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 比特币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将区块链技术推向大众视野。未来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会极大地推动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应用。截止2021年1月2日，比特币收盘价为29，382.40美元/个，流通总量为18，587，962.5个，流通市值为5，447亿美元。 比特币为什么迅猛发展？是否有长期投资价值？是数字黄金、货币革命还是割韭菜的投机泡沫？继《区块链研究报告》《Libra研究报告》之后，本文将教科书级地介绍比特币的技术基础、历史发展、市场现状、国内外监管政策，分析比特币暴涨原因、投资价值与风险。 摘要 比特币是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具备去中心化、总量有限、交易安全、信息公开的超前时代的特点。比特币产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对中心式银行的担心、对通胀式货币的不信任。随着投机资金涌入、监管放松、各国陆续认定为数字货币和支付手段等，比特币在2017年一度涨至19187.78美元/个。问世10多年来暴涨暴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分叉币和山寨币。 投机需求是主导比特币价格疯涨的内在原因，包括变相换汇、ICO融资等交易活动。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比特币相对宽松的监管态度是比特币的资产泡沫持续膨胀的重要外部因素。根据《全球比特币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80%。用户抽样调查显示，比特币的投资者年龄多为30-39岁，具备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投资者占比超过80%，IT从业者是占总用户数的比例约为35.45%，80.77%的比特币投资者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仅13.81%的用户选择长期持有。 对比实物货币的四个特征发现，比特币在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两方面尚不能媲美黄金等实物货币，但可以满足价值均匀可分性，在轻便和易携带性上具备实物货币难以比拟的优势。比特币替代信用货币的最大障碍正是去中心化的特性，没有信用基础的比特币不能很好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借鉴比特币相关技术，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出发点是补充与替代传统实物货币。 在认可比特币技术创新的同时，应注意其自身运行机制而产生的风险。对于新生事物应多观察多借鉴，同时防范风险。为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我国政府对比特币交易活动的监管逐步趋严，预计私有加密货币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同时中国央行正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研发。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已经被各国纳入自身的监管体系中，在认识到虚拟货币本身风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定区块链技术的创新性和发展潜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坚持中心化管理的原则，在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维护国家货币主权。 风险提示：监管过严导致比特币无法交易；网络黑客带来大量的风险事件；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导致难以稳定行使货币职能 正文 一、 背景介绍 1、 虚拟货币：互联网普及的产物 虚拟货币是指广泛存在于互联网世界中的，区别于现实中以实体作为媒介的非实体货币，其通常存在形式是某个网络账户上记载的一串数字。随着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网络活动呈现爆发式增长。作为网络世界中一类交易媒介的虚拟货币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中广泛流通，为网络使用者带来了便捷的交易、支付体验。 根据虚拟货币的发行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腾讯公司的Q币、盛大公司的点券、各种论坛币、游戏币为代表的，有发行中心的类法定虚拟货币，其如信用货币一样，往往是信用货币，其发行受中心化机构决定。一类是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类金属虚拟货币，正如同现实生活中贵金属产量有限一样，类金属虚拟货币的货币发行数量往往受到算法严格限制。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2、 比特币：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代表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在2009年提出，是一种P2P形式的数字货币，其生产和交易依托于中本聪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作为去中心化虚拟货币的代表，比特币近年来发展迅猛，已成为全球市场上影响力最大的虚拟货币。 比特币开创了区块链技术，即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 我们可以简单定义比特币是由计算机产生的、总数量受严格限制的、交易安全性高的、数据难以丢失和损坏的，历史交易记录分布式储存在比特币网络中的数字。与中央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不同，比特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比特币系统算法而非对政府的信任。比特币的交易基于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子现金系统，它允许交易双方直接进行在线支付，不需要中间的权威机构的清算和结算环节，提高了交易和结算的效率，节省了跨境交易的成本。 比特币主要具有四大特征：系统设定发行方式，不存在中央发行机构；年发行数量每四年减半，最终总量有限；余额信息难以篡改，交易安全有保障，系统整体稳健性强；历史交易记录公开。 3、 比特币的生产方式 比特币的生产具有算力决定产出，合作平滑收益的特点。比特币的生产过程是通过大量计算寻找一个随机数，通过特定函数使区块中的一个值满足系统的要求，新的区块由此产生，成功计算出满足要求的随机数的用户获得系统奖励。为了增加自身成功的概率，参与者通过提高自身挖矿芯片性能、扩大挖矿设备规模的方式，尽量扩大自身在全网算力中所占份额。 矿池模式已逐渐成为挖矿的主流。假设1000个人参与挖矿，每次赠送比特币50个，那么单个矿工成功挖到矿的期望时间是1000个10分钟，即期望收益为7天左右获取50个比特币，但真实时间可能更长或更短，矿工的收益波动性很大。倘若这1000个参与者联合起来组成“矿池”，所有挖矿所得由所有参与者平分，每个矿工的实际收益将会被平滑至每10分钟0.05个比特币，收益的稳定性将大幅提高。 投资者既可以将自有挖矿设备接入矿池参与计算，也可以直接用资金租用矿池算力来分享矿池收益。目前，全球比特币矿池集中度较高，前十大矿池的算力占比已达80%，国内较为著名的比特币商业矿池有F2Pool、BTCCPool、AntPool、BWPool等，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矿场用电量巨大，一般建在电力充沛、电价低廉的地区。 比特币交易市场集中度很高。海外市场上，主流交易所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新生交易所通过差异化定位以获取客户。国内市场上，2017年之前比特币交易平台呈现火币网、OKcoin和比特币中国三足鼎立的态势，2017年9月央行联合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类ICO立即停止，各大交易平台相继停止运营。 4、 比特币百转千回的发展路径 比特币问世10年以来，从最初程序员们自娱自乐式的游戏，到如今全世界瞩目的数字资产，其间不断经历着人们的质疑。在这10年中，比特币的价值在剧烈波动中实现了累计惊人的涨幅。截至2019年10月25日，比特币已被开采数量达1784.5万枚，区块总数达60.09万个，价格达8675.61美元，总市值已超过1548亿美元，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令人瞩目的一环。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新型资产，比特币既受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等宏观条件的影响，也与交易平台监管、灰色产业刚需、区块链技术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比特币的发展历程，可总结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10-2011.6新生事物的崛起 比特币产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源于对中心式银行的担心、对通涨式货币的不信任。2009年10月第一个公布的比特币兑换汇率为1美元兑换1309.03个比特币，其计算方法是产生一枚比特币所需消耗的电量。2010年的5月，比特币第一次被赋予了“货币”的支付手段属性：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程序员用一万枚比特币交换了价值25美元的披萨券，由此诞生了比特币第一个公允汇率：0.25美分/比特币。同年7月比特币客户端发布的消息被著名新闻网站Slashdot提及，为比特币带来了大量新用户，此后5天比特币的价格升至0.08美元。随着《时代周刊》、《福布斯》等舆论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以及比特币可兑换种类的上升，其价格一路飙升。 第二阶段：2011.6-2013.12两次泡沫的破裂 2011年6月19日，承载超过七成比特币交易的MT.Gox网站遭到黑客攻击，造成6万名用户的数据被泄漏，部分黑客获得网站管理员的登录权，出售大量的假比特币，一时间使得比特币的价格从17.51美元跌至0.01美元。此后的半年中多家平台被黑，Bitconinica平台更是因两次遭受攻击而永久性关闭，这些灾难令比特币交易平台及比特币的投资者们充分意识到了黑客所带来的安全性风险。 恶性事件过后，2012年成为比特币恢复市场信心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首个比特币杂志诞生，首个只针对比特币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发生，也陆续开始有商品和服务供应商接受比特币支付。比特币的价格在2012年年末回至13.41美元价位。2013年随着市场回温、大量中国投资者的涌入及短期事件所带来的波动，比特币价格在四月升至100美元水平，直到10月始终在60-140美元的范围内震荡。 2013年12月5日，央行发布通告，禁止中国的银行和支付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比特币的兑换交易。该禁令只适用于由政府拥有的银行和政府认可的付款处理，普通的中国公民依然可以交易自由比特币作为一种商品。2013年12月18日，比特币价格在中国降到了2011元人民币（约330美元）。这一次泡沫的破裂反映出对比特币监管态度的差异所导致的市场风险。 第三阶段：2014.03-2016.11疲软下行后反弹 2014-2016年比特币的价格整体呈现“U”型。这三年中，曾经红极一时的MT.Gox网站不敌黑客攻击、走向破产；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比特币支付；比特币市场涌现出一批如马克·安德森、杨致远、李嘉诚的资深投资人，而红杉、光速、软银等多家投资机构也都在比特币行业有所布局。 第四阶段：2017-2018疯狂牛市之后的再次幻灭 在这一阶段，大量投机客和机构投资者的涌入，市场接受度提升及技术升级带来的消息面刺激助推比特币进入疯狂牛市。然而比特币的火热行情没有持续太久，价格达到高点之后迅速回落，巨大的跌幅让高位进场的投机客血本无归，对比特币的争议也越发升温。 第五阶段：2018-2020比特币市场的修复之年 全球市场出现了新一波追逐风险的反弹趋势，带给比特币以及其他被视为追逐风险的数字资产一轮资金流入。区块链技术的大力发展与政策支持，也为比特币行情提供了乐观环境。 5、 乱象初现：分叉币和山寨币 比特币的交易者都使用一套统一的规则（数据结构），这是保证比特币交易和流通的关键，而比特币钱包则是通过识别区块上的交易记录来确定每一笔交易的有效性。那么比特币为什么会出现分叉呢？ 比特币的区块大小限制使得挖矿收益降低，挖矿成本居高不下。为了防止比特币网络的超载风险并鼓励全网算力参与挖矿，中本聪最初将比特币的区块大小限制为1M。但是随着比特币的接受程度提高，挖矿和交易需求的提升，1M的区块大小限制使得网络容易发生拥堵。全网算力的提升造成比特币的挖矿难度和成本增大，矿工的收益也受制于挖矿难度增加而减少。根据BTC公布数据，截止2021年1月2日，比特币全网周平均算力为130.36EH/s，而2018年10月19日数据仅为51.41EH/s，挖矿难度也迅速提高，从去年同期的7.18T达到目前的13.69T。 比特币集中于少数利益群体，新进者寻求新的参与方式。比特币诞生的10年时间中，目前约有1784万比特币被开采出来，而大部分的比特币都集中在比特币的开发团队和少数大矿场主手中，因此新进的虚拟货币交易者在寻找有升值潜力的虚拟币种。 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市场上提出了两种主流的升级改进策略：硬分叉和软分叉。硬分叉简单的来讲就是挖矿过程中在区块链上形成了新的节点，由于矿工的挖矿行为相对独立，部分算力可能会在新的节点上继续挖矿而形成分叉的一条新的规范。新规范往往会发布出来，只有当多数节点同意后才会正式发布。这时如果旧的节点不接受升级而继续维持原本的区块链，那么新节点产生的区块无法被旧区块识别，这种分歧就造成了硬分叉的发生。而软分叉是一种双向兼容的规范设计，新规范下产生的区块可以被旧的节点识别，而旧节点产生的区块也同样可以被新的节点识别，这样的升级方式并不会产生真正的分叉，适用于对比特币数据结构进行细微修改的情况。 比特币的技术升级已经箭在弦上，但是开发团队提出的改进方案各有不同，使得市场上出现了BCH、BTG、B2X、BCD、SBTC、BCHC这样种类繁多的分叉币。 在比特币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开发团队受到比特币的设计启发，通过对比特币的算法进行改进，创造了种类繁多的其他虚拟货币，其中比较活跃的是莱特币（Litecoin）。莱特币的诞生受到比特币的启发，技术上具有相同的实现原理，旨在改进比特币。与比特币相比有三种显著差异：第一，莱特币网络每2.5分钟（而不是10分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区块，因此可以提供更快的交易确认。第二，预期产出8400万个莱特币，是比特币网络发行货币量的四倍之多。第三，工作量证明算法所使用的加密算法的计算量略低于比特币，降低了挖矿的难度。 类似于莱特币的虚拟货币以比特币的实现方式为基础，或多或少地进行一些改动，从技术上来讲难度并不大，却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无论是比特币的分叉币还是山寨币，这些所谓的改进或升级并没有脱离比特币的实现原理。但是这些币种的出现，不仅会分流比特币的算力，同时缺乏权威机构来规范这些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短时间内涌现出数百种虚拟货币，很难通过监管确保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二、 比特币暴涨背后：投机需求和监管不足 2013年以来比特币交易不断活跃，价格一度呈现爆发式上涨趋势。从2013年的最低价格66.34美元/个到历史最高价格19187.78美元/个，升值近300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比特币的造富神话？我们认为需要从投机需求和监管层面来讨论比特币疯狂上涨的原因。 1、 比特币投机需求主导价格上涨 比特币作为交易品种拥有诸多优势：开户便捷，交易门槛低、手续费低、24小时交易以及不受地域限制，这些优势使得比特币交易量迅速上升，日成交额从最低点286万美元，2017年12月21日一度达到218亿美元。 比特币在主流数字货币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投资者多关注短期盈利。截止2019年10月25日，比特币收盘价为8675.6125美元/个，流通总量为1784.5万个，流通市值为1548.2亿美元，约占主流数字货币总市值的70%。根据《全球比特币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比特币交易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80%。该报告对火币网的用户抽样调查显示，比特币的投资者年龄多为30-39岁，具备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投资者占比超过80%，IT从业者是占总用户数的比例约为35.45%，80.77%的比特币投资者以短期盈利为目的，仅13.81%的用户选择长期持有。 比特币可能被部分资金利用作为绕过外汇管制的通道。中国有每人每年最高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管制，2016年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部分国内投资者寻求黄金以外的投资渠道，或绕过资本管制将资金转移至海外。他们通过在国内交易所购买比特币，然后把这些比特币转移到一家海外交易所，最终通过出售这些比特币以获得美元或者其他外币。据2016年11月7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投资者在人民币下跌之际大举买入比特币。比特币的全球总交易量在2016年10月24日当周达到4700万个，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量在2016年7月-10月占全球交易量的98%。 ICO成为区块链领域新的融资方式。ICO（Initial Coin Offering）是指通过发行加密代币的方式进行融资，并快速主导区块链初创企业融资。与IPO融资方式相比，ICO具有受监管限制小，融资速度快，不受跨境融资法律限制等特点。2018年3月1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RegA+条例修订法案”，将企业进行证券发行的上限增加了50%，达到7500万美元，并可应用于ICO发行。2017年9月Filecoin融资规模达到2.57亿美元，而2018年俄罗斯的Telegram截止目前累计融资规模17亿美元，创造了ICO项目融资的新纪录。但是ICO项目对投资者与区块链相关的知识要求较高，国际社会目前对ICO融资模式的监管尚不完善，并没有成熟的法律机制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 监管不足为炒作提供宽松环境 监管不足是催生比特币价格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由于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中央政府力量、投资者保守程度等因素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各国对于比特币的监管态度各不相同。目前，对比特币完全采取严厉禁止态度的只有俄罗斯、冰岛、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这几个国家。而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对比特币的监管相对宽松，仅将其纳入自身的监管框架。 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可以看出，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对比特币的监管相对宽松，明确比特币不具有信用货币地位，但可作为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中国、法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出台了比较严格的监管措施，比特币被认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是仍未制定相关法律政策维护投资者利益。我们认为监管的相对宽松和立法的相对迟滞是比特币泡沫持续膨胀的重要外部因素。 三、 比特币投资：本质上不是货币，投资仍需客观看待 根据货币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货币分为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两大类：实物货币主要用于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金属货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起全球性的恐慌和金融混乱，迫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脱离金本位和银本位，由国家提供信用背书的货币应运而生，即所谓的信用货币。 1、 比特币与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最初货币形式，是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一般价值表现形态，是以其作为商品的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能充当实物货币的商品具有以下特征：①普遍接受性；②价值稳定；②价值均值可分性；④轻便和易携带性。金属货币是最具代表性的实物货币，其中黄金作为实物货币至今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实物货币的四个特征来对比黄金和比特币的异同，进而探讨比特币替代实物货币的可能性。 从普遍接受性的角度，黄金具备商品和货币的双重属性，胡恩同（2005）认为这两种属性在历史发展中同时发挥作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两种属性的凸现程度并不相同。商品属性角度，黄金和其他一般商品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使用价值，如在首饰、电子工业等领域的使用，同时黄金的开采也体现着人类的劳动价值。货币属性角度，王素珍（2014）认为，货币的本质特性是一般授受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黄金是最广为接受的货币，被作为一般等价物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即便在当前信用货币体系下，黄金仍然是所有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结算手段。黄金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从最初的狂热崇拜到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发挥交易媒介的作用，黄金在人类交易活动中的地位难以替代。古典金本位体系下，黄金与一国的货币相挂钩，各币种的价值都用一定数量的黄金衡量。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依然被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对于比特币，首先从本质上讲比特币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串记录在载体上的数字，在生活中不具备使用价值。有观点认为比特币的开采过程消耗电力，耗电量可以体现比特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比特币的开采是计算机通过解决数学难题而获得的奖励，这个过程并不是人类参与的价值创造活动，而是开发者和参与者认可的一种数学游戏。因此比特币不具备使用价值，其开采过程不能体现劳动价值，并没有与黄金类似的商品属性。其次，从货币属性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的接受范围相当有限，目前接受比特币作为交易手段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且受到全球监管趋严和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的影响，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也开始拒绝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推特（Twitter）于2018年3月26日发布广告禁令，为避免潜在的欺诈行为使公众损失大量资金，平台将禁止出现虚拟货币ICO及销售广告。Facebook和Google此前已经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以禁止虚拟货币的广告投放。知名论坛和社交网站红迪网（Reddit）也宣布停止接受比特币支付。 从价值稳定的角度，黄金的价格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蒋先玲（2017）的研究表明长周期下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反；中周期表现出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相一致的特征；短周期黄金价格受到突发因素影响较大，投资者情绪和预期为波动主要原因。但是黄金的内在价值即作为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价值是长期不变的，因为黄金开采技术多年来并未出现重大突破。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对其内在价值的争论就从未停止，主要是因为比特币本身不包含劳动时间价值且不与任何实物资产挂钩，这也造成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异常剧烈。我们取2013年1月30日至2019年10月25日的COMEX黄金价格和比特币价格进行计算，两者的标准差分别为104.16和3677.84，比特币在同期的价格波动远大于黄金，在价值稳定这一点上比特币无法和黄金媲美。 从价值均匀可分性的角度，比特币的最小单位是聪，一比特币等于一亿聪，理论上和黄金一样是价值均匀可分的。 从轻便和易携带性的角度，在人类社会早期交易额不大的背景下，各国的商业活动都可以金币、金条的形式进行结算，黄金相对于其他金属货币具备轻便和易携带的特性，这是因为同等质量的黄金可以代表更多的价值。而随着社会发展，黄金无法适应交易额的迅速增长而逐渐被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取代。在这一方面，比特币具备黄金等实物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比特币的存储和交易都依赖于比特币钱包和互联网环境，只需将自己的账户接入网络，就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转账和交易，因此便捷性也常被认为是比特币的巨大优势。 2、 比特币与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其本身价值远远低于其货币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表现形式包括辅币、现金或纸币、银行存款和电子货币。 凯恩斯的《货币论》中指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褚俊虹（2002）的研究表明，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货币发展的本质规律是交易成本递减。信用货币本质上是由国家主体赋予法偿性的一种债务，其流通能力是法律赋予强制执行的，这是信用货币具备一般授受性的保证。一般来讲，信用货币具有以下特征：①价值符号；②债务货币；②强制性和法偿性；④国家主体可以对信用货币的发行进行调控。 比特币替代信用货币的最大障碍正是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一特性意味着比特币缺乏发行主体，具备开发能力的团队都有可能开发新的数字货币，分叉币，山寨币理论上都可以具备与比特币相同的功能。那么我们应该用何种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就成了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法律赋予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强制流通能力。缺少具有公信力的国家或组织为其背书，也没有和任何实物资产挂钩，比特币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就不存在，自然不能很好地行使货币的职能。甚至当主权国家宣布比特币非法时，比特币可能会一文不值。 比特币不能取代信用货币，而与实物货币相比，比特币在价值均匀可分性方面理论上可行，而其在轻便和易携带性的巨大优势不容忽视。因此我们认为，对比特币相关技术的借鉴是必要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考量》一文中也指出现阶段我国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首要出发点是补充与替代传统实物货币。但是比特币的本质不是货币，对其投资仍需客观看待。 四、 比特币的未来：限制私有加密货币发展，加快研发央行数字货币 1、 比特币的风险：自身运行机制而产生的固有风险 比特币的造富神话背后，隐藏着诸多潜在风险。比特币的设计机制导致它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存在许多特质问题。——市场风险，市场过浅问题，储存交易风险，操作风险，隐私相关风险，以及法律法规风险等。 市场风险：首先，无论是将比特币作为资产投资还是作为交易媒介，任何比特币的持有者都会面临比特币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缺乏发行主体的比特币几乎是不受控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缺乏价值基础使比特币内在价值的判定非常困难，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投资者带来损失。不稳定的币值可能会降低投资者持有比特币的动机，并且让商户难以使用比特币标价，这种波动性对比特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产生了阻碍。 储存风险：持有者通过挖矿和购买的比特币，必须储存在各种电子钱包中。线上平台的电子钱包自身安全系数往往不足，容易遭受黑客攻击导致比特币被窃。而线下钱包则存在丢失或损坏的隐患。如果电脑没有备份而发生损坏，同样可能永久性的失去比特币。 交易风险：比特币支付的不可逆转性也增加了交易风险。如果比特币是由于失误或被欺诈而发送的，比特币系统没有内置的机制来解决这种问题。虽然买卖双方可以自愿地同意改正错误，但是比特币协议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强行取回资金。不可逆转性使得比特币在交易方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倾向于使用一个能够避免错误支付的支付系统。 隐私相关风险：比特币同样也为投资者的隐私带来了潜在风险。比特币交易实际上是非实名系统，每个账户的交易信息都是完全公开，只是账户的真实持有人是未知的。然而，使用比特币进行商品购买和线上支付往往会需要邮寄地址和真实姓名，原则上可以从这些来源获得比特币用户的身份，这就为用户带来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政策风险：最后，比特币系统在不同国家面对着不同法律和监管。各个国家关于比特币收益的税收、比特币资产的保护等方面的立法都比较薄弱，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能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目前在我国，比特币监管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比特币法律界定模糊。目前我国“虚拟货币”的内涵外延并无明文规定或者解释说明，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法律监管方面存在漏洞与空白，在具体案件或实践中，法律无法发挥指引作用。2）比特币价值认定困难。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导致比特币价值判断不准，当比特币交易者利益受损时难以得到妥善处理，有可能会出现因比特币价值而定罪量刑的某些犯罪摇摆不定的情况，有损法律威严，并影响后续司法救济。3）管辖权不明、准据法无从选择。在比特币侵权违法案件中，管辖权的拥有国、管辖法院、侵权行为地等一系列的法律争端成为了现今司法领域的一大焦点问题。当比特币跨境犯罪时，如何确定司法权，这更是缺乏国家间统一的国家条约或规则，增加了解决国际性案件的难度。 2、 中国对比特币的监管 随着比特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中国的投资者也开始涌入比特币市场，成为比特币交易中的重要力量。2011年6月，比特币中国交易平台上线，主要作为比特币买卖、交易的服务提供场所，国内的比特币开始被关注。2013年5月，中国央视《经济半小时》比较客观地向中国观众第一次介绍比特币这个新生事物，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第一次介绍比特币，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中国市场的比特币交易量跃居世界第一。然而，随着比特币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许多山寨币交易和非法ICO融资项目。为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我国政府对比特币交易活动的监管逐步趋严。 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下发《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认为比特币为虚拟商品，要求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者定价单位，不得直接从事比特币的买卖服务，同时也不得为比特币交易提供清算、结算等服务。从而在比特币与金融行业间架设栅栏，以防比特币的风险扩展到金融行业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各大银行也很快响应规章的要求，纷纷禁止为比特币提供服务。通知下发后市场剧烈震动，比特币价格遭遇重挫，此后一年比特币价格从高峰8000元左右大幅下跌70%，一度跌破2000元。 2014年3月，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禁止国内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比特币交易平台的开户、充值、支付、提现等服务。 叫停非法ICO活动，清退相关交易所。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ICO市场已初具规模，募资金额达到26亿元人民币。但与此同时，缺少政府监管的ICO活动催生了大量良莠不齐的ICO项目，存在发行方缺乏明晰的规范、投资者缺乏适当性管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引发市场泡沫和不法之徒借机诈骗洗钱等隐患。2017年9月，央行联合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类ICO立即停止，相关交易平台停止运营。至此，比特币在中国被明确限制发展。 2018年1月12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指出一种名为“以矿机为核心发行虚拟数字资产”（IMO）的模式值得警惕，存在风险隐患。 2018年3月28日，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18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表示，2018年将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开展对各类虚拟货币的整顿清理。 2018年8月24日，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声明此类活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实质是“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资金运转难以长期维系。 2019年2月21日，在人民银行2019年全国货币金银工作会议上，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2019年要深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加强虚拟货币监测监管。 3、 央行数字货币：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 央行信用货币以国家信用背书作为支撑，具有法定强制流通能力。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则以密码学原理为基础，因为缺乏信用背书，也没有发行主体，币值易受外界政策变化以及投机行为影响，接受范围也相对有限。随着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央行数字货币成为各国的重点研究领域，英国、加拿大等多国央行都表示将涉足该领域，但尚无一家中央银行拿出落地的实际应用。盛松成（2016）认为数字货币的技术创新无法取代央行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有望在降低发行成本、确保资金安全和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上起步较早，发展较快。我国央行在2014年就已经成立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6年9月，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会同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成立了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筹备组，启动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的封闭开发工作。2017年1月25日，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成功上线试运行，顺利完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票据签发、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实现了数字票据业务的突破性进展，对于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央行副行长范一飞的署名文章《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一文认为第二种模式（双层投放体系）更符合我国的国情。这种模式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的优势在于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市场资源促进创新、竞争选优；有利于分散化解风险；避免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的“挤压效应”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贷款能力。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已经被各国纳入自身的监管体系中，在认识到虚拟货币本身风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定区块链技术的创新性和发展潜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但是必须以国家信用为保证，坚持中心化管理的原则，才能在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维护国家货币主权。 实习生李欣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北京市金融监管局李妍：聚焦冬奥场景 大力推动数字货币试点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12月15日，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主办的2020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妍表示，聚焦冬奥场景，将大力推动数字货币试点。 李妍表示，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非接触服务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模式，进一步加速了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在金融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推动金融发展的提质增效。 李妍进一步介绍，两区政策对金融科技创新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正在以新城和海淀为主阵地打造国家级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推进建设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示范区，建立应用场景发布机制。 “现在金融科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是应用场景，技术有些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场景和科技怎样对接，我们要建立应用场景的发布机制，支持持牌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依法设立金融科技公司，进一步依法开展金融科技创新活动，依托金融科技手段探索开展适合可及性企业的个性化融资服务。”李妍同时称，将大力推动数字货币试点，按照国务院的批复，试点主要聚焦冬奥场景。两区政策的自贸区政策，明确提出在北京建设数字货币实验区，目前这项工作在央行的领导下，市金融局正会同有关部门在共同推动数字货币。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符合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阐述的机制，供给波动是衰退和复苏的驱动力，随着有效疫苗落地，2021年全球经济将迎来强劲反弹。疫情期间的货币放松维持了资金的有序循环，营造了类似“中性”的货币环境，但疫情后货币的“非中性”将通过传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体现出来。反映2020年货币投放方式的差异，美国的主要风险是通胀预期导致的长端利率上升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中国的主要风险是债务偿还压力。2020年各国经济非同寻常地同步深度衰退，但全球范围内疫情对行业和人群的非对称冲击又罕见的类似，由此疫后的反思也可能高度一致，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契机。经济学将更具有人文精神，进一步从新古典的自由主义向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回归。 正文 又到年尾，和各位关注我的研究的朋友们分享个人对2020年的一点感悟、对2021的展望的些许思考。去年底我的年终思考文章（“致2020：不确定性的代价”）探讨了一些经济内生的不确定因素及其影响，并没有想到2020年人类社会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来自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2020年，全球最大公约数应该是疫情，截止年底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8000万人，170多万人丧失生命，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深的衰退，这是人类百年不遇的劫难。 一、科学的力量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20年值得庆祝的地方，应该是科学，人类面对“瘟疫”所展现的韧性是科学的力量。尊重科学，戴口罩、勤洗手、社交隔离等科学的应对方式有效降低了病毒传播速度，为寻求更有效的疫情控制方法赢得了时间。科学家与时间赛跑研发疫苗，中国的科学家在疫情爆发初期第一时间将分离出的病毒、测序结果与世界同行分享，全球的研究者在10个月内完成了以前10年才能完成的研发工作。尽管年尾疫情有所反复，但有效疫苗的落地让我们看到了回归正常的希望。 科学也帮助了经济，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使得大隔离下关键经济活动维持正常。全民居家的大隔离中，线上娱乐、线上社交等有效缓解了隔离对民众心理的负面影响；云会诊、AI图像诊断等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战疫效率；线上办公、远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对正常生产和教学秩序的冲击。 对经济研究者来讲， 2020年带来的一个异常挑战是跨界学习。我自己的体会首先是要有敬畏之心，任何人对新现象、新问题的理解都有局限性。疫情爆发后，我在2月1日发表的《疫情是短期冲击，不改变经济增长趋势水平》文章中，对全年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是0.4-1.0百分点，比2003年的非典冲击大，但现在看显然太乐观了。这让我想起凯恩斯说的“经济学家要是能像牙医那样能干又谦逊就好了”，牙医对每个人都有用，但不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不会认为自己能挽救病患的生命。 也有一些分析和判断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3月20号发表了《十字路口，关于疫情冲击的几个关键判断》，文章认为疫情冲击经济的源头在供给端（停工停产），不存在控制疫情和保经济增长之间的取舍问题，稳定经济首先要控制疫情；政策应对需要以民生为导向，金融应该通过减少利差来让利、不应该降低存款利率；在当时美国市场大跌、恐慌情绪蔓延的情况下，判断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源头是公共卫生危机，金融体系在经历次贷危机后的调整相对稳健，美联储政策支持等）。 回顾过去一年的研究，让我感受最深的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经济的视角。2月13日发表了标题为《口罩经济学的人文主义》文章，当时口罩供不应求，有些评论质疑限制口罩价格的适当性，认为阻碍了市场调节供求的机制，这篇文章以口罩为例分析为什么防疫物资不能以“价高者得”的自由交易决定其分配，提出应对疫情的经济分析需要人文关怀的视角。 4月8日发表的《走出疫情的人文经济学》，从公共卫生危机冲击供给出发，认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应以传统的需求刺激为导向，尤其不应指望房地产拉动需求，恢复生产和供给是关键。建议采取包括以工代赈、允许或者补贴鼓励民众以摆摊等自主择业的方式增加就业和供给能力。此文后来被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老师收录在他主编的 《“大流行”经济学》一书中，作为全书的收官之篇。 另一个是数字经济研究，3月10日发表了题为《从无接触经济到数字经济》的文章，基于过去三年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对疫情冲击下数字化转型加速及时进行了分析。后续有几篇关于数字经济的文章，都是从宏观和公共政策角度的研究。9月24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深度报告《数字经济：下个十年》，结合宏观、行业、投资多个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该是市场上第一篇系统性的研究报告，受到较大的关注。 以上是个人过去一年研究工作的一点感悟，展望2021，疫情的演变仍然是主线，但与2020年初疫情爆发期不同，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了很大进步，尽管近期疫情在欧美带来新一轮冲击，在中国也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但应对疫情的社会组织工作日益成熟，疫苗落地也会帮助主要经济体在明年的某个阶段形成群体免疫，经济活动有望渐进回归正常。在这个基准情形下，怎么看明年的经济？ 二、不一样的周期 一位对经济运行有深刻理解的专家曾向我提出过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在2021年将处在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我想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次和传统的经济周期不一样，也关系到怎么看驱动明年经济复苏的动力，可持续性如何及对政策的含义。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敢轻易给出答案，要避免大的偏差，需要赋予经济数据以分析框架，把经济周期理论和现实经济运行的特征结合起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先简要回顾一下经济周期理论。 看2021年，市场参与者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明年经济增长反弹会不会带来通胀上升，背后的逻辑是过去几十年主流的经济周期分析框架，即新凯恩斯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短期内价格和工资有粘性（调整价格有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经济主体看不清总体市场情况和未来等原因），商品的价格和工资在短期内不变，由此货币供给增加带来实际收入上升，提升需求，企业增加生产来满足需求，提升就业。但随着失业和其他闲置资源下降，供给相对需求不足，物价和工资上升。 如果价格和工资没有粘性，货币的增加直接转化为价格上升，供求平衡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不影响实体经济变量比如就业和产出，这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假设，即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不影响实体经济。这显然与现实不符，一个解释就是上述的价格粘性，新凯恩斯经济学是现代中央银行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基础，也就是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来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当然这种逆周期调节是短期的、有限度的，不能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闲置产能被充分利用时，货币刺激只带来通胀上升。 因为央行不掌握充分的信息，加上政策从实施到影响经济活动有时间差，逆周期调节难以精准到位，往往出现超调的现象，由此出现需求疲弱、经济衰退、物价下降，货币政策放松，到经济复苏、需求过热、物价上升，政策紧缩的周期波动。著名的美林时钟就是把经济增长、通胀和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划分为周期的4个阶段，导出对投资策略有不同的含义。把这个周期分析框架对照当前的现实，一个问题是，在疫情冲击之前，以通胀为标志的传统经济周期波动已经不再明显，美林时钟似乎失效了。为什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反思是要重视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中周期波动的影响，金融周期刻画了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尤其房地产价格作为信贷抵押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机制，导致顺周期性，均值回归的动能没有传统的经济周期强。传统的经济周期一般涵盖1-8年时间，一个金融周期从繁荣到衰退持续15-20年时间。过去40年，在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环境下，全球范围内传统的经济短周期波动的特征越来越弱，金融的顺周期性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源头。 次贷危机前的十几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所谓“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宏观经济（增长和通胀）波动下降，但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随后几年去杠杆，直到2013年金融周期才在触底后再次进入扩张期。在疫情之前，美国经济连续10年正增长，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似乎又回到大缓和时代，估计谁也没想到最后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打断了这个扩张期。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率的波动也明显下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信贷扩张开启了中国的第一个金融周期，到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加强金融监管，信贷放缓，金融周期进入去杠杆阶段。为应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再次见证信贷大扩张，一个后果是延后了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 以上描述的经济周期（以增长和通胀为标志）和金融周期（以信用和地产价格为标志）可以说是战后以来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机制，头几十年经济周期是主导力量，自80年代金融自由化、贫富分化、财政受约束以来，金融周期的力量日益重要。回到上文提到的问题，怎么看经济所处的周期的阶段，关键是要理解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和传统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有什么不同。 首先，传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动一般是需求驱动，内生的机制，从衰退到复苏，往往是在政策的刺激下需求率先反弹，然后拉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复苏的速度快于供给，产出缺口下降，通缩压力减缓或者通胀压力上升，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下降甚至边际收紧。疫情的冲击是外生的，主要载体是停工停产和社交隔离，首先冲击的是供给，虽然需求也受到影响，但源头在供给端。疫情消退后，复苏也始于供给端，这是跟一般的经济复苏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由此我想到曾经一段时间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两位主要提出者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对政策和市场影响不大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淡化需求和货币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角色，认为经济波动主要由实体经济供给端的因素驱动，比如技术进步、自然灾害等。这个理论产生的背景是1970年代，政府的需求管理过度干预经济，货币扩张带来滞胀，是经济学反思凯恩斯理论的一部分，但其否定需求和货币的作用不符合现实，使得其影响局限在学术界。 然而，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特殊场景，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比较符合实际商业周期的逻辑，尽管全球政策当局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扶持，依旧不能避免经济的大幅下滑，因为经济活动受到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物理限制约束。同理，明年疫情缓解，物理限制下降甚至消除，全球经济活动必然反弹，和财政货币无关。这是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周期机制的关键一点。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货币的角色，2020年投放的货币在2021年将发挥什么作用？ 三、货币的作用 实际上，经济周期（新凯恩斯理论）、金融周期、实际商业周期之间的差别就是源自对货币角色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看明年经济复苏的力度、未来的可持续性和风险点的关键。比如，今年的货币大规模投放会不会导致明年通胀大幅上升，如果通胀不是问题，那钱去哪儿了？债务可持续性是不是问题？ 整个经济学思维的演变和货币的角色紧密相关，两大流派，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只影响物价，不影响实体经济比如增长、就业等，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把货币中性的理念推向极致，货币只是面纱，不影响资源配置。另一派，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认为货币非中性，货币供给的变化作用于实际消费和投资，影响实体经济。对照2020年全球货币大投放，尤其美国广义货币增长超过20%，货币发挥了什么作用？通胀没有起来， 但也没能避免经济大幅衰退，那货币去哪儿了？ 首先要区分货币供给与需求，疫情冲击下停工停产打断了正常的资金流动循环，维持支付（工资、租金、债务还本付息等）需要更多的备付现金，同时，面对未来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的预防性需求增加。货币供给的增加满足了这些需求，避免了经济主体大规模破产，从而限制了疫情冲击通过需求乘数效应放大对经济的影响。 在4月份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建议经济时钟停止在5月1号，所有的债务和应付款偿付暂停，直到疫情消退恢复正常。这个方案显然不现实，但在概念上有点类似上述增加货币供给满足备付和流动性需求的做法，都是试图把疫情的冲击限制在供给端的物理约束，降低需求端的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讲，货币不是中性的，其非中性不是来自疫情冲击本身，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复杂的支付和债务债权关系。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2021年疫情消退，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额外的备付和流动性需求下降，2020年超常规投放的货币将如何影响经济？回到经济时钟停摆的例子，在货币层面可以假设一个情形，就是把多余的货币收回来，回归常态，这就是大家讨论的政策退出，理想的情形是货币投放和回收相互抵消，货币是中性的。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现代金融体系里政策的有序退出是一个挑战，说到底还是和货币非中性的作用机制有关。 首先看新凯恩斯理论的货币非中性，商品和服务价格有粘性，短期内价格不变意味货币供给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提升实际消费和投资支出，带来产出和就业增加，但中期来讲价格是灵活的，随着需求增加、闲置产能减少、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改善，物价上升。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增长提速一般是通胀上升的前奏，货币政策也把GDP增速作为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一个重要指标。 按照中金宏观组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2020年在2%左右、2021年反弹至9%，加速7个百分点，美国今年负增长3.5%、明年正增长超过5%，反弹8.5个百分点，按照历史经验应该会导致通胀显著上行。但这一次不一样，疫情冲击经济源头在供给端，或者说供给和需求同时受到影响，这是为什么今年的经济大幅下行并没有带来通缩压力，同理，明年的经济反弹首先是供给的反弹，强劲增长并不必然意味通胀上升。 关键还是要看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大小，供给复苏通过乘数效应是否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们判断疫情后美国的通胀风险高于中国。首先是货币增长速度有很大差异。截止11月份美国M2同比增长25%，比去年底加速18个百分点，11月中国的M2同比增速10.7%，比去年底加速2个百分点。 货币投放方式也有差异。广义货币（银行存款）一般有两个投放渠道，银行信贷和财政：贷款是货币投放、还贷是货币回笼，新增贷款是货币净投放；财政支出是货币投放，税收是货币回笼，赤字是净投放，但政府发债也是回笼货币，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量化宽松）是间接的赤字货币化。我们估算美国今年的M2加速约有一半来自赤字货币化，中国的M2投放主要靠信贷。 财政投放货币和信贷投放货币的差异在于，前者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对应的是政府负债的增加，国债或者央行的负债即基础货币），后者不增加私人部门的净资产（银行贷款既是借款人的当前现金流，也是借款人未来要偿还的债务），由此财政投放货币促进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动能比银行贷款强。那为什么这么强的货币扩张并没有带来美国的通胀上升？一个解释是疫情导致被动储蓄（隔离限制了消费支出）和防御性储蓄（应对不确定性）增加。随着疫情消退，2020年累积的储蓄可能转化为消费和实体投资需求，带来物价上升。 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通胀压力是一次性、暂时的，还是代表大方向的改变？虽然有全球化后退（产业链缩短）、 人口老龄化增加成本的担心，但主要还是要看贫富分化的演变。贫富分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对应的是储蓄过剩、低通胀和低利率。虽然今年的财政扩张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但贫富分化有深层次的原因，目前看不到趋势性的改变。 尽管持续的通胀压力不是大概率事件，但阶段性的通胀预期依旧可能导致长端利率上升（对短期通胀压力容忍度的上升意味美联储提升短期利率可能性小），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尤其考虑到2020年的货币大幅扩张，虽然部分是满足经济主体的流动性需求，部分也消化在增加风险资产配置上，美元贬值是其中一个体现。美元长端利率上升，将可能对风险资产包括美国股市和新兴市场带来冲击。按照传统的指标比如盈利收益率（PE的倒数），美国股市的估值处在历史高位，但和当下的无风险利率比较，相对估值并不那么贵，关键问题是低利率能否持续。 货币非中性现阶段在中国更多和金融周期联系在一起。2020年信贷大幅扩张，我们估算非政府部门债务/GDP（宏观杠杆率）增加了约18个百分点，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年度增加。由于地产的信贷抵押品角色，这一次的信贷扩张再次伴随房地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为应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也增加了未来金融周期下行调整的压力和政策面临的挑战。 2021年债务偿付压力一方面可能限制供给创造需求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增加了债务违约的压力。近期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前两个词意味不会急转弯，可持续性意味要关注中期的风险，政策需要在短期和中期之间取得平衡。在金融周期下行调整中，理想的宏观金融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在经历一轮大规模信贷扩张后，经济有内生的信用紧缩动能，作为对冲，促进有序的去杠杆需要松货币和宽财政配合。如果宽财政的力度有限，信用和货币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就会更明显。 在这样逻辑下，明年信用利差和无风险利率可能呈现此长彼消的关系，虽然GDP增速有强劲反弹，但无风险利率上升的空间有限。同理，作为上述中美之间货币非中性差异的反映，中美利差（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在2020年可能已经接近顶部，未来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更深层次来讲，降低货币非中性，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对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需要加强金融监管，维护以分业经营为主体的宏观审慎框架。理论上讲，混业经营可以通过不同板块协同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由此要求监管深入涉及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反而会削弱市场主体的作用。宏观上来讲，混业经营的危害在于把政府信用对银行体系的担保延伸到资本市场，既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影响金融稳定，恶化收入分配。 四、经济学的人文精神 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二战以来最大的冲击，各国经济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同步下降，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危机，而传统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一般源于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区域，虽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影响其他国家，但显然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这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有很强的非对称影响。社交接触密集的行业和相关的就业人群受到很大冲击，而通过科技和数字化实现无接触模式的经济活动受影响小，甚至受益于替代效应。 同时，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宽松和经济主体的债务扩张加剧了经济的结构分化，实体经济的下行和资产价格大幅上升、金融的扩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全球范围内资产泡沫、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增加了。在美国，股票价格上涨主要在新经济领域，尤其是几个大型平台企业，财富的集中成为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中国，2020年“房价上升、房租下跌”的组合是疫情对高收入与低收入、金融与实体、中老年与年轻人群产生不同影响的一个集中体现。 以上两点的一个含义是，疫情后全球各国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反思可能具有非同寻常的一致性。我们已经看到这方面的迹象。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新增长点，同时，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公共部门最近都在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和监管力度。疫情也增加了各国对气候和绿色经济的重视，中国政府提出争取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欧盟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出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从经济学思维来看，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过去几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古典所说的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是给定财富分配前提下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当前财富分配所决定的资源配置从长期来看是否可持续呢？在1934–48年期间任职美联储主席的Mariner Eccles曾经对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下的资本积累有如下反思： “像一个巨大的吸入泵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社会生产的财富越来越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在早期起到了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通过剥夺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些资本积累者也丧失了对其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进而也丧失了支持其进一步增加实体资本积累的基础。结果就像一场扑克游戏，筹码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能通过借贷来维持游戏。当信贷难以为继时，游戏就结束了。” 疫情的影响也凸显了财富分配所决定的资源配置能否为社会伦理接受。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口罩供不应求，当时看到不少评论认为应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来决定口罩的分配，也就是价高者得。现在，疫苗落地，并没有看到主张自由市场交易决定疫苗接种时间先后的文章与评论。希望这是一个进步。经济学需要从新古典向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回归，需要增加人文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参考：2020年12月31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致2021：不一样的周期》
编者按：早在2014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管理》，提出“余额宝投资的存款应受银行准备金存款管理”（不是对余额宝本身直接收取存款准备金，而是余额宝存入银行后，作为银行存款，应和一般存款一样，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由于余额宝存入银行的存款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这就产生了不公平竞争，使得余额宝的收益远高于一般存款，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监管方面的问题）。盛松成的文章最后指出，“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应遵循统一监管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这是盛松成近7年前发表的文章，其中的不少观点已被时间证明，并具有现实意义。现将该文重发，以飨读者。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越来越深入。在金融业快速触网的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借助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网络金融产品销售等业务迅速介入金融业，其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互联网金融产品一方面拓宽了居民投资渠道，提高了金融服务的灵活性、便利性，另一方面也给宏观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互联网金融，迄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允许创新，也要完善监管。互联网金融有多种存在形式，自然也涉及各类金融监管。余额宝类产品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品种之一，对金融运行的影响也最大。我们认为，对余额宝的监管涉及存款准备金管理。 一、余额宝本质上是货币市场基金 余额宝成立于2013年6月，截至2014年2月底，余额宝用户数已突破8000万，对应的天弘增利宝基金资产规模已突破5000亿元，占全部货币市场基金资产规模的一半以上。天弘基金在2012年管理的资产还不到100亿元，借助余额宝，半年之内一跃成为中国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余额宝快速扩张的同时，其他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发类似产品，如腾迅财付通、百度百发、华夏银行的理财通、工商银行的现金宝等。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约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1%，占银行理财产品的10%。 余额宝是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公司）和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基金）合作成立的货币市场基金直销平台，它是天弘基金管理的增利宝基金的唯一销售渠道。实名认证的支付宝用户可以把支付宝资金余额转入余额宝，快捷地购买天弘基金公司嵌入到余额宝内的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产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客户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转入支付宝或银行账户等，而不影响客户的购物活动。 余额宝的运营过程直接涉及三个主体：支付宝公司、天弘基金和客户。天弘基金是基金发行、管理和销售机构，它发行增利宝基金，并通过余额宝直销；客户是增利宝基金的购买者，将支付宝账户资金转入余额宝，视为自动购买基金份额；将余额宝资金转出至支付宝或直接消费，则视为对基金份额的赎回。余额宝对接客户和增利宝基金。根据《余额宝服务协议》，支付宝公司不对客户和基金之间的交易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只是通过余额宝为基金交易提供支付结算平台。增利宝基金除销售以外的托管、投资等其他环节的运作均与一般货币市场基金相同。可见，余额宝并没有创造新的投融资关系，并非新创造的金融产品，它本质上等同于天弘增利宝基金。 二、不受存款准备金管理是余额宝获取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余额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高收益。截至2014年2月末，余额宝-增利宝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为6.03%，超过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15倍，比上浮10%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273个基点。2013年末，余额宝7天年化收益率一度高达6.76%，2月份以来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5.5%以上，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和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 二是高流动性。增利宝基金是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能够随时申购和赎回。余额宝这一平台强化了这种流动性，转出资金即为赎回基金，实时到达支付宝账户，可随时用于网上消费或转出至银行卡，并且没有利息损失，其流动性接近银行活期存款，高于绝大多数投资工具。 三是低门槛。客户通过余额宝购买增利宝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仅为1元人民币，是所需门槛最低的一只基金。相比之下，大多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起点为1000元，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起点为5万元，资金信托产品的认购起点为100万元。余额宝使更多寻常百姓能够以“碎片化”的方式获得原来主要面向高端客户的理财服务。2月末，逾七成余额宝用户持有金额在万元以下。 一般来说，金融产品的收益性和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为什么余额宝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两者呢？ 余额宝-增利宝基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所募集的客户资金绝大部分投向银行协议存款，2月末这一占比约为95%。根据我国目前的监管政策，这部分协议存款属于同业存款，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和个人在银行的存款，没有利率上限，也不受存款准备金管理。这部分协议存款的利率，由银行参照银行间市场利率与客户协商定价，通常远超过一般存款利率，并且多数签订了提前支取不罚息的保护条款。而对于一般单位或个人存款，不仅有不超过基准利率10%的利率上限，而且要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同时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活期存款计息。同业存款的这种优势在流动性紧张时期尤其明显。2013年末，我国银行间7天同业拆借利率一度高达8.84%，余额宝存放银行的协议存款利率也水涨船高。 银行能对余额宝存款支付较高利率的重要原因是，基金存放在银行的款项无需向央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目前我国大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中小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17%。如果要缴存准备金，即使没有利率上限，银行出于成本考虑，也难以对基金协议存款支付如此高的利率。毕竟6%左右的利率不仅远高于各期限存款利率，甚至高于部分贷款利率（6个月以内贷款基准利率仅为5.6%，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如果还要满足提前支取不罚息的流动性需求，银行更加难以承受。假定余额宝-增利宝基金投资银行协议存款的款项须缴存20%的准备金，按照6%的该基金协议存款利率和我国统一的1.62%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计算，拥有5000亿元资金规模的余额宝一年成本将增加约42亿元（5000×95%×20%×（6%-1.62%）≈42），收益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 当然，互联网带来的便捷高效、支付宝广泛的客户基础等因素也有效降低了余额宝的运营成本，但不可否认，基金资产方投资的高收益和高流动性才是余额宝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占增利宝基金资产95%以上的银行协议存款仅按一般存款计息（活期存款利率最高仅为0.385%）或者提前支取要被罚息的话，余额宝在保证随时赎回的同时，还能支持5%以上的收益率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也只能是无米之炊。 可见，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存放银行的款项与一般存款适用于不同的管理政策，余额宝-增利宝等货币市场基金才能占据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渠道，才能在与银行存款的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 三、余额宝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研究对货币市场基金进行准备金管理，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政策被再度提及，虽然目前还未付诸实施，但各国已普遍重视对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管理。从金融工具性质看，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接近银行存款。在我国，余额宝类基金产品将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银行协议存款更使其具有存款特性。因此，货币市场基金也与存款一样面临流动性风险、涉及货币创造等问题。对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准备金管理可以以其存放银行的款项为标的。这一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政策效应。 一是应对大规模集中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历史上各国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应对大规模挤提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余额宝投资于流动性较高的货币市场产品，平均期限较短，而且建立了赎回行为预测等应对机制，风险相对较低，但不能完全排除大规模集中赎回的风险。目前余额宝存款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之比约为0.5%，如果爆发大规模集中赎回，对余额宝和银行流动性的影响都较大。 二是控制货币创造，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也是现代各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要功能，是控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从而控制货币创造，因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许多国家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我国就曾多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余额宝募集资金的增加意味着受准备金管理的银行一般存款的减少；余额宝存入银行的资金不缴存准备金，理论上这部分资金可以无限派生、可以无限创造货币供给，由此影响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三是保证市场公平竞争，压缩监管套利空间。证券投资基金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获取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而由于不受存款准备金管理，余额宝无需考虑复杂的投资组合，而是将95%的资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并享有无风险收益，以基金之名行存款之实。非存款类机构存入存款类机构的同业存款本质上就是存款，其合约性质与一般存款并无不同，理应按统一原则监管，同业存款也应像一般存款一样缴存法定准备金。 四是使基金资产更多投向直接融资工具，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本质是通过市场进行直接投融资。因此，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短期债券。而在我国，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资金并未真正“脱媒”，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如果存放银行需要缴存准备金，余额宝成本将增加，收益将下降，可能更多投向短期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回归基金的本质，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及其作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一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往往通过金融市场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准备金在应对流动性方面作用不大。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发达，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集中一部分资金仍是防范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手段。二是在多数发达国家，货币供应量已不再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价格调控，如美联储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调控联邦基金利率来实施其货币政策。而广义货币M2目前仍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我国调节货币供应量和社会流动性、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重要手段。三是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率很低甚至为零，对金融机构影响不大，与准备金相关的监管套利空间也很小，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例如欧洲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仅为2%，美国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较低。而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高达20%左右，是否缴存准备金对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影响很大。 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银行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前者的运行对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影响更大、更直接、范围更广，因此银行及其业务往往会受国家更严格和特殊的监管，银行为此需付出较高的监管成本，这也是银行作为特殊行业所须承担的社会义务，缴存低息甚至无息的存款准备金就是这种义务之一。 综上所述，在我国，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银行存款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此外，其他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存款本质上相同，按统一监管的原则，也应参照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对银行存款的分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总额与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之比仅为1%；到90年代末，这一比例已超过60%，至此货币市场基金已形成与银行分庭抗理之势。我国货币市场基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加速了基金分流存款的过程。对包括余额宝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实施存款准备金管理，将缩小监管套利的空间，让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合理，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更加有效。 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利用互联网便捷高效的技术特性和强大的渗透能力，推动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市场化，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的理念，但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应遵循统一监管的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有效运行。 本文发表于《金融时报》，原标题为《盛松成：余额宝与存款准备金管理》，2014-03-19。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核心观点： 1.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2.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3.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趋势。 4.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正文： 或许是洞察到疫情冲击与传统危机的不同，或许是从“四万亿”刺激中学到了很多，或许是为了不蹈西方零利率覆辙，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在逆周期调整过程中保持相对克制，却无碍经济修复回升。在“不急转弯”的政策基调下，未来货币利率究竟何去何从？ 一、货币的节奏：史实说明什么？ 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银行间利率往往率先下调，信用随即开启扩张。但经济止跌回升后，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 第一部曲：经济快速修复 该阶段的特征是宏观经济呈现快速向上态势，前期银行间利率抬升还未对实体端产生影响，存在传导“时滞”；财政政策仍在发力过程中，存在向上“刚性”。这些都使得社融增速保持扩张直至其峰值出现。 图1. 经济快速修复期：利率触底抬升，但信用仍在扩张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二部曲：经济平稳扩张 该阶段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但前期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依然。投融资项目的持续性仍对后续形成支撑，尽管有些动能可能边际减弱。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扩张的惯性。此时，信用开始收缩，利率持续上升，直至经济出现拐点。 图2. 经济平稳扩张期：利率持续上升，信用开始收缩 来源：WIND，笔者整理 第三部曲：经济开始回落 随着经济筑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通道，社融持续收缩。与前一阶段政策主动约束资金供给不同，本阶段的社融收缩主要缘于融资端需求的回落。 图3. 经济开始回落期：利率步入下行，信用收缩持续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二、货币的节奏：未来如何演绎？ 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明显高企，这未必代表实际经济动能的急剧走强。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图4：利率大概率跟随经济同比趋势，而非环比 来源：WIND，笔者整理 注：此处以制造业PMI表征经济环比指标。 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或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尽管如此，由于明年全年名义GDP增速高于今年，其利率中枢仍有望高于今年。 图5：经济正向“第二部曲”迈进：社融降，利率上 来源：WIND，笔者整理 三、基本结论 一是历史上，面临冲击后的经济下行压力，货币运行似存在“三部曲”的节奏规律：首先，利率下行、信用扩张，经济止跌回升，直至社融出现峰值；接着，社融开始回落，但经济与利率仍呈上升趋势；最后，随着社融继续收缩，经济筑顶并回落，利率再次步入下行。 二是鉴往知来。当前我国社融拐点特征明显，经济正从快速修复的“第一部曲”向稳步扩张的“第二部曲”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因基数效应而高企。不过史实表明，即使经济环比增速有所下降，利率大概率也将跟随经济同比的方向。 三是展望明年，在前期政策的滞后影响及外需支撑下，上半年经济走强和利率上行仍将持续，这与基数干扰无必然关联；下半年货币运行或进入“第三部曲”，即社融持续收敛，利率随经济而回落。周而复始，改变的是疫情，未改的或仍是货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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