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成功数字化转型？ 谈起这个话题，可能得上演一出21世纪版的哈姆雷特舞台剧——1000个人心中，就有1000个不同的见解。 人们对待数字化转型，喜欢用赋能、智能、云计算、中台、颠覆、转换、融合、重构、升级等各种冠冕堂皇的词语来形容数字化转型是什么。 但我们却忘了「商业基本功」： 这是一个商业战场，对于想要数字化转型的商业组织“企业”来说， 数字化转型目标有且只有1个 ——赚更多的钱。 所以，当要回答“怎样衡量成功数字化转型？”这个问题时，有且只有1个答案： 您的企业是否已经通过数字化赚到更多的钱？ 我将之总结成一条公式： 数字化转型 = 创造商业价值 = 消费者触点×流量×转化率×客单价+ 员工触点×数字人效 = 赚到钱 什么意思？其实并不复杂。 过去两年，在帮助一家餐饮企业从0到1成长到独角兽、半年获得1000万会员的过程中，凯利也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数字化、IT的新概念、新名词困扰，像数字化、中台、ERP、CRM、POS等等，还有最近两年流行的像什么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数据中台、新零售等等各种各样的概念。 有一些企业主朋友，也被这些名词搞得挺焦虑，就觉得，哎呀，不懂点IT和数字化，感觉都要被社会淘汰了。 看到竞争对手上了个小程序或者中台，市场份额在不断的占领市场，就会误以为这是数字化系统的功劳，正在发挥显著作用。 然后，就很较真地，自己也得上中台、招团队、做系统。 结果吭哧吭哧、鼓捣了一两年，烧掉了八位数学费，研发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员工和消费者在用，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瓶。 过度的数字化概念化，正成为21世纪的一股新宗教迷信，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那究竟怎样才算数字化转型？凯利认为对于商业组织来说：无法跟赚钱挂钩的数字化都是耍流氓。 一只鞋的社交网络 数字化转型如何跟钱挂钩？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定义好，究竟什么才算是数字化，什么才算是数字化转型？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的先行者他们是怎么做的，以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耐克作为例子。 相信耐克这个品牌大家都是在熟悉不过了。 说起这个品牌，大家脑海里面划过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对，它是卖鞋子的。 它是一个在运动鞋领域领先的品牌，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耐克以前，阿迪达斯、匡威原本才是这个市场的领导者，而耐克则是后来者。 阿迪达斯曾经在70年，在运动鞋和体育用品市场，占据支配地位。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张图，今天耐克的市值，接近是阿迪达斯的10倍。 我们回看一下耐克的整个发展历史，从2006年以后到今天为止，它的整一个市值的走势，发生了一个大幅度的上涨，而在2006年以前他们持续了十几年的平稳发展，没有过太大的起伏。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耐克的竞争对手是谁？ 这不是个废话，它是卖鞋的，他的竞争对手自然就是像阿迪达斯、还有像匡威等等的其他的运动鞋品牌是吧？ 事实上，耐克它是一个运动鞋品牌。但是他所面临的竞争并不止于鞋本身。 想想，消费者，买运动鞋，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鞋，是为了运动。 进一步的扩充，他其实不止是运动鞋行业，而是运动行业。 我们假设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不爱运动了，那压根就不会有人去买运动鞋了。 所以，它的竞争对手，还包括着一些能驱动用户对运动的热爱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比如…Runkeeper、Endomondo这些跑步app，都是它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引导用户对运动的热情。 所以我们会看到，从2006年开始，耐克就围绕着整个运动行业，延伸出来各种各样的数字化产品。 比如，凯利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iPod还在流行的年代，就有一双Nike的科技鞋，能跟iPod进行连接互动。 之后，它还延伸出来了，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尝试，包括跑步社区（nike+ running club），像我们国内的健身社区Keep，也是以这个为原型借鉴的。 还有像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些手环，最早也是Nike引领流行起来的。 除了把用户拉到线上，组建各种线上的社区外，记录用户跑步习惯，Nike同时还把这些用户从线上带回到线下来，赞助各种各样的运动比赛，在全球积累了几千万的粉丝用户。 你看，这一系列的数字化操作，跟我们所熟悉的ERP、OA是不是很不一样？但是效果呢？ 通过这些数字化动作，消费者们更爱运动了，耐克品牌的粉丝们越来越多了，鞋就越来越好卖了，耐克的品牌记忆，也越来越深了； 这哪止是一次IT和数字化转型，这明明就是一次商业转型，从原本卖鞋的公司，变成一家科技驱动的品牌公司，踏上了新的财富之路。 所以，在这里我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是： 数字化本身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数字化可以实现新的商业价值。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在于商业转型。 你看，当别人在利用数字化产生全新维度的商业业务时，你却在纠结ERP、CRM，还是ABC。 所以每天我们只是单纯的在讨论什么APP啊、小游戏啊、ERP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系统和工具时，你要明白，这些东西本身对于一个企业经营来说他是没有商业价值的。 难听点来说，他们甚至说只是一堆成本和费用，资产都算不上。 好了，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对数字化的基本认识，那我们就可以衡量我们数字化的产出了，那就是——数字化转型是否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商业转型。 衡量商业转型，最简单的衡量标准有3个： 1.你的营收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原本是一个通过线下门店去卖奶茶的企业。 你现在交易转移到了线上去，订单成交发生在数字系统里面的，这算是你的营收结构发生了变化。 2.你的用户触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原本是一个通过线下门店去卖酱料的企业。 你建立了一些新的数字化形式，去跟你的消费者打交道，比如做了一个小程序，一群热爱厨艺的姑娘能在上面愉快地因兴趣而聚集，讨论烹饪的心得，这算是你的用户触点发生了变化，你直接跟消费者产生了交流。 3.你的用户数据，你是否拥有触达权？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原本是一个卖快餐的餐饮门店。 你开通了外卖平台，有大量的用户，但你无法获得你用户的电话号码，你无法二次联系到你的消费者，都被平台打码了。 你的消费者，变成了平台的数字资产。 到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像CRM、ERP等等各种内部的系统，是否符合以上条件？是否称得上是数字化转型？ 很多其实是并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它们对管理和效率实现了优化，但并没有带来商业转型。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否定ERP、OA们的价值，没有实现商业转型，但也并不代表他没有价值。 它们也是有商业价值的，比如可以在成本、费用、组织能力上促成一种新的优化。 所以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商业转型，就不应该去做，只是价值的衡量维度和落地优先级不一样而已。 用户触点 当我们了解到数字化转型，其实就是要商业转型，那既然是商业转型，那就要产生新的商业价值。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商业转型呢？ 在这里，先了解一个我自己的非常核心的思考方法，叫用户触点。 那什么叫用户触点呢？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消费者与你企业接触的方式，我们把它叫触点。 怎样去理解，触点，我们跟消费者接触的方式？ 我们先来想象一下一个画面。想象一下，20年以前，假设你是一家餐饮门店，你的消费者，是怎样去了解到你的？ 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世界。 估计绝大多数的接触，都是路过，就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面，路过，看到了你的招牌还有宣传单，知道了你。 也有很多的接触，来自于道听途说，就是从左邻右里、朋友日常交流、看报纸，然后知道了你的店。 对，那就是20年前以前的情况。 OK，那来到今天，一个人人都有一台手机，每天花五六个小时盯着屏幕的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要了解一个餐饮门店，是走过、路过吗？是道听途说吗? 那是肯定不止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能去了解到一个餐饮品牌。 比如说很多的消费者，包括你自己，在吃饭之前，都会先逛一下大众点评、美团网啊等，同时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数字渠道、非常地碎片化地可以去了解到一个品牌，像看电影的时候被植入广告、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去安利一个餐饮品牌和广告等等等…. 所以，在现在，消费者跟品牌、跟餐饮企业的接触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关于触点这一个定义我觉得一定要记住。 在我看来，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触点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掌握了数字化商业转型的大部分精髓了。 衡量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公式 理解数字化转型，真的很抽象，我们不妨，用一条公式，来给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下定义。 数字化转型 = 商业转型 = 创造商业价值 重复一次。 数字化转型 = 商业转型 = 创造商业价值 其实啊，利用数字化实现商业转型的公司，市面上的案例是不少的，只是我们经常误会他们本来是互联网企业。 比如，像美国的Netflix奈飞，美国流媒体巨头、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最初其实是一家出租DVD光碟的实体店，到后面才发展转型成一家在线视频公司。 在中国，也有一个典型的数字化转型案例，叫阿里巴巴。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很诧异，阿里巴巴不本来就是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吗？ 但我们其实回到他们的第一天，他们就是个做网页的，压根就不用编程。 最初的业务是B2B地推，没有淘宝、没有天猫、当然甚至也没有钉钉。这些业务都是经历过数字化转型过来的。 那究竟如何能像这些成功的公司那样，实现数字化转型、商业转型，踏上一条全新的财富之路呢？ 那就是判断用户「触点」，基于这个，可以再总结成另外的一条可执行的公式： 创造商业价值= 消费者触点×流量×转化率×客单价+ 员工触点×数字人效 = 赚到钱 所有的IT系统，都是工具，是为了满足这个公式服务的。 当一件在喊做数字化的事，却无法跟赚钱挂钩，你得注意了，他肯定是在耍流氓。
摘要 【李迅雷：A股结构性牛市仍在延续 传统产业要选龙头】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全球经济下行不是问题， 结构失衡才是问题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疫情持续时间更加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市的第一天，发布了《疫情拐点何时出现——基于数学模型的新冠病毒传播预测》的报告，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国现在累计确诊人数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到中国复工潮不会带来疫情第二波、海外疫情会失控等。 总体来讲，我们对于国内疫情和海外疫情失控这方面做了一个比较早的判断，即对于中国国内的疫情，海外疫情的预测还是比较准确。但是美国的疫情应该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主要是它的防范举措研究的不到位，实际上背后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判断的失误。美国行政当局犯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致使疫情蔓延。迄今为止，拉美、南非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疫情在失控当中；美国因疫情而新增的确诊人数，当天的新增人数最高是超过8万人，相当于中国累积到今天的确诊人数的数量。 这也反映出对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还是要予以足够重视。比如说，像这轮疫情会不会复发，现在确实也不好说了，因为第一轮疫情到现在还没有过去，谈第二轮疫情会不会再起来，我觉得为时尚早。由于疫情的加剧，使得全球贸易出现了一个增速的下降，中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700多万，疫情使得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阻断，从而使得全球贸易更加低迷。而在疫情之前已经有逆全球化的思潮，甚至有些人提出来要去中国化，在这样一种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恶化，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2)全球化告一段落，疫情加剧全球贸易更低迷 2、资本逐利的力量：全球化仍是大趋势 但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总书记前不久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了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一些短期因素、人为因素而改变。因为全球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要素流动、来自于资本追求投资回报率的需求、来自于人力资本追求更高薪酬的需求，也来自于通过交换或者价差收益贸易的需求，所以我想这种大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在目前疫情之下或者在某些国家的阻碍之下，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会有所放缓，但这是一个短暂现象。 从过去40年看，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因为中国人多自然资源少，只有在为全球产业资本提供劳动力的过程中，靠为全球消费者打工，获得辛苦收入。在当前贸易摩擦和国际纠纷加大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来抵御逆全球化的思潮。 3、超发货币和政府加杠杆必然会加大债务风险 现在要应对疫情、应对全球经济的停摆，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的对策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地降息，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债务问题不断地上升。美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最近美元指数也在下行，这表明了大家对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贬值而担忧。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是下行的，即便是通过货币超发、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及大量举债的所谓财政支持政策，它能够使得经济不停摆，能够使得流动性危机不爆发，但它导致的副作用就是债务的增长。 当然，我认为债务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在欧洲，主要还是被称为欧洲五国的那几个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峻。最近，因汇率问题而把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由3个B下调到了3个B-，这与垃圾债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说股市涨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往后移。 我之所以强调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不仅发达经济体如此，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以消费主导的经济结构是不利的，因为消费的主力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长期存在的危害。结构性扭曲导致全球经济步入到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态势当中。 全球经济在以往虽然也有很多次波动，但它总是有亮点。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之后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到了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中国经济也放缓了，谁来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呢？似乎没有。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所以它起不到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这张图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是全球第二，但中国GDP每年新增的量要占到全球新增的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惑之所在，因为中国经济在减速，这也使得全球经济也在减速。这是我对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今年政策执行“下限”： 底线思维下的“六保” 1、上半年经济基本分析：存量经济特征日渐明显 在中国经济方面，刚刚公布了2020年的半年报，我们的GDP增速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上半年是-1.6%，其中二季度是出现了3.2%的正增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全年可以达到3%左右的增长。这比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的预期要好，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中国大概是1%左右的增长。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能够实现3%的增长，但还是一种下行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还是在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当中，中国经济的下行幅度更大、更加明显。这跟我们的经济体量有关系。当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即便不缩小，那么增长速度也下来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是经济能否转型升级。目前来讲，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是越来越明显了。存量经济的表现形式跟增量经济是不一样的。在增量经济下，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在存量经济主导下，则表现为如何来切分蛋糕。这对于投资逻辑，对于我们资产配置逻辑会有指导意义。 整体来讲，今年上半年的GDP表现应该还是略超预期的。因为本来大家预期中国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没想到美国倒成了重灾区。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复工复产总体情况也比较理想。二季度GDP增速明显加快，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虽然前两驾马车(即投资和消费)都是负增长，但出口对GDP做了一个正的贡献。从各个行业来看，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快；从产品来看，工程机械和新经济相关的产品增长比较快，比如说挖掘机、铲土运输器械、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在上半年都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服务业生产增速回升到了2.3%，恢复还是偏慢。上半年，我们金融行业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可能因为消费少了，储蓄增加了，很多人把储蓄用来投资了。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基建投资、地产投资都还可以，尤其在第二季度表现比较好，制造业还是处在一个负的增长，说明还是需求不足，我们的实际有效需求仍不足。基建投资在4、5月份增长势头比较强劲，6月份反而有所回落。 从全年来看，今年财政刺激可能还不够弥补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的缺口，所以政策空间或许没有那么大。我的基本判断是：下半年经济会进入增长平台期。第一季度是下降态势，第二季度是反弹，第三季度则在反弹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台平稳运行的阶段，下半年大概GDP增速有望维持在5%左右。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还是偏弱，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的恢复进入到瓶颈期了，有部分消费，比如说像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它不可能恢复到100%的水平，在80%左右这样的水平，它就基本上停住了。 从消费结构来看，必需品的消费依然还是保持高增长，其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日用品，它的增速都超过10%。可选消费品首先分化，汽车的零售是负增长，化妆品、家电、通信器材回升比较明显。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必需品的消费增长10%，这里面主要还是靠消费升级，而不是说我们吃东西吃多了增长10%，这与我们整个的消费升级有关系。既然有疫情的话，大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即品质、安全和品牌 。 出口还是要好于预期。这里面有两大因素：第一，疫情产品的高增长对出口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比如，6月份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增速扩大到100%，纺织纱线、织物制品出口增速高达56.7%，中药材等出口增速也扩大到11.2%。若剔除这些产品，则6月份增速是-2.9%，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错位，即全球二季度后都在遭遇疫情，中国二季度后复工复产比较顺利，达产率较高，故此，全球有部分订单就被中国拿走了。这是一个错位的因素。 2、2020年CPI:通胀、滞涨还是通缩？ 大家对于货币超发会否引发通胀有比较大的争议。就我的判断而言，整体来讲，我们还是面临通缩的压力。为什么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胀？这缘于我们的资金流向了高端，真正流向低端的并不多。前不久央行也有一个调查，发现居民的储蓄增加了，消费减少了。如果说居民的有效需求没有增加，但产出却增加了，那就会形成一个负的产出缺口。 负的产出缺口就不支持通胀上行，所以这个逻辑其实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的货币超发，但是为什么它的通胀率非常低呢？它还是要想方设法让CPI能够上去，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结构的问题，就是超发的货币没有能够提供给普通居民，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都普遍面临的问题。 3、财政政策积极偏稳健，货币政策稳健偏积极 (1)财政政策：力度强于前两年 政策又是怎么样呢？我的判断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偏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偏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力度来讲，它是强于前两年，我们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把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2.8%提升到了今年的3.6%，这也增加1万亿。另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也普遍上升。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收入的下降。虽然补充了这样一些支出，但是由于疫情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我们财政总支出的规模跟去年比并没有上升多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不能够看一两项数据，而是要把整体的数据汇总在一起，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到底有多少。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今年的财政实际上还是偏紧的。 (2)广义赤字提升，但比起2016年仍低 我们同样可以算一下广义赤字，也就是包括了政府一般性的财政赤字，也包含了我们三大开发行的负债、新增的负债，也包括地方政府的那些隐形的债务。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构成了广义财政赤字。与2016年相比，广义财政的赤字率较低，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部门来讲，今年有一个紧财政的举措，即压缩政府的支出。政府的一些差旅费等各方面是非常紧的，这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举措。 美国是为了总统连任，联邦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赤字率是非常激进的，基本上创了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财政赤字率达到15%以上，整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这种高举债的方式，我觉得是很难持续的，也会酿成隐患。我们国家可能是从长计议，因为我国的财政举债的能力还是挺大的，即我国政府拥有各种资源，包括土地资源、自然资源，也有行政性资产，还有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巨大净资产，规模超过80多万亿，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可以举债的部分都去用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去为我们经济长远发展、为提高经济效率去考虑。 (3)稳货币，宽信用：降准降息，增加流动性 货币政策从今年以来，一年期的LPR也下降了0.46，到了3.85，五年期的LPR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到了4.65。所以总体来讲，上半年降息幅度还是明显的。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那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个宽信用，宽信用之后是不是不需要降息了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一个社会资金的成本跟经济增速相比还是偏高的，所以需要降下来。单纯通过宽信用的这个政策的用意是明确的，但政策的目标能不能充分得到实现，确实不好说，所以我觉得今后应该还有可能继续降准降息。 (4)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没有收紧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迹象，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从2019年以来，基本上还是处在持续恢复当中，当前的表内资产的扩张提速明显，我前面也讲到整个利率水平也在一个下行当中。所以整个货币政策，我觉得还是偏宽松的。 (5)去年政策偏重“稳中求进” 今年政策偏重“底线思维” 对于政策的解读，我想用两句话来归纳：第一句话，政策的上限是稳中求进，政策的下限是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具体表现就是2018年所提出的“六稳”，政策下限之底线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今年所提出来的“六保”。2018年提出“六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翻番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不设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底线思维了，也就是我们要“六保”，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其实就是确保我们的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严重失业现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政策，其实这是这些政策的下限，要有底线思维，所以对于政策的过度刺激，这种预期不应该有。 改革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疫情促进改革 1、改革驱动：三大部门改革以改善结构 应对此次疫情，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举措上，除了货币、财政政策类似外，有一个明显区别的地方，即通过改革去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对我国而言，疫情则进一步推动改革、倒逼改革。 那么，改革的部门、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就是要处理好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 哪三大部门呢？就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内部结构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就是要把国债的钱直达地方，这充分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加杠杆，地方政府至少是稳杠杆，不让它继续上升。另外，政府要对企业降税减费，要处理好与企业部门的结构、企业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除了对企业减税降费之外，也要对居民部门进行减税降费，即减少居民的个税，同时提高对居民社保的补贴，尤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这也表明，三大部门之间其实是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结构、改善结构，解决结构固化的问题。作为企业部门来讲，国有企业也要对民营企业让利，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对非金融企业让利，两会之后，这些举措也都在加快落地。 有人说，不是说“两个毫无保留”吗？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但2019年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收入是大幅上升的，就是非税收入，非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国有企业通过多上缴利润来支持我们减税降费两万亿规模目标的实现，所以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间接在给民营企业让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银行要给企业让利，尤其要给中小微企业让利。所以总体来讲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晰的。 (2)改革驱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但是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主要还是通过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推进，比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大培育技术和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这都是以供给侧来进行改革的。 (3)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促发展 要素市场改革涉及的面非常广，推进力度也是非常大。以金融市场为例，金融市场也是作为一个要素的交易市场，2019年开始进行注册制的试点，当前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这些举措也是要素市场改革的一部分，对我们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资本市场的改革有助于提振市场的风险偏好。 今年以来，无论是开户的数量，还是公募基金发行的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在疫情持续、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倒是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牛市，当然也有部分人期盼全面牛市，我还是认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市场，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周期，改革的层面也很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等，方方面面都在推进，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支持实体经济都是有利的，这是资本市场的一大亮点。 存量经济下的投资机会 大多是结构性的 1、投资的逻辑因时而变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疫情控制非常好，全球疫情还在蔓延，这样一种疫情错位下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觉得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的投资逻辑，投资逻辑应该因时而变。 我大概归纳过三个阶段，即中国经济与我们的投资相关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短缺经济时代。从1980年开始算起的话，从1980年到1990年代，这个基本上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此时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钱少、资产少，整体来讲，经济百废待兴，要引进外资，要创造更多的资产，我们大搞建设，搞基建、搞投资。 在这个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钱的。所以温州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到处打工赚钱，不仅在国内打工，还跑到欧洲去打工。我曾写过两篇文章：《跟着温州人赚钱》和《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温州人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就投资一些加工业，进入产业资本，赚到钱后又去投一些服务行业，继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变成金融资本，从人力资本演进到金融资本逻辑是非常明晰。在短缺经济时代，货币发行的主要是表现为通货膨胀。 2000年以后就变成资金少、好资产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起点差不多，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那时虽然钱少，但是好资产多。如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四大行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坏账率太高，属于技术性的破产，为此设立了四大管理公司把那些不良资产剥离，为什么后来这四大管理公司都赚了那么多的钱呢？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那些原先的不良资产变成了好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资产都盘活了，作为投资来讲就应该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因为那时候钱少，2006年，M2只有35万亿，现在M2达到213万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只要敢加杠杆，那就可以获得超额收益。 此后，随着货币的持续超发，如今早已进入到一个货币泛滥、好资产少的时代，2017年以后，可称之为资产荒的时代，即优质资产化的时代。我在2018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即你不需要加杠杆了，因为钱足够多了，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资产、能不能买到好的资产。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用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2、大类资产配置：增量资产将流向权益、基金、债券 从大类资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配置的是金融资产，因为房地产配置比例是最高的。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住房。住房是中国居民比例最高的资产，今年新房的销量，我想肯定是要回落的。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房住不炒”，最近对于深圳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非常具体、非常严厉，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大类资产配置方向，其实还是要把增量的资产向权益资产、基金、债券，向部分的理财产品配置。 3、七十年代以来全球进入纸币泛滥的时代：黄金的投资与避险属性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全球经济下行，全球不仅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可能还会面临新危机爆发的风险，包括局部战争的风险。在这种风险之下，配置黄金有它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同时，它不仅是避险工具，还是一个投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50年当中，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为什么说是过去50年？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超发，所以过去50年美元超发导致了美元的含金量缩水了97%，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对美元贬值的幅度也都在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是一文不值。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黄金价格也在持续上涨，突破历史新高。实际上从1971年到现在，CPI的涨幅其实并不高，美国的黄金的涨幅是超过美股(不算分红)的，而股票的涨幅超过房地产。下图中，美国黄金涨了34倍，美国的股市涨了31倍，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2倍，普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3倍，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只有1.5倍，所以居民还是远远跑输了通胀。由此，我们尽量地不要去持有现金。目前又面临新一轮的纸币超发，而且美国零利率、日欧负利率，在此阶段，配置黄金应该是没有错。 3、大宗商品：机会有但不大 第二类资产，即大宗商品，我觉得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个别的机会应该有，比如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矿产国家生产中断，如铜、铁矿石、粗钢等价格上涨，但用M1-M0来反映企业经营的活跃度，这个指标是领先于大宗商品的，M1-M0增速，整体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当然，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所反弹，但大的趋势还是下行，因为经济在下行，所以我觉得大宗商品机会整体并不大。 4、房地产进入后周期 至于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下面这张图是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中国房地产总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之合，美国+欧盟+日本是60万亿，中国是65万亿美元， 接近GDP的体量5倍，跟我们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的话也是不相称的，所以存在估值偏高的嫌疑，这也是今年来我国各地坚决执行房住不炒、严格控制房价的原因 。 当然，房地产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就像我反复强调股市有结构性机会一样。整体来讲，人口的流向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房地产投资的逻辑就是应该跟着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来走。如果这四大“流”整体往某些城市集中的话，那么这些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还是会有相对多的机会。 具体细分来看，实际上我只看好三条线：第一条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二条是长三角的杭州湾的湾区，第三条是长江经济带，它贯穿于从东到西的长线上面。其他地方虽然有亮点，但是没有足够亮。从人口角度来讲，京津冀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长三角里面除了浙江去年人口净流入85万以外，江苏人口净流入了2.5万，安徽净流入了4.5万，说明从整个长江角来讲，只有杭州湾湾区是足够亮丽的。浙江净流入的85万人里面，杭州与宁波两个城市的占比达到90%以上。 广东经济也是分化的。广东是中国GDP规模第一的省份，广东的GDP跟韩国、俄罗斯的GDP差不多，但其GDP主要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带产生的，主要流入的人口就是三大城市，即广州、深圳、佛山。广东其他城市的人口基本不变或是流出的，广东的粤西、粤北、粤南都偏落后，同珠三角的差距是很大的。 长江经济带就是贯穿东西，这里面看好的东部这一段有前面讲到的杭州、宁波、上海，还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发达的城市，往中部地区的话就是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往西部地区就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代表的，人口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在分化的时代，人口在分化，区域也在分化，对房地产投资应该是有一个指导的作用。 但是，与权益资产或黄金相比，房地产的风险收益比不相匹配，而且在居民家庭中的占比过高，未来五年看，减持应该是大方向。 5、债券很难走熊，利率震荡下行 在债券方面，我觉得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利率债的牛市还会延续，主要的逻辑是因为利率还在下行，利率的下行趋势不会改变。 6、人民币：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 对人民币而言，长期以来，尤其是2015年以后，都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当中。由于美元的超发，最近美元指数也持续走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应当有所提升。过去大家担心人民币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卢布或者是下一个卢比，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三个曾经发生过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新兴经济体来比的话，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最大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都不具备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比较低。作为国际支付货币或储备货币，人民币的占比目前只有2%左右，但我国GDP的全球占比超过16%。我认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望加快，将来的全球资产配置，外资应该会看重人民币资产。 A股市场：结构性牛市仍在延续 最后谈一下A股。我认为，这一轮所谓的牛市是结构性牛市，起步于2017年，而且结构性牛市还会持续下去。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从技术性熊市变成技术性牛市，这样一种反转主要是疫情所导致的货币超发，导致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度刺激，来带动了资金进入到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的资产。如美国二季度GDP同比降幅9.5%，可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高达11.5%，而居民消费减少了10.7%，所以特朗普补贴给居民的很多钱也流向股市。 A股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上半年消费增速下降11.4%，居民收入减少1.3%，即居民消费减少比收入减少了10个百分点，故储蓄率上升，增量资金持续进入到的A股市场。同时，美元指数下行，外资也流向中国。所以这两张图其实都反映了新成立的偏股型的基金份额在这几个月内均明显上升，海外资金、北上资金，它累积的流入量也在明显地上升，这两大资金都是以机构资金为主，为我们的股市带来了新的增量。 就整个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来讲，目前并没有处在一个历史上偏低的位置，但是基本上是处在中位数的水平。其中，一些行业的估值水平提升比较迅猛，像医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通讯、计算机等，都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投资者对这些行业乐观的预期。 传统产业大部分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比如说像金融地产、钢铁、有色、化工等等，还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分化，中国经济在发生新旧动能的转换，新的动能比重在逐步上升，传统产业比重在逐步下降。作为资产配置来讲，传统产业要选头部企业、选龙头，新兴行业看科技含量。从上半年基金半年报的披露，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市值前四百大的股票要占到了公募基金配置比的90%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案例，美国从1990年到2017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大市值股票的市值占比从10%不到，到现在的70%以上，所谓大市值是指5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黄线是指市值的占比，市值的占比要占到了70%以上；蓝线是指大市值股票数量的占比，占比上升到20%左右。美国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在中国，大市值的股票占比也会继续上升。其次，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公司股票市值的占比也是明显上升的，基金经理更喜欢配置这些有科技含量的新的产业。 总体而言，在疫情背景之下，股票市场的配置思路，第一个要遵循产业趋势，就是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新兴产业，比如说居民的消费升级。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健康养老的需求在上升。对于线上的那些教育、医疗设备、云计算、住宅经济等等，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没有疫情之前，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疫情只是加速了大家对这类资产的配置。 第二个方面，要关注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像新基建，像对5G的投入，对5G基站大量的投入，人工智能的投入，云计算上面的投入，物联网，对于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等，政策要稳定内需、刺激内需，这个也不是短期的，也是有它的长期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结构的分化。中国经济步入到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存量经济跟增量经济根本的不同在于，增量经济的特点是鸡犬升天，所以在2017年之前，小市值股票、绩差股的表现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散户时代，大家不大关注基本面。现在步入到存量经济时代，此消彼涨是它的特征。所以选择错误要扣分，过去你选错了不会扣分，因为在增量经济时代的话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而存量经济时代是如何切分蛋糕的过程，所以在投资上还是要抓大放小，因为头部企业会强者恒强，尾部会越来越弱。 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险，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颇多，对中国采取的无理举措。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包括疫情在内的中国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同时全球经济还在走弱当中，贸易摩擦、意识形态对立及疫情等还没有结束，也不排除在未来西方国家可能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像信用危机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警惕的。 第二，是监管政策。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是经济不行，希望股市好，通过股市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想法是比较幼稚的。我觉得，目前的监管比以前更加严厉，新的证券法之后对于违规事件的处置力度明显加大，违规成本大幅上升，有利于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同时政策调控越来越趋向于精准化，调控的频率明显提高。在经济下行、各类泡沫滋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是趋向于管控的加强。 回顾历史，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规律：当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管控了，当一个国家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那么就更加市场化了，就更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在经济问题多的时候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目前来讲，我们政策的侧重点在于：资金不要空转，资金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对于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推进，通过并购重组来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吃透政策，一定要规避风险。 2017年到现在，尽管经济增速下行、外部环境变化莫测，但A股指数的表现要强于经济，而且，公募基金的业绩大幅跑赢市场，尤其这两年公募基金经理的业绩中位数维持的30%以上——这并不正常，也不可持续，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 今年以来，偏股型公募基金发行规模估计超过2015年，属历史高位，这实际上也带来了基金重仓股的不断自我强化过程，虽与2017年前散户炒概念、题材这些马上可以证伪的逻辑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逻辑，不要幻想奇迹。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在增加，风险因素在增长，纵然有机会，估计也是结构性的。
搜狐娱乐讯 （哈麦/文 马森/图 李新/视频）全国影院因疫情关停了半年后，终于在近日陆续恢复营业，有人迫不及待重回影院享受电影，也有人依然担心在影院观影的安全问题，或者多是复映的片单里根本找不出他们想看的影片，只能犹豫或直接拒绝。而手里攒着不少新片的出品方，也都在各自观望，等待大盘走好，市场热起来。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连接出品方和发行方，直接面向观众卖电影的宣传、营销方怎么想。伯乐营销的CEO张文伯说，在疫情过去之后的第一个阶段里面，如果能有一些大片提前入市的话，对市场的拉动会有更大作用，中小程度的影片，包括好莱坞电影可能都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可能我们要重提大片救市的那个老调了。” 伯乐营销作为国内头部的营销公司，参与过《匆匆那年》《心花路放》《捉妖记》《蝙蝠侠大战超人》《芳华》《捉妖记2》《邪不压正》《头号玩家》《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等很多热门电影。在此次疫情中，因为整个行业的停摆，也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不过，伯乐及时调整应对战略，提前回到了正常的运转轨道。张文伯对电影市场的未来始终乐观，他觉得在一个很大的高潮后，自然会迎来回落，但这个回落也是在为下一个波峰蓄势。 “疫情之中我们整体状况很糟糕，但是还不至于说现金流断了。” 搜狐娱乐：疫情这一段时间以来，你们公司整体的状况是怎样的？ 张文伯：整体状况肯定是很糟糕，因为整个放映停止了，就不需要营销，所以我们在电影这个链条上基本是停工的状态。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应对，去开发一些电影营销之外的业务，像剧、综艺，甚至包括品牌，我们都在这段时间是有所涉猎的，首先要先活下去吧。 第一你能保证公司是有一个健康的运转，不能持续的只进不出，这就很麻烦、危险了。另外也是希望让大家保持在一个比赛的状态里面，不然长时间歇着，你重新再开始工作的时候，像运动员一样，很难把那个状态调整出来。 在春节最严峻的那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应对，所以实际上从四月份差不多，我们已经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搜狐娱乐：剧和综艺是之前就已经在做了还是因为疫情才开始做？ 张文伯：之前是有一些布局，但是从公司的战略重心来讲，你一定是没有把它放到电影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来。那么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反思，就是怎么样去增强你的抗风险能力，那就是说你不能只有一个核心能力，你至少有两个核心能力，有一个杠铃配置。 搜狐娱乐：剧、综艺营销和电影营销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张文伯：电影和剧、综艺，我觉得还不太一样，电影它对于宣传营销的需求会比网生内容要更强烈一些，因为它是一个2C的生意，基本上你的第一批消费者是完全要靠宣发来撬动的，并不是靠你的内容本身。 但是剧跟综艺它是2B的，平台埋单，可能它一开始第一集第二集没那么好，但是慢慢地，因为它的受众的数量要远远超过电影，它就很容易会形成一个口碑效应，更多的其实还是由它的质量本身去决定它最终的播放的量级和口碑。 所以对于剧跟综艺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做好的是口碑维护和话题引导的工作，你说通过宣传能够提升多少热度，扩大多少声量，我觉得这可能不是剧宣和综艺宣传首先要承担的任务。 搜狐娱乐：这几个月来，有些公司可能现金流挺紧张的，有些会降薪、裁员，你们公司在这方面是什么样的状况？ 张文伯：我们短暂的阶段性的进行过一些薪资的调整，这倒不是完全是因为现金流的问题，而是说你现在面临整体的行业的一个状况，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应对的，因为在你的正常的收入停止，或者说是大幅降低的情况下，那你肯定是要在支出上做相应的一些应对。但是还不至于说现金流断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不会像发行公司那样有大量的垫付，应收也还不错，所以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下，还好。 “大片提前入市能拉动市场反弹，现在我们可能要重提大片救市的老调了。” 搜狐娱乐：疫情后积压的很多片子定档上你有哪些建议？ 张文伯：虽然积压了很多片子，但是这些片子不积压，大多数情况可能票房也不会好，因为这个市场它永远是二八原则，永远是由头部影片来带动绝大部分的票房。 在今年的春节，在今年的暑期，本来计划上映的这些影片，它在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排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关键的。 我自己其实觉得，在疫情过去之后的第一个阶段里面，如果能够有那么一些大片提前入市的话，会对于这个市场的整体的反弹或者说是一个拉动，它是有一个更大的作用的，我觉得中小程度的影片，包括好莱坞电影可能都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说的大片，比如就包括像跟我们有关系的，《夺冠》、《八佰》。 我觉得观众是这样，他在这个时候进电影院，他会更慎重，那他一定是对于那些特别想看的片子他会看，所以这些大片入市，也可能会对于犹豫的、徘徊的这些观众，它是很好的一个重新回到电影院的理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要重提大片救市的那个老调了。 搜狐娱乐：那这段时间你们跟一些出品方有没有沟通，他们对这些片子跟你的想法一致吗？ 张文伯：很简单，所有的影片它最终都是要经过资金周转的，你搁的时间越长，你的项目的成本就会越高，实际上你的压力就会越大，我相信所有的片方都是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够尽快上映。 但是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最适合它的档期，比如说在我看来《唐探3》它就适合春节档，所以它可能就还是要到明年的春节档，对它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这个还是一事一议吧。 “电影院转网是非常正常的，我也不太同意网大比较Low这个观点” 搜狐娱乐：今年还催生了像院线转网络这种现象，在这方面你是什么样的看法？ 张文伯：的确现在是看到了一些叫院转网的影片，但是其实它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你很难从这些个别案例里面去分析出规律。 但是我认为在线上放映，它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也符合规律的一个窗口期操作，只是说经过这次疫情，接下来可能大家对于各个窗口期之间的一个平衡，选择彼此的一个利益博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谁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了。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或者说是有价值的一个思考出来。 搜狐娱乐：有些人之前会觉得网大比较Low，但是今年整体分账和关注度提升的很快，还有网剧，很多电影公司也都更大力度的在做，你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吗？ 张文伯：首先我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说网大很Low，如果你不是它们的目标人群，你可能就会认为它Low，但是对于喜欢看网大的人来说，他可能认为这些片子的表现刚刚好，满足我的趣味，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市场化的一种物种。它现在能够存活下来，保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且可能头部的项目还要增长，说明这部分的受众是存在的。 那么如果说你想扩大网络电影的规模，那么可能你要思考的问题是说，这部分的人群还有增长的可能吗？他们还愿意为这种内容掏钱吗？是基于这部分存量的人群去思考，还是说我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增量的用户群。 其实我认为不同的娱乐内容，基于不同的媒介、场景播放，它对于内容的要求，包括技术，包括创作、制作，可能是不一样的，当你想把一个影片在大银幕上放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一定技术指标。我们先不讲创作水平的事，但是如果一上来你考虑只是在互联网播放的话，可能你不需要达到那样的一个指标，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需要我们在接下来去思考的。 “一个影片能够破圈，是因为它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很大程度上是跟一种集体情绪相关。” 搜狐娱乐：你对未来电影题材的判断是什么样的？站在纯市场的角度，拍哪一类的电影在营销上会更好卖？ 张文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些底层逻辑上去讨论，所有的商业片其实都是在通过明星和类型在跟观众建立一个契约关系，我有我喜欢的明星，我有我喜欢的类型，那么我会通过这两个基本点去锁定我要去消费的电影。 在这几年有一个新的词出现叫IP，就是我在明星跟类型之外，我还可以通过有IP基础的，有IP热度的，我基于对它的一个认知，我去观看这类影片。 这是几个影片的把手吧，会一直发挥它的作用。 除了这三个把手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判断的事情，就是所谓时代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个影片的成功，特别是能够破圈，它能够突破类型的界限，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增量人群的介入，其实是因为它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很大程度上是跟一种集体情绪，一种时代性相关。 比如说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它是在70周年的这样一种国庆的氛围里面，它成为大众狂欢的一种载体。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或者是过去，这都是我们应该去捕捉和重视的一种情绪。 搜狐娱乐：在做《祖国》的时候你已经预判它会有很高的票房吗？ 张文伯：在我们看到这个影片达到了很高的品质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对于整体的这样一个时代情绪的判断，我们就知道这个片子一定会大卖。如果只有外部的那个因素，你的产品质量不行，也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最终决定你命运的还是内容本身，不是宣发，不是营销，也不是其他的。 搜狐娱乐：你觉得经历了这两三年的查税、限薪令之后，演员的生态回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了吗？ 张文伯：我们从来都不要孤立地去看一件事情，比如说流量明星，流量明星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一定没有演技？我觉得至少在《少年的你》这部电影里面，易烊千玺向我们证明，他是一个流量明星，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有流量的明星都会把流量这个事情作为他的第一标签，我相信所有人首先都会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演员。 那么所有的制片人也好，导演也好，投资方也好，也不会说我只考虑这个人的演技，而不去考虑他有没有粉丝，或有没有流量，或有没有话题，他其实是一个要平衡和兼顾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合适，即使你再有流量，你不合适，我相信也没有导演会选择你的。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把它割裂的去看，它是一个整体。 搜狐娱乐：你有觉得这几年观众对演员或者说明星演技的关注度比以前更高了吗？ 张文伯：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的感受没那么强烈，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两年做的片子里面，那种所谓的顶流的演员、明星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的这个问题，我直觉是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这两年好像大谈特谈演技，没有。 “中国电影（600977）宣发整体投入不足，标准太过于模糊和主观，很多时候都是拍脑门。” 搜狐娱乐：这几年电影营销方面的变化挺大的，你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变化是转折性的？ 张文伯：其实我一直有个观点，营销它是要靠两条腿走路的，一条是内容创意，一条就是媒介渠道。你做的是内容创作和分发的工作，这是你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推动媒介渠道变化的其实是技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个对技术比较敏感的人，基本上当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项目当中有所尝试和探索，我们并不一定说我们能够很好的利用跟掌握它，但至少我们不会错过它，不会忽视它。 我举个例子，去年我们做了一部电影，中等成本的影片，叫《受益人》，在上映前一周左右，我们通过阿里，阿里是我们这部影片的发行方，我们让柳岩和大鹏走进了薇娅的直播间，那个是中国电影第一次采取到直播间里卖电影票的一种形式。 直播就是一种方兴未艾的媒介分发的方式，可能很多人认为它是在带货，更多指向销售，但是在我看来直播本身其实是一种营销，特别是让明星带货。当时你看柳岩跟大鹏在薇娅的直播间卖《受益人》电影票，这跟现在从这次618以来的这么多的明星进到各个网红的直播间去卖各种东西，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我想跟你说的是说，我们一直是非常非常关注各种媒介形态变化的，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创意方式，去跟它做结合，来判断和评估它对于营销的效果。 搜狐娱乐：在媒介分发上，现在出品方会更看重哪些平台或者说分发手段？ 张文伯：首先电影的宣发，电影的营销，其实我始终认为整体上是处在一个投入不足的状态下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你去投硬广，传统的媒介购买的方式，一定是效率会比较低的。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电影营销它其实在中国是要靠社会化传播，是要靠话题去撬动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媒介的投放是集中在了各种活跃的有流量的社交媒体上。 搜狐娱乐：你做的这些项目中，平均下来宣发、营销费用能占多少？ 张文伯：其实我说投入不足这个事，我并不是说它绝对意义上的投入不足，而是说到底我们为一部影片制定宣发费用的标准是什么。 比如好莱坞一部标准的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它的宣发费应该跟制作比例是一比一的，甚至更高。那为什么会是这么高？因为它有全球市场。 中国没有全球市场，只有我们一个本土市场。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够按照好莱坞的那种制定营销宣发费用的那个标准去做我们自己的影片，来计算评估我们的投入。但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根据我们的票房目标来反推，就是我们想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票房，我要投入多少。 现在我认为这个营销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制定宣发投入时候的这个标准还是太过于模糊和主观了，很多时候拍脑门，这个情况其实我之前是遇到过不止一次的，就是我如果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个戏是要花三千万四千万，其实我始终听不到一个统一的有共识的一个答案，这个是我认为现在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搜狐娱乐：你觉得营销公司有天花板吗？ 张文伯：我刚才说了，我觉得电影的营销和剧、综艺比起来，它的要求是更高的。我一直把我们这样的公司定义为是专业服务公司，在专业服务公司里面，做电影营销，电影宣传，它其实是最高级的一种专业服务，我们称之为是专家级的营销服务，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它都是需要定制性的一种服务。 在这样的一种服务的形态当中，其实赋予我们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我所谓的这个空间是说我们可能不仅仅可以收取一个固定的服务费，其实我们可以有机会参与到影片的投资和影片的分红里面去，因为我们的价值是可以对应到这些回报上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并不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工种的天花板很低。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始终能够为这个行业的头部项目服务，其实就意味着你的这个放量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而且相对而言，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像发行公司那样去垫付几千万甚至更高的宣发费用，所以我们在现金流上其实还是更健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工种，其实还是一个可持续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另外当我们在市场端摸爬滚打，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们往往可以让团队里的这些更有经验的人才、小伙伴，他们可以获得了一个往上游去发展和尝试的机会，不管他们是做创意、策划的，还是做项目管理的，他们都是可以利用已经具备的一些专业的技能去挑战制片人、开发或者其他任何上游相关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目前这个生态还是不错的。 “当出现了很大的高潮后，自然会迎来回落，这个回落是在为下一个波峰蓄势。” 搜狐娱乐：在你看来，现在电影行业比较大的缺口或者短板在哪个部分？ 张文伯：人才吧，这个行业整体来说还是人才洼地，有能力的专业人才还是太少了。 搜狐娱乐：具体在哪一个部分你感受比较深？ 张文伯：每一个链条，都是这样的。 搜狐娱乐：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你总体是比较乐观还是悲观的？ 张文伯：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始终乐观。 搜狐娱乐：未来两三年来看，你觉得大盘的票房体量就在这个位置还是说会走高？ 张文伯：其实我特别不愿意去预测未来，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你从人类历史大的发展进程来看，历史都是曲线的，是吗？它都是有波峰就有波谷，不是一条直线的，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当我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高潮以后，它自然它会迎来一个回落，那么这个回落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个波峰在蓄势。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希望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作的人，从里面获取价值和满足感的人，我们不要太在意暂时的是起还是跌，我们只要保持我们的全心，保持我们的专注，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2020年8月3日，担心中米开战的朋友很多，看看这些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在孤立C国，这对C国很不利呀，还有牛市吗？ 日都要加入五眼联盟了，形势很严峻呀。 马上快要打仗了，赶快卖掉房子和股票，只有现金是安全的。 全世界都要跟C国打仗了，还能持有股票吗？ 金融权威说要做好泡沫破灭的准备，股价房价一旦大跌，咱们家的资产就全完了，怎么办呀？ …… 如果让我回答，就四个字：不听噪音。说起来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缺乏常识和正常心智。象C、米、俄这种核大国，怎么可能全世界联合起来打其中任何一个？有赢家吗？米、苏冷战那么多年为什么不打？俄经济上不足米的一个零头，为什么米国那么多跟班也不敢联合起来打俄？判断这种基本问题，需要智商吗？ 担心C国挨群殴，不如担心天上掉砖头、小行星撞地球、厨房里钻出个大马猴！ 牛市总是在绝望中见底，在悲观中筑底，在犹豫中上涨，在疯狂中结束。现在史诗牛刚起步，越担心越放心。
短短一个星期，有的精选层股票已经近翻倍，不少涨了三四成。而上周五精选层保荐机构跟投制度的出台更是为行情添了一把柴。 该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即保荐机构跟投既无企业性质的要求、也无跟投时点的限制。相对于科创板、创业板的跟投制度，精选层的券商跟投制度可谓是相当宽松。 这不仅为新三板优质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便利，也为那些服务和定价能力优秀的券商，增添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 详情请扫二维码↓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第一太平戴维斯估价部董事吴坤岭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8月。 以下是与吴坤岭的对话（精选版） ：您曾是《个人独资企业法》施行后中国内地第一位个体“知本家”，您对“知本”二字是如何定义的？ 吴坤岭：以知识作为本钱。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要用知识去服务于社会，因为我们也刚好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也认为以知识换取财富的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幸福的。 ：是什么原因让您从职业经理人转变为创业者？与您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吗？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具备什么？ 吴坤岭：本质上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也是一个历练和学习过程。我出生的家庭、时代、环境都给了我一个比较自由环境，我从小很早的时候我就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最大的价值是创造，最重要的创造是来自于思维的创造。所以，我的这个创业也是这个广义的创造的一种，我用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去做创业。企业家精神，我认为第一个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善良和担当，第二点就是要有创新和创造力，第三就是要坚持。 ：您这边也经历过很多身份的转变，从教师转到经商，之后转到创业者，哪一段是您最喜欢的身份转变？ 吴坤岭：我最喜欢的是我现在的身份。因为我把我自己的事业人生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创时期，创建属于自己的私人小企业，有了一定的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不仅仅是金钱，更多的阅历和自信，然后第二阶段，走向了房地产这个领域，那么我今天是智库加投资人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是我的归宿，是我最想要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起源于我自己的特点，我这种出生，从先天的禀赋到后天的学习锻炼，我都是喜欢去创造性研究一些事情的人，我喜欢去挑战一些绝境的东西，喜欢帮助人去解决困难。 ：创业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 吴坤岭：我觉得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在社会地位上比较卑微，我是一个民营小企业；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投入还是比较谨慎，投入不大，因为目前来讲，社会经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我现在来讲，年龄大的人不想去太冒险，尽量做一些比较稳健的事情，所以我雇佣的帮手并不多，现在更多的是合伙制，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偏弱。 ：您觉得产业园或者特色小镇，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吴坤岭：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核心还是要赚钱，所以产业才是一切事物的核心。不管是小镇，还是产业园区，他都是外在的形式，他不是本，本是产业，人一定要围绕着产业去生存，所以产业的创建和树立才是一切开发的核心。 ：小镇建设中，应该把握什么样的要素和要点？ 吴坤岭：第一，一定要有一个真实、可靠的产业支撑；第二，整个小镇的这个氛围，一定要以小为本，我们这么多年的城市建设，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追求大气，大气的结果就是人变的渺小，对人不尊重，人在其中没有惬意感，只有压抑感，我所追求的特色小镇，一定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精雕细刻，像学院一样的艺术品，我是在学院里面建城市，用学院来怀抱着城区；第三一点，我认为在投资方法上，一定要类似于REITs的基金这样的持有，而不是散售。 ：如何看待现阶段爆发式成长的独角兽企业？ 吴坤岭：如果把独角兽这个词泛化，广泛的去四处都用的话，就错了。就失去了本意了，就跟区块链，他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要稳健推进的，现在成了大家骗钱的一个概念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典型的投机心理的表现，用排浪似的发展，一段时期寻找一个风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您今年55岁的高龄，您觉得会在哪时间退休？ 吴坤岭：我是希望我一直工作到死，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生命和工作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毫无分割。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并不想退休。而且我身份也没有明显的退休点，只不过是我接下来可能是在工作生活安排的时候相对更宽松一些，而且收窄方向，精力集中，做事情比较从容。
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 黄奇帆出书了，起的书名很不讲究，就叫《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不过，今年最值得读的宏观经济读物，大概就这一本了。 黄奇帆，很多人还习惯性叫他黄市长。他一生从政40余载，在上海33年，重庆15年，后一段经历最传奇也最为人所知。这本书是他退休回到上海后，受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特聘教授，每月给学生讲3小时的课，演讲稿结集而成。主题涉及宏观调控、基础货币、资本市场、房地产发展、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个个都是“网红课题”。 这十几堂课，最早开讲的时间是2018年11月，即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的半年，所以，字里行间都嗅得出浓浓的硝烟味。黄奇帆是策略型经济学者——书斋里的人们戏称他们是“奏折派”，他自我总结的研究范式是三段法：“问题—结构—对策”，也就是，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接着，找到问题内在的结构性关系、联系方式和边界条件，最后，给出自己的具体对策一二三。在我读过的此类文章中，最杰出的中国经济学者有三位，前有吴敬琏，继有周小川，现在是黄奇帆。 这三人的学养背景各有差异，吴敬琏大学毕业就进了中央级决策研究机构，一生“章京”身份，可谓最近距离的旁观者。周小川学而优则仕，常年主政央行，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操盘人。黄奇帆从来没有进过庙堂，他先是在上海经济信息中心任职，浦东新区筹建，被朱镕基点名，出任起草政策文件的副主任，后来赴职重庆，一干就是15年，其间惊涛骇浪，他居然全身而退。 我之前对黄市长了解不多，只关注过重庆的地票改革，可以说是极具中国智慧的乾坤腾挪术。全国大型城市中，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程度最低的，一是深圳，二是重庆，而重庆更是唯一以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这次读 《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课》，又了解了他当年的很多杰作。 譬如，互联网金融大热时期，黄奇帆早在2013年就明令禁止在重庆地面上注册P2P公司，也不允许外地批准的P2P跑到重庆开公司，到几年后危机总爆发，全国上万家P2P公司遭清理，重庆毫发无损。 与此同时，黄奇帆则邀请马云到重庆注册互联网小贷公司，在划出了几条政策边界线后，阿里小贷公司健康发展，然后全国前十大互联网企业的小贷公司都相继落户重庆，到现在，在重庆注册的小贷公司的业务规模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 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引进京东方的8.5代液晶面板项目。这一项目投资额需330亿元，京东方自有资金不足，黄奇帆组织重庆企业认购100亿股入资210亿元，京东方通过银行融资118亿元。项目落地后，重庆多了一家高科技企业，每年新增200亿元产值，京东方股票上涨，重庆所持股票收益超过200亿元。然后，重庆又拿赚来的钱再投给京东方，合资480亿元上线了一个柔性液晶面板项目。 在中国，当一个好市长，首先得是一个资本型的企业家，这个结论在黄奇帆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读黄奇帆的书，毫无凝滞感，即便一个经济学知识不多的人，也能明白。此等举重若轻的功夫，举国没有几人，这既得益于其多年一线鏖战的磨炼，也是作者善于思考和比较的结果。 企业家们每天都在抱怨融资成本高，金融系统是一个“吸血鬼”，但是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为什么高，如何改进，似乎谁也说不清楚。黄奇帆横一刀，竖一刀就讲明白了。 横一刀，在自己身上划。中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股权直接融资只占到10%，其余都依赖于银行系统。企业的债务总量，占到了GDP的160%，这个数据全世界最高。 竖一刀，在一个对比标本身上划。美国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中，30%是债权，70%是股权。企业负债是美国GDP的60%。 横竖两刀后，问题就呈现出来了，解决的方向也出来了：必须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 再比如，中国的股指成了一个网络笑话，十年前黄光裕判刑入狱的时候，上证指数是2900多点，出狱了还是2900多点，世事沧桑，居然在指数上分尘未落。而十年里，美国股指翻了两番。 黄奇帆给出的分析角度是：十年前纽交所的上市公司是3000多家，十年后还是3000多家，每年新增上市200多家，退市也是200多家，企业数量没增加，道琼斯指数从6000多点涨到了2.4万点，也意味着总市值翻了两番，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投资人也赚到了钱。 答案是：归根到底，要宽进严出，搞好退市制度。 《分析与思考》中，最应景的两章是“对外开放”和“中美经贸”。 黄奇帆用一组对比数据，呈现出全球贸易格局的新特征：在1980年代，国际贸易的总量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是95∶5，而在货物贸易中，70%是成品贸易，30%是中间件贸易。而到2010年代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改为70∶30，而在货物贸易中，中间件的贸易量上升到了70%。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与当年的美日摩擦已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中国经济显然更难对付。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左边会伤到自己的企业，右边会殃及日本和欧盟的零部件供应商。 其次，中国在对峙中加大贸易品类的方向，应该着重于服务要素的提升。由此黄奇帆提出自己的三零策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也就是用更为开放的姿态应对美国的逆全球化战略。 黄奇帆还在书中大力倡导进口，在他看来，进口大国说明国内民众的消费力强，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可以形成定价权，并让本国货币成为硬通货。“如果一个国家在五到十年里，连续都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的进口大国，那一定会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我不知道，上海的进博会是他倡议下的产物，还是他在用自己的观点印证其正确性。 黄奇帆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与哈耶克或提出拉弗曲线的供给学派并不同路。在充满了“例外感”的今日中国，像他这一批的策略型官员和学者，在坚持市场要素配置和遵循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见招拆招，安全优先，也许是被动、无奈下的唯一道路抉择。这样想来，他的那个低调而可有可无的书名也许竟是深思后的结果。 2020年，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中国产业亦是内外交困。但是，巨石崩裂处，有人看见了恐惧，有人看见了光。而光之所在处，既在当下，也在远方。在一个闷热的江南午后，读黄奇帆的书，如目睹一位将军在沙盘前慎思谋划，举手风云起，凝目号角鸣，竟不觉日之将暮。 突然也有走神的时候，想及1946年出生的特朗普还系着一根红领带，在为连任疯狂奔跑，1952年出生的黄奇帆却已经穿着大裤衩退居黄浦江畔，心里难免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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