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被誉为真正落实“房住不炒”、精准打击投资炒房的“7.15”楼市新政，实施有一个半月了，二手房签约量仍在探底。 但客观讲，“7.15”新政仍未脱离过去的老套路——在控制“需求端”上做文章，而供给端和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市场对未来楼市新一轮反弹的顽固预期并未扭转。 站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历史节点上，深圳住房体系该如何设计？ 8月28日，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张学凡提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的榜样，将来深圳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那么，新加坡模式，是否学得了？怎么学？对深圳楼市未来的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深圳这位领导公开表态，要“学习新加坡”，不是一回两回了。学些发达国家经验和做法，这是几十年来惯常的提法，本身无太大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不同、政府目标取向不同（靠不靠地产稳经济）、配套政策不同（是不是真调控），有没有可比性，这才是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小龙发展奇迹太震撼。特别是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和住房政策等方面备受推崇，国内考察团一波接一波。 深圳是国内学习新加坡的先锋，2007年，深圳市就派出考察团，学习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但现在看，尽管学了很多，但落地难度很大。任何领域学习后要改革，关联到上下层、相关部门，这就涉及体制机制了，结局难免貌合神离。 02 我认为，不管是2018-2035年建设170万套住房，还是公共住房占60%，商品住房占40%，住房用地提高至建设用地的30%，扭转过去20多年过度市场化，导致泡沫化、空心化、住房困难、转型困难的局面。 当下的深圳，改革决心史无前例，此心、此志、此情，天地为证、日月可鉴。 这绝非颂扬。“房住不炒”要落地，除了北京外，最应该贯彻、贯彻的最充分的就应该是深圳了。 因为，深圳将“无深圳、不负期望”。 当下的深圳，已不不单单是特区，搞好先行先试，给全国提供改革开放的经验，就可以了。当下的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都市圈核心，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先行示范区，要发挥“我将无我”的精神，带动大湾区发展，突围经济转型。关键就是，能否控制高房价、解决住房难题。 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大循环”、国内外“双循环”战略起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突围科技关键领域、环节、零部件上“卡脖子”，让科技创新助推国内新经济和广泛应用场景的新技术发展，让国内大规模市场，插上科技的翅膀，高速循环起来。 当下的深圳，科技创新面临红利期过后的空档，高房价、投资炒房泛滥，这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必须要迈过这个坎儿。 03 行百里者半九十。 深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住房供应、解决住房难题。三个欣喜的变化，不得不提出来： 一是空间结构向住房转移。住房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从2018的21.2%，提升到“十四五”末的30%，深圳终于认识到“重增长和招商，轻保障和民生”的恶果，从空间结构上开始着力解决。 二是产业用地开始转向住宅用地。保留好工业区红线，剩下的都向住宅转移，加上交通场站开发，对于突破供地瓶颈，具有革命性的意义。8月初，自然资源部《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的印发，事实上将用地主导权、改革权下放到深圳。 三是补上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相信，2019年深圳中小学30万年薪网络北大、清华毕业生，已经让深圳足够称霸了，但这是深圳公共服务补短板的一个缩影。从去年开始，教育医疗大干快上，就全面起航了。深圳恢复了1988年取消的“土地划拨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将行政办公、教育医疗、市政交通等公益性或非盈利性用地纳入政府所有、刚性供应、循环利用范畴。 04 总之，深圳“二次房改”的目标，至少在量上，实现是没有问题的，乐观的话，可以避免“香港化”（少数人豪居、多数人蜗居）。 但能否像新加坡那样，在创造经济奇迹、科技奇迹、城市发展奇迹（新加坡是城邦型国家）的同时，在华人世界，创造“居者有其屋”的第二个全球典范？ 谈起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大家经常讲的就是，超过80%的人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里。但这绝非新加坡住房制度的核心，也绝非学习的内容。 其实，新加坡伟大的住房成就，基石就是“四大支柱”，其表现就是，超过80%的人，体面地、安稳地住宅租屋里，享受着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一是国有、公有土地占主导（占比87%）。国有确保了新加坡政府低价征收土地，公共基础设施为土地增值带来的大部分升值，也归属国家。强势政府将征收地价定在1973年的水平，无人敢反对。因为，建设组屋，低价卖给市民（房价收入比在3-4倍），确保组屋低售价，这是公共利益。 二是覆盖面广、强制缴纳的中央公积金，“高存低贷”。公积金存款利率较高，普通账户 2.5%，特殊、医疗和退休账户均为4%，高于同期五年期国债收益率（2.19%）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1.2%）。存款利率高，确保了大家不乱提取，公积金池子的“水位”始终很高，买房都可以用到。 同时，贷款利率较低，一般在公积金存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0.1%，1993 年来一直稳定在2.6%。有人问了，高存低贷，利率倒挂，新加坡的公积金中心去喝“西北风”？奥妙在于，中央公积金局运营成本并不依赖存贷利率差，而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并交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这是循环的开始。政府将出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的形式，提供给负责建设组屋的国企——建屋发展局（HDB），HDB用这笔钱，不仅发放优惠的公积金贷款，还为组屋提供建设资金。大家想想，地价那么低、资金又那么便宜，建安成本是固定的，低房价铁板钉钉。 三是严苛的税收制度，让炒房没有生存空间。低成本只是低房价的充分条件，如果炒房盛行，低房价可能会助长炒房。但在新加坡，高额税负让炒房没有生存空间，新加坡税收体系包括印花税（交易环节）、所得税 （交易环节）、财产税（保有环节）。买家印花税，1%-3%累进，这个并不高。 针对买方，还有一个额外印花税，新加坡公民要买的话，首套免征，但第二、第三套税率分别为12%和15%。永久居民首套税率5%，第二、第三套都是15%。针对外国人的买家印花税，甭管你是首套、二套、三套，一律20%。 粉碎投资念想的，是卖家印花税，按照卖家持有年限，持有1年出售，税率为16%；1-2年的，税率为12%，即便持有3年，也要8%的税率。印花税让赚买卖价差的投资预期，彻底偃旗息鼓。同时，保有环节也得缴税，而“这一刀”也不轻。 简单来说，只有自住型住房（自己居住的房子）适用低税率。对拥有多套房的人，简直就是恶梦，一套住宅可享受自住型的低税率，其余适用非自住型（出租或空置的组屋、公寓及其他物业）税率，五级累进、无免征额、最高税率20%，最低也要10%。 最后一个支柱，就是组屋的供给模式，也杜绝了投资的空间。 一是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申请新组屋（单身只能在35岁以后购买），永久居民只能购买或租赁二手组屋。对于离婚夫妻，也需要在离婚5年后才能申请。 二是新建组屋全部满足中低收入家庭自住需求，严格控制收入，三房式新组屋申请的年收入上限为6000或12000新元，四房式或更大组屋收入上限为12000新元或18000新元（多代家庭）； 三是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组屋，根据不同情况，都将获得数额不等的购房津贴。比如，小面积两居组屋，补贴后最低仅售9.5万新元（50万人民币），以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普通人3年买房轻而易举。 四是政府主导组屋定价，严控房价收入比保持在3-5倍。 五是严格退出机制，严惩弄虚作假。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要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每个家庭一生只有两次购买新组屋的机会；严惩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则面临高达5000新元罚款或6个月监禁。 最后，讲很关键的一点，所有组屋都有较完整的生活配套设施，只在面积、卧室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个社区都很漂亮，附近的学校质量都是一样的，每个社区400米内都要建一个公园，不会产生“贫富分区”的感觉。 05 为什么学不来？ 一是，新加坡组屋需求是封闭的，仅对公民和永久居民（二手组屋）开放，而深圳住房市场是开放的，不仅深圳居民买，深圳落户容易，全国各地富豪都来买，甚至港澳台、海外人士也来买； 二是，组屋成为一项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制度，根源在于地方不仅不依赖地产，还把它当做基本社会保障来定位。 三是低地价、低利率、低房价、政府补贴，这个“四合一”才让新加坡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4倍。 四是公共服务做到了全球最好的均等化（没有之一）。 五是深圳二次房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泡沫最高位上开启改革，但同时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还要靠地产支撑深圳的新定位，这是“不可能三角”。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是从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开始启动了，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了。 以上所有这些，深圳能做到吗？ 走到现在，深圳任何一个角落，即便是毗邻低房价的莞惠，成本也已高到实体托不起、居民年收入（不到6万）买不起一平米（目前商品房均价超过6万）的地步。怎么改革？ 空间成本已在历史最高位了，而深圳“二次房改”提出的11种供地渠道，主要是存量盘活的，但都明确要求要“符合规划”、利益关系清理完毕。业内都知道，改规划也好、清理利益关系也好，哪有那么容易。 过去，房价快速涨了，市场自然能把存量盘活面临的问题，通过涨价来把单买了，未来怎么办？需要改革的锐气，看看前副市长张思平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问题，精英阶层普遍完成了“地产化”的资产配置，回归安全防御，回归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锐气能够支撑多大的改革呢？ 最后讲一点，购房者听好了。即便新加坡将住房保障做到了极致，82%的居民住在组屋里，但真正的商品住房，放在全国来卖，房价收入比高达21倍，可见新加坡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香港也是如此，香港的保障房大概覆盖了49%的家庭，公屋轮候时间平均为5.3 年（比深圳要强），但香港也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不是保障做的越好，房价就越低，应该倒过来，保障好、覆盖率高，是因为房价太高了，是因为人太多了，因为商品房太少了。 未来，深圳60%的新房要留给公共住房，这些住房供给的效率（交通、教育、社区、物业、体验等），能和商品住房一样吗？这些住房能满足大家想获得资产收益、成为有产者的夙愿吗？ 如果不能，最终还是会想方设法追逐商品住房。而且，新房大部分为公共住房，商品住房供给量少了，成为稀缺品了。
深圳住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表示，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榜样，目标是让将来深圳市60%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住房管理局的局长张学凡是这么表示的：深圳公共租赁住房目标为110万套，深圳每年公共租赁住房建设10万套，将通过5年甚至8年补短板，力争使得住房供需矛盾得到较好地缓解，以此稳定房地产市场，让市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对于饱受高房价之苦的人而言，深圳的这个表态绝对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我想说的是，新加坡没有那么好学，在各种制度和政策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承诺政府将提供60%的租和售的住房百分之一万属于画饼充饥。 其实，张学凡的这个说法并非其自己的意见，而是2018年8月1日深圳市发布的《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第一次，这个说法的根据是6月5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深圳的这个房改意见，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20年后，面临全国性的“二次房改”之际，地方拿出的第一个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先把这个意见出台以后深圳房价又经历了暴涨的事压到后面说！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意见提到的深圳房改的主要内容： 第一，《意见》提到，深圳房改的指导思想是“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构建系统完善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大家注意，这里提到的可是“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而张学凡说的政府提供60%以上的租和售的房屋，很显然违背“以市场为主的说法”。难道要把深圳60%的人纳入保障体系？请问，深圳拿什么来保障60%的人的住房？钱呢？地呢？要算算账。如果60%的人的住房问题政府来解决，很显然违背了市场化为主的初衷。 第二，《意见》将深圳的住房分为四大类： 一是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40%左右，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 二是人才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 三是安居型商品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重点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标准等条件的户籍居民供应； 四是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面向符合条件的户籍中低收入居民、为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业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等群体。 在统筹考虑未来新增人口对各类住房的需求基础上，计划到2035年，筹集建设各类住房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按照这个《意见》的具体规划： 第一阶段，2018—2020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42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 第二阶段（中期），2021—2025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45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 第三阶段（远期），2026—2035年建设筹集各类住房83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50万套。 假定这样的画饼是可行的，那么深圳初步设想的在2018年到2020年第一阶段要供应各类住房42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25万套。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第一阶段深圳供应了多少房子。2018年深圳供应了安居房总共46346套，2019年计划供应3.4万套，实际完成情况我没有查到，但应该差距不大；2020年计划供应4万套。 3年时间，完成的安居房供应不到计划的一半，商品房的供应量也差不多不到计划的一半。也就是说，深圳的这个《意见》规划，第一个阶段就远远最多完成计划的一半！已经吹牛了。 说实话，深圳的这个房改方案在征求意见之初，我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众所周知，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一直承担着改革的排头兵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全国先行先试的政策，大多选择在深圳落地试点，深圳曾多次不负众望，在中国诸多改革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二次房改”启动之际，大家对深圳的房改是有期待的，这是事实。深圳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房改方案，深圳在二次房改上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对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和重大意义，而解决好住房问题，解决好中国房地产健康发展问题，无疑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深圳居然提出了一个要学习新加坡的房改模式，提出深圳未来住房市场的结构60%以政府提供的保障为主，市场商品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只有40%。 首先，让政府解决60%的人的住房违背了市场化的大方向。市场只占40%，而政府保障部分达到了60%，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解决未来住房问题的改革思路。而这也是今年深圳房价再次出现暴涨的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从98年开始的第一次房改，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可以肯定地说，不管房价如何暴涨，不管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多少问题，第一次房改的20年解决了中国人住房短缺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此而言第一次房改的市场化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第一次房改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市场化的方向错了，而是与住房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落后。在各地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和唐僧肉的情况下，房地产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在住房制度建设层面几乎处于一片空白，几乎都是短期的调控政策，要么为调控高房价疲于奔命，要么为刺激房地产绞尽脑汁。但市场化的总方向没有错，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因为市场化，才在短短的20年解决了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放弃了市场化的大方向，重新回到政府主导供应的格局，我认为这是中国住房改革的一大倒退，是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20年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市场化不彻底，比如土地供应，要么是政府错位，干预太多导致，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向出了问题。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如果犯错误，代价将是惨重的。我们很难想象，深圳未来60%的住房供应靠政府解决。 第二，深圳房价屡屡暴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供应不足，商品房供应的量远远赶不上新增人口。虽然深圳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一只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谜。但深圳是过去5年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这点没有异议。2017年常住人口增加55万，2018年接近50万，2019年是40多万，在全国所有城市中遥遥领先。 面对这么多的新增人口，深圳又供应了多少地？今年4月份，网上有一篇《 深圳楼市：“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的文章，里面对深圳这么多年来土地供应结构等进行了剖析，这篇文章的水准不错。这篇文章在谈及深圳的土地供应时引用了一些数据：过去十年，深圳住宅用地成交面积为431.5万平米，位居103个城市中倒数第四，不到北京十分之一，上海5.8%；从2012年到2017年，深圳新增700多万平方米商住工业土地供应中，居住用地只有8%。 深圳居住用地占整个城市面积只有11%。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这个数据低得惊人，伦敦、纽约、东京的居住用地占比都超过50%。这个数据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仅比香港的8%高一点。在2014-2018年的五年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达225万，新增住房供应仅约24万套。深圳房价暴涨是商品房供应不够，商品房供应不够的原因是政府供地太少！不加大供地力度，却梦幻般提出一个政府解决60%的人的住房的方案，换取老百姓的叫好之后，又根本没有可能做到，这是很可怕的。 第三，新加坡没有那么好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地方学习新加坡，但很多地方也没有学成功。就是因为不懂得新加坡模式的精髓。而且，我特别奇怪的是，新加坡一个人口500多万的国家，一个城市国家，你如何去学？如果中国只是一个500万人口的国家，我相信我们搞得不会比新加坡差。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600多个城市，深圳未来的人口肯定达到2000万。政府要供应60%人的住房，这个帐究竟怎么算的？钱在哪里？地在哪里？可行性在哪里。先不说是不是画饼吹牛，假定可以做到，那么，其他城市的老百姓肯定全跑到深圳来，深圳是重新拿起户籍武器阻止大家来，还是放开大门让大家来？ 就人的本性而言，住便宜的大房子，甚至不劳而获得到房子是人潜意识里的本性。深圳说，要学新加坡，得到了喝彩，但要是学不到，倒彩和臭鸡蛋随之就会而来。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真正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起码要学习和中国自己的国情、人口相近的情况，而不是学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说好听的话容易，但是做不到，对一个城市的信誉伤害很大。对于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而言，“住房不炒”的前提下，如何构建住房的公共政策体系，需要探索。 习总书记在 2013年10月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对于中国房地产制度有非常精辟的描述，值得中国在“二次房改”中认真学习和贯彻，他提出了住房制度四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住房存在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需求尚未根本解决、保障性住房总体不足，还有住房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等问题； 第二，提出要处理好住房建设上的 “四大关系”，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 第三，肯定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提出了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20%，市场解决80%； 第四，提出住房的顶层设计设计问题，要求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特别是，他肯定了市场化的方向，政府只能保障那些的确需要保障的人群。 房子应该回归民生，这没有错，但回归民生不等于回到福利分房，不等于放弃市场化的方向，回到政府主导的道路上来。就此而言，深圳是学不了新加坡的，这一点深圳自己也很明白。我对深圳房改的方案是极其失望的，不仅没有在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方面有任何大的突破，反而在市场化的方向上做出了令人不得不怀疑的选择。这势必误导其他城市的房地产改革。 我倒觉得，深圳在房改方面，在其他地方是可以突破的。比如，在供应主体上，《意见》提出“支持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和原村民，通过“城中村”综合整治和改造，提供各类符合规定的租赁住房”，以及“支持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筹集具有公益性质的各类住房。” 这两点很好啊，让各类主体都参与建房，供应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在土地供应上，《意见》提出开展城际合作，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动建立都市圈城际住房合作机制，结合轨道交通和产业布局，在临深片区开发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这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果有重大突破，可谓进步。深圳应该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在集体土地入市方面取得突破解决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玩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画饼游戏。
新国都（002264）9月1日公告，公司于2018年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嘉联支付，在8月31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深圳中心支行”）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金额为941万元，计入2020年当期损益。 9月1日，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公布了15张罚单，对2家银行、3家支付机构和10名个人予以处罚，合计罚款1372.95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嘉联支付。 人行深圳中心支行于2019年11月11日至12月13日对嘉联支付2016年4月至2019年7月期间存量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嘉联支付存在未按规定建立有关制度办法或风险管理措施、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以及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的行为，对嘉联支付处以罚款，共计941万元。 公司表示，嘉联支付将按时足额缴纳罚款，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嘉联支付已按要求完成相关整改措施，并向人行深圳中心支行汇报了整改情况。公司称，本次行政处罚未影响嘉联支付的正常生产经营，本次处罚金额将计入2020年当期损益，不会对公司及嘉联支付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01 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其实，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我一直在用脚步和眼睛，丈量和感知深圳的每一次变化，过去十几年，撰写的有关深圳地产、宏观经济、民生的文章，大概有20几篇，都发表在公开的媒体。 但是，面对铺天盖地的评论深圳“四十不惑”、“再出发”之类的网文，我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颇有种“江郎才尽”之感。 深圳40周年，叙事不可谓宏大、主题不可谓恢弘，如何从容地把握在笔尖下，真得很不容易。 企业家（比如“三马”马明哲、马蔚华、马化腾）、科技创新、蛇口、粤海街道等，这些聚光灯下的主题，已经充斥于媒体端。 我只好另辟蹊径，写一写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吧！ 记得20年前在广州读书时，讨论课上老师提问，最能代表广州的地标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是老广交会馆。 确实，广州以商贸、物流立市，商贸历史可追溯至近代与洋人做生意的“十三洋行”。创办于1957年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 文革期间，我国只有两件事未中断，研制原子弹和举办“广交会”。那么，什么地标最能代表深圳呢？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作为代表城市展馆，深圳最后一个签约。 为什么？因为定什么主题、选什么案例，对深圳主政者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尽管艳羡的深圳地标很多，但如果谈到能代表深圳，任何一处表面上磅礴的建筑，都要在精神内核上暗淡很多。 最后，深圳以“中国梦想试验场”为主题，以《大芬村——一个城中村的再生故事》为案例，全景再现外来人口在深圳的“宜居家园”。 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村，最能展示深圳气质和精神内核。 常被讽为“大粪村”的这个村子，在深圳1800个城中村中并不出奇，但它与达芬奇、梵高、毕加索有很大关系。2004年的纪录片《中国梵高》，第一次让大芬村走进国人视界。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将商品油画引入这个狭小的客家小村，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油画工厂的艺术流水线，接受海外廉价订单，复制和出口西方知名油画，逐渐有了“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名号。 由画工、画师、画廊和画商构建的制售产业链中，上千名画工处于最底端。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靠的是“走量”，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一幅画只有数十元。 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运输后，这些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和海外各国画廊中。“喜欢画画”、“以画为梦”、“以梦为马”，这是租住在城中村的画工们坚守的最大理由。 临摹复制不是梦想，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拥有自己的画廊和原创艺术才是终极梦想。 试想，在当下大多数人以“生存为上”、“诗和远方留给未来”的残酷境况下，把梦想和生存合二为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02 类似于大芬这样的城中村，深圳有很多，如出租车司机集中的石厦村、深大毕业生聚居的桂庙新村、福田CBD白领寄居的新洲村、平民美食向往的上梅林、有“海鲜一条街”之称的湖贝村。 这些城中村有几个特点，首先这是上千万“深漂们”圆梦的应许之地；其次是成本低廉，一个单间的租金低至300-500元，一个盒饭低至6元。这里游荡的人，很多人没有钱，但有梦想。 源自民间、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梦，在深圳最浓，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概率是最大的。 区别于北京、广州的城中村，深圳的城中村还有三个特点。 一是体量很大（占存量住房的51%），与商品房市场并驾齐驱，是深圳民间自发的城市化的产物，硬生生把高房价、高租金（商品房租金）拉下来了。 二是基于地缘、血缘从香港移植来的物业服务，“责任到村（监管）和责任到户（安全）”的自发监管，让深圳城中村居住体面而低廉，还很少发生消防安全事故，让孔雀东南飞绵延40多年而不绝（每年新增50万人口），是新深圳人落脚到扎根的现实保障。 三是有内心认可的归属感。深圳的城中村，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绝非“藏污纳垢”之地，而是能容纳肉身和理想的天作之合。“来了就是深圳人”，彰显了深圳的包容性，也是深圳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要问这个口号怎么落地，大家就来深圳的城中村看一看。下面这张图是福田水围村整治后，打造的一个人才公寓，全国可谓独树一帜。 当下，深圳的原村民，都在按长租公寓的模式来运营城中村，懂得如何通过提高出租屋的体验感，留住租客，捕获楼宇经济的长期价值。 03 深圳城中村是人口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方。 近期，专注于“地铁1公里”研究的DT财经，对上海和深圳所有地铁站辐射圈的人群活跃度进行分析。 空间热力图显示，作为上海宇宙中心的人民广场站，人气活跃度竟被深圳湖贝站秒杀，根源就在于，湖贝站附近的湖贝村，是深圳著名的“城中村”之一，承接了大量的居住人口，周边商业、餐饮、娱乐配套都相对较多。 深圳人口密度比京沪高的多，但深圳没有严重的城市病，通勤时间（30分钟左右）仅为京沪的一半，根源在于点状分布的城中村将城市划成无数组团。深圳房价堪比京沪，但放进城中村房价（包括租金）就低了。 如此，大家都愿意来，来了还能轻松地扎根。每有朋友来深圳，很多会感慨，虽然跟中国很多地方属一个国家，但这个地方人们的想法、行为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不同是骨子里的。改革开放前，国家已走到墙角，无路可走。小平让深圳去闯，让深圳有“冒”的精神、劲头。集体土地上“种房子”，草根发起城市化，这就是“冒”。 草根要打拼、突破，首先选择低成本这个第一要素，早期“村村点火”，有了中国制造，华为、腾讯后来居上，有了深圳创新。没有城中村创造宜居家园，吸引那么多创业者、打拼者薪火相传，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深圳引以为豪的互联网、智能科技创新进入瓶颈期，华为、三星、中兴、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等国内外企业外迁，甚至转向印度、越南，意味着竞争转向拼成本。 同时，外围搞技术封锁、围堵，美国搞制造业回流，新兴国家要夺走我们的产业链，我们要激活国内“大循环”。 应对所有这一切，成本高低是重要的考量。未来，不管企业用工还是营商，抑或居民生活，城中村创造出的低成本空间，不仅是未来深圳在竞争上的杀手锏，也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实现在科技上突围的助推器。 04 但是，基于所谓“要空间”、“上项目”、“城市形象”之短视，过去十几年深圳在肃杀城中村，这是对城市活力、竞争力的错误解读。 记得2011年深圳大运会期间，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来到深圳，本来被安排住在刚刚开业的深圳地标——京基100朝南的房间，但政府担心他看到城中村，就安排在朝北的房间了，这就是我们深圳对城中村的态度——它是我们的一块伤疤。 2008年启动更新以来，深圳的城中村就不断减少，从2009年到2017年，城中村占存量住房的比重，足足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这段时间也是深圳房价上涨最快的10年。 一方面，城市更新直接推高了更新片区的房价；另一方面，深圳住房自有率不足40%，更新无限制扩张，释放的信号便是驱赶大家买房，想方设法“上车”。 可喜的是，《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8-2025）》强调，为保留城市发展弹性，将在特定时间内保留一定比例的城中村，合理有序开展深圳城中村更新工作。根据规划，福田、南山、罗湖75%的城中村将纳入综合整治。 保留城中村，既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使然，更是对过去40年，与官方城市化并行的民间自发推动的城市化，在城市治理上的认可，这就是深圳活力的体现，也彰显出，深圳是全国体制成本最低的地方。 近日，深圳住建局张学凡局长公开表态，深圳要学习新加坡，让60%的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目标可以很宏大，但不是喊的越大声，就越能实现。 就目前深圳的开发空间、改造成本、财政实力，靠新增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用好这500多万套的城中村住房，让新市民、无房户能享受体面的租住，然后再慢慢实现目标。
“特区的改革、探索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扮演了先行先试的角色，是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弄潮儿。”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大金融评论》顾问委员会委员厉以宁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感慨。 厉以宁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充满信心，但他也语重心长地说：“特区的发展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分析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后，他建议深圳等经济特区除了继续当好开放窗口外、改革的尖兵，还要成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创新高地。 2014年4月29日，厉以宁教授以“深圳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给深圳市政协委员们作专题讲座（政协深圳市委员会办公厅） 南方日报：您认为，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推动了哪些重要改革？ 厉以宁：经济特区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改革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敢闯敢试、锐意创新、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经济特区用事实成功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彰显了中国的道路自信。比如深圳，充分发挥自身在珠江三角洲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率先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汇聚八方精英的人才优势，把深圳建设成了学习型、创新型、开放型、国际型城市，在营商环境、国际合作、人才引进、金融发展、产业协同、高端制造、国际贸易和市场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应为之而骄傲。 南方日报：您认为特区的改革、探索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中，体现了怎样的特有价值？ 厉以宁：特区的改革、探索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扮演了先行先试的角色，是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弄潮儿。特区的设立、改革和发展对后续中国建立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改革开放新格局起了非常关键的引领作用。 南方日报：您被外界称为“厉民营”“厉股份”。您认为，在特区的发展中，民营经济发展、股份制改革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厉以宁：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是经济特区活力的关键所在。股份制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民营经济壮大发展的必由之路。股份制让各类产权主体可以实现更好的合作，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有利于聚合资本、激励人才、促进创新。几十年来，正是得益于股份制等一系列现代经济治理机制，深圳等经济特区成长出一批引领型、创新型、国际型的龙头企业，这些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企业的最高实力和水平。 南方日报：曾有一度，人们认为深圳等特区“不特”了，深圳也出现过发展势头减缓的情况。然而，近年来深圳展现了创新型城市的新面貌，重新焕发活力。您认为当时“萎靡”的原因是什么、今朝的活力又来自于哪？ 厉以宁：深圳当时看起来萎靡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加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以及新兴创新产业的培育都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造成部分人信心不足等。我认为深圳经济焕发活力在于抓住机会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向三个方面转型：一是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方面转型；二是进一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化、注重环保和节约资源的方向转型；三是深圳的城市发展形态在由区域中心城市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型。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培育创新经济，让深圳应对“冲击”时底气更足 南方日报：考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全球化浪潮、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新冠肺炎等影响，您如何分析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厉以宁：受疫情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经济韧性很强，产业体系最为完整，内需增长的贡献率已近九成，这就决定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自身的增长仍有强劲的内生动力；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是不可阻挡的，去全球化只是一个回浪，无法改变人类社会交往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三是新冠疫情虽然冲击很大、影响深远，但终究会被人类克服，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有了三个基本判断，不管别人怎么跟我们脱钩，我们都有足够的底气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南方日报：深圳等经济特区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您如何分析此轮“冲击”对特区的影响？ 厉以宁：去全球化也好、疫情冲击之下国际贸易投资被迫中断也好，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这些外向型经济。所以，深圳、珠海、汕头这些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的确会受到冲击。但也要注意到，像深圳这些年来特别注重培育创新经济，而且在周边已经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使深圳在面对这轮冲击时，底气更足。在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的背景下，由于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这些地方的优势又凸显出来了。 为特区发展建言，要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Charlottees摄） 南方日报：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您认为，深圳等经济特区如何结合这一要求，推进快速发展？ 厉以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深圳等经济特区过去是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实际上也是外循环拉动内循环的支点。如今除了继续当好开放窗口、改革的尖兵，还要一方面成为规则制度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外循环和内循环营造统一开放的良好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成为开放创新的示范区，以深化科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自主创新为重点，成为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的创新高地。 南方日报：深圳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深圳奔跑在又一程，您对深圳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厉以宁：我认为，接来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深圳还要在三个方面走在前列：一是在创新驱动和发展新经济方面，深圳要对标国际先进的创新区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产业创新中心；二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方面，要成为一个具有浓郁东方文化但同时能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示范区；三是要在城市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率先建成智慧城市、智能社会。总之一条，新时期深圳肩负着特殊使命，就是如何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继续走在前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探索和示范。 南方日报：2005年，您曾到珠海调研，您特别关注横琴的发展，认为那是区域合作的焦点。您对珠海、对横琴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厉以宁：横琴是珠澳合作的结合部、切入点、试验田。我注意到，近日澳门莲花口岸整体搬迁至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大大简化了人员往来的查验环节，这是大湾区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的重大举措。接下来，可以举一反三，与之类似的能够提高两地人员、货物、资金等资源要素流通便利的措施都可以大胆探索和实施。同时，横琴还要继续在开放发展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学习借鉴港澳的自由港制度，加快在规制制度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软联通”，为珠澳乃至大湾区合作发展探索新路径、新样板。 深圳市（Charlottees摄） 南方日报：您对经济特区发展，有何寄语？ 厉以宁：经历40年的高歌猛进、快速发展，特区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谋划未来，特区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我相信只要经济特区能够团结凝聚多方力量、锐意进取、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将来一定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大都市。
关于深圳，我写过很多。 1998年3月号的《南风窗》上这样写—— “深圳的美，是一种有活力的美，一种时刻充满变数与可能性的美。它恍如烟火，你看得到它凌空一飞的轨迹，但却无法猜到它绽开的是什么花朵——你永远不知道青春生命的下一步在哪里，你只能感到它在飞！” 2010年8月26日在《第一财经日报》这样写—— “深圳的风景让人喜欢，深圳的奇迹让人惊叹，但只有深圳的开放、包容与创新，才让人热爱。……用梦想凝聚，而不让怀疑扩散；用创新牵引，而不让平庸主导；用未来激发现实，而不让现实锁定未来；用坚韧去开拓，而不让逃逸流行。” 2017年在《深圳商报》上，今年5月在《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书发布会上，我都这样回答“深圳何以能量产伟大企业家”—— 从制度看，深圳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又是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先行先试的试验场； 从社会和文化看，深圳是移民文化最浓郁的地方，是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方，是“靠自己永远不倒”的创业与自立文化深入人心的地方； 从自然条件看，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离世界最近、得风气之先、贸易条件便利、最容易融入全球市场的地方； 从技术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转向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变化扑朔迷离，一切都是平的，哪个地方对旧经济旧产业的路径依赖越轻，越容易走向未来。 写过说过这么多，再谈深圳，颇有“江郎才尽”之感。 但深圳特区40年，一个字不写，将是永远的遗憾。 于是我去了深圳，也有了一些新感受。 8月22日，在一个圆桌讨论上，我问深圳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吴思康：“最近这些年，深圳的新一代企业家在全国的影响力没有过去那么大。美团、字节跳动、滴滴、拼多多这些‘小巨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在深圳。从2006年大疆无人机创立后，深圳好像没有出过什么极具影响力的新企业。” 话一出口，有些后悔，因为只是一点感觉，可能很不准确。 马上补充道：“也许深圳现在是‘生态型创业’，华为、腾讯、平安自己都裂变出了很多新业务新公司，如华为终端、微信支付、平安好医生。腾讯出去的创业者也很多，像创立了乐信、4年多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肖文杰。只不过在华为、腾讯、平安的映射下，新的企业家还不太知名。” 我关注深圳企业家近30年了。如果要我画一张改革开放后深圳企业家的路线图，我会从袁庚创立的蛇口工业园区、马福元创立的赛格集团、马志民创建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 袁庚70年代末从香港到蛇口，筚路蓝缕，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1979），这里诞生了中集集团（1980）、南玻集团（1984）、招商银行（1987）、平安保险（1988）等一批市场化、现代化的优秀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方面，蛇口工业园区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 马福元1985年7月从北京到深圳，成为深圳电子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当年他52岁，是电子工业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兼计算机管理局局长，应深圳市之邀，由电子工业部委派，到深圳负责整合部属、省属、市属等100多家中小电子企业，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以此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并与国际大集团同台竞技。 当时有人反对说不能叫集团，“集团”是一个贬义词，如“反党集团”，“盗窃集团”。马福元说，集团就是“集中与团结”的意思。有人说，这样搞集团是“拉郎配”，马福元说“自愿加入、自由退出”，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权。 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取“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之意。赛格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00多家电子企业，也投资过赛格日立（彩色显像管）、中康玻璃（彩管配套玻壳）、深爱半导体（大功率晶体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骨干项目。 1988年3月28日，马福元筹划的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开业，160多家内地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顾客在此可以买到急需的元器件，可以了解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这是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史上不可不写的一笔：这之前，很多电子元配件都按计划统一分配，像粮票一样，要跑北京找关系才能弄到；这之后，元器件的市场化配置开始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商蜂拥而至，华强北一步步发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最重要集散地，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90年代初，深圳市有领导在评价此地对产业的影响时说，“赛格春节关门，全国配件就会涨价”。 在改革风雷激荡的80年代，深圳因为是特区，毗邻香港，所以内地在香港的几家窗口企业，如港中旅（香港中国旅行社，1986年2月变更为香港中旅集团）、招商局、华润，对深圳的发展卓有贡献。马志民当时是港中旅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5年秋，国务院批准由港中旅投资开发占地4.8平方公里的深圳华侨城，马志民兼任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华侨城公司总经理。这位没有学过一天设计的企业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先后创建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被誉为“华侨城的总设计师”、“中国现代主题公园之父”。 在80年代初，政府对旅游的态度还是“不鼓励，不提倡”，旅游不是独立产业，是附属在外事接待部门的事业单位。华侨城的定位是工业为主，不敢直接提出“旅游”。1985年，马志民到欧洲考察，在荷兰玛林洛丹看到“小人国”，产生了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和丰富旅游资源微缩在一个公园里、让中外游客“一日看尽千年华夏”的创意。1987年，全国首创的“锦绣中华”动工，两年完工，1亿元的投资在开业当年就全部收回。 有一位外宾给马志民写信提醒厕所问题，说“你们的厕所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仍然是不会得到世界的尊敬的”。这让马志民耿耿于怀，一定要将厕所彻底改观。最具代表性的是“锦绣中华”的孔庙洗手间，洗手间管理员会面带微笑地为游客递手纸、拧水龙头、喷香皂液，甚至为游客梳头、擦皮鞋，被游客誉为“锦绣中华第81景”。 开业之初，“锦绣中华”的地上留下大量垃圾杂物，对随手乱扔的游客，工作人员不是责备训斥，而是加大清洁的力度，不管你扔什么，清洁工立刻跟上清扫。游客不好意思，就开始找垃圾桶了。 马志民先生2006年逝世，享年74岁。他最早意识到“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他让深圳这片经济热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文化绿洲”的气息。 马福元先生2015年逝世，享年84岁。他到深圳那一年，华强北街还只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今天，深圳早已拥有了世界级的高效、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袁庚先生2016年逝世，享年99岁。1979年他开创蛇口工业区时，整个深圳的户籍人口为7.62万，到年底全部常住人口也只有31万多。今天，深圳的常住人口在1343.88万左右，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深圳已是有近2000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 从袁庚的“招商局部落”、马福元的“电子信息方阵”、马志民的“三大主题公园”画起，接着我会画上：一任一郭；华工三剑客；二徐；二汪；三马；四王。 一任：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 一郭：1988年在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做电脑接插件来料加工的郭台铭； 二徐：1991年创立迈瑞医疗的徐航，1993年创立金蝶软件的徐少春； 华工三剑客：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78级的同学李东生、黄宏生、陈伟荣，他们的名字和TCL、华星光电、创维、康佳连在一起； 二汪：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的汪建，2006年创建大疆的80后汪滔； 三马：1988年创立平安的马明哲，1999年到2013年担任招商银行行长的马蔚华，1998年11月创办腾讯的马化腾； 四王：1984年创立万科的王石，1995年创立比亚迪的王传福，2002年把顺丰总部迁到深圳、从此阳光灿烂的王卫，2004年创立立讯精密的王来春。 有一些风云人物最终和深圳擦肩而过，但深圳肯定是他们创业之路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求伯君，这位天才的程序员，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的房间，夜以继日地写代码，其间肝炎复发三次，甚至把电脑搬到病房，终于写出了12.2万行的WPS1.0，创出中国软件史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 史玉柱，1989年1月毕业于深圳大学研究生院，下海创业，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1991年创立巨人公司。 还有的企业家并非在深圳开始创业，但最终他们回到了深圳。 许家印，1992年从河南舞阳钢铁公司离职，到深圳寻找机会，找了几个月，加入了一家叫中达的国企，1994年到广州开发房地产项目。1997年2月创立自己的企业恒大。2017年8月，恒大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 聂云宸，90后创业者，2012年5月12日在广东江门九中街开了第一间茶饮店，这就是喜茶。没几年，喜茶就把总部放在了深圳。 我肯定遗漏了很多。我画的这张图谱的脉络，只是想表达某种价值判断，即企业家应该是生产性创新的推动者。 我和上述提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有过思想交流。遗憾是，没有见到过袁庚、马福元、马志民三位先生。 在我心中，从经济角度说，他们三位是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制造与市场、文化的最初奠基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现在回到8月22日的圆桌讨论。 对于我的“深圳新一代企业家何时能再出现‘三马’”的问题，吴思康回应说：“你的问题其实挺尖锐，就是说深圳是不是没有那么创新了？我给你一个数字吧，到今年6月底，深圳的商事主体已经达到339.1万家，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4户，或者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商事主体，这样的创业密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别的城市怎么样，你可以去算一算。”（注：商事主体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密度的计算公式为商事主体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我查找了相关数据，深圳的商事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到6月底共有215.2万家，占全部商事主体的63.4%，占全部企业总量的99.9%。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159户，相当于不到7个人就有一户企业。今年一季度，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深圳每天登记的中小企业平均仍有680家。 下面，我们将深圳和北上广以及创业的热门城市杭州对比一下（注：各城市常住人口均为2019年末数据）： 北京（常住人口2153.6万）：到2019年12月底，北京市市场主体存续为208.88万户（含内资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营合作社），1-12月新设市场主体21.24万户。 上海（常住人口2428.14万）：截至2020年3月底，上海共有市场主体274.35万户。 广州（常住人口1530.59万）：截至2019年12月底，广州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32.91万户，其中企业127.71万户，个体工商户105.0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400户。按2018年市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计算，全市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156户，每千人拥有企业85户。 杭州（常住人口1036万）：到2019年6月底，共有市场主体121.4万户。 大体来说，按照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数量，深圳为253，广州为156，杭州为117，上海为113，北京为97。深圳的创业密度遥遥领先。考虑到深圳的面积不到2000平方公里，即使包含最近发布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也不过2465.77平方公里，远远少于北上广杭，因此可以推断，深圳的空气里有着中国最高的创业浓度。 由于各个地方的产业特征不同、所有制形态不同，我们并不能简单得出一个结论，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上广杭优越。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其中的创业成功率可能比在其他城市更高。但从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化、民营化，以及个体对创业的参与意愿来说，深圳无疑走在了前边。 原因很简单，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镇，没有什么基础。深圳要发展，只能靠更有激励性的政策（后来是更有激励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让全天下敢试敢闯的人到这里来创业。由此天然形成了更具分布式、更加市场化、个人化、更为包容、市场主体之间也更加平等的气氛和文化。 深圳的知名企业基本上都是当初籍籍无名的创业者创出来的。和北上广相比，深圳的世界500强中的民企比例最高，企业家色彩最浓。 我在深圳听到的故事都是类似这样的—— 十几年前，深圳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但这些巨头后来基本都不行了，甚至不见了。深圳的好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游击队”开始的，他们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最早面对国际市场。 深圳有不少年销售额过百亿的企业家，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 深圳的A股上市公司到目前为止在315家左右，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上市公司数量。这些上市公司中，民企占2/3左右，这一比例高出北京和上海不少。光一个南山科技园就有8000家注册企业，近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100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2020年深圳的重大项目，社会投资约占69%。 2019年深圳每万人口的发明专利拥有量（106.3件）为全国均值的8倍，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17459件，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 源自民间的、源于每个人心里深处的创业热情和创造力，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力量。 谢谢深圳特区的40年。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的，当时的听众，一个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一个是省委书记王全国。 深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这场伟大探索的价值，必将光耀中华民族复兴的史册。 当我离开深圳，我问自己：如果中国没有特区，特区不在深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有今天吗？我自答，不会，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世人瞩目。 那个被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打压了两年、“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企业，就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长出的。1987年底，它创办时的注册资本不过2.8万元。那年2月，深圳在全国发布了首个鼓励科技人员兴办科技企业的文件，直接催生了任正非的创业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形势比人强，好制度助人强。 今天，如同华为遭遇的挑战，中国也有各种压力。但纵有千难万难，只要不沉溺于过去，不止步于探索，只要创业创新的精神和意志在，中国经济还有下一个辉煌40年。 如特区精神能天下传扬，中国不想复兴，亦断无可能。 在经济世界里，哪里有最适合创业者、创新者发展的空间，哪里就是最美的地方。 顺丰的王卫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曾说，来深圳的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朝气，年轻人来到这片全新的土地，就是闯，就是干事业，“当时觉得深圳的整个天空特别蓝”。 张春山，一位1997年大学毕业就从哈尔滨直奔深圳、今天已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创业者说，“在深圳冬天睡在马路上都不会冻死人”。那年他到深圳，母亲总觉不放心，认为还是在政府部门更靠谱，他跑到街头用公用电话宽慰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在一个尊重价值创造、不歧视、通过市场实现供求匹配的环境中，创业者真的冻不死。 机会、公平、法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温暖。 我们的国家，太需要实干兴邦，创业创新了。40年远远不够。 所以我真心对深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卓文发表致辞时表示，40年来，中小企业一直是推动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深圳社会经济繁荣稳定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当前，数字化赋能成为助推中小微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步骤，也是当前我市中小企业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次论坛旨在共同探讨在疫情影响和新基建背景下，如何激发中小微企业通过数字化工具进一步提升企业效能、降低成本，进一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期待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推动下，深圳再一次“敢为天下先”，成为数字化赋能的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范本。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李培根，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分别结合论坛主题分享了对于科技赋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观察与洞见。作为行业龙头骨干，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阿里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各自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的优秀解决方案与案例。 平安智慧城市联席总经理兼CTO胡玮表示：“近年来，平安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积极探索数字科技在中小企业层面的应用。针对中小企业的普遍化及个性化需求，平安打造出千企千面的场景化应用平台，覆盖中小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胡玮同时还介绍了平安智慧城市为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五大服务产品：企业服务平台、智慧园区平台、智慧教育知鸟、平安智慧法务和企业员康平台。 圆桌论坛环节，深圳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吕哲详细介绍了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多项举措、正在实施中的中小微企业上云资助计划以及下一步数字化赋能工作安排。中小企业代表们分别结合自身实际，就数字化转型中遇到得问题和挑战，与主讲嘉宾进行交流。 最后，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联合平安智慧城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业界称为PATH，寓意科技之路）共同发布了《深圳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共同行动宣言》。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贾长胜在宣读宣言时表示，中小企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此次行动旨在通过数字化赋能“4×4×1”专项服务和中小企业专家志愿服务，为中小企业搭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希望藉此行动，建立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帮扶联系机制，树立一批具有行业代表性的数字化赋能标杆企业，示范带动全行业数字化创新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增添新动能，为深圳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有力支撑，为深圳“双区”建设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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