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宽松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 弗里德曼研究了货币，却没有研究金融机构，盲目认为只要放松货币政策，货币就会进入实体经济，而忽略了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 经济萧条时降息，几乎成为各国央行的习惯性动作。这在“央行—实体经济”这样的简化模型中是成立的。在这样的模型中，是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把金融机构看作是没有生命、没性格的物理管道。但现实根本不是如此，央行释放的货币并不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必须由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才可以输送到实体经济。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如果考虑到了金融机构的利益，情况就会变得相反。 一般情况下，利率越低，对金融机构越不利。因为：首先，金融机构没有自己的资金，资金都来自于社会，利率越低越不利于金融机构募集资金。尽管央行放出了不少货币，但流动性还是差，货币会掉入流动性陷阱。其次，金融机构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利率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金融机构是根据利率高低赚取利润的，利率越低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会越低，利率越高的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也越高。高利率环境才会造就金融业的发达，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是没法生存的，它们需要一定的利润对冲金融风险。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率空间给金融机构，不能对金融机构形成足够的激励，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将会是失效的。金融机构就是资金到达实体经济的中间商，想甩开中间商做生意，生意是做不成的。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在零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缺乏相应的利率空间作为激励，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没法覆盖风险，货币又没法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弗里德曼在提出其货币主张时其实忽略了这点，因此其主张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经济危机，是会得到相反结果的，这种失败我们也称为“货币失灵”。凯恩斯虽然从民众的货币投机需求的角度解释了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也没有注意到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因此凯恩斯也主张经济危机时降低利率，但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利率没赤字财政效果更好，所以没作为主要主张推广。 弗里德曼主张宽松货币或零利率治理经济衰退也忽略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问题。市场上可用金融资金的多少，并不仅仅取决于基础货币有多少，更要看货币的流动速度有多大。目前金融学界对货币流动速度的探讨很少，甚至大多数版本的金融教材都没有关于货币流动速度的专门讨论。 现有宏观经济学中货币流通公式是GDP与货币数量之比，这样的解释不存在分析意义，也看不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因此人类目前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研究是不充分的。 如果将货币学分为三部分的话，应该包括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目前货币学中研究比较充分的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研究的很少，货币流通理论基本没有展开。 在我看来，利率是决定货币流动速度的关键因素。货币流通速度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及其继任者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似乎也是倾向于支持高利率有利于提高货币流动速度的观点。其实在高利率环境下居民倾向于储蓄和购买债券已经为提高货币流动性奠定了基础。 其实高利率可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利率越高，民众储蓄与投资理财的热情越高；其次，利率越高金融机构的激励越大，前者可以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弹药，后者则是在市场里勇敢冲锋，因此高利率环境下的货币流动速度比低利率环境下要快。金融市场绝大部分时候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供给。 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在以前一些时期表现得不明显，如在凯恩斯的金融模型中，只有银行和债券两类金融机构，而现在中国为企业做融资业务的除了银行和债券机构，还有股权、信托、保理、融资租赁、小贷、基金、互联网金融等非常多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利率驱动的。 如果弗里德曼注意到了这点，就不会主张经济危机时实行低利率。当然不仅弗里德曼忽略了，几乎所有的央行都忽略了这点。所以一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就将利率一降到底，降息几乎成了治理经济危机的标配。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降息就可以治理经济危机，那治理经济危机就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了。降息只是释放基础货币，但同时降低了货币流动速度，所以降息对治理经济危机效果不大，甚至是起相反效果的。当然也跟金融结构有关，在以前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中，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大一些，但如果是以更市场化的影子银行市场为主，则利率就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低利率并非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 在我看来，扩大货币流动速度比释放基础货币还重要。因此我主张在发生经济危机不要降低利率。在现有中央央行体系下，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事实上是可以分开控制的，适度放松数量倒是可行。 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决定需求 其实从本质上看，货币金融市场也是供给创造需求，是金融供给决定企业的金融需求，而非企业需求决定金融供给。企业需要资金，如果没有金融机构愿意给他们放贷，也是解决不了融资问题的。 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的利润没法覆盖风险，金融机构大部分无法运转，因此也没有机构愿意为企业做融资工作，社会上就没有金融供给，所以企业即使想融资也融不到，所以低利率并不是好事，低利率也并不一定能促进企业融资。 而金融供给的高低是由金融利率决定的，金融利率越高，金融供给越旺盛。利率越高，就有越多的资金愿意交给金融机构放贷，金融机构就会创新出各种金融工具帮助企业融资，原来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融资也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完成，我们将之称为利率对金融机构的“利率激励效应”。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金融机构作为货币传导渠道的激励问题，金融机构的激励与利率成正比：市场利率越高，金融机构获利的可能性越大，激励也就越大，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大；市场利率越低，金融机构获得的激励也就越低，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低。如果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考虑金融机构的激励问题，就会导致“货币失灵”，货币失灵的本质是“金融机构的激励失灵”。
虽然“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是下跌的，甚至在2020年5月份，中间价和交易价都创了过去12年来的新低。但是，这没有根本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功能，即作为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贮藏功能，汇改后得到进一步提升。 汇率市场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 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合计7.18万亿元人民币，较“8·11”汇改之前的高点2015年5月底多出了56%。其中，持有股票2.46万亿元，增长189%；持有债券2.57万亿元，增长244%；持有贷款9721亿元，增长9%；持有存款1.18万亿元，减少44%（见图4）。 图4：2013年底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银证券 境外投资者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截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人民币债券资产的市场份额达4.72%，较2015年7月底提高了3.24个百分点，其中持有人民币记账式国债的市场份额达9.09%，提高了6.32个百分点；持有人民币股票资产的市场份额达3.66%，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见图5）。 图5：2013年底至2020年6月底境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债估值中心；WIND；中银证券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资产达到2215亿美元，较2016年底增加了145%；全球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为2.02%，上升了0.95个百分点（见图6），名列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据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一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人民币外汇成交额为2850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41%，全球人民币外汇成交市场份额为4.32%，上升0.33个百分点（见图7），名列世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图6：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总额及市场份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IND；中银证券 图7：全球场外人民币外汇交易成交额及其市场份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中银证券 据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统计，2020年上半年，全球国际支付中，人民币市场份额月平均为1.80%，较2015年月平均值回落了0.39个百分点，名列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与2015年持平。但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看，2020年上半年，境内非银行机构和个人涉外收付款中，人民币占比达到36%，较2015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名列国内第二大跨境支付币种。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通业务开通后，以人民币跨境收付的跨境股票交易大幅增加所致。事实上，据央行统计，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占比为13.5%，较2015年仍低了12.5个百分点（见图8）。 图8：跨境支付和货物贸易中人民币市场份额（单位：%） 资料来源：SWIFT；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中银证券 2015年之前，中国坚持在岸资本管制，通过离岸市场开放驱动人民币国际化。但2015年之后，中国加快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转向了在岸市场主导。 现在，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无需以在离岸市场持有人民币存款或投资点心债的方式，而是可以直接进入境内买入人民币股票和债券。 截至2020年6月底，境外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创了历史新高，其中持有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资产合计占到70%，持有人民币贷款和存款资产仅占30%（见图5）。而2015年5月，这两个比例分别为35%和66%。显然，再用香港人民币存款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时过境迁了。 根据中国银行编制的相关指数，201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所提高，其中，人民币跨境指数上升了13.7%，人民币离岸指数仅上升了0.7%（见图9）。 图9：中国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2011年四季度=100）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WIND；中银证券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一是“8·11”汇改本身消除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在汇率方面的技术障碍，促成了2015年11月30日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入篮”，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这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认可的国际化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牌。 二是为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了国内外汇市场开放，允许境外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便利境外机构参与境内人民币外汇衍生品交易。截至2020年6月底，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有境外会员148 家。 三是2017年以来，随着人民币汇率由单边下跌转为双向波动，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有关部门回归监管政策中性，除重启宏观审慎措施外，未再采取行政管制措施，维护了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增强 首先，尽管“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但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到2020年7月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2015年8月10日下跌12.4%，但较2005年“7.21”汇改前夕仍升值18.5%。特别是2020年，在各种内外部冲击下，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波动，但前7个月中间价最大振幅为4.0%，在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垫底，且远小于其他七种货币的平均振幅13.2%（见图10）。 图10：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最大振幅（单位：%） 数据来源：美联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注：（1）汇率最大振幅为观察期间汇率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偏离；（2）人民币汇率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美元指数为洲际（ICE）美元指数；（3）2020年为前7个月数据。 其次，尽管“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指数有所下跌，但边际上对出口竞争力影响有限。到2020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较2015年7月仅下跌9.1%和6.9%，且较2005年6月仍分别升值33.0%和45.8%（见图11）。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但当期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下跌0.6%和0.8%。 也就是说，当年升值只是造成了国内企业做空人民币的财务损失，却未影响其出口竞争力。另外，自2019年8月人民币破7到2020年6月，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下跌1.0%和上涨0.4%，这符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的汇率共识。 故2020年以来，尽管人民币汇率多次跌至7以下的水平，却再未遭遇“货币操纵”的指控。 图11：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2010年=100）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中银证券 再次，民间部门货币错配明显改善，市场抗汇率波动风险有了底气。“8·11”汇改初期，人民币汇率的意外贬值触发了市场集中地增加对外资产、减少对外负债，导致了资本集中流出、外汇储备下降。但事情都有两面性。经历了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后，民间对外净负债（以非储备性质的对外净头寸衡量）由2015年6月底的2.37万亿降至2020年3月底的1.04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也由-21.8%降至-7.5%。实际上，当人民币汇率2018年第四季度第二次和2019年第二季度第三次遭遇7这个关口时，前述比例已降至8%左右（见图12）。这降低了货币错配敞口，是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涨跌不再恐慌的根源所在。2015年“8·11”汇改当月，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净购汇翻番，增加即期外汇市场需求504亿美元，招致月底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的新政出台。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破7，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由净购汇转为净结汇，增加即期外汇市场供给56亿美元。 图12：民间部门对外净头寸状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注：（1）民间对外净头寸=国际投资净头寸-储备资产；（2）年化名义GDP为往前四个季度名义GDP滚动合计。 第四，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也在逐步增强。主要表现为：一是“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平均值环比下跌0.3%，同期市场结汇动机增强、购汇意愿减弱：收汇结汇率为65.5%，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3.2%，回落3.4个百分点（见图13）。 受此影响，境内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不论顺逆差规模都不大，不像2015和2016年，月度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 二是企业更多运用外汇衍生品交易规避汇率风险。2020年上半年，银行对客户的外汇交易中，即期交易占比为79.7%，较2015年回落了0.8个百分点；远期交易占比8.1%，回落了2.8个百分点；外汇和货币掉期占比5.8%，上升了0.1个百分点；期权交易占比6.3%，上升了3.5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了外汇风险准备较远期交易减半征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见图14）。 三是企业运用人民币和外币跨境收付的主动性增强。2020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人民币占比36.0%，较2015年上升了7.0个百分点；代客结售汇占比41.2%，回落了12.1个百分点，占比为2010年以来最低（峰值为2002年的74.8%）；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22.8%，上升了5.1个百分点（见图15）。以人民币或自有外汇跨境收付，于境内市场主体来讲，降低了货币错配风险，有助于增强外汇市场韧性。 图13：市场结售汇意愿及半年度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均值变动（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银证券 图14：银行对客户外汇交易的品种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WIND；中银证券 图15：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的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WIND；中银证券 注：（1）代客结售汇占比=银行代客结售汇额/银行代客涉外收付额；（2）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包括以外汇存款或外汇贷款对外支付，以及不结汇的外汇收入；（3）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100%-代客结售汇占比-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由于代客结售汇中有些结汇是过往外汇存款结汇、购汇不一定立即对外支付，故跨境自有外汇收付占比应该有所低估。 最后，伴随着汇率形成越来越市场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不断推进。如前所述，自2017年9月以来监管回归政策中性，也就是说，既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出。 至今，有关部门再未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新的行政管制措施，相反，坚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逐步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外汇市场参与度。如2019年9月，人民币汇率破7不久，有关部门就批准三家证券公司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扩大外汇市场交易主体。 本文原发与腾讯，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疫情助推全球数字货币竞赛升温，多国将在3年内发行法定数字货币？ 作者：后歆桐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 在过去的几个月，相较于现金支付，疫情迫使很多人倾向于更加安全的支付方式：无现金支付。全球央行正是看到了这一机遇，纷纷推动法定数字货币(CBDC)在应用方面的进展，进入研发CBDC的快车道。 在业内人士看来，CBDC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同时也存在多项挑战有待攻克。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CBDC的兴起，到2020年初，全球80%的央行都在开发CBDC；40%的央行正在尝试对此概念的验证；还有10%的央行，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正在进行CBDC的试点项目。”德银研究分析师劳伯(Marion Laboure)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的数字货币将在未来2年内成为主流。展望未来，多国央行很可能在3年内发行通用的CBDC，最终将取代现金。” 法定数字货币竞赛升温 近日，立陶宛全球首发CBDC，2.4万枚名为LBCoin的数字货币已于7月9日开始预售，并于7月23日正式发售。公开资料显示，LBCoin以6枚一组出售，价格为99欧元。LBCoin可以直接与立陶宛央行以及专用区块链网络进行交换。 “在央行开始改变其对数字货币的看法的时候，LBCoin可能是测试CBDC不同化身的最先进的实验场。”立陶宛央行副行长由基拉斯(Marius Jurgilas)如此表示。 立陶宛的做法是全球央行研发CBDC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各国央行加速了数字货币领域的角逐。 在七国集团(G7)中，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已经开展了多年研究，并发表了相关主题的重要报告。7月20日，G7还决定将就发行CBDC展开合作，拟于8月底到9月上旬在美国举行的G7峰会上开展进一步讨论。 此前，日本央行在结算机构局内新设立数字货币组，重点研究央行发行的CBDC，探索如何构建数字社会的最佳结算系统。 法国央行也于7月20日宣布，汇丰银行、埃森哲和法国兴业银行等8家公司入围数字货币试验计划。8家公司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共同探索将金融工具兑换成央行货币的方法，并改善其跨境支付条件。法国央行称，各公司参与试验的积极性体现出金融和技术参与者对于通过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来改善金融市场的浓厚兴趣，而且，从试验计划中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建设以欧元体系为中心的全球数字货币。法国此前还与德国一起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BIS)在欧洲的创新中心，该中心目前正在探索CBDC。 此外，7月13日，韩国央行宣布成立央行数字货币法律咨询小组，为数字货币发行建立法律基础和技术基础，以便更灵活地应对迅速变化的全球支付环境。 泰国央行已于7月开始使用数字货币与一些大型企业进行金融交易，标志着泰国央行的数字货币研发已进入第三阶段。泰国央行还计划于今年9月，在与中国香港金管局进行的数字货币交易中使用数字泰铢。 7月13日，新加坡政府表示，新加坡已开发出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网络，可以实现更快、更便宜的国际结算，下一步计划是商业推广。该支付网络原型支持多币种，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与跨国投资企业淡马锡和摩根大通合作开发，属于“Ubin项目”的最后阶段。Ubin是新加坡于2016年开始推进的关于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的项目。 中国凭借在移动支付行业和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CBDC的研究和探索上也跻身全球前列，并在持续推进。中国央行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今年以来也取得了进展。 劳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各国进行“数字竞争”的最佳工具，问题在于，哪个国家将成为第一个获得数字货币许可证并建立其主导的相关联盟的国家。“当CBDC普及的这一天来临时，数字货币、金融机构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他说。 KuCoin高级合伙人阿莉西亚(Alicia Kao)也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意味着无现金社会的趋势已经开始，这将极大地推动未来的贸易全球化，货币市场的竞争也将导致一个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这将深刻地改变社会，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尚有多项挑战 不过，在劳伯看来，数字货币需要克服一些主要障碍才能变得普及。首先，必须在政府和监管机构方面拥有合法的身份。这意味着，数字货币的价格需要更加稳定，并为厂商和消费者带来益处。此外，数字货币还必须顾及支付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为此，数字货币必须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结成联盟，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Apple Pay、Google Pay等移动应用商、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等信用卡公司以及亚马逊(Amazon)、沃尔玛(Walmart)等零售商。 “如果能够克服这些挑战，那么数字货币有望挑战现金。”劳伯认为，“此后，央行数字货币还会面临新的挑战。对于刚开始尝试数字货币的央行而言，使用数字货币将意味着完全依靠消耗电力来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向全数字化平台的平稳传输，金融系统还需要准备好克服任何形式的电力中断或网络攻击。政府还可能越来越需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安全备份公民数据。” 此外，他补充道，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也是全球央行推行法定数字货币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情况虽然很少见，但可能会令数字货币的运作瘫痪。1989年，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曾因太阳耀斑而陷入黑暗9小时。网络攻击在当今也越来越频繁。” 阿莉西亚则指出，数字货币等新事物的出现往往对监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管制对于数字货币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监管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她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此前也撰文分析了CBDC的四个风险，比如银行业部门间的去中介化风险、所谓的“挤兑风险”、CBDC会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信贷分配产生影响以及央行的成本和央行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等。他称，尽管有潜在的好处，但来自CBDC的风险还是会出现，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正确设计CBDC来降低风险。 鉴于此，他建议各国央行采取一种综合版本的CBDC。“在所有选择中，央行在提供安全替代现金的同时减轻某些成本和风险的一种潜在方法是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以提供综合版本的CBDC(Synthetic Version of CBDC，简称sCBDC)。”他称，“私人部门将在央行的监督下发行完全由中央银行储备金支持的数字货币。”
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现在大家可能很多都是就事论事，从理论上、从体系上讨论到底怎么去做好它们两个的配合，我觉得可能还得做一点基础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货币是信用货币，为什么货币一定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我们知道实物货币不管是黄金、白银等等，这是实物，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供应必然受制于整个货币材质的问题，比如黄金、白银的储量也好、供应量也好，都有所限制。所以货币供应很难跟我们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变化适应起来，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很难保持基本稳定，核心的功能如果受到很大影响，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话，整个货币体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最后大家意识到，特别是金本位之下，纸币出现以后，可能货币不再一定是黄金，而可能是一个社会财富价值的替代物。大家逐步意识到，要发挥好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核心功能，应该努力地使一国的货币总量跟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可以用法律保护、可交易的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这样就使货币的投放和总量能够得到灵活的调节，从而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因为这一条，所以原来充当货币的实物（金、银）必须退出货币的舞台，回归它作为社会财富的本源，而货币则必须脱离自然的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尺度或者一种计量单位，成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表征物，或者现在它是一个价值证券化的产品。这样就带来一个变化，今天的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基础之上，所以信用货币也叫作“主权货币”或者“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指的是谁的信用？传统上讲，有的说那就是投放货币的央行的信用或者是政府的信用、财政的信用，我认为都是不准确的，这就是国家信用，它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保护内的可交易财富，这是它的信用基础。因此货币也就不再是央行的负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经常讲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大家怎么能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拿着人民币跑到央行说我不要你的人民币，你必须给我换黄金或者是美元，这是不可能的。进到信用货币之后，和金本位下的纸币是两个概念，只是国家把这个货币投放权、监控权交给了央行而已，它也不是政府或者是财政本身的信用。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大的突破就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到实物供应的限制，使这个货币总量可以更好地跟财富变化对应，使它的货币投放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条，大家讲货币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今天的货币是信用货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很容易造成超发？今天很多都在说货币好像是超发了，跟信用货币怎么投出来是有关系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怎么投出来的呢？第一块就是货币投放的机构直接购买货币的价值锚定物或者储备物，比如说直接购买原来曾经充当过货币的黄金与白银，或者是国际硬通货来作为它的货币币值确定的标准，而且作为它价值的一个支撑，这个叫作货币储备物，这个也是货币投放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基础货币”。但是这个基础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很重要，确定货币的币值有利于增强社会的信任，甚至还可以有一定的传承性。它并不是信用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制之后跟黄金一点关系没有，人民币的币值是多少，很多是一两黄金值多少人民币，美元是一盎司黄金值多少美元。汇率是多少汇率，还是通过黄金作为中间比较联系，不是绝对的但是有很大的联系。然而基础货币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央行买了这些储备物实际上是冻结起来了，央行买的储备物投出去的货币，货币是流通的，如果全部靠央行投放储备物的话，最后的结果是流通的货币里面对应的财富就没办法对应了，因为很大一部分流通不起来，被冻结起来了，所以应该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必要的范围内。剩下的怎么投出来呢？剩下来的货币就需要由货币投放机构以投放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的这种间接融资的方式把它投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投出来呢？实际上就带来一个问题，货币总量要和财富规模对应，财富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的，谁来判断它有没有、有多少、怎么变化的？实际上是很难的，需要把社会主体引进来，社会主体可能永久财富或者是将来在一段时间里拥有财富，可以有货币，你可以以你的财富做抵押，去借钱，这样就把全社会的主体引进来共同判断到底这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货币投放机构就以到期能够归还本息这种信用的方法把货币投放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今天信用货币投放最主要依赖的是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除非央行往大街上撒钱，央行要往大街上撒钱的话，货币体系就崩溃了。因此主要就是靠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的增加，我们央行货币投放机构要想把货币投放出来其实是很难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负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的质量，我们经常说货币超发或者货币好不好，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货币总量和GDP的比例各个国家是不可比的，它的融资结构、附加值的高低存在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条，如果这个社会负债里边有大量的呆账损失没有及时确认和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就意味着投放出来的货币里面越来越多的是没有可交易财富做对应，这就一定是货币超发，货币就一定会贬值，货币质量是没有保证的。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依赖这种扩大社会负债来投放货币，同时又要很好地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怎么控制呢？就是要强化借贷双方的财务约束，不管是借钱的一方，还是投放货币的一方，如果这个控制得不好，造成资不抵债，最后都应该破产清盘或者被清除，从而把多余的货币从账上消掉，否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可能有的国家在大量投放货币，有的国家好像没那么大，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威胁不在货币量的大小，而是在社会的负债里面，债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质量是不是比较高，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货币质量都是很可怕的。 通过这样货币投放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控制它的总量来保证货币的质量，但是还是带来一个问题，央行怎么控制货币总量？需要使货币总量和财富规模相对应，直接完全对应很难，所以大家才折中一下，找到跟社会主体生活生存最直接相关的终端消费品密切相关的样品拿出来来做一个CPI的监控。CPI的变化，近似地表现货币币值的变化，通货膨胀了，就控制一下货币投放，通货紧缩了就扩大投放。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第一，CPI的组成是不是能真正表现出货币币值。第二，因为出现了投融资的问题，我们又出现了金融交易的市场，由于金融交易市场大量的货币不是直接流向社会终端进行直接消费品财富的交易，而是很多流向了交易市场，成为交易市场的保证金存款了，这些东西的变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而不会直接影响到终端的CPI价格的变化。第三，今天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目标没有追求通货膨胀为0的，至少都是2%以上，因为弗里德曼他们也说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实际上大家看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里面没有是0的，都是2%以上。第四，为了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强化货币投放进一步的约束，就要把投放机构分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因为有投放货币的基础货币的权利，有控制货币总量的权利，如果让它直接面向社会去通过贷款、买债券的方式做投放的话就带来一个难题，如果它投砸了，形成不良的时候，不存在倒闭的问题，可以继续投，最后也会造成货币体系不断恶化。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有要求，央行干央行的活，把直接面向社会去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一类的工作交给商业银行，什么叫商业银行？就是它要受到财务约束，如果资不抵债也得破产清盘，中央银行最后就变成最后贷款人，商业银行去投放哪种派生货币，中央银行再去做最后贷款人去调节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这就造成整个货币传导机制上，带来一个央行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社会主体的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传导体系就比较复杂，这些原因都会造成货币的投放，造成整个社会的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一定会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增长。理论上它应该是对应的，但实际操作上它一定会出现社会债务和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货币总体趋于贬值，长期来看货币一直是处于贬值的状态。 货币贬值好不好呢？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货币贬值同时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机制。当讲到社会的财富分配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财政，是财政税费的征收和分配，但实际上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财富从货币性资产持有者这个角度，无形之中转移给那些扩大负债，相应地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群体，是一个更广泛、更深刻，一般人还不知道的，很容易实现的分配方式。所以大家会看到，从这一条上来讲，从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内在机制上来讲，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已经出来了。不管承认不承认，货币政策通过货币的贬值来调节，逆向调节也好其他也好，来实现财富的分配，促进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它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这样的话，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到今天，它内在必然产生一个结果，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总体来看，货币币值一定是不断降低的。 那么长时间下去会怎么样？特别是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取悦于民众，在好的时候逆向调节可能会有所控制，但是当不好的时候，一定会倾最大力气去刺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超发的，理论上应该在经济回暖的时候把它收回来，但是实际上都是收不到底，只能在进一步扩大投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信用货币体系的出现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制于货币实物，原来实物货币下面的实物供应的约束，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货币总量很难控制住，很容易超发。 第三个问题，现在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前面讲到货币总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相应的，经济金融的波动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短时间里面逆向调节可能控制住，但是实际上是在积累，积累得越来越大，波动性也越来越大。当“黑天鹅”、“灰犀牛”等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当遇到金融危机可能爆发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动于衷，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对抗，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必须得相互配合，积极发力。 在这里边讲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现在都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它们的目标是主要运用于逆向调节，目标是一致的，保持经济社会、金融的稳定，所以实际上是难以绝对分开的。当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央行大幅度降低利率，降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社会主体、企业个人、家庭的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下降的时候，政府可能就要开始扩大开支来进行刺激。当人们不愿意去买政府债券的时候，可能最后也就只能是央行出来买，是直接买还是间接买都是其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有内在逻辑，现在这个信用货币体系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日本、欧洲、美国）走上了零利率、负利率或者是量化宽松，或者是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的道路，包括英国这次央行直接给财政一个透支的额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形式，只要能运用得好，投放出去有好效果，形式是其次的，没什么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必须要做好运用超常规政策的准备。现在我们中国确实还没有到，利率水平还远远高于0，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水平现在还在3%上下波动，基本上是低于3，5月份一度低于2.6，但是现在又反弹。财政的赤字，今年“两会”批准的是财政赤字3.6%，好像都还很低。但是我认为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本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变成了收入，收入再转投资，投资再加杠杆，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到中国来，整个国家快速发展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等等因素，在2015年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2015年之前中国财政收入里边的资源性收入（土地矿产、专卖权、政府收费等等）在财政收入里面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应的政府的收支压力在缓解，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地出台，税费的征管在不断地放松，但是到2015年开始，各地政府的财政收支的差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财政收入里边资源性收入占比快速下降。但是恰恰因为经济下行，维稳的支出，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 财政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征管，大家知道现在征管力度不断加大，尽管税率可能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但是因为征管加强了，大家的税费负担感觉明显加强。比如在座的各位，可能原来有好多单项的收入直接就是税后的，是不用交税的，但是从2019年开始全部个人要统交，自己要申报，另外要加起来看看你要交多少，可能很多人都要交45%，是很大一块税。尽管这样，征管的空间是有限的，更多的财政开支来源从哪儿来？就是增加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增加，很大的问题是2015年之后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时候非要降低社会负债率、杠杆率。我认为缓一点，不要过于猛地增长是对的，但是要想去杠杆，要降低，会对地方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现在大家看到社会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扩大，可能到底政府负债多少不大清楚，但是看央行披露的资产负债表里有一个存款性机构概览里面有一个叫“对政府的债权（净）”增长速度非常快，2015年之后每年以5万亿的速度增长，大家就知道接下来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 第二个是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之后，2014年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国家货币的主投放渠道是买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从1999年底的1.41万亿，一路上涨到2014年5月份的27.3万亿，增长了将近26万亿，这是基础货币投放。这么大的基础货币投放之后，整个货币投放量就在扩大，央行被逼无奈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等方式往回收。但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2015、2016年两年，外汇储备急速下行。央行外汇占款随之减少。到现在，央行外汇占款已经比高峰期的时候减少6万多亿，央行外汇占款减少意味着从商业银行把存款收过去了，但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货币稳定地增长，钱从哪儿来？大量地要靠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来投放。大家会看到，投放结构变化以后带来一系列变化，比如说社会负债一定会上涨，还本付息的压力一定会增加，整个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也随之增加，包括补充资本金。前面曹远征也说到一个问题，一方面央行冻结了十几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方面在回笼6万多亿基础货币的同时，商业银行又要扩大投放，流动性紧张怎么办？央行只能再去拆借出来，拆借商业银行，他们的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对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2015年一个重大的转变点，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这不是以谁的意志为转移，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轨迹的变化。当然，2015年还发生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从2014年下半年股市大涨到2015年股灾的爆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等等。 今天我们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到了2020年，疫情的暴发，国际关系的复杂，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更严峻的形势我们怎么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在我们国家财政和货币、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好多边界是不清晰的，所有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这样一个体制下，我们要不要必须把它非常清晰地区分开来，什么是财政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它们怎么样协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现在经济恢复得很快，远远不像西方危机一来，政府负债急速扩张，我们中央财政的赤字好像扩张都很小。但是在疫情来了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要裁员、降薪的时候，政府又要求不能轻易裁员降薪，这个时候压力就压到企业身上，企业缺钱怎么办？我们要求金融机构要贷款，实际上又把这个压力转给了货币，又要金融机构让利，等等，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方面，到底我们的实际状况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另外我们社会债务里面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的金融资产的不良率到底是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好，如果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金融机构，最近大家看到的银保监会、证监会不断扩大接管的范围，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即使我们现在还用不上零利率、负利率，用不上量化宽松，但其实量化宽松在中国早就用了，只不过不像西方那么明显而已，而且应用得很流畅，特别是财政要不要真正把它明确，哪些是政府的负债，政府用什么方式来获得这些资金，货币怎么投放，一定要提前研究，不能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没理清楚，不知道怎么办，那是很危险的。 实际上，要想理清楚很难，而且理得越清楚，受各种约束的东西也越多，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前面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形式不是问题，最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保证政府的逆向调节，财政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逆向调节的效果一定要好。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理清楚，短时间想理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刚才讲到的央行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边界，实际上又涉及到根本上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我们在现有体制下能不能理清楚。前面像各位老师也都谈到了，现在什么叫国家外汇，央行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是否叫国家外汇，还是应该由国家财政余额买的外汇才叫国家外汇，在今天政府的债券中央一体化管理的情况下它们俩应该怎么管、怎么用，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探讨，但是可能马上要理清楚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强调：形式不重要，实质是一定要把政策用好，把效果用好就OK。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据路透中文网消息，包括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Ray Dalio和高盛集团策略师在内的一些投资者担心，近期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规模支出，正在沉重打击美元，有可能加快侵蚀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报道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维持极低利率以及对通胀可能上升的担忧，正在削弱美元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已经在给美元造成压力。今年7月，美元指数重挫4.4%，创过去10年来最差的月度表现，期间一度跌至2018年5月以来的两年多新低。 资料图 视台表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符合美国利益，政府希望予以保持。 报道指出，美元的主导地位给美国带来诸多好处，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到允许它在海外“秀肌肉”。对全球央行而言，美元目前仍然是储备货币的首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约为62%，欧元和人民币分别为20%左右和1.9%。 过去围绕美元主导地位的担忧，包括2011年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出现的担忧，都已经证明是短暂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可靠的替代者。安联的首席经济顾问Mohamed El-Erian认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目前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在没有其他货币可代替美元的情况下，要想取代美元的地位是很难的”。 尽管如此，报道援引IMF数据显示，美元的地位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缓慢下降，其在全球央行储备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一些市场人士担心，美国最近的行动可能会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影响因素之一是美国的财政状况。 评级机构惠誉表示，美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1年底前预计将超过130%，其上周五将美国“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Dalio亦有同样的担忧。在7月底的一个节目中，Dalio公开表示担心“钱的稳健性”。Dalio称，“不能一直靠赤字发债或印钞过活，必须提高生产力并长期保持下去”。 另一更为直接的促成因素是美国政府公债收益率下滑。 美国常年享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收益水准，但在今年3月，美联储为了应对疫情将借贷成本调降至历史低点，收益率的差距明显收窄。 部分分析师亦担心美国政府支出激增终将引发通胀，损及美元的购买力。 高盛大宗商品研究团队近期写道，政府支出恐将造成美元问题，特别是若决策官员决定放任通胀走高以支应预算大规模缺口，甚至是经济成长趋稳后还这么做，“美元能否持续作为储备货币的实质疑虑开始浮现。”
《点石成金》由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汇集每日财讯商情，邀请专家深度点评，配合财经小知识和延伸阅读，为您呈现有态度、有价值的新闻。 每日金语 黄金的枷锁是最重的。——巴尔扎克 今日热点 “四大行正在大规模内测数字货币App，可凭手机号完成转账”。“数字货币”在中国落地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它由央行牵头进行，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货币是社会交换财富的价值标识物，是标明财富价值的符号，数字化符号必然成为未来的货币形式。数字化货币使市场交易更便捷。数字货币是货币流动的电子记录，在央行形成了全社会“数字货币一本账”，包括数字货币的央行“基础账户”与金融机构“业务账户”，实现对数字货币流动的全方位、全流程的实时监控。 担忧数据被用作广告 欧盟对谷歌收购Fitbit发起反垄断审查 据第一财经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4日宣布，将对谷歌收购可穿戴智能设备巨头Fitbit的交易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深度审查，以确保这起收购不会涉及反垄断的规定。去年11月，谷歌宣布对Fitbit高达21亿美元的收购，欧洲反垄断机构称，这项交易可能进一步巩固谷歌在线广告业务的市场地位，因为谷歌能够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进行个性化的广告投放。尽管谷歌已经承诺不会将Fitbit的用户数据作为广告目的使用，但欧盟委员会仍然认为这不足以解决在初步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点评：Fitbit是美国著名的健康运动追踪产品生产商。这类产品被装在智能手环上，能够跟踪和记录人的健身运动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健身运动，推动健康经济发展，智能手环成为热门的健身设备。2014年，Fitbit在世界市场份额高达68%。此后，苹果、小米、华为、三星等加入可穿戴设备市场的竞争。今年第一季度，Fitbit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5.9%，被苹果、小米、华为和三星甩在后面。由于个人健康信息对数字广告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营不善的Fitbit将被谷歌收购，从而产生了谷歌垄断市场的可能性。人们担心个人健康数据会增强这家搜索巨头的在线广告实力，欧盟将调查Fitbit提供的信息如何增加谷歌在线广告的“数据优势”。小小的智能手环引发了关于市场垄断的争论，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个人健康数据影响到线上广告市场的扩张。数据导致产品和服务的结合度增强。谷歌等美国大型高科技企业利用其技术综合能力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反垄断迎来新的挑战。 四大行正在大规模内测数字货币App，可凭手机号完成转账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数字货币”在中国落地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数位国有大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数字货币由央行牵头进行，各家银行此前数月正在就落地场景等进行测试。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 点评：从商场的商品价格标签就可以看出，货币是社会交换财富的价值标识物，是标明财富价值的符号。因此，货币不必以黄金和白银等物质实体的形式出现，数字化符号必然成为未来的货币表现形式。从财富交易角度，数字化货币使市场交易更便捷。这条新闻说，它可用于充值、提现、转账、扫码消费等，其中转账仅凭对方手机号就可以进行。从货币流通监管角度，数字货币是货币流动的电子记录，在央行形成了全社会“数字货币一本账”，包括数字货币的央行“基础账户”与金融机构“业务账户”，实现对数字货币的全方位和全流程的实时监控。面向单位和个人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仍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办，并实现央行之外的有限匿名，适度保护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我们期待中国的数字货币尽早落地，数字化技术将对社会财富交换做出新贡献。 金价迅速突破2000美元大关后，下一步会往哪走？ 据第一财经报道，8月4日，现货黄金大涨逾30美元，创下2030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金价已飙升了33%。高盛预计，未来一年黄金价格可能攀升至2300美元/盎司，而加拿大皇家银行则预计金价有40%的概率将上涨至3000美元/盎司。虽然机构普遍看好黄金的中长期走势，但也有分析师认为，在累计了大量的获利买盘后，金价短期可能会迎来一次可观的回调。 点评：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黄金的突出优势是金融风险较小。它的金融避险作用更多体现在信用货币失去秩序的时候。此前《点石成金》曾谈到，各国央行继续加大非美元资产的配置，促使美元走软和金价上涨。美元疲软与美国经济救助政策直接相关，巨额财政赤字，要靠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来弥补。这一方面抬高了黄金价格，另一方面导致货币流动性过剩。这个因素往往会引发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危机，市场加快去杠杆速度，流动性会迅速枯竭。此时，流动性越强的资产越要遭到抛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黄金价格跌幅超过20%。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货币政策推动黄金价格暴涨，也会促使黄金价格下降，具有金融避险作用的黄金并非绝对没有风险。 (编写 点评 侯若石) 《点石成金》第410期。本栏目嘉宾观点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
四大行内测数字货币 哪些场景有望“起飞” 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 业内高度关注的数字货币再现新进展。继8月3日央行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指出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后，8月6日，一则四大行大规模内测数字货币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躁动。针对此事，北京商报记者向央行方面进行求证，暂未获得进一步回应。不过，记者从接近银行的消息人士处印证了该消息的真实性，该人士称，从今年年中开始，数字货币研发测试已经开始呈现“加速度”发展。 多行内测落地场景 8月6日，有媒体报道称，数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正在深圳等地大规模测试数字钱包应用，为数字货币正式落地进行测试准备。数字货币由央行牵头进行，各家银行此前数月正在就落地场景等进行测试。目前，部分大行内部员工已经开始使用，用于转账、缴费等场景。不过考虑到系统负荷等原因，目前还属于内测阶段。 这一消息也呼应了近期深圳为《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的《深圳市贯彻落实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便提到积极参与、支持、协调央行数字货币各个场景应用在深试点等系列措施任务。而近日央行在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中也指出，上半年已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封闭试点顺利启动，下半年将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 “央行至少四次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作出要求，态度依次为‘扎实推进’‘加快推进’‘继续稳步推进’‘积极稳妥推进’。” 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指出，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对数字货币的两次表态体现出：一方面，数字货币“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审慎处理推出前后的相关风险；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当下，应当加快对数字货币的研发，以实现领先。 市场不会变化太大 “四大行大规模内测符合我们此前预期。”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认为，接下来，数字人民币落地的关键看点主要在于三方面，即账户侧是否允许股份制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清算侧是否允许银联、网联参与，或是成立新的清算公司；以及商户侧是否收取支付服务费、是否招募服务商、是否发放新牌照，以及何方补贴商户和用户等多个问题仍值得关注。 “内测数字货币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便先后在多地进行数字货币封闭式内测，包括未来推出与大型商业银行挂钩的App，都是在原有数字货币设计的框架下不断优化其运行模式，从技术上进行功能的完善。”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实测的重点不仅仅是对扫码消费、转账、提现、充值等应用场景的测试，更要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备数字货币推出后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根据央行官员表态，推出数字货币有多重目的，包括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范洗钱风险、捍卫国家主权等。从目前内测情况来看，数字货币有望率先在哪些细分场景落地？又将如何影响大众生活？ 李全称，数字货币如果落地，很有可能从原有商业银行的传统消费、储蓄、投资类业务开始布局，聚焦于百姓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在交水电费、煤气费、暖气费，或者是工资性所得的存款，或理财、基金定投等金融产品的投资等业务。但目前来看对百姓生活影响应该不大，随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的模式日益普及，大众生活已经习惯于相关的交易方式，市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君则认为，数字货币有望率先在精准扶贫、财政补助、公共交通等细分场景率先落地。对于大众的生活是悄悄产生影响，老百姓可能会在无网络的情况下依然顺畅支付，出境旅游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直接使用。 距推出仍有距离 针对数字货币的推出，央行透露的信息是，目前的试点测试，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此外，针对何时正式推出，央行曾多次强调尚没有时间表。在李全看来，尽管已大规模内测，但距离数字货币的推出还有一定距离，且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框架及运行应该不会起到实质性影响。 陈文君则指出，数字货币距离正式大规模推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尽管内测消息很多，但主要是在逐步克服推行中的困难，尽管如此，大规模应用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无电子设备人群的权益如何保护等。数字货币是供给侧改革，在需求侧，除了数字政务等场景，行业需求是否旺盛、大众是否愿意热捧数字货币都是难点和挑战。毕竟数字货币是全社会大流通的，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 尽管数字货币落地仍面临若干现实问题与技术挑战，不过，在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宋嘉吉团队看来，“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加速落地可期。从当前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正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与滴滴达成战略合作，此外数字货币研究所还与B站、美团等机构进行接洽等情况来看，数研所正通过商户为数字货币向C端服务铺路，尽管数字货币的推出仍然没有时间表，但试点动作仍有望加速。我们看好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对电子支付产业链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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