守地使用着现金，不知道被我们嘲笑过多少次。互联网金融看似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了，但这是否同时意味着自由，还有待考量。 中小银行和互联网的牵手，本是一笔“win-win”的交易。但可惜，最后这种合作终究还是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 从支付、存款到借贷，互联网把普惠金融做到了自己想要的“普”，这意味着大规模的流量和流水；却在某种层面上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惠”。互联网的老毛病了，从南天门打到蓬莱东路，战场不重要，讲究的是一个手起刀落，不死不休。 这场面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到了金融领域还是老样子。既然大家在同一座顶峰相见，说不得，总要来一场华山论剑，只有最后的胜者才能拿走写满致富密码的九阴真经。于是老一套再次上演：价格战、烧钱，谁怂谁出局。 然而这把火烧得太过，一旦房梁烧塌，大家只能一起出局。 03 釜底抽薪 战场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互联网巨头之间的横向战争。通过各自跑马圈地，巨头牢牢占据了各自的店家、直播商家、车主这部分基本盘。在建好护城河的基础上再去攻城略地，向更大的群体推广自身的金融服务。一统天下很难，但至少旱涝保收。 所谓攻城略地，无外乎通过红包优惠等引流手段抢夺用户。数据统计，互联网企业计划在去年春节期间发放的现金红包规模达百亿元。快手傍上央视鼠年春晚，面向全球红人发红包；今年的牛年春晚则被pdd承包了，而pdd年初刚通过持股付费通获得支付牌照。 发红包是好事，毕竟用户得到了实惠，也没人吃亏。毕竟这点钱对互联网大佬来说，洒洒水啦。但和中小银行之间纵向的较量，就没那么简单了。 互联网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当然要选择对用户来说的最优方案。前些日子，在部分平台上甚至出现了接近5%年利率的储蓄产品。 比如富民银行与享车平台合作的5年期存款产品，年利率为4.8%；北京中关村银行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的5年期存款利率亦高达4.875%，其行长杨新军曾先后在乐视金融、苏宁银行任职，堪称互联网金融老炮儿。 除此之外，互联网平台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返利红包、新手贴息券、现金奖励等手段，为揽储增加含金量。 然而，用户纷涌而至，互联网平台是开心了，但银行呢？ 互联网企业对合作银行各类存款产品进行集中比价，按利率高低进行展示。尤其是年末资金紧张，揽储竞争激烈，中小银行们为获得显著位置，不得不争相抬高存款产品利息，导致有些产品实际利率早已突破利率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这样的做法，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银行为覆盖日益走高的存款获取成本，不得不在投资方面承受更高风险以赚取更高回报。这就形成了流动性方面的隐患，尤其是前段时间发生的地方国企面临债务兑付违约事件，中小银行的踩雷风险不可谓不大。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互联网平台都拥有自己的国民APP，巨头们尾大不掉，但中小互联网企业数量更多，经营风险无法避免，该如何处置？ 上周享车APP的爆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富民银行也因此陷入借贷旋涡。用户在平台领到的9折加油卡变成了消费贷款，莫名收到催款短信才得知真相。目前享车APP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而其涉及的用户遍布全国，预估20多万人，有的最高背负贷款上百万。 享车APP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平台，造成的损失已经如此惨重，何况真正的巨头？银行流动性风险、企业经营风险、用户还贷风险，正常情况下风险很难同时兑现，但万一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呢？比如说，疫情。 美国次贷危机距今不过十几年，我们当然不想看见同样的故事在中国发生。或者再往近处看看，隔壁泡菜国银行倒闭、互联网巨头掌握国家资本、财阀横行霸道的剧情，没有人希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上演。 危机就在身边，当然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才处理。 04 尾声 无论股灾、大萧条还是次贷危机，归根究底都有监管不力的因素。相比西方国家，我们不得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豪，谈到宏观调控的及时有效，中国的监管层始终首屈一指。 在针对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的讨论中，孙天琦一再强调的也是监管，并给出了七条具体建议，而非野蛮的一刀切。毕竟，中小银行目前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无法替代。而金融服务经济实体，也是国家一直在喊的口号。 互联网的触角伸得足够长了，但一定要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碰不得。作为国家命脉之一，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而资本的无序扩张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无序、狂乱的国家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监管必须出手，而且要及时出手。 从反垄断罚单到社区团购降温，一切迹象都显示，老一辈互联网人驰骋沙场、攻城略地的洪荒年代结束了，来到新世界，一切都要照规矩办事。 但这并非国家针对互联网企业，而是巨头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初心。掌握着我国最高水平的人才和前沿技术，却做着卖菜、存款的生意，多少沾点赛博朋克。 毕竟，互联网的使命是通过技术创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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