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你有多久没使用现金了？我想每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要思考几十秒。在移动支付、银行卡交易已经遍布全球的今天，现金似乎扮演着一个无感的补充角色。日常生活中现金使用程度的下降，让很多人产生习以为常的错觉，现金似乎在逐渐消失。所以，当央行发布“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时，很多吃瓜网友都提出了质疑。一是“有必要吗？”，以及“自己的钱，自己的财产信息，凭什么登记？”首先来看有没有必要，答案是显然的。但是，为什么有必要？大额现金，“逆市”狂飙按照人们的日常认知，在银行卡交易、电子支付越来越便捷的时代，现金交易理应越来越少，如果考虑经济的增长和交易的增长，即便现金交易的绝对额增加，但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应该是下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纸币的流通数量非常巨大，大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同时，现金的交易也增长极快。据2017 年央行的一份调查统计，个别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存取业务中单笔超过10 万元的业务占比，笔数不及1%，金额接近27%，有的客户单次取款超过亿元现金，如今多元化支付方式快速发展，这些情形不合常理。根据2017年8-9月人民银行互联网抽样调查进行保守估算，我国流通中去向不明的现金规模达万亿元以上。国外同样如此，例如澳大利亚，银行卡在2016 年就取代现金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但截至2018 年6 月其现金流通张数却增长7%。肯尼亚有较为普遍的移动支付，但近年来现金需求每年增速仍超过8%。从世界范围来看，现金流通量增长也是普遍现象。2001至2014 年，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在内的72 个国家和地区现金流通量与名义GDP 的比例从6.5% 增至8.5%。如此大的流通量和现金交易占比，显然并不正常，其中有一部分现金的流向和交易并不明朗。问题是，在所有的交易中，非正常的现金交易有多少？如果极少，当然并不需要专门的监管政策来管理。对此，不妨看一个调查。合法经济活动，需要多少现金从流通中的现金持有主体来看，主要有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总体来看，企业在现金管理中非常讲究效率，因此它们持有的现金只占全部流通中现金的一小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显示，企业的现金在全部流通现金中的占比不超过2%，随着零售交易中的非现金交易的快速提升，企业持有的现金占比肯定是下降的。对于银行，2016年2月，美国的银行库存现金加上ATM中的现金共750亿美元，其中610亿是法定准备金，计入流通现金仅有140亿，占全部流通中现金比重约为0.9%。除此之外就是消费者持有的现金。2012年美国的“消费者支付选择调查”和“消费者支付选择日记”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人均现金持有量为46美元，中位数为25美元，即便包括在不动产中存放的现金在内，每位调查参与者平均所持有的现金量为250美元。而根据同年美联储和统计数据计算，全美（国内）人均持有4200美元，调查结果和统计显示的人均持有现金量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总体看，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持有现金占全部流通现金比例的数量级大约在10%以内。欧洲央行也根据其调查结果认为，2008年年底全部发行在外的7500亿欧元纸币中，个人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数量总共为1000亿欧元，占比约为13%左右。其他各国同样如此。2014年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七国中央银行联合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现金的需求并不能解释现存的现金供应量（见表1）。假定德国和法国手持现金和在不动产中存放现金的比例与美国的类似，那么德国人均持有的欧元现金量约500至600美元，法国则为285至340美元。可以看到，这一数字远远不能解释人均现金持有量。因此，合法的经济活动只能解释全部现金持有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现金是在合法的、税务完全合规的经济活动之外的，而且占比极大。灰色经济中的超级现金需求以上结论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现金都在灰色或违法的经济地带中流通。这其中包含大量赤裸裸的违法活动，比如，逃税、毒品交易、敲诈勒索、贿赂、贩卖人口以及洗钱等不一而足。从各类公开可见的报道中的现金量，就可见一斑了。现金可以极度方便逃税，个人经营者通过大量使用现金进行交易，低报经营收入。还是以美国为例（美国具有更加全面的数据），IRS（美国国税局）在2006年通过调查显示，IRS发现税收缺口（自愿缴纳税款和应缴税款之间的差额）超过了4500亿美元。这一差额由原因包括低报营业收入、工资收入以及租赁收入等。其中，IRS预计可收回650亿美元，剩下3850亿美元的税收净缺口，而这些差额中超过60%是由于现金交易所导致的。而在2006年，3850亿美元占比当年联邦税收比重为14%、占当年GDP比为 2.7%。除了偷税漏说外，毒品交易中的现金需求首当其冲。2014年，墨西哥当局在绰号“矮子”的大毒枭古兹曼家中，搜出来的现金高达2亿美元。电影《绝命毒师》中甚至普及了，如何借道合法的现金密集型业务（如酒店等）洗白脏钱的方式。甚至有一种说法：全部美元纸币中大约有90%沾染了可卡因，尽管有些夸张，单页足见现金与毒品交易关系的密切性。其次则是腐败，使用现金来贿赂官员。世界银行曾调查，2001-2002年，全球用于行贿的支出大约在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议员就曾在2010年，被FBI在冰箱里发现的饼皮中用锡箔包裹的9万美元现金。前文提到的大毒枭“矮子”古兹曼也曾用藏匿的5000万美元打通各个关节，得以第二次越狱。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在国内也时有发生，并见诸报道。如2015 年在某官员家中查出2.3亿元的巨额受贿现金；2018 年，泉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涉案人员家中搜出8000 万元现金等。其他还有人口走私、恐怖主义融资、假币、偷税漏税等各种利用现金进行洗钱的非法活动。显然，非法的大额现金使用，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因此需要合理、严格的监管。世界各国都是如何管理大额现金的使用的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完善的大额现金管理体系。除了反洗钱框架下的交易报告、出入境申报等较为传统常规的措施外，出于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税收、打击恐怖融资考虑，各国还采取从严、从紧管理措施，预防和遏制非法大额现金使用。中国也同样如此，央行试点“大额现金管理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其一，银行账户存取现金限制。如意大利自2016 年11 月起规定，每日从银行取款超过1000 欧元或每月取款超过5000 欧元的用户，将被锁定为“假设逃税人”调查对象。俄罗斯规定银行限制日取现额度。匈牙利规定增值税缴纳者必须开立银行账户，每月现金限额为150万福林。其二，设置现金交易限额。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3 个欧洲国家，现金交易限额在1000 欧元到1.5 万欧元之间。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以色列、越南等国也设置现金交易限额，限额从等值4500 美元到2.5 万美元不等。欧债危机后，很多欧洲国家出于控制国内地下经济、打击逃税漏税考虑，规定现金交易限额，有的还根据居民和非居民、自然人和机构等主体设置差异化的限额。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3 个欧洲国家，现金交易限额在1000 欧元到1.5 万欧元之间。除了欧盟国家，设置现金交易限额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牙买加、乌拉圭、以色列、越南等，限额从等值4500 美元到2.5 万美元不等。其三，限制公共资金使用现金。法国规定交纳税费、罚款、医院账单超过300 欧元时，不能使用现金。韩国规定政府部门部分开支在50 万韩元以上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越南规定除财政部或越南国家银行特别允许的现金支付交易外，使用国家预算或资本的组织不得使用现金付款。其四，限制特定领域使用现金。意大利规定租金不得使用现金支付。韩国规定特定行业年营业额在3亿美元以上的企业，限额以上的招待费等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其五，大额现金存取收费。各国金融机构自行收费较为普遍，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对个人和单位现金存取收费。美联储对存款机构每季度取款超过875 捆（每捆1000 张）的部分按照每捆5 美元收取费用。最后，部门间协同配合。美国联邦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收集金融交易信息并分析整理，与相关部门进行传递共享。澳大利亚、英国等过都与各自的警察局、国家税务局等机构贡献报告和分析。现金有罪，取消现金可以么不仅限制大额现金，甚至取消现金，推行无现金社会，这确实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部分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行无现金社会，在疫情的影响下，这一进程还被加速了。因为无现金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少偷税漏税、减少假币威胁、减少公共健康安全等……然而，负面影响同样巨大。例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应对停电等紧急情况，网络犯罪之害，低收入群体无银行账户，弱势群体如何使用等……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一种真正的全民使用的物品，其承载和表现形式也需要符合人们最基本的使用诉求。现金，每个人都可以持有，但是又如何要求每个人都要一个银行账户和用于支付的设备呢？
你有多久没使用现金了？我想每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都要思考几十秒。在移动支付、银行卡交易已十分便捷的今天，现金似乎扮演着一个无感的补充角色。日常生活中现金使用程度的下降，让很多人产生习以为常的错觉，现金似乎在逐渐消失。所以，当央行发布“大额现金管理试点”的通知时，很多吃瓜网友都提出了质疑。一是“有必要吗？”，以及“自己的钱，自己的财产信息，凭什么登记？”首先来看有没有必要，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有必要？大额现金“逆势”狂飙按照人们的日常认知，在银行卡交易、电子支付越来越便捷的时代，现金交易理应越来越少，如果考虑经济的增长和交易的增长，即便现金交易的绝对额增加，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应该是下降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中纸币的流通数量非常巨大，大到巢湖一般人想象。同时，现金的交易的增速也很快。据2017 年央行的一份调查统计，个别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存取业务中单笔超过10 万元的业务占比，笔数不及1%，金额接近27%，有的客户单次取款超过亿元现金，如今多元化支付方式快速发展，这些情形显然不合常理。同时，2017年8-9月央行根据互联网抽样调查进行保守估算，我国流通中去向不明的现金规模达万亿元以上。国外同样如此。例如澳大利亚，银行卡在2016 年就取代现金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但截至2018 年6 月其现金流通张数却增长了7%。肯尼亚有较为普遍的移动支付，但近年来现金需求每年增速仍超过8%。从世界范围来看，现金流通量增长也是普遍现象。2001至2014 年，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在内的72 个国家和地区现金流通量与名义GDP 的比例从6.5% 增至8.5%（见图1）。如此大的流通量和现金交易占比，显然并不正常，其中有一部分现金的流向和交易并不明朗。问题是，在所有的交易中，非正常的现金交易有多少？如果极少，当然并不需要专门的监管政策来管理。对此，不妨看一个调查。合法经济活动需要多少现金？从流通中的现金持有主体来看，主要有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总体来看，企业在现金管理中非常讲究效率，因此它们持有的现金只占全部流通中现金的一小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显示，企业的现金在全部流通现金中的占比不超过2%，随着零售交易中的非现金交易的快速提升，企业持有的现金占比肯定是下降的。对于银行，2016年2月，美国的银行库存现金加上ATM中的现金共750亿美元，其中610亿是法定准备金，计入流通现金仅有140亿，占彼时流通中现金总量比重仅为0.9%。除此之外就是消费者持有的现金。2012年美国的“消费者支付选择调查”和“消费者支付选择日记”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人均现金持有量为46美元，中位数为25美元，即便包括在不动产中存放的现金在内，每位调查参与者平均所持有的现金量为250美元。而根据同年美联储和统计数据计算，全美（国内）人均持有4200美元，调查结果和统计显示的人均持有现金量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总体看，企业、银行、个人消费者持有现金占全部流通现金比例的数量级大约在10%以内。欧洲央行也根据其调查结果认为，2008年年底全部发行在外的7500亿欧元纸币中，个人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数量总共为1000亿欧元，占比在13%左右。其他各国同样如此。2014年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七国中央银行联合调查显示，消费者对现金的需求并不能解释现存的现金供应量（见表1）。假定德国和法国手持现金和在不动产中存放现金的比例与美国的类似，那么德国人均持有的欧元现金量约500至600美元，法国则为285至340美元。可以看到，这一数字远远不能解释人均现金持有量。因此，合法的经济活动只能解释全部现金持有量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现金是在合法的、税务完全合规的经济活动之外的，而且占比极大。灰色经济中的超级现金需求以上结论我们已经知道，大量的现金都在灰色或违法的经济地带中流通。这其中包含大量赤裸裸的违法活动，比如，逃税、毒品交易、敲诈勒索、贿赂、贩卖人口以及洗钱等不一而足。从各类公开可见的报道统计中的现金量，就可见一斑了。首先，现金可以极度方便逃税，个人经营者通过大量使用现金进行交易，低报经营收入。还是以美国为例，IRS（美国国税局）在2006年通过调查发现，税收缺口（自愿缴纳税款和应缴税款之间的差额）超过了4500亿美元。这一差额产生的原因包括低报营业收入、工资收入以及租赁收入等。其中，IRS预计可收回650亿美元，剩下3850亿美元的税收净缺口，其中超过60%是由于现金交易所导致的。而在2006年，3850亿美元占比当年联邦税收比重为14%、占当年GDP比重为 2.7%。其次，除了偷税漏说外，毒品交易中的现金需求也不小。2014年，墨西哥当局在绰号“矮子”的大毒枭古兹曼家中，搜出来的现金高达2亿美元。电影《绝命毒师》中甚至普及了如何借道合法的现金密集型业务（如酒店等）洗白脏钱的方式。甚至有一种说法：全部美元纸币中大约有90%沾染了可卡因，尽管有些夸张，但也足见现金与毒品交易关系的密切性。再次是腐败，即使用现金来贿赂官员。世界银行曾调查，2001-2002年，全球用于行贿的支出大约在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议员就曾在2010年被FBI在家中搜出用锡箔包裹的9万美元现金。前文提到的大毒枭“矮子”古兹曼也曾用藏匿的5000万美元打通各个关节，得以第二次越狱。其实这种现象，国内也有。如2015 年在某官员家中查出2.3亿元的巨额受贿现金；2018 年，泉州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涉案人员家中搜出8000 万元现金等。其他还有人口走私、恐怖主义融资、假币、偷税漏税等各种利用现金进行洗钱的非法活动。显然，非法的大额现金使用，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因此需要合理、严格的监管。国外是怎么管理大额现金使用的？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完善的大额现金管理体系。除了反洗钱框架下的交易报告、出入境申报等较为传统常规的措施外，出于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税收、打击恐怖融资考虑，各国还采取从严、从紧管理措施，预防和遏制非法大额现金使用。中国也同样如此，央行试点“大额现金管理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其一，银行账户存取现金限制。如意大利自2016 年11 月起规定，每日从银行取款超过1000 欧元或每月取款超过5000 欧元的用户，将被锁定为“假设逃税人”调查对象。俄罗斯规定银行限制日取现额度。其二，设置现金交易限额。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3 个欧洲国家，现金交易限额在1000 欧元到1.5 万欧元之间。俄罗斯、印度、墨西哥、以色列、越南等国也设置现金交易限额，限额从等值4500 美元到2.5 万美元不等。其三，限制公共资金使用现金。法国规定交纳税费、罚款、医院账单超过300 欧元时，不能使用现金。韩国规定政府部门部分开支在50 万韩元以上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越南规定除财政部或越南国家银行特别允许的现金支付交易外，使用国家预算或资本的组织不得使用现金付款。其四，限制特定领域使用现金。意大利规定租金不得使用现金支付。韩国规定特定行业年营业额在3亿美元以上的企业，限额以上的招待费等必须通过信用卡支付。其五，大额现金存取收费。各国金融机构自行收费较为普遍，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对个人和单位现金存取收费。美联储对存款机构每季度取款超过875 捆（每捆1000 张）的部分按照每捆5 美元收取费用。最后，部门间协同配合。美国联邦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收集金融交易信息并分析整理，与相关部门进行传递共享。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都与各自的警察局、国家税务局等机构共享报告和分析。现金有罪，取消现金可以么？不仅限制大额现金，甚至取消现金，推行无现金社会，这确实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部分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行无现金社会，在疫情的影响下，这一进程还被加速了。因为无现金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少偷税漏税、减少假币威胁、减少公共健康安全等……然而，负面影响同样巨大。例如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应对停电等紧急情况，网络犯罪之害，低收入群体无银行账户，弱势群体如何使用等……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一种真正的全民使用的物品，其承载和表现形式也需要符合人们最基本的使用诉求。现金，每个人都可以持有，但是又如何要求每个人都有一个银行账户和用于支付的设备呢？参考资料：1、肯尼斯S·罗格夫著，纪晓峰等译，《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2、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额现金管理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金融，20193、新周刊，《2016语录》，中信出版社，2017特别提示：近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互金二季报》，读者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2020互金二季报”，一键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上周，全球股市转为资金净流入，新兴市场更是在连续20周流出后重回净流入状态。尽管疫情反复，但全球风险情绪仍在持续改善。 全球资金上周重新净流入海外中概股，流入港股的南下资金更是翻番，北向放缓但仍维持强劲，净流入282亿元。不过，在证监会严查场外配资、社保基金减持中国人保等消息影响下，连涨多日的市场在上周五降温，沪指尾盘跳水，一度跌逾2%，创业板高位震荡，北向资金大幅净流出43.93亿元，为7月以来首次净卖出。在小幅回调、全球风险情绪仍完好的背景下，外资机构当前如何看待中国市场？ 全球基本面和市场暂时脱节并非异常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持续关注经济基本面和股市、高收益债市场的脱节，并担忧这种脱节不可持续。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人员近期的模型显示，在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中，市场价格与基本面估值的差异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市场向来更具前瞻性，且更关注的是近期的拐点和远期的复苏前景。“当前全球主要PMI都已经出现拐点，央行在持续扩表，而历来扩表速度和股市涨幅有强烈的正相关性，但事实上现在显示股票表现仍滞后于扩表速度，因此具有前瞻性的市场率先于经济基本面复苏，这是可以理解的。”荷兰大型资管机构荷宝（Robeco）亚太股票联席主管及中国首席投资总监缪子美近日对记者表示。 所谓拐点，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惊喜指数受亚太和美国数据的带动而反弹；成长敏感性资产的价格当前超前于EPS（每股盈利增速）近9个月。尽管如此，盈利增速拐点已现。全球盈利修正比例（Global Earnings Revision Ratio）已从4月的最低点0.2反弹至0.53；全球央行预计2020年要扩表7万亿美元，如今MSCI全球指数和新兴市场指数的涨幅都落后于扩表速度。同时，全球财富管理机构的现金配置达到巅峰位置，如果向股市轮动，则会带来近1万亿美元的潜在资金流入。 “对全球基金管理人而言，一般都是流动性在先，基本面后来跟上，这并不值得惊讶。历次危机，当市场触底后的12个月内反弹幅度都较大，”缪子美表示，近期，不乏来自中东、欧洲的资金申购新兴市场、中国相关主题基金，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韩国等亚太市场被相对看好。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周全球股票型基金在连续3周流出后转为流入，主要得益于新兴市场转为流入影响。美股上周继续流出，规模为26.4亿美元（ 前周流出29.8亿美元）；发达欧洲股市转为流入，规模为4.4亿美元（前周流出17.7亿美元）。新兴市场在连续20周流出后转为流入，规模为58.9亿美元（ 前周流出30.9亿美元）。 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指标在于，在截至6月17日的一周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了740亿美元，这一度引发市场担忧，甚至导致当时美元小幅走强。但事实并非表面那般。早前由于市场出现“美元荒”，美联储也开始与各大央行展开美元互换，以缓解美元短缺。但近期随着风险情绪缓解和互换协议到期，交易对手方并不再急需美元流动性，因此无需展期互换协议，美联储自然就看似“缩表”了。 渣打G10外汇研究负责人Steve Englander对记者表示，这实则利好风险资产、利空美元。根据近几周持续到期的互换合约数据，除非美元需求突然恢复，否则交易量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会进一步大幅下跌。 中国股市高估值待盈利回升消化 转视中国，上周沪、深两市日成交额均超出1.5万亿元，为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此大的交易量表明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的参与度都很高。 近日，在市场持续火爆的背后，市场也出现降温信号：一是证监会严查场外配资，后续还将继续公布违规配资机构名单；二是社保基金减持中国人保，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拟减持汇顶科技等；三是大基金减持多只热门科技股。 高盛认为，与历史平均估值水平（5年平均估值12.1倍）相比，目前A股的估值（13.4）偏高，但盈利正常化将消化高估值。7月7日，高盛将沪深300的12个月目标价从4100点提升至4600点（对应13倍估值），将3个月目标价提升至5370点（+15%，对应16.6倍估值），即短期的情绪可能较长期更乐观。 尽管市场估值有待中报季的检验，但缪子美表示，当前外资仍相较看好中国市场，其盈利拐点的能见度更高，消费有望在投资反弹后复苏。除了A股，满足香港“二次上市”要求的在美中概股（ADR）近期也大幅反弹。鉴于ADR和相应港股之间是随时可互相转换的，因此当前机构对持有ADR的担忧大幅下降。 她提及，与全球各国相比，中国在疫情控制和宏观经济复苏方面具有优势，中国也是今年IMF预计GDP增速最高的国家。但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比，大摩的数据显示，中国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仍有40%的折让，这是自201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市场也在关注两融资金的影响。随着行情逐渐展开，两融资金规模上升很快，每周增加几百亿元规模，对行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相对而言，两融资金的立场不太坚定，容易受行情波动影响，关注流入的同时要随时注意其撤退。不过，大摩认为，融资融券自2015年以来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占A股流通股市值的比例基本保持在4%左右，远低于当年的10%。 互联互通机制优化有助外资流入 此外，尽管今年外资净流入量已大不如去年，但仍是备受关注的边际力量。 7月至今的短短几个交易日，北上资金净流入近600亿元。自开通以来，北上资金累计净买入首次突破1.1万亿元。 近期港交所宣布，于7月10日推出SPSA集中管理（Master SPSA）服务，以便利基金经理从整体层面对可出售股份进行交易前端监控，同时保持与原有单个基金层面的SPSA一致的交易后结算过程。据记者了解，这一机制的推出将便利外资布局A股，也有望为MSCI等国际指数机构进一步扩容纳入A股扫清现存的四大障碍之一。 去年11月，MSCI提出了有待解决的四大问题，包括：完善风险对冲和衍生品工具的获取，解决中国A股较短结算周期的问题，完善陆股通的交易假期安排，以及在陆股通中形成有效的综合交易机制。SPSA集中管理服务的推出，则是为了以一种创新、独立的方式实现外资普遍适应的综合交易机制。 瑞银中国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房东明近期对记者表示，这一机制至关重要。在穿透式监管下，中国境内采取实名制交易，每一个投资者的身份都需确认。而国际机构所管理的资产组合背后可能有10个、100个甚至更多账户，在中国的实名交易体制下，就要一个个去做交易，这样每单交易所得到的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在海外，投资者可委托代表人（如基金经理人）在综合交易账户机制下下单买卖股票，成交后再分配至各投资人账户，即用综合交易账户下单买卖，而交割仍回归至各投资人账户进行，使客户都能得到最平等的待遇，即一次性交易后再公平划分到每个投资者的账户。
刚刚罚了20万，哪知还有老鼠仓！这位"最高权限5亿"的投资经理三年获利28万，最终被判刑 资本市场大涨之时，占据“先天便利”的“老鼠仓”就要出动了。 券商自营业务竟然也现“老鼠仓”。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近日公开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中信建投证券原投资经理肖某彬自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三年多的时间内，他本人或指令其妻子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公司自营账户买入或卖出数十只相同股票，因涉内幕交易，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一年，并处罚没收入合计84.24万元。 在本次刑事判决之前，去年6月份，肖某彬就因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被证监会进行行政处罚，被判没一罚三共计19.49万的处罚。 本来是掌握着大型券商5亿自营盘、年终奖超百万的投资经理，一朝被“贪欲”所俘虏，不仅在金钱上得不偿失，更葬送了大好前程。 趋同交易70只个股，获利28万 据刑事判决书，2014年3月11日，肖某彬入职中信建投证券担任交易部投资经理，后负责管理中信建投公司交易部四号自营账户，拥有部分投资决策权，知悉上述账户的投资决策和交易信息。 “我的主要职责是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股票投资，刚开始我使用公司资金权限在一、二千万左右，后期随着我的业绩好，最多我的使用权限在五亿左右。”肖某彬在供述中表示。 2014年上半年，他通过其爱人赵某找到她的同事易某，以易某的名义开设证券账户供其使用。该账户内所有进入的资金都来源于肖某彬家庭资金，所有出去的资金都为家庭所用。开始时，肖某彬给赵某下达指令买卖哪知股票，口头方式居多，打电话方式比较少，大约二三十次；后来，肖某彬在工作上时间比较充裕，就用手机自己下单交易。 法院查明，任职期间，肖某彬利用其所掌握上述未公开信息，使用其实际控制的易某名下证券账户，由其本人或指令妻子赵某，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交易部四号账户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共计趋同交易股票70只，趋同成交金额人民币8138.42万元，从中获利28.08万元。 肖某彬表示，“操作的个人账户和在公司管理的投资账户趋同交易的股票肯定有，但趋同多少只没有概念。一般情况下，我特别看好的股票，又不在公司股票的黑名单之内，管理的公司账户交易这只股票时，我使用的个人账户也会买一点。”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肖某彬深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质，往三方存管账户转钱十分谨慎。为避免银行转账日后留下把柄，百万年终奖取出现金后通过ATM机存入三方存管账户。 其妻子赵某证言显示，2016年7月4日，肖某彬将100万年终奖先存入其妻子其他同事的银行账户，再取出现金存入易某证券账户。“因为肖某彬知道证券从业人员不能交易股票，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和易某证券账户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就把钱提现之后转入易某账户。之所以选择ATM存款而不是转账或网银，目的就是为了撇清肖某彬与易某证券账户的关系，从而规避肖某彬的责任。”赵某表示。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被告人肖某彬作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利用通过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进行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获取非法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考虑到，肖某彬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且能认罪悔罪，自愿适用认罪认罚制度，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主动预交罚金，同时鉴于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北京二中院今年4月份做出一审判决，肖某彬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6.16万元。此外，28.08万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去年已被证监会行政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6月份，证监会就对肖某彬做出了行政处罚，作为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4.87万元，并处罚金14.62万元。 证监会官网显示，2014年6月25日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肖某彬控制并使用“易某媛”证券账户交易金额合计3094.58万元，盈利4.87万元。 在听证时，肖某彬提出的申辩意见为：其一，其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对所有问题都如实交代；其二，其投入交易的金额不大，盈利不到5万元，且2015年至2016年的交易频率很低，情节相对较轻；其三，本案从投入金额、交易金额、盈利金额来看都不属于特别大的金额，类似案例并未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希望能参照其他案件适当量罚；其四，其主观上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希望能给一个改正的机会，且家庭负担较重，恳请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肖某彬请求不对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从轻或减轻处罚。 证监会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肖某彬提出对其不予市场禁入措施的陈述申辩意见依法予以采纳。 在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两个月后，2019年8月22日，肖某彬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同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6月份五大期货交易所 查处异常交易行为160起 专家建议采取更严厉惩戒措施 随着一线监管加强，期货市场持续加大查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期货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五大期货交易所披露的最新信息梳理，6月份，五大期货交易所共查处异常交易行为160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监管部门加强查处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传递出在强化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格监管，以引导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减少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迅猛，持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也是为了加强风险防范，维护良好市场交易秩序，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期货交易所切实履行市场一线监管责任，持续对异常违规交易行为进行查处。其中，6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处理异常交易行为77起，处理涉嫌违规交易线索7起，其中相互交易转移资金3起，交易软件参数设置错误导致价格异常波动1起，市价指令报单等原因导致价格异常波动2起，错单交易1起。经排查，该所对其中1起进行立案调查，1起仍在线索核查中，其余均通过会员单位对相关客户进行合规警示教育并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大连商品交易所6月份处理异常交易行为45起，包括自成交超限29起、频繁报撤单超限16起，通过会员单位对上述达到异常交易处理标准的客户进行电话提示，并对其中1名个人客户和1个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组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的监管措施；处理违规交易线索9起，包括涉嫌自成交或约定交易影响合约价格7起、涉嫌违反持仓管理规定2起，对相关客户采取相应监管措施。 据了解，2020年第二季度大连商品交易所查处异常交易行为171起，包括自成交超限84起、频繁报撤单超限87起；调查并处理37起违规交易线索，包括涉嫌对敲转移资金2起、涉嫌自成交或约定交易影响合约价格24起、涉嫌违反持仓管理规定11起；将237组826个账户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郑州商品交易所6月份处理异常交易20起，其中自成交12起，频繁报撤单7起，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合并持仓超限1起。共审理违规案件3起，对4名客户给予警告等纪律处分，并计入中国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6月份处理异常交易行为9起，均为频繁报撤单超限。通过会员单位对上述达到异常交易处理标准的客户进行电话提示9次。6月份对36组99个客户进行实际控制关系认定。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6月份处理异常交易行为9起，涉及14名客户。其中，自成交超限2起，频繁报撤单超限7起。对14名客户采取了4次限制开仓的措施，对5家会员采取了5次电话提示的措施；处理违反交易限额行为2起。对涉及的1个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组、2名客户采取了2次限制开仓的措施；处理客户套期保值持仓、套利持仓超过其相应资产配比要求的行为2起。对上述行为所涉及的2名客户采取了限期调整、要求报告情况等措施。 刘向东表示，净化期货市场的生态环境，既要在监管上采取更规范的信息披露和分业监管措施，同时还要采取更严厉的惩戒措施，坚决清除违法违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原市场的正常价格发现功能。 郭一鸣建议，遏制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要加大对期货市场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监管；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期货市场各项法律法规，加大违法违规处罚力度并切实落实。
新疆持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从今年年初开始实现电力市场化交易全准入后，参与交易用户数量增加，交易电量增速明显。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6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 今年上半年，400余家发电企业、60家售电公司、1500余家电力用户进行双边、多边自主交易。数据显示，上半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657亿千瓦时。其中，直接交易电量560亿千瓦时，新能源替代交易电量15亿千瓦时。 新疆电力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了直流配套新能源与疆内自备电厂调峰替代交易，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能力。截至6月底，新能源企业疆内市场化成交电量5年累计超500亿千瓦时。 2016年，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成立初期，仅有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工业用户可以电力交易，交易范围和规模有限。经过多方共同建设，截至2019年末，已有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硅基新材料、石油化工和云计算7个行业电力用户进入新疆电力市场进行市场化交易。 2019年11月，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通知》。根据《通知》，在符合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用户等任何有电力需求的用户，都可进行电力市场化交易。 “这几个阶段的变化，展现了新疆电力交易市场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成果。电力市场化交易全准入后，今年我们服务的电力用户中新增了除7大行业外的1290家用户，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数量大幅上升，进一步繁荣了电力市场。”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疆内交易组织专责易炳星说。 截至目前，新疆电力交易中心已注册各类市场主体3031家，其中发电企业782家、售电公司298家、电力用户1951家，涵盖全部工业门类。
从科创板设立到创业板改革，资本市场的每一次革新与变化都蕴含着机遇，尤其是对金融科技行业而言。“金证股份及旗下平台子公司都已做好准备，将通过金融科技为促进资本市场的新一轮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金证股份总裁、丽海弘金董事长李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成立于1998年的金证股份，主要从事金融IT系统的研发及销售，业务覆盖证券、基金、银行、监管机构等领域。同时，还孵化了丽海弘金等多家从事创新业务的平台子公司。 风起 李结义最近很忙碌。 接受采访当天，他原本计划从深圳赶往北京，与京东数科进一步沟通后续合作事宜——6月12日，金证股份与京东数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金融科技及智能化资产管理平台等资源和优势，重点围绕资管科技平台深入合作，深度服务于资产管理机构。 6月19日，李结义及金证股份执行总裁徐岷波等一行人又飞往昆明，与红塔证券签约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传统证券业务及创新业务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对于包括金证股份在内的金融IT企业而言，当下无疑是风起的前夜。一方面，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在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的优化步伐亦在加快。最近两个月，市场上关于科创板将适时推出做市商制度、研究引入单次T+0交易等话题的讨论络绎不绝。此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将继续推进科创板建设，加快推出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引入做市商制度、研究允许IPO老股转让等创新制度。 一系列制度的革新离不开金融科技的赋能。作为交易所、券商IT系统最主要的服务商之一，金证股份在新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发布当晚，便立即组织研发团队，通宵达旦发布了创业板适当性新规升级包。 “公司将全力协助券商夯实基础通道业务，保证业务安全与稳定。”李结义告诉记者，除创业板适当性新规升级包，金证股份参与的券商相关系统技术改造也已在正常测试，将按深交所的计划如期交付使用。 除了作为金证股份的创始人及总裁，李结义还担任丽海弘金的董事长。丽海弘金是金证股份平台子公司之一，主要从事量化交易服务平台的开发和量化策略的研究，服务于证券行业经纪和资产管理业务。目前金证股份对丽海弘金的持股比例约30%。 聊起丽海弘金的旗下产品和业务布局，李结义如数家珍。他兴奋地告诉记者，如果单次T+0和做市商业务最终实行，丽海弘金的发展将驶入快车道。“我们绝不是蹭风口，为了T+0业务，丽海弘金已经准备了6年。” 蛰伏 成立于2014年的丽海弘金，是李结义时隔十余年后的“二次创业”。2014年，凭借“证券市场交易必然逐渐机构化”的判断，李结义与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同行一起成立了丽海弘金，创新地将“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进行相互融合。 “随着券商机构业务转型和散户机构化趋势的加强，券商和私募基金等专业投资机构对智能交易、高频交易的IT需求将越来越迫切。”据李结义介绍，在成立初期，丽海弘金引进了在美国专业做日内回转交易的专家，自研并推出专门针对T+0交易的ISON交易系统。 不仅是T+0交易的量化平台，丽海弘金旗下还有针对做市商制度的弘金期权做市系统、适用于个人投资者及小型投资机构的MC量化交易系统、针对专业投资机构打造的CS时空量化交易系统等。 在从事量化交易平台研发的同时，丽海弘金先后成立了3家资产管理公司，全部是从事科技驱动的量化投资，使用自研量化交易系统，为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提供投资产品，即丽海弘金“科技金融”业务。 “自研自用”的方式能够帮助丽海弘金反复验证金融科技产品的可靠性。与此同时，资管公司也将其技术、研究、策略等资源反馈给研发端，辅助相关科技产品的开发。“ISON交易系统已经过我们的量化资管公司6年时间的验证，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成熟的T+0交易软件。”李结义说。 依托2015年上半年的行情，丽海弘金成立后很快便实现不少的盈利。但紧接而来的市场下行，导致丽海弘金业务萎缩，2016年至2019年持续亏损。回忆起那段时间，李结义感慨颇深。“压力很大，当时为了坚持下去，我自己借了很多钱给公司。”他告诉记者，即便如此，他依然坚信自己当初选择的赛道是正确的。 坚守量化交易平台赛道的6年里，丽海弘金百余名员工不断对自研的量化平台进行升级、改造。目前，丽海弘金已经建立了T+0交易和量化交易的生态圈，对行情和金融数据，打造了针对性很强的数据中台，可提供全面的行情和金融数据。2019年，丽海弘金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了两款程序化日内交易策略产品。 由于量化策略交易的场景比传统交易更复杂，交易量、换手率相对较高，对合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李结义介绍，ISON交易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合规。该系统通过内置大量的基础风控指标和处置逻辑，全面符合监管合规要求，并且专门针对日内交易优化，帮助券商对交易更加细致地控制和监管，是券商匹配金融强监管的重要利器。 不仅是交易，为满足各类T0团队的不同使用深度，丽海弘金还建立了T0云服务场景。针对T0团队对账复杂繁琐的情况，T0云服务提供业务中后台管理功能，交易业绩云上呈现，方便管理。最近，丽海弘金和专业做财经培训的财学堂签署协议，在全国对T+0业务相关的三类人群，即专业T0投资者、高净值客户靠T0增盈的业余爱好者以及T0学习者进行全国线上和线下培训，开设T+0学院，共同打造国内最顶尖的T+0交易训练营。 “纵观全球T+0交易市场，丽海弘金是市场中能为T+0交易提供完善生态圈的企业之一。”李结义自信地说道。 启航 蛰伏4年后，丽海弘金终于等到了春天。2019年以来，资本市场机构化逐渐成为业内共识，不仅头部券商逐步增强对机构客户的服务能力，中小券商和资管机构也开始意识到策略交易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丽海弘金成为多家头部券商的机构服务战略合作伙伴，收入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倍多。目前为止，丽海弘金在机构服务平台方面已经与20多家券商开展合作，在资管平台的规模也达到了20亿元以上。 除丽海弘金外，金证股份旗下还有近10家平台子公司，包括为大资管领域提供专业IT服务的金证财富、专注金融行业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金智维、专注“智慧城市/产业+互联网+金融”跨界融合的金证引擎等。 这些子公司的成长与金证股份的“平台化”发展理念密不可分。所谓“平台化”发展理念，即以上市公司参股与核心员工持股相结合的形式设立平台子公司，布局量化交易、区块链、AI、科技金融等创新业务。 在李结义看来，“平台化”发展理念对于金证股份来说极为重要，是创新创业的平台。通过内部创业的模式，平台子公司可为金证股份吸纳、留住更多的技术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些平台子公司布局的创新型业务有望为金证股份打开营收规模的天花板，成为上市公司业绩新的增长引擎。 以丽海弘金为例，因为布局了量化交易的中、前端平台，丽海弘金不仅服务券商、公募基金等大型机构，还面向中小型私募基金、类机构投资者及活跃个人等投资者等。当前，证券类私募基金有8000多家，3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投资者有100多万。其中，私募客户、企业法人客户和合格投资者个人客户数量巨大，这些投资者需要智能化交易解决方案。“这相当于较金证股份原先客户数量扩大了两个数量级。”李结义说。 “金证未来想要快速成长，就应该通过不断地创新和赋能，发展靠市场驱动的业务。”李结义现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丽海弘金。他告诉记者，目前丽海弘金主要是与券商合作，下一步公司会将相应的前端交易产品市场，拓展至中小型投资机构等。 “未来，丽海弘金仍将专注于智能交易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智能化解决方案使复杂交易简单化，不断为投资者提供参与市场的高科技交易工具，助力二级市场的良性发展。”李结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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