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修订最重要的一条为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01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受不受影响？ 监管机构批复的持牌金融机构不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范围；自2005年人民银行开启小贷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身份一直不明，并没有纳入发放金融业务许可证的范畴，而是交由地方金融办（局）负责监管，即小贷公司并非持牌金融机构，属于民间金融的创新组织，适用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02 持牌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受不受影响？ 由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属于持牌金融机构，其发放的贷款利率不在这次《规定》的管辖范围之内。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对于银行部门有放贷利率的上限和下限管制，但自本世纪以来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先后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上限和下限，这是利率市场化的重大突破。目前，监管机构未对持牌机构有明确的利率上限限制。 但是，如果持牌机构借助司法系统进行纠纷处置的话，司法大多数会借鉴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的规定。从逻辑上看，大家的普遍印象是，持牌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不能比高利贷还高。所以我们看到，部分消金公司的名义放贷利率多是踩着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来设置的。而这些年，由于打黑除恶下催收市场的规范，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委外催收的合作对象更加慎重，也加大了对于司法处置借贷纠纷的诉求和依赖。因此最高法的利率上限管制也会对持牌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产生较大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潜规则，部分民间借贷会借和银行合作开发助贷模式继续收取高息，那么银行部门可能成为民间借贷的保护伞，在打破最高法民间借贷司法保护利率上限的同时，还会加剧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的风险传递。 事实上，当前持牌金融机构的利率下行是必然趋势。在实体经济困难的当下，中央层面上一直推动金融市场想实体经济让利，且明确正规金融今年向实体让利1.5万亿，金融监管机构也在严格要求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相应指标；因此即使没有本次最高法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下调规定，持牌金融机构的利率下行也是必然趋势。民间借贷市场也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但不属于金融监管管辖范围内，这次由最高法推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也推动了民间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的进程。 03 助贷机构会不会受冲击？ 在银保监会对于助贷市场的发文规范过程中，合规银行已经开始审慎要求助贷机构控制借款人的息费总成本。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银行部门对于合作助贷机构要求的息费总成本控制线下调。部分超限助贷机构可能被剔除银行白名单。 此外，由于银行部门的强势地位，在助贷合作过程中大多助贷机构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兜底，也会导致助贷机构的生存压力加大。事实上，在下调的息费下，部分客群质量较差的助贷机构或者仍是通过第三方买量的助贷机构会陷入亏损境地，其获得的助贷服务费收入可能无法覆盖获客成本以及兜底成本。 04 政策建言 当前LPR整体是下行趋势，而且考虑到全球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形势，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全球来看，发达经济体利率已经接近0，部分经济体甚至要实现负利率。我国一年期LPR今天是3.85%，后面降低到2%以下完全有可能，那么LPR四倍的利率管制下的民间借贷利率应当在8%以内，这样民间放贷者要不然就是必须与持牌金融机构竞争客户，要不然就是得服务合法收益完全无法覆盖信用风险的次级客户。 服务同样的客群，金融机构有接入征信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但民间借贷暂时无法接入征信（除p2p因为行业清退原因允许接入征信），本身违约惩戒手段就相对有限，无法有效控制信用风险。而考虑到LPR是正规金融的利率锚，这块受央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央行推动正规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的背后是大量的低廉的再贷款资金支持；而民间借贷是货币政策间接传导带来影响，缺乏央行资金的支持，其市场利率走势有可能与正规金融利率走势背离。 笔者认为，从推动更美好的金融市场建设，以及强化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角度看，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调整是有必要的，本次上限的下调也充分体现了最高法的担当和作为。但建议设置更加合理的利率上限设计，一方面是需要找好民间借贷基准利率的锚，由于民间借贷市场和正规金融市场的一定分割线，作为正规金融利率锚的LPR并不一定合适；另一方面需要确定合适的倍数管制方法，这一倍数可能是应该根据实体经济情况灵活调整的，提高相应管制的智能性。
借贷利率的历史演进 历史上很多国家、很多社会、很多精英都去想法设置利率上限，那么这个历史到底有多长？从现在看到的文字记录证据，可能最早对利率设置上限的就是公元前19世纪，距离现在差不多3900年左右的《汉谟拉比法典》。具体就是现在伊拉克、以色列那一带，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汉谟拉比法典》里面有一个条款说到，“如果一个商人提供谷物或白银的有息贷款，他将就每300塞拉谷物向债务人收取100塞拉的利息，换算成年利率的话就相当于33.3%”。这是当时《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的谷物放贷的利率上限。如果是白银以货币作为放贷的标的，最多只能收取20%，这跟30年代农村调查报告里看到的和江西交界的湖南那一带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我们看到《汉谟拉比法典》讲到的3900年以前的情况跟30年代中国湖南、江西农村的情况差不多。尽管经历了3000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好金融发展的问题。 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距离现在1800年，基督教《圣经》里面讲到的《旧约·申命纪》，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基督教对什么是兄弟，什么是外方人（strangers）的解读是非常广泛的，只要不是敌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广泛的解读是基督教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把所有男人女人看成是兄弟姐妹，既然这样的话，基督徒要对任何人去做放贷都是不可以收利息的。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圣经》的《旧约·申命纪》也是对放贷设置了一个利率上限，那个利率上限就是0，你不可以收任何的利息。圣利奥教皇大概在公元400年左右，说了一句话，“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大家可以从他这句话里看到，当时基督教教会对于有利息的放贷看的是多么负面。 我自己原来也以为只有政治经济学里面才把高利贷看成是剥削，对于有利息的放贷以及商业赚到的利润看成是不义之财。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的。《汉谟拉比法典》讲的是3000多年以前的社会，基督教的《圣经》主要是以色列一带的犹太人写的经典规则。所以犹太社会或者更早的波西米亚，到亚洲、到中国，对有利放贷做金融交易，用钱赚钱，都看得很负面。几乎是所有农耕社会、农业社会非常共同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价值观。 公元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正在从地下到阳光化，可以正面的宣传。St.Basi认为对于有息放贷的人，虔诚的祷告打动不了。即使他自己流泪，也还是无动于衷。这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主教对于有息放贷的形容，非常痛恨。 到了13世纪，著名的神学大师圣托马斯·阿奎那说“钱不会劳动，人会劳动，如果我们让钱代替我们来赚取很多的钱，我们就没有恰当领会上帝的意图。”我们能看到阿奎那的时代认为只有劳动才能赚钱，用钱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是不义之财，违背上帝的意志。所以我们学到的劳动价值，至少在13世纪阿奎那的时代，在基督教一些神学大师圈子里，是普遍的一个看法。 当然阿奎那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看法，实际上更重要的根源是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距离现在差不多2400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其中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以鞋为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把鞋交给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者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以有余换不足，“交易”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为了盈利，那么交易是不自然的。尤其是有息放贷，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钱币身上思利。为了交易的方便，人类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值，这种做法无益于强使父亲生孩子。因此，在所有致富的手段中，钱贷确实最不合乎自然的经济行为，盈利的行为。 回到2000多年前，不管是从宗教的角度，从摩西《申命记》里面的内容，还是到几百年以后的亚里士多德讲的，都是对利息设置一个上限，就是0。超出零的借贷交易行为都是反自然的，都是违反道德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差不多都是古代中东和古希腊西方对于有利息放贷的方法。 回到中国，中国古代没有像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像摩西写犹太教《圣经》的时候，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在中国，从《周礼》到司马迁的《史记》都把利率看成一个很现实的实际问题来解决。就像今天在中国，讨论金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去追究金融的哲学基础或者是金融的伦理基础，或者自然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管的就是想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个传统是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中国官方更多是把重点放在利率加一些上限，以为这个方式就可以把那些黑心的放贷者能够得到的放贷利率限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官方放贷设的利率上限一直比民间放贷利率要高12%。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息，民间放贷必须比官方放贷少收1个百分点，就是一年12%。实际放贷利率，不管是官方放贷，还是民间放贷，比法定的利率上限都要超出去很多。 具体的做法是蛮简单的，既然你写在文件上，借贷文字契约上面的利率有利息满足官方的上限，也许借款人实际上拿到的只有80块钱，但是写到书面上借到的钱是95块钱。这样一来，加上很低的一点利息，一年要还100块钱。如果按照文字的契约来看，可能并没有违反官方的利率上限，但是私下蛮清楚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忙得很，官员们都要想办法为了帮助老百姓设置这样一些利率上限。 不管是从哲学层面，从宗教层面，还是从官府政策制订层面，有这么多的好心好意，实际的效果又是什么样子？我这里给大家引用一段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里的话，他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很直白的道理，单纯的谴责土地者或者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的时候，除非有一个叫好的信贷体系可供农民借贷，否则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 费孝通是几十年以前的社会学学者，即使没有受过正规金融学、经济学的训练，也蛮清楚这个基本的道理。你可以限制这些借贷利率，甚至是骂这些放贷的人，但是到最后，这些问题照样没有解决。因为那些农民靠什么来生产？特别是遇到灾荒、灾害，意外的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为了活下去，需要有地方给他们供应钱，供应借贷。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一家人活不下去。这是费孝通讲到的很经典，但是非常富有经济学、金融学道理的一段话。 另外一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飞利浦．格拉姆，来自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的参议员，他娶的太太是一个韩裔美国太太。他出生在乔治亚州，他的父亲是残疾，没有任何收入，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同时做两份工作，这样既照顾好她的残疾丈夫，同时又勉强的把飞利浦．格拉姆和他的两个兄妹三个孩子养大。他说过一个名言就是我母亲得到了贷款，利率是高利贷，比一般水平要超出一半，这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呀。可是，据我所知，自从产生人类以来，在我母亲家世里面，她是第一个买到自己房子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记录。 他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限制利率特别是禁止高利贷，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主张这样的政策。他说限制高利贷，限制利率的人，心意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对于他母亲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多少收入，还要养三个孩子，照顾一个残疾的丈夫。没有正规的金融机构愿意把钱借给他母亲去买房子，没有金融机构会相信他母亲有还债的能力。所以利率很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这里面风险溢价太高了。有的高利贷机构愿意把钱冒险借给他母亲，让他母亲买房子，他母亲必须要支付更高的利率。格拉姆讲到他母亲乐意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因为母亲很清楚的。 普惠金融与利率限制的关系 下面我讲几个中国之外的案例。对于前面讲到的一般的道理，可以更具体、更深的理解。 第一个案例，发生在19世纪，1845到1850年爱尔兰的大饥荒。在19世纪的爱尔兰，将近一半的人唯一的口粮就是马铃薯。1845年的晚疫病，使得土豆减产30%到40%。到46年还没有恢复生产，那一年因为晚疫病减产75%。到了47年就更惨，很多学者把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称为“黑暗的47年”。整个病毒到1850年才结束。这样一来，产生的后果使得爱尔兰人口在那几年里减少了1/4，其中多数人是饿死了。 这里重点介绍一个叫Tyler Goodspeed的学者做的研究，Goodspeed现在是特朗普经济顾问团队里面的一个要员。从他的研究能看到，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那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对爱尔兰老百姓家庭应对饥荒的冲击有多大的贡献。根据不同地方政府留下的那些历史档案，他查出来这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每年大概发放50万笔左右的贷款。覆盖到30万家爱尔兰家庭，占当时爱尔兰家庭的1/5，差不多20%的爱尔兰家庭都从这300多家小额贷款机构里面受益。这些贷款数额通常比较小，借期比较短，但是可以帮助低收入农民购买种子和牲畜。 Goodspeed做了一些估算，根据当时猪崽的价格和成猪的价格。一头猪崽大概需要20先令去买到，养大以后可以以45先令卖出去。正因为价格的差别，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愿意给那些没有资产的农民先提前借到45先令，用20先令购到猪崽养起来，养大了以后，把猪崽卖掉，就得到45先令。这样一来，拿到这个钱以后，除了还债以外的，可以把剩余的利润养活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这样一来，三口人家的家庭一年可能要养上四五十头猪，才可以利用小额借贷把一家人救活下来，这样受大饥荒的冲击就比较小。 Goodspeed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不存在小额贷款的地区来讲，有小额贷款机构经营的地区，在大饥荒期间人口减少的幅度要少40%，而且在灾荒之后，有小额贷款服务的那些地区，家庭平均要多养40%到60%。每一家养猪的数量，也要比没有小额贷款服务的地区高一倍多，而且这些地区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小额贷款，来改变他们过度依赖土豆为种植农作物的一个生产方式。在他们的种植结构里面，粮食结构里面，多增加小麦、大麦和其他的农作物，这样一来，等他们以后还会再发生晚疫病，不至于所有的农作物都被毁掉，以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减少他们的经营风险。 第二个案例，Burgess和他的合作者在1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对于印度农村在1957年到2000年期间，一旦发生高温，农民死亡率增加背后的原因做了很详细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当地农村有商业银行存在，并且这些商业银行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异常高的气温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幅度显然比其他的地方要低很多。 之所以有这个效果，就跟上面讲到爱尔兰大饥荒期间的经历一样，因为一旦发现高温时农作物种植欠收概率非常高的话，当地农民可以从银行借到高利息的过桥贷款。欠收也未必导致那么多的印度农民家庭饿死，或者被迫通过抢劫来谋生。所以他们研究发现，有这些甚至于高利息的金融贷款服务的存在，对于社会的稳定可以起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个案例，秘鲁19世纪的经历，跟今天讲到的主题可以更直接的连接在一起。这个研究是Zegarra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对象是秘鲁从禁止有息放贷到放松有息放贷，但是限制利率上限，到最后完全放开利率上限、金融完全解放，整个期间的经历给Zegarra这个学者做研究提供了基础。 有一个大致的背景，西班牙把秘鲁变成殖民地以后，他们把西班牙本土禁止有息放贷的法律政策也带到了南美洲的各个国家。1821年秘鲁从西班牙独立，到1833年，他们新政府决定废除禁止有息放贷的法律，放开借贷业务。1835年推出一个新的政策，月息不能超过1个百分点，两年以后进一步将月息上调到2%。后来一年以后，1838年11月，新政府干脆就把利率上限全部解除掉，完全放开。这样一来，不同时期发生的借贷情况给这位学者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他的研究发现，利率上限被解除之前和之后发生的变化很大。 第一，废除利率限制之后平均利率水平比以前上升了17个百分点。但是原来有利率上限存在的时候，把借贷的贷款发放给精英家庭的借贷交易占比高过40%。把利率上限的限制、法律和政策全部废掉以后，精英占整个秘鲁借贷交易的比重从原来的40%下降到5%。也就是说利率上限被废除以后，做借贷交易的两方可以更自由的定价，更自由的决定他们愿意一方要求多少利率，另一方愿意接受多少利率，大家自由的谈判、谈价。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使得从此以后的借贷金额更多的是走向了、流向了普通家庭。而不是像原来那样，40%的借贷交易都是借了那些精英家庭和个人。 从秘鲁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是不是能够普惠，是不是能够帮助老性，是不是在包容性方面能够达到最大化，跟利率、资金的价格自由是高度相关的。如果我们出于好心，一厢情愿的对利率设一些上限，做非常多的限制。最后真正的受害方是那些普通的草根、老百姓，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因为这些个人、家庭和小微企业交易风险特别高，经济风险、支付风险也会非常高。这样一来，应该有的均衡利率自然比借给其他的人更高。如果我们不顾那个规则，不顾那个规律，一味的设置利率上限的话，最后害的普通老百姓家庭。 保护借贷市场放贷人的权益 如果我们再从刚才的案例稍微回到金融理论，简单说起来，大致可以把利率分拆为三个部分。 第一，各种不同的投资，包括土地投资、房产投资，还有其他投资的预期回报。既然我做放贷，做土地，买下房子收房租可以得到5%的回报，如果我把钱借给别的个人或者小微企业，至少也应该得到5%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回报。 第二，经济风险的溢价。我们都知道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甚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波动，这个是跟借贷双方的能力、性格、信用等没有关系的。 最后一项就是交易风险，契约本身的风险，通常跟交易风险的溢价来对应放贷一方作为补偿。 真正的市场可以决定的利率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契约交易风险可以降到0。通过金融市场充分的发展，使得资金的供应量非常多，这样一来让经济风险所能够得到的，所能够要求的溢价也可以很低。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是在于首先把交易风险降下来，这就要改善制度环境，契约执行环境，还有诚信环境。再就是通过资金市场、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发现，把经济风险溢价这一项也降下来。这就是我们做金融监管、发展金融市场的同仁，都应该在后面这两项方面做充分的努力。 简单说一下，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于22个省的几十万户农家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包括他们借贷多少，借贷利率多少，借贷资金来源是什么，借贷契约种类等等信息。 我们不妨看几个省。 第一，宁夏。那边发生的借贷利率超过50%的占借贷交易57%。如果我们把所有借贷利率超过30%的借贷都算做为高利贷，我算了一个平均数，大概在宁夏的平均借贷利率是49.6%。因为宁夏是回族自治区，那边的回民占的比例很高，所以古兰经、伊斯兰教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伊斯兰、古兰经到今天还是禁止任何有利息的借贷交易。这样一来，就使得在宁夏回族社会里面，还要去收利息，做放贷的话，这个是违背古兰经的规则。 反过来就使得在宁夏当初的借贷交易必须是在地下来进行的，交易安全会非常差。道理蛮简单，我知道你有可能随时举报我，除非你愿意给我很高的利息，否则我根本不愿意把钱借给你。这是为什么呢？人为强行要求打倒高利贷，把放贷者看成是黑心的坏蛋，是坏人，要去斗倒，甚至于通过设置利率上限禁止他们的行为。这样做以后，就把本来可以合法台面上、阳光下进行的借贷交易变成了非法的，借方和贷方双方都很没有安全感，使得最后贷方要求的利息回报必须得很高。否则没有人把自己的钱放出去，收零利息，然后对方还有可能还不了钱。这就是说为什么越是禁止高利息的借贷社会，实际真实的利率最后就会越高。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历史上不断有人以及国家推动限制利率上限的那些法律和举措，还有一些道德规范。但这些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道德规范越是对放贷人敌意，越把有钱的本来可以放贷的人吓跑了，资金供应量只会越低。资金供应量越低，借贷的交易安全也很低，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得资金成本利率值会很高，不会更低。另一端，像浙江在1934年的时候，41%的民间借贷交易，体系都是在20%以下，超过30%的借贷利率只占浙江借贷样本1.1%。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文化发达的浙江和商业文化特别是借贷契约文化非常敌意的宁夏和青海，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1914年，人均耕地面积越高的这些省份，也就是农业大省，更看重农耕、看重农业，轻视、藐视商业。所以这些地方商业文化不发达的省，他们那边平均借贷利率就会越高，因为那边的契约守约习惯和文化可能更差，所以跨期交易安全在那些省份会更差一些。在那边所要求的交易风险溢价就会越高。 我把银行、信用社、当铺、钱庄作为放贷方，把这些放贷都称为非个人放贷。再把这些省做一个计算，每个省非个人放贷占总的放贷百分比有多高？浙江大概47%左右的放贷都是非个人放贷，有很多的钱庄在浙江和上海，还有江苏这边。金融机构化，正规金融越发达的省份，他们的借贷利率就会越高。 通过简单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应该做的是解决高利贷降低实际借贷利率的办法。不是去限制利率，而是去改善当地商业文化、契约文化、信用环境，把那边的契约执行包括司法执行，还有其他的非正规、非正式的，包括宗族的执行机制，如果都能够建设的更好的话，那么跨期价值交换的安全度在当地就可以提的越高。跨期价值交换的安全度越高，交易风险就会越低。那边借贷利率自然就降下来，这样把金融交易的自由度放开以后，金融的竞争度就可以更高。 当然不只是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到了16世纪新教改革以后，有息放贷和用钱赚钱的伦理基础、道德基础全部给阳光化、正面化、积极化。这样一来16世纪之后，荷兰、英国很快在金融市场方面能够实现腾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完全接收了嘉文的新教伦理，用钱赚钱，没有什么不光明正大，没有什么违反道德规范的。既然你买下土地可以收地租，买下房子可以收房租，为什么直接用钱放贷出去不能够收钱租呢？也就是利率，这个在道义上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应该是相等的。 讲来讲去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民间金融、民营金融。这里我们看到，从刚才讲到的这些不管是逻辑理论，还是实物实证研究，都让我们看到，设置利率上限，禁止网贷业务，打击高利贷者，也许能够短期治标，但是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本。尤其是从长远来说，把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搞得更坏，不会搞得更好，特别是短期内通过把合法利率压的很低，使得资金的供给大大下降，让一些高风险的老百姓个人和家庭就得不到金融服务，这样一来，害的还是老百姓，而不是帮了老百姓。 打压民间金融与民营金融，只会使高利贷变得更严重，道理很简单，就会把高利贷交易打入地下，逼着放贷一方通过黑社会的暴力讨债，这样对社会稳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我希望在讨论资本市场发展，讨论股市发展的时候，都能接受一个概念，要改善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因为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重新有了股市，我们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概念，从证监会主席到各个层级的官员，都认识到保护投资者权益是多么重要。既然我们都能够接受股票市场投资者、公司投资者的权益，为什么不能接受保护放贷人的利益。 因为在借贷市场上，放贷人就是投资者。既然对股市的投资者，我们能够认同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在借贷市场上同样是投资者身份，为什么他们的权益，我们不能保护呢？为什么我们一来就说这些是高利贷、黑心的欺诈老百姓的人，要把他们打倒。我们不能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保护股市投资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支持打倒放贷市场的放贷人。这两者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相互矛盾的。 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也好，借贷市场放贷人也好，一旦资金放出去，投资方处于弱势。借钱的一方、使用资本的一方更掌握主动权。他是不是赚到足够多的钱给你还贷，还给投资者本金和收益，这是由掌握资金使用权借贷一方来掌握的。如果整个社会都偏袒了借钱一方，都去打骂放贷一方，到最后高利贷问题不可能变小，只会更加严重。
民间借贷利率“新红线”划定！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新规，界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与此前“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相比，保护上限大幅降低。 根据最新LPR报价计算，当前司法保护上限为15.4%。对于利率保护上限大幅下调的原因，最高院称，这将利于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等。还需注意的是，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修订后的样新规虽然限定的是民间借贷最高利率，但仍将影响借贷体系内的不少金融机构。 大幅降低借贷利率上限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备受市场关注，此时距离原《规定》发布刚好过去五年。 一直以来，民间借贷作为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修改后的《规定》，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进行了调整，即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称，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将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LPR利率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和此前的24%和36%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对于下调的原因，最高院称，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 其中，在规范民间借贷活动方面，贺小荣称，民间借贷的利率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约定多少利息，均应本着自愿原则并通过借款合同来完成。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也对记者表示，司法实践中对民间利率上限的设定由来已久，需要看到，民间借贷在缓解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融资难的同时，的确存在粗放、无序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一些P2P网贷平台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影响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因此，在短期内，设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仍有意义。 另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贺小荣表示，理想的利率标准应当由市场来自发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也称，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水平符合近年来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大方向。近年来，在监管部门的支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显著下降。适度下调法律保护利率，可以进一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 “过去半年来，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困难，如果能降低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既能支持小微企业活下去，也有助于就业、经济与社会的稳定。”黄益平说。 不过，还需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贺小荣举例称，比如，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贺小荣进一步强调。 对银行、小贷、助贷等机构影响几何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修订后的《规定》虽然限定的是民间借贷最高利率，但仍将影响借贷体系内的不少金融机构。 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对表示，最高法下调民间借贷利率，是基于下调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大局和逻辑，这个大局和逻辑同样适用于持牌金融机构，可以预计，民间借贷利率下调之后，持牌金融机构利率可能也将面临很大的下调压力。 据了解，由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属于持牌金融机构，其发放的贷款利率并不在这次《规定》的管辖范围之内。目前，监管机构未对持牌机构有明确的利率上限限制。“但是，如果持牌机构借助司法系统进行纠纷处置，司法大多数会借鉴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的规定，因此最高法的利率上限管制也会对持牌金融机构的放贷利率产生较大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记者说。 董希淼也告诉记者，虽然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只适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不适用包括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法院也以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来约束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从而造成利率上限管制政策的“双轨制”。其结果是，不同的各级法院立场、裁判不一，给金融机构带来困扰。 另外对于小贷机构，目前是否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在法律层面还存在争议，自2005年央行开启小贷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身份一直不明，并没有纳入发放金融业务许可证的范畴，而是交由地方金融办（局）负责监管。 至于联合贷款、助贷业务监管，在董希淼看来，并不属于此次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解释调整范围。此前，中国银保监会曾公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联合贷款、助贷业务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有助于金融科技企业依法合规开展业务，助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 不过，当前为了确保合规，银行已经开始审慎要求助贷机构控制借款人的息费总成本。陈文说道，“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银行部门对于合作助贷机构要求的息费总成本控制线下调，部分超限助贷机构可能被剔除银行白名单。” 可以预计的是，一旦利率定价大幅下调，将对“高进高出”的商业模式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一些不能迅速压降综合成本的贷款机构将被快速淘汰出局。 另从对借款人的影响上看，薛洪言还记者表示，小微企业所受影响有限，因为低息发放小微贷款是银行的硬指标；相比之下，针对个人的高息现金贷业务会受到明显冲击，相当大一个群体会被挤出借款市场。 除了利率，新规还有这些变化 据贺小荣介绍，《规定》的修订还包括依法确认和保护民间借贷合同效力。 据介绍，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这意味着最高院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了限定。 此外，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8月20日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大幅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而以前的规定为“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 以昨日最新发布的一年期LPR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较过去24%和36%的基准大幅下降。 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2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他介绍，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主要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以及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 “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贺小荣表示。 近年来，有的民间借贷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与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涉众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贺小荣表示。 利率上限定为一年期LPR的4倍 据悉，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主要考虑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历史沿革、市场需求等因素。 1991年8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长期以来，这一规定为社会各界所知悉、所接受，各级人民法院依据这一司法解释审理了大量民间借贷案件。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批复规定的利率保护上限是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 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 “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贺小荣说。 执行更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贺小荣透露，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 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新浪财经8月20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在发布会上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 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以当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24%和36%有较大幅度下降。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出席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 据贺小荣介绍，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 的决定》，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规定》。 民间借贷是除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实施以来，既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统一了法律适用的标准，又解决了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和高度肯定。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该司法解释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落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部署，对于加快民间借贷阳光化进程意义深远。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企业家代表多次提议对民间借贷司法政策进行修改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自2017年开始先后赴浙江、江苏等地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意见，并于2018年8月发布了法（2018）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就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完善了相关的司法政策。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调研和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和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新精神，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和保护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处理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民间借贷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借贷双方可以就借款期限、利息计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进行自愿协商，并自愿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只有恪守自愿原则，才能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在融通资金、激活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样，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四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上述修改的依据是国务院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此外，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二是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推动民间借贷利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的4倍计算为例，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金融及资本市场都应当为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长期看，激发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有助于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 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民间借贷的利率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约定多少利息，均应本着自愿原则并通过借款合同来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如果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近年来，有的民间借贷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与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涉众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 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理想的利率标准应当由市场来自发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故有必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适时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订，给民间借贷纠纷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道。 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是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利率标准，均是规范约束受国家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而对与金融机构无关的民间借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并无专门的规定。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中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既需要规范，也需要保护。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仍将稳步增长。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华视点微博）
其中，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大幅降低，以LPR的4倍为标准，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以7月20日的数据来计算，目前该上限为15.4%。此次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原《规定》”）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在发布会上给出了详细答复和解释，AI金融评论整理要点如下：定义民间借贷是除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多层次信贷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形式灵活、手续简便、融资快捷等特点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此前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实施以来，既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统一了法律适用的标准，又解决了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最高人民法院自2017年开始先后赴浙江、江苏等地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并于2018年8月发布了法（2018）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规定》修改背景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为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规定》修改三大要点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和保护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应当坚持自愿原则，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借贷双方可以就借款期限、利息计算、逾期利息、合同解除进行自愿协商，并自愿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只有恪守自愿原则，才能充分发挥民间借贷在融通资金、激活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样，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前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以“民间借贷”为名，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而面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的行为意见较大，此类行为容易与“套路贷”“校园贷”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生活安宁。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后吸收了这一意见，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了一种，即第十二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上述修改的依据是国务院1998年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修订）第四条，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的活动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属于依法应当取缔的范畴。此外，在与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座谈时，多数代表建议要严格限制高利转贷行为，即有的企业从银行贷款后再高利转贷，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手从事贷款通道业务，违背了金融服务实体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决定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二，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推动民间借贷利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的重要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决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促进民间借贷利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金融及资本市场都应当为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服务。从中长期看，激发小微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有助于实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民间借贷与中小微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整体市场利率下行，是当前恢复经济和保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二是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客观需要。民间借贷的利率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借贷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约定多少利息，均应本着自愿原则并通过借款合同来完成。如果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如果借贷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予以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过高，不仅导致债务人履约不能，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和道德风险，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利率保护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确保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近年来，有的民间借贷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有的甚至与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涉众性和复杂性。从长远来看，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稳健康发展。四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理想的利率标准应当由市场来自发形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必然会逐步下降，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将伴随着国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趋于稳定。因此，过高的利率保护上限不利于营造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五是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现实需求。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处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前提条件。故有必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适时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修订，给民间借贷纠纷提供更为具体明确的裁判标准和救济渠道。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三，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各种利率为法定利率。法定利率的公布、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利率标准，均是规范约束受国家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而对与金融机构无关的民间借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并无专门的规定。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开始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中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随着我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决策权，已取消公布基准利率，并于2019年8月17日发布公告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原《规定》中确定的24%的利率即是按照当时基准利率6%左右的4倍计算而出。现基准利率不复存在，故有必要根据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改变对司法解释进行相应修改。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原则精神，并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一是继续执行更加严格的本息保护政策。即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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