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在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金融专场上,腾讯云宣布升级金融云业务战略,立足于金融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趋势,未来将聚焦金融新基建和数字新连接,助力金融机构打造面向未来金融场景的技术底座,支撑业务持续创新。腾讯金融云总经理胡利明在演讲中表示,目前,腾讯云在金融新基建方面构建了涵盖专有云、金融专区、数据库、微服务治理、运维等在内的分布式基础云平台,以及移动中台、业务能力中心、数据中台、AI中台等落地方案。而在数字新连接方面,腾讯云提供基于微信生态的微金融渠道、云景开放金融平台、云霖产业金融平台等渠道升级解决方案,并打造了智能营销和风控支撑平台,为业务开展提供支撑,助推金融机构实现数字化渠道转型。在上个月发布的2020Q2财报中,腾讯就披露过“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当季收入同比增长30%至人民币 298.62 亿元;云及其他企业服务收入同比、环比都在稳步增长,主要受互联网公司及公共服务领域客户的云服务用量提升带动,强调“与金融机构及公共服务领域客户签订了重大合同,同时扩大了在医疗、教育、会议及展览等新兴垂直领域的业务,协助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而这些腾讯云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细节,以及战略升级之后的最新布局,也在胡利明的这次演讲中有所体现。以下是胡利明演讲全文,雷锋网AI金融评论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腾讯金融云今年的主要的进展。经过5年多的发展,我们服务了超过150家银行、几十家的券商和保险公司,以及超过90%的持牌消费金融还有数量众多的泛金融企业,付费客户数超过了1万。另外协助建行构建了集团云,帮助中行构建了全行的数据智能平台,帮助交行建设了移动金融开发平台。今年我们又有更多的突破:帮助人保集团打造了多地多中心的全分布式基础架构;帮助中国银联建设了超大规模的集团云,支持它的核心业务云化以及金融科技的输出;和深交所深证通合作打造了资本行业新一代的金融云,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创新门槛,加速了行业的数字化。另外我们今年还有非常多的业务赋能的案例,典型之一是帮助龙江银行快速地构建了网贷和风控的能力,放款规模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80亿的规模,打造银行零售业务赋能的标杆;在产业金融方面,也帮助瀚华金控打造了它的区块链加上供应链金融的平台。腾讯云眼中的金融业五大趋势对于金融行业未来变革的趋势展望,我们联合腾讯研究院共同打造了未来金融变革的蓝图,详细材料会在腾讯研究院官网线上发布。随着技术的发展、市场大环境和客户行为的变化,未来金融行业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渠道的变革。疫情加速了整个行业的线上化,零接触的模式成为重要的方向,渠道端是以移动端为主。第二、利率市场化导致整个的行业利差降低,竞争加大,利润降低。第三、线上业务风控难度在加大,风险逐步地在累积,监管整个的政策也是在趋严。第四、在零售端细分的一些客群,包括企业的普惠金融客户,仍然存在非常广泛的市场机会。第五、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呼唤具有差异化,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一些创新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后疫情时代,因为这些趋势,数字化的进程在持续地加速。那么,什么是数字化?我理解是将客户、场景、产品、服务等等转化为数字形态,优化服务和流程,提升整个的内在价值,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建立基于数据以及客户体验为中心的产品和服务。这张图是我们围绕行业的趋势,打造的未来金融变革蓝图。左侧在新的消费端,像新的技术5G和IOT,就带来整个终端的泛在化。除了手机以外,像眼镜、手表、智能音响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也将成为用户的载体,客户的体验形态将会前所未有的丰富。比如说VR、AR,包括混合现实、沉浸式的社交等等,非常多的体验方式慢慢会出现,就是应用于各类的场景。在金融行业,其实也会很快地出现一些革新和变化。在这些新的体验当中,需要金融服务的相应的场景也在指数级地增长。右侧在新的产业端,各个行业自身的数字化,也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基础条件。区块链、数据智能等等新的技术,它的采用帮助了金融机构在产业端的信用的评估、风险监控等等领域,提供了新的抓手。有机会更有效地推进产融结合,然后线上的管理、在线的办公的出现,为2B2C开辟了新的场景。线上的金融服务,比如说代发薪、财务报销、银企服务、企业保险等等,都可以绑定在线上的办公、线上的管理场景进行植入。未来金融的企业,将打造敏捷、创新的新组织,具备强大的金融新基建的技术底座不断创新,形成更个性化、普惠化的金融产品,通过无所不在的客户的连接渠道,触达和服务新的消费群体和产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未来金融的核心要点,是打造新基建和新连接。在数字新连接方面,是帮助金融机构完成渠道升级和超越、驱动增长,要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体验,基于5G、社交网络和IOT之上打造像微信小程序、直播、视频、虚拟人、包括AR、VR等新的体验的方式。客户的注意力也会越来越集中在一些更直接、更友好的交互形式当中,金融服务的体验将被重塑。第二,私域流量的兴起。从以前以线下流量为主扩展为基于像微信的开放体系,12亿用户流量池,基于这个流量池,构建属于这个金融机构本身特色的私域流量。第三,场景金融。金融机构从以前的坐商以及被动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嵌入到各类的生活的场景,包括企业经营的场景当中,甚至包括同业业务合作的场景当中去。第四,互联网运营。由以前的重建设轻运营的这个模式,升级为把互联网运营的方法、工具和基因注入到金融机构运营的日常当中去。金融新基建方面,主要是帮助金融机构练好内功,要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第一,在核心系统和业务系统方面,主要是瘦核心加上微服务的这个架构。以前的巨型的系统升级为稳态的瘦核心,加上业务的微服务模块的方式,通过技术建模、业务建模,使用这个微服务的模块,快速地迭代业务的能力,逐步地积累和发展,再形成这个金融机构公司内部特色的业务中心平台,服务于公司内部各个业务场景,进行复用。第二,当前传统的、局部的智能方式,将升级为全流程的数据智能,通过全公司的数据湖、数据治理平台加上机器学习的平台,共同形成一个决策大脑,作用于行业的各项的业务。第三,也是最基础的一部分。指的是自主核心的基础架构的技术、传统的金融机构核心技术,主要依赖于外部,甚至说国外的技术。将来会逐步升级为信创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比如说核心数据库、分布式的中间件、云平台,甚至更底层的硬件。如何实现未来金融的蓝图落地数字化转型?腾讯云从14年支撑微众银行全面采用云架构上线业务以来,那么从金融云的底层的基础设施逐步地走向了上层的金融科技业务赋能,最终形成一个体系化、全面的数字化转型,1+4+5的产品架构方案。底层是一个自主可控的分布式云平台,包括专有云、金融专区、包括数据库、区块链、微服务治理、金融安全等等的部分,都包含在这个基础云平台当中。中间层是四大中台,包括我们的移动中台业务能力中心、数据中台以及AI中台。在上层新连接的部分,包括三个渠道平台,一个是微金融的渠道平台;第二个是云景的开放金融平台,以及产业金融侧的云霖产业金融平台。那在支撑这个渠道平台的这个后端,是两个非常关键的智能营销平台和智能的风控平台。整体上形成一个全渠道、新体验的客户的界面,具有敏捷进化、云智一体的特点,能够抓住未来金融发展的脉搏。「金融新基建」五大特色技术方案接下来我展开介绍一下新基建和新连接方面,腾讯的特色的方案以及实践在新基建方面。首先是最底层的云平台——TCE。TCE的全称是Tencent Cloud Enterprise,它是基于我们久经考验的公有云技术,把非常多的组建私有化形成全栈的一个专有云解决方案。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包括金融科技公司需要支持集团云,包括对外输出的生态云的模式,那么一朵云不仅服务于自己内部的业务,也服务于集团内的多个子公司,甚至包括对外部公司的一个输出。腾讯在这个场景方面,是走在业界的前列。我们成功地服务于像建行、人保、中行、微众、银联等等非常多的大型机构,其中像微众和建设银行都是超过万台的一个非常大的服务器规模。TCE今年也有很多增强和升级:第一个方面是成本持续的优化,使得我们IT的成本相对于传统的架构降低了80%;第二方面,我们提供了像行业版、企业版、大数据版、敏捷版等等好几种的版本,针对不同的场景进行了定制;第三方面,我们全栈的产品支持了当前主流的国产化的操作系统以及芯片,实现了整个的平台+底层的、技术的自主可控,这个在现在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式下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的第二个特色的核心技术,是分布式的金融交易数据库——TDSql。它也是腾讯支付底层的交易数据库,目前服务于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500多家金融机构。早在15年1月份,我们就支持了微众银行上线,微众银行目前总的账户数是超过了2.5亿的客户交易的最高峰值,达到了22.5万笔每秒,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峰值。在去年的9月份,我们也支持了张家港银行,它的核心系统完成国产化的、分布式改造。这个案例也成为国内首个传统核心,采用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个标杆。今年我们也和平安银行进行了信用卡核心系统分布式改造。TDSql除了极致的可靠性以外,也具有非常大的、非常强大的性能,支撑着腾讯内部超过300亿的各类的账户。系统的性能支持最大500万的QPS,整个的技术接口兼容mysql的这个接口,技术的门槛非常的低,体系非常开放。同时TDSql有非常完备的自动化故障诊断和恢复的工具。新基建的第三个技术方案,腾讯云原生的解决方案——TCS云原生架构,近年来因为非常的灵活、轻便、部署简单,而且配合,搭配了像devops和完善的微服务治理的能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了金融企业基础架构的一个新的选择。我们的TCS云原生平台有几个特点:第一,是非常灵活。一台机器就可以快速地部署;第二,是我们把运维的应用模型进行了抽象,实现了运维模型的一个复用以及云端的运维;第三,我们是以应用为视角,管理业务的生命周期取代了传统IaaS,以虚拟化资源为视角的模式的业务交付,交付的效率整整提升了100倍;第四,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其实搭载了大量的腾讯云的PaaS和SaaS产品,比如说腾讯会议。新基建的第四个方面,金融的分布式核心业务系统、核心业务系统是金融机构业务的心脏。我们联合长亮推出了金融分布式业务服务框架TDBF,做到了整个的业务流程和核心能力的预置。开放业务调用的接口,可以灵活的叠加定制业务,极大地提高了业务系统的建设以及扩展的效率。真正地做到了金融业务系统即服务。今年我们也还全新升级了架构,首创了业界领先的分布式核心技术底座的替换方案,为金融机构搭建自主可控、单元化、跨机房 多活的分布式核心贡献腾讯力量。新基建的第五个特色的产品就是移动金融平台(TMF)今年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我们帮助客户开发的效率提升到150%,拥有更强大的移动端的生态和更智能的线上能力。首先,今年新支持了线上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包括事中的实时质检,事后的留证回溯,包括多端的数据分析洞察等等。第二,对接了云景开放金融平台,诸多的开放金融的场景。第三,我们针对微信小程序平台进行了深度的对接,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小程序组件,包括金融机构快速、安全合规的融入微信生态。TMF已经服务了非常多的国内的头部金融机构,覆盖超过1亿多的客户。比如说我们今年帮助交通银行的APP4.0上线,在两个月之内它的日活用户的增长超过了30%。在新基建的数据智能创新方面,联邦学习绝对是目前炙手可热的方向,也是解决金融数据在合规的前提下合作难题的最好的解决办法。腾讯神盾联邦计算通过密码学和机器学习技术的结合,让数据合作的双方不需要在外传自身数据的情况下,能够合作建立机器学习的一个模型,联手发挥出这个数据的价值。神盾平台计算不需要第三方,解除了第三方合谋的风险,同时通过非对称的算法杜绝了像数据样本泄露风险。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专利研发了新型的同态的密文。让整体的计算的时长减少了99%。如何助力金融机构用好微信端流量红利?目前,其实金融机构大部分的客户来源于线下的网点以及业务员。通过APP获客非常的有限,目前流量成本在行业里面也越来越高。流量经过一些多轮的清洗之后,质量越来越差。银行界里面近年来实践的直销银行其实效果也不是太明显现阶段。我们觉得最大的机会和红利其实在微信端。微信有12亿的月活用户,有消费端的公众号、小程序、直播 广告、支付……非常多的生态。在产业端也有企业微信上百万的企业以及腾讯云产业互联网跨界合作的这个生态。不管是在零售端的客户还是小微企业的客户,通过微信端的服务和推广入口进来都可以快速导引到我们金融企业的私域的流量池。这里举个例子,像拼多多,在电商竞争已经非常红海的情况下,把微信的社交流量发挥到了极致,快速地在几年之内从0构建了一个拥有5.8亿用户的电商帝国。其实在金融行业,哪一家公司能够把微信端的私有化的流量池用好,将会是行业里面下一个拼多多,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和机会。我们腾讯团队会提供非常专业的互联网的流量运营的经验、方案和工具,来助力大家从用户的获取激活、存留、裂变、转化等等整个的过程。基于数据精细化、智能化,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在直接触达客户的数字渠道方面,我们建议金融机构建立自己的微信小程序门户,作为自己流量的阵地,运营客群,带动业务,微信小程序有几个优势:一,海量的微信用户,天然已经在平台上面。小程序的日活也超过了4亿。二,小程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入口,也是我们金融机构私域专属的入口。三,用户使用小程序不用下载,不用更新,使用的门槛非常低。四,小程序非常方便分享、传播、裂变,和传统的快消品、电商等等一些简单的广告推广方式不同,金融的客户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需要值得信赖的一个强连接,才能够带来好的转化和存留。微信端的连接恰恰非常得契合,并且社交的裂变相关的效果是出乎意料得好,整体的成本也非常非常得低。在和某家股份制银行合作的实践当中,小程序的转化的成本是他们以前APP渠道的十几分之一。所以我们建议,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小程序端,成为和APP并列的一端,进入双端时代。除了获客转化率的传统的APP,还增加小程序这个强通路。打造一个小程序门户,加上多个业务功能矩阵。作为流量池的载体,快速地承接所有的线下线上推广的渠道,也可以精准的关联到单个的业务的场景。比如说缴费、信贷、理财等等对客户来说非常得贴近场景。我们也会向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团队,进行小程序的设计和开发的服务,通过业务模块内容模块相关的组装,再加上企业特色的定制整体形成体验领先的微信小程序门户和矩阵。另外一方面,员工或者客户经理和客户的连接其实也是目前金融机构主要的业务来源,非常需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武装和激活起来。大多数的客户经理都通过个人的微信联系客户,那么有可能逐渐地变成一个私人的连接。腾讯的企业微信加上微信它之间是打通的,通过这个关键的能力,我们打造了BC一体的客户运营的工具。社群通。客户经理通过企业微信和客户交流所有的数据,我们通过社群通的管理可以做到数据的可存档、自定义的群发,包括客户的可路由、再分配等等,真正的把客户的关系沉淀到公司,实现一切沟通的内容均数字化。获客通。获客通相当于是帮助客户经理打造个人的专属微信小店,除了认证的名片、金融的产品的展示以及权益推广这些以外,我们还可以帮助客户经理打造个人的人设,形成一个有温度、鲜活有个性的人,对客户形成非常专业、值得信赖的形象。另外,在这个平台内部也建立了客群的、精准的标签,基于这些标签去推荐最合适的业务以及呈现的资讯的内容。第三,采用AI的策略话术,通过智能的NLP,提取相应的内容的观点,这些工具给到我们的客户经理去对客户进行交流。右边呈现了某个农商行的客户经理一天当中使用企业微信的整个的轨迹,可以看到从早到晚和客户的所有的交流的互动、营销的拓展,从公司的早会、记录信息、总结等等,都能够在企业微信的平台上非常好地完成。所有的客户关系、服务的信息都沉淀在公司的平台当中。在后疫情时代,零接触金融服务的模式是非常明确的方向。之前需要在网点办理的业务,逐渐地都能够迁移到线上。我们在去年年底就推出了,虚拟营业厅的产品,实现了7×24小时的移动视频营业厅,能够支持像私人银行服务、信贷的初审、面签、续贷、信用卡的营销、对公开户、理财风评等等超上百种业务。截至目前,金融虚拟营业厅已经在57家银行落地,从大行如工商银行,到股份制如浦发银行,到城商行、农商行。在开放金融方面,我们有提供云景开放金融平台,那数字化的金融一定是开放的。除了自身的私域流量构建以外,当然还需要全方位的,拓展合作方的场景。腾讯在发展互联网业务以及云+产业拓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金融+互联网、金融+产业生态,在云景开放平台当中全部提供出来,包括像微信缴费等等非常多的场景。在实现以上非常多的客户营销,和业务开展的业务场景过程当中,其实需要一个非常懂得客户的后端营销平台。我们腾讯把多年互联网客户运营的经验整合对外输出形成了云隆金融营销平台,具备营销自动化的能力,汇聚了腾讯系超过100多种特色权益。同时我们最新打通了对微信支付营销的这个接口,像支付优惠券,这些场景对于金融营销是非常契合。此外平台也能做到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千人千面的活动内容、定制化产品的推荐;内容上也提供10万+素材,实现了营销活动和内容的高效生产,整体提升客户黏性。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疫情期间,我们帮助某大行的分行持续地进行营销的展演,累计生产了差不多超过100多场营销的活动,带来了超过31万的微信新客户的获客,平均贷款的进件转化率高达13%。除了金融的零售业务赋能以外,为了应对产业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金融的需求,我们推出了云霖产业金融解决方案,覆盖了包括工业、交通、零售在内的十多个场景。根据产业链的特性,我们在应用侧推出了三大类,九个子类的行业解决方案,包括以供应链为主的供应链金融,依托量化数据授信为主的中小微企业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细分行业的保理云、租赁云、ABS云等等解决方案,为应用侧提供基础支撑,还有产业风控能力以及全栈的金融科技能力。同时依托风控决策包括机器学习、区块链以及AI工具箱,覆盖超过2400条以上的产业链,形成了超过3500个以上的风控变量,能够为产业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企业的风控画像、产业链分析、全网的舆情以及产业智能风控服务。(雷锋网)
8月31日,中国再保险(1508.HK)召开2020年度中期业绩发布会。中再集团总精算师田美攀、中再集团业务总监李明、中再集团国际业务总监左惠强、中国大地保险副总裁路晓伟、中再资产副总经理罗若宏、中再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刘树凯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公告显示,中再集团上半年实现合并总保费收入1021.2亿元,同比增长20.5%;核心业务总保费收入825.83亿元,同比增长35.7%;税前利润32.87亿元,同比下降21.6%。各项业务均得到不同程度提升:财产再保险境内业务分保费收入增长20.8%;其中,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增长27.7%;财产再保险境外业务总保费收入增长14.9%;人身再保险境内保障型业务分保费收入增长24.4%。 总体来看,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于中再集团利润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主要由于疫情对公司境外业务影响较大,造成约10.19亿元损失,若剔除疫情影响,公司上半年实现税前利润43.06亿元,同比增长2.7%。叠加各项业务指标整体向好,公司表现出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经营韧性。 直保行业的高速增长以及高风险业务派生的分保需求,有望刺激中再保业务量增长,今年的疫情也促使再保费率转入上升周期,意味着中再保有望迎来量、价齐升的快速发展。 而当前公司PB仅为0.37倍,与公司历史估值水平相比,处于历史底部位置,并且远低于同行的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一、财产再保险持续增长 作为集团支柱业务之一,财产再保险上半年保费收入快速增长,总保费收入为270.78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境内业务分保费收入180.2亿元,同比增长20.8亿,境外业务总保费收入97.25亿元,同比增长14.9%。 境内财产再保险受益于非车险业务发展而持续增长逻辑得到验证。自“偿二代”出台,车险分保需求下滑导致中再集团分保收入2016年出现明显下滑,公司经过业务调整,将分包收入动能切换到非车险业务,而非车险业务要求更高的资本金及承保能力,对再保端需求更高,因此公司连续几年该业务板块获得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3%。境内分保费收入增速本就高于财产险直保收入,今年上半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即使剔除增长较快的农险业务,境内包费收入增速仍有11.9%,高于财产险直保行业增速7.6%。 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短期成本端承压,长期增长趋势明显。2020年上半年,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的总保费收入97.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目前来看,“双品牌”战略发挥了作用,桥社为公司境外业务助力良多。桥社业务的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5.6%,达到了64.18亿元人民币。由于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公司上半年疫情承保损失相对同行赔付水平较低;综合成本率为110.34%,处于同行平均水平,但若剔除疫情影响,境外业务综合成本率为92.08%,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09个百分点,业务质量其实是有所改善的。 国际再保费率进入上升周期,再保行业发展加速。近年来,全球连续受灾而再保费率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因此费率本就有抬头迹象。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影响,国际再保险市场费率上升趋势明显,2020年6/1续转中,全球巨灾再保险费率大约上涨26%。中再作为再保行业巨头,将充分受益于本次费率上升的强周期。 二、数据优势明显,人身再保险有望迎来高增长 2020年上半年的人身再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快速增长,实现了分保费收入502.86亿元,同比增长了31%。其中境内业务415.82亿元,境外业务87亿元左右。 作为公司核心业务之一,2020年上半年境内保障型业务实现保费收入116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24%。年度可续保的保障型业务占比为62%,比去年同期增长4个百分点,为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短期保障型业务的综合成本率97.26%,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并实现承保利润1.81亿元。 中再集团寿险业务的快速发展主要受益于公司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数据优势。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地位突出,牵头修订了重疾发生率表。超过2亿的数据样本让公司在业内数据优势凸显,帮助公司实现了首个行业范围内轻症发生率计算及区域性编表。 公司还能依靠独有的数据优势,比如对28种重疾之外的一些重疾发生率的了解,在新定义下的重疾修订后,旧款产品不可销售的情况下,有望率先迭代开发新产品抢先占领市场,增长的确定性较高。 另外,公司在逐步拓展海外业务,但鉴于海外展业时间不长,需要以储蓄型业务为支点,逐步展开各项业务以及铺开客户关系网络,未来两年公司储蓄型业务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三、财产直保业务结构优化 2020年上半年财产险直保业务原保费收入为254.69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车险业务原保费收入142.38亿元,同比增长2.3%。非车险业务原保费收入112.31亿元,同比增长9.7%。进一步验证直保转向非车险发展逻辑,再保与直保均受益于此。 业务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车险方面,家用车等效益型业务占比逐渐提高,超过70%;特种车和货车等高风险业务占比受到控制,因此车险整体业务风险下降。非车险方面,保证保险中的高风险客户占比同样大幅下降,低风险客户占比进一步调高,达到85%。疫情影响下,部分客户还款能力下降,信用保证保险坏账率有所上升,但自5月份以来,坏账率已经开始下行,在风控评级收紧客户入口情况下,坏账率有望进一步下降。 四、投资业务平稳增长 2020年上半年总投资收益为75.65亿元,同比增长22.8%,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5.48%,同比提升0.29个百分点。年化净投资收益率为4.64%,同比减少0.43个百分点。 年化净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保险收入的快速提升,而收益释放本身需要时间。从绝对量上看,公司投资端业绩稳定增长,上半年A股的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超过沪深300指数1000个bp,H股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超过恒生指数400个bp。 投资资产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再保持有固定收益资产比例为74.5%,同比上升4.8个百分点;持有股权及基金投资比例为18.4%,比例保持不变。整体上风格稳健。 结语 短期来看,全球疫情蔓延迫使中再集团利润端承压,但各项业务仍保持快速增长,表现出公司经营韧性;长期来看,疫情给予了再保行业量、价齐升的历史机会,作为行业龙头,中再凭借规模优势、数据优势及技术优势,将充分受益于此。 附:业绩会问答实录 Q1:疫情导致行业信用风险上升,请问中再的信用险业务质量如何以及相关布局是怎样的?重疾险定义今年可能发生修订,请问对于中再的寿险业务的影响是怎样的? A1:我想您提到的信用险应该是信用保证保险,而大地公司目前开展的信用保证险业务主要是指个人贷款保证保险。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社会的信用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信用保证险的客户的还款能力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综合成本率有所走高。业务的坏账率有滞后性,到今年的5月份,坏账率达到了最高点,5月份以后,坏账率在逐月的在下降且略好于我们自己的预期。预计到年底业务还是能够实现一定的承保利润。 应对措施:一方面是进一步优化业务的区域结构和客户结构,在一些风险比较高的地区,我们扎紧了客户的准入门槛,提高了核保的条件要求;同时我们内部对个贷客户做了一个分类分级,基于我们的风控模型,对于风控得分比较低的高风险的客户,我们扎紧了这个入口,降低了高风险客户的占比。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中低风险的客户的占比逐月提高,达到了85%。 新定义重疾目前还没有出来,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总体来说,新定义下的重疾对于寿再业务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第一,重疾是兵家必争之地,直保公司肯定会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产品,所以将来仍旧是要持续发展。 第二,在新定义下,每家公司都要迭代产品,老产品不允许销售,都必须是新产品,所以都有新产品开发的需求。 第三,新定义下的重疾发生率的数据需求确实很大。现在我们把25种变为28种,还加了轻症,这些数据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并且不仅仅是初始阶段的发生率,比如说未来的恶化趋势等等,也是需求很大的。 所以对于寿再来说,我们有几个大的机会: 第一,数据优势,我们在25种、28种基本定义的重疾发生率有很多经验的。而有很多公司开发的是80种、100种的重疾,但是对于这28种之外的重疾发生率,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此外,我们对老龄阶段的发生率、对重疾的发展趋势有很多的研究。 第二,我们有产品开发的优势,关于寿再业务,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产品迭代当中,我们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创新是由我们来引领,所以我们有很深的积淀。同时,我们也有能力的跟直保公司一起开发出新的符合老百姓需求的产品。 第三,新定义下的重疾发生率能使目前的重疾发生率恶化趋势能够得到遏制。本来这几年重疾发生率恶化比较快,而新定义下重疾发生的恶化趋势会大幅下降,对于再保险公司来说,是很好的情况。所以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发展产品提供了信心。 Q2:境内财产再保险方面,赔付率上升较多,费用率下降较多,综合成本费比较稳定,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境外财产再保险方面,在国际费率上升的前提下,请问管理层未来准备如何把控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 A2:感谢你对我们赔付率的关注,看得非常细致,注意到我们赔付率的上升以及费用率的下降,其实这和我们的整个财产险直保行业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整个行业基本上也呈现出赔付率上升、费用率下降、综合成本率基本平稳的这么一个特征。 关于国际市场的状况。从今年开始,国际市场的再保险市场的费率还是在一个转硬的阶段,预期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对下半年及明年的业务计划有几个主要的考虑: 第一,要区分市场,因为国际市场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市场汇率的变化也不均衡,我们也非常关切。那么市场反转非常明显的一些地区肯定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第二,在业务结构方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优化,包括我们的巨灾风险、非巨灾的风险,对于短尾市场和长尾市场,我们要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 今年的新冠疫情为国际再保险市场带来了一些影响,同时也为市场的反转创造了机会,我们也是在深入研究市场,并期待在下一步发展中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能使我们的业务结构和业绩有比较大的改善。 Q3:今年水灾比较严重,请问直保和再保在第三季度水灾赔付情况如何?寿再有一个新的业务模式-特药险,请管理层详细介绍一下。 A3: 今年5-7月期间,南方的汛情比较严重。目前,公司损失分两个部分:第一,截止到7月底,财产再保险初步估计损失金额约为1.5亿元,主要牵扯到一些巨灾试点项目以及一些协议合约损失。但这个损失是估计损失,不代表最终报表数字,因为合同设计上存在一些对冲机制;第二,财产险直保方面预计赔款8500万左右,影响整体赔付率约为1.8%。 特药险本身没有特殊的地方,只是存在一个创新支付手段。其实际上解决的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体验差、没有渠道得到特药、没有渠道得到创新疗法等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典型的保险跟医药产业的融合的尝试,目前来说这个产品销售还是非常好的。现在只是开始阶段,保险和医疗医药融合还远远没有结束。 从保险端来看,在特药险方面,我们只做到To C,也就是说我们是销售给一般的客户,但像G端,比如说市民保,有很多市民保里面都是有我们特邀险的,并且当地政府是特别欢迎我们。所以,我们的责任会扩展到很多方面,不仅仅是靶向药、恶性肿瘤的特效药,还有像直中离子疗法、电磁疗法、价格昂贵的药、先进的疗法等都会包含在这里面,甚至将来会把一些没有纳入到社保范围的,我们都会纳入到里面当中去。 从医疗医药端来看,实际上我们跟医疗医药端的融合也是才开始,我们现在特药险实际上已经跟药有融合了。我们跟一些国际上著名的药商是有合作的,比如说他们保证供药,保证流通渠道,从而给我们客户提供服务等等,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融合。我们想将来跟药的融合,不仅仅是他保证给我们供应渠道,而是保险跟药要有深度融合。此外的话保险跟医疗融合也很少。所以,我们觉得特药险是我们保险健康险跟健康产业融合的初步。 随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觉得健康险跟健康医疗产业的融合,还可以在盈利模式上融合,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会作为公司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Q4:新冠疫情对海外财产再保险冲击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在现有的疫情冲击下,公司海外市场扩张战略是否有调整?车险改革细节已经出台,直保和再保如何看待车险改革的影响? A4: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对国际的财产再保险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不仅仅是在业务端,也包括投资端。现在疫情还是在发展过程中,现在的估损总体来讲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国际机构有非常多的这种估损,总体来讲差距比较大。 但是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判断现在对再保险市场的影响已经处于平稳状态。包括国际的评级公司,也是针对国际再保险市场给出了稳定的预期。 从今年年初开始到中间几个比较重要的续转,有些重要的市场都发生了非常大的费率提升现象,我们感觉还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1号的续转。 至于新冠疫情对再保险行业的整体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具体结束的时间可能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这取决于疫情何时能得到有效控制。但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包括市场转运的时间也会持续比较长。 从中再国际化战略来看,应该说大的战略方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国际化的发展是中再的长期的发展策略。我们肯定是从长远来看来看待目前的一些影响,同时也分析市场的变化,期待我们在下一个市场转运的周期里面,能够充分的能够研究市场,能够有所作为。 关于车险综合费改,之前我们说车险有一次费改、二次费改,这一次叫做综合费改,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一次到位了。既然现在改名叫综合费改,我认为说的改革以后,车险整体的改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到了监管希望达到的目标。 这次综合费改总体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保障的责任范围扩大;第二,风险的费率在下降;第三,保险公司的附加费用率的手续费率有强制上限。 在我们看来,总体体现了监管的以民为本的思路,谋求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去中介化,从而使车险恢复到以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这个大的方向上来。 改革的直接结果表现在我们的指标上,赔付率会进一步的上升,费用率会显著的下降,整体的综合成本率会更加趋向保本的方向。 市场的各经营主体分化也将更加的严重,大公司整体上来讲要占据相对的主动。小公司由于销售费用已经压缩到很低,所以经营会出现进一步的困难。 如果说我们没有打破现有的这种经营模式,按传统的方式去经营车险,基本上可以说是经营不下去的。所以对于商车的综合费改,我们要从整个监管的大方向上去把握,怎样彻底地去中介化,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获客,并以最优异的服务去服务客户,应该从这个方面利用科技化的手段创新了我们的经营模式,这也是对整个行业的倒逼机制。 Q5:针对信用保证保险,是否有数据可以说明新进业务的表现,例如其综合成本率是否有小于10.55的?另外,公司上半年车险的综合成本率是多少,预期下半年会如何?车险改革对再保险业务有什么影响,量是否会有变化?最后,国外寿险再保险表现强劲,那么公司预期下半年或者2021年会如何发展? A5: 大地的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上半年取得不错的增长,但是行业出现了负增长。主要因为个别的主体发生了一些风险事件。除此以外,从我们同业的数据来看,还是有很多公司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速。其实对于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大家虽然都叫同样的名字,但是各家主体的经营模式还是不太一样,甚至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要模式大概有两类:一类是自营模式,一类是通道模式。 通道模式主要是通过平台或者其他渠道跟保险公司合作,由这个平台来进行投保;自营模式其实就是保险公司自己来获客、核保、风控、进行保后的催收管理。 而且我们面对的目标客户主要是个人贷款的客户,相对来讲风险比较分散,而且单笔的额度都不高,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有条件有能力来控制好信用保证险的业务品质的。 就像刚才提到的今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确实有的客户的还款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复产的推进,我们的客户的还款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我们的坏账率是在5月份达到了最高,甚至达到了两位数,但是5月份以后一直到现在,呈现逐月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我们对于信用保证保险的风控和承保利润还是有信心的。 至于新进来的业务品质,我们是对于区域结构和客户的分层结构都做了针对性的控制,对高风险地区的客户做了核保的准入的控制,对于风险评级为比较高风险的这类的客户也是进行了核保的控制。新进来的业务更多的是我们中低风险的这种客户群体,这个客户群体目前已经达到了85%,相信业务品质还会进一步的好转。 关于车险的问题,由于疫情影响,在一季度末左右出现了赔付率下降的情况,整个综合成本率有所改进。那么随着整个疫情的缓解,复产从现大多数半年度来看,实际上跟去年同期比并没有显著的改变,大的趋势仍然延续了过去几年赔付率上升、费用率下降的趋势。展望全年,车险整体上,赔付率上升、费用率下降这个趋势将持续进行,利润边际也越来越薄。 结合商车综合费改的指导思想,也是和我们商车费改的总体监管意图也在不断的靠拢。上次综合费改对再保的影响比较有限,因为我们整体组合里面的车险的占比已经到了30%以下,综合费改以后对我们的影响主要可能是由于综合费改导致的综合成本率的压力,通过再保传导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承受一定的这种综合费改对商车的效益的影响。 关于寿险再保险海外业务这一块,2020年上半年发展较好。下半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的总体策略还是稳健经营。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积极发展。 主要的业务策略方面,首先还是做储蓄型业务,因为我们海外子公司,跟其他国际再保险公司相比的话,只是刚出去的一家公司,对于国际再保险市场,无论是数据、产品、市场了解也比较有限,甚至客户关系也没有充分开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做我们擅长的事情。 在储蓄型业务方面,目前主要的市场集中于香港跟新加坡,今年下半年甚至是明年,我们还会扩展到其他成本比较低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像大陆的外币业务等等,逐步的向外走是我们大的想法。 在资产端,我们也会积极的考虑投资于境内的一些企业,我们不仅仅做储蓄企业,还会在财务再保险和保障型业务方面会进行一些试探性的工作,尤其在财务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会依托总公司在财务这方面的实力优势,在不同的地区开展工作, 在保障型业务方面,我们更多的也是依托于总公司的在数据产品方面的经验,希望借助这方面的经验向外输出,比如说在产品方面的经验等等,这一部分的工作还是在开展过程中,预期在短期之内不可能成为业务的主流。 2020年-2021年,储蓄型业务仍旧是主流,财务再应该会有较大的发展,保障型业务会有适度的开拓。 Q6:重疾修订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下行,从再保视角来看,这样的变化对于直保公司分保意愿是否有影响?怎么判断直保公司的分保利润?最近两年整个直保的渗透率是怎样的趋势?对于直保市场一些中小保险公司被接管,是否有相关建议给到这些保险公司?目前,直保和再保的净投资收益率在下行,主要由于每一类资产下行比较明显,预期未来两年到期情况如何?假设国内目前偿债利率维持现有水平,这一类资产收益率是否会明显下跌,之后趋势会如何? A6:首先不同产品对重疾发生率有不同的敏感性,所以不同产品的话确实价格会有不同的变化。对于目前市场上主流产品来说,都是终身的重大疾病产品。目前,这类产品的价格会适度下行,但是下降的幅度非常有限。但对于定期寿险,定期的中期险,尤其是比如说保险期限在5年、10年,年龄在20岁到50岁之间,价格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因为这类产品对重疾发生率的敏感性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不仅仅是由重疾发生率来确定的,实际上重疾发生率只是一小部分,比如说像利率、费用率等等都是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只有重疾发生率变化的时候,总体来说应该说价格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一个方面,关于价格会不会导致再保险分出意愿变化的问题。实际上财产险和寿险还是蛮大区别的。 财产险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比如说承保利润下降,再保分出的意愿或者再保的分出成本要求节约的这种现象。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业务,所以当前来看这个成本是看不出来的。我觉得应该说目前来说这种需求是旺盛的,将来的话这种重疾发生率的分出需求仍旧是旺盛的。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定义下的重疾发生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保险公司对重疾发生率有很多的不了解,需要再保险公司帮他们去做。 第二,新定义下,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是老百姓真正需求的?我们和直保公司都在摸索。 关于我们有没有跟分支公司在新定义下产品合作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跟市场是保持紧密合作,我们一对一的这种客户交流是非常多的,几乎跟所有的公司,尤其是主流公司,我们都在做一对一的交流,并且我们会发布一些产品的一些趋势,比如说我们未来的重疾会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轻症会出现什么样子的? 这一类的产品特征,我们跟市场还是保持紧密的沟通。我们也是跟市场共同探讨。所以,我们觉得分出率还是比较旺盛,并且刚才也提到了目前新定义下的这种重疾发生率相对会稳定一些,所以对我们再保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会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一块的业务做好,也是成为我们下这一个保障型业务发展的一个重点。 关于年化净投资收益率同比下降的问题,由于分母也就是我们说的平均投资资产,今年上半年的增幅比较大,原因是保险业务规模同比增长比较快,所以导致可投资资产相应的增长。其增长的幅度大大高于分子,即净投资收益的变动幅度。 投资到收益的产生有一个时间,分子分母端不是同步变动,所以我们会看到年化的净投资收益率同比下降了0.43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如果从净投资收益的绝对数的角度,那么净投资收益实现同比也是增长的,而且增幅是正常的。 然后关于你提到的,对于国内长期来看,市场的预期固定收益的收益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的对策。首先从整体配置的角度,我们还是积极的先做好权益投资,因为确实在大的低利率的环境下,我们从中长期是相对看好权益市场机会的,同时在固定收益的投资的领域里面,那么我们会统筹好现金流的情况,抓住在这个过程中间市场的收益率回升的阶段,那么从配置的思维出发,加强债券存款,包括金融产品等各类固定收益产品的配置力度。 同时我们也会合理的利用债券基金,包括可转债,包括二级债基等来捕捉市场的机会,来增厚收益。在重视安全边界的情况下,我们不断的积极开发新的投资品种,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Q7: 海外业务中拖累综合成本率的主要产品是什么?这些产品合约通常期限是多久?寿再推出的长期终生防癌医疗险的客户反馈情况如何?以及产品范围是否会扩大到一般住院费用? A7: 新冠的疫情对国际再保险的影响面还是比较广,从国际上看,包括责任险、信用险、营业中断。 对中再而言,那么我想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财产险这方面,还有一个特色这个方面,对我们有一些影响。 从现在的具体的数字来看,直保公司向再保公司索赔的数额目前还不大,我们预期综合赔付率是110%。综合赔付率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突破性的发展,现在是总体上平稳状态,当然最后还取决于疫情的最终的发展。 如果剔除疫情的影响之后,我们的综合赔付率比往年同期还是有比较大的幅度的下降,总体上来讲业绩还是表现很稳定的。 另外关于对保单的期限的影响,因为我们的保单基本上都是一年期的,再保险的合同基本上都是一年,我们每年都是来续转,所以从现在看可能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可能还是今年的业务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一些。 关于终身险防癌医疗保险问题,应该说这个产品5月份上市以后,市场反馈还是非常好的。应该说这是市场上第一个终身型终身保证的医疗险,解决了老百姓的这种投保不可持续的痛点。目前来说的话销量还是比较稳定的,并且这还是我们没有做大的推广的情况下,若做一些推广可能还会有大的上升。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普遍都是老年人买。实际上我们发现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有。这个所以总体来说的话,这个产品目前来说经营还是向好,无论是赔付还是销售这一块总体还是不错的。 关于提到扩展到一般住院报销,目前情况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主要的困难应该还是一些风险点的存在,包括从监管机构角度来说,作为审批这个产品确实也觉得难度会比较大。比如说像持续医疗通货膨胀,社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变化,死亡螺旋等等,监管还是比较关心这些问题。 像这种终身的医疗险,在海外实际上碰到的问题不少,经营的有些产品就出现了经营困难的问题。所以从监管机构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也能理解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长期医疗险应该说下一步是发展的重点。目前的监管机构在这一块的产品的审批报备应该还是比较活跃的。 据我所知,有几家大型的保险公司的长期医疗险都已经报备。然后产品都在销售,比如说像太平洋人寿的长期医疗保险,他这个应该是15年期的。市场反应特别好,卖了几个亿的保费,应该说还是非常受老百姓喜欢。 未来的话,我觉得像长期医疗险,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过去的一年期的这种医疗险的续保问题,现在实务过程中界定不清楚,所以老百姓分不清到底这个是一年期的,还是长期的,还是说保证未来投保是有持续保证的,这个分不清楚,所以长期跟一年期的话区分不开,长期这一块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今年2020年的年初,监管机构出了一个叫征求意见的通知,这个通知实际上就把一年期的这种产品说得很清楚。如果征求意见真正实施的话,长期医疗险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包括像防癌的终身医疗终身的防癌医疗保险,这一块的话市场的吸引力会更大。 我觉得未来老百姓对风险的认识以及对产品的理解更深一些时候,好的产品应该会得到老百姓的这种支持。
这个论坛的主题我认为选的非常好,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疫情期间的财富管理。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于经济、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来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经常认为这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用风险概念来确定的。 我们这个论坛主题是: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振荡与恢复,我想这个恢复是一个很乐观的词语。我们人类依然是包含乐观的情绪来展望未来。我记得11年前,我跟曹老师(曹远征)在一个论坛上也在展望,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当时最悲观的人认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5-6年,但是大家会看到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回到过从前。所以说2013-2014年,宏观经济学界用了一个“长期停滞”来形容从2008年到201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目前,我们在讨论当前的这种形势,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长期停滞,长期停滞在这种超级疫情的冲击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异?是未来财富管理要思考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面。因为金融的管理不仅仅来源于钞票的发行,来源于对资本市场政策变化的认识,更重要的,来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配合与背离,以及我们如何判断离与合之间的时点。 因此,判断未来这样的一种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个点,但事实上我们会从历史上来看到,大量的经济学家甚至大量的智者都难以看到自己背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会讨1929年经济大危机,世界经济史上最为深刻的大危机,引起人类历史变革重大的一次大危机,我们所有的大学者、大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它,包括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他的日记和他所有的演讲都没有预测到29年和33年会崩溃。当时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叫费雪,他是金融高手,不仅仅是金融理论高手还是金融操盘高手,在28年的时候号召他的学生和朋友举起旗帜进入股市,但是29年的崩盘使他差点跳楼,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种大牌经济学家的言论。 主持人:刘校长,您算不算大牌经济学家? 刘元春:我不算,可以相信我的预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可以预测性,实际上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因此我们在理解未来这种框架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框架。 我来之前,姚首席还在设计我们今天的议题,实际上我们对议题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论,原因是什么?旧理念和新理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说世界经济增长,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用“长期停滞”来形容它,用几低几高来形成它,用低增长、低贸易、低成长、低利率,然后再加上高债务、高杠杆,“四低两高”,来形容它。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依然可能还是低成长、低投资、低利率、低成长,但是有什么高债务、高波动。这几低几高,我们讲的疫情之前的几低几高有没有差别?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关键,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谈到的疫情虽然不是一个导致格局性彻底颠覆的因素,但是它是格局加速性变化的这种催化剂。那么这个催化剂不仅仅带来的是速度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所思考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疫情常态化、长期化,疫情从狙击战向长久战蔓延,世界经济增长会是怎么样。第二个才考虑的是我们应对这些大疫大灾大乱,它的财政货币的行为变异,会引起我们在基本面和金融面的这种变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律、新的风险和新的挑战。 我想我今天就给大家抛一个砖,不要用原有的思路来思考大疫情下带来的变化。 本文为作者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的演讲整理
作者 | 程潇熠 “软件定义汽车”这一记响鞭打在了每一个身处汽车产业链的企业身上。特斯拉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市值超越,德国车企不得不承认“错失良机,落后于人”已成既定事实。 血色将至,未来5年大众计划投入600亿欧元,宝马计划投入300亿欧元,传统巨头开始组建万人以上的软件工程师团队,以期跟上汽车软件发展的步伐。但奥迪前首席技术官、天使投资人Peter Mertens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软件开发不在人数而在人才质量”,扁平化团队才足够灵活敏捷。 Peter Mertens 来源:SAE-AWC 2020论坛官方 “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分布式操作系统”,蔚来汽车前软件发展副总裁、镁佳科技CEO庄莉表示,在架构上缺失这一块,将很难建立一个很好的汽车软件,而这需要“整个行业合作建立这种软件的基础设施”。 庄莉来源:SAE-AWC 2020论坛官方 车企加强软件能力势在必行,但庄莉与Peter Mertens在SAE-AWC 2020论坛的对话中,均不否认硬件的重要性,因为所有软件最终的载体还是硬件,如果无法做到软件与硬件的纵向结合,则“无法带来更高品质的汽车产品”。 这种汽车行业的新业态正不断的加速竞争与淘汰,“隧道尽头仍有光明,但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能走到最后”,Peter Mertens认为,跑得快的企业能够真正打破规则,改变行业。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站出来接受挑战,下一个变革者不一定是特斯拉。 以下为庄莉与Peter Mertens对话节选,经未来汽车日报(ID:auto-time)整理: 特斯拉将取代传统车企? 庄莉:一个好的产品不一定需要每个地方都完美,但需要有一些关键的“杀手应用”或者“杀手性能”,让客户爱上它。类似一个好的公司,也不需要在成为完美的公司之后,才能成为巨头。 汽车相比手机和个人电脑行业的历史更悠久,产品也更复杂,我们不能单纯认为汽车行业会与手机行业的历史一样。但还是会有老的巨头丧失今天的市场地位,甚至在历史中消亡。 如果他们能跟上新技术革命,尤其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这一波浪潮,实现成功转型就可以继续留存。 Peter Mertens:老巨头的衰亡已经发生了,几年前就有一些并购整合事件,金融危机期间大的巨头也经历过破产,比如通用汽车、克莱斯勒需要政府津贴才能存活下来。 这倒不是说他们错失了新技术,而是财务问题叠加管理不善,金融危机导致情况恶化速度很快。这是资本密集的行业,运行得好效果就很好,但如果运行得不好,恶性循环产生后很快会倒下。 现在也是类似的情况,各种各样的颠覆性技术、新的竞争对手以及新冠疫情(都出现了)。传统主机厂不是说都会死去,但未来还会有整合,尤其是在量产车市场,有一些公司会消失,还有一些可能只会剩下一个品牌。整个过程可能会很快,防止这种大变化发生可能需要政府花很多钱投资,以保护汽车行业。最糟的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僵尸企业”,政府需要选择性地投资或补贴。 比如诺基亚是最先有智能手机的,他们一开始做得很好,但并不理解软件、操作系统以及内容的价值,有了内容开源系统才会成功。车的变革也不仅在硬件,而要变成一个生态系统,不光是电气架构,还要升级服务与网络连接性,这些才是现在重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从科技公司(如苹果)学习转变自己的组织(结构),才能达到所需要的速度、效率,让传统巨头做出软件定义的、电动化的未来产品。 传统车企转型做得还不够 Peter Mertens:他们现在做得还不够。传统车企有一些产品必须要不断研发,保证持续出现在市场上,所以已经在技术上进行大量投资了。他们很难进行超快速变革。我们可能要到2025年甚至2030年才能看到这些车企进一步的发展。 最好能将开发周期降一半,这不是公司运行更快就能做到的。而是使用更少的硬件、更多的软件、更多的仿真工具进行汽车开发,这可以将开发的时间缩短很多。内部软件开发较薄弱,可以借助与初创公司或者创业团队的合作,让整个机构灵活敏捷起来。 特斯拉是新的阿里巴巴? 庄莉:提到特斯拉,我们都要思考,它是高科技公司还是新能源汽车企业。从不同的角度看特斯拉的估值,想法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特斯拉是车企,评估的价值主要是取决于特斯拉的生产能力以及销售。如果把特斯拉看作一家高科技公司,关注的则是整体流程效率如何支持技术创新,这取决于公司潜力。特斯拉在行业中确实是一家非常独特的公司,我觉得特斯拉的历史和成功故事很难复制。 Peter Mertens:我认为特斯拉估值之所以会那么高,是因为人们认为特斯拉之于汽车行业,是一个新的阿里巴巴,或者是新的亚马逊,他们认为特斯拉可以解决汽车行业所有的问题。亚马逊也是一个高科技公司,他构架了一个平台,在网络时代基本解决了电商的大部分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阿里巴巴在中国市场的位置也是如此。 特斯拉的软件能力超越了不少传统车企 来源:Tesla 软件能否定义汽车? 庄莉:我在计算机行业工作了20年,后来加入了汽车行业。这两个世界有相似性,汽车行业显然可以从IT行业借鉴一些已验证过的经验。比如AI相关技术中的面部识别系统、语言对话系统、自动驾驶技术等;可以借鉴IT行业的测试方法和经验,做软件的质量控制;以及数据驱动的产品设计经验等等。 Peter Mertens:我想更多从产品定义的角度来说。之前我们有成百上千页产品规格书、服务规格书,包含了汽车内部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服务。德国车企还会将其翻译成英语、日语、中文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花时间的过程。 现在工程师已经不再去读规格书了,更多是从打样就开始思考产品后期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使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小范围测试。我们也需要不断思考开源技术,有相应的深度学习框架,这才能真正让汽车软件承担服务的角色。不过IT行业有一些(经验)确实不太适合用于汽车行业,汽车行业是一个严苛工况的行业。 软件定义汽车是电动化带来的趋势吗? Peter Mertens:二者间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软件定义汽车)是客户需求驱动导致的,和动力总成关系不大。我们习惯用智能手机,也希望手机中的功能可以在汽车上使用,不管这辆车是内燃机还是电动车。而且内燃机车还会存在很多年,10年后其渗透率还会很高,电动化需要长时间变化。 庄莉:不是说电动车上才能做好的软件,其它车也可以。软件定义的汽车是由其他技术所驱动的,是控制力和计算能力的一种折中结果。现在的汽车中有更强有力的SOC(系统级芯片)或微处理器,所以汽车的中央电脑中,主控制器或区域控制器中的功能越来越强,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功能和特性,来使用这些计算能力。 汽车软件开发不需要人海战术 Peter Mertens: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德国车企的管理层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必须要有软件,有软件定义的汽车。过去错失良机导致我们已经落后了,让特斯拉有了很大的优势。 传统车企要跟上潮流,开始投入万人以上的工程师团队做软件开发。但我认为软件开发不在人数而在人才质量。我们内部要保证这个(软件)机构足够灵活、敏捷,就像神经网络一样,是扁平化的小团队,在软件开发中并不是人越多越好。 大众深受软件问题困扰,此前宣布组建万人规模软件团队来源:Automotor 企业建立一个内部研发团队开发软件是不够的。最好是在机构中形成一种更加灵活敏捷的开发团队设置,像小的初创团队一样,公司可以持续对这些小型橱窗团队进行投资,有好的产出时进行并购。这样可以保证IP、知识产权掌握在车企手里。 我也希望全球未来能有更多开源,大家共同开发汽车操作系统,开放体现在能够为联盟内部的成员开放。不过不可能有一个万能的良方满足所有的需求。 我认为在北美、亚洲、欧洲,可能就会有三个不同的操作系统,这样供应商不会面对太多不同操作系统切换的复杂性。这个市场当中可能只会有两到三个操作系统能够笑到最后,这些操作系统上应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在所有的访谈、演讲中,我都想说服大家,或许可以先从欧洲开始,建立一个欧洲的开源操作系统。 庄莉:我们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分布式操作系统,它会建立一个完整的软件堆栈,你可以从中获得全面的用户体验。分布式操作系统就是在不同的部件之间进行协作,每一块部件都会有一个服务的中间件建立在原生操作系统之上。 现在整个行业需要一起合作来建立这种基础设施,也就是软件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是开源的,也可以是不开源的,这两种基础设施我们都在电脑行业、互联网行业中见过。架构上来说缺失这一块,会使我们无法建立一个很好的汽车软件。 汽车工程师不必放弃硬件 Peter Mertens:要做那些你喜欢做的、擅长做的事,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很多头部汽车公司的CEO会说要成为软件公司,但其实汽车还是硬件,还是要卖车。汽车要尽量有柔性、有灵活性,像手机一样,这意味着它是要软件定义的,但看手机行业苹果还是一个硬件公司。 还是需要很多传统工程技能的人才,不过受教育时要跳出框架思考,学一些计算机和编程。不要只关注你受教育的那些内容,成为孤岛式思维者,也要开放接受新的挑战,更有价值是学更多的东西,开拓眼界。 庄莉: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计算机的人加入汽车行业。我也非常同意必须要做那些你热爱的事情。另外,我们需要有跨领域的大学课程内容,让学软件的人能懂车,也让汽车专业的人懂如何使用软件。 Peter Mertens:iPhone和其他这些技术刚兴起时,并没有程序员知道APP该怎么做,然后大学开始有教人们如何设计APP的课程。现在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程序员,甚至自己创业开发APP,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借鉴到我们汽车行业中,我也认为大学应该帮助我们这个行业,学汽车的人不太懂软件和电子,可能是这个行业将来的瓶颈。 共享出行前景堪忧 Peter Mertens:疫情发生后,共享出行在很多市场的接受程度较低。现在从商业运力的角度来说共享出行是不太成功的,很多公司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其中的一个出路,可能是自动化驾驶,但是现在我知道疫情可能会降低人们对此的热情度。 如果疫情长期存在,共享汽车的服务前景可能并不会特别的光明,但决定性因素是疫情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庄莉:共享出行有不同的分享方式,一些分享方式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比如租一个月的时间,在租车前租车公司会进行清洗消毒,不会受太大影响。我们以后要能够保证车有足够的分享的功能。不一定要给实体车钥匙,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下单、操纵汽车的一些功能,所以云端管理系统非常重要。 未来汽车日报
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在这么大的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西泽投资注册在伦敦,总部在香港,主要做二级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分享的都是自己所在单位的案例,是非常实在的一些东西。按照这个路线,我应该分享一下金融科技在二级市场、在资本市场上的应用。实际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最近几年的金融海啸和市场波动,也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表,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今年3月份,在疫情冲击下,美股发生了五次熔断历史上的四次,这些只是在短短三周发生,我们也写了几篇报告,分析了金融科技的量化、人工智能、被动管理和AI风控,改变了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和风险偏好,整个风险收益的分布结构因金融科技的介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大数据、深度学习、人工智能、量化等金融科技的加持,美国整个投资的60%左右是被动管理,是ETF,是平准基金。当市场开始转向的时候,当这些机器人在金融市场上同时发出止损和平仓指令的时候,金融海啸和金融动荡,一定是史诗级的。我们的量化团队也在研发和模拟当前这种“海啸+余波”的风险传导结构,这个后面会有持续的研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我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以及理论角度,来分享一下我对金融科技与信用体系,与中国银行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当前中国信用周期不衰退,只能依靠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来创造新的信用。我在银行工作了八年,我认为金融科技在二级市场更多是对赌,它并非不会创造价值,但是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还是银行,还是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国还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模式,金融生态是围绕商业银行这颗大树演化的。在我工作的八年时间里,恰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银行改革,我在好几家银行主导参与过金融科技的战略规划,也亲身体验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是怎么从神坛跌落而被妖魔化的。这只用了两年半不到的时间。 图源:CIFTIS现场 我今天将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和大家重新思考——在金融科技浪潮下,科技作为一种生产力是如何颠覆式地影响银行。另外,我更多地想从宏观角度来展开,因为宏观角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处于信用周期的末端,已经没办法再创造高质量的信用。最近监管部门为什么要给房地产设置“三条红线”?为什么所有的信用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国企等准国家信用?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抵押品。那么,没有办法创造合格抵押品该怎么办?再叠加经济下行,信用周期处于衰退的边缘。我后面会有切实的案例,给大家看看金融科技是怎么把不能生产信用的动产变成信用的。 从中观,也就是产业周期的角度,银行业最近几年利差越来越窄,中小银行热衷于打价格战,价格战白热化是产业周期顶点的表现——当初白电行业不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开始主要依靠规模,利差的驱动大部分时间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一些个别银行破产的概率越来越高,很多中小银行处在挣扎的边缘,大多数是僵而不死的,就像所有产业的企业都逃不过周期一样。在微观层面,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介绍,如何重构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尤其是在成本函数,物理网点越来越少,过去建的VIP贵宾室,就像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切诺防线一样,建了八年,结果被不断迭代升级的德国机械化部队绕过去,毫无用处,全都是落后过剩的产能。另外,人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很多银行,60%以上招聘,专门招科技专业的,经济类的越来越少。因为产品经理也得懂科技,懂怎么写IT需求。所以金融科技,对银行从宏观、微观到纵观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理解银行业变革大的历史背景。一个农业国家,在三个甲子年以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发现必须要完成工业化革命,否则就会远远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挨打。但是整整两个甲子年,无论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都没有完成这个民族使命。真正的完成是改革开放以后,依靠国家+市场的力量,从乡镇企业开始点燃。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上一波工业化浪潮结束,新一波还没有完全开启的历史关口,这意味着上一个工业化周期的落后产能,都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视为不良资产的隐患,但是商业银行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新一代工业革命服务,顶替上一轮工业革命的缺口。这就是商业银行现在面临的困境。 图源:CIFTIS现场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是我们的货币化进程,体现在过去是粮票、布票、油票,企业按计划在产业链上分配等,现在是靠货币,靠拨改贷。最近几年的货币化运动是棚改货币化。为什么这几年房价比较贵呢?当然我是研究宏观的,但今天我不多讲,简而言之,原来棚改是分房子,现在分货币,当一个拆迁户突然分到200万,他大概率是立即买房子。所以棚改货币化的购买力形成是脉冲式的,大约4万亿左右的基础货币(还要加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喷涌而出,这是这几年新一轮房价上涨周期的主要动因。这个不多讲。 我们重点来看这40年中国银行业一直不断变革,所谓的变革一个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我们说制度和组织形态的变革,从1985年银行由过去先是人民银行大一统,后来分离出专业的银行,后来商业化、股份化,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其实远远落后于整个市场经济,我们真正的发展是2000年以后,二十一世纪,九五年有了《银行法》以后,在此基础上政企分离,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开启了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发展期。次贷危机又是一个分水岭,以后有一个差异化发展,从原来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到现在的零售之王,尽管感觉上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很多改革还没有触到深层。现在,还在不断提公司治理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组织形态的不断进化,包括成立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这些都是组织形态的进化,制度变迁的成果。 刚才提到的是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为什么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业利润那么好?众多行业里面,我认为银行业是利用科技线上化改造最好的行业,整个替代率已经超过96%。但是在金融科技的运用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特别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监管周期为什么这么短促,从互联网金融元年到全面整治P2P,只用了三年。 从理论来说,运用官方语言体系,当前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科技的问题。每年银行业投入几千亿的IT投资,但是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其实可以做到更好。那么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指数级的增长,是遵循摩尔定律的,但是我们银行仍然是依照从公司治理到部门管理所形成的的机关组织那一套,相信这个在银行干过的深有体会。这种科层式结构很难适应金融科技对敏捷型组织的要求,可能更符合去给房地产贷款,给地方平台贷款。商业银行一些商业化的功能开始退化,比如风险管理的功能,越来越多功能开始外包。去年我给一个银行做培训,一家银行的开门红竟然也要外包给第三方了,这意味着功能的全面退化。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路径依赖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客户是地方平台和房地产,但是这些客户怎么做风控?北京某个区的平台贷款该怎么做风险管理,只是把流程合规就行了,坐在办公室和在酒桌上做风控就好了,不是过去那种对企业的风险进行真实的尽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深层次的问题。 图源:CIFTIS现场 我们高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重塑金融产业链。金融产业基本的“宪法”就是前些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它的本质目的就是引导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层层嵌套,也不是监管的套利。但是同样影响深远的是金融科技,科技赋能金融,令人惊叹的是,它让金融也产生摩尔定律,你会发现余额宝如果当成活期存款的话,招商银行需要22年时间才做5万亿,但是余额宝只用6年时间就达到相同甚至更高的规模。当然,你也许会说它有各种历史条件,也有各种别的成因,因为余额宝是跟利率有关系的。但是金融科技的这种渗透能力,摩尔定律能力和指数增长的能力——这些并不是商业银行线性增长所能具备的逻辑。 我们怎么理解金融科技在微观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呢?我们说金融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在供给侧,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生产函数,每个企业都有生产函数,即投入人、财、物,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商业银行的要素是基础设施,包括网点、系统和人,以及创新能力,当然主要是货币资本。在需求侧,则是各种各样的产品,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需求、中间业务需求等等。在拥抱金融科技的过程中,如何重塑商业银行的产出函数,我认为从根本上是组织创新的问题。在基础设施上,比如商业银行的新基建——更好用的IT系统。商业银行的新基建做的比较好的大行,我认为是建行、工行。但是该怎么把新基建构建的平台IT资本运用好,就考验组织的变革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尤其是体制约束的问题,比如现在说要给银行降薪,但这种强制性的降薪会造成大量逆向的人才流失,这是一个逆向的选择,不利于商业银行的人才建设和金融科技含量的提高。 从理论来说,金融科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商业银行资产组合前沿里面那些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转换成未来代表新兴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你会看到,代表未来发展的,代表新经济、新动能、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是处于这个风险-收益区间的。但是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由于各种约束,只能做低风险低收益的政府平台、房地产和国企等项目,这造成了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需要我们金融科技作为基础性力量,特别是强调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的力量。 另外,在信用周期的层面上,金融科技确确实实可以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而不是只能给平台贷款、大国企贷款,我们说这些其实属于国家主权的项目,城投债都是刚性兑付的。造成信用周期结构性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越来越缺合格的抵押资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金融科技加持: 1、从依靠抵押资产,转向依靠数据资产; 2、从主体信用,转向客体信用,我们过去做主体项目是看国企还是民企,现在是看资产的收益率和市场前景; 3、从离散风控,到实时风控,以前一个季度做一次贷后报告,现在依靠金融科技每一秒都可以看到企业经营的动态; 4、从主观评级,到客观评级,过去这笔贷款能不能通过,都是贷审会投审会,拍脑袋看过不过会,现在有客观分析,消除了内部的人情关系; 5、从人海战术,到自动经营,金融科技可以解决人力成本的效率问题。 但是金融科技的最终目的是要要干什么?如何来评价金融科技的投入产出效率?需要进行严格的价值分析,每一个金融科技的动作都要回到ROE,到创造价值,看能不能给股东、银行和社会创造价值。所以我用了杜邦分析方法,时间关系不讲了。 最后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关于农村金融方面的。过去银行不敢给养殖农户贷款,为什么?有些农户养的鸡鸭到处跑,很多抵押的家畜都是从别的地方借的,而且贷款后你不知道它怎么处理,会不会跑了别的地方。现在利用“物联网+大数据+远程传输技术”,给鸡鸭牛配置上GPS定位,放上摄像头进行实时跟踪。而且家禽的价格实时变化后,抵押资产低于抵押要求后,农业企业随时补仓。这样一来,这些原来没法创造信用的东西也创造了信用,创造了货币。这家物联网金融公司,仅一家就帮助银行创造了50亿的贷款,假设有1000家的话,我们可能有几万亿的高质量信用被创造出来,这些都是真实的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而不是仍然集中在房地产中,这就是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功能和信用经济的重构,也是金融科技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赵建院长在2020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
刘世锦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他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 内循环与外循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 最近关于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讨论比较多,其实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理由有如下四条: 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循环,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在国内。循环来,循环去,国内都是源头,都是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国内全民的收入水平。 ❷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相对比较低。中国这么多年,外贸占GDP比重高的时候超过60%,出口超过30%,但是现在出口占GDP比重已经降到20%以下,美国、日本这些都在15%以下,这是大国的一个特点。 ❸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世界上唯有中国,4亿中产阶级在一个统一市场。跟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❹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服务业以本地化、不可贸易为特点,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最近,有人说是中国要由外循环转成内循环为主,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中国经济一直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我想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如果没有外循环,就没有中国目前能够取得的如此大成就的内循环。 不搞脱钩竞赛 服务贸易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目前复杂形势之下,也需避免一些误解。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自给自足也不是什么产业都自己搞,而且都得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封闭发展不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还是要讲全球化,讲参与国际分工,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出现断供的极端手段,大家会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调整自己的产业链。产业链收缩之下,实行某种程度的产业备胎战略,这是无奈的选择。 但是我们搞这种产业链调整备胎,是为了防止“卡脖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是要用的。当然,有些备胎有可能转为正胎,这有利于打破世界上不合理的格局,对全球市场竞争也有好处。 全球化正在面对逆流,需要结构调整,可能停滞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已经改变了。极端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不能代表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判断。 全球化讲了很多年了,顺境的时候讲全球化没问题,现在你对全球化还有没有信心?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中国服务业已经是发展的重点,也是下一步开放的重点,这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各国的机遇。 我想强调两个重点领域。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大部分是本地化、不可贸易的,但是数字技术改变了这种情况。 比如,前几天的欧冠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欧冠比赛发生在欧洲,但是每天晚上很多中国球迷观看这个比赛,数字技术把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服务业的产品和消费主体是内循环,但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规则、技术、人才、营销渠道等等,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外循环。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对外开放的眼界要高一些,力度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我想强调的是,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二者同样重要。要放开对行业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的机会,给他们平等进入的机会。所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程度。 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有五个特点 当前是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较好时机 最后我再说一下,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内循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特点。从外循环来讲,中国应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有五个特点。 特点一: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变化。刚才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确实都处在四十年来的一个低点,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现在在往回收,美国之外的市场还很大。但是就美国本身来讲,中美之间合作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美合起来占世界GDP的40%,中美不合作,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 如果我们还相信全球化,中美之间是不可能脱钩的,最后还是要合作。这个大的趋势和潮流,应该最后还会变回来的,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到这样一个前景。 特点二: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过去我们可能对全球化过于乐观,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现在看来,全球化是有矛盾的,需要进行调整。 全球化有时候可能走得慢一些,甚至局部出现倒退,但是大的方向还是往前走,我们要提高对这种周期性变化的适应性。 特点三:应该更有韧性和弹性,形成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 特点四: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开放是个常态,负面清单的限制就是一些例外。我们应该按照这种负面清单的理念和制度来开放。此前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个“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建议,我本人还是赞成的,中国应该加入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而且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特点五: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方向。
摘要 【李迅雷:当前热门赛道已经过于“拥堵” 核心资产获溢价】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溢价,那就是核心资产能溢价。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寻找确定性的溢价,过去给盈利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低了,给盈利不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高了。 本文为9月3日我在中泰证券四季度投资策略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近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的投资者都津津乐道于“赛道”,但我总担心,当前的热门赛道已经过于“拥堵”,险象环生,近期产业资本减持规模扩大,北上资金净流出,需求侧缺乏新增量,通过,供给侧倒是热火朝天,今年新股发行规模将全球第一,显然,需求趋弱、供给趋强的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尤其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政策导向下,发力点是在供给侧,机会当然也在供给侧——大量的供给不仅带来好资产,也会加速优胜劣汰的步伐,形成强者恒强的格局。 01 大循环和双循环的发力点在供给侧 最近关于国内大循环、双循环的解读较多,有人理解为中美博弈在加剧,我国外部环境较差,所以需要启动内循环,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但是,我认为,通过总量政策来刺激内需的弊端很多,也不能治本,故这一次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思想在于从供给端发力。 其实,我日前也发过一篇文章,叫《为何说今后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供给侧》,跟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相呼应的。一方面,上半年我国加大了财政、货币政策逆向调控的力度,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多次采取降准、降息等措施,使得我们经济基本面出现回稳,既然经济出现回稳,再度刺激效果会不佳,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拉动消费很难,因为消费和居民收入是挂钩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是负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收入,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当前股市中消费,如食品饮料板块表现非常好,但这和我们整体消费疲软、呈现相反趋势的,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还是在-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期望需求侧的政策继续“放水”,而是应该从供给侧角度去思考还有哪些改革举措会出台。 事实上,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不再延续宽松趋势,预期中的降准降息都没有发生,债市的收益率再度上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突破3%。同时,坚持房住不炒,要靠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就很难了,而我国历次经济回升,都是靠房地产带动的;加上制造业与消费相关性较高,在消费起不来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库存会上升,故投资也会比较弱。 需求端的走弱,对于靠资金推动的股市而言,不是好消息。不少人总是把股市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今年以来最大背离就是美国的股市与经济的背离,美国二季度GDP增速为-9.5%,而美股如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则都创了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强刺激政策,极度宽松的政策使得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上半年就扩张了三万多亿美元,当前美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达到美国战前的高度。在这一强刺激作用下,美国消费依然没有起来,美国居民二季度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而消费支出则下降了9%,因此,美国居民储蓄大幅上升,收入溢出效应导致居民收入的很多钱都流向了资本市场。 同时,美元指数的下行,也使得流向中国的资金在显著增加,这就造成了全球范围下的经济与股市的背离。但实际上,这并没有真正拉动内需,全球经济依然是负增长的,美国将达到-8%,我国经济尽管一枝独秀,但全年GDP增速估计只在2%左右。 在这种背景之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虽然无法体现,但能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那么,我国经济结构是如何的呢?我国GDP增速一路下行以来,实际上就步入了分化时代,同时股市也在分化,股市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分化。股市虽然不能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但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先行指标,它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 比如说人口的分化,我们从楼市的表现可以发现,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涨幅非常大;与此相对应的是,去年深圳跟杭州这两大城市的人口净流入量也是最多的,是第一和第二。杭州据说是超过深圳,但这是净流入,如果把农民工的流出因素剔除的话,深圳或超过杭州,这反映出中国人口的分化。 还有居民收入的分化。例如,我在上海经常去拜访客户,就发现上海陆家嘴国金中心奢侈品店门口排队的人很多、高档餐厅的订位很难订到,而国金中心对面的正大广场则有很多店铺关门了。这说明高端消费依然很火爆、中低档消费疲弱,因为疫情之下,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还是很快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9年全国有超过10亿人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万元,也就是平均每个月不到2千。所以,我曾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推测我国有10亿多人没坐过飞机,其实反映的也是一样的现象,因为月收入2千怎么坐得起飞机呢? 不过,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确实很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2019年三年中高收入组的收入累计增长了29%,而中等收入组只增长了19%,差了约10个百分点。实际上,我认为收入数据是被低估的,那么被低估多少呢?我初步估算,低估总额大约占到GDP的13%左右,美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80%左右,我国呢?按官方数据推算,50%都不到,我觉得要到6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是大概率。 这也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为什么我们在食品饮料行业里面,高端白酒、醋、酱油等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价涨幅非常大,一方面,这代表着消费升级,虽然经济在下行,但是消费升级还是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高端消费增速迅猛。这种分化现象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包括我们对应的产业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大家都在讲赛道,一定要抢占有利的赛道,在好的赛道上面跑的速度就会加快,增长就会好。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经济在高增长,传统产业却在低增长,很多传统产业虽然估值很便宜了,但还是没有人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拉动经济。这几年增长更多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少,今年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收入已经负增长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对居民进行补贴呢?我也呼吁对居民进行补贴,但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今年财政的力度虽然比较大,财政发放1万亿元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提高1.6万亿元,但与财政收入的下降相比仅是杯水车薪。我国今年上半年整体财政收入下降接近10%,财政支出增长也比较缓慢。这样来看,财政政策虽然是积极的,但更多是偏稳健;货币政策虽然是稳健的,但上半年更多是偏积极,下半年虽然回归稳健。 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就会增加房地产相关的杠杆;如果通过银行放水来刺激经济,又会增加银行的坏账率和宏观杠杆率,事实上我国今年宏观杠杆率已经明显提高了,所以接下来从需求端发力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所谓的宽信用也很难持久,因为宽信用付出的代价是银行坏账水平的上升,坏账水平上升对银行来说很难承受,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改革来发力。因而,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口号。口号中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漏掉,否则容易引起误解,这也表明了高层的政策意图。 02 大循环和双循环下的投资机会 供给侧的投资机会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包括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疫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供给侧出清。本身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在转型,新旧动能也在切换。有了疫情之后,很多传统行业的店铺、旅馆和工厂都经营不下去了,因为传统产业本身就存在产能过剩,疫情是进一步加速了淘汰的过程。 而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那么更多的机会在于我们国产对进口的替代。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芯片,芯片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了13%,这也是进口占比最大的产品。我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可能很难,但至少可以实现部分替代或者局部替代,那么芯片国产替代肯定是一个好的赛道。除了芯片之外,还很多,如数控机床、精密光学仪器、碳纤维、高级轴承、航空发动机、工业机器人等等。 其次,是资源类,比如原油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很高;又如,新能源汽车及高分子新材料对锂、钴、镍等稀有金属需求量巨大。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及进行新一轮西部开发是减少资源海外依赖的必由之路。此外,还有粮食及相关产业。一旦海外粮食进口受阻,国内增加单产效率或是粮食自主可供的唯一方法。因此,产量更高、抗性和适应性更好的新品种研发、育种和推广势必也将加大力度,对资本市场而言,农业种植和种子的相关细分或将迎来中长期投资机遇。 总之,我们对中长期政策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深入认识和把握。2019年1月份的时候,最高领导在省部级以上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一口气讲了七大安全。我觉得要围绕底线思维下的安全意识去理解政策的着力点。哪七大安全呢?第一个是政治安全、第二个是经济安全、第三个是科技安全、第四个是社会安全、第五个是外部环境安全、第六个是意识形态安全、第七个是党的建设安全。可见,我国现在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六稳六保,确保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把能够考虑到的隐患都考虑到。今后的政策导向也是一样,要围绕这七大安全补漏洞、补短板,比如对原油、天然气的依赖度比较大,我们就要开发西部;粮食安全存在隐患,我们就要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供给端的着力。 03 疫情加速供给侧出清:赛道更清晰,核心资产获溢价 我国资本市场今年也有很大的变化,试点注册制已经推广到创业板,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改革的举措还会有。接下来还有上海的进博会,今年又是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的三十周年,同时也是浦东三十周年、深圳四十周年,在一系列的改革整数周年庆之际,预期还将通过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包”,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结构问题。而资本市场是推进改革和扩大供给最好的地方、最有效的手段,基本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相反,房地产业要扩大供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了,美国只有60%多,如果再扩大供给,会引发供给过剩,从而引起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采取限购、限价和不让房地产企业过高杠杆率的原因,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限制。 对于股市来讲,现在采取扩大供给的方式,将对当前估值结构和水平会带来影响,根据我们策略组8月末的数据分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等这些好的赛道,它的整体估值水平都已经到了历史的90分位数,估值水平明显比较高,估值水平排在最后面的是银行、采掘、交通运输、建筑装饰、房地产、公用事业、钢铁等等,这些都属于传统产业,给大家的成长想象比较低。今年新股筹资额已经全球第一了,如果再大幅扩大融资规模,这些赛道上的估值水平撑得住吗? 不过,尽管供给侧扩容会对当前A股的估值带来影响,但同时,大批新股上市,可以改变“物以稀为贵”的现状,使得股市有更多的投资品种供大家选择。总之,在需求侧没有太大的增量情况下,机会和风险都在供给侧上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A股市场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变化就是机构的话语权大幅增加了,虽然交易量的80%还是散户的,但是机构的话语权在上升,尤其是2017年以后。 2017年之前,绩差股的累计涨幅非常大,其逻辑是什么呢?公司经营不下去了,就实行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我们可以看到绩差股的组合累计收益到了2017年的第一季度创了历史新高,大大跑赢了全A指数净值;但2017年二季度开始,绩差股的组合回报率就开始大幅度的回落,也就是“壳”不值钱了。现在随着注册制试点的推广,从科创板到创业板,使得供给大量增加,“壳”就更加不值钱了,以后股票上市会越来越容易。 那么,到底有多少股票值得投资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人说只要是科创板就能涨,只要是新股、只要跟科技沾边的、跟医药沾边的,就都能涨,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传统产业通过这次疫情出清之后,我觉得A股市场在今后几年当中,也会面临再一次的出清,这一次出清就是科技版、创新板的出清。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从1980年至2017年,已经有超过1万家上市公司退市,剩者为王,留下来的目前还有3千多家,继续优胜劣汰,推出纳指不断创历史新高。 根据我们的统计,按照流通市值口径,排名前20%的公司目前的总市值已经接近75%。如果再把它细分的话,排名前10%的市值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名后50%的公司,市值占比从2017年初的接近20%回落到目前的不到10%,交易额占比则从35%回落约15%。所以,今后A股四千家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后面的两千家公司基本上就不用去看了,因为它们将来交易量还会持续减少,如香港的仙股市场。 A股今后会和美国一样,就是成分股引领的市场。美国股市哪里有全面的牛市,美国到现在为止退市的股票约占所有上市股票的78%,即接近80%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那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要选择20%,那你怎么能选得中这20%呢?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能溢价,那就是核心资产能溢价。所以,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寻找确定性的溢价,过去给盈利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低了,给盈利不确定性公司的估值水平太高了。 目前,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有利的方面,就是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比例大幅上升,即理财产品的刚兑被打破,很多银行储户的钱流向了A股市场,这是对A股市场利好的方面,今后A股市场的繁荣应该能够持续,结构性牛市的可能性较大。总体来讲,2017年以来,我的资产配置逻辑还是没有变,一方面,传统产业选龙头。1990年美国股市中500亿美元市值以上公司总市值在全市场的占比只有10%,如今已经超过70%。A股目前超过500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还不多,说明中国的行业集中度还不够高,做强做大的企业还不够多,今后将呈现强者恒强、优胜劣汰的局面。 所以,投资股市,首先还是要抓大放小,配置行业龙头或头部企业;其次,无论传统行业也好、新兴行业也好,还是要看企业的科技含量,你有核心技术,估值水平就能得到提升,这是今后大方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风险,一个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存在风险;另一个是疫情还没有结束,可能还会延续,虽然传统产业供给侧的出清在加速,但还没有完全出清。另一方面,要看到随着今后股票的大量上市,存量市场的估值风险客观存在,不要觉得只要选一个好赛道就能涨,可能会面临二八分化下的再一次的出清,即优胜劣汰现象。记得去年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叫“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希望大家要保持理性。 如果去看一下美国就知道,很多互联网公司被淘汰,但留下的都是核心资产,可是你当初投的时候怎么知道谁是核心资产,谁可能要退市?过去十年,每年盈利增长都超过30%的公司有没有,有,但是极少,连续十年盈利增长超过20%的都很少,所以,相信常识,不要相信奇迹。资本市场永远会有机会,但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资本市场或许会持续繁荣,但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分化和利润的集中,我们要把握住的是,分化大趋势下的集中机会。