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注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12月21日，邮储银行（601658.SH，01658.HK）公告称，拟成立全资子公司邮惠万家银行，注册资本50亿元，总部设立在上海。这是第3家获得银保监会批复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也是第1家由国有大行发起设立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 不久前，12月11日，招商银行与京东数字科技集团旗下网银在线（北京）合资的拓扑银行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早在2017年11月，中国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开业，注册资本20亿元，中信银行持股70%，百度持股30%，这也是首家由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银行联合发起的直销银行。 “根据近期市场动向判断，直销银行牌照重新开闸。”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对记者表示，直销银行具有独立法人属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银行通过直销银行牌照展业，与外部科技公司等场景方进行合作，其市场化属性更为显著。通过牌照将数字渠道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监管，一方面能够解决联合贷款模式之忧，另一方面也可解决互联网存款之忧。 苏筱芮称，与手机银行业务不同的是，直销银行更强调外部合作，能够借助外部力量加速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也能够使传统银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拓展更多场景方，探索出更多元的线上发展模式。 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牌照重启 所谓直销银行是指，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通过计算机、手机、电话以及其他电子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形式。 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发展直销银行，均采用事业部形式。比如，北京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之前都有直销银行部。部分银行将直销银行并入手机银行部门。例如，11月16日，华夏银行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直销银行与手机银行将于2020年12月5日合并。届时原直销银行功能将全部迁移至手机银行，可通过手机银行APP继续办理原直销银行业务。另外，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也可以归为直销银行的范畴。 而目前我国由商业银行设立、以子公司形式运营的独立法人直销银行，即将增至3家，即百信银行、拓扑银行及邮惠万家银行。 “之前直销银行牌照之所以迟迟未能放开，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直销银行牌照作为一种新型银行牌照，在2017年百信银行成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审慎观察期；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化解基本完成，此时放开直销银行牌照恰逢其时；《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先后落地，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监管框架和制度环境。”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示。 董希淼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本质上是数字银行，是探索银行业务板块公司制改革的创新试点，是数字经济时代“银行办银行”的试验田，主要是以金融科技为引领，敏捷创新，开放赋能，更加有效地触达长尾客户，助力数字普惠金融。经过三年探索，达到试点效果，其发展模式受到监管和市场认可。近期，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接连获批筹建，正是释放出金融科技“堵偏门、开正门”的信号。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百信银行总资产543.53亿元，总负债510.84亿元，净资产32.69亿元；实现营业净收入8.0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截至去年末，百信银行营业净收入23.73亿元，净利润0.20亿元，为开业以来首次盈利。 直销银行的春天来了？ 直销银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愠不火，董希淼认为，从客户定位看，直销银行以零售客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目标客户群体与零售银行高度重叠，并且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客户；从产品体系看，直销银行产品集中于存款、理财和支付，少数银行推出贷款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与原有产品差异不大；从组织架构看，直销银行尚未建立起独立灵活的业务管理体系，多数直销银行部门作为二级部门，依附于电子银行业务部门。 “传统银行开办直销银行后，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增加覆盖新客群，或者深入挖掘老客户的价值，即为银行带来‘增量价值’，否则直销银行就变成了简单的网上银行。”国信证券分析师王剑表示。 另有分析人士称，未来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的发展，重在如何利用互联网科技的优势，走出差异化路线，为长尾客户提供创新型产品：在金融科技引导下，直销银行可以利用金融科技，转型开放银行模式；直销银行应该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应用，利用技术赋能金融业务；划分小微企业类型，对于不同成长阶段的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的信贷支持；直销银行可以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代销业务，增加个人用户粘性。 “近年来，传统银行频频升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但这种在传统银行牌照下的改良，仅能进行功能和业务上较为有限的创新。而通过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将可以向不同的监管部门申请多种业务经营许可。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直销银行子公司可以从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发展成为开放融合的跨界合作平台。通过跨界合作，广泛介入互联网原生场景和泛金融场景，有助于解决直销银行批量获客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母银行而言，将直销银行作为进军互联网金融的试验田，开展与客户使用场景结合更紧密的业务，有助于满足客户综合化需求，增强客户粘性。”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还建议，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管理办法，实现直销银行子公司设立常态化，鼓励商业银行以多种形式发起设立直销银行子公司，以直销银行等为载体加快金融科技良性创新。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枢纽，牵一发便动全身。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席卷，风控、营销等银行细分业务环节都因科技赋能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为银行提供服务的科技企业，也间接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值此跨年之际，雷锋网以「线上云峰会」的形式，邀请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营销、数字化客服、数据平台、数据中台、数据安全、数据库、银行云、银行RPA、银行业务系统，十大银行赛道里的科技专家，分享他们对于银行科技的理解。此次峰会，囊括了银行科技的多个重要赛道，每个细分赛道仅选一家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来参加，旨在用最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最完整的银行科技图景。我们先后邀请到了前百度金融CRO王劲、360数科首席科学家张家兴、腾讯云数据库首席架构师张文、阿里云金融科技AI产品负责人王巍、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纪传俊、微众银行区块链安全科学家严强，雷锋网希望通过此次线上峰会，分享应用案例，延续技术理念，激荡和传播前沿科学思想。嘉宾分享议程严强 微众银行区块链安全科学家简介：严强，新加坡管理大学信息系统专业博士，系统安全、隐私保护、信息安全技术专家。他曾作为Google隐私保护基础技术架构部门唯一来自中国的早期核心成员，一线参与支撑Google全产品线海量用户数据的隐私保护前沿技术研发和核心基础架构建设。目前，他主要负责微众银行场景式隐私保护高效解决方案WeDPR的研发和应用，同时作为FISCO BCOS高级架构师，负责区块链底层数据安全和隐私相关核心特性的攻坚研发，并参与多项相关国际、国家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维护。演讲主题：《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道与术》演讲时间：2020年12月24日，晚上8—9点演讲大纲：技术面的挑战——5G、物联网、分布式数据协作带来了全新的安全要求业务面的挑战——个人对数据的作用认知越来越深，恶意数据对抗将成为常态合规面的挑战——数据权益立法完善，跨地域合规体系对AI使用的合规性安全要求不可小觑微众银行在数字新基建领域的前沿探索——保障数据安全隐私，解放数据生产力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纪传俊 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简介：纪传俊，达观数据联合创始人，复旦大学硕士和优秀毕业生，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银行业智能机器人负责人。纪传俊对AI产品在银行及金融行业的场景化应用有丰富经验，覆盖零售、对公、风控、审计等业务条线，成功主导了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智能化场景落地。演讲主题：《RPA+AI：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全新引擎》演讲时间：2020年12月29日，晚上8—9点演讲大纲：智能RPA与银行数字化转型达观数据银行业RPA应用场景分享银行业智能RPA最佳实践智能化RPA的规划和展望张文 腾讯数据库TDSQL首席架构师简介：张文拥有多年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研发经验，目前在TDSQL团队负责集群管理以及数据库内核方面研发，同时拥有大量金融行业客户迁移割接案例经验。演讲时间：2021年1月6日，晚上8—9点王巍 阿里云金融科技AI产品负责人简介：王巍，阿里巴巴达摩院金融行业AI产品负责人，于2018年1月加入阿里达摩院。他致力于AI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落地，包括NLP，视觉，语音，DI等AI技术&业务产品。王巍拥有极为丰富的AI产品经验，深耕AI技术在金融，新零售，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场景应用。演讲主题：《AI--助力金融数智化转型的生产力》演讲时间：2021年1月13日，晚上8—9点张家兴 360数科首席科学家简介：张家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员，蚂蚁金服资深算法专家。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分布式系统、物理等领域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NIPS, OSDI, CVPR, SIGMOD, NSDI, OOPSLA, ICSE等）发表二十几篇学术论文。在蚂蚁金服任职期间，开创了蚂蚁金服智能客服、智能催收、理财顾问、保险顾问、智能舆情等重要人工智能方向，推动蚂蚁金服智能客服成为世界领先水平。在360数科打造金融领域数据AI融合中台，赋能智能金融全链路。演讲主题：《普惠金融中的数据AI融合中台》演讲时间：2021年1月20日，晚上8～9点王劲 前百度金融CRO，融慧金科董事长兼CEO简介：王劲是原美国运通公司高级副总裁，前百度副总裁、百度金融服务事业群组副总经理。在运通的17年间，王劲曾负责为全球各国各类产品（包括个人、小企业信用卡和大中型企业商务卡）相关的700余个模型提供政策制度和独立监控；主管企业级模型验证，组建了对公司全球业务管理与资本相关模型进行监督总控的独立职能部门，首创了行业领先的模型风险管理体系和支撑系统，历任各核心产品、客户群和职能部门重要领导职务，负责风险与信息管理，在风险管理、计量模型和数据分析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王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和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演讲时间：敬请期待如何参会？关注微信公众号《AI金融评论》，在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参会”，即可进群观看直播。雷锋网雷锋网
美联储于1月27日周三结束了今年首次议息会议，在拜登时代的首秀似乎中规中矩：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并承诺继续每月至少购买800亿美元国债和400亿美元的MBS（机构按揭抵押证券），直到就业和通胀出现实质进展。 尽管政策利率和购债节奏按兵不动都符合市场预期。但声明发布后，欧美股市均显著下挫，标普500下跌2.6%，达到三个月来的单日最大跌幅，欧洲三大股指均跌超过1%。 市场避险情绪骤然上升，传遍全球，周四A股，港股主要指数跌幅均接近或超过2%。 就在周三美股开盘前，诺亚国际研究团队在月度资产配置委员会和《诺亚第一时间》讲座都重点提到短期三重风险，分别是政策、监管与市场风险，包括近期主要央行态度的微妙转变，拜登提名两位重磅金融监管官员Gary Genslar和Rohit Chopra，美股散户抱团可能触发的操纵市场调查，近期比特币价格的回调，香港股市重现三年一见的严重超买的警惕信号等等。 进退两难的美联储 在这场看似平静的会议背后，是美联储身处“新冠衰退”和“资产泡沫”之间的艰难处境。在宽松出尽、加息到来之前，美联储是否已经无法给市场带来惊喜，而只会带来惊吓？美联储初提“Taper”（缩减）为何让市场紧张？美联储和欧央行是否在唱同一首“鸽”？而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又会如何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呢？ 简单来看，避险情绪骤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动能的担忧。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担心疫情严重、病毒变异、疫苗接种进展缓慢，对经济复苏仍构成风险。 但仔细审视美联储目前的处境，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联储已经很难为市场再带来利好消息。去年为了应对疫情爆发和美元流动性危机，美联储祭出史上最强的宽松刺激方案；而在当前宽松出尽、衰退未出的状态下，美联储正处于一个近乎无解的困境：如果美联储对经济的评估偏悲观，则市场自然会担忧复苏进程，如果态度乐观，市场又会担忧宽松政策是否会提早撤出，其影响恐怕较前者更加严重。 对于经济的负面消息我们并不需要过多担忧。冬季疫情的反扑打击了服务业等部分行业的复苏势头，但大概率只是短期的波折。资本市场和美联储都相信，下半年美国经济将出现显著的反弹，IMF本周也预计中国和美国将比欧洲和其他新兴市场更快走出疫情阴霾。周三《诺亚第一时间》的主题同样非常清晰“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综合来看，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相较而言，资本市场更担心的是美联储何时开始缩减购债和撤出宽松。1月6日美联储公布的12月会议纪要中提到了“Taper”（缩减）一词，这是本轮QE以来美联储首次提及该词。市场迅速开始紧张，而美联储多位官员相互对立的表态更令该问题扑朔迷离，既有预警今年晚些时候缩减资产购买可能性的声音，也有在相当长时间维持购债速度的意见。 市场对Taper（缩减）一词如此敏感，与2013年的教训有很大关系。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缩减购债后，引发了“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美债长端收益率狂飙，贵金属暴跌，市场全面抛售新兴市场资产。 我们相信，当前的美联储绝对无意造成另一场“缩减恐慌”，因此美联储将尽可能与市场充分沟通，将之后的缩减路径与市场预期保持一致，降低对美国和新兴市场的冲击。当然，距离真正开启这一过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预计美联储大概率到明年才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而在2023年中之前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小。 如何修补“断层线”？ 当鲍威尔在本周会后被问到如何看待极宽松货币政策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他重申美联储有自己评估金融体系风险的框架，更愿意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的工具，包括压力测试和流动性水平，去管理金融系统的风险。鲍威尔认为，如果美联储用加息去应对资产泡沫，或许弊大于利。 尽管美联储一直声称，其政策框架需要盯住的是就业和通胀两项核心目标，需要尽量避免干预金融市场。但我们在《金融危机背后的第四条“断层线”》（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6916）一文指出，美联储成立的初衷（或者说终极目标）是为了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就业和通胀这两个目标只是后来产生的。久而久之，似乎就连美联储自己都忘记了这一初衷，也因此，美国资本市场不断陷入危机和繁荣的循环。国际社会对美联储的批评不断，我们将之形容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第四条“断层线”。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及Gary Genslar大刀阔斧推动的金融衍生品严监管改革（他也协助起草了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主持调查了LIBOR操纵丑闻案），一方面加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弹性，既为银行体系在去年疫情冲击下未受明显冲击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美联储在紧急情况下获得财政部信用扩张授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后者恰恰是去年3月金融市场快速渡过难关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则是两党对待金融监管不同态度，反复博弈下《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沃克尔法则”都被不断削弱执行力。在我们看来，“断层线”虽然有所修补，但依然令人担忧。 稍显讽刺的是，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鲍威尔将资产价格飙升的责任推给了疫苗和财政措施，他表示货币政策并非推动资产价格上涨的主因。而2010年时伯南克曾详细分析美联储新推出的购债计划是如何通过作用于金融市场而进一步刺激实体经济的。 不论鲍威尔怎样划清美联储和资产泡沫的关系，投资者都清楚，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确为市场提供了天量流动性，使得美股在近几个月跨越了疫情、疫苗、政治风波和财政刺激方案的波动，不断站上历史新高。 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 就在美联储公布本月议息决议的前几个小时，IMF发出预警，当前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脱节延续，随着投资者押注持久的政策支持，资产估值不断上涨，市场情绪高涨，全球政府和央行应该意识到市场调整的风险。 虽然IMF认为目前全球金融稳定风险仍可控，但一旦泡沫破裂，许多系统脆弱性就会加速暴露，包括企业债务水平上升、非银行金融部门脆弱性加剧、主权债务规模扩大及部分国家银行体系盈利能力下降等。 目前看来，海外主要央行似乎都已经“骑虎难下”，很难找到应对资产价格飙升的有效工具。欧洲央行同美联储一样，都在重申继续宽松政策，只不过更加偏鸽，有官员表示市场或许低估了欧央行在今年继续降息的可能性。如果欧美央行宽松步调不一致，欧元将有进一步走弱的可能，而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还是会强于欧洲，这也决定了美元的前景仍有支撑。 我们判断，今年整体货币政策环境，是宽松出尽后、缩减到来前的状态，特点就是重大的利率和购债变化大概率会缺席，但美联储等海外央行微妙的态度变化显得更为重要。当货币政策能做的已经很少，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就走到舞台中央。美联储也已经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加强监管降低泡沫风险。 我们相信，获得拜登提名的Gary Genslar和Rohit Chopra都将顺利获得参议院同意，分别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他们将带来“监管风暴”，触动华尔街利益的同时，也会修补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尽量缩小“断层线”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正如最新一期《诺亚第一时间》的主题“留意短期风险，聚焦全球机会”一样，基于政策，监管和市场风险，以及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带来大中华地区的交易活跃度下降，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短期调整（股市的“一月效应”也反衬出二月的表现相对一般），但基本面和政策面仍然在中长期利好资本市场。 我们建议投资者考虑一些应对股市回调风险的策略，例如市场中性，管理期货，或者低波幅策略，他们可以提供程度不等的“危机阿尔法”；或者寻找其他估值较合理，尚不存在明显泡沫的A股，港股，新兴市场和欧洲股市，以及布局将从经济复苏中相对获益更多的金融，能源，小盘等板块。 在这场情绪不断升温的派对结束前，有必要前瞻性地追踪政策的变化，并随着政策换挡去调整投资布局，才能跨越波动获得稳健收益。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1月27日，腾讯云与北京银行签署战略协议，双方宣布，将在智能营销、大数据风控、虚拟营业厅、微信生态场景，以及云原生金融服务平台技术架构、分布式金融云平台、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全力打造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标杆。 北京银行是国内资产总额最高的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20年9月末，北京银行总资产达2.87万亿元，在全国134家城市商业银行名列第一，品牌价值597亿元，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第62位，连续七年跻身全球银行业百强。 此次与腾讯云开启全面战略合作，是北京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要举措。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消费者金融生活生态领域的优化和创新，拓宽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与生态场景的合作，腾讯云在智慧营销、大数据风控、交易反欺诈、虚拟营业厅、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等方面的技术和生态能力，将助力北京银行打造开放式客户经营生态和高效的场景拓客体系，支撑北京银行为客户提供多层次、个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此前已经在北京银行手机银行的全面升级上有过深度合作。 去年，北京银行全新打造的手机银行APP正式上线，其底层开发框架采用了腾讯云移动金融开发平台TMF。在腾讯云TMF的支撑下，北京银行手机银行APP在短时间内新增60多项功能与服务，对200余项存量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构，并优化了2000多个操作界面体验。这是该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手机银行迭代升级。 近年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都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速数字化转型。不久前，腾讯云也发布了《未来金融白皮书》，首次以白皮书形式系统性阐述金融行业数字化方法论。 白皮书显示，受宏观环境、客户行为变化、以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在后疫情时代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组织结构以及业务连接等方面挑战，而新基建和新连接将成为化解发展痛点的关键抓手，能够助力金融机构打造连接产业端和消费端的未来金融新模式。 目前，基于金融新基建和数字新连接的发展战略，腾讯云已经服务了众多的金融行业客户，包括150多家银行、数十家保险和证券公司，以及数量众多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产业金融机构。
互联网存款下架的势头还在蔓延。 12月18日，蚂蚁集团将支付宝平台上的银行存款产品购买入口关闭，腾讯理财通也把接入的唯一一款银行存款产品悄然下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21日，已有京东金融、度小满金融、天星金融（原小米金融）、陆金所、携程金融、滴滴理财、美团等至少九个平台下架银行存款产品。 记者注意到，尽管互联网平台正在争先恐后做出表态，但从监管方面来看，并未显示出对互联网存款“一刀切”的信号。 据了解，蚂蚁集团此次下架银行存款产品所依据的“监管规范要求”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11月、12月的两次讲话。孙天琦在讲话中梳理了中小银行互联网揽存可能增加流动性管理风险等问题，也批评了一些强势插手银行产品及服务的平台实质是在“无照驾驶”、开展非法金融活动。 但孙天琦提出的监管思路，例如明确银行准入门槛、完善监管指标等，均以规范为主。他也在讲话中表示，要平衡好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金融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包容合理创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充分有效竞争，提供更加便捷、优质、安全的金融服务。可见，兼顾用户获取银行存款服务的便利性和风险控制的政策才是监管所求。 事实上，从此事也可一窥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合作的强弱关系：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关闭银行存款产品购买入口，只是减少一部分渠道费收入；但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尤其是部分银行从互联网平台获取的存款规模占其各项存款比重达83%，如果这一客户来源被截流，也就意味着部分银行将面临大幅缩表的风险。 这或许也是银行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风险点，合作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平台手里，不仅一些强势平台会将客户数据一并截流在平台，还存在渠道被外部机构控制的风险。经过此事，中小银行应该会更加重视自身渠道的建设，不应再过分仰赖互联网平台。 不过，近期也有一些存量用户因此从互联网平台转向了银行的手机银行客户端，给银行带来了新的、且更加平价的流量增量，也可说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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