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结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并作出判断：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 赵昌文分析认为：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发展环境的变化来看，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现在的一件大事，而解决安全问题的方式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从发展条件的变化来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 “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赵昌文表示，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既有助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也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三大失衡，还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他特别强调，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data-link="">赵昌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近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公布了最新《2020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对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资产和债务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这是安联连续第11年发布该全球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增长了9.7%，创下2005年以来最强劲增长。尽管面临社会动荡、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和工业衰退的境况，但2019年世界各地央行逆转方向，开始实施广泛的货币宽松政策，股市飙升25%，在此过程中金融资产获得提升——证券资产类别在2019年大幅增长13.7%，为21世纪内的年度最高涨幅。 相对而言，其他两种主要资产类别的增长率较低，但仍表现不俗：主要反映基础资产的保险和养老金增幅达到了8.1%以上，银行存款则增长了6.4%。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有资产类别的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另外，新兴市场未能主导2019年的全球金融资产增长排行榜。北美和大洋洲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两地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均增长了创纪录的11.9%。新兴市场的财富增长连续第三年未能超越比它们富裕得多的地区，财富追赶的过程已经停滞。 报告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全球金融资产在2020年仍可能再次增长。随着新冠肺炎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世界各地央行和财政当局动用了前所未有且火力十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护家庭及其金融资产不受影响。 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在财政支持政策和预防性储蓄的推动下，全球银行存款大幅增加了7%，全球家庭金融资产已经能够弥补第一季度的损失，且略增长1.5%。报告估计，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2020年，全球家庭金融资产仍可能实现增长。 “货币政策挽救了当前的局面。”安联首席经济学家卢睿德 (Ludovic Subran)表示，零利率和负利率是一种甜蜜的毒药，它们会破坏财富积累，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为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为更加包容性的增长奠定基础。” 其中，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增长10.0%。这一数据在2018年曾下降了3.5%。报告分析认为，2019年的增长，主要受益于保险和养老金等资产的增长推动，该类别资产增加了15.3%；银行存款同时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最强劲的增长记录，增长了12.7%。 但必须关注到，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 保险和养老金等资产仅只占在家庭投资组合很小的一部分，约为10%。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仍以证券投资类，如资产管理类产品，和存款为主。前者约占总资产的40.9%，后者约为49.1%。在2016年之前，存款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银行存款的比重出现了回升。这或许是受到近年股市波动影响，以及资管产品质量强化管理等措施的影响。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2019年中国家庭负债的增幅为15.5%，连续第四年大于资产的增幅。从而使净资产增幅降至7.8%。债务比例（负债占GDP的百分比）上升到57.9%，这尽管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1%，但已经高于德国和意大利等国。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净值为11193欧元。在全球排名中，中国稳定在中间位置，位居第33位，与去年持平。 根据报告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受银行存款增长9.6%的推动，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增长了7.4%。如没有重大经济或公共卫生等特殊变化，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在2020年全年仍将有机会取得积极成果。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关注风险保障和养老规划，把保险和养老金作为家庭投资组合的重点板块。”中德安联首席执行官陈良表示，专业保险顾问应与客户一起对家庭收入、负债与金融资产等进行整体考量，共同探讨家庭风险需求，为客户选择最合适的保险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德安联寿险顾问深受客户信赖的原因。
敢于穿着西装、运动鞋出席“金融峰会”，或许本身也是蚂蚁“科技范儿”的一种体现——9月24日首届“外滩大会”开幕，蚂蚁集团CEO胡晓明就这样，携一众高管出现在了记者面前。“对我们来说，蚂蚁身上最大的标签就是对金融的敬畏和对科技的认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胡晓明这样强调。 如今，蚂蚁集团的科创板上市已提交注册，募资额的40%将投向创新及技术研发。投什么、怎么投，不仅是监管屡次问询的焦点，也是投资人最关心的话题。“面向未来，蚂蚁的技术战略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持续的马拉松长跑。”胡晓明表示，上市后，蚂蚁将在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安全风控等领域继续加大投入，为长期战略打好技术底盘。 不做存量的转移 做增量的创新 “我们都有着装要求，CEO可以搞特殊。”蚂蚁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这样“打趣”着唯一没穿正装皮鞋“出镜”的胡晓明。事实上，在2005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之前，胡晓明就是金融人，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 加入阿里后，胡晓明参与和带领了支付宝和蚂蚁的众多业务起步发展，并亲手开创了阿里小贷，即网商银行的前身。此后，他调任阿里云总裁，又在2018年11月阿里组织架构调整中回归蚂蚁。 作为在阿里系“科技”+“金融”两大板块连续创业的合伙人，胡晓明曾表态：“希望把云计算和对科技的认知带回来，进一步驱动蚂蚁成为一家以技术为主的金融科技公司。”如今，正值他重回蚂蚁的第二个年头，他心中的蚂蚁有了哪些变化？ 胡晓明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坦言：“蚂蚁今天所做的东西，不是对存量的转移，而是对增量的创新。我们通过技术，让金融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应用，让原本服务不到的客户群体得到服务。” 要科技范 也要烟火气 以BASIC（包含区块链Blockchain、人工智能AI、安全Security、物联网IoT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为根基，蚂蚁的科技范儿越来越浓。除了自身业务场景与高科技的应用和协同外，科技的创新也体现在公司对于“普惠金融”理念的贯彻之中。 在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的圆桌对话环节，胡晓明与王坚回顾了一段10年前的老视频。当时，胡晓明带队找马云等人商量，准备筹建阿里金融，一开口就把大家震住了，“我们要用互联网技术去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世界难题。” 有人没憋住笑，也有人当场叫好，其中就包括马云和王坚。马云鼓励胡晓明去做真正的微贷款，把贷一二十万元的款给小微企业当作自己“疯了一样的使命和梦想”。王坚给他打气，希望他能用技术驱动的原理为小微企业打造一架直升机。看到这段视频，当时携手商量创业计划的两个老朋友禁不住感慨：“这个梦想我们十几年一直没有改变。” 如今，这架“直升机”的“飞行报告”离真正的“普惠”越来越近：网商银行一年能服务2000万家小微企业、个体户、农户，贷款平均额度仅3.6万元，最小一笔甚至只有1元钱。 疫情发生后，小微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线下业务面临挑战，蚂蚁通过健康码、消费券等服务参与其中。但让胡晓明团队最感动的不是这些，而是蚂蚁做了一款产品，当消费者到家门口的夫妻老婆店去买矿泉水、买水果的时候，可以给小店主打赏。 “比如一份水果消费20元，用户可以再加0.1元钱，并且留下他对于这家水果店的认同。”胡晓明说，“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有数百万的消费者给这些店主留言并表示感谢。而作为回馈，小店主把营业时间延长，这就是烟火气，是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带来的更多改变。” “未来的金融依靠的不仅仅是资本、牌照，更主要的是依靠数据、科技创新。”在他看来，科技可以且应该有温度，不只是冷冰冰的让金融做得更大、让规模和利润做得更多，而是可以将消费者和商家更好地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区块链投资看10年 眼下不考虑盈利问题 在谈及蚂蚁对于新技术的投资理念时，胡晓明表示，蚂蚁和阿里一样，坚持对未来投资，将主要投向科技、全球化以及商家服务三大领域。以区块链为例，蚂蚁从2015年开始投入，既没有因为当时概念的小众而犹豫，今天也不会因为大家关注而变得更疯狂。 “我们对新技术投资的周期是10年。”胡晓明表示，如今，蚂蚁区块链的投资仅仅到了0.3、0.4的阶段，还没有完成从0到1的过程。“为此，我们将不断投入底层技术，专注于专利和解决方案，我们从来没有把盈利性作为区块链的核心目标。” 蚂蚁最新提交的招股文件（注册稿）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公司与区块链相关的专利申请数均排名全球第一；截至6月30日12个月期间，蚂蚁链平台产生了超过1亿个日度活跃上链数据。 25日，“外滩大会”将重磅发布基于蚂蚁链技术的Trusple平台，其价值与16年前的支付宝担保交易类似，将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胡晓明强调，区块链从1到100还早，如果能马上赚钱，就不是蚂蚁要做的事情了。他说：“针对所有云计算、数据库、区块链、以及安全的技术，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的平台是开放的，希望把业务做得更大，去帮助真正应该帮助的人。”
图片来源：微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稳”“六保”决策部署，推动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近日，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国强赴上海调研，就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金融支持先进制造业、人民币跨境使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等工作，与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进行座谈。 刘国强深入了解上海当地6家实体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经营发展状况和金融机构融资支持情况，听取金融机构和企业关于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意见建议。刘国强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人民银行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稳企业保就业的支持政策，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持。刘国强表示，与会单位就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针对不同类型市场主体合理搭配政策组合，更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支持效力，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经济。 刘国强与浦发银行、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宝武钢铁等企业进行座谈，了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贸易融资情况，并就人民币跨境使用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刘国强指出，上海在人民币跨境使用进程中始终担当“排头兵”的角色，今后要继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人民银行正在抓紧建设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转让平台，力争早日上线运行，进一步便利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刘国强实地考察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建设情况，并听取了管委会负责人关于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创新发展情况的介绍和深化金融开放方面的建议。 人民银行条法司、机关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上述单位有关同志参加。（完）
作为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省份，浙江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至，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浙江企业和金融机构均面临严峻考验。 近期来自浙江省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5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2.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939.3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5.73%，较年初下降0.83个百分点，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可谓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答卷。 浙江省是如何集多个部门之力打造一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体系？浙江省内金融机构如何在可持续发展和向实体经济让利之间获得平衡？近期，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研了浙江省多个企业和金融机构，探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浙江实践。 科技赋能推动持续发展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银企信息不对称，背后的顽疾实则是获取信息成本过高。记者了解到，今年许多银行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已经处于“成本价”，能否通过科技手段降低业务成本成为了众多机构的刚需，也决定着普惠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 自2003年“数字浙江”战略部署以来，浙江省的数字化转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政务领域“最多跑一次”的理念也发展到金融领域。2019年底上线的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目前累计业务量突破4000亿元，为全省企业和银行提供“无接触”式金融服务，在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悉，该平台已经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银行放贷体系，汇集形成智能化的“信贷超市”，目前已有超过150家银行发布了近千款信贷产品。该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向企业精准推送最合适的信贷产品。目前，该平台对接完成授信1518亿元，惠及3.8万家企业。同时，平台目前已与市场监督、法院、税务等54个省级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对接，银行收到企业融资申请后，在信贷管理全流程中可个性化定制“字段级”查阅权限，精准获取企业信息，有效提升信贷服务效率。平台还建立了与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经信厅、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商务厅等部门的跨系统业务协同机制，从而实现提升信贷办理效率。 浙江银保监局副局长崔安明表示，针对全省重点骨干企业、省重点小微园区、出口外贸企业、63万户纳税B级以上小微企业等，下一步还将实施名单制监测融资需求，夯实“一对一”专属金融服务；持续深化税务、电力、财政、公积金等数据共享；推动金融机构特别是辖内中小银行法人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结合自身定位，探索具有各自特色的信贷技术和管理模式，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创新产品精解燃眉之急 来自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省市场主体经营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但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状况有很大差异。例如，纺织外贸行业形势仍然严峻，生活服务类行业恢复尚不明显。此外，有相当部分的小微企业认为疫情将对今年的营收产生较大影响。 “现在这个阶段，有些企业可能扶一把就能够渡过难关。”一位浙江省银行业人士表示。 为此，浙江省构建了七类小微贷款模式，其中的首贷户和无还本续贷精准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首贷户中有一部分企业以往由于经营状况不错并没有贷款需求，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企业资金压力骤然加大，需求大多非常急迫。针对首贷户发展精准获客难、授信审批难、有效转化难等问题，浙江银保监局联动经信等部门，探索“无贷户—首贷户—伙伴客户”全流程、递进式金融服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内首次贷款企业4.4万户，首次贷款金额2030.7亿元。其中，通过百行进万企梳理出53万户小微企业无贷户，以开户行为原则分配对接银行，重点满足无贷户融资需求，加大“首贷户”拓展力度。目前，已有2万家小微企业无贷户提出融资需求，全辖银行机构已实地走访对接1.5万户，目前已授信6515户，授信金额682.1亿元。 无还本续贷在浙江省已经推广多年。今年，浙江银保监局和金融机构持续推进“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破解小微企业续贷“过桥”难题。截至7月末，浙江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2716.8亿元，比年初增加901.8亿元，增幅为49.7%；户数达到22.6万户，比年初增加5.2万户。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余额1775.9亿元，比年初增加584.4亿元，居全国首位。 多方合力搭建助企平台 无论是平台建设还是产品创新，背后都离不开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崔安明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与省经信、市场监管、商务、科技等多部门加强联动，搭建了浙江特色小微金融差异化服务政策框架体系。 在这其中，多个部门和机构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共同助推金融直达中小微企业。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政策研究处副处长李炳洁表示，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从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和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三方面入手，做好地方金融工作，助推金融直达中小微企业。截至7月末，全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在保余额和户数同比分别增长62.2%和59.6%。从疫情爆发至8月末，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减免担保费2.27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3.62万家。 小微园区正成为小微企业“抱团取暖”更好获取金融和社会资源的一个平台。浙江省经信厅积极推动小微企业园建设，截至2020年7月，全省已建成小微企业园872个、入驻企业4.8万家、就业人数81.7万人、在建园区381个。浙江省经信厅人士表示，通过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和加强财政专项激励等途径“精准化”扶持小微企业园区，保障园区快速发展。通过提升小微园区建设发展水平，直接提升了园区内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能力。据悉，浙江省全省园内企业贷款授信总额已达1053.6亿元，贷款余额达754.6亿元。
1金融业之百年变局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转变；世界政治格局从西方（美国）治下的国际化向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转变；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从美国主导向多边推动转变；科技进步与产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贡献突出；全球治理亟待建立新的框架。 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重塑，为每个行业带来深刻的机遇与挑战。就金融业而言，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有三个方面： （1）低息环境使传统利源受到挤压； （2）服务对象定位的变迁； （3）科技赋能对传统业态的冲击。 首先，站在全球的角度，最近40年来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利率下行，银行乃至所有类别金融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其次，传统经济形态下，金融业是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服务的行业；而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信息与知识不对称的壁垒消除，金融的服务对象变成普罗大众，金融带有普惠与公益的性质。 第三，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技术手段对金融业带来深刻的挑战。 这三大挑战背后，是金融行业盈利模式、服务对象、业务开展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金融服务的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震荡，不仅将金融行业中资本狂欢、金融机构自娱自乐的模式推向风口浪尖，更为人们带来一系列沉重的思考： 金融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建行大学之初心 事实上，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血脉相通，金融的本质永远是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的最终指向一定是普惠、共享，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是新金融理念与模式诉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规律与逻辑的终极演绎。 应为中小企业和普罗大众提供服务；然而现实中的金融企业，即便有这个心，也做不到：是为当今金融产业的痛点。 “一切痛点皆为机遇”——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在近期建行大学举行的“数字金融系列大讲堂”授课时说道。 田国立说：“我们常常忘记，真正好的、有创造力的产品往往是源自一份责任感、一份善意、一份感同身受、一份利他之心。唯此不急功近利、愿为长远计的产品，方能成为受欢迎的、对社会有益的、站得住脚的金融产品。” 责任、善意、感同身受、利他之心、为长远计、对社会有益、站得住脚……这些，正是建行大学之设立的初心。 2018年12月17日，建行大学在北京宣布成立。 不同于集中在内部员工培训教育的平安大学与华为大学，也不同于专门为创业企业家提供圈子和资源对接平台的湖畔大学和青腾大学；建行大学是一家既面向内部员工的职业教育平台，也是以“新时代、新金融、新生态企业大学”为发展愿景，推进产教融合、赋能社会进步的教育培训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建行大学从设立之初，便聚焦社会痛点，围绕资源整合，促进产教融合发展，体现出国有大行的责任与使命。 2019年1月15日，建行大学华南学院延续建行大学“志同道合、善建行远”的校训精神，落地了“愚公学院”，践行“金智惠民”理念，打造新时代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公益教育新模式。 愚公学院设立的初衷，源自田国立董事长分享的“愚公精神”，一方面寓意小微企业必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集跬步至千里，为大于其细，致小流成江海；另一方面寓意大智若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没有捷径可以走，必须以执着的信念，下笨功夫，长此以往必成大器。 不可否认，在当今这个风气浮躁、功利化、短视化、一夜暴富心态浓重的社会大环境中，秉持“愚公精神”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建行大学愚公学院，堪称一股清流。 3建行大学成功模式简析 去年底，正值建行大学与愚公学院成立时届一年之际，2019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大学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在此次颁奖典礼上，中国企业大学趋势引领奖和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大学这两大业内重量及奖项都颁给了建行大学。可见社会各界对建行大学的认可与嘉许。 建行大学的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在我看来，在于它创造性地将产业、教育、金融、科技等因素融为一体，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可以提供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并各取所需，互相赋能，相得益彰，形成了强大的正外部性与外溢效应。这正是传统金融业、传统教育、以及传统实业界单靠自身能力无法达及的效果。 举个例子。正在深圳开发打磨智能眼镜投影技术的二次创业者李然，与建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李然身上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愚公精神”，而这也正是建行所看重的。在经历了几次互访之后，李然得到了数百万元的贷款——事实上，建行与李然的合作不仅限于此。 尽管李然是连续创业者，但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空白，有许多事情只是知道但没有实操经验。为此，他报名了愚公学院的线下课程，在这里，不仅有创业成功的前辈口传心授“创业经”，也有机会结识创业者的“小伙伴”，扩展人脉。由于愚公学院，建行为李然这位创业“种子选手”所能提供的，就不只是一笔冷冰冰的贷款，而是有温度的知识、技能、还有创业的同路人，乃至上下游产业资源，等等。 火乐科技的胡震宇，从2011年开始创业，在罗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当时员工只有五六个人。2019年的双十一购物节，胡震宇的销售额突破1亿，位于科兴科学园B座的办公室腾起一阵欢呼。 2019年同样也是胡震宇以授课专家身份参加建行大学愚公学院的“创课堂”项目的第一年。胡震宇表示，自己创业的9年来，“九死一生，几乎该踩的坑都踩了，该交的学费都交了”，现在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让后面的创业者少走弯路。 今年疫情期间，愚公学院面对当时小微企业普遍的痛点，开设了《疫情期间深圳扶持企业措施深度解读》的公开课。深圳齐物教育创始人房巧红当时正在为客户推迟复工延迟打款而焦急万分，同时自己的公司能否复工、一系列复杂的申请手续、防疫物资如何筹备，也令房巧红一筹莫展。困顿中的房巧红点开了建行愚公学院的课程，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而两期课程听下来却如获至宝！ 房巧红说，讲师虽然不是大咖，但所讲的内容直指中小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例如各区房租减免政策、社保公积金延期、各种补贴政策的申请平台，以及企业应该如何开源节流、怎样活下来……这一系列话题仿佛一场及时雨，帮助房巧红度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给了房巧红这样的创业者以信心和温暖，让他们知道，有人一直在默默地关心守护着他们。 此外，疫情期间愚公学院与深交所联合推出“云路演”、“云宣讲”和“云对接”系列活动，通过科技手段把政府机构、创投、创业企业、孵化机构“搬到云上”，让投资机构与创业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经济、高效、透明的方式进行对接，为中小创新企业提供政策、资金以及产业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云平台活动已经举办了7场，总共吸引1466人次观看。不要小看这1466人次，这些可都是政府机构、创投、孵化器以及创业企业，对他们而言，每一次“云上对接”都可能决定未来的命运。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建行大学愚公学院本着“一切痛点皆为机遇”的初心，打造连接教育、产业、创业企业、创投、政府的全方位平台，使得各方发挥所长、各取所需，实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的普惠化和共享化。 4惠及全社会的闭环效应 工业化时代，所谓创业就是获得资金、购买设备、生产产品、赢取利润。在这个逻辑闭环中，没有创新的概念。工业化的逻辑下，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业的模式。 当今时代的创业，更多的是创新，这既包括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任何一处的创新，都可能释放新的生产力，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在传统工业化逻辑下，银行天然要为财大气粗或者已经成功的企业提供贷款，因为他们销售渠道稳固、社会关系广泛、抗风险能力强，因此工业化时代的金融业天然是服务精英人群的；到了信息化时代，创业企业的模式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来源往往在于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甚至在高校——因此，银行需要服务更广泛的人群，不论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普罗大众。可见，这时候金融业已经天然具有普惠的性质。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每一家银行都在探索以新金融理念服务中小创新企业的模式。而建行无疑是走在前列的。 今年疫情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收效甚微；中国则率先提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强调“定向”实施宽松的政策。 事实上，问题并不出在数量，而是出在结构。宽松政策释放的资金，无法去到最需要资金的末端——这才是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病根”。 对此，田国立先生认为，如果把金融比作水，那么金融体系便是“水利工程”；银行与金融机构应当做的，是完善金融体系这个“水利工程”，使得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与普罗大众能够享受到“金融甘泉”。 如何做好金融“水利工程”，自然要通过创新。在我看来，无论是“创业者港湾”还是“建行大学”等项目，都是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如果说创业者港湾是在创业圈子内部形成闭环，那么建行大学则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形成全社会的闭环。 这两项创新，是建行向中小创新企业以及普罗大众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工具；建行在国有大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为全行业树立了标杆。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小创新企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持经济增长、承担创新、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而中小创新企业的发展，一靠资金、二靠人才、三靠技术——这三者中的后两者，要靠教育来提供。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提供的基础教育是一方面，而企业大学所提供的职业教育是另一方面，两者同等重要，不可或缺。教育提供人才，提供科技，而科技和人才为企业和创新赋能，最终指向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正是金融服务实体和普惠金融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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