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从“蓝图规划”到美丽“现实画卷”——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一年间 新华社记者 西南的汾湖，东面的元荡、淀山湖，水城交融，烟岚相映。站在江苏吴江288米高的康力电梯试验塔上，江南水乡美景尽收眼底。一条连接沪苏的“断头路”正在抓紧施工，横跨沪苏浙的“江南水乡客厅”呼之欲出。 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疫情防控到创新协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去年5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来的一年间，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已分别出台行动方案，推动“蓝图规划”变为“现实画卷”，大力推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抓落实：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密集施工期” 这些天，把企业办在浙江湖州的上海人江维心情格外舒畅。打开手机，他向记者比画道，从上海到湖州，坐高铁要绕道杭州，耗时约2个小时。自己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沪苏湖铁路一旦建成，整个行程将压缩到半个小时内。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来说，今年的关键词就是“施工”。横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沪苏湖铁路，计划在6月初的2020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宣布正式开工。 沪苏湖铁路的开工，将进一步拉近湖州与上海、苏州的物理距离、心理距离。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势头，今年一季度湖州市各项经济指标逆势上扬，湖州91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居浙江第一位。 “在环太湖城市中，湖州的个头不大，但发展后劲很大。”湖州市市长王纲表示。4月份，湖州出台《湖州市重大项目攻坚及招商引才新政》，决定投入超1000亿元资金，全面掀起重大项目攻坚和招商引才热潮，推动湖州高质量赶超发展。 三省一市在多个领域谋篇布局，一体化步伐更加有力，轮廓愈发清晰。 “轨道上的长三角”呼啸而来。商合杭高铁、通沪铁路、沪苏湖铁路……2020年，长三角有10多个铁路项目计划开通、开工，整个区域全年铁路投资计划在800亿元以上。 “数字长三角”领跑全国。疫情期间，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码”助力防疫复工。随后，长三角又推进“健康码”互通互认，支持产业链恢复运转。呼应中央扩大有效投资的精神，三省一市先后发布地方版的“新基建”方案，5G网络、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建设纷纷驶入“快车道”。 “美丽长三角”渐行渐近。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模式”正在推广，沪苏浙毗邻区域的“联合河长制”步入常态化运行，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愈发成熟。 “一年多来，我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感受很明显。区域要素流动速度加快了，流动效率变高了，资源配置更加科学了。”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告诉记者。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芜湖的机器人产业发展风生水起。“近期，我们还准备在上海松江建一个离岸创新中心，更好地推动两地资源的融合共享。” 清路障：激发科技原创力、打开制度想象力 合肥西郊，外形酷似量子公式“E=hv”的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正在抓紧建设中。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量子项目办主任屠盛说，作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一号工程”，这里将承载我国首个“天地一体化”的量子实验室。 西有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东有上海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市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介绍，着眼世界科技前沿，张江建成和在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14个。这个大科学设施集群向长三角、全国和全球的研究人员开放，源源不断地释放科技“原创力”。 ——科技创新既要“钱变纸”，也要“纸变钱”。根据规划纲要，三省一市正在加快建设区域创新共同体，通过清除科技成果转化的路障，让科技“原创力”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表示，作为江苏省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他们如今有了新使命——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转化的科技成果“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技术”在青海投入使用后，当地的风机发电量提高了3%。 江苏产研院国内合作部副主任庄韦告诉记者，这项技术最初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发。“我们把上海光机所吸引到南京，成立新机构——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母体主要做基础研究，新机构致力于把研究成果变成一个样机，充分释放协同创新的网络效应。” ——制度创新要敢于先行先试，瞄准“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展现出超越局部利益和传统思维的“想象力”。 “不用两地跑就把营业执照办了，仅用了半小时，这在以前不敢想象。”在浙江嘉善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歌斐颂巧克力小镇集团总经理莫雪峰办下了嘉善首张冠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横跨沪苏浙三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推进一体化发展，既要处理好“自己的事”，也要处理好“共同的事”和“邻居的事”。要把“一盘棋”思想坚持到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张忠伟说，沪苏浙共同编制的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这份规划是我国第一份跨省域的法定空间规划，将首次实现跨省级行政区“一张蓝图管全域”的制度创新目标。 开新局：向世界递出中国高质量发展“名片” 在疫情冲击下，要实现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作为占中国经济总量近四分之一的“引擎”，长三角责无旁贷。 舟车穿梭，塔吊林立。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洋山深水港，如今已挂牌成立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成为我国151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的特殊综保区。 洋山特殊综保区的腹地，是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五颜六色的集装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以前，只能将集装箱拼在一起发货，不能开箱。”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专职副主任武伟说，现在则可以打开集装箱，甚至打开包装，将货物进行重新组合，发往不同目的地国家，这使得临港新片区作为长三角开放门户的地位愈发凸显。 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一幅更高质量的发展图景正在向世人徐徐铺开： 更大的市场活力。根据央行上海总部的最新统计，4月末长三角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0.70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强的民生获得感。近日，来自嘉善西塘的杨女士在县中医医院，通过“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与上海瑞金医院的郝平医生进行了20分钟的会诊交流。在这个平台上，当天预约，一般次日即可实现线上面对面会诊。 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在区块链等技术的支持下，“长三角人”的生活越来越便捷：看完病开医疗票据，最短60秒。跨城市买地铁票，最快1秒。规划一张图、交通一张网、办事一个章、民生一卡通、居民一家亲……共同构筑长三角居民的“幸福圈”。 更高的全球竞合站位。当今世界，全球的竞争合作越来越表现为城市群的竞争合作。纵观长三角，上海综合优势突出，江苏制造业发达，浙江数字经济领先，安徽创新活跃、生态资源良好。 根据规划纲要，只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就一定能发挥1+1+1+1>4的聚变效应，形成一个动力更强、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的中国经济增长极。(记者：何玲玲、季明、何欣荣、刘诗平、屈凌燕、潘晔、姜刚、徐海涛)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日消息，为进一步推进“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梳理、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公开征集“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建议。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利（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 我国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走过的30年历程，研究我国与国际期货市场从建立到发展的异同，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探讨我国期货市场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期货市场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为解决市场定价问题，由政府直接推动建立的。在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并不成熟，将试点期货市场比作“早产儿”。“政府推动”和“早产儿”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两大特点。从历史和发展角度看，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就没有新中国的期货市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市场化条件不很成熟的价格双轨制情况下，开创者们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建立了期货市场，没有他们创造性的努力，新中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期货市场，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历史性贡献。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世界期货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大办期货交易所的热潮，一年多时间出现了数十家期货交易所。市场化的条件不足，法律法规及监管的缺失，各级政府驱动办交易所的一哄而起，很快就暴露出很多问题，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冲击和影响。由此这会各界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的客观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出现问题后又产生了过多的质疑，尽管市场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进行了两次清理整顿，对期货市场严格规范。清理整顿和严格规范使得期货市场保存和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实现了期货市场的“一个净化”，但也留下了后遗症，就是期货市场“两个弱化，一个强化”，即弱化了期货同现货、同金融的联系，强化了散户化市场特征，持续影响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美国期货市场是从商会开始的，在现货交易、中远期交易基础上，开展标准化合约的期货交易，美国早期的期货市场同样乱象丛生，风险和市场操纵事件不断，他们采取了自律管理和国家立法相结合的办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了规范和信用问题。市场管理既要讲政治，也要讲科学，还要讲艺术，从而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避免遇事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把握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行政干预尺度和遵循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平衡，防止过度干预和市场失灵。以1999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为标志，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在强大的现货市场基础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期货行业的努力下，实现了近2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走出了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堪称世界期货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货市场还存在着一些体现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突出问题，因为期货市场产生的两个特点、历经两次清理整顿的后遗症和现货市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我国期货市场与现货企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诸多矛盾。在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今天，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既要坚定信心，充分肯定发展成绩，又要冷静客观，直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站在新时代新起点，我国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期货市场的再认识，需要我们客观认识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环境和条件，两次清理整顿给期货市场带来的深刻影响，期货市场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我们既拥有世界最大的交易量，也是世界最大的散户市场；需要我们客观认识期货市场发展规律与功能作用，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期货市场的重要性，建设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的重要性，增强国际定价话语权的重要性；期货市场的再定位，需要我们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客观准确定位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再发展，需要我们提高站位，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敬畏市场、遵循规律，推动现货期货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从根本上为期货市场补上现货市场这一课，补上缺少金融机构参与这一课，增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中的比重和定价中的话语权；需要我们改进市场管理，优化市场结构，发展场外市场和中远期市场，培育综合交易服务商，提高市场运行质量；需要我们创新性推进期货市场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开放再出发做出新贡献，创造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新奇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 为此，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先生在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后，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发展期货市场的经验，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的回避风险需要，由此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先生任组长。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1989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了第一步。1992年5月28日，由国家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筹建的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1993年11月18日，由大连市政府支持建立的大连商品交易所开业。“政府推动”是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第一个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半市场化条件下的“早产儿” 政府有关部门人士认为当时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条件不成熟，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在期货市场建设中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创造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较为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发育远未成熟。而没有一个较为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半市场化的现货市场和计划管理是“早产儿”的主要特征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推动现货市场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予干涉等。从现货市场及相关基础设施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早期的期货市场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 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仓储与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管理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的后遗症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我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效果及后遗症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春风掀起兴办交易所热潮，在各级政府推动下，一哄而起办了几十家交易所，法律法规及监管缺失，半市场化条件下的政企不分，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引发对期货市场的两次清理整顿，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将清理整顿的成果法规化，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从期货市场筹建、到清理整顿、到规范发展，直到今天，对期货市场作用的认识始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当初筹建时对期货市场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出现了问题又对期货市场的作用产生了质疑，缺少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和规律性的客观认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好。对期货市场“早产儿”的认识不清，对期货市场作用的认识产生摇摆，面对市场出现的问题，发展期货市场的时机尚不成熟便成为国家后来出台的相关政策的基调。 美国期货市场从商会起步，从现货、到中远期、再到期货市场，经历了自然发育的过程，期货市场的作用随着发育和发展也随之变化，但早期的期货市场乱象丛生，操纵市场事件频发，经过数十年的自律管理和立法监管，在发展中逐步规范了市场，提升了信用。我国采取限制发展的断然措施治理市场乱象，进行了两次清理整顿。清理整顿的效果和后遗症可以概括为“一个净化、两个弱化、一个强化”。“一个净化”，就是一刀切的“铁腕治理”，净化了市场，规范了秩序，看住了风险，在没有使用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完成了行业的清理整顿，使期货市场成为“一潭清水”，保留了火种；“两个弱化”，就是治理乱象的“猛药”，严禁国有企业违规从事期货交易，严禁金融机构参与期货交易，严禁信贷资金、财政资金以任何形式流入期货市场，从根本上弱化了期货市场同现货、同金融的联系，给期货市场这个本来就是政府推动的“早产儿”的健康成长和功能作用发挥制造了障碍；“一个强化”，就是原本相对合理的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在“两个弱化”的作用下，使得企业和金融机构离场，强化了我国期货市场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参与者结构，强化了期货市场的散户化，深刻影响了我国期货市场的运行质量与功能作用。期货市场发展离不开现货市场基础，在现货市场本身不发达的情况下，“两个弱化、一个强化”进一步导致期货市场基础薄弱，缺少现货的根；期货市场作为衍生品市场，银行等金融机构本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这样的措施切断了以衍生品为媒介的企业与银行的联系，也使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与国际同行的差距；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参与者结构，是我国期货市场成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散户化市场，严重制约和影响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清理整顿形成的过高“防火墙”、过紧“安全阀”，过于严格的监管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大了期货市场各环节管理和交易成本，至今影响着期货市场运行的质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 我国期货市场取得的发展成就 在期货市场后清理整顿时代，两个国九条支持期货市场发展，两次修改条例，为期货市场创造了发展空间。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具备强大现货市场基础的比较优势条件下，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在几代期货人的努力下，我国期货市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有时我们期货人自嘲“给点儿阳光就灿烂”。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期货市场近3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树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形象，成为全世界同行羡慕的对象，是世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期货市场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市场建设与发展方面，品种系列与衍生工具不断丰富，上市期货期权品种70多个，初步形成涵盖期货与期权、场内与场外、境内与境外的衍生品市场体系；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已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市场运行质量逐步提高，投资者结构持续改善，期现结合程度不断紧密；二是在市场功能作用发挥方面，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初步得到认可，带动了现货市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发展，在服务“三农”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在中国特色市场建设方面，探索出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如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五位一体”监管监管体系和安全保障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品种上市管理制度，“一户一码”制度，保证金管理与监控制度，“三板”强制减仓制度等；四是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和行业龙头，通过“千村万户”、“千厂万企”、“产业大会”、“保险+期货”等多种形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适应国情服务“三农”和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期货市场在市场运行质量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上同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与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相关，与我国期货市场从产生到清理整顿、到规范发展的历程相关。 我国现货市场存在的突出痛点和问题 目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大宗商品领域具有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现货市场依然存在“五个方面突出问题”，即货物仓储安全问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企业缺少衍生工具问题，以及企业缺少国内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问题。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从1978年到2020年，是改革开放42周年，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8年，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是存在仓储安全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的主要原因，跳过中远期阶段、场外市场发展滞后以及期货市场清理整顿的后遗症、对外开放程度不足等则是缺少衍生工具和企业定价话语权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美国，市场秩序同样混乱，仓储行业的信用程度也很差，仓储欺诈事件时有出现，1872年依阿华粮库的一场大火暴露了十九世纪70年代初伊利诺伊州颁布的仓库法形同虚设。即便是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仓库的欺诈行为依然存在，美国现代金融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金融丑闻之一的16亿磅色拉油神秘失踪案件就发生在1963年，此时距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仓储法》，已经过去了近50年。我国大宗商品领域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出现了很多风险事件，如“上海钢贸事件”，“青岛港事件”，给相关产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一年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银行至今很少敢对大宗商品进行货物抵押贷款，导致大宗商品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极其突出，不解决大宗商品的仓储安全问题，银行就不能够放心地把资金贷给企业；不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解决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企业间就不能够放心交易；不解决衍生工具缺乏的问题，企业就没有办法规避经营的风险，解决不了个性化的保值避险的需求。因此，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够及时解决，严重制约我国产业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严重影响我国相关产业和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严重拖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争夺国际定价话语权。在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抓紧推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国期货市场服务产业企业存在六个方面的突出矛盾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供给与现货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突出矛盾”，一是，现货企业经营连续性与套期保值只能选择期货市场几个活跃合约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特有的1、5、9合约活跃现象，这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和散户化的市场参与者结构相关。英国的期货合约设置贴近现货，形成了日合约、周合约、月合约组成的合约设置体系，做到了天天交易，日日交割。我国借鉴了美国按月设置期货合约的制度，但美国期货市场活跃合约是连续的，我国几家交易所已通过引入做市商制度着手推动解决这个问题；二是，现货企业对近月合约的套期保值需求与期货市场期货合约活跃月份较远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活跃合约较远，与美国、英国市场差别较大，难以满足企业套期保值需求。我国期货市场也曾经是近月合约活跃，为防范临近交割月或交割月的逼仓弃仓风险而引入临近交割月梯度管理制度后，活跃合约从近月向远月转移，近年来改进临近交割月梯度管理制度后，活跃合约出现向近月平移的趋势，但尚需持续改进管理制度；三是，现货企业广泛的交割地域需求与期货市场有限的指定交割仓库地点之间的矛盾。英国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数量众多，遍布世界，贴近终端用户。美国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不同品种，不同制度，贴近现货，持续改进。我国期货交割仓库设置特点是相对集中，数量较少，覆盖不够广泛，需要我们解决仓库间升贴水问题和仓单串换问题，扩大交割仓库覆盖，增加交割仓库数量；四是，现货企业对期货市场较低交易交割成本的需求与期货市场过于严格的市场管理和风险控制导致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美国期货市场交易交割制度是宽松的，英国期货市场企业交易成本是低的，我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管理制度、交易交割管理制度、市场资金使用效率仍需要改进；五是，现货企业对个性化、非标服务需求与场外市场发展滞后、综合交易服务商缺位、期货中介机构不够强大之间的矛盾。 我国期货市场的标准化服务与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存在差距，场外市场的发展也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作为提供个性化服务主力军的综合交易服务商刚刚起步，此外，我国期货中介行业发展不够强大，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盈利能力不足，资本金不强，缺少中坚力量等问题，但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南华期货、瑞达期货在A股市场的成功上市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六是，现货企业在国内期货市场定价权、国内期货市场在国际市场定价权与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矛盾。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是以中小散户为主的，近年改善明显，但仍差距很大。期货市场的参与者机构、市场流动性、价格有效性与定价权威性是密切相关的，期货市场参与者结构决定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威性，企业市场参与度决定企业在市场上的定价话语权。形成国际定价中心需要两个条件，即现货基础条件和期货市场条件，我国具有坚实的现货基础条件，具备一定的期货市场条件。我国成为国际定价中心离不开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低，是导致国际定价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需要立足国情和市场状况，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这六个方面矛盾的存在，严重制约现货市场健康发展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与作用，这既是从现货市场的角度对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期货市场的需求，也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就会受到制约，改善参与者结构就会困难，增强企业定价话语权和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就会受到影响，企业就难以得到应有的服务，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成因复杂，有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可以部分解决，有的问题是在现有政策和条件下难以解决的。期货市场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不断完善市场自身建设，更好满足现货市场需求，在推动解决现货企业需求与期货市场服务的六大矛盾和现货市场存在的五大问题上有更多作为，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担当，同时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我国期货市场改革与发展对策建议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六个突出矛盾的成因是复杂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要有清醒的认识。期货市场的完善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循序渐进，难以运动式或是跨越式推动，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足够的耐心。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国家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解决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企业的六个方面矛盾也是时不我待。因此，期货市场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需要我们推动期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组织的落地实干有机结合。将期货市场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并举，建设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在持续提升现有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通过增量创新，建立新的改革试验田，有效推进大宗商品领域突出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存量改革，持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作用。对存量市场进行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敬畏市场，持续稳步推进。在改革中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即需要在保持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在有效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同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需求，将改革的力度和市场的承受程度很好地结合，在保持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序推进改革；需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目标、措施、效果和实现时间，使市场运行质量的改善和服务实体经济效果的提升体现在具体行动；需要进一步调动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积极性，我国的交易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组织者，不仅肩负推动市场发展和一线监管的重任，同时又主动承担和履行众多社会责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监管部门应给予交易所更多空间、更大灵活性和更多政策支持，充分发挥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发挥交易所服务实体经济的专业性和创造性。在存量改革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我国期货市场良好的市场流动性，需要在保护好中小散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引进更多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完善结构，改进制度，提升质量，增加企业定价话语权，推进市场对外开放。存量市场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推出新品种新工具与已上市品种并重，完善市场运行质量和功能效果评价机制；二是改进制度，解决问题，提升市场运行质量；三是全力改善市场结构，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企业定价话语权；四是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增强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和话语权。 增量创新，推动我国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增量市场创新，可以大胆尝试，做好顶层设计。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摒弃部门利益，整合国家优势资源，通过建设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建立新市场，树立新目标，探索新模式，采用新机制，开展新服务，需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虽然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但我们面临的现货市场状况和市场化程度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积累了丰富的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经验，为增量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量市场创新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立新目标，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需要立足现货，服务现货，以推动解决我国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与现货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期货市场补现货这一课的问题，建设一个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再出发时代需求的，现货和中远期市场、场外市场和期货市场紧密结合的，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试验田。二是建立新市场，采用新机制。新市场体现在更加贴近现货、更加适应市场、更加满足实体企业需求，新机制体现在管理体制、所有制和市场化机制，整合国家优势资源，采用混合所有制，既保证公益性的事业，又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三是探索新模式，开展新服务。新模式体现在按照现货市场的规律和需求的制度性安排，新服务体现在扎根现货推动现货相关问题和期货相关矛盾的解决上，体现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上，体现在推进五个方面的融合服务上，即现货、中远期、期货市场的融合，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融合，商品和金融的融合，境内和境外的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融合。 (本文作者介绍：郭晓利，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顾问。1982年公派日本留学，1988年在东京做期货，1991年回国。曾任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交易员，日本ACE交易株式会社营业主任，曾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小组顾问，2003年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大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著有《期货期权交易技巧》，《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企业集团的国际比较》，合译《企业主义》，《期权：基本概念与交易策略》，《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发表论文数十篇。)
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行情600572,诊股)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特别期待今年两会能出台更多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举措，助力企业化危为机创新发展，把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日前，胡季强代表完成了本次两会建议的提交。今年两会，他一共带来了16份建议，涉及药品管理政策、医疗保障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个人破产制度建设、科学发展商业信用保险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等多个方面。 增强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 胡季强表示，从实际情况看，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局面，尤其是资金困难问题显得非常突出。有些企业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急需有效的市场化信用工具给予增信支持，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科学地制定发展商业信用保险机构的计划。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关注这个议题，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冲击大的中小微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保就业、稳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微企业最大的风险是资金链条断裂的风险，最大的困难是融资能力不足，现在通行的资产抵押等传统方法，是中小微企业难以落实的，不能满足中小微企业的根本需求，尤其是对轻资产、高速发展的中小微科技企业、创新企业，更是增加了发展门槛。 “商业信用保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是在相当程度上缓释和转移中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的重要工具。我建议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科学准确研究判断商业信用保险的独特作用，更好发展商业信用保险机构，使保险服务和服从经济核心战略功能发挥得更加突出，使信用保险成为国家调控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有力工具。”胡季强表示。 鼓励特殊非处方药纳入医保目录 胡季强表示，今年年初，国家医疗保障局在《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政策解读中明确，“对于非处方药品，国际上普遍不予报销，此次调整原则上不再新增”。 “此次对我国现行非处方药医保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在非处方药行业和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业内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此次调整有较多需要改进和再次研究讨论的必要。”胡季强称。 他建议，避免以是否为非处方药作为主导医保目录调整的因素，并鼓励临床首选及特殊非处方药品种纳入医保目录。 胡季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一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康恩贝抓住疫情防控带来的市场需求，努力奋战，零售终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因丹参川芎嗪注射液销售下降及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医疗终端业务下降。 同时，公司基于既有产业基础以及近年来培植的新零售业务优势，快速反应，迎难而上，一季度康恩贝新零售端销售收入达2.3亿元，同比增长64.5%。从产品分类来看，维生素类保健食品、“珍视明”牌系列眼健康产品等大健康业务产品收入合计1.94亿元，同比增长66.5%。 “下一步，公司将进一步聚焦中药大健康产业，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全面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相关利益方一起，共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实现公司发展目标，努力成为中国中药(港股00570)大健康产业龙头企业之一。公司目前还在推进与浙江省国贸集团合作，谋求新体制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新飞跃。”胡季强表示。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中国网财经5月30日讯(记者李春晖)2020年全国两会落下帷幕。今年未设经济增长速度具体目标，但有一个“硬任务”却是必须要完成的——打赢脱贫攻坚战。 过去几年，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脱贫攻坚带来新的挑战，返贫致贫风险加大。 两会期间，“如何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成为热议话题。代表委员、专家学者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兼具针对性、有效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相信在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之下，脱贫攻坚战必将取得全面胜利。 以新经济催生新岗位，就业扶贫稳收入来源 全国有近3000万的贫困劳动力在外打工，打工收入是很多农村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脱贫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劳动力的复工受到了影响，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微企业选择裁员或降薪，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务工收入，这为脱贫工作和防止因疫返贫增添了挑战。 虽然疫情期间一些传统服务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但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主要依托的新业态却逆势焕发新生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数字经济等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有望挖掘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包括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等新的就业形式。通过改革创新，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多管齐下，就业问题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在小组讨论时建议，把零工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稳定一些新领域，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其中就提到了家政行业。 随着我国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家政服务需求逐年递增。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妇联主席叶顺兴在小组讨论时表示，扶持好家政服务行业，可以释放妇女劳动力，助力就业脱贫，建议从管理、培训、服务三个方面加强配合，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 “现在新业态蓬勃发展，大概有1亿人就业，我们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仅要采取更多扶持政策，而且要采取措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新就业岗位成长起来。” 以市场经济育竞争力，产业扶贫蓄长效动能 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脱贫攻坚战的收官阶段，全力聚焦产业扶贫才能有效防止返贫。但无论是产业的选择还是经营，都需要具备足够的市场能力。 如何避免扶贫产业出现“外力”依赖，助其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使扶贫产业真正成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温思美建议，在产业扶贫上，应探索当地政府和帮扶单位从生产到销售全部包揽的逐步“退出”机制，让那些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学会自己“游泳”，以培养他们的市场驾驭能力。 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建议，产业扶贫政策要长短兼顾。农村产业扶贫以种养结合为主，要有效匹配市场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建议，扶贫政策要从注重到村到户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机制由注重行政外在推动向市场内在推动转变，出台更多更适应的政策，吸引并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就业创业。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建议，扶持壮大集体经济。出台有力政策支持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基地及产业扶贫项目建设，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确保贫困户至少有两个长短结合的增收项目，使其稳定增收、长期收益。 扶贫更要扶智、扶技，教育扶贫拔除“穷根” 教育是阻断贫困人口代际传递的关键。扶贫重在扶智，扶智教育为本。发挥好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小组讨论时提出四点建议：一、高等教育要在公平、公正和公开前提下，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多入学和奖助机会，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更大作用。二、脱贫攻坚，产业是支撑，科技是杠杆，人才是关键，高校要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为乡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三、医学人才培养与优质医疗服务是高等教育优势所在，要加强为基层地区培养医学人才，加大对基层医院的长效帮扶。四、将“终生教育”理念拓展到广大新生代农民中，持之以恒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民素质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长黄西勤建议，加快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利用远程课程开展培训，健全政府主导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教授张博建议，把发展线上教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加强资源整合，强化管理工具开发使用，大力发展“互联网+教育”，以解决或缓解受疫情冲击而导致的贫困地区受限大、贫困生学习受影响、课程质量欠佳、名师课程覆盖面窄等方面的问题。 扶贫不仅要扶智，还要扶技。以培养各行各业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静华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在职业教育院校扩招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大农业农村类的比重，与接续推进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在小组讨论时表示，建议走产教融合之路，出台政策鼓励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在贫困地区采用企校同设和前厂后校等模式设立职业学校，实现学生就业直通车、企业用人有保障一举双得。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脱贫之后迈向富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势头不减弱，才能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农民群众在小康之年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赵雨森常委在小组讨论时建议，适时战略调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对接，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发挥城镇带动乡村动能。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跃进建议，把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衔接起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尤其是村村通公路改造，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建议，将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规划之中，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鼓励三农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使优秀的乡村文化深度融入到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帮助他们走上文化脱贫之路。
大数据及产业园蓬勃发展 今年5月下旬全国两会期间，“新基建”与“大数据”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如今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大数据产业园也在蓬勃发展。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已有23个省出台了74个和大数据相关的政策措施，目前已建或在建的大数据产业园区超过10个。2016 年，国家加大了对大数据应用的推动力度，批复了京津冀等 7 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超过 10 个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同时，针对医疗、交通等行业，有关部门均出台了关于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继续推动大数据在各垂直领域的应用进程。 长三角大数据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以商用为主导，但各城市的大数据发展不均衡。根据《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1》深圳、杭州和南京在全国大数据发展指数评价中占前三位；就大数据发展指数而言，长三角地区仅杭州和南京两城市进入前30，其他城市发展有一定差距；就大数据产业发展类型而言，以杭州为首的长三角地区，大数据发展以商用为主导。 长三角历来是公认的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工业基础雄厚、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基地。除杭州南京外，沪、锡、常在此区域最具代表性，同时未来也将打造智慧型企业的聚集地，是与苏州抢夺科技、大数据产业的竞争对手。沪、锡、常或将成为大数据工业化用途的重点发展区域。 大数据产业在这些方面可以盈利 2016年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的市场规模约为168亿元，较2015年增速达45%。随着国家政策激励以及大数据应用模式的逐步成熟，未来几年中国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 578 亿元。从大数据市场细分领域来看，以大数据软硬件市场为主。但近年来，软件和服务在市场整体规模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硬件比重逐年减少，整体变化趋势较为平缓。与2015年相比，硬件市场规模为53.9亿元，占比下降1.8%；软件市场规模为72.6 亿元，占比提高0.8%；大数据服务市场规模41.5亿元，占比提高1.0%。 ▲完整报告内容请联系同策研究院 既然大数据业务如此潜力巨大，其战略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对于大数据做定位支撑的产业园来说，抓住大数据产业爆发的机遇可以推动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发展，有效打造城市名片；基于现有产业，大数据可以进一步为现有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加速动力，将产业链通过数据中心连接起来，准确预测需求，提升现有产业链的整体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新兴企业快速成长。而对于大数据产业园预计未来10年带来的新经济约500亿的产值，可以有效带动周边产值上千亿，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直接助力提升城市结构和产业布局，提高当地的社会效益。 ▲完整报告内容请联系同策研究院 数据中心市场行业研究 同策研究院基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历程、城市分布、核心企业等行业背景，对政策、经济、技术等大数据的行业相关进行分析和趋势展望，不仅可以为委托方提供行业现状及机会点研究，还可以对上下游产业链、壁垒、价值创造等做全方位解读。针对委托方所需要的资源现状、竞争格局和需求，我们可以做供求解读。 我们认为，IDC行业蓬勃发展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事件。2020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短期内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在新基建所包含的七大领域中，有5/7直接或间接与IDC行业的发展相关。但是，政策对规模和能耗（PUE）有着越发严格的限制，致使上市IDC企业的政策端壁垒越来越高，尤其是一线城市数据中心已成为稀缺资源。 2019年，我国IDC行业市场规模1562.5亿元人民币，十年来年复合增长率为35.9%。目前，中国大型数据中心主要分布在核心城市及周边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江浙区域，呈现“东部沿海居多，核心城市及周边地区集中，中西北部偏少”的格局。从运营角度来看，移动技术的迭代升级带动数据流量飞速增长；从运用角度来看，云计算及边缘计算将成为中国数据中心发展新的聚焦方向。从项目层面来看，一个IDC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包含投资-建设-销售-运营四个环节，不同环节包含多种方式，可组合出多种投建运模式。在项目的实际运作中，企业会根据自身因素及项目自身特点采用不同的模式。 同策研究院通过仔细分析现如今大数据产业园的发展历程、城市分布和核心企业，针对行业相关的政策、经济、技术做相关性分析和趋势展望。面对行业现状和未来的机会研究点，多角度分析大数据产业园的资源现状、竞争格局、客户需求，对供求及竞争关系进行解读。面对大数据产业园的投建模式、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研判分析，重点解析具体案例的产品、分布、价格和商业模式。同策研究院再对物业市场进行研究后，搭建投拓模型、给予合理的战略布局建议和商业模式建议。
根据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各地已录入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的项目共7163个；其中，已通过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以及可行性论证、实施方案审查的重点推进项目4544个。 稳投资是“六稳”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扩大有效投资。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月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该报告同时指出，今年要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规范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如何积极引导，激活民间投资成为工作的重点内容。去年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就曾指出，国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向规定领域。 从各地情况来看，许昌市是河南省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该地区通过一系列举措，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通过政策与资金引导，促进民间创新创业投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湖南省今年则加大力气激活民间投资。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跟踪落实税收优惠、融资贷款、就业用工、财政奖补等96条政策措施。深入开展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行动。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运用好市场资金，发展“刀刃上”的项目，高质量地运营项目，已成为地方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规划、落地的重要方向。 唐川表示，整体来看，PPP模式可以帮助地方政府更全面、高效地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在合理的模式下不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负债。且更为重要的是，借由PPP模式可以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各地，让地方获取更多的学习模板，全方位地认识当今的市场和前沿的商业模式，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地区的全面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内生性的发展动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我国还都存在较大的短板，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约四分之一，对相关行业的带动性也较强。因此，在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可以在平衡政府债务压力、加快补短板、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优势，在稳投资中发挥着一定的稳定器和调节剂作用。 根据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各地已录入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的项目共7163个；其中，已通过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以及可行性论证、实施方案审查的重点推进项目4544个。 唐川表示，受传统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培养的思维惯性的影响，此前地方上重点落地的PPP项目多聚焦在重资产、重建设的领域，比如大型市政工程、交通、水利等领域。但经过多番整改之后，在“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未来的PPP项目将更多地聚焦于重运营、重服务的领域。所以唐川预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保领域；铁路、民航、物流等交通领域；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市政领域；以及智慧城市、海绵城市、新消费服务设施等新基建、新服务领域都会有更多高品质PPP项目的落地。 那么，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更好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徐光瑞表示，要更好引导民间投资参与PPP项目，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和稳定政策环境。二是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三是继续加强信息披露。 唐川表示，下半年，新增PPP项目将会继续以匹配地区经济发展、高质量、重运营的模式进行推进。过程中，“加快项目入库进度”将有望进入实质推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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